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劍擊代表江旻憓

劍影刀光 進退有道

里約奧運開幕，香港運動員隨區旗浩浩蕩蕩進入會場，當中不少是「半職運動員」，他們站在學業工作與運動的分岔口，進退有時。

在奧運與學業之間，現年(編按：2016年)22歲劍擊手江旻憓 (Vivian Kong) 四年前選擇了學業，最後她成功考進美國史丹福大學讀國際關係學士學位。2012年的倫敦奧運，18歲的她在電視機旁邊默默支持師姐楊翠玲，當下已決心參加今屆里約奧運，父母亦鼓勵她放膽追夢。她不負所望， 留美四年兼顧劍擊學業，手執長劍四處征戰，贏得當地全國劍擊大學賽(NCAA)女子重劍冠軍，更先後在仁川亞運和世界錦標賽摘下銅牌，聲名鵲起。

江旻憓拒入籍加拿大 想在劍道場上代表香港

她幼年曾在加拿大居住，近年受加拿大政府邀請她入籍代表該國，她毫不猶豫拒絕。「我係香港人，我想在劍道場上代表香港。」為了取得奧運的入場券，她去年決定停學一年，在海外與世界頂級選手集訓，雖然表現起伏不定，但今年最後關頭狀態回勇，結果成功取得里約奧運的入場券。

江旻憓目前維持世界排名十七，是本港女劍手的新希望。香港回歸後出產不少女劍手，2004年佩劍有周梓淇，花劍有陳盈敏；2008年與2012年參加奧運的重劍手楊翠玲打入32強。江旻憓笑言，不太清楚本港的最佳成績，首次踏上奧運的劍道，不太在意勝負，只求個人突破。「奧運比賽，我不會想着成績，今次我想一劍一劍來，專心打好每一劍。」

必殺技：不知不覺 亦步亦趨

劍擊是是歐洲十九世紀的運動項目，外面看來，劍法優雅，點到即止，有人稱之為「武術中的芭蕾舞」。劍擊分為花劍、佩劍與重劍三個項目，當中只有重劍可以擊中對方身體幾乎任何部分（頭、身、手、腳）而得分，而且無規定進退。

劍道場外的江旻憓總是笑容滿臉，露出亮白的大兔牙，稚氣未脫。不過，當她亮起劍尖，戴上面罩，即刻判若兩人。每當在大賽落後，她少有垂頭，習慣摸摸劍，伸伸腳，沉着應戰，反擊時往往不知不覺逼對方入「警告線」（15米長劍道的末端），當對方咄咄進逼伸劍一指，她有時能在迅雷之間閃避，在流水的線路向對方虛位反刺得分。

江旻憓說，劍擊最高的步法是亦步亦趨，你前進了，而對方不知不覺。

記者統計江旻憓在2015-16年度77場比賽中，勝出59場，得勝率76%。她在2012年世界排名59位，今年躍升至17名，以84的累積得分取得奧運資格，可見她留美數年，進步神速。

劍道場外的江旻憓總是笑容滿臉，露出亮白的大兔牙。

Crossover：跆拳x芭蕾

「我喜歡重劍，因為打全身，動作有點像跆拳道，有跆拳道的速度，亦有芭蕾舞的優雅。」江旻憓說與劍結緣，源於父母的體諒。

江旻憓兩歲時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媽媽想她學優雅的運動，安排她學芭蕾舞，老師說她動作硬邦邦，老是跳得不像芭蕾舞，學了數個月還是扁起小嘴，父親不忍女兒不愉快，索性帶她離開舞室。江旻憓小學回港選了喜愛的跆拳道，自此愛上那種速度感。11 歲那年父親帶她到劍道會，劍擊教練陳偉勁引領她到劍架，着她在花劍、重擊、佩劍的劍挑一個，跟劍架一樣高的江旻憓挑了最重的重劍。她戴上頭罩，舞起劍優雅又有氣派，一試便愛上。「刺劍一刻很快，好像是運動上的第二快，第一是槍，第二就是劍。」劍擊的得分決定於一瞬間，觀眾往往要看慢鏡，才見到快劍的線路。

劍擊比賽，9分鐘，只有白、紅與綠色。劍手規定戴頭罩，穿起白色的劍衣連結計分器，右邊選手得分頭頂亮綠色，左邊得分亮紅色，從來沒有人看過劍手亮劍一刻的表情。江旻憓說，刺劍一刻，神情中只有「劍」，但有時也會出現笑的表情:「哈！有時我被『拮』 都會笑，笑自己傻!」

退步 原來是向前

江旻憓過去一年東征西戰，這一天，回到昔日訓練場，重遇小時候的啟蒙教練陳偉勁。陳sir說當年挑選她重點培訓，是因為看中她是少有的左撇子，步法基礎很好，動作輕盈。在外國接受半年的特訓，令業餘劍手江旻憓吃盡苦頭，她在第一次加重體能訓練後，忍不住打長途電話給陳sir訴苦，說不到兩句便「哇哇」地哭了出來。

陳偉勁記得，十年前一次帶她參加比賽，平日愛咯咯大笑的她，突然一臉認真，指了指獎盃說:「陳sir，我要攞呢個落嚟。」

江旻憓12歲開始代表香港隊，自此下定決心參加運，一直邊讀書邊受訓。去年起毅然決定停學一年，應付世界錦標賽，備戰的一年間，她領悟到劍手要打開胸襟才可前進。「小時候有點怕跟高手過招，怕對手看穿我的招數。後來發現不是這回事，好多運動員的 特點好清楚，你明知她是這樣『拮』過來，但 還是避不開，還要看臨場狀態，看心態。」

當職業劍手的第一年，開季成績不理想，比賽中拉傷左大腿。她一心想早點幹出好成績，怎料適得其反。打後她突然開竅，在國際賽事中放鬆心情，重拾笑臉，反而打出好成績。「做一個學生，給多些時間，多溫書就會明白，但在劍擊道場，你練得多不代表會拿冠軍，況且當中收穫不只是冠軍。」

電光火石 每秒都是永恆

臨近奧運，江旻憓主動跟中國隊聯絡，希望一起到法國瑞士集訓，得到中國隊的同意。江旻憓能與既是偶像亦是好友的中國選手孫玉潔一起集訓，中國隊一天練六至八小時，上午到下午也在練，而港隊羅馬尼亞教練Tavi安排江每天練四、五小時。中國選手見江旻憓時刻投入訓練，好奇又佩服，「他們（中國隊）會說為何你每次都練得這樣開心，我們已經練到不想練了。」過了十年的半職業生涯，江旻憓說珍惜劍擊的分秒。

「世界排名頭十位，七個是左手，（中國選手）孫玉潔也是左手的。」左撇子的江旻憓收起笑容說，今屆奧運的選手中左撇子特別多。她說來懊惱，左撇子對右手，攻擊線路短，江善於攻擊；若左撇子對左撇子，攻擊線路變長，更考劍手功夫。在訪問現場的啟蒙教練陳偉勁一再叮囑記者說:「她還年輕，今次試下，她還有很多機會。」愛笑的劍客背後有疼她的教練與親朋，難怪她的腳步放得如此輕。

(編按：訪問於2016年里約奧運前進行，當年22歲的江旻憓世界排名十七，第一次參加奧運。)

補加最新巴黎奧運江旻憓奪金之路圖輯

奧運決賽逆轉勝，由落後一比七，至加時一劍奪金。

這一刻，電光火石，卻是苦練近二十年，與無數傷病和逆境對抗的成果。

加時一劍封金，擊敗東道主法國選手。

擊敗愛沙尼亞選手闖進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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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營盤斜光下的冰室門面、自在拿起鐵水壺的白skirt侍應、茶記早上遞上熱騰騰的通粉，這些都是日本刺繡藝術家鈴木久美子的作品。

別名「通粉小姐」鈴木久美子廿年前來港，深受地道文化所吸引，「媽媽離世，失戀，一踏足香港大街，便治癒了我。」走出編輯桌，完成自己的繪畫夢，她選擇做一刺繡藝術家，好好記錄她深愛的香港。

「香港現在有很多示威遊行，在日本是沒有可能有二百萬人遊行，雖然我不明白，但我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愛、去記錄這座城市。」鈴木久美子坐在東京咖啡室若有所思說。

