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重新上演一場漂書記，（左起）阿超、Judy、劉學成、徐可儀、張朝敦。
西營盤的漂書箱，快兩歲了。4月末，食環署拆走正街扶手電梯外的漂書箱後，三仍存二，一個在東邊街頂端小學對面，一個還在正街，小小的兩層櫃，書漂了來又去，便自成一方世界，織成一道道街坊之間的連結。
西營盤漂書箱的誕生
漂書箱，就是一個掛在公共地方的箱子，讓街坊自行放置、拿取和交換書籍的箱子。漂書箱的誕生，完全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街坊徐可儀常常照顧正街街市對面的漂書箱。約兩年前，有學生因為論文題目，要求作社區實驗，於是找上正街手作坊，裝修師傅用紅酒箱製成漂書箱，安置在臨時公廁的鐵絲網，論文完成了卻沒有收回。做好箱子的第二天，可儀忍不住拍照貼上有三萬多人的Facebook羣組「西環變幻時」，反應極為熱烈，書堆得滿地都是，於是緊急呼籲需要新的箱，趕製第二層，又下雨。
「社區實驗的精神是不要管，讓它存在，但我卻非常擔心。」可儀說自己當正第一個漂書箱親生，其他都是「二奶」，說罷哈哈大笑。
頭三四個月，住在正街的她，忍不住早午晚查看，清潔，修理，甚至會收書。曾經有書遭老人家變賣到中古店，她有段時間做印台，在每本書印上「社區分享」，「後來放鬆了，有時要跟條街的規矩做，不能做太多。」她神情認真。
正街僅餘的漂書箱
社區的漂書秩序
有些秩序需要維持。比方說，下雨會把書帶回家保護，貴價書如大部頭攝影集，她會影相放上網在「西變」羣組，叫人盡快去取，又會選擇傍晚6點收起，翌日中午放回。為什麼？「因為我知道收垃圾婆婆幾時收紙嘛！」她稱為「長時間的教育」，漸漸有人仿效。她觀察，周末滿滿一櫃子書，需要四到五小時散去，便知道是否遭大量取去。東邊街小學對面的漂書箱，則另有照顧者。
半年到九個月後，她發現同時有其他街坊默默地照顧漂書箱，身份不明，估計有十到二十人。遮風擋雨的膠片破爛了，有人悄悄包好修復；箱中有街坊自動定時供應的蘋果；紅酒箱穿洞發霉，在師傅抽空修理之前，已經有人趕忙塞住了……。「西變」羣組經常有人動員合作。
「這是社區自發的秩序和默契。」另一街坊劉學成說。
漂書箱是絢麗的萬花筒，人人觀察到的社區相異。
「太多知識分子了！書很深。」可儀似是抱怨，以為會有許多漫畫、愛情小說，誰料天文地理，到大學教材都有，甚至常常發現厚厚的英文編程書，「原來許多人好專電腦。」好奇一問，有人會取嗎？「無！」話音未落，她立即不假思索地答，「好難找到知音，收垃圾婆婆也不取。」英文書也乏人問津，往往等上幾日。
社區漂書者 貓姐姐(右上) ：《美麗城堡的禁忌傳說》 張朝敦(左上) ：《 香港― 須要答辯的起訴》 劉學成(左下) ：舊教科書《古文觀止》、《 古文評註》等 阿超(右下)：《How to Grow as a Graphic Designer》
從書看見社區面貌
城西關注組的張朝敦一提到書，就像挖寶一樣興奮。「找到一本1974年出版的英文論文。」薄薄的書，名為《香港──須要答辯的起訴》，從經濟、政經體制等分析香港前途，「好夾這個社區！」豈料話鋒一轉，「好明顯是港大學者，『離晒地』那種，完全有那年代讀過大學的氣質。」他指，正街上通半山，下通平民，涇渭分明，主人必定是住堅道或以上的人。
「結論充滿希望嗎？」劉學成立即跟機，「當然！」
劉學成一住西營盤就三十多年，最熟悉平民那一面。他記憶中的正街長命斜，滿是煙火氣重的大牌檔，小販處處，小學同學家開茶水檔，第一到第三街非常多小型學校，比方湮滅歷史中的利瑪竇中學。意外見到幾本六十年代的中文及中史教科書，還寫了注釋，見獵心喜之餘，立即聯想到「退休的中學教師」。
漂書箱充滿活力，張朝敦很愛猜想，說那兩三本佛教、基督教的書，放了很久，「好明顯是傳教」；見過一套九十年代的亦舒，又一堆張愛玲，「一定是一代的少女」捐出來；辦《中西街坊》每月區報的阿超常常見到漫畫，甚至有一整套日本漫畫合訂本，則猜是宅男「脫離漫畫、小說」，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套金庸的《神鵰俠侶》，給人拿去，同時換成一整套《神鵰俠侶》漫畫版。「一大疊書拿下來，其實這取決於互信的。」阿超道。
也有家長拖住小朋友漂書。「漂書箱的設計和高度剛好，放得好貼地。」張朝敦說：「漂書令小朋友細細個學會放手。」東邊街的漂書箱由退休老師管理，貼了補習標語，也有童書。
遇上有人漂書，她自稱「貓姐姐」，常特地買來精美文具、成語書、英語grammar書、繪本、玩具等，每月兩次，留在箱中，原來是她。「我會包好書，貼上貓貼紙，寫下留言，只許他們每人取一件，又叫他們用完試下學包書。」她只想培養小朋友好習慣，「書要愛惜，要交給其他人。」
一漂半年，「我剛搬來時，這裏的街坊對我好好，提點我很多。」她爽朗一笑，說有一次她發高燒，家中壞洗衣機水浸，全靠鄰居幫忙解決。「守望相助啦。」
東邊街的漂書箱多是對面小學生使用，放着《科學疑問為什麼》。
人與箱之間的感情
如果漂書箱百花齊放，代表一個存在着信任的社區，食環署剪去扶手電梯外的漂書箱時，也剪去了社區的一角。4月25日，可儀收到街坊PM，立即衝下去，食環署職員說收到市民投訴。漂書箱「被接走」上七人車一刻，她想上前取回箱子，最終被街坊制止。這陣子少了人漂書。那是隨之而來的陣痛。
那天下雨，劉學成取走了箱裏的書，暫寄在家，豈料，書在，書箱卻從此永別。一班街坊聚在一起，身為藝術家，他開玩笑地問：「如果我是漂書箱，有人剪我，會怎樣呢？」大家愈談愈烈，他回家趕製紙造的漂書箱，接着上演了一場食環大戰漂書箱的話劇。
即使夜歸，他每天總會特地繞路，去看一看漂書箱。「回家見到，才算安心，它已經和你生活融為一體，不知不覺間已有感情，當習慣成自然，突然遭硬生生粗暴拎走，自然會感到不快和憤怒。」他曾到日本、韓國當駐場藝術家，別人的社區早已超前，社區官員及其政策都會扶持民間自發的社區活動，非常普通，漂書箱只是基本。
「港鐵開通了，租又貴，整個社區受影響，你見到街坊好努力建立，自發參與的事，為什麼不容許呢？已經好卑微，並非要保留一棟唐樓、一條街、一個古蹟，只是一個箱，都容納不到，好唔開心！」
城西關注組的Judy為漂書箱申請荷蘭大型的公共空間計劃”Place Making Week 2017″，競爭激烈，未知結果，雖然機會渺茫，但仍放手一試。「我們想透過微小的事，令世界知道，香港政府對文化、社區、創作的箝制，原來已經到了一個地步，連自製書箱也容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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