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文化部資料，台灣出版產值近4年平均每年減少40億台幣，出版產值由2012年的352億台幣跌至2015年的190億台幣。2016年未有數據，但「2016年台灣出版界形容為書市冰河期，今年是懸崖式下滑。」城邦（香港）副總經理吳芷琴說。
香港出版產業沒有公開總營業額數據顯示市場走勢大幅下滑，書展的參展商數目及入場人數甚至看似每年持續上升。然而，去年書業負面新聞不絕，包括政治打壓風波、PageOne結業、書店自我審查等，仍可看見香港出版業受到外在掣肘和壓力。出版業作為一地建立知識與文明體系的重要渠道，無論如何仍要重新邁步，在時代的衝擊中，站穩文化中流砥柱的陣腳。從審視困境開始，出版業過盡千帆後，如何在營運的市場導向與文化承擔之間尋求出路？
多元防守 台灣書業
2013至2014年間，台灣有112家出版社倒閉，城邦（香港）副總經理吳芷琴認為，首要的問題，離不開普遍閱讀習慣改變、其他媒介佔據了人們閱讀的時間。而經過幾年疲弱的市況，台灣出版界有點急功近利，「他們是書種的重複性太高，如2015年興起的着色書。」
着色書《秘密花園》大熱，百多家出版社出現羊羣心理，一窩蜂出版同類書籍，一時間市場根本無法消化。接着，《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熱賣，2015至2016年都佔據台灣暢銷書榜冠軍。「這本書在日本韓國都大賣。 也可能近年社會普遍缺乏勇氣，結果又一窩蜂出版各種各樣跟勇氣有關的書，以勇氣包裝希望跑出，一時之間同類還是過多。」
分擔風險
城邦在香港雖然只有一家書店，但在台灣，當初卻是由詹宏志於1996年號召麥田出版、貓頭鷹出版及商周出版三家出版社，結盟成立城邦文化出版集團。2001年底被香港TOM集團併購，至2007年，城邦媒體控股集團旗下共有30多家出版社，包括尖端出版，還有近70本出版刊物。「城邦的出版社路線多樣，某類書籍賣不起有其他書種填補。加上20年歷史，舊有暢銷書始終長存，實用性書籍每年保持銷量。」吳芷琴指出，上年城邦在這種市況中只有輕微下滑。
多元出版是業界生存必備，例如，2016年度出版風雲人物、前城邦元老郭重興，其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就擁有36家出版社、1家雜誌社，包括起初成立的木馬、左岸、繆思等。他標榜以編輯為本，更提倡「給予編輯擁有自己的特色與空間、個性與主張、態度與方向」，又敢於任用新人，不吝編輯獎金留住人才，2016年更一舉新生8個品牌，在逆市中收益增長接近1成。
零散與整合
「惟出版業的經營涵蓋範疇眾多，涉及不同政府部門單位，因而令溝通交流難以集中整合，如現時產業問題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文化問題則由民政事務局主管，但事實上問題往往涉及多方面因素，很難明確分類。」鄒頌華分析。不如台灣文化部的整合，香港出版產業數據零散，難以評估整體狀況。同業很多時只有依據佔市場七成的聯合出版集團，包括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中商），或由聯合出版集團高層組成的出版同學會，所提供的數據檢視市場動態。
禁書禁忌 香港書業
香港情況如何？根據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數據顯示2013年到2016年本地出版機構數目，下跌了50多間。
台灣和香港兩地社會風氣不同，暢銷書種截然不同。台灣成功的《秘密花園》在香港反應已有差距，畢竟香港社會節奏急促，填色耗時，許多人買過一本，許久都填不完。而在台灣大賣的《格雷的五十道陰影》，在香港同樣失色。這事要由《DEEP WEB # 網絡奇談》說起，一眾家長驚見其血腥暴力題材在書店熱賣，隨即於WhatsApps羣組及網上討論區嚴厲聲討，指其沒有警告字句及任何封條。
當時此書已登上誠品暢銷書籍排行榜，也得急急下架。吳芷琴形容，「二級書事件，令書店風聲鶴唳，所有二級書都沉底了，沒有書店敢放出來。新聞關注及家長的謾罵令二級書好像犯法一般，連書展都只可賣一級書。我覺得太矯枉過正， 全世界都沒有書展只能賣一級書。」
準則模糊的管制條例加上書店自我審查，深受其害的不止原意為探討人性陰暗的《DEEP WEB#網絡奇談》和全球熱賣的《格雷的五十道陰影》，涉及政治題材如雨傘運動還有西藏問題等書籍，均遭大型書局冷待。
審查成風
說到審查，中國禁書的打擊對香港市況的影響尤深。銅鑼灣書店事件後，活現香港創辦人之一鄒頌華就上年書展觀察的文章指出，事件「令大家以至全世界真切關注到人身自由、出版自由甚至是商業貿易自由（畢竟出版和營運書店也是一門生意，雖然好難賺錢）的可貴和脆弱，我們視作當然的自由，可以毀於一旦。」
