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權移交的那一天，黎穎詩忙得不可開交。當時她是《波士頓環球報》亞洲分社的記者，才剛畢業，就遇上大事件。那一年，她初出茅廬，還是一個菜鳥記者。
當了十多年記者，見證過不同的大場面，最後黎穎詩退下了火線，離開新聞行業的追趕，卻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記者的生命。她透過《城市日記》這個平台，開始在城市的每個角落裡，收集不同居住在香港的普通人故事，從而窺探一個城市的面貌，一個理想的城市規劃可以怎樣做。或者轉換另一種稱謂。她，是在城市收集故事的人。
由立法會吹水到落地砌政策
入行初期，黎穎詩在《虎報》做了半年政治記者。
那時，很多時間都在中環的立法會渡過，第一屆立法會還未成立，處於臨時立法會的夾縫中。幾乎每一天，她都要跟臨立會議員打交道。很快她便發覺自己不適合。
「經常要在corridor跟那些議員嗲兩嘴，他們會談很多天下大事，你要從中pick up一些事或者意見去寫，但我覺得很口水、得個講字，不是很喜歡這樣工作。要跟所有人不斷吹，就覺得很辛苦。」自言性格內向的她，很簡短地總結了那段日子的經歷。
那麼為何當初卻選擇了當政治記者？
黎穎詩笑了一笑，說到底，都是一種fantasy。「以前的環境告訴你，好像政治記者是最高級，為了證明自己是個叻的人，就應該要去做政治。」抱持這樣的「精英」想象走進去，最後是厭倦地走了出來。後來轉了做港聞記者，才發現那是適合自己的位置，報道水份少，在政策裡頭打轉，報導的都是很實在的事。
直到去了《南華早報》工作，房屋成了她的專線，報導過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房委會外判管理工作、變賣公屋商場…這些後來一一影響着香港城市規劃及面貌的舉措。她仍記得當年對於公營資產私有化的爭拗︰「我當時唔係好buy反私有化那一套，所以也沒有很passionate去報導那一方的意見。」
十多年後回想初入行的自己，她笑言那時處於「未開腦」的階段。
「未開腦」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狀態？黎穎詩說︰「未知新聞應該要怎樣做，人哋叫你做咩就做咩，雖然也會自己搵故仔，但都是人做我做。」
直到後來去英國留學，她說自己才是「開咗腦」。
潛規則下的所謂中立
做了幾年記者，黎穎詩拿了一筆獎學金，到英國留學，攻讀國際研究。「但其實好廢，都是吹水嘢多。」
但是在外國接觸到形形式式的媒體，卻令她大開眼界，她說，在英國的經驗令她對新聞的看法都「反轉」了。
「你睇英國嘅報紙或電視新聞，會發現佢地做嘢嘅方式同香港傳媒好唔同。」黎穎詩說，英國的媒體會有立場，如果覺得某個議題是嚴重有問題，便會重覆地書寫︰「那時讀《衛報》，初次接觸到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這個term，那個年代《衛報》是幾乎每天都有文章指出PPP的問題；又例如看《Channel 4》，如果是重要的新聞可以花上半小時去報導同一條新聞。」
從前讀書學到的是新聞應要「中立、客觀、持平」，然而經歷了這樣的衝擊，她發現做新聞是可以有立場的，於是開始以另一種形式去思考，到底什麼是新聞，又可以如何去做新聞。
那是2001年，香港主流媒體仍然服膺於「中立客觀」的一套標準裡。
回港之後，黎穎詩先後在兩間關注環境議題的NGO工作了一年多，最後又回到了本業中，繼續埋首房屋及規劃裡頭。「開腦」以後，她做新聞的方式不再一樣，從此成了別人眼中的「麻煩記者」。
2005年，市區重建局將利東街及附近一帶納入H15重建項目，當地居民及保育人士進行了一場民間的抗爭。關於重建的事宜，也是黎穎詩關注及報導的範圍，也成為了她多個問號的開端。她說，主流媒體對於重建的報導，有一個潛規則。
「有啲嘢，你是legitimate可以去報的。」
黎穎詩解釋說︰「你可以去報市建局同埋居民賠償的deal，這是legitimate的。」
然後，從根本處去發問及質疑，卻會處處遭到為難︰「如果你去問，發展及重建囍帖街是否必要？在什麼基礎上要去重建？點解香港要重建？點解要有市建局去做？以上這些已經不是legitimate的問題，他們會覺得你已經站了在activist的那一面，若果你問了這些問題，他們就會視你為一個activist。」黎穎詩回顧以前legitimate報道，其實是整個新聞界的潛規則，在沒有透徹了解問題下在表象上的資料持「中立」的報道。
