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味道圖書館舉辨「音樂家的咖啡館」活動，由客席主廚兼作曲家Erikson Ting策劃，從各種資料搜集到巴哈在萊比錫（Leipzig）咖啡廳Café Zimmermann作指揮、向大眾推廣音樂時的飲品，並精選復刻成即煮咖啡、Pharisäer Kaffee等數杯咖啡。

可曾想過：嗜啡如命的古典音樂家巴哈，當年所喝的咖啡是什麼味道？

從半年前開始，Erikson專注「還原」古典音樂家們的日常餐桌：從莫扎特愛吃的牛肝餃子（Leberknödel），到貝多芬的巴馬臣芝士通粉，到最近咖啡市集可喝到的巴哈咖啡……他總能在爬梳古人歷史過後，帶給現代人驚喜。

「就是聽着巴哈的樂曲，他手中的咖啡模樣就慢慢成形。」Erikson說得舉重若輕，但他為了讓這杯咖啡重現，不知聽了多少次巴哈清唱劇Coffee Cantata，看了多少份關於歐洲咖啡貿易史的文章。

Erikson指出，巴哈年代未曾有電子烘焙機，所有咖啡都是用小鍋子直火烘焙。

豆子磨粉後，會直接倒進壺子，用沸水略煮。

從咖啡的色澤來看，已能推測巴哈當時所喝的咖啡有多濃。

「從前的咖啡都是即烘即磨即煮。」很多古菜只有名字，不但沒有滋味的描述，其實連做法也沒有，這時候Erikson就只能靠咖啡當時的功用作發想。他指出，巴哈所處身的十七世紀末，根本沒有任何電子沖煮器具；生豆從非洲、南美洲到來歐洲，店家就是會先放一把生豆在小鍋子，用木勺拌炒至中深焙，然後隔水冷卻，磨粉後，再放在水壺煮沸，「這樣子才夠濃，呼應以前『喝咖啡為提神』的說法。」

在品飲咖啡之時，Erikson會即場奏樂，用音樂和咖啡帶人穿梭到十六世紀的德國。

除了想像，Erikson的咖啡復刻亦有改良。他選用瓜地馬拉日曬精品豆，讓尾韻悠長一點；水粉比例也有微調，沖得沒那麼濃，以貼合現代人的口味。

在壺中慢慢膨脹的泡沫，讓人看出興味。

一段成功的飲食復刻，不但要能想像、會說故事，更必須言之有物。「咖啡是那時很前衛的飲品。」「咖啡廳是男士限定的場所，女士喝咖啡會被視為不守婦道。」「巴哈骨子裏是個前衛的人，就像他愛為當時被視為新興樂器的長笛、大提琴寫曲、作獨奏。」「他一天例必喝三杯咖啡。」Erikson原本就精通管樂，這時他就取出黃楊木直笛，為我奏一節經改編、風格自由奔放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維也納與德國相鄰，有着很相似的咖啡廳文化；不過當地人也愛加酒與咖啡調和，就像眼前這杯Pharisäer Kaffee。

Erikson認為巴哈與Bob Dylan同屬思想前衛的人，因此是次活動他也把美國一九六〇年代的著名咖啡調酒Espresso Martini重新復刻。

身處淺焙精品咖啡當道的年代，你說這樣子回頭品味古典咖啡，不是很有趣嗎？

是次復刻活動由Erikson Ting（右）與咖啡師Mandy Mok（左）共同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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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與出名措辭辛辣、專門針砭設計的Facebook專頁版主中央聖學子同行，卻發現兒童醫院內部設計盡顯心思，富現代感，與外牆字款完全割裂，異常離奇。為此我們聯絡兒童醫院求解畫。

到底香港何時才不再把兒童設計與七彩娃娃feel字款劃上等號？

英文名稱擁擠「貼頂」，又以黑色字配彩色字，聖學子謂：「真係好怪」。

兒童醫院向海一面外牆中英名稱相距甚遠，感覺業餘。

乘坐往郵輪碼頭的小巴、走在MegaBox附近大街、駕車於觀塘繞道北行，都會看到那「香港兒童醫院」字樣，感覺如同目睹有人把「是是但但」寫在臉上。步入開幕數月、現時局部啟用的兒童醫院，竟發現設計驚喜處處，靚！

大堂的繳費及登記處前放置一排排繽紛梳化椅，另有彩色矮凳，木柱上綴以可愛小鳥與屋仔，顏色柔和舒服，整體沒有「娘味」。就連行文一向鋒利如刃的中央聖學子都讚：「牆上仲有啲動物圖案，都好好睇。平面設計在這裏的作用係令病童無咁慘，令呢度有別於一般冷冰冰的醫院。」對於大堂的樹木、雀鳥及雲朵裝飾，他認為表現手法可取。「用幾何圖形砌的樹富現代感，唔會好似好多年前有間叫Rainforest的餐廳，嗰種樹要扮到好真，好具像。」

