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館開幕一年多，入場人次達三百多萬，比預期高出三倍，「大館的確訂立了一個新的標準，尤其是社區參與這一方面，這是活化項目開放給公眾之後，最需要推動的一個方向。」大館文物工作小組主席李浩然，從香港賽馬會接手前中區警署建築開始，就負責籌備工作小組，與歷史學家、前警務處長、區議員等人組成工作小組，為大館的建築保育工程給予意見，及為文物活動訂立方計。「活化不是什麼都保留及回復原貌，還要考慮建築物的日後用途，大館要變成文化藝術地標，就算歷史展覽都係次要，能夠反映民生、讓本地人都能參與展覽活動，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才最重要。」
香港唯一 跨時代的建築
大館前身是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整個建築羣歷史追溯至1841年，直到最新興建的兩座藝術展覽館，橫跨了香港開埠初期到回歸時代，對香港來說意義重大。「大館的建築特色可以簡單分為五個時代，開埠初期的維多利亞時代、二十世紀初的愛德華時代、戰前的摩登時代、戰後的現代主義和回歸後的時代，是香港唯一一座建築羣能夠跨越多年歷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最早期興建的是大館營房及部分監倉，典型十九世紀英國軍營設計，當時香港社局不穩，人口急劇上升，治安問題嚴重，為了增建囚室，便興建以實用為主的建築，集結警署、裁判司署及監獄的功能，因此建築風格一切從簡，沒有多餘裝飾。
到了二十世紀初愛德華七世上任時，香港經濟逐步上揚，警察總部大樓及重建的中央裁判司署，均以安妮女王復興風格興建，是愛德華時代的建築特色，立面以柱廊式設計，紅磚白間，內裏地板鋪上花紋階磚，更顯莊嚴。到了二戰前後的摩登建築風格，像F倉等，建築物特色趨向現代化，功能和用途逐漸轉變，「整個中區警署的建築羣都在細節裏顯示香港歷史的連貫性，而且位於中環的商業中心，能夠保育下來及活化成藝術場所實屬難得。」他指出香港多年來過度向商業發展傾斜，只集中樓市發展，「香港人以為沒有物業發展就會拖跨經濟，這是錯誤的思維，好像倫敦、巴黎、京都等城市，新舊建築融合，社會發展多元化，一個城市才會吸引。」
思維上的守舊
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項目，多年來屢受批評，先撇開私人物業的活化案例，翻新後的法定古蹟大多數成為博物館、社區中心，「很多人以為歷史建築最好就變成博物館，對香港來說並不是最好的方案，尤其是香港大部分建築都以實用性為主，如住宅、醫院等，胡亂改變用途，又沒有為展品度身訂造設計保育方案，最後一定不會成功。」
他以禮賓府為例，1999年政府曾經計劃把禮賓府改建成博物館，李浩然的公司就研究其可行性，「最後我的報告指出禮賓府不適宜改建成博物館，因為本身是住宅用途，結構上只能支撐一家人的使用，貿貿然變成博物館的話，每天有幾百人踩上去，對古蹟的損害相當之大。」反觀中區警署建築羣，曾是監倉及警察總部，本質上已能容納大量人口，改建成藝術展覽場地就相當合適。他以孫中山紀念館為例，把甘棠第變成博物館，就是舊式保育思維的例子。「沒有考慮建築歷史與展品之間的關係，算不上成功，所以一個成功的保育建築項目，是工程展開之前要訂立清晰目標。」
保育在乎社區參與性
在答應擔任大館文物工作小組主席之前，李浩然也曾問過負責人的目標是什麼。「若然保育工程的目標不符合國際標準，沒有顧及民間參與性的話，我不會參加，覺得無意思。」後來聽到香港賽馬會的目標，是想建造一個讓香港人享用的文化藝術中心，有戶外空間讓人休息，並能平衡社區發展及參與性，就決意加入團隊。「他們也找來英國著名保育建築公司Purcell，以及香港的代表建築師嚴迅奇等，大家都有共同的保育目標，促成這個符合國際標準的保育建築項目。」
開幕後，大館的保育工作重點放在展覽及活動，而社區參與性是保育之中最重要的一環。「大館訂立了一個很高的指標，歷史故事以外，最重要是策劃具創意、有延伸性的展覽，反映香港民生以外，也要讓觀眾有共鳴感。」開幕展覽《大館一百面》，以及今年3月的《圓動力》展覽，也訪問了不少街坊，以及在大館附近工作的人，「這種類似民間故事館的形式，最初由台灣及日本帶起，他們會找場地附近居住的街坊捐出展覽物品，可以任你摸，不再局限於『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展覽形式，讓街坊也一起參與，令展覽更加有趣。」李浩然以藍屋作例子，其活化成果效益顯著，不單讓居民入住發揮舊有用途，在地舖的故事館也讓街坊參與展覽，現身說法講解舊日生活，讓參觀者能切身感受藍屋的歷史故事。
財政平衡 是保育的最大挑戰
大館營運一年多，在開幕後，李浩然亦有參與大館的諮詢委員會工作，協助大館訂立發展方向、活動方針等，由在地的生活歷史故事，到國際級的文化藝術表演都要包括在內，如何拿捏平衡，保持活動的多元性，也是他們一直在摸索的事。
然而，在活動以外，李浩然認為財政營運才是保育發展的最大難題。「作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地標，邀請國際級的藝術家及團體參展費用相當龐大，單靠大館的收入，的確很難長遠發展下去，應該要增加收入來源，才能持續發展。」他指出，香港過往的保育例子，因為政府傾向讓營運機構及發展商自負盈虧，結果往往會過度側重商業發展，「就似1881，在這個黃金地段經營下去，就租給酒店及高級食府，結果成效有目共睹，餐飲的確盈利很高，但會否破壞古蹟本身的用途及原真性？會否減低市民的參與性？一連串的問題需要考慮，並且找到一個平衡點。」他坦言還未找到答案，難以靠工作小組及古諮會等機構去想出最佳方案。「政府不能再放任處理，任由發展商自行營運，需要作出適量介入與協調，另外就是尋找商界的支持，吸引他們贊助活化項目的活動也十分重要。」
他指出，新加坡的保育發展方法值得香港參考。「新加坡政府不像香港般任由發展商自己決定營運方針，自己主動進行翻新，保存最有歷史價值的街道建築，將最有特色的街道風貌保存下來，只在不影響外在景觀的前提下發展新興建築，兼容新舊發展，反而成為當地最有經濟效益及吸引遊客的區域。」政府的推動成為保育建築發展最重要的角色，之後就是商界的參與，吸引發展商也參與保育項目。「現時不少集團也着重『企業社會責任』，在慈善、文化藝術發展也提供資助，不再只求盈利，把慈善贊助成為建立企業形象的一個重要元素。」他亦建議政府，在投標項目時多加着重發展商的「企業社會責任」一欄，變相推動發展商投放更多資源於社區，「平衡發展最為重要，一個社會過度傾斜商業發展，就會變成畸形社會，各方面都要再行前一步，慢慢與國際標準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