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新年之間去高雄短行。除了出席公祭余光中先生典禮，順道小休。世界太擠擁，連北海道也變成了小香港，找一處地方呼吸生息愈來愈困難。
二世古、芭堤雅、布吉，據說連南極，今年也有三千名中國遊客浩蕩出發，世界人口突破七十四億，是一場大災難。六十年代毛澤東已經誤以為「人多好辦事」，後來的西方專家對地球人口增長也盲目樂觀，認為人多會刺激經濟消費，人多會引發更大的創意。沒有想到的是：尖端高科技加人工智能，還有國際金融和跨國企業的遊戲，令少數人推向極富，而其他沒有技能的愈來愈加入低端人口的龐大陣營。
反而中國則因為缺乏文明世界的章法，社會達爾文定律，即使品格低端，社會結構低端，只要不擇手段，自行摸通門路，八十年代是靠送禮，現在則靠吹牛拍馬和行賄，反而由低端向高端的上游行為比歐洲和美國更容易，亦即「賺錢機會更多」。
一切視乎做人的原則和意義：你願意堅持什麼，捨棄什麼，正邪之間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國人致富的速度和途徑確實比西方國家更快捷。不過有機會就有風險，沒有風險，也沒有機會。譬如加拿大一名牙科或眼科醫生，不會將診所結業，「傳奇」地成為南美哥倫比亞一名軍火運輸商，失手在羅省被捕。
從那裏冒出三千人有能力和「視野」去南極一遊？當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解釋中國現象或研究中國問題，必不可以憑以往的一套準則，不論是社會經濟還是政治道德。
高雄彷彿被世界遺忘。周末夜間九點鐘，大街已空無一人，黃的士排成長龍。舉目都見到香港客，可能台灣是一個廉價版的日本，有如飛機頭等艙和商務位聖誕新年假期就是日本，台灣則是經濟位。我問的士司機年輕人都去了哪裏？中年伯伯說：「都在呀，不過只是每月工資少賺一些而已。有辦法的都跟着大企業去了中國或跟父母移民了。」
這樣特別的清靜，很難想像，三十年前的「亞洲四小龍」之一。那時看台灣電影，包括《家在台北》、《養鴨人家》，台灣的城市和鄉村都有各自的繁榮和豐盛。高雄聖誕前後空氣污染，一如香港，的士司機說是工廠造成？「工廠不是都搬到大陸去了嗎？」我問。「也不一定。況且近年台灣商人在中國吃虧了不少，夢想破滅，許多都搬回來了。」
台灣蔡英文上台，中國抵制台灣旅遊，喧嘩的旅行團大為降低，寧靜的享受增加。但大陸只抵制台灣，不抵制金門，由廈門可以乘五十分鐘渡輪登島，不必辦繁複的手續。因此金門變成了「小尖沙咀」和「閩南版羅素街」，只是歐洲的名牌店一時追不上節奏，還沒有登陸。
走進西子灣的中山大學校園，氣氛純樸，一株當年余先生與另一個詩人周夢蝶曾經閒坐對話的樹下，那幾張木凳子，成為像耶路撒冷的哭牆一樣，變成了傳奇。我看見樹間掛着許多心意小木牌，大學生真心喜歡這位老教授。就是這一份純樸的人情，香港的大學校園不見，或許因為什麼港大校長人選、李國章風波，令香港年輕人對大學教授視之如「建制派」。台灣則早有民主的通道，中山大學校長即使屬於綠營，成為余光中治喪委員會主任，致悼詞讚譽有加，一點也沒有政治偏見，這一點難能可貴。二〇一七是喧嘩的一年。新年有許多新願望，都知道不切實際。許多人祈求世界和平，走在高雄的大馬路，我的新年願望只盼這個世界人如果可以，盡量少生一些，清靜一些，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