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灣書店事變，連續五人，像英國偵探小說家阿嘉泰姬利斯提的作品一樣，一一消失，其中一位還在香港地域內被秘密蒸發，香港人極度恐慌。
中國為何要冒摧毀「一國兩制」的國際天譴，而「綁架」一個書店股東？問題當然是這家書店名下的出版社，出的書對中國某一兩人的地位和權力有摧毀性的影響。
否則不會出此下下之策，尤其當前中國的第一號人物，正在四處外交活動，派錢豎威。形象面子極為重要，引致英美歐盟相繼譴責，顯示錢派了出去，形象還一樣不堪。
所以，就要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了。但書到用時不但恨少，原來一覺醒來，香港已經沒有真正的問題專家了。
中國觀察家是一門專業。五六十年代，由於大陸南來知識分子在四十年代末，隨同國民黨和其他黨派，與中共有直接交手的經驗，而且當時毛劉周，加上林彪，兩條路線的鬥爭脈絡清楚，利益衝突鮮明。所以那時斷症，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直到一九七六年預測大陸的政局衝突、毛周權力鬥爭、收拾劉少奇之後，如何林彪處境危險，都預測準確。
當年的中國問題專家有趙聰、司馬長風、徐東濱、許冠三等，他們多在美新處或美國資助的友聯出版社支高薪而做研究。當年《明報》，在這方面也有心得，派出記者到羅湖上水九廣鐵路，截訪北上回來的香港客，問他們豬肉多少錢一斤、夠不夠分配、雞蛋和白米有沒有，資料搜集起來，刊登一兩成內容。將資料集中，理性分析，就可以推測中國的糧食夠不夠，大陸發生了什麼事。
研究中國需要高度的科學精神，不可為感情尤其是對極權的厭惡而左右。就像醫學一樣，面對細菌病毒，醫學研究員看顯微鏡，不可以動情緒，只要口罩戴足、衣袍著夠，清潔生的防範措施採行有效，就不會染上菌毒。
當年的中國問題專家，還有一位是前民國時代青年黨黨魁李璜。還有一位是曾參加過紅軍、後又脫離的軍人龔楚。最高資格的一位，名叫司馬璐，早年在延安參加過中共，後來大徹大悟脫離，一九四九年南來香港，創立雜誌《展望》。司馬璐今日還健在，年紀老邁，在美國頤養天年。
還有一位叫周鯨文，五十年代末期才泡出來，寫下中國在共產黨統治後最早十年的親歷記錄。至於張愛玲也算半個中國觀察家，一九五二年九死一生逃來香港，寫下小說《赤地之戀》，記述大陸土改真相。凡此種種，今日看來，都是珍貴的史料。
但二十一世紀，上一代的學者先賢紛紛不在了。司馬長風年僅六十， 一九八○年，由於工作操勞，在赴紐約後在機場急性中風逝世。司馬長風至少可以多活二十年，但那個時代，文人的生活擔子很重。今日香港就缺乏一位像司馬長風一樣的風骨人物。
面對大陸的變局，新一代看不慣，也沒有經驗。民主自由的口號十分浪漫，但示威遊行、唱歌、宣揚大愛，無法改變現實。殖民地時代，中國問題專家對香港政府也卓有建樹，政治顧問偶然會私下見面，詢問意見，其中香港與大陸一河之隔，在最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也有驚無險。
那時除了香港有運氣，還有人才，尚有豐富經驗和智慧。在今日，變為特區的香港，這幾樣似乎一件也沒有。這才令香港陷入真正的不設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