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有點尷尬的是歐洲知識界。五十年前，他們一度也是毛粉。
左派知識分子總要有寄託，正如基督徒永遠要相信死後經末日審判，可以上天堂。一九六七年，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成為英國和歐洲左派一廂情願的一種幻想。英國工黨一位知識分子彭東尼（Tony Benn），本來是貴族家庭之後，受到胡志明和毛澤東革命理想的激勵，宣布放棄貴族銜頭，他的名字也由貴族的Antonny改為工人階級的Tony。
彭東尼是博學之士，對社會和文學都很深認識，獨是對遠東的中國一知半解。他時時拿一個煙斗出席倫敦反越戰的集會，反對美國侵略越南。彭東尼形象英偉瀟灑，成為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左派學生的偶像。
加上此時女明星莎莉麥蓮和珍芳達都相繼訪問中國和河內，回到美國發表觀感。莎莉麥蓮又名「傻大姐」，五十年代紅極一時，主演過威廉韋勒的《雙姝怨》，演一對潛在的女同性戀者之一。喜劇《花街神女》則演巴黎的一個妓女愛上警察。戲中常演低下階層，不知是不是如此潛移默化，竟然相信起毛澤東的文革中國是美國應該仿效的目標。
珍芳達則跑到北越，會見越共，回來之後大肆批判美軍在越戰的「暴行」。這兩個女明星本來全職演藝，對於政治，演藝界的人一向所知不多。然而有點名氣，最怕這種人，總想實踐一點「理想」，就像人有錢了，總要追求國家認可和社會地位，亦即俗稱「上神枱」。
莎莉和珍芳達在美國捲起一股旋風，和約翰連儂的反戰歌聲，內外呼應，一時嬉皮士吸毒性濫交，將毛澤東的「文革精神」開放在大西洋彼岸。
然而中國人在大陸，卻因為鐵幕封閉，不知道西方的誤解和荒謬。偶然有西方學者來中國，參觀人民公社和幼稚園，出來發表幾句捧場話，中國人都十分興奮。「文革」的高潮，雖然是林彪企圖刺殺毛澤東失敗，死於外蒙。但毛澤東善於調度形勢，即刻宣布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尼克遜貴為美國總統之尊，肯親自來到北京，令許多海內外華人覺得很有面子，認為以前美國欺負中國人，現在總統也移樽就教。
中國人的自卑感，加上崇洋情結，對毛澤東的文革起了某種移情的投射效應。就在這個時候，李小龍由美國回港，拍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門》，在戲裏將外國人和東洋鬼子拳打腳踢，落花流水，更將文革毛澤東的神話效應推向另一個層次。
文革雖然在大陸是瘋狂，但過了羅湖橋，在自由世界，卻演變為一場狂歡舞會。西方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絕對無知，一心以為毛澤東就是馬列主義當然的合法繼承人。毛澤東自己的飄飄然，以為史太林死後，國際共產運動的第一號頭目，非他姓毛的莫屬。毛澤東看不起克魯曉夫，認為克魯曉夫尋求與美國改善關係，是向帝國主義投降。然而毛澤東邀請尼克遜來北京，也被北韓和阿爾巴尼亞視之為投降。共產黨頭目之間，夾有太多的眼紅嫉妒、私人恩怨。
毛澤東後來更邀請了美國的黑豹黨領袖訪問北京，呼籲美國黑人在美國展開恐怖主義襲擊活動。換言之，如果今日毛澤東在生，他會接見伊斯蘭國的一二號人物，讚賞他們的行為，進一步鼓勵他們在紐約和倫敦發動恐襲。
「文革」就是一個如此莫名其妙的時代。可幸香港的紅色暴動，很快被英治的政治鎮壓成功。麥理浩來香港，推動香港本土意識，為新浪潮電影新時代的到來埋下了伏筆。香港人雖然看見五花大綁的浮屍，天天沖在香港，都會珍惜英治時代的庇蔭。他們沒得吃，死於武鬥暴力，「我們」卻在百花齊放的殖民地時代夜夜笙歌，歡樂年年。
香港人有感於不同「中國人」，其實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場暴動，已經是分水嶺。後來大陸改革開放，香港人一度被感動，紛紛北上投資設廠，教會共產黨走資，一心以為中國會走上文明正常之路。後來當然連續大失所望，因為「六四」，也因為其後二十年的倒退。
今日回顧「文革」就會明白，香港和中國遲早都會分道揚鑣，其中的恩怨情仇，只是一場誤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