地下大堂繳費及登記處用色柔和。彩色梳化椅及矮凳，搭配可愛小鳥裝飾，一洗醫院冰冷感。

樹、鳥、雲等大自然元素裝飾抽象富設計感，給予小朋友想像空間，沒有幼稚味。

醫院本身指示牌清楚易讀，卻處處出現這種重複資訊的過膠指示牌，影響觀感。聖學子認為這已非設計層面，而是管理層面問題。

動物跳出拼圖有心思

地下電梯大堂有一塊動物積木拼圖，原來樓上每層都有一塊相似拼圖遙相呼應。各層皆有一隻動物代表，例如一樓是猴子，猴子積木會從一樓那塊拼圖走出來，牆身又有猴子壁畫。聖學子說：「每隻動物都有主題顏色，supporting graphics都係那個色系，而且會利用線條、圓點等等，有taste，配搭得幾好。壁畫有留白，整體不太雜亂。網站睇相覺得一般，但親身來睇效果唔錯。兒童醫院如果大力宣傳內部呢啲設計特點，我覺得大家都會讚，慘就慘在最見光，係人搭車都見到嘅字就客觀地醜樣，失咗分。」

記者與聖學子走勻大堂及樓上兩層走廊位置，外牆娃娃體字款除顯示於一個資訊屏幕，不見蹤影。「大樓內用的分區、指示字體都是比較圓渾、friendly的圓體，中英字體好配合，夾得好好。我估計做內部設計時連外面的identity design都未有。我懷疑外牆與內部設計係兩間公司做，水平差太遠。」大樓風格割裂程度，令人從外走到內，有如進入異度空間，又恍似氣質男穿上透視魚網裝一樣跳tone。

樓層指示牌用顏色及動物劃分，十分清晰。木材拼圖概念一直延伸至各個樓層，應用得宜。

臨牀服務大樓（B座）一樓屬專科門診部門，以猴子為主題。

五樓為血液及腫瘤中心，以鸚鵡為代表動物。

標識獨特才好認

或者有人認為外牆字樣睇到就得，何須斟酌？聖學子解釋：「Identity Design（標識設計），最重要功能就係識別，同國家旗幟一樣。專業設計師事前會了解客戶需要，再做資料搜集等，最後定案會同見慣見熟嘅平庸設計有分別，要與別不同先容易令人記得。靚唔靚唔係首要追求，但美感絕對可以為品牌帶來價值。」設計過程應是去蕪存菁，彩色娃娃體怎樣看都是第一階段就去除的雜草，卻偏偏存了下來。

他又補充identity design並非單單指標識設計，同時亦會延伸至裝潢。「標識跟內部風格應統一，依家完全割裂。外牆用番大樓內用的圓體都可以㗎，但我估管理層覺得『好無嘢』。放到中文字咁大，用色咁七彩，全因外牆真係無嘢令人覺得裏面playful。」如果大膽一點，外牆用大大個動物圖案呼應內部，字體線條可相對簡單，甚至沒有醫院名字都絕對易認。「當然這樣做可能會貴好多，但香港政府成日講『創新』，但公共建設往往都無push boundary。」

好，就當預算不足，但字款用色還是可以改善。「七彩好易顯得俗氣，好似藥房LED燈招牌，但偏偏好多客buy，覺得搶眼，覺得抵。繽紛只能用鮮豔彩虹顏色？飽和度低啲，用少少灰度，粉色啲會舒服好多。」

提到字的排列與擺位，他望着大樓向海的一面外牆，斬釘截鐵地說：「好明顯做的那人graphic sense好差，先會咁樣放字。英文名根本唔夠位擺。如果一定要顯示雙語名稱，寧願字細啲都應橫排，放埋一齊。依家直排中文名字與字之間好疏，成排字又太貼右邊，好唔順眼。擺中間啲咪四正啲囉。」

聖學子認為現時兒童醫院有些樓層白牆較多，仍帶冰冷感，提及日本類似建築會多用木材，感覺溫暖，但強調內部算有心思。

病房牆上有大自然主題畫作，減低小孩不安感。

成敗功過都在設計師？非也！

就內外設計嚴重分裂一事，記者去信香港兒童醫院，發言人回覆，醫院由「建築署聘請承辦商設計及建造」。至於外牆字款，「院方經過既定採購程序委託一間公司設計。有關字款設計及其在外牆的安裝位置經本院、醫院管理局及建築署商討和審視後，由醫院管理局相關委員會通過。」果然如聖學子所言，內部與外牆是兩家公司負責。所謂的「既定採購程序」就是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聖學子帶笑提問：「如果經『既定採購程序』搵到嘅單位未能提供高質素設計，咁應該檢討嗰個『程序』，定係檢討持份者決策呢？標榜培育新生代的香港設計中心成立十八年，又有無找法子解決這個制度問題呢？」

