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4年9月4日，罷課運動正式在媒體公布；而在開學初期，行動在各個校園已隱隱然躁動起來。學聯負責籌劃大專生暫定一連五日的罷課行動，9月22日於中文大學百萬大道的罷課集會，拉開罷課的序幕。
這不是最疲憊的一天，說的是罷課第三天。
7:00am，鬧鐘未響，張秀賢突然扎醒。這段日子，他的身體自動按所需時間甦醒，沒半點怠慢。這天，他要趕往電台接受訪問，節目早上8時開始，一小時內， 他要從屯門的家飛奔到直播室，「7點起來，7點出門」，還不忘帶備電腦、充電器和手機。
這位中大學生會會長，雖然染了「金毛」，但看來還是一個書生型學生。前面瀏海，經常撥頭髮，因聽過歷任會長都會出現髮線向後移的講法，就以「長金毛」 來抵抗宿命。他文憑試通識科奪得5**， 之後考入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打從中學至今參與過包括環保觸覺和學民思潮多個組織，在2012年反國教運動中嶄露頭角，
「我從前負責站台嗌咪。」
張秀賢帶領遊行隊伍，因有多年社運經驗，「已經慣熟了。」
9:15am，節目剛完畢，他便連忙用手機回覆短訊、電話，「這些日子，平均一 天也有二十個記者來電查詢。」他身上有三部手機，一部對外聯絡，一部和家人朋友聯繫;第三部是2G手機，入上太空卡方便應急時使用。他幾乎隔天便在電子傳媒接受訪問，又參與各個時事論壇。
他下一站卻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要到精神科覆診。「預約了10點半，在大概時間登記便可。」他說前年反國教壓力 太大，自己患上中度抑鬱症及焦慮症，一 度要退下前線。「會重複做動作，突然手震。」那時他已開始在一些報章撰寫文章， 也編寫通識教材，「會亢奮得一天寫一萬字文章，之後幾天全無工作能力。」
上年反國教後，因壓力太大，張秀賢需要接受精神科治療。
醫生給他開抗抑鬱藥，藥量由起初十克增至二十克分量，「要好小心，分量太多會躁狂，量少人又會消沉。我想減藥， 但醫生說待我落莊後才可以。」他說，除了罷課運動，還有許多事等去處理，上至一些教務問題、校園設施、深圳分校跟進，下至校巴安排、儲物櫃使用權等，「開學要搞宿費增幅由7.1%減至4.5%，還要處理深圳分校的宿費。」
10:40am，在醫院輪候已經半小時， 他開始焦急。「很忙，但不能不覆診。因復發起來，不是電腦hang機般小兒科，而是 像電腦中毒般可怕。」這次罷課行動，他也略退下前線，負責對外傳媒、通知警方集會遊行的安排等，不作站台崗位。「坦白 說，我曾擔心情緒病會因此復發。但我的主診醫生跟我說過一句，情緒病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的機會，因此患情緒病反而能讓自己學會協調自己生活。」
10:50am。還在輪候中。此時他收到通知，要安排下午3時的遊行路線，由添馬公園遊行至中環和金鐘，他連忙和警民關係科聯絡。「路線和警方一同配合，人數報二十至三十人，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閒聊間，談起臉書內的市民紛紛換上學生頭像，以表支持。「支持的話，為何不行出來?」他說，罷課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政改決議，特首普選必須包括公民提名， 以至提委會由普選產生等，需要其他的不合作運動和公民抗命配合。「這次和反國教 不同，是無得輸。現時我們面對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實在不能只盡學生的讀書責任。我們應以行動帶來一點改變;抗爭並 沒有代議士，我們不能將政改責任交由泛民議員決定。與其靠別人，學生不如靠自己。」
戰友，女友
11:05am，看診取藥後，張秀賢如熱鍋螞蟻，要趕回添馬公園。「吃飯也沒時間。」歸隊心切，但早上沒吃早餐，結果去大家樂買外賣，隨後又到麥當勞買外賣給女友兼戰友的黃菀靖。「她說不吃午餐， 但不能不吃。」
張秀賢說，倘若要流亡，一定會跟黃菀靖一起。黃菀靖就讀教育學院，兩人在今年2月參與遊行時認識。
張秀賢和黃菀靖，在學運中互相支持。
「那時剛上莊，壓力最大和辛苦。做會長不是虛榮感，而是一種責任。一開始， 他在facebook問候，我並不知道(他對我有意思)。後來有天看戲，有朋友爽約， 剛巧他在附近，便一起了。」黃菀靖說。
