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就很喜歡聽鬼故事，不但主動跪求人家講，無論真人真事，抑或聽得出來為嚇人而編造的傳聞，一律歡迎；旁邊有人耳語，只要聞到那股靈異味、聽到一兩個字發音接近鬼的、神情語氣看來很嚴肅的，就會湊近去，唯恐漏掉了我那一份。
聽過那麼多，像家裏累積的雜物一樣，捨不得丟掉，卻放在暗角裏，有沒有過都沒分別。至今印象鮮明，最有電影感的有兩個。
中文大學裏，有一個辮子姑娘經常出沒，一鳴驚人的起源是，有人看見她背面，長髮紮成辮子及肩，隨口喊她一聲，一轉身，竟然也是一條辮，這時候，已經分不出哪一面是辮子披面，臉龐與後頸莫辨。
這個，味道有點像《驅魔人》最經典一幕，鬼上身的女孩在驅魔中途，頭顱忽然一百八十度扭轉過來，咧嘴而笑。當年放映到這一幕，戲院裏還真有觀眾尖叫起來。
戲院這種隱蔽空間，沒有過傳聞，簡直對不起觀眾。另一個就發生在早已拆卸的東城戲院─為免影響人家生意，是因為改建了才把戲院名稱記下。那為什麼要記名？要的，有如寫作，故事細節愈多愈逼真，要嚇人要感人，無非同一道理。
話說有人中途去廁所，當然又是廁所，廁所不鬧一下鬼，也對不住人。那人解決過後，洗手時照鏡子，倒映出來的，居然是神情異樣的陌生人臉孔，那人大驚逃走，走道上遇見另一個要如廁的，便慌忙告知剛才遭遇，誰知對方又來一個咧嘴而笑，說：你認不出我了？鏡子裏那個人就是我。
要為兩個故事評分，辮子姑娘是要輸給鏡中人的。恐懼感若只靠畫面，便不可持續發展，場地才是重點。一般人不會經常在晚上去中大，正如《驅魔人》那一幕，驚懼過了也就忘了，像所有難堪回憶，雖然記住了，也淡然了。身處鬼上身現場不常有，戲院與廁所，卻與人常在，辮子姑娘再恐怖，也不過是吃着花生，旁觀他人的驚懼；好比移民港人，在美加、在台灣，看着香港新聞，即便感同身受，起碼是在一個安全的角落裏慨嘆，然後繼續過自己的生活。
生活離不開廁所、鏡子、電梯、電視、電話，所以，東城戲院的故事，鏡中人人有機會自危。《貞子》在日本之所以能夠嚇死過幾個人，應該是因為電視與電話，每一刻都如業隨身，胡思亂想下去，下一個可能就是你。
可惜我沒機會考驗自己，但是在戲院裏看到女鬼從電視機爬出來時，旁邊有人失笑，人影響人，我也就此覺得爬出來的姿態，繁複尷尬得有點可笑。後來再經過張家輝這麼一惡搞，我想任何人的恐怖回憶也給洗刷乾淨。
日本那幾個往生者，若早知有張家輝這一幕，可能覺得枉死了一場。怕什麼呢？恐怖感惡感源於敏感，可是只要夠聯想力，自行添加喜感，哪怕本來可惡可恨可怖可惜可悲，天下無一不是可笑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