根據回覆，今次兒童醫院外牆字款樣式與擺位似乎是多個部門你一言我一語的集體「創作」。成也設計師，敗也設計師？手執決策權的從來不是設計師。「客戶角色起碼佔一半。設計只由設計師做？天大誤會。由批錢、定時間到搵設計師，設計過程已經開始。但設計學系、設計獎項從來無人提這點，令人以為好設計就只係設計師功勞。」

有美感有視野，又願意信任設計師的管理層絕對可以催生好設計。「點解有人專登出一本書歌頌企管人Frank Pick呢？呢位London Transport首任Chief Executive，有啲似Steve Jobs，唔係落手落腳做設計嗰個，但經由佢策劃及採用嘅好設計，由平面標誌、字體、infographic、交通系統等，都影響後世。」

倫敦交通博物館前首席策展人Oliver Green曾出版Frank Pick’s London一書頌揚這位London Transport首任Chief Executive。

可是，公眾對於「好設計」，只聯想到個「貴」字。「貴？無價值先覺得貴嘛，已經無人會問Milton Glaser設計I Love New York logo貴唔貴，因為好成功，值得。兒童醫院內部設計費一定高過外牆好多，但如果小朋友來到開心咗，你無得用錢衡量，唔能夠齋睇銀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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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世康和表姐黃春華都是黃佩佳後人，葉世康是前電視台編劇，無綫電視的《陀槍師姐》、《鑑證實錄》、《楊貴妃》、《酒店風雲》都是其經典作，沒想到其家族故事比電視劇更具戲劇性。大學時期的他在美孚故居讀過不少外祖父黃佩佳的著作，當中主要是遊記，也有用英文翻譯郁達夫的詩作，「阿婆拿給我看這些書，文言不易看懂，但知道其文筆很好。」葉世康對文字敏感，不過直言始終事隔久遠，讀着遊記並不投入。

葉世康自小聽父母談及黃佩佳事迹，一直想把其文章結集出版。（按圖放大）

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人生

然而這位孫兒對外祖父的生平倒是十分好奇，甚至想過把它寫成劇本。葉世康最深刻是黃佩佳離港抗日的決定。表姐黃春華曾聽父親說當時情景：「有一晚有兩個日本軍官身穿制服上來，子女躲在房內，從門縫中偷看，估計是想阿爺為他們工作，只聽到他猛說不可以！兩個軍官離開後，阿爺漏夜執行李，阿嫲一同執拾，他好快就走了。阿嫲亦在當日帶子女搬走，估計他們很怕日本人再來，所以走得匆忙。可能以前打仗好多人走佬，空置了很多房子，所以他們很容易找到房子暫避。」

黃佩佳在1943年6月12日給堂弟留下《絕命詩》託孤，其友人劉香雪以這首詩回覆，自此黃佩佳便消聲匿迹。（按圖放大）

黃佩佳去了哪兒抗日，妻兒無從得知，葉世康估計是找國民黨，卻找不到他聯絡誰，「好武俠劇，他最後留給我叔公一首詩，那首詩好似絕筆，大概意思是有壯志未酬，猶如荊軻刺秦王絕筆。託他照顧妻兒，我覺得這是古代人才會做的事。」更戲劇性的是，這位叔公正是奇華餅家的繼任人，聞說「奇華」二字由黃佩佳題名。「我叔公是生意人，阿公是文人，所以叔公很尊重這個兄弟。」葉世康說。

1932年，黃佩佳在《南強日報》有「額涼集」專欄，這篇剪報寫他在馬鞍山的見聞，筆下的馬鞍山礦場仍在營運，今已成歷史。（按圖放大）

患難之時　更見情義

黃春華提起這位叔公時語帶感激，說他願意照顧黃佩佳的遺孤，不但新年前會給錢她們，好讓她們有錢封利市給小孩，又以低廉租金出租房子，更在七、八十年代時，向兄弟姊妹每人各送贈一層樓。

黃春華聽父母說過黃佩佳的事跡。知道他很有孝義。（按圖放大）

黃春華憶述：「阿嫲曾說如果阿爺在生，可能在九龍塘有座別墅給我們住了！」假若當初黃佩佳不離開香港，遺下的妻兒子女可能生活會較順利？時局紛亂，扔下家室與事業為國犧牲，在今日的香港看來未必為人理解，「你試想像，他有妻子又有細路，一定掙扎了很久。那年代很多家庭都是這樣，只是現在時代和平，沒那麼多傳奇故事。」葉世康說。

不過葉世康亦理解外祖父的意願，「他是有識之士，一個有學識的人，當時看到國家變成這樣，都會好激憤，今時今日，如果你是一個正常有邏輯的人，都會好激憤，同一道理。」

1942年黃佩佳到荃灣東普陀寺參佛，以「江山故人」為筆名，寫下自己決定「與酒告別」，並在佛前懺悔。（按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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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靜的日子隨戰亂改變，1937年日本侵華，後來香港開始「三年零八個月」的苦日子，黃佩佳在1943年忽然離開家人報效家國抗日去，從此消聲匿迹。我們訪問歷史學者及黃佩佳的後人，翻查他中學時期的資料，嘗試尋訪這位第一代人肉Google map的下落。