於她眼中，張秀賢有時像老師多於男朋友。他平時是個大男孩，一提到政事， 就一臉正經的滔滔不絕。「他教我一些政治知識，我不斷地學。五區變九區，哪樣好一點?地區分佈如何?我只是隨口一問， 他卻花了數小時打數據研究起來。」
她欣賞張秀賢這種認真，「不過他食飯總離不開手機。」印象最深刻一次，是七二留守。當初他意志消沉，那一次人數不多，安全系數關係，愈少人就愈危險。 大家在聽六四歌，他擔心地哭了一場。到凌晨，留守的學生高唱《國際歌》。後來 大台主持被捕後，場外的黃菀靖擔心張秀賢，於是重回人羣中與張秀賢會合，「點可以掉低你一個?」兩人最後與羣眾一同撐到天光。「我們三日沒睡。留在大台，還有 何芝君教授。一直到早上7:50警察拉人， 自己行出嚟。」
黃菀靖說話誠懇有禮，她成長於中產家庭，讀女校，自言是習慣商場冷氣 的一代。因在中學讀書時參加國事學會， 開始關心社會政治。「每一天花很多時間看新聞，感到香港面臨的情況是all or nothing。」升上教院，她感到在校園裏氣氛難以推進，只希望同學對事件有更深了 解，遂著力於論述上的宣傳。一對小情侶平日各有各忙，但深知大家在做的事，很 少不滿。罷課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大，但 無論將來遇到什麼困難，仍然不會在危難 時掉下戰友。
漫長的夜晚
添馬公園大台旁邊，幾個帳幕搭成了罷課運動的新聞中心。各學生埋首電腦， 或不斷查看手機，有時說說無聊話。桌上 有不少零食，拖把插滿叉電器，凌亂中， 各人都忙於安排和聯絡，例如落實發言者 的出場次序，盡快把流程安排好，即場列印分發給記者和義工……
台上學生代表表示，香港已進入一個抗命時代。
周永康手中的麵包吃了很久，總被在場人士和記者拉著說個沒完。學聯成員整 天都在團團轉，一些媽媽前來派發甜湯， 不忘向學生叮囑「敵人前，鬥長命，好好保重身體。」新聞中心前面一塊小空地， 每隔數小時便舉行一次記者會，發放進一步消息。
下午3時正。 張秀賢協助帶隊遊行，他暗地說，「很累，行完要好好睡一下。」 他背上擴音器，精神恍惚間也一時忘記把喇叭對向前方。這時加入隊伍的多達500 人，大家穿過橫街和商場，引來途人目光，有的走過時擲下一句:「返屋企讀書啦」，有人嘲笑「日日不用返學最好」。 記者走近張秀賢，問道，「今晚逼爆添馬公園預期順利?」「我答你當然okay啦。」
遊行完結，返回添馬公園的門外，兩 個中大校園記者上前攔截他作訪問，他抖擻精神，向著鏡頭精神奕奕地說話，「民主，以民為主是一個基本的權利;爭取民主，其實就是促進民生，以民主方式尋求濟世興邦之道，改善我們的生活。」說罷便跑回到新聞中心，他沒有睡，卻和同學安排記者會，在場內忙得團團轉。
中學時，張秀賢已在環保觸覺當過數年的成員，處理屏風樓與發水樓等問題， 「我當時負責協助整理樓盤相關數據。後來因為反高鐵跟保育相關，就開始跟進反高鐵等議題，亦接觸到政治不公的問題。 之後在五區公投做過義工，繼續關心時政。
「做社運差不多六年，算是見證了社會的崩壞。以往相對自由的社會，今天成個社會根本就變了。我們剩下的籌碼已經不多，而普選是僅餘的一個籌碼;如果連普選都沒有，香港將來只會更加黯淡。這是我六年來一個深切的感受。」
10:30pm，全日的集會活動結束。 記者會過後，是馬拉松式的內部會議。「昨天傾到凌晨2點，今晚可能更夜。」學生在海旁團團圍圈，行動策略都在這裏商討達成。
凌晨二時，技術人員要為當日拍攝的片段進行剪輯，但太累而昏睡了。
晚上的添馬公園，有數十名學生紮營留守。一些負責看守物資器材，一些只是聚在一起，幕天席地，享受青春時光，彈彈結他，討論政事。
「若是太平盛世，讀書或許有用，可 是現時我們面對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實在不能只盡學生讀書責任。我們還應以行動，帶來一點改變。
「我中學時，從電視看見反高鐵運動， 看市民在立會外的苦行，受到感動。」
睡在長椅上還有一個露宿者。
凌晨3:00，張秀賢和眾人的會議結束。他趕上N969通宵巴士，累得在車廂內睡著了，且竟睡過了頭，突然扎醒時才發現過了兩個站，一仆一碌地下車趕截的士回家。
回家時在巴士上睡過了頭，下車四顧張望，卻未見有的士。
張秀賢說過他的理想。
「我相信在未來十多年內，我都不會從政，因為我相信有更多人比我更勝任。政圈實在是一個單程路，當你有了權力，就難以抵擋其誘惑之處，我認為自己沒有這方面的自制能力，所以實在不是從政的材料，加上自己想在外面多探索和嘗試，吸收多點人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