珍惜香港，來到日本，原來也不止是一句口號。

意大利「通粉」？

鈴木久美子的別名叫”macaroni”，她的粉絲稱呼她做「通粉小姐」。一副日本的娃娃臉，梳起短髮，很難想像鈴木小姐和「通粉」這個會漏水的形狀有任何關連。

「是不是要講講我為何我叫『通粉』？」曾在《SWITCH》當編輯的鈴木久美子板起腰開始進入訪問模式。香港回歸後，鈴木小姐第一次來香港，言語不通，每次匆忙間叫個早餐A，侍應就遞上通粉，眼前的通粉令她感到莫名奇妙：「明明是意大利餐的通粉，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為何會在香港出現？我問了很多香港朋友，他們都不知道。請問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呢。」記者羞愧到連「為何」也沒有問過，八十年代我睜大眼開始，茶餐廳就有通粉。這圓狀通粉，湯去湯來，容易入口，鈴木小姐愈食愈喜歡，她說喜歡一齣描述兩個男人情義的意大利電影，戲名發音與macaroni相似，於是索性用”macaroni”做她的別名。

香港旅遊字典

鈴木跟香港第一次接觸在她高中生同學的家，同學家中書架一本香港旅遊字典，她從相片看到香港獨特的一面。在相片中介紹的香港有山有水，中間處處是摩天大廈，不可思議，「當時有很多霓虹燈牌，好有魅力，像另一個世界。」

鈴木久美子的在香港的抓拍，是她作品的來源。一張蛋撻的相片，便化作一個「蛋撻」咕臣。

出來工作後，鈴木認識了島尾伸三先生，島尾伸三是一名香港通，三、四十年來一直記錄香港民間文化傳統。島尾跟她預言，殖民地留下的香港文化，很快將會消失，鼓勵她快點去看。

回歸之後數載，鈴木小姐第一次到香港，被霓虹燈招牌吸引，一見難忘；鬧哄哄街頭文化，她樂而忘返，連潮濕的天氣也令她着迷，「我很享受飛機出來時，暖風吹來，濕漉漉的空氣。感覺是，我來到香港了。」

迷上香港的鈴木小姐一年來香港旅行三至四次，差不多每季一次，她笑言「每次也沒有計劃」，每次落飛機，到冰室、茶室、酒樓，去觀察香港地道的細節。西營盤的叁去壹、旺角的中國冰室和尖沙咀的星河餐廳也是鈴木小姐的拍攝對象，酒樓一個「留座」的字牌，她也會為它拍一個特寫。

媽媽和刺繡

愛上香港的日本雜誌編輯，還未開始刺繡去刻劃香港。直至母親離世，她開始重拾繪畫的興趣，之後選擇了刺繡的路。「廿八歲那年，母親早逝，有感人生苦短，決定三年後離開了編輯桌，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我想用刺繡將香港留下來。」鈴木說。

愛一個地方，鈴木說不出原因，總之香港充滿魅力，「我遇到失戀，母親離世，每次來香港，我都會變得有朝氣。」鈴木小姐由一個文化觀察者化身做香港的記錄者，廿年間，在她的眼中香港地道文化不斷流逝，一去不返，「真的很可惜，霓虹燈已經愈來愈少了……希望冰室、茶居可以留下來。」

不要忘記香港

2011年，鈴木久美子正式以”macaroni”刺繡出香港地道文化的作品，婚後育一兒，依然堅持來港，有時帶丈夫、兒子同行。「每次來香港的街像一個寶藏，香港的景色和文化，有一種獨特的空氣，駐足欣賞街道風景，不只是想傳開去，而是叫人：『不要忘記香港』。」

10月底鈴木久美子到關西舉辦香港刺繡展覽，在東京的展覽中日本人好關心香港現況，鈴木小姐說希望可以將香港美好的地道文化傳到日本。

丈夫跟鈴木小姐來香港廿多次，有時會有微言：「又是香港呀……」；兒子沒在意，反正飛機像「多啦A夢」的一道隨意門。最近一次帶兒子來香港搭電車，兒子跟鈴木歡天喜地說：「媽媽，你聽下，叮—叮—！這裏是香港呀。」作為母親的鈴木，為這句話開心了半天，因為兒子有「香港」的概念了。

鈴木小姐春天來香港一次，過了炎夏，香港已不再一樣，鈴木說「無論香港如何變，都會關愛香港。」

2019年的夏天，鈴木並沒有去香港，在東京和京都辦個人展《macaroni的MY HONG KONG─刺繡和手巾展》，吸引很多香港迷到場參觀，交流香港最近資訊。鈴木說刺繡是叫人別忘記香港的其中一個方法，亦是她可以做的東西。「政治的東西我不太懂，日本是沒有可能二百萬人遊行。我可以做的，是記錄香港，之後有更多的香港刺繡作品。」

香港不斷發展，鈴木久美子希望用刺繡留情，她的針比香港政府的推土機快一步記錄當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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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愛《文雀》的通粉小姐 下一站唐樓

日本人只愛成龍？不了。通粉小姐最愛看的香港電影是杜琪峯的《文雀》和《PTU》，她最愛聽的是《文雀》原聲大碟，她比香港人更熱愛地道文化，連一個茶記侍應夾麵包的鐵夾，鈴木小姐也拍個大特寫。

認識她是來自她的刺繡作品，我叫她傳一些她拍攝香港的照片來。原來，香港是如此的美，每天落街食茶記，嗌碗A餐通粉，配上《文雀》（Sparrow）的原聲大碟，看看今日的新聞，心裏酸一酸：只想留情又留人。

通粉小姐想下一個記錄目標是唐樓，她笑言要加油，因為香港推土機的速度比她的針線還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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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力尊重創作的模式，製作出膾炙人口的作品，沉澱廿載的《千與千尋》和《龍貓》，現今更紅遍中國，風靡年輕一代，連會長星野康二也坦言吉卜力的魅力超出預期，作品跨世代的力量是「不可思議」。

社長星野康二承諾吉卜力一定不會成為另一個迪士尼。

高畑勳去年離世，宮崎駿欲言又止，宣布復出創作最後一部作品，吉卜力迷擔心後繼無人。吉卜力近年在海外如此受歡迎，創作方針會否改變，以迎合海外市場？《明周》專訪吉卜力會長星野康二，探究吉卜力的魅力和未來去向。

星野康二承諾：「不會干涉創作，只要創作者提出，職員便會全力支持，尊重創作是吉卜力的傳統，不會變。」

讓高畑勳盡情創作

宮崎駿、高畑勳是吉卜力的兩大台柱，二人在吉卜力創辦初期合作無間，《天空之城》、《魔女宅急便》（高畑勳任配樂總監），各有風格，各有擅長。宮崎駿善畫功，故事走科幻風格；高畑勳擅劇本，故事以寫實為主，細膩動人，而且每次在表現上都希望有所突破，連聲演配音配樂也一絲不苟參與其中。

可是，高畑勳的缺點是不守交貨死線，經常改劇本推倒重做，監製鈴木敏夫嘲弄高畑勳「有樹獺的DNA」，高畑勳又曾批評後輩宮崎駿《幽靈公主》的劇本寫得不清不楚。於是，高畑勳和宮崎駿二人「是敵，是友？」經常成為日本媒體的話題。2007年入職的星野康二未能見證二人共事的光陰，但他向香港觀眾肯定一件事：「二人是互相尊重的。」高畑勳去年離世，吉卜力全體員工哀悼，有傳宮崎駿數天足不出門，悲慟得不能言語。

（中）宮崎駿與（右）高畑勳相識於微時，在電視年代共事時曾作出不少嘗試，亦曾參與工運，共同進退。

為何外界傳高畑勳和宮崎駿不和？星野康解釋，一切源於1988年監製鈴木敏夫的宣傳「奇招」。鈴木計劃將高畑勳的作品《再見螢火蟲》和宮崎駿《龍貓》同時排期上映，同期上映不怕分薄票房，鈴木認為這更能「凸顯這二人的創作風格」。星野康二也認為吉卜力將二人打造成競爭對手，「在市場上是一件好事，吉卜力不是宮崎駿工作室呀」。

1988年上映《再見螢火蟲》和《龍貓》，鈴木敏夫還安排記者會，二人故意針鋒相對，自此就有了「高畑勳組」和「宮崎駿組」。鈴木敏夫的奇招，的確將科幻派宮崎駿和寫實派高畑勳更突出，只是高畑勳製作需時，《隔壁的山田君》（1999）與《輝耀姬物語》（2013）在日本獲得很高評價。縱使2013年鈴木敏夫再安排了兩組的作品《風起了》和《輝耀姬物語》同期上映，高畑勳還是趕不及期限，未能配合鈴木敏夫的宣傳計劃。

