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工時間，中環站，往荃灣方向的月台。「哪架車去尖沙咀？」外國遊客截停他。黃肇鴻沒有多想就說，兩架車都可以。「謝謝你！」目送外國人滿心歡喜的背影遠去，黃肇鴻才踏入車廂。肩膊碰着肩膊，鼻端傳來打工仔辛勞一天的香水汗氣，黃肇鴻的內心突然驚嘆：「我今日終於做了一件好事！」
「為一個遊客帶路，是我全日下來，做過唯一的一件事，算得上是建設社會！」黃肇鴻今日回想，心情依然激動。「可想而知我當時的工作有多頹廢。」
網上Google黃肇鴻，報道都會提及他放棄五萬月薪，離開政府，加入本土研究社。黃肇鴻在大學主修政治及公共行政，畢業之後「順理成章」投考公務員，任職行政主任（EO）六年，曾於教育局、民政事務總署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作。
細閱他的訪問，不是分享在政府工作的經歷，就是討論香港土地政策的問題。聽見訪問題目是「社運八十後」，他回訊說：「我的經歷未必與其他八十後社運青年相似，希望你不介意。」感覺就似記者要求他去見工，他卻沒有一份亮麗的履歷。
生於一九八八年，黃肇鴻笑言自己比較像九十後。「我覺得自己仍然只有廿幾歲，有時覺得，自己正在追趕失去的十年。」
黃肇鴻曾經在余若薇議員的601辦公室實習
合租共居是成年儀式
小孩何時才變大人？或者，應該由離家自住那一天計起。換句話說，黃肇鴻在二十六歲才真正成年。二〇一六年初，先斬後奏，敲定合租地方之後，黃肇鴻才告訴父母搬家，與陳劍青和陳可樂開始共居。同年年底，他遞上辭職信；半年後，他由本土研究社的義工變成全職研究員。
任職公務員的時候，黃肇鴻已經在本土研究社做義工，協助研究棕地問題。
「三十歲之前，我想為社會做些事。」很多家長不想子女搬出去，但是黃肇鴻覺得，要展開人生新一頁，必須轉換新環境。「與父母同住，有一種身份束縛。」老家在太古城，在香港大學讀書，畢業做公務員—一陣撲鼻而來的中產味。
人生第一次搬屋，是一種儀式。從太古城到旺角，從搭電梯到行樓梯，住落幾年，浴室的趟門也壞掉，歪歪斜斜地晾着。月租一萬三千五百元，目測實用面積有五百多呎，尚算值得。客廳沒有電視機，兩面牆都是書，書目橫跨科普政治文史哲。書架用木板和磚頭搭建，是陳劍青的主意。正中間有一張長木枱，最矚目是一部半自動意式家用咖啡機，其他零食和雜物，相形見絀。
黃肇鴻的房間有一面牆是醒目的蛋黃色，油漆由他親自調製。「自己間房自己油，感覺好真實，終於有事情由我自主決定。」入伙那一天，像是去了一個新星球，他暗暗告訴自己，重新開始，要更加努力。
搬出來自住，為房間漆上醒目的蛋黃色，是黃肇鴻的成人禮。
無錢不一定係廢 有錢都可以好廢
「長輩難以理解民間研究是一條出路，不能理解就不能接受，我只好做咗先算。」離家之後，少見面，少爭吵。媽媽嘮叨了一年，配額耗盡，逐漸接受兒子的決定。現在，爸爸久不久還會向兒子報喜，「你又上新聞喎。」
「常有人說我犧牲好大，其實相比起前輩，相比起過去一年的抗爭者，我的選擇算不上什麼。」對於黃肇鴻而言，一切只是「風險管理」。「原本打算儲夠三十萬才辭職，後來又覺得可以儲多一點，去到一個位，數字已經沒有意思。」
離職前，黃肇鴻為自己做過「壓力測試」：除了朋友聚會，每日限用二百元，用Excel記錄使費，發現自己的支出愈來愈少，用錢最多只是去旅行和買書。「肯定自己轉工之後都俾到家用，交完租還有餘錢，就算足夠。」黃肇鴻坦言，以自己的性格，如非遇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可能有今日的經歷。
離開政府之後，黃肇鴻曾在立法會做過研究工作，發現政府的研究着重數字，通常只引用外國的官方文件作為可信來源，局限了政策討論的面向。
中學讀筲箕灣聖馬可中學，他直言同學乖得像一羣綿羊。學校的理科比文科強，成績好一定讀理科，但是黃肇鴻最愛的地理卻屬文科。選科時，與父母商量之後，大家都覺得「讀理科的選擇多一點」。捱過會考，黃肇鴻明知自己不算讀理科的料子，升高中卻堅持不選文科。「我捱得過，回頭就等於承認自己選錯科，好像輸了。」
中七畢業之前，班主任給每位同學寫了一封信。老師由中二開始教導他，在信中道出肺腑之言：「你的思考方式不夠科學，不應該讀理科。然而，你與其他同學不同，我相信，你的思維將會對社會有很大幫助。」
曾幾何時 是一個「常識怪」
