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八四年，我在美國已經有十六年了，想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但身為一個亞裔的美國戲劇工作者，怎樣在這裏繼續發展下去，我實在沒有答案。
當時美國社會出現一個現象，因少數民族爭取權益而得來的結果：在不同的行業，都要預留一個空間給少數民族的持份者，有所謂限額制度。本來這未必是件壞事，但在表演藝術行業，便很容易造成一種被動甚至分化的效應，一就是既然有保障便毋須努力，另外就是配合不了就各做各的東西，要像我早年在加州專業劇團得到的那種實踐機會就很難再有了。
對於藝術工作者被標籤化，被限制發展空間，我都是很難認同的。
正當這個時候，收到我在香港讀書時的戲劇啟蒙老師鍾景輝先生（King Sir）的來信，說香港將會成立一個培育專業人才的演藝學院。問我是否有興趣回港執教？如果有興趣的話，他會推薦我。
我確實有興趣，真沒想到香港居然有這麼一個新發展，感到很興奮，但同時也有不少顧慮。畢竟我已在美國十幾年了，好不容易才打入美國的戲劇圈，一旦離開，便可能再難有回頭路；另外，亦不知自己能否適應當下香港的環境，以及人與事。最後，我還是決定試一試。
當年的面試是在紐約茱莉亞學院（Julliard School）進行，並邀請了該院的教務長（他是演藝學院的海外顧問）擔當選委主席。可能是我心情緊張，面試時一直咿咿哦哦地問一句答一句。怎知主席突然問：你認為你有什麼資格可回去擔任表演系主任這一職？我就好像被擊中要害似的，一口氣地說了起來：「我自小認識中國戲劇，然後在美國學習西方戲劇，並取得最高專科學位，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做過這、做過那……我認為自己是時候為香港培育下一代了!」面試到最後，那主席居然說一句：你是應該回去的！
就是這樣，至八五年的夏天我便回來香港了。
（本欄隔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