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電影票房下滑，戲院銀幕雖有增加，但上座率和收入，卻逐年下降。
一齣中國大片如《長城》推出，背後有政治目的，企圖憑一些「大片」衝向國際，輸出軟實力，但可惜電影的投資結構不正常，老闆的女密友被捧為女主角，與荷李活巨星麥迪文平起平坐，此一潛規則特權，遭到中國影迷一眼看穿，網絡抨擊踩踏，鋪天蓋地，連中國官方也頒布「不准妄議中國電影」。
相反一些小品如《七月與安生》卻拍得清新可喜。《七月與安生》講一對中國少女的故事，追逐一名鮮肉型帥男，十年恩怨糾纏不清，潛在的卻是女同性愛。一切不可明講，但利用含蓄的鏡頭和對白，表達了這一代女生的壓抑感。含蓄留白之處頗多，戲味直追杜魯福的《祖與占》。這才是中國電影的正確方向。
當然，電影無所謂正不正確，只看票房，也沒有任何「方向」。指定一個方向即成行政干預，會發展為獨裁。但看《長城》這類所謂「國產大片」，每一格電影都流露着投資者、編導、演員的焦躁症。因為成本巨大，生怕收不回來，特技誇張，動作激烈，生怕買票進來的觀眾視覺上不滿足，沒完沒了的飛天和打鬥，一代觀眾這種電影看多了，走出戲院，登上網絡，一個個也患了狂躁症。
《七月與安生》貫穿全片的，卻有一份難得的恬靜。中國人最需要的是一份靜下來的心情。民間生活已經喧噪沸騰，觀眾買票進戲院，想尋找九十分鐘逃避。影像、音樂、主題，可不可以少一點動作和暴力？
荷李活戰爭片《鋼鋸嶺》、史匹堡的《雷霆救兵》都是傑出的軍事戰爭電影。但子彈橫飛的動作鏡頭，跟隨劇情需要有所節制。中國的「大片」卻由頭打到尾，令人想起六十年代末，台灣有幾年興起的武打片風潮：那時男主角都是大俠江彬，奸角十之八九是易原，或者由香港過來發展的陳鴻烈。那一年看了一部電影叫做《血豹》，情節早已忘記，八十多分鐘由頭打到尾，血濺銀幕，英雄打不死，吐一口血跌倒在地之後，鯉魚打挺，回氣再上。中國觀眾連看電影都展示了某種視覺的口腔期，追求飲食無窮無盡，像河南的流水席，總之吃得愈飽愈好。
中國觀眾最後都懂得取捨，覺得都看動作，不如直接荷李活。荷李活的科幻怪獸大片，十之八九卻又為中國市場訂製，出現反智化和動作氾濫的傾向。但歐美的電影觀眾，除了十七八歲擁抱一包爆谷、一大紙桶可樂的癡肥打機一族，還有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譬如一齣追究納粹大屠殺責任的《大否決》（Denial），在中國不可能有發行的名額，香港也沒有人買，只有在國泰航機看。
這幾年真正值得看西方小品，也只能在飛機上看了。電影事業出現「腦退化」、同時又「視覺大躍進」。這樣的「地球大體化」又怎會不令太平洋兩岸的愚眾愈來愈蠢呢？狂人總統上台，打破此一秩序，希望也令中國的電影業間接得利，找回失去的靈魂和人性。
文/陶傑
圖/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