展覽內還一封模仿「父親」的信。信中以《龍貓》中的其中角色「メイ蟹」一直渴望家中四處都是橡子，如果家中的庭院變了森林便好了。「メイ蟹」每日都期望橡子發芽，可是每天都不長出來，好像在報復一樣。

星野康二說，吉卜力兩組人是互相尊重，

沒有責備。「對於高畑勳先生來說，”deadline”不是最重要的，『最好』才是最重要，高畑勳每次追求『唯美』和挑戰新的東西，這是不會改變的性格。」可是，星野康二不諱言，上映日期一再延期，對於公司是「很糟的事」，但看到每一次高畑勳都能創作出很好的作品，他認為是值得的。

星野康二作為社長，真的沒有給創作者有任何怨言，特別是高畑勳經常遲交的惡習？星野康二笑言：「那面對兩位大師，如何跟他們溝通，星野康二笑言面對二人，說得最多是：『只要想做，どうぞ（請做吧）。』」

跟迪士尼相異的東西

吉卜力在八十年代開始，唯一可分析的市場路線，就是將宮崎駿和高畑勳拆成兩隊，宮崎駿創作以虛幻為主；高畑勳以寫實為主。吉卜力的題材跳躍，每次不按牌出貨，有時走少女路線，像《夢幻街少女》、《歲月的童話》，突然轉向童話題材的《崖上的波兒》。外界誤以為宮崎駿對市場有所計算，星野康二認為宮崎駿不以市場主導，「宮崎駿作品和令人有深刻印象的角色較多，觀眾對宮崎駿的作品有期待，這不代表宮崎駿為了商業，最初宮崎駿想創作《風起了》，個人觀感都認為這是高畑勳的寫實風格。其實宮崎駿和高畑勳，每次想法都不同的。」

展覽中有宮崎駿1989年《魔女宅急便》的作品，一反《天空之城》的風格。

吉卜力的作品擴散到中國的巨大市場，在日本擴建吉卜力公園，令人想像到吉卜力會否成為亞洲版迪士尼，星野康二大派定心丸。「畢竟迪士尼的規模是龐大的，吉卜力相對是細規模，不是說哪個好，哪個不好。大公司一切是以利益先行，迪士尼是有了故事設定，然後是導演才埋位了。吉卜力一定以導演為先，創作最好的作品為宗旨。」

宮崎駿說退休不是宣傳

社長星野康二透露，吉卜力工作室在這兩年有不少改變，包括2022年落成的吉卜力公園，還有宮崎駿突然宣布完成多一齣作品才退休，這些都是吉卜力的新挑戰。

「宮崎駿說退休也不是第一次，《風起了》完成後，2016年宮崎駿宣布退休，監製鈴木敏夫都說：『真的退休？』鈴木對此也感到懷疑；之後宮崎駿又改變想法，跟鈴木說：「想做多一齣，怎麼了？」我們不能說什麼，畢竟也七十八歲了，不知會否完成？」星野康二對於宮崎駿的退休作品，仍然充滿期待，因為這可能是宮崎駿最後想像大爆發。

星野康二笑言：「宮崎駿的退休宣言一定不是為了宣傳，哈哈……」星野先生解釋，吉卜力已有年輕的導演，陸續計劃新作品，宮崎駿突然想創作最後一齣作品，吉卜力員工上下也全力支持，「他拍到一齣，便一齣，兩齣我都支持。」無論吉卜力公園的建成，還是培育新晉導演，星野康二向記者保證，吉卜力不會走迪士尼的路線，仍然以「我們以導演、創作為先，不會改變。」

吉卜力獨有市場學

這兩年在中國掀起一場遲來吉卜力風潮，去年12月中國對吉卜力解禁上映三十年前宮崎駿的作品《龍貓》，上映三日錄得1.5億人民幣票房，以中國海報大師黃海設計《龍貓》 ，再傳到日本，連日本網民都讚嘆「俯瞰看小月與小梅在芒草叢中疾走，太美了吧！」結果，這股《龍貓》風潮竟又傳回日本，令吉卜力的作品全球如風的盛行。

今年6月上映廿一年前的作品《千與千尋》，內地首日開畫票房收5581萬人民幣，比美國的《Toy Story 4》多兩倍。吉卜力的作品在神州像化腐劑，完全沒有經過時代的洗禮，歷久不衰，而且在中國動畫界獨領風騷，不知社長在海外市場作出特別的策略？

細聽星野康二對於海外市場的看法，似乎吉卜力沒有太大的計算。「三十年前宮崎駿和高畑勳的創作時期，在海外市場是完全沒有想法，只想國內的觀眾。現在為何在海外深受歡迎，對我來說，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星野康二一臉疑惑說。

星野康二認為，在這十年間來日本的海外旅客多了，十年前全年來日本的中國旅客只有廿多萬，現今升至八百萬，這增加了他們對日本動畫的好奇心，配合互聯絡的發展，海外對對於吉卜力的認知不斷上升。

《千與千尋》6月在內地上映大收，不知湯婆婆這角色會否在內地走紅。

「五十歲以上的日本人對於宮崎駿、高畑勳的認識可能是《飄零燕》，四十歲可能是《龍貓》、《再見螢火蟲》。今日互聯網信息全球通行，年輕人對吉卜力作品的認識是跨時代的，難以預計。」星野康二沉思數秒，「如果你說今日年輕人看吉卜力仍是一件很潮的事，我在想，吉卜力講世人生存的事，說世情是可以超越時代的。」

吉卜力的魅力和市場學，原來就是講世人談世事，無世代之分。

對於宮崎駿的新作，星野康二守口如瓶，連是否由久石讓擔任音樂總監也不能說。香港吉卜力迷要等吉卜力公園和宮崎駿的作品還要等到2022年，「吉卜力的動畫世界」展覽率先在香港九龍灣舉行，吉卜力迷可以在展覽中溫故知新，重組宮崎駿和高畑勳的動畫世界。

《吉卜力的動畫世界》展覽

日期：即日至11月3日

時間：上午11至下午10時

地點：九龍灣常悅道18號Portal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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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眾打破多年來的政治冷感，在6月底至8月初，三次在日比谷公園舉辦遊行支持香港。聲援行動由日比谷伸延至新宿，7月開始澀谷更出現流動站立連儂牆。日本民間聲援香港之聲，從未間斷。

整個事態的發展，揭示日本民眾自香港回歸以來，再次認識到，經濟以外，香港在亞洲的重要地位。香港的局勢不再單純代表香港，而是與日本相連，成為代表亞洲自由的命運共同體。

香港回歸以來，日本紙媒駐香港記者紛紛撤離，日人對香港的認知漸漸模糊，模糊得只剩下「一國兩制」的框架。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已甚少進入日本的新聞版位，有關香港的資訊主要靠前《產經新聞》福島香織和香港眾志常委周庭分析香港時局。

香港2月底醞釀修訂《逃犯條例》，6月9日百萬遊行後，日媒開始大篇幅報道。「反送中」抗爭背後的憂懼，包括對新聞自由受到無形壓制的擔憂，已經伸延到日媒。香港一場「反送中」運動，令日本的羣眾開始相信，假新聞、干預新聞自由、送回中國審訊等議題，關乎他們的安全。他們相信，香港是亞洲自由的命運共同體，日本的年輕人不想香港在任何意義上出現「沉淪」。

日人赴港遊行：如果這發生在日本

6月12日金鐘開槍的畫面，不但勾起老一輩日人對「天安門事件」的回憶，日人還深深感受到，中國大國崛起，人權自由牽連整個亞洲，有日本人親身到香港遊行，抗議香港警察用橡膠子彈瞄向示威者頭部發射。

「真的對不起，我們日本人知道得太遲了！」6月15日晚來港、準備參與6月16日大遊行的松本直樹（Naoki Matsumoto）先生在酒店不時向筆者致歉。

松本直樹1999至2000年期間在香港中文大學留學一年，當時普通話的短期班爆滿，於是轉學廣東話，回到日本從事塑膠物料公司工作，現在已擢升為課長。回國十多年，松本依然關心香港，6月12日從香港友人Facebook看到警察射布袋彈，有青年倒地，神志不清，鼻骨破裂，血如泉湧，松本看後心情激動，立即買機票周日（6月16日）參與遊行，即日回日本。「同事本來不太關心香港，看到警方鎮壓，他們跟我說：『如果香港警察再使用這樣的暴力，我們都會跟你去香港示威遊行，反對暴力！』」