黃佩佳（下排中間）的後人把他留下的相片保存得完好，記錄了他與友人結伴行山的情況，也有不少風景照。（按圖放大）

歷史學家的方志精讀

黃佩佳出生於1906年，身為遺腹子的他，對母親非常孝順，家境並不富有，他還是很努力讀書，1926年皇仁書院預科畢業後，加入殖民地政府庫務署工作，屬當時少數能躋身公務員行列的華人。1928年起，他用「江山故人」這筆名，將遊記投稿到《華僑日報》等報章專欄刊登，每逢星期日，就會與報館朋友一起遊山玩水，直至1943年失蹤前，他足足寫了六十多萬字文章，只是這批專欄結集一直未被正式出版。

文章不缺陌生村名，也有熟悉地名，如大埔，「《新安縣志》稱大步，據該地土人云，在昔該地為大森林，人跡罕至，行者大步而過，故有是稱，其言可信也。」他更提到大埔墟當年的熱鬧景況，「內有照相、雜貨、布疋、洋貨、海味、臘味、酒舖等商……街之盡處，有設菓攤數檔，所售多為木瓜，每斤值四五銅圓不等。」他認為墟冚程度與石湖墟和元塱墟不相伯仲，可見其足迹遍佈新界！

即使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交通不便，黃佩佳（左三）依然與友人經常出遊，打扮得西裝骨骨，這照片攝於元朗舊墟。

黃佩佳亦提及荃灣古名為「淺灣」，因為海灣水淺而得名。他猶如今日的人口普查員，在書中細數川龍、老圍、三棟屋等多條村落人口比例，婦女以種菜為生，男人則外出工作。不過最有趣的，是當時荃灣名物是菠蘿，「荃灣波羅，自大體言之，質之精美，雖不如大埔等處，然產量之宏及精格之多，則為新界任何一村落所不及者也。每年產量，約有數萬擔之譜。」這位穿梭大小村落的行山客，對農作物頗有研究。

整本方志由文言文寫成，所寫的地方名大都仍然存在，內容不難理解。然而足足相隔半個世紀有多，才出版為《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一書，編者兼歷史學家沈思功不可沒，他花上超過廿年考究書中內容。沈思一談起地名由來眉飛色舞，回歸後不少人都對香港歷史感興趣，他卻一直偏愛較冷門的方志學，研究開埠前本地史。

舊物店遇上江山故人

沈思與黃佩佳兩人相距近一個世紀，「相遇」經過頗傳奇。1980年代初，沈思認識了在大學研究方志的蕭國健教授，對方給他看一本天書─《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專欄結集翻印本，由一位名為黃佩佳的先生於1930年代撰寫，並經黃佩佳的旅行家友人兼已故報業前輩吳灞陵整理，只是此書一直未正式出版。書中詳細列出新界和九龍的地名和村民生計，令他大開眼界，可惜影印本印得太差，沒有標點，資料有紕漏缺失，所以很多前人想把它出版也不果。

沈思在1980年曾為報紙撰寫本地旅遊掌故，開始到圖書館找方志埋頭苦讀，研究日漸深入，成為方志專家，經常出席歷史講座。

沒想到，後來沈思的朋友在舊物店購得一批陳年剪報，正是黃佩佳專欄文章的原版剪報，大大補充了《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翻印本的內容，於是沈思把剪報再影印研究，靜候機會出版，直至2016年，終於有出版社願意先後出版黃佩佳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及《香港本地風光．附新界百詠》兩書。

年代不同　考證精神相同

黃佩佳走遍香港甚至廣東省各地，沈思同樣熱愛用雙腳走訪村落。沈思熟讀香港古地名，中學時不甚喜歡歷史科，亦抗拒死記年份，反而因為行山而愛上本地歷史。「行山時，看見很多有趣村名，又聽到很多前輩和村民說故事，便勾起了好奇心。」在1980年，現已停刊的《星報》開設旅遊版，找他撰寫本地旅遊掌故，如大嶼山、香港石刻故事。

沈思早在廿多年前得到黃佩佳為報章撰寫的遊記剪報《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屬研究1930年代香港歷史的重要文獻，他一直希望把此書出版，終於在三年前得償所願。

他笑言自己性格包拗頸，從不相信轉述，愛尋根問柢，除親身上山入村，訪問村民，每天下班更會到書館，讀兩三個小時書，查考《新安縣志》、《廣東方志》、《廣州府志》等等書籍。「談香港本土，不能孤立從香港角度看，也要看珠三角廣東省，因為香港以前歸東莞縣，很多圍頭話是東莞話，移民也是由香山搬來，故文化有交流，經濟有互動。」