曾一度在書市蕭條之下助小書店渡過難關的禁書市場，轉眼變成令人聞風喪膽的禁忌，相關獨立書店哀鴻遍野。上年Page One結業前，亦曾發現禁書下架。
「香港租金昂貴，庫存情況左右大局。採購誤差，形成倉存壓力，會造成很大負擔，早期不少獨立書店結業不少亦因存貨過多。Page One的情況或許是商品組合不理想，也可能跟經營問題有關，當採購數量增加存貨亦增加，則出現周轉困難。」吳芷琴解釋，這是香港書店不斷退書的原因。一年下來賣到兩三本的書，只能早早退回。沒有明確指引，早已不景氣的書店自不願冒額外風險。在PageOne寄賣書籍的城邦，遭Page One拖欠的書款也預計追不回來。
培養讀者 貼地題材
香港書店龍頭三聯書店，形象傾向貼近市場走向，人文社科類出版業務由九成門市及一成出版組成。三聯副總編輯李安承認整體書市下跌，但同業都想盡辦法生存，「例如從編制緊縮着手，盡量做學校、商場等大小型書展。今天書店業務都需要在門市以外下工夫。」
然而，她相信，「怎麼的社會營造出怎樣的作者。」她以陳美齡的《50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為例，「許多時我們的暢銷書都是台灣書，特別是電影改編的小說之類。但這次是自己出版的書第一名，上年7月出版，卻在半年間刷了8版，共銷2萬多本，一直是三中商暢銷書榜冠軍。」
她分析，書中道出香港家長的痛苦，近年香港社會對教育緊張，即使能力較好的學生也有較高要求。由聯合出版集團高層組成的出版同學會，近日做了2016年的香港閱讀調查報告，訪問了1765名市民，可是也沒有反映出這種現象。李安認為：「一般市場沒有告訴你要什麼，最重要的是需要編輯透過自己的識見發掘題材。」
出版模式實驗
三聯的出版項目推廣，往往以切入社會需要為前提，同時把握社會脈絡，凝聚準確的讀者羣。近期，獨立記者陳曉蕾採訪3年的《香港好走》系列，由於製作龐大而跟三聯合作出版，打破傳統出版和獨立出版二元對立。
對出版社而言，作者、相關機構與書店合作，是在互相配合之下增加推廣渠道。透過不同的脈絡，連繫和接觸到合適的受眾。相比起直接資助，李安認為，政府應從培育從業員的眼光和鼓勵閱讀風氣的根本着手。以書展為例，她認為大可擴闊對作家的定義，或從流行文化着手，吸引大眾的興趣，同時檢視自己的文化強項。
重新定位 電子書
網絡時代對閱讀影響甚大，在電子書市場方面，歐美已由商機無限的高峰期衰退下來，甚至出現回歸紙本的呼聲。在華文世界，卻仍然發展遲緩。
最早開始研發電子業務的聯合電子出版公司，其董事總經理陳鳴華指出，縱觀兩岸三地的情況，香港電子書業務僅佔整體業績一成，但18至30歲的年輕讀者卻有25%至30%對電子書閱讀有興趣，上年業績增長達100%。「電子書與紙本書其實並非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提供不同的閱讀體驗。」
他說，電子書如今的定位，是給予讀者選擇，出版社平均有6成書籍是跟電子書同步出版。「電子書出版成本沒有紙本書那麼高，其優勢是價格相較低廉。」他認為，與其視為紙本書的替代，不如視為加深品牌認識的渠道。
拉進邊緣讀者
他以中國的網絡平台為例，透過節日促銷，刺激電子書消費，有助拉近邊緣讀者羣。「有些本來對某類書籍可有可無的讀者，被促銷吸引，可能開發新的閱讀喜好。」加上網絡平台可追蹤讀者的數位足迹，按喜好為讀者推薦書目，加強營銷效果。
他提到，台灣遠流出版社開拓的「台灣雲端書庫@高雄」，獲政府資助於高雄推出免費電子閱讀平台，提供超過20,000冊電子書及電子雜誌給市民免費閱讀。既承擔文化的社會責任，也有助推廣電子書的閱讀體驗。「政府的資助是否有幫助，很多時看出版社如何運用，他們正是出版實驗的成功例子。」
後記：艱險中奮進
吳芷琴與李安同樣指出，書本閱讀經驗的獨特優勢在於，比起零散的資訊，書本背後是完整的理念，給予讀者思考及沉澱的空間。這是為何書本閱讀在文化產業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走出營運困境之時，書業更重要的角色是回應社會的脈搏，通過閱讀刺激知識追尋和開拓視野。
貿發局的經貿研究數據由2015年的「出版業概況」變成2016年的「印刷業概況」，政府統計處業務收益指數報告中更不見出版類別，可見官方對出版業的冷待。吳芷琴說，自由市場給予資訊流通和營運空間，各種自救模式出也有一些轉虧為盈的例子，不免需要大膽的投資。在浮動的狀態中，更需要準確的市場判斷和積極的營銷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