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灣書店事件愈搞愈大,令中國外交形象空前低落。當然,最高層有人認為:個人權力利益生死攸關,到這個時候什麼國家形象也管不得,這又是另一回事。
香港一九九七年移交中國,各類所謂反共政論雜誌,不但沒有關門,而且生意愈做愈旺。街頭報攤的「中國政情」月刊,一九九七年之前才三數本,現在則滿地春筍,因為多了許多大陸消息人士移居美國,他們與大陸各政治派系保持溝通渠道。自由行開通,中國人最喜歡買,名牌shopping完畢,搭幾本反共內幕書刊私下帶回鄉下,好過帶一包吉品燕窩。
中國人內鬥,喜歡倚仗外國勢力。在美國辦幾本雜誌,遠交近攻,雖然出版人仍然是黃皮膚,但是「美國」這個白種人國家的招牌,可以嚇倒中國人。他們在美國領了綠卡,又沒有其他謀生技能,回家把門一關,一張書桌,對一副電腦,十年八載可以不必說一句英文而只維持鍵盤打簡體字,不只能生存,而且還發一筆小財。
香港十八年來,經歷江澤民和胡錦濤兩朝。「一國兩制」的界線尚可相安無事,理由之一就是香港的報攤展示的風景。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英治時代有一度屏障:五十年代以來的南來文人,由早年的周鯨文開始,已經利用香港做「中國觀察」的前哨。香港不只有一道鐵絲網用望遠鏡瞭望風景的落馬洲,六十年代的《明報》「北望神州」的內幕專欄,令報紙一級風行。
當時美國出資金在香港創辦「友聯出版社」,設在又一村達之路,出高薪聘請司馬長風、徐東濱、胡菊人等,編匯中國大陸的政情文件,包括「文革」中紅兵批鬥的大字報,出版刊物,叫做《祖國月刊》。有專人翻譯成英文,送交美國國務院。
中共叛徒張國燾來香港避難,還可以安然住在赤柱的聖士提反書院──當年香港英治政府特別安排,打通關節,讓張國燾長住如此山明水秀的一角──張國燾寫下回憶錄,送交《明報月刊》出版。
當年《明報》創辦人查良鏞親自開車到赤柱,付出兩萬元請張國燾動筆,如此眼光、如此手筆,香港以後幾十年,再也沒有。
香港向來是觀察大陸的氣象台,一百年來如此。毛澤東即使在「文革」最瘋狂的時候,也沒有干預香港的反共報紙雜誌。冷戰時代,香港的報刊天天指名道姓,大罵毛林周,毛澤東有此胸襟,完全不予理會。如果當時毛江之中南海下一道聖旨要追殺這個、綁架那個,香港勢難有招架之力,即使有港督和英軍也擋不住。
這是香港幾十年來的「政治規矩」之一。江澤民和鄧小平當權,對此並不喜歡,但不得不容忍。因為今日你掃了這些刊物,明天也沒有渠道替你放料。共產黨是很有理性的現實功利組織,雖然打壓言論和出版自由,一計算到鬥爭的利益,各方自然會維持平衡。
銅鑼灣事件顯示,這種自毛澤東時代以來的政治平衡,近一兩年卻打破了。而且不是立法廿三條,也不經過梁振英政府下手,而是由最高錦衣,直接抓人,可惜動作相當粗糙,不知執行過程中發生什麼事令以前的局面均衡,完全破壞,香港大洗牌,三兩個人不知就裏,就在這種變局中成為犧牲品。
凡當此變局,身陷中國政治鬥爭的人,不論有意還是無心,都要記「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中國傳統智慧。前中國新華社社長、共產黨員許家屯,不就是在關鍵時刻開溜到美國?加州空氣好,美國人的食物又新鮮,美帝將許家屯養至今日活到一百歲。香港的讀書人,鑑古知今,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