編書重遇黃公後人

出書涉及版權，他也曾擔心，「黃佩佳有沒有後人？」然而他的文章從沒一句話談及家庭生活，再參考本地旅行前輩寫的書，也沒提及過他有家人，於是大膽推測他並無後人。出人意表的是，當他出版《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後，黃佩佳一位外孫竟致電給他，這人是前無綫編劇葉世康，「他打給我，我心諗，死啦，是否追版稅呢？原來他代表家族來多謝我，他們家中黃公的收藏也不齊全，後來我們交了朋友，才知道黃佩佳家族好大，與奇華家族也有關係。」後人還提供1930年代的舊照片，部分是1932年黃佩佳友人創立的行山團「庸社行友」所攝，照片與「庸社行友」雜誌《旅行周刊》內容吻合，補充了大量信息。

《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以新界、九龍為主，述事詳細真實，「黃公當年能用的方志書不多，資料反而靠實地考察訪問口述歷史得出。」沈思說，不過很多事物今已不復在。

沈思自言編輯這兩本書沒收分毫稿費，「這書是知識的總結，是二、三十年來研究後對這本書的回饋，不可用錢來計。我這麼多年來在圖書館講座，出書又用他的資料，已賺番晒。」沈思後來亦與黃佩佳的後人成為朋友，知道黃公育有六名子女，因為戰後養不起小女兒而被迫送給別人，「後來葉世康把第二本書的序讀給這位阿姨聽，她聽到哭起來。出版這書是功德，好事來的。」

西裝筆挺的黃佩佳任職庫務署公務員，與同事布達才（中）、黃賢修（右）合組「雄風社」行山，後合併為「庸社行友」，乃香港歷史悠久的行山組織，至今仍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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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偉業說:「我不是吃政治飯的人。」

那時在旺角佔領區，有一個神高神大的人，無人不識，人稱「美國隊長」，後來更有支持者給他送來防禦裝備:護腕、護膝、頭盔。他一個人站在路障前，作為第一道人肉防線，怕學生被蠱惑仔搞。其實有時他也會感到害怕。他堅持站在那裏，而且堅持不用武力還擊。「佔領要塞，是爭取真普選的籌碼。」

「美國隊長」容偉業，終於被香港警方拘捕，控以兩次普通襲擊罪。

「有人來拆路障，我攔截時碰到他們，可能我技巧不好，但事件不嚴重，要求不提證供起訴，罰一千元，沒留案底，但要守行為，禁足旺角。損失的是，過去一年不能定期參加『鳩嗚團』，有時參與光復行動或反水貨，大家也叫我不要站得太前。」

他說，站得前的素人，因為不會退守，最有機會成為被拘捕的對象。「明星學者被拉無所謂，愈告愈多光環。黃洋達被拉多次也沒事，拉N次也不怕，拉完放，費事告。普通人被拉就麻煩了！」

變身好勁其實是普通人

「每天要回去警署報到，返唔到工。」等到15年10月他找到速遞工作，今年3月轉做保安。

「試過應徵工作，面試完，對方知道我是佔領的人，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於是我又再找另一份工。」

今年大年初一，容偉業的禁足令已解除，再次踏足旺角，未料原意來撐小販的行動，為他帶來了一項名為「暴動罪」的控罪。警察突然上門拘捕。「那時我跟嫲嫲正在吃下午茶，她好驚。」警察逐一檢查他家裏用品，「和朋友吃飯的私人生活照也看過」，然後帶他到青衣警署落口供。「擔心是有，但也預了。政府庫房有錢，可以跟你玩，政府當你是罪人，但我認為有罪的是政權。政權任意踐踏人權和人性，向權貴傾側，不把市民視作尊貴的人。」

他說自己常被人用粗口指罵。「香港人，好市儈，利字行先。我不是吃政治飯的人，變了身，好勁，平日只是個普通人。」

他不覺得付出了自己不能承受的代價。「做得幾多得幾多。警察有些當然不好，不過許多警察也是打份工。他們成為磨心，但也要吃得鹹魚抵得渴，不要怪其他人，要怪就只能怪當權者。」

公權力需要制衡

執法機構在面對大型羣眾政治訴求時，是否有合適指引？

法政匯思成員石書銘大律師表示，立法已有個平衡，《人權法案》和《基本法》，賦予市民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市民不是沒有任何限制，比如若影響國家安全，或者影響公眾安全、公共衞生，也有法例加以規管。「香港人權法列明，警察要執法的話，他們不能因這班人妨礙社會運作，就把他們當作暴徒。即是說，警察執法，也不能凌駕人權法案，凌駕國際認可的一個標準。」