那是一種怎樣的思維？中三地理課，有一次考地圖閱讀，黃肇鴻忘記帶量角尺，求救，老師只拋下一句「誰叫你忘了帶？」沒有量角尺，但有計數機。黃肇鴻嘗試用三角涵數sin/cos/tan計算。「我只是想辦法解決難題，沒想到真的可以找出正確的答案。」
小學時，第一次去圖書館，爸爸讓黃肇鴻自己挑書看。別人都埋頭小說或漫畫，他逕自走到科普類。「對我而言，宇宙大爆炸當然也有一個故事。」黃肇鴻後來被學校選中代表學校參加常識問答比賽。「我還參加過太空館主辦的天文問答比賽，得到全港冠軍，今日還能找到那篇報道！」黃肇鴻笑說。
當年全球只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黃肇鴻記得每一個國家首都，還會自己畫地圖。升上中四，學校老師帶同學到郊野公園行山，他才見識到世界並不只存在於地圖。「香港土地有四成是郊野公園，沒有行過山的話算不上是香港人。」
高中沒有修讀地理，黃肇鴻至今仍覺遺憾。高考放榜之後，大學頭三志願他都選擇「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地理，我是非讀不可。」
不過，為什麼選擇香港大學呢？「因為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想要什麼。」就像選讀理科時一樣，別人的意見很主流，都說香港大學最好，「有得揀，當然揀最好。」入學後，別人又跟他說，地理是閒科，雙主修才是王道，黃肇鴻於是同時修讀政治及公共行政。
最初，黃肇鴻以為自己終於有機會好好研究地理，後來卻發現，當時的大學教育依然偏重職業訓練。他說，理想的教學應該像一個書架，將各種學派分門別類，學生可以融會貫通，而非支離破碎地學習一個一個議題。
醜陋的舍堂文化
美夢破滅，加上大學瀰漫一種「過咗海就係神仙」的玩到盡文化，黃肇鴻又因為「大學五件事」（意即做齊這五件事才算讀過大學：讀書、上莊、住hall、part-time、拍拖），自己跟隊上莊住宿舍。「我覺得自己沒有試過，好像沒有資格下結論。當然，這樣做的背後，仍然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麼。」
當年因為「最好」而選擇香港大學，入學後因為覺得課程不如預期，反而荒廢學習。
宿舍迎新，要求新生熟讀每個宿生的名字、學系、樓層、房號。每日都要唱樓歌，直到老鬼滿意為止。黃肇鴻明明是體育白癡，卻因為「傳統文化」加入了壘球隊，要為宿舍贏獎盃。星期六清晨五點跑去數碼港海邊練波，半夢半醒，眼睛還未能睜大就要接投球。一陣怪風吹來，壘球偏離軌道，黃肇鴻尾指骨折。他至今仍然不能完全屈曲受過傷的尾指。
黃肇鴻是體育白癡，入大學跟風打壘球而骨折，尾指至今不能完全屈曲，他銘記認為這是當年奉行「羊羣心理」的教訓。
讀理科，四年，捱過了，住宿舍，捱到一年半，到了極限。「我接受不到宿舍的同袍文化，就像秘密組織。所有宿生都認為贏到個獎盃就是最大成就，所作所為，都與社會無關。沒有一個人曾獨立思考，提出過任何問題。」在黃肇鴻看來，舍堂文化甚至造成職場上的裙帶關係，同一舍堂的舊生可能會獲優先考慮。
堅持了一年半才突然「清醒」？「因為從沒想像過世界有其他可能，一直以來的成長，都未見過其他想像。」母親從大陸來港，一直希望兒子做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在媽媽眼中，公務員是全世界最理想的職業，工作穩定，收入高。當時黃肇鴻尚未跳出「梗要揀最好」的迷思，畢業之後，還試過申請市區重建局的職位，與現在所做的背道而馳。
試過幫林鄭撳升降機掣
黃肇鴻在二〇一〇年加入政府，先在教育局工作，兩年後調職民政署。民政署的工作離不開區議會，黃肇鴻發現，區議會已經失去建立社區的功能。有一次，五名民主黨成員到灣仔民政事務總署要求與署長陳甘美華會面。「當時我就站在門後。」整個辦公室無人懂得處理，署長也未有現身，最後由署方安排保安抬走許智峰與吳兆康。他們要遞交的信件，不斷在各個小隊之間傳來傳去，但一直沒有人將信件正式送交署長。
在政府任職行政主任六年，要他說的話，期間到底有沒有做過哪怕一件實實在在有用的事？他真的花了整整十秒在沉思。沉思之後，他還是說不上來。他做過「品質保證」，花上數小時核對多份文件的字體與格式。他做過「狗仔隊」，在局方有法案需要在立法會通過的時候，留意着議員行蹤。他試過幫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安排升降機，他會先在三十樓等候，一收到同事通報就立刻按電梯掣落樓，好讓林鄭步出廿九樓大堂之時就馬上走入升降機，不着痕迹地迴避記者提問。