自此以後，她的對手覺得這個人很麻煩，細圍的訪問不叫她，飯局也沒有她的份，甚至叫公司其他專線的同事去。「佢哋就係要搵啲方法令你寫唔到嘢。」收過無數的投訴，但她依然堅持︰
「記得有次做政府山的故仔，當時曾蔭權打電話比老總，話我對佢唔公平。」
作為第四權，傳媒對於當權者的監督，應該是理所當然。最令黎穎詩介意的，不是面對種種投訴，而是身邊的同事，也覺得她很麻煩。有些是當面質疑，有些在背後談論，都是不客氣的說話︰「記者咁寫故仔㗎咩？不停寫同一樣嘢㗎咩？你同啲activist咁friend做咩？」可是，全球的專線記者，也是長期專心報道同一議題，資料來源是多方面的。
黎穎詩依然堅持，為什麼記者不可以這樣報導？她想起大學時候，老師Tim Hamlett曾經說過︰
「佢問咗一個問題，點解香港的新聞來源大部分都是來自政府，點解會咁依靠政府？」
這番說話，也是她用以反駁種種指責她是activist的理據︰「除咗咁，我都唔識點樣去話返佢地。」話畢，笑了一笑。
點解唔可以問呢啲問題，依然纏繞着她。於是黎穎詩決定重回校園，她相信會有答案的。
城中無小事
她去了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先後跟隨過城市規劃及設計系的伍美琴和比較文學系的司徒薇。那時，她仍然處於半工讀的狀態。有感採訪報導的空間愈來愈收窄，她決定離開從事了多年的《南華早報》。後來又在《蘋果日報》做了一段時間偵查報導，最後發覺無暇在讀書與工作之間兼顧，因為想要專心讀書，終於，她離開了新聞行業，沒有太多留戀。然後她遇上了現在的老闆羅健中。羅健中覺得，香港人好叻，自動自覺做了很多神奇的事，只是不被記載下來。黎穎詩提議，那便將這些普通人所做的事寫下來，兩人一拍即合，網上雜誌《城市日記》由此誕生。
黎穎詩是《城市日記》的主理人，這個網上雜誌，收集了香港不同角落裡面，「普通人」的故事，寫過本地農夫、旅行作家、灣仔的婦女街坊、二手書店、隱世藝術家…。她說，《城市日記》沒有什麼新聞觸覺在裡面，有別於做新聞記者時的刺激，現在做的題目都很平淡，一如生活，沒有過多的高潮泆起，但卻把收集回來的故事紀錄下來。
提到記錄的「老本行」，她又再次引用 Tim Hamlett 的說話︰「他說很多時候，歷史書上所記載的都是帝皇將相的歷史，只有大事件。」然而，一個地方，每一天總有形形式式的事情在發生，那些不被記載下來的小事，足以構成一個城市的生活方式及模樣，黎穎詩說︰「如果我是一個個人的故事去收集，其實也是在告訴別人，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希望多些香港人能夠認識這個城市的大小事。甚至將來的人要了解這一個地方，《城市日記》都可以是一個 source。」
記得訪問農夫倫國輝的故事，令她從中反思，原來除了食物安全的議題外，農業也可以成為一種職業的選擇︰「輝哥以前是開的士，後來轉行做農夫，在南涌耕田。他種的有機蓮子到了聖雅各的婦女手上，可以製作成為有機月餅。兩者加起來，是不是可以成為香港的手信名物？」如果人們到外地旅行時，都會買上一些在地產物，那麼香港是不是也可以有「香港製造」？
收集故事的路途中，黎穎詩發覺，透過與人交流的對話，可以知道生活上有什麼元素導致一個人快樂或不快樂。這些元素，恰好是現在的城市規劃裡頭所不重視。「做耐咗就發現，收集故事對於一個城市應該怎樣去規劃，其實是很重要的指標。你可以知道基礎設施可以怎樣去設計、如何運用土地和空間。」她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
不過十、二十多年，關於空間的記憶，容易陷入一片模糊的狀態。
現在香港的城市發展及規劃，在黎穎詩眼中是被政府及發展商所壟斷。沒權沒錢沒勢的人，在規劃裡頭沒有話語權，而這種壟斷式發展，導致城市愈來愈單一，個人機遇也變得愈來愈少。看了這麼多年，她失望，但沒有灰心，更說「城規會要改革」，讓普通市民都可以有機會參與進城市規劃的過程裡，而不僅僅是一個被告知的角色。她做《城市日記》，有這樣的野心。
最後，記者問，有沒有打算回去主流媒體？黎穎詩笑笑說不，只道︰「唔同時間，就想做唔同嘅嘢。」
一個專線記者，她選擇了這樣記錄城中大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