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左翼小說家陳映真逝世。陳先生去得寧靜，原來已經臥牀長達十年。
文化界人士說，陳映真在北京比較寂寞，但身故之後卻榮獲中國政府禮遇，送入八寶山，陳大師應可告慰。
陳映真是七十年代一個火紅的名字。他的小說寫台灣基層百姓，本來沒有問題，但不幸在國民黨戒嚴時代寫這類題材，有同情「無產階層」之嫌。因此，陳映真被告發，說他思想親共，作品赤化青年心靈。在此之前，他已經被判過十年監禁。
不要忘記，七十年代是卡斯特羅和哲古華拉走紅的十年。越戰在遠方，泰國左派學生示威遭到右翼鎮壓。一九七三年智利政變，社會主義總統阿連德被殘殺。尼克遜訪問中國，又令全球炎黃子孫的自信心大增，覺得連美國總統也親自來朝拜了──其實國際外交不分彼此，但可能中華民族受到的屈辱實在太長。七十年代是民族自豪感大量釋放的時代。
陳映真常穿一件黑毛衣、黑襯衣，喜歡穿一對涼鞋，不著襪子。如此形象，當然十分的小資產階級。他學習馬克思主義，反對美國的跨國企業剝削，同情全球貧苦大眾。如此視野本來很宏大，但不幸那時台灣戒嚴，觸犯此等禁區，亦即觸犯當時的法律。
如果有人指摘蔣經國時代囚禁陳映真是壓制自由，我希望同一批人今日也會為劉曉波請命。但是他們不會。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卡斯特羅鎮壓異見分子是正確，而智利右翼總統皮諾徹特鎮壓異己，則是錯的。不幸陳映真終身也持有此一雙重標準。他的一大驚世之作，亦將由歷史銘記：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曾經攻擊過他左傾的余光中寫詩支持大學生，但一度以革命、進步、反建制自居的陳映真，卻贊成天安門廣場的暴力鎮壓。
這樣一來，這兩位文化人就出現微妙的移形換位。一向被指為右派的余光中，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以左派的面貌出現，反而陳映真成為極權統治者的幫兇。
所謂陳映真現象，就是七十年代全球左翼思想的一場流行性感冒。陳映真也曾傾慕過的四人幫和毛澤東思想，經不起時間考驗，消忘於無形。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也一一遭到否定。陳映真晚年如果能移民泰國清邁，同情泰國的雛妓，寫小說也為富士康和深圳東莞的廉價勞工鳴冤抱不平，繼續討伐地球一體化跨國企業的罪惡，那麼他貫徹始終，身後的名譽會清潔許多。
但左翼知識分子永遠天真得可愛。他們像瞎子摸象，看到了這個世界的局部，而自認為已經擁有了全局的真相。根據此一偏見，他們盲目開出藥方，或喊出激情的口號。因為他們有影響力，尤其有許多大學生擁戴，將一代人引向自毀之路，可謂誤盡蒼生。
陳映真晚年中風，據說成為植物人，對於他自己，不能不說是一種福氣。如果他四肢健全，到處考察，看到中國大城市的自然生態毀壞污染，看見西方將生產線搬來中國，在中國政府地方官的合作之下，一齊「開發」，合力剝削中國下層工人，比起他早年在台灣《夜行貨車》那一類支持無產階級的批判，簡直是大巫見小巫。他如果在大陸有旅行的自由，不知他會不會看見全局，如果看見了，又敢不敢說出真話？
陳映真活躍文壇的時代，香港和台灣的文藝青年甚眾。香港的所謂文壇，也有左右兩代。余光中對陳映真的政治立場提出了批評，導致他在香港文化圈也遭到極為刻薄的人身攻擊。雖然一個是詩人，一個是小說家，但余光中的才情在陳映真之上。對不起，我這個結論不帶任何政治，而是文學的判斷。
陳映真的小說，語言也很簡潔，有時太像散文。他的拉丁美洲風格，很容易召喚一大羣熱血青年。香港年輕一代，從黃雨傘到佔中，一度也很「陳映真」：反建制、反地產霸權、反專制獨裁。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兩地的電視台完全可以連線與陳映真做一個實地的辯論，但有可能嗎？
陳映真終身反日本、反美國、反國民黨。他雖然活到八十歲，卻早就合上了眼睛，而且比眼睛更早的是他一早就關閉了心靈。他活着還是已經死了，最後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華文世界的文化人在紀念陳先生的文學成就之餘，或許需要警惕，文化人真的不要隨便沾上他們毫不明白、陰險萬分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