松本說，如果這事發生在日本，警察早就要辭職了。

松本直樹在遊行隊伍中學習港人6月抗爭的遊行「術語」，例如「暫你老母」和「林鄭下台」，他說想出一分力，而不是在日本看手機隔岸觀火。心中義憤，因警方的過分暴力而激發。「如果日本有這樣的情況（警方向市民發射布袋彈、橡膠子彈），日本警察早就要辭職了，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松本直樹說。2016年，一名大阪機動隊在沖繩大罵示威人士是「鄉下佬（日文：土人）」，即時引起社會很大迴響，成為全國的頭版新聞，像松本這種日本平民，他說難以理解香港警察為何可以向市民發射布袋彈和橡膠子彈，開槍沒有制約。

遊行當日，松本沒料到那天有二百萬人遊行，他要穿過灣仔街市才可以到金鐘太古廣場，未及終點，他需要趕搭晚上的飛機回東京，臨別時他寄語香港：「香港警察別以為開槍便可以減少一名示威者，開一槍，就會多一個像我一樣的外國示威者。外國人在看着你們。」

和服模特兒在日多次發起撐港遊行

6月13日，澀谷約有三千人聚集，支持香港，參與者之一和服模特兒平野鈴子（Suzuko Hirano）指出，當日參加的人愈來愈多，九成是日本人，大部分是平民，沒有政黨，其餘是留學生。6月14日，聲援行動很快蔓延至名古屋，縱使現場只有十五人，平野鈴子立即由東京趕赴名古屋開咪拍片聲援香港。

廿五歲的平野鈴子到香港旅遊數次，特別喜歡凌晨在尖沙咀看維多利亞港的夜景，充滿活力，她從網絡認識被日媒封為「民主女神」的周庭，知道香港的民主自由情況每況愈下，平野開始關心香港政治。

平野鈴子透過手機看到香港朋友傳來的暴力影像，如夢初醒：原來在香港可以這樣引渡回中國受審。平野鈴子認為事關重大，這關乎日本的安全：「我們沒有退路，這關乎整個東亞的事，現在香港，明日台灣、沖繩……之後便是東京。」

二百萬人遊行之後，平野鈴子在網上跟香港的年輕人同一步伐了解事態發展。「6月20日我收到香港學生五大訴求，我已有心理準備到警署申請遊行，不撤回不放棄。」結果政府沒有回應，平野於22日到日本當地警署獨自申請6月29日遊行，至今已三次舉辦遊行，7月21日遊行地點轉至新宿。「二百萬人遊行，可以不『下台』、不『撤回』，香港政府真的有點難以置信。」平野鈴子表示，香港眾志的周庭在日本有一定影響力，看她6月12日之後親身來日本，在不同的電子、網絡媒體呼籲日本人關注香港，坦承漸漸成為她的粉絲，「如果周庭不放棄，我也絕對不會放棄。」平野鈴子堅定地說：「只要林鄭不回應五大訴求，都會繼續辦遊行。」

平野鈴子對香港出現二百萬人遊行，而政府仍然可以不下台、不撤回，感到難以置信。

6月29日的周日，梅雨季節，雨一直在下。日比谷公園結集三十多人，平野鈴子在隊頭用廣東話喊：「香港，加油！」又以英語和日語說：「I Love Hong Kong. 香港、台灣和日本是兄弟。」警方一直為遊行人開路，沿途有日人向遊行人士豎起拇指，表示支持。

「對於日本人，《逃犯條例》修訂是很難理解的，香港有百萬人出來遊行，那便是香港給我們的信息。」她指情況就好像北韓人在日本拐帶我們到北韓一樣，這是關乎每一個日本人的事。

日本不同陣營　同心支持香港

長年關心北韓問題的社會運動人士佐藤悟志（Satou Satoshi）站在隊頭大喊道，努力向有樂町的途人解釋。佐藤悟志認為，台灣、香港和日本有共同對抗的對象，他形容大家是劉關張的關係，情如手足。

佐藤悟志說，Tiwtter很早流傳了香港立法會的示威影片，佐藤悟志開始關心修訂《逃犯條例》的事，之前全然不知，電視台沒有報道，網上更是難以看見。

佐藤悟志認為，日本、台灣和香港有共同對抗的對象。

遊行隊伍中，筆者發現有戴口罩的日本年輕人在當中默默參與。打工仔的阿貴（化名）說，他是香港粉絲，自小聽許冠傑的歌，這是他第一次參與遊行。阿貴說他專門請假來支持香港人，縱使筆者用日語發問，阿貴仍努力地、一字一頓地用廣東話說：「林鄭月娥咁都唔落台，唔得㗎。」

信奉自由經濟主義的ヒアデス（網名：Hiadesu）一直在隊尾，舉着一支香港區旗。他說，香港發生警方暴力鎮壓事件，勾起他

三十年前八九六四北京政權向市民開槍的回憶。自澀谷集會開始，不論右翼左翼或是自由主義不同政治光譜的人，都傾向支持香港，跟日本的議題如10%消費稅、自衞隊和退休金的爭議比較，這樣「大團結」支持一件事，在日本極為少見。

「網上曾經有人發起到中國領事館支持香港，有人擔心這引起『一國兩制』、『港獨』的爭議，最後維持在街上遊行，以免發生政治事件。」ヒアデス接受完訪問馬上便走了，甚至沒有留下拍一張遊行隊伍的大合照。

適逢大阪Ｇ２０峰會　日本媒體發揮影響力

記者從日本支持者得知，大多數的日本人在6月才開始知道修訂《逃犯條例》的事，他們除了因為警方的暴力而憤怒，對於香港可以「直送犯人往內地」的法例也十分關注。

日人如此關注的法例，為何6月之前日媒沒有大篇幅報道，電視台甚至是沒有提起？

回歸前後，日本媒體關心香港回歸問題，每份報紙也有駐香港記者，深入了解香港問題。在過去十年，香港在國際的重要性漸漸減退，駐香港記者已陸續撤出，或兼任台灣或中國的新聞，或駐廣州，或駐台灣，遙距了解香港，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新聞往往在日本媒體不是優先處理。

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方施放八十七枚摧淚彈，金鐘硝煙四起，同一時間，日本富士山火山爆發，日媒忙於報道富士山火山爆發的新聞，沒能第一時派員採訪香港。當時日本媒體報道9.28的現場實況，靠的是公民記者在日本論壇niconico直播的畫面。

今年6月，適逢八九六四的三十周年，不少外媒記者留在香港。日本報章記者前來，順道採訪6月9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大遊行，豈料6月9日民陣公布的遊行人數達一百萬，「百萬遊行」終於搶佔了各大日本報紙頭版，日本人紛紛在網上討論《逃犯條例》。6月9日之後，日本報館安排記者留在香港，高層預料有事發生，2014年9.28已錯過了一次，今次不能錯失，於是着文字記者要多拍影片，應付網上即時新聞。

6月12日金鐘警方暴力鎮壓，多間日本電視台做直播，畫面震撼全日本，成為日本電視台、NHK、TBS及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網上言之鑿鑿流傳，沒有委任證和編號的警察是中國公安混入其中，一時間日本瀰漫恐共情緒，滲透各年齡層。記者接觸了數名有份採訪6月香港抗爭的日本記者，他們均透露：「NHK的直播傳到大阪，一早為G20張羅的中國官員在大阪看直播，都嚇呆了，面對日本記者的提問，一下子不知怎麼回應。」

日本新聞媒體承受壓力

木村先生（化名）負責一份日本報章的大中華新聞，他坦言：「之前報道立法會議員被DQ（Disqualify，取消議員資格）的新聞， 努力來了香港，報道最後只餘數百字，連相片也沒有，只能刊在報紙一隅不起眼的位置。」

去年年底，劉小麗被褫奪參選資格，日本上司對木村暗示：「又是DQ，新聞『不新』了。」木村表示，近年香港新聞涉及自決、港獨的新聞，明顯感受到上司有忌諱，自我審查了，這些新聞壓力，也來自駐中國的同事，「你罵香港政府，少不免罵到中央核心，駐北京的同事有反彈：你別害我呀。」這種中國、台灣和香港連鎖式的新聞打壓，駐外地記者敢怒不敢言。