他曾擔任不少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辯護律師，發現近年許多案件顯示，法庭不能信納警方證供。「去到檢控的一刻，那些被捕人士，對警察的不信任，充分表露出來，因為看到了警察的口供。你為何這樣來說?好生氣。法官也曾就某個案措詞強硬，直指警方有妨礙司法公正之嫌。在這些情況下，你叫公眾如何相信警察?還有朱經緯（退休警司被指揮警棍攻擊途人）事件，錄像中看到證據確鑿，過了五百多天，還未作檢控。你認為檢控示威是合符合公眾利益，但不告朱經緯又如何符合公眾利益?好難怪市民認為警察偏頗。」

他說，個別警察參與誣捏，更陷法庭於不義。因檢控決定落在律政司頭上，是按警方的口供紙和搜證，來決定是否起訴。在法庭亦只能看證據。「法庭通過主控官盤問來尋求真相，但有時真相未必出來，只能根據證據作判斷。」

(左) 法治概念出現了分歧
(右) 石書銘指出，警察執法， 也不能凌駕人權法案。

政治訴求不是蠱惑仔

近年出現的問題，反映警察在社會運動上的政治取態。「認為示威者出來，是行使權利，或是認為他們出來是搞事，是會擾亂公眾秩序，是兩種心態。如果抱住後一種 mentality （心態）來執法，警察好難說政治中立。」

在民主國家內，政權可和平替換。「民主政權，人民有不滿，可通過選票有效反映，但在專制的政權統治下，警察一定會代表政權去打壓反對聲音，這裏的警察很難政治中立。」

他表示，這是法治概念的分歧，在真正實行法治的地方，當權者也要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法律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對權力作出規範，以防濫權。「大家理解法律的尊嚴，就是規限權力的運用，所以有司法覆核。但現在一般人所說的『依法治國』，掌權的人是以法律作為工具去管治人民。」

他補充，涉及社運的控罪，要從社會環境的 context（上文下理）來看。「雙黃線泊車也不一定告。律政司作起訴時，有責任考慮什麼是符合公眾利益。而且政治訴求案件，不像強姦、非禮和爆竊那種罪行，他們出來示威，不是蠱惑仔，你說他們犯法，除非是擾亂秩序時，令人害怕他們會進一步傷人，或破壞財物。不能單單看他們做了什麼，而要考慮整個社會環境，包括掌權者的權力行使，市民對權力的行使，中間需要拿捏平衡。我們要問：社會上是否有足夠機制讓民怨得到有效的宣洩?掌權者是否有足夠的問責承擔？」

【被遺忘的216個佔領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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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咤今年以「我們的歌托邦」作大會主題。

每年叱咤，總有些爆點。去年是謝霆鋒的《活著VIVA》，今年是古天樂勇奪「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古天樂接過獎後，帶點自嘲說：「我好喜歡唱歌的，不過我不懂唱歌而已。」全場觀眾捧腹大笑，身邊友人卻說：「好像不太尊重認真做音樂的人。」

明白的，頒獎禮除了要肯定音樂人的努力，也要創造話題確保娛樂性。況且，「我最喜愛」的獎項由網民投選。2015年，網民捧紅了吳業坤，今年是古天樂，更有討論區網民已準備明年投黃宗澤。網絡改變了樂壇的生態，但有件事，始終如一。

每年的叱咤場刊，依然默默地記錄香港音樂史。

記錄唱片業寒冬

2018年，Hong Kong Records 跟HMV 相繼宣布門市全面結業，令人懷疑實體唱片店還能繼續做下去嗎？但商台DJ Colin卻在去年12月，走訪全港唱片店，在叱咤場刊內，寫下店主的堅持。

DJ Colin 一個人走訪了全港賣流行曲的唱片店。

每遇到一位店主，Colin也會問他為何要堅持？

「最初覺得很瘋狂，一個人怎能找齊全港唱片店？」到後來，他成功了。原來不計連鎖分店，全港賣流行曲的唱片店只剩二十多間。「店主們喜歡回憶以前生意最興旺，要排隊才能買碟的日子。」

剩下來的店遍佈十八區，但大部分只做街坊生意，各區如元朗、大埔等，也只得一家。他們不只賣唱片，也賣生活雜貨，嘗試延長店鋪的壽命。

「每到一家唱片店，我也會問他們為何要堅持，大部分人說是為了街坊及熟客的支持而堅持下去。」其中一位老闆跟Colin分享，表示自己曾想過放棄，甚至已經收起店內的唱片，改賣其他產品，但有熟客求他賣碟。「區內只得一家唱片店，若然放棄，街坊也不知道可以去哪裡買唱片了。經再三考慮後，老闆又再堅持了。」

廣東碟重質

唱片店的生存空間看似日漸收窄，堅持營業就像是捱打，但Colin並不認同。「不只唱片店在努力，歌手與唱片公司也在努力做實體唱片。」他認為不論是封套設計，還是內在鋪排，本地唱片一直在創新。例如Rubberband的《Hours》有一個圓形的封面、麥浚龍與謝安琪的新碟《The album》有一個甚至比電影劇本還要精彩的故事，這全都在提高樂迷買唱片的意欲。

