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學的終極目的，不是教大家做一個理性和道德的人，而是期望人類能以理性和道德為基礎，建設自由的共同體，並達至永久和平。這些宏大的理想聽來十分空闊，對崇尚實利的人來說，可謂不切實際。也許任何一個偉大哲學家的思想體系，也無法全盤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只是癡人說夢。這些人類思考的究竟理想，不同程度地影響着社會變革的方向，也繼續充當着對不良制度的反思和批判的明燈。
作為一個講求體系完整性的哲學家，康德的宗教觀和他的道德論互相貫通，而最終亦反映出他的政治學。對康德來說，宗教、道德和政治雖然是不同範疇，但它們的基礎其實是一致的。個人的理性思考、道德判斷和宗教實踐，也同時是共同的、羣體的，也即是政治的事情。康德論宗教的長篇著作只有《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與著名的大三批判相比，重要性好像比較次要，但也有人把此書看作他的第四批判。
康德認為信仰可以有多種（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等），但宗教只得一個。信仰包含對超感官的神秘力量（神）的崇拜（儀式、經書、神迹、啟示等），以及個人行為和人際關係的道德準則（美德、善行）。基於人類理性對前者永遠無法確知，神的存在只能是假設。後者才是信仰中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成為宗教的唯一必然要素。康德所指的宗教是制度化的道德實踐，可以容許但不必包含超感官的信仰成分。他認為基督教信仰，也即是以福音書為重心、以耶穌的言行為榜樣的道德內容，最為接近宗教的定義。他甚至主張，當人們慢慢培養出完善的道德感，信仰的成分便可以逐漸減少，直至成為完全世俗的純粹宗教（道德共同體）。
有人可能會覺得，康德其實是打着宗教的旗號去反宗教。這並不是我現在想說的重點。我感興趣的是他如何把倫理公民國度（道德共同體）和法理公民國度（政治共同體）作為比擬。倫理公民國度必然置於法理公民國度之中，屬於其中一部分，但兩者的結構並無不同。它們同樣是人們在社會關係下互相聯結成為一體的方式，分別只是前者靠的是強制性的法律，後者靠的是非強制性的法律（道德律）。而由教會信仰過渡到普遍理性宗教，指標就是前者如何慢慢脫離宗派性，獲得公共性，成為倫理公民社會。
康德甚至把共和體（republic）的三權分立和純粹宗教（道德共同體）的三項至高權威相比。一、全能創造者作為神聖的道德立法者（立法權）；二、作為人類的善意統治者、道德守護者（行政權）；三、作為行使神聖法律的公正裁決者（司法權）。重點是康德在宗教上所指的三位一體的最高存在者（神），其實就是道德律的象徵。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說神是我們不能認識和證實的，但卻必須假設的存在。而這個假設性的存在的一切權威，並非來自超自然的他律（服從神的律令），而是來自由人組成的宗教羣體所共同認可的自律（服從道德的律令）。所以他才能談論「自由信仰的宗教」（religion of a free faith）。
康德在論宗教的時候，其實是重申了他的道德論，以至於政治論。最理想、理性和符合公義的制度─由自由的個體所組成、通過共同訂立的自律所約束、以三權分立的方式運作的共同體。在《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的一條注釋中，康德這樣說：
「我承認我無法接受下面這些有時連聰明人也會用上的說法：『某地人民（在爭取公民自由的鬥爭中）還未成熟到可以享有自由』；『地主的奴僕還未準備好獲得自由』；或者『人類普遍上還未適合擁有信仰自由』。根據這樣的前設，自由永遠不會來臨，因為假若我們不是首先置身於自由之中，我們便不可能往自由邁向成熟。（要讓我們能在自由中有目的地運用我們的能力，我們必須首先是自由的人。）跟我們還處於別人的命令和照顧下的情況相比，自由的最初嘗試難免會顯得粗糙和面對更多的痛苦和危險；但是除非通過親身的（只有在自由中才能付出的）努力，我們永遠不會在理性上變得成熟。〔……〕假設備受約束的人民在本質上不適合享有自由，並以此合理化持續延遲他們得到自由的舉措，這便等同於僭越神的特權，因為神創造人就是為了讓他們自由。無論在國家、家庭或教會的層面，照專制的原則行事肯定會更為方便。但是，它是不是更公正呢？」
強調實效、方便和穩定，往往是政權拒絕變革的藉口，而許多在舊制度中得益的人，寧願放棄自由和自主，選擇服從權威，希求得到權威的照顧。在康德的眼中，這些都是拒絕自立和承擔責任，也即是沒有勇氣自我思考的人。他在《什麼是啟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開頭說：「啟蒙的意思是，擺脫自我造成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在沒有別人的指引下，不懂得如何運用自己的理解力。如果原因不是理解能力的不足，而是由於缺乏決心和勇氣，這種不成熟就是自己招至的。所以啟蒙的座右銘是：Sapere aude！敢於使用自己的理性！」換句話說，就是敢於實踐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