陳茂波出席新界東北發展的諮詢會後被包圍（來源：／Carter Chung／EyePress)
諮詢會選在位置偏僻的地方舉行，依然有三千多名示威者到場抗議。（來源：法新社／Carter Chung／EyePress）
離開公務員隊伍的導火線，不是撳電梯，而是安排當時特首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諮詢會。黃肇鴻第一次親眼目睹政治助理，要為老人家安排怎樣拿標語，指揮他們坐在前排造勢。然後，他發現這種「造勢」風氣已經蔓延至民政署和區議會。本來是為了集思廣益而舉辦的高峰會，討論環節還未開始，時任局長曾德成已經有總結的致辭稿。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曾出版《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書，認為社會上至少有一半工作毫無意義，工作本身更成為一種「精神暴力」，甚至成了社會的禍害。「根本就是形容我當時的情況，我不認為自己的工作為社會增添過任何價值。作為社會一分子，我覺得羞恥。」
黃肇鴻說，在民政署工作時眼見政治助理要安排支持者在諮詢會「造勢」，令他覺得制度已開始崩壞。（來源：法新社／EyePress／Sunny Mok）
從政府總部廿六樓 看雨傘運動的帳篷
雨傘運動出現時，黃肇鴻已經調到政府總部，負責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財政預算案中爭取資源。黃肇鴻與同事要撰寫一份報告，說明開設創科局的原因，尋求立法會撥款支持。「但是大家做落發現有相當大爭議，未有深入了解業界需要。」最後，創科局在泛民議員拉布一年半之後，橫空出世。
從民政署調職至商經局的時候，黃肇鴻本來心存一絲幻想，認為民政署的遭遇只是「樹大有枯枝」；結果，他碰到的是「天下烏鴉一樣黑」。
政府總部的二十六樓，設有政務司長和中策組的辦公室，黃肇鴻因公事到訪過幾次。居高臨下，遠眺是夏愨道上的帳篷陣，近看卻是走廊外離地萬丈的日式庭園裝置。有一晚，臨睡前，腦海浮現上司的面孔。「我問自己，生命餘下的日子是否都要循規蹈矩？總有一天，我可能會升到上司的位置，但是我真的想做那些無聊又違心的行政工作嗎？」
加入體制，才發現制度有問題。以前尚會認同制度存在的必要，黃肇鴻今日會認為可以由下而上發動改革。
十年之後 期望落實資訊自由法
在政府工作六年之後離開，同年入職做AO的朋友私訊他表達了支持。「對方說，我做到第十年就會辭職。」到時就不會被扣除強積金內的政府額外供款，金額也有幾十萬。「今年就是第十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會辭職？」
今年踏入三十二歲，黃肇鴻覺得自己只有廿二歲，剛剛開始探索自己的人生，開展真正的事業。「我覺得自己失落了十年青春，待在舒適圈，太多顧慮，不夠反叛，不敢突破框框。」他認為自己應該更早另闢蹊徑。
除了研究土地，黃肇鴻將來會致力鑽研開放政府的議題，為「本土」帶來更多想像。
小孩子無所矜飾，直接表達所需，但是在社教化的過程，很多人學懂隱藏需要。「適應了外在的世界，漸漸以為那個就是自己。」一直以來，黃肇鴻都確實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但真正想要的，他要花很長時間去摸索。缺乏自信、迷茫、人云亦云—黃肇鴻這樣形容昔日的自己。他喜歡問問題，在本土研究社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角色，找到自信。「仍然有些不安，但是感覺踏實。」
其實當年在政府工作，黃肇鴻已經為本土研究社擔任義工，用筆名撰寫的文章早早出現在《棕跡》一書。成為全職研究員之後，他研究過丁屋政策。去年開始，黃肇鴻開始鑽研新範疇，希望透過研究推動「開放政府」的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管治不力，社會更需要相關法例監察政府。十年之後，我希望能夠像之前的棕地和丁屋研究一樣，提出紮實證據和理論，提升公眾討論的層次。到時，才有機會實踐民主。」
這一次，黃肇鴻終於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