唱片店的生與死，是整個音樂工業的事。跟今年的叱咤場刊一樣，有唱片店、也有歌曲巡覽，與本地演唱會列表。不要說是樂迷，作為一名香港人看到也會感動。但可惜的是，不在會展場內的人，看不到主辦單位的用心，但只要叱咤繼續每年堅持下去，他們的場刊是會為香港音樂史作見證。

由DJ梁文禮主理的香港演唱會列表。

像字典般一樣的上榜歌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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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距離金庸最初在《新晚報》連載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已經過去62年之久。

訪問全文：沈西城、楊興安眼中的最佳父子

自去年書展以武俠為主題，到今年金庸館在沙田開幕，金庸15部小說至今仍受大眾追捧，文學價值也一再受到肯定。民政事務局今年初統計，原來港人在公共圖書館借書，最愛借的成人中文小說中，前十名有八本都是金庸，《射雕英雄傳》穩居第一。許多人讚歎金庸小說的俠義與愛情，廣東歌當年唱「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又唱「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但少有人留意的，是金庸小說中的父子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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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慶龍由八十年代起開始玩藍調結他。直至今日，依然在香港不同地方演出。

訪問約在鍾慶龍（Tommy Chung）位於九龍塘的家庭錄音室。攝影師問他，可否一邊彈着結他，一邊讓她拍照。頭戴草帽，一身優閒裝的Tommy卻溫柔地笑着拒絕：「還是不好吧，這種裝帥照片以前拍很多了。」看看Tommy推出的三張藍調唱片封面，發現都是他低頭彈結他的照片，難怪不想再拍。結他彈了四十年，Tommy更希望別人留意他的音樂。

半途出家的音樂人

Tommy自小住在九龍塘。他指六十年代的九龍塘外國人多，他也耳濡愛上外國流行搖滾樂（pop rock）。中學後期，Tommy到英國讀書。某天讀到當地音樂雜誌《Melody Maker》的推薦，好奇之下買了一張藍調黑膠唱片，一聽便停不了。「好像有一個覺悟，這是我生命中最愛的音樂。」自此，零用錢都花去買CD、買結他。然而，他沒放棄學業。大學在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讀法律，畢業後更成了執業大律師。「大律師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多時候也要工作至凌晨，回到家只想趕快睡。」音樂只能業餘做，但業餘不代表低質。

1994年，Tommy為夏韶聲的大碟《今天昨天》彈奏結他。當年年底，夏韶聲在個人演唱會中，邀請了Tommy及日本著名藍調樂隊Blues Creation的核心人物竹田和夫擔任表演嘉賓。二人的相遇，改變了Tommy的音樂生涯。「所有竹田和夫的唱片我幾乎全買，想不到會見到他真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兩年後竹田和夫邀請Tommy到東京灌錄他人生第一張唱片《Play My Blues》，令Tommy成為香港首位發行純藍調唱片的音樂人。「後來竹田和夫搬去美國住，我其後的兩張唱片《Blues Talk》與《Blues Time》要飛到美國加州錄音。」

鍾慶龍的個人唱片《Blues Talk》

Tommy精選了五張最愛的藍調唱片，包括Muddy Waters、Johnny Winter、Otis Rush及Luther Allison的作品。

得到日本大師的賞識，不禁令人好奇Tommy的結他師父是誰，怎料他說是自學的。「藍調未必要人教。藍調音樂結構不複雜，變化不大，一聽便認得出來。」由於辨認度高，彈奏時要分出高下，就看音樂人如何演繹。「流行音樂是百分百創作，但藍調有藍調的格式。我們不追求寫一首沒有人聽過的歌，也不是單純把音彈好，而是追求演繹歌曲的感覺，還有演出時的情緒狀態。」要找到自己的風格，需要長時間培養。「要玩好音樂，真的要跟樂器日夜相處。」

直至2002年，當時四十一歲的Tommy決定辭任大律師，成為全職音樂人。放棄高薪厚職，投身極不穩定的音樂人生涯，Tommy坦言是個不容易的決定。「當了十八年半大律師，我覺得自己要做一件真正喜歡的事。錢固然美好，但不是全部。我不想年老的時候，後悔自己沒這樣做。」

酒吧孕育藍調樂手

辭去工作的一年前，Tommy在尖沙咀赫德道開設了全港首家藍調酒吧，並起名為48th Street Chicago Blues（下稱48th Street）。「紐約曼哈頓48街是最有名的樂器街，而芝加哥藍調以口琴為首，是我很喜歡的曲風。我將自己最愛的合二為一，成為我酒吧的名字。」每逢星期六晚，Tommy與自己的樂隊（Tommy And The All Blues）都會在酒吧演出，由晚上10時開始，興奮起來隨時玩到凌晨4時。

