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風琴是一個人的樂隊。梅俊德老師說。
健壯的梅老師早已過古來稀之年，數年前在學生慫恿下開了紀念他學手風琴70年的演奏會”Make Music Be Happy 70”，當日表演了70首歌，梅老師說，「壓力很大啊，70首歌。」出生於上海的梅老師，出身酷愛音樂的醫生世家，父母兄嫂和弟弟都是醫生，但正如成長於文革那代中產，那段舉國瘋狂的歲月，稍為有良知的人不是提早見馬克思都只能如芻狗地乞生，那怕你是醫術高明的仁醫。梅老師說：「小時父親因醫術了得，一家環境可算得上小康，因為媽媽體弱，爸爸很疼她，不怎讓她操勞，而愛音樂的媽媽是鋼琴和管風琴好手，每朝她都會彈In the Garden喚醒我們，那時的家是上海近郊一間房子，家中從早到晚都充滿音樂。我之上有三個哥哥，大哥二哥比我大一截，三哥年齡跟我相近，我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因為母親的關係，我們都有學樂器，4歳時我已學鋼琴，因為我爸爸是美國學醫，全家人都是基督徒，生活較洋化，從小我們都在西洋音樂氛圍下長大。1950年代，毛澤東向中產特別是知識分子展開一連串的「三反五反」和「反右運動」，當時西方音樂被視為具有帝國主義而被禁，只能接觸到的洋樂就只有蘇聯或古巴等共產國家的音樂。7歳時梅老師和三哥從收音機播的蘇聯樂曲啟蒙，於是央父母讓他們學手風琴這種可激昂可悲傷可輕快的樂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父親認為要學好一種樂器，必先要有好的樂器。所以我們到百貨公司找。我們到『新新』找了好久才見到一部Paolo Soprani，但父親嫌那部銀色的手風琴太招搖，於是我們又等。到後來才等到一部合意的，當時賣1,514元，相當於父親45個月人工，但父親說：『只要學得好，那就值得了！』父母從不嬌縱我們，但捨得用盡一切栽培我們。」但隨著文革的來臨，父母為免多事，把家中的醫書都燒光，兩兄弟日日不離手的手風琴也「上獻國家」，但向來不沾政治的一家子沒因「噤聲」而可避過政治風暴。由於舉家上下都是醫生，是知識分子所以要下鄉「服務人民」，文革後期，英文了得的父親雖然癌病纏身，臨死前幾日在病榻還在替國家翻譯醫學文章。「那段時候，朋友替我弄來一部琴，閒時我會拉一些聖詩，當時鄰舍會問：那是什麼音樂？你不能答是聖詩，那是很大罪的，所以我總是答：那是古巴的音樂——古巴是共產國家，無問題！好彩佢地都唔知古巴音樂係點。」梅老師說來仍是晞歔。
1980年代初梅老師藉著早已到香港的妻子關係，申請來香港，梅老師說，「當時我只帶了母親的樂譜和我手做一個石膏作品”Never Give Up”來香港，因國內資格不被承認，只能做粗活為生，試過做地盤又做過工廠，由於當時的太太早來港，她父親在港澳有廠，認為我是個恥辱，不久被申請離婚。由於沒有手風琴在身邊，這段時間可算是我人生最低潮。當時我日頭在工廠返工夜晚在貨倉睡，儲了點小錢，想買回一部琴，後來在裕華買了部國產琴，但那質素實在太差，我一怒之下，找來一個大鐵桶把它水葬了！」 幾經努力，認識了現在的太太，環境也開始好了，那時梅老師添置了一部Horner，但還是對舊日上海那部Paolo Soprani念念不忘。這時梅老師一位朋友在法國的古董店見到一部Paolo Soprani，打電話來問他有沒有興趣，梅老師著朋友替他檢查一下是否可用，朋友說狀態還不錯，於是先替他墊付了，然後帶回港。
梅老師撫著那部Paolo Soprani，「退休後開始教琴，但只教成人，因為我不懂應付那些父母，因為我認為透過手風琴是表達我們的情感，而不是為那一紙證書。」對梅老師來說，他和學生更像是透過手風琴交的朋友，所以不時會舉行演奏會同樂一番：「但說到手風琴，始終一個人在漆墨的琴室彈最有味道。」那天正好是一個陰霾的雨天，聽梅老師抱著他的Paolo Soprani緩緩奏著Amazing Grace和In the Garden，令我想到格力哥利柏在1946年那套《鹿苑長春》（The Yearling），原來對梅老師來說，手風琴是一種對生命的禮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