中國近年以不向「駐中國」的日本記者發簽證作威脅。「很多駐中國的記者不能回日本，一旦回國便擔心再來不了，報館到時只能轉派新人來，縱使之後一段時間再能取得簽證，可能也會因此失去多年來累積建立的人脈。」木村顧及日本記者在中國的處境，所以寫香港新聞，有時也要「三思」，自我約束。有些新聞，「報了也不能刊登，只能在網上出」。

這種新聞約束，與中國近年強勢打壓外國人的政策有莫大關係。自從2014年11月中國修訂《反間諜法》，日本消息指，至少有八名日人在中國因涉嫌犯間諜罪被捕，在中國的日人開始感到莫大憂慮。今年2月14日，據日本TBS的即時報道，證實伊藤忠商事一名約四十歲日本男子被中國國家安全局拘禁一年，指該名男子於2018年2月涉嫌從事間諜工作，中央沒有公布犯罪內容與審訊日期。該名男子是《反間諜法》修訂後首位因涉嫌觸犯間諜罪被捕的日本人，可是，日本主流媒體對此也沒有進行過詳細的跟進報道。

香港6月9日百萬人遊行，終於打破新聞缺口，木村笑言：「這次不能不報道了，遊行是『看得見』的真實現象，按新聞原則，不能不報道，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口，有一百萬人上街，篇幅也不能少。」香港百萬遊行成為了《產經新聞》（6月11日）、《朝日新聞》（6月10日）和《每日新聞》（6月10日）的頭版新聞，繼2014年後再次成為日本焦點。

6月12日警方在金鐘施放二百四十枚催淚彈，日本電視台、網媒開始直播香港抗爭活動，而報章亦爭相報道相關的即時新聞，6月15日發生「反送中」男子梁凌杰在太古廣場墮樓事件，日本報章進行即時新聞報道，及後三宗「反送中」輕生個案，在網上也有詳細報道，相較2014年雨傘運動，日本反應更為積極。

可是，這不代表日本新聞媒體沒有承受任何壓力，記者接觸另一名駐中國記者平井先生（化名），他透露，港人網上集資在6月28日G20舉行那天賣全版報紙廣告，要求各國支援，當時接觸過的報紙包括了日本的《讀賣新聞》，不過，據平井先生所知，《讀賣新聞》以沒有版位為理由拒絕了。結果，反而一向予人親中感覺的《朝日新聞》和外資《Japan Times》願意刊登。

日本民眾執着真相　努力揭發假新聞

香港6月抗爭至今，關心香港的日人有增無減，而抗爭信息輸出日本的過程中，日本網絡出現合力對抗假新聞的情況。7月1日佔領立法會三小時的報道中，有日本電視台以「暴徒化」形容示威者的行為，一度引起日本網民不滿，及後多份報章補充了之前有香港人為「反送中」而輕生的新聞，以較為全面的取向報道了整次件的脈絡。

6月底《共同社》錯誤報道香港政府已「撤回」《逃犯條例》，大報、電視台和主持跟着報道，日本市民發現消息不屬實後大為不滿。此外，7月一度瘋傳警察在上水打記者，網民不斷向香港人請教：「這是不是fake news？」日本民眾執着求證傳言真假，不會完全相信主流媒體有關香港的報道，尤其非常警惕來自中國的假新聞，民間合作揭發假新聞，成為一個新潮流。

日本人擔心「天安門事件」重現

松本直樹依然關心香港新聞，他看日媒報道，亦會到Facebook了解香港近況，他關心7月28日被控告暴動罪的四十四人，亦關心8月11日被槍擊中眼倒地的少女，「香港警察は腐ってる（香港的警察好腐敗）」。

兩個月內警民雙方暴力升級，松本直樹自言，只能隔着屏幕憤怒。

松本看着過去兩個月香港警民衝突升級，擔心香港出現「天安門」的流血事件。

松本反覆深思香港的結構性問題，他勸香港人爭取自由重要，生命也十分重要。踏入7月，松本直樹看香港各區的示威遊行遍地開花，他認為香港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改變政制，要有權選舉特首。「日本有什麼大爭議，首相可以解散國會，市民可以投票，香港不行。」他分析香港可能有三種變化，一是中國和香港也步向民主；二是香港維持一國兩制；三是香港邁向獨立。「如果香港想獨立，會帶來重大犧牲，會發生天安門的流血事件……」

松本直樹說，他不想有香港人犧牲，而且指出，有些事情要堅持，當危及生命安危，便不用「太努力」。

香港的初夏之聲，傳遍全球，日本過去支援香港兩個月的歷程，值得寫入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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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湊佳苗，1973年出生於日本廣島，擅寫懸疑推理小說。2007年憑《聖職者》獲得推理小說新人獎，代表作包括《告白》、《贖罪》等。

《告白》和《贖罪》描寫謀殺案件，重點不在尋兇，反在深謀遠慮的母親如何籌劃復仇大計。湊佳苗創作的小說，人為了存在感殺童弒母，開日本犯罪小說先河。

長長直髮披肩的湊佳苗定必是個沉鬱的小說作家吧。

書展期間她應邀到港舉辦講座。四十六歲、已為人母的湊佳苗站在記者眼前，聲線嬌柔，思維有條不紊，手指卻不時捽衣袖減壓，接受訪問像小學生入學面試，跟想像判若兩人。湊佳苗創作靈感澎湃，出道十一年，寫下二十多本小說。為何起初的小說主題總是那麼沉重？「我不是想寫灰暗的故事，只想寫復仇的故事。那是我想知的故事，滿足了自己便不寫了。」湊佳苗的小說分數個階段，母親復仇、故鄉尋根，近作又寫出少年光明一面。她的創作像兒時玩角色扮演，滿足了便轉型。

《告白》於週刊文春”Mystery Best 10″獲第一名，亦於「書店大獎」中得到第一名。

《贖罪》探討人性深處的罪與惡

題材幾番變改

廣島出生的湊佳苗性格開朗，長大後在淡路島當家政課老師十一年，婚後育一女，在關西過着美滿的生活。突然遷到城市生活，只因追夢。「《告白》本身是2007年一個推理小說比賽的參賽作品。我一直想做編劇，寫小說，尤其喜歡神秘的小說，一定要遷到城市居住找靈感。」

《告白》一鳴驚人，故事女主角的女兒被故意拋到泳池遇溺，活生生浸死，母親為復仇混入學校任職老師，不惜用「愛滋針」恫嚇疑兇。當中還有被寵壞的學生殺死自己母親的橋段。2010年小說改編成電影，繼《大逃殺》之後，細緻刻劃學生的陰暗面，打破「小童」一定是可愛、母親一定愛子女的定理。

《告白》創作十二年後，足不出戶少年弒父弒母的新聞不絕，校園欺凌有增無減，《告白》及《贖罪》好像日本社會的預言書。湊佳苗初期創作復仇小說，中期的《望鄉》有她在廣島、淡路島的影子，到新作《Broadcast（ブロードキャスト）》將焦點轉到中學少年心事，由暗黑到光明的作品，令人猜想曾任老師、身為人母的湊佳苗作品是否「私小說」？

「你有沒有被欺凌？」相信不止我一位記者曾這樣低聲問她。「哈哈，我不會透露小說哪些是真，哪些是虛構，因為我一旦說出，大家只會集中在我的個人經歷。只可以說，小說中有我的經歷，也有想像。究竟我有沒有被欺凌呢？我不會說的。」湊佳苗瞇起雙眼微笑說。

小說《告白》被改編成電影後亦口碑載道，並曾代表日本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寫小說只為滿足自己

湊佳苗厲害之處在於極為多產，她近乎每年創作兩本小說，作品改篇成電影或電視劇，總是大受歡迎。她說寫母性、島上親情，到今日少年赤子之心都為了滿足自己。

「當初我創作《告白》，寫的人生好灰暗，我想下一本樂觀一點。寫過灰暗，便認識了灰暗，寫母性、寫故鄉、寫父子關係，創作滿足了自己，之後便不寫。」湊佳苗說。她曾形容自己三十歲的生活是「自言自語」，白天她是一位普通主婦，早上6時起牀為女兒準備便當，然後洗衣曬被，下午買餸，在家中收郵件。這位尋常主婦習慣每天晚上10時至凌晨2時創作，「只有晚上，我才可以進入自己的世界。」

本身是偵探小說迷的湊佳苗為了創作《告白》，她參考了很多殺人、拐帶和販毒的真實案件，在美滿的現實中思考殘酷，就連女兒也成了她的幻想對象。「現實中，女兒正常地成長，我卻在平和生活中看到很多悲傷的新聞：『為何世界有這種差別？』正因有小朋友，我會幻想如果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怎麼辦？」

