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書展的主題是「武俠文學」，由「武俠小說不登大雅之堂」，四十年來逐漸升級演變為「武俠文學」，原來不僅中國人可以吐氣揚眉，武俠小說作家也可以了。
武俠小說宗師是金庸，有如太陽系中的太陽，而梁羽生、古龍、溫瑞安、黃易等，還加上最近中國大陸冒起的女武俠小說家鄭豐，應可算是「九大行星」。其中以梁羽生這顆行星最出色，應該可以說是「地球」──因為梁羽生的小說也兼具歷史地理、語文對聯，還有豐富的古典詩詞，有如地球上有水和動植物。
讀梁羽生的小說可以提高中文程度。例如讀其回目的對聯，對庂整，而且其詩詞頗有嶺南派作風：因為梁羽生的性格與金庸不同，金庸有政治家的城府，梁羽生則有赤子的童真。
金庸很會做生意，懂得將武俠小說商品化。一九七五年金庸重寫修訂，將版權由以前的小書局本部回購，另立明河社，精裝出版，每一版附有中國書畫文物包裝，說明武俠小說的時代。這種包裝的市場學，即刻將武俠小說形象提升，不再是街邊租書檔破破爛爛的閒雜讀物。
金庸在七十年代中封筆不寫小說，一張報紙仍要維持銷路，怎麼辦？金庸請來古龍頂替，在副刊右上角連載《陸小鳳》。事後證明，陸小鳳系列是古龍的精品，配上雲君爐火純青的插圖。因為查先生的報紙畢竟靠武俠小說起家，二十年不到，副刊沒有了武俠小說，招牌缺了一角，四處選拔接班人，正如耶穌看中保羅，金庸找上古龍。
古龍沒有令金庸失望，他的小說一早另開風格，文筆完全現代，不理會傳統俗套，而且書名有突破：《流星蝴蝶劍》和《天涯明月刀》，不再叫什麼「英雄傳」、「恩仇錄」之類。《流星蝴蝶劍》這種書名，與中國詩詞「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其實一脈相承。但七十年代，武俠小說有這種書名，就接上電影的蒙太奇鏡頭，分開新面。古龍的小說將武俠文學帶入另一意境。
金庸將古龍引入香港，發揚光大，若換了其他的文人，怎會放其他後輩出人頭地？不怕青出於藍？但金庸有胸襟自信，他知道古龍寫得再好，也好不過自己，而且是屬於其他品種。金庸的小說如果是正室，則古龍寫來寫去，無論如何艷麗，都只是偏房妾侍。聰明的大婆，從來不會嫉妒妾侍。
豈知古龍四十八歲因為酗酒英年暴卒，倪匡跑到台北送喪，在棺材裏放了四十八瓶白蘭地陪葬。古龍活得痛快，死也激烈，像一顆流星，他的作品像一叢蝴蝶，其中劍光四射，短暫的一生也與經典書名相符。
古龍死了，報紙還要武俠。於是金庸再找傳人，看上了香港出身、台灣留學的溫瑞安。溫瑞安的《四大名捕》也在《明報》連載，後來拍成電視劇。經金庸品題之人，定必聲價十倍。因為不但他肯提攜後輩，而且慧眼識人，不會亂捧。
以後的武俠小說，因為好事都給別人佔了，要創新改革，是愈來愈難寫。黃易和鄭豐都各有千秋。鄭豐是女作者，生於改革開放，中國傳統文化在文革中摧毀，按道理，一縷香火已經斷絕。但中國大陸是山川仍盛的文化背景，無論紅兵擲爛了多少古蹟，多少還有點靈感的地氣。所以鄭豐的小說又寫出了一重不一樣的園林。
香港下一代意識走向獨立，排斥「大中華」，武俠小說算不算「大中華膠」的產品而遭到下一代摒棄，我不知道，但只知如果香港年輕人不論好醜，將一切「大中華」當做一場颱風水災之後飄過來印簡體字的塑膠垃圾，則不一定是所謂大中華之不幸，而是香港年輕人的損失。
從前的一代還會在課室偷看武俠，今日香港年輕人則上課下課看組、上論壇，大罵政府聯絡遊行示威。武俠的俠義，你可以說融入了今日公義鋤奸的香港下一代的「社會公義」，算是一點阿Ｑ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