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當年在紐約的歲月，除了演藝工作外，我也積極參與一些國際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例如協助大學接待一些到訪的藝術家，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戲劇家及學者，因為他們需要懂戲劇的中英傳譯。而他們的到訪，亦無形中讓我對八十年代的新中國加深認識。
就在一九八三年，我便代表紐約新劇作家協會（New Dramatist），與一位國際知名的美國戲劇教授前往中國訪問，那是我自從十歲離開中國大陸，廿五年之後，首次回國。
那次旅程給我很大的震撼，因一九八三年的中國仍是很貧乏，物資很不足。雖然我們自費住在當時最好的北京飯店，但同行的美國教授對中方的接待仍有很多意見，因而不停地數落中國的落後，我禁不住跟他吵起來，直到現在仍記得當時很激動地對他說，若他如此侮辱中國或中國人，我便會立刻離開，到訪是為了認識他們，要用心去認識，而不是看人家如何接待你。難得那位教授有寬容的胸襟，他聽後不單明白，還跟我道歉。最後，我們得以順利完成北京、武漢及上海三地的訪問。
這次的訪問大大提高了我對當時中國戲劇環境的理解。通過初次認識的朋友，例如中國劇協的趙尋、劉厚生先生以及名導演黃佐臨先生等，令我深深體會到世界戲劇是一家。另一方面，有感當年中國跟西方的距離，自己能夠有多年在外學習和實踐的機會，是何等的寶貴。那種曾於演畢《北京人》後出現的尋根念頭，又再一次浮現。
今日再次憶起當年的回國之行，原來意義深遠，首先是紐約新劇作家協會對我的信任，才有機會代表他們出訪，而當我作為美國戲劇同仁的同時，能自覺地維護作為中國人的尊嚴為其二。最後，也是最大的領悟，就是作為一個當代華人戲劇工作者，有機會將中西戲劇作出客觀的比較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這也是我們這一代戲劇工作者最寶貴的使命。
（本欄隔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