在黎明前，湊佳苗可以盡情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但日常生活想得太入神，有時會抽離不來。「有時我去買餸，我會想『如果我是主角，會買怎樣的餸菜』。在超級市場碰到街坊，她們會對着我驚訝地說：『你的樣子很恐怖哦』，才把我帶回現實。」

2018年出版的《Broadcast（ブロードキャスト）》是湊佳苗最新的作品

女兒從不知道結局

湊佳苗應新聞社之邀，在報章定期連載《Broadcast》小說，一改沉鬱風格，寫尋夢少年，去年出版合訂本。湊佳苗的粉絲大為驚喜：新作完全不像湊佳苗的風格。她透露，創作初期完全不知今日小孩在想什麼，現在每人都是低頭看手機的「個體戶」，為了寫《Broadcast》，她每天到麥當勞偷聽小學生對話，才能描繪小說中少年的心理。

湊佳苗的確有很多面，在現實世界中她是有名的小說作家，也是一位母親。她熱愛自由，腦海想東想西，對女兒亦保持距離感。她說，女兒在中學總是被問到「那小說的結局怎樣？兇手是誰？」女兒總是回答：「從沒有看呢。」

作為母親，怎會不想女兒欣賞自己作品。「我當然期待她看，還以為女兒口硬，會偷偷看，怎料她真不知犯人是誰！呀，那我就知道，原來女兒真的沒有看呢！母女可能就是這樣。」湊佳苗輕描淡寫，沒有憤怒，就讓母女之間保持微妙的距離。

「她想看便看吧，上到大學可能會看呢，真不知道。」在她的幻想中，女兒終有一天會看她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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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改編自《東京新聞》著名女記者望月衣塑子小說，故事講述《東都新聞》女記者揭示政府以教育為名重啟軍隊教育，將市民蒙在鼓裏。處理軍事學校計劃的官員以死明志，記者與政府內務情報調查室裏應外合，揭發政府大陰謀。

筆者6月28日觀賞首映，座無虛席，屏息靜氣看這場疑真疑假的軍事大陰謀。

日本的政治電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沒落後一蹶不振，《新聞記者》內容批評安倍晉三，內容敏感，卻難得地票房大收。

瞄準政權的女記者

電影《新聞記者》在亞洲掀起政治電影浪潮，打開缺口的是一名《東京新聞》女記者望月衣塑子。在東京無人不知曉的《東京新聞》社會組女記者，在行內竟然是毁譽參半，究竟她做了什麼？

資深記者望月衣塑子雖然長期在一份地區為主的報紙工作，她關心的是日本女性性騷擾問題，也關注軍事輸出和日本企業關係的國際議題。她是官邸的惹火記者，每次尖銳的問題，都教官員吃不消。

今年2月底，沖繩邊野古填海成美軍基地，沖繩歷史性舉行沒有法律效力的公投，結果獲得六成投票率，當中七成反對，首相安倍晉三表示尊重民意，但工程堅持繼續。望月衣塑子就邊野古填海事件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質問：填海混入紅泥，並不是沖繩的黑土，政府根本未能掌握填海的內情，政府如何處理？菅義偉指責望月衣塑子不了解事實基礎下發問，認為是「問題違反事實」，引起日本新聞界軒然大波。

女主角為新聞記者，其家中書房貼滿大小Memo紙，工作猶如偵探，奮力揭發政府的軍事陰謀。

日本新聞界出現支持或反對望月衣塑子的聲音，主流媒體記者認為，雖然作為公司特派的官邸記者，發問前需要向官邸提出問題，但記者追求真相是天職，政府不能替問題設限。《週刊文春》網上版做了問卷調查，訪問了三十三名現役社會記者，大部分記者反對望月衣塑子的問題過長，霸佔了其他媒體的時間，而且問題內容過分主觀，但基本上支持記者有權在官邸發問。

突破電影敏感線

望月衣塑子作為日本新聞界極具爭議的記者，她寫了一本non-fiction《新聞記者》，比起在官邸與官方糾纏發問程序和問題的事實基礎，《新聞記者》更貼地、更一針見血地用記者視野質疑：沒有記者的社會，官邸的內閣會如何製造「真相」？

日本上世紀七十年代政治電影沒落後，涉及政治的電影幾乎絕迹。日本版《十年》是一個嘗試，在日本未得到迴響。《新聞記者》扣緊近年安倍晉三政權醜聞，例如政府疑似包庇安倍晉三御用政治記者性侵女記者伊藤詩織案。《新聞記者》開首女記者為性侵案而憤怒，「為何女性主動上鏡，警方也可以不開檔案呀？」由韓國女演員沈恩敬飾演的《東都新聞》記者在報館四處怒吼，彷彿看到望月衣塑子在報館的影子。

電影改編自東京新聞記者望月衣塑子的暢銷小說《新聞記者》

成功衝破保守的日本電影界，將真實政治可以搬上大熒幕，關鍵在於故事改編自記者，有一定的事實基礙，有別於七十年代日本政治電影如三島渚的作品，全屬他個人虛構，而且有濃厚的抗爭思想。

望月衣塑子明言《新聞記者》是non-fiction，即故事非全虛構，在G20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以《日美安保條約》不平等為由，已提及過考慮撕毁該條約，在2016年解禁自衞隊，可以出兵支援美軍及其盟友，自衞隊本土化必成為日後的爭議，日本左右兩派都須為「日本應否擁有軍隊」表態。《新聞記者》提出政府用「另一種方法」訓練軍隊，是屬實還是完全虛構，日本政府至今沒有對《新聞記者》有任何評語。

《新聞記者》內閣長官說：「所謂『真相』，是由公眾決定，他們相信就『真相』。」

政壇魑魅魍魎，記者筆下的故事，疑真疑假，衝破政治封鎖線。Be water，這句李小龍的名言，在亞洲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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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摔角就像電影動作片，而且是現場真人一Take過冇NG。」Bitman說。摔角選手不止是運動員，也是一個演員。反派組合 The Man Bros 講到明，識玩一定係做奸角，噓聲就是掌聲。

咁出色嘅摔角手，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一樣，咁鮮明，咁出眾，你點可以睇佢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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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在6月7日前，發出「三罷」的「十項通知」。

6月4日「黑色大靜坐」之後，民間羣情洶湧，支聯會發出《罷工、罷課、罷市 告全港同胞書》，在醞釀一場前所未有的抗爭行動—「三罷」，6月7日凌晨突然發生旺角騷動事件，支聯會煞停6月7日的大遊行。

據《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6月7日凌晨司徒華收到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電話，鄧說：「六月五日那天，有七十多、八十個精壯男子，由深圳持雙程證來港，報稱是探親，形跡可疑……」鄧蓮如向司徒華指出，經警方連日跟蹤，發現他們在騷動的人羣中，警方託她建議司徒華取消集會和遊行，並安排早上香港電台錄音，宣布暫停大遊行。

司徒華早上遂取消遊行，「三罷」變作自願性質，百萬遊行再沒有出現。筆者翻查6月7日的傳媒報道，只有無綫電視以「一度有7000人跟防暴警察對峙」報道人數，其他是「逾千人」；另外，媒體較統一描述的罪行有燒車燒垃圾桶、向警員擲石、撬閘、破壞中資公司招牌等，只有《華僑日報》寫滋事分子有「企圖搶劫」。香港往後對當日的描述大多以無綫電視作標準，滋事分子達「7000名」，定性為涉及政治背景的、疑似「特工」混入人羣。

事件中十五名被捕者，後來沒有被控，沒有上庭，再沒有報道。一場改變香港命運的騷動，留下了很多空白格……筆者對比了多份6月7日的報章及無綫電視的報道。

藝術工作者在油麻地組成的「活化廳」，對於6月7日油麻地、旺角騷動事件感到十分疑惑，2014年決定用戲劇的方式重演一次，劇作名為《碧街事變》，「活化廳」成員盧樂謙和李俊峰等人決定尋找當日失落的碎片。筆者找到移居台灣的李俊峰，從他們記錄的街坊口述歷史或資料找到騷動的端倪。

在2014年9．28雨傘運動前數個月，「活化廳」成員曾託警察朋友在警局查資料，朋友在警局發現1989年的旺角騷動案是「查無檔案」，當日被捕的人數和罪行都懸空了。「活化廳」成員四處訪問街坊，走入麻雀館向江湖大哥查詢、跟排檔老闆搭訕，又向當年負責邊緣青年的社工打探。根據多方的口述記載，有份參與騷動的受訪者均說：「當日有大佬叫我哋出嚟。」至於來自什麼幫派的指使，誰是幕後之手？仍然懸案一宗。