48th Street Chicago Blues的舊照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鍾一匡（左）是香港藍調口琴家，他也曾於48街演出。圖為他與美國藍調音樂家B.B. King的合照。（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家酒吧沒有骰盅、沒有卡拉OK，只有現場樂隊演奏。本地音樂組合鍾氏兄弟的鍾一匡（Henry Chung）也曾在此演出。「我那時在美國讀書，暑假回港便加入Tommy的樂隊一起演出。」Henry是藍調口琴家，他形容Tommy是本地藍調音樂之父，因為48th Street孕育了一批本地藍調音樂人，很多今時今日依然在玩的樂手都在那裏成長。「Tommy提攜過很多後輩，例如曾為方大同打鼓的李一丁、盧凱彤的樂隊鼓手Steffunn黃偉勳、本地藍調樂隊Helter Skelter的主音及結他手Vincent Lam等等。」

Henry認為在酒吧演出最能推動音樂人進步。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他曾在華盛頓黑人區的餐廳駐場演出一年，每個星期六也會表演。「那一年好像進了少林寺修練一樣，進步神速。用哪種演繹技巧感動觀眾、吹哪種旋律會令觀眾興奮起來，也因現場演奏累積經驗得知。」回到香港的酒吧演出，Henry發現本地的藍調音樂生態其實跟美國差不多。「聽眾都熱愛藍調，懂得分辨演奏的人是否專業。觀眾聽得投入，會給予反應，也成為了音樂的一部分。」

本土觀眾不足

1992年起，Tommy已到日本各地演出，如北海道、東京、大阪等等。雖然語言不通，還要經常坐長途車到各地演出，但Tommy很羨慕當地樂手的生活。「日本樂壇很多元化。流行音樂、偶像音樂、搖滾樂、爵士樂、藍調音樂等等，每一個音樂種類的觀眾羣都很狂熱。他們會買唱片，會入場看演出。即使是小眾音樂，樂手也可以單靠演奏維生。」在香港，難矣。「香港人三分鐘熱度。我的酒吧剛開業時，有很多香港人光顧，但很快便剩下歐美及日本遊客。」好景不會每日常在。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Tommy表示那場疫症嚴重打擊酒吧生意。「酒吧原本靠外國顧客，因為沙士，他們都不來香港了。」

加拿大著名藍調音樂人Wolf Mail曾經也聯絡過Tommy，希望能慕名到48th Street演出。但沒有觀眾，又怎能養得起員工及樂手？「那時，我也只會婉拒他。我們地方不大，又沒有可觀的報酬，怎好意思請人來。最後，我將他介紹日本的朋友，讓那邊的廠牌經理人帶他去日本巡演。」

本土觀眾羣不足，因此Tommy決定在2005年，酒吧的四周年派對那天光榮結業。「商業環境不容許酒吧繼續下去，不能勉強。」Tommy至今仍回味沒有全職枷鎖的自由快活。「那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什麼也不用理會，只需要專心做一個樂手，做好表演。」

走入爵士世界

酒吧結束營業，不代表音樂人生停下。「我有新的音樂旅程。」只是節奏慢了下來，演出次數減少，場地不再固定。Tommy表示最近開始踏進爵士樂世界。「幾年前開始聽爵士樂。現在每天也在學習，要研究新的音樂了。」

唯獨不變的，或許是對表演的熱情。訪問前的一天，Tommy還在灣仔的酒吧The Wanch演出。 記者笑着問他，有沒有像十多年前一樣，玩至通宵達旦。他悄悄地答道：「我9點半演出，但前前後後的樂隊也是朋友，大家最後一齊即興夾歌，都玩到凌晨一兩點呀！」

Tommy在今年首辦的《慘島藍調節》中演出。（相片由Elvis Chan及Michael Chiu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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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繞老師學習放下

認證禪繞老師Carrie五年前亦曾因為工作與情緒困擾，身體亮起警號。「那時剛升職，職責的轉變成為了無形壓力。才接手新崗位幾個月，便發現身形變得消瘦。食量依舊，體型卻改變了，衣物都鬆掉了。」Carrie從前是位緊張大師，無論對自己還是別人也一樣嚴苛，凡事亦過於繃緊。自2015年起接觸禪繞畫，她漸漸拿捏到平靜內在的法門。

心靜則明，只有內心澄明，方能察知及了解自己的狀態，繼而明察世事而放下執著。

「透過禪繞，靜聽內心的説話，留意身體的感覺。每一筆，回到當下，就在此時此刻，好好與自己對話，覺察身心狀態。」── Carrie Yue

以繪畫領悟處世哲學

依字面解說，禪繞畫（Zentangle）是結合「禪悟」（zen）與纏結（tangle）的藝術創作，由美國字體設計師Maria Thomas與有禪修習慣的丈夫Rick Roberts共同創立。他們在某次的創作體驗中發現，專注且重複地描繪線條圖案能帶領作畫者進入冥想狀態，發揮療癒心靈的效果。

「Maria形容，投入繪畫的過程讓她忽略了時間的流逝，身體也不覺累，反而有種輕鬆舒適的感覺。Rick本身是