先父劉芃如早逝，一九六二年時他英年四十二歲，學養豐涵時飛機失事突然間沒了，而我才四歲，小到親身記憶中只有一兩個父親的鏡頭，後來從母親及他的朋友羣口中，又或從父親留下的散文剪報和翻譯書籍中知道他的點滴；舊文章剪報可以讀，舊照片可以看，但永遠不會知道他的聲音是那一種腔調高低，永遠。
父親的中英文水平特別高，代表他服務的《大公報》到大陸或者外國工作的情況時常出現，例如去北京、瑞士日內瓦、法國巴黎等地方，都留有照片，更留有一對他帶回來送給妻子我媽媽的小禮物，一對珍珠貝母胸針，這對一金一銀的胸針究竟是什麼琴我不清楚，只知道琴身貝母溫柔悅目的珍珠光澤多年不變，媽媽珍藏多年後流傳到他的小女兒我手中保存着，現在安坐於我家老奶奶木櫃子中，象徵着兩代人的掛念。
父母親的摯友同事中有一位何巧生女士，我們稱呼她為何亞姨，何亞姨看着我家兄妹長大好熟好熟，母親離世後我仍然每年帶着茶葉蛋向何亞姨拜年聊天，她老人家高齡八十多時眼睛看不見了，聽到我人到聲音到好高興，說說當年和我父母共事的日常瑣事，又說說我小時候如何如何，好親切。
有一年，何亞姨從抽屜裏掏出一個鵝蛋形的胸針，說是某年我父親從外地公幹回來時分送了好幾個不同的胸針給報館的女同事們，她得到這個漂亮的鵝蛋形雕花木胸針，十分適合別在當時六十年代日常穿著的旗袍領口位置；幾十年後，何亞姨決定把它送回給老同事的小女兒留念，這枚樸素雅致的木胸針，如今也放在我家老奶奶木櫃子中，象徵着兩代人的友誼。
或是貝母或是木，均非貴重材質，但這些胸針，何其美好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