「活化廳」成員李俊峰：「承傳需要多元，需要突破。」

騷動大疑問：誰是幕後黑手？

尋找真相多年，李俊峰歸結事件中三個疑點：一是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凌晨致電司徒華，聲稱有中共「特工」混入羣眾一事；二是衝擊中資銀行；三是市民早上收到假消息的傳真。

先是鄧蓮如的中共「特工論」，李俊峰重讀見證者的回憶錄，發現當時北京的情況非常混亂，那幾天省的幹部聯絡不到中央，「在今日的想像，中國是”Big Brother”，回到三十年前不是，鄧小平在6月9號才公開露面。」其二，衝擊中資機構，「如果是特工，怎會專門撬中資機構的閘？」其三，李俊峰和其他「活化廳」成員打探下，市民早上不約而同收到「可靠消息」的傳真，疑似有人故意發送假消息，以配合整件事發展。「活化廳」從街坊手中取得當日收到的傳真，以手寫字說：「可靠消息透露，中共政府已派遣一些人從深圳來香港，想藉遊行製造動亂……此項消息由灣仔警署發出。請明（今）天遊行人士加倍小心及自律，以防生事」。這些信息似乎針對「三罷」、大遊行及剛巧在凌晨出現的旺角騷亂。

「三罷」之前的旺角騷動，疑團難解，有待考證。李俊峰說1989年6月7日空白了二十多年，近年才有人提出來，當中有太多細節值得港人深究：「八九民運不止民族主義認同與否等事，檢討碧街事件的意義在此，再來多一次，對方一樣可以利用省港旗兵式的『恐共』情緒，一樣可以製造假新聞，就算有網媒，Facebook Live（直播），我們抵擋得了嗎？」

筆者：「你意思是幕後想煞停『三罷』的是中方？是英方？是社團主使做的事？」

「誰是幕後黑手？整件事好juicy（聳人聽聞），但問題不在此。當刻香港可能被國際邊緣化，前途未明，在民眾活動壯大的時候，竟無人問：『誰是幕後黑手』，香港人其實是缺席了。」李俊峰說。

6月7日煞停大型集會、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記者會形容滋事分子是「別有用心」，之後接受錄音訪問指「鬧事」的信息由警方提供。生前司徒華對此事念念不忘，6月7日旺角騷動成為他終生不解之謎。「我一直密切關注事件的發展，尤其是這十五名被捕男子的檢控或釋放。但十分奇怪，他們沒有上庭，完全沒有接受審訊，沒有宣布他們罪行，後來去了哪裏呢？我曾經問過李明逵……李明逵說回歸之後，英國人將所有檔案帶回英國去了，他並不知情。」（摘自《司徒華回憶錄 大江東去》）

「活化廳」舉辦的「碧街事變流動劇」，故事結局是中共「特工」滲透人羣，李俊峰笑言：「演員都相信是中共搞的，所以演下來便變成這樣了。」筆者發現，近年學生報的刊物描繪此6月7日的旺角騷動，都記述為「70多名持雙程證來港人士臂纏黑絲帶作記認，於碧街附近聚集」，文字描述與鄧蓮如的講法不謀而合。

那一天的時地人和結果

那一天的時地人和結果

支聯會誕生與穩定至上

「六月七日……既然跟工商業有關係，所以我約了工商界人士，與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包括：張鑑泉、羅康瑞、好像還有李鵬飛。他們當然非常反對罷工，但最後我仍與他們達成一個協議，罷市一日。」（摘自《司徒華回憶錄 大江東去》）

6月7日，司徒華代表支聯會取消下午2時，跨越港、九、新界，預計百萬人參與的大遊行，部分遊行人士自發湧至新華社。及後支聯會否定煞定罷市，只是叫停了大遊行。當時只有五歲的李俊峰，約於十年前重看這段「三罷」歷史，逐字細讀支聯會發出的《罷工、罷課、罷市 告全港同胞書》，一方面讚賞當年支聯會井然有序在學校、各行各業鋪排「三罷」，另一方面，字裏行間多用「理性、守法、和平」的字眼，那種抗爭的「穩定性」早在1989年留下伏筆。

1989年支聯會留下的這條伏線，李俊峰認為正值雨傘運動五周年之際，更應正視。「支聯會是香港人心魔，香港人是有份建構的。華叔（司徒華）代表某種香港人的mentality，

經濟要穩定千萬不要亂。你不能夠一味責怪支聯會，香港人一直沒有正視『亂』，一直沒有想過，『亂』是否一件絕對的壞事。支聯會的誕生，其實應該繼續討論下去。」

「活化廳」成員在地區搜集資料時，街坊向他們提供當年收到的傳真。

遍地開花 不在傘後

八九民運廿周年，「活化廳」曾辦閱讀會、演唱會，五年前用戲劇重演「碧街事件」，李俊峰認為多年來悼念一體化，欠缺多元：「有關八九民運，有需要找位置突破，並不是靠一個團體，一種聲音 。」可是，當用砌模型方式重組天安門，假設「天安門沒有鎮壓」，李俊峰說有一把反對的聲音蓋過，「八九民運不可以太幽默」，此舉大逆不道 ，之後得出結論：八九民運只能悲情。李俊峰說：「每次社會運動只靠情感動員，靠不公義法案號召，我們變得很被動。」

八十後李俊峰經歷雨傘，靠油麻地街坊口耳相傳1989年的事，他驚覺1989年才是「遍地開花」。「『活化廳』好近旺角佔領區，當你踏出佔領區，回到社區，其實係無連結。八九民運，妓女遊行、有老闆拿籌款箱在街上、麻雀館黑社會大哥可以細談民運一小時1989年的事，茶餐廳老闆娘話因為八九才生仔—不知是什麼邏輯……你感受到當時是全城嘅民主運動。」

李俊峰詰問，三十年來，「自由花」散在哪裏？

1989年6月7日，《快報》頭版報道凌晨旺角騷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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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旅美雕塑家陳維明以玻璃鋼製成的民主女神像運到香港，先放在時代廣場遭檢控，中大學生會將之放在中文大學，與港大「國殤之柱」互相呼應。

1989年，李嘉文十歲，小學5年級，他懵懂地「見證」了八九民運。

「我在電視機『見證』八九民運，知道殺人是不對，國族身份都是跟大隊。回歸後，相信中國會改進的，1997年北京釋放魏京生，中國加入世貿，大學時到影藝看《天安門》紀錄片，跟着民主派集會，定時投票。我們要用民主去抵抗中共，六．四去維園，傳承給下一代就是了。」李嘉文叙述2007年前的自己，願意跟隨主流，他形容對民主派信任度很大。

李嘉文：不要忘記「六四」的另一面

直至皇后碼頭，李嘉文驚訝：「原來本土的歷史都沒有好好記載。」

接着到五區公投，民主黨入中聯辦，李嘉文開始疑惑，香港重複又重複輪迴的命運。退場／不退場，行動／不行動，付出／不付出，談判／不談判⋯⋯巨人當前，香港像患了短暫失憶症，在分岔路總忘了如何走來。

李嘉文在網上創立「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翻看八、九十年代的傳媒的報道，梳理香港在前途談判的歷史。在1989年的歷史一頁，他發現香港人性最光輝背後，是不太多願意回顧另一面的真相。

下一代承傳了公義，也承傳了恐懼和無力感。李嘉文從歷史文字走來說，在八九民運要傳承智慧，香港人至少要誠實面對自己。

歷史的幽魂徘徊不去

直至皇后碼頭，李嘉文驚訝：「原來本土的歷史都沒有好好記載。」

李嘉文自言是「業餘考古佬」，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開始翻箱倒籠，查閱八十年代的資料，在歷史的碎片中尋找港人的命運。他一邊查，心中疑問油然而生：我們在重複1984年的路，八九民運在香港發生的爭端、恐懼、心魔，至今仍然在這裏縈繞不散。

李以1989年用「突破新聞線」的關鍵詞去分析，6月4日屠城之後，左派機構、記者、學生，乃至支聯會都呼籲突破新聞線。「當時的『突破新聞線』，一方面令各地各省人民知道北京屠殺政權，但另一方面潛台詞就是推翻專權政府，好多人『希望解放軍調轉槍頭』。反觀香港，支聯會強調自己是和平、理性，6月7日旺角爆發騷亂之後，支聯會即時擱置遊行。然後，九十年代香港人提出透過貿易去制衡北京極權政府⋯⋯」

