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紀事】黃任匡醫生: 醫民合作 一定不能讓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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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紀事】黃任匡醫生: 醫民合作 一定不能讓歷史重演

二月六日,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第四天,當日有超過六千四百人參與;同日,屯門醫院心臟專科醫生黃任匡自願加入”Dirt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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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重同業罷工,自己沒有做這個選擇,因為我是真的做不出來;另一個原因,就是罷工的前提是認為政府會着重香港人的生命健康,所以以此作談判籌碼,但我不認為是這樣,如果政府在乎市民生命,就不會讓警察以暴力對待年輕人。」黃任匡說。

「入伍」前,他與多名醫生都把頭髮「剷青」成軍裝頭,以避免頭髮沾上病毒;亦跟同事商量處理方法,如有隔離病房病人病情突然轉差,就要插喉及做心肺復甦;醫護要防止自己受感染,穿卸保護裝備亦不厭其煩地重新學習一次,大家有了共識:「無論如何都不能夠讓歷史重演,一定要保護好每一個同事。」

二〇〇三年,屯門醫院的謝婉雯醫生因替病人插喉而感染沙士離世。

髒組與淨組 醫護壓力同樣巨大

黃任匡說,有些同樣自動請纓入伍的同事,已準備繼承謝醫生的遺志,但新症的未知與不確定,不免令醫護人員精神繃緊。他記得有一天,一個斷了手骨的婆婆住進骨科病房,完成手術後,卻發現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十多名照顧過婆婆的同事當晚突然發燒,「挺可怕的」,當晚各人在隔離病房等待化驗報告,很多人哭了一整晚,「這件事反映不論是Dirty team或Clean team的同事,工作壓力都很大,不少人用酒精搓手液致皮膚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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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Dirty team平均每日照顧一個病人需要更換十多套保護衣,因護士每四小時要檢查病人心跳、血壓、含氧量一次(一天廿四小時即六次);期間,有些病人需要護士攙扶更衣、處理大小二便,每次都必須替換另一套防護裝備。加上,醫生巡房兩次,保護衣也會耗用兩套。「暫時是夠用,大家都找方法去節省,譬如幾件事情安排在同一次才做,幾個人的工作由一個人做,如果對象是病徵較輕的懷疑病人,便一次過完成檢查派藥等流程,減少防護衣物替換。」資源緊張,醫護人員隨機應變。大家加強溝通,一致對抗疫情。早班與當夜同事交更時,會開會詳細交代病房情況,醫生中午巡房後,會馬上開會討論下一步治療方案。

身在Dirty team 心繫即將臨盆妻子

即使下班,很多醫護都不會回家過夜,「不怕自己感染,最怕感染家人。」他說,自己入伍期間,亦一直入住酒店,每次與太太相約見面,就隔着一張桌子(保持距離三、四米)吃飯,到三個星期的Dirty team工作完畢,仍不敢返家,先自製14天washout period,安排假期和只從事不接觸病人的文書工作……直到回家。「感覺像回來人世間一樣!」他補充,因為他一直擔心懷胎十月的太太在他「服役」時早產,「可幸女兒待我返出來才出世,算生性。」

他形容醫護人員就像為疫情守尾門,中場就靠市民做好個人防疫措施。他說,在二月第一波疫情時,香港市民的防疫做得很好,那時屯院平均每日照顧五十至六十名疑似感染的病人,主要來自大陸、南韓或意大利的旅客。三月開始進入疫情第二波,則是輸入的確診個案增多,如一些回流學生,通常的病徵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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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旦出現社區爆發,就會是一些長期病患者和老人有事,到時就需要接駁呼吸機,要插喉,要將他門放進ICU,醫療設備有可能不勝負荷。西班牙和意大利死亡率那麼高,就是因為呼吸機不足夠,或者是ICU牀位不足夠。」他以屯院為例,現時Dirty team有十五名醫生,隔離病房已增至第六間,有一些已沒有負氣壓設備,病房開始緊張,只能集中低風險病人入住沒有負氣壓的病房,「但這是不理想的,因為低危病人也是懷疑個案,有機會在醫院裏傳播病毒。」

他說,除了醫護人員緊守崗位外,也靠民間的努力去防止社區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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