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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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

炸彈隊隊長郭慶鎏罕有接受紀錄片拍攝訪問,受訪時提到當年工友死亡,情緒激動。
1967年11月28日-中華中學製彈失手爆炸傷人,警隊圍搜扣五人,斷臂學生臥血泊。
1967.07.11 蔡南流盡抗暴熱血,燒起同胞復仇烈燄。

漆黑中,我們屏息靜觀羅恩惠製作四年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看到大量訪問、剪報與官方機密檔案以近乎潔癖的慎重緊密縫合。有關被消失了的1967年,該找的人她找到了,沒想到的人竟也找了出來,有人在錯置的時空中繼續義憤填膺,有人幽幽縷述被浪費的人生,背後竟是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甚至根本虛構的因由……五味雜陳。

我抓了一個瞬間偷瞄導演,逆光中彷彿看到她以苦行僧形象在微縮機前佝僂。羅恩惠對真相近乎偏執,但為的不只是那段封塵歲月──歷史和現在本來就共用同一個肚皮,反反覆覆顛來倒去,待回頭,「六七」已然「一七」。

「我窮很多精力,以為自己為老人追尋真相,原來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太大的負擔。」

羅恩惠曾在港台電視部、亞視新聞部、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及無綫《星期日檔案》拍攝紀錄片,前後廿年。她離開傳媒崗位後到學院教書,四年前讀屈穎妍著的《火樹飛花》,有感於六七暴動基層參與者的生活困難,着手拍片,初衷是為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發聲,卻沒想到愈挖愈深愈不能自拔,恍如踏上不歸路,至今仍然不知通往何處。

她看過一份官方的少年犯名單,標示在名字旁的歲數才十三、四,他們未及看清外面的世界,就被匆匆關進牆內,罪名包括非法集會、藏有煽動性標語等,個別藏有爆炸品。出獄後不少人難以重投家庭和社會,在挫敗中白了少年頭。

另一種戰爭後遺症

「他們像戰爭後遺症的人,自絕於社會幾十年,不容易信任別人,也不容易與人相處。」羅恩惠說。

訪問頭一年舉步維艱,受訪者反應戒懼。羅恩惠用上最大的耐性,期間參與很多的,是葬禮──年長的那批經歷者逐一辭世,握在手中的歷史碎片灰飛煙滅。但她只能等待。

最終助她敲開大門的,是人際脈絡,裏頭竟包括自己過身多年的姨媽。某回隨六七經歷者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和火石文化公司,到沙頭角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她偶然發現姨丈姨媽各有單人照掛在展覽當眼處──這對紅色伴侶曾化名「羅歐鋒」和「歐堅」,領導東江縱隊抗日。同行者知悉,立時另眼相看。

「我感到自己當下升了級,成為先烈後人。」提起這樁意料之外,羅恩惠難掩詼諧:「其實我還有另一位姨媽當修女。」

終於她被圈成「自己人」,叩開一道又一道門,從訪問少年犯開始,到獲安排跟昔日的炸彈隊隊長見面。

同胞勿近、遍地菠蘿……那是爭議的核心。

隊長叫郭慶鎏,從前是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今日是身虛體弱的獨居老伯,攝氏三十多度的熱天依然穿羽絨背心打底,見面前還特意吸幾次類固醇來提氣。訪問不久,他開始背誦人名,誰個工友何時死、哪裏死、死時的現場狀況,愈說愈激動:「鬥委會有信息要製造擾亂,我們擾亂港英大有道理,這樣表示我們愛國、反對(港英)統治……」

羅恩惠問:放炸彈會炸死自己和別人,有想過那很危險嗎?

郭慶鎏霍然坐直矮小身軀,雙臂在桌上一下子撐直撐開,恍如要用上最大的敬意來述說:那時的付出是正義的、正確的!革命總要有犧牲!

悲涼是留守「聖戰」的老人

羅恩惠用「悲涼」為那回訪問下註腳,自己也愈說愈激動:「感覺是他一直沒離開過『聖戰』,但那場仗一早散了,他們被遺棄幾十年了!」

她認識的六七經歷者,喜歡用電影《集結號》來描述心情,「一看就哭,活像自己也在等待號角,等到病、等到老、等到死,也要爭取阿爺確認他們是愛國的,但阿爺從未『吹號角』,也未頒勳章。」她一頓,提氣補充:「當然也有勳章,只是頒了給楊光。」

歷史遺棄了很多人,卻又眷顧了某些人。回歸後,楊光在前特首董建華手中領過大紫荊勳章;去世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感謝其「貢獻」。那是2015年,羅恩惠正埋首紀錄片的後期製作不見天日,但一口氣啃不下,掙扎着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爬出來,抓了幾張剪報,整理成文,以《楊光的貢獻?》為題,發到網上──

「當時楊光是工聯會理事長、鬥委會主任,領導、號召各社團罷工罷市、滿街擺放真假炸彈。最失民心是炸彈擺放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碼頭、銀行。拆彈專家及警方疲於奔命,市民陷入極大恐慌。單是7月28日,擺放炸彈的位置就有十七處之多。8月下旬,兩名稚齡姐弟在北角清華街誤觸炸彈被炸死;林彬及其堂弟被左派人士活活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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