李嘉文組織1984年以後的香港歷史，認為八九民運在香港發生零碎的社運事件，在三十年來反覆發生。

根據6月7日《文匯報》支聯會廣告：

「我們堅決與上述法西斯政權劃清界線，不承認它代表中國人民及國家，並對其法西斯兇殘行徑嚴加譴責！我們並呼籲：……全國有良知的人民軍隊立即動員起來保護人民，並倒轉槍頭與人民共同打倒鄧楊李法西斯政權。」

使李嘉文更愕然的是，1990年之後的歷史，「香港人一邊哀悼，一邊準備移民，去到自身的前途問題，可以放棄中國國籍。如果我們放棄複雜的面向去看八九民運，那當時的影子只會繼續影響着今日的下一代。」

中港命運相連，李嘉文認為1989年之後中港不止是前途問題，是道義和「搵食」之間互相拉扯，香港人陷入精神紊亂的狀態。不單面對共產黨，也要面對英國政府。原本支聯會發起6月7日「罷工、罷課、罷市」及大遊行，主席司徒華收到警方及其官方的信息，相信有中共「特工」混入羣眾，清晨急煞停大遊行（見後稿）。李嘉文質疑這個決定：「5月20號，八號風球咁危險你都去遊行，招牌跌落嚟點算？蠱惑仔搞事反而可以主導民情？如果民情這麼重要，派多啲糾察便可以啦。」

近年六四集會人數維持在十萬以上，90後沒有增多，中生代增長了不少。

白色恐怖　來自英方

弔詭的是，在6月9日鄧小平講話前，英國政府的處理顯得小心翼翼，一方面對於遊行示威採取「一邊打一邊縱」的政策，放任「黃雀行動」進行，另一方面對激進派如四五行動及前線示威的大學生實施在八十年代少見的高壓政策。

「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中《後六四香港：國慶示威掀白色恐怖潮，政治檢控山雨欲來》一文，有如下記述：

1989年（9月29日）新華社國慶酒會示威衝突掀起白色恐怖潮，警方接連跟蹤搜捕社運組織四五行動成員，控以非法集結等罪名，又大張旗鼓到電視台新聞部搜證，民主派對事態保持低調。但隨着警察毆打示威者片段在審訊時曝光，輿論開始同情示威者，結果四五成員因證據不足獲撤銷控罪，但訴訟壓力卻令組織產生內閧分裂。

審訊期間，四五行動照舊搞集會向市民講述國慶酒會抗議事件，同時呼籲市民關注公安法，參與市民只得幾十人，不過四五行動仍到各區搞展覽。10月尾，《南華早報》披露港府政治顧問寫信給新華社，說明港府無意令本港成為反共基地，亦提及國慶酒會場外曾拘捕四五行動成員。審訊結果因證據不足，法官撤銷四五行動成員控罪。

另，根據《紅色的轉折：蘇聯東歐變局》（劉榮錦，1992）：

保釋候審期間，「四五行動」陷於白色恐怖。警方企圖一舉殲滅我們，四處搜捕我們成員、包圍我們會址。組織被迫潛入地下，由筆者等數名可以維持地面工作的成員維繫組織的聯絡及工作。回想那段時間，一日廿四小時被警方監視、跟蹤、竊聽，筆者從實踐學會了擺脫跟蹤的技術……

「五區公投」是民主派分裂的催化劑

 我們繼承了恐懼

李嘉文指，1989年香港經歷搜報館，對示威者施暴，跟蹤，社會一片我們遺忘了的白色恐怖。踏入九十年代，香港人熱烈討論移民或者買島另建香港。「八九之後，局勢依然不確定，你在政治中選哪一個立場呢，決定和激進行動割席，還是決意準備九一直選⋯⋯」

政改一役，民主黨在2010年進入中聯辦談判，那時李嘉文反思，香港人爭取「自主」的掙扎點在哪裏？他認為，有了切入點，研讀八九那段時空的歷史便有意思了。「我不能夠硬要年輕人接受我們一套，傳承有什麼意義呢？詮釋歷史要有切入點，角度帶有關懷點，世代就有對話空間。過去一代傳承道義我不否定，那條人道的線在哪裏？掙扎在哪？阻力在哪？要再仔細去看。阻力未必一定來自北京，是來自我們自己 。

「我們繼承了道義，也繼承了恐懼，我們（這一輩）見到坦克車便會怕。歷史不應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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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輝連續第六年主持「導賞團」，第一團收到二十人報名參加，他說感到欣慰。

「但我記住這一天」

「89香港民主導賞團」派發當年的資料，讓年輕人更投入。

顛覆跑馬地的拜金主義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軍隊進入天安門鎮壓學運，支聯會下午在跑馬地舉行「黑色大靜坐」抗議。

從此以後　遊行集會日常化

「當時三個男人一字排行出來，頭纏民運標語，自然有人跟住走。」

「屯門中年大漢告訴我：人生第一次手纏黑布悼念，就係1989。」

「我哋坐喺屋苑樓下集會。」

這些是陳景輝記下的散亂口述歷史，有待整合。陳認為，好好對待1989年香港發生的事，要記住的還有民眾如何自發遊行，當時突破了所謂的「大台」，也可以說1989年之後香港的羣眾活動從來沒有「大台」。「八十年代，民促會搞的遊行，門口要有個紙籮，民眾要把口號單張放進去，才可以加入，口號統一，主辦方對於遊行的管理十分嚴格。」

1989年5月，北京宣布戒嚴，羣眾集會百花齊放。陳景輝接觸不少街坊，他們「在自己的社區學校、屋苑附近舉行遊行」，自此遊行集會成為香港人的日常。「這就是八九民運之後，羣眾對於遊行的理解。《大時代》（1992年無綫電視劇）方展博面對連警方都解決不了黑社會的勢力，可以做什麼？就是靜坐示威。」

抹去了1989年在香港的關鍵詞，我們難以累積民主經驗。近十年，社運激進派要求行動升級，保守派堅持「又傾又砌」，陳景輝看1989年至九十年代初的學運歷史，由跟北京政府「又傾又砌」變成衝擊新華社。1989之後，「六四」燭光晚會是否「行完就算」，也是多年激辯的課題，陳景輝認為香港人應該從中檢視自己，而不是一味否定過去。

斷裂於過去　迷失於當下

面對歷史經驗的嚴重斷裂，香港人迷失，陳景輝說這一切源於我們「活在當下」的歷史觀。「本土」一詞，出現於陳景輝、朱凱廸2007年組成的「本土行動」，陳指出「本土是一個跨越時空的對象」，不是只屬於一個時空的名詞，對待本土歷史，要摒除「活在當下」的思維。

「幾代人都很相似，我們活在當下，上一代90年迎接選舉，傘後年輕人說悼念六四無意思，八九民運不關香港人事，目前本土的政制議程在當前，其實新一代屈從於當下的想法，完全繼承上一代 。」陳景輝說。

雨傘五周年，不應該只從七十九天佔領的事說起，由追究政治人物責任、本土派暴力反抗到入獄，陳景輝說應該將1989年連結至雨傘運動，不要因為「不能扭轉8.31人大決定，便連提都不想提」，如此兩代人只會又一次將民主經驗扔進垃圾桶，正因為香港人對本土的民主運動沒有信心，不作多提，不作連結，不作感激，才會遺忘過去。香港人以「一次性」的事件去審視民主運動，互相割裂，沒有比較；信心建構於一次性的成敗，陳景輝點出輪迴無力的枷鎖源於政制，因此「我們注定是沒有信心的羣眾」。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天安門密碼
陳景輝又帶港人重遊遮打花園，1989年5月4日學運老鬼岑建勳教學生唱《國際歌》，惹來當時珠海書院新聞系系主任黃毓民不滿：國際歌是共產歌曲，不應唱！一首歌，掀起世代、左右、民族的糾紛。

到今天，筆者看陳景輝讀八九民運的資料如懺悔。

「我們從來都是由這一天開始，像初生嬰兒，我們在台上大嗌：『抗爭由今日開始』，呢班人，包括我呀，只有開始？又或者不如從頭來過？」 陳景輝翻查、累積本土民運歷史，希望可以在天安門廣場的密碼慢慢解封。

每個人都有他的廣場密碼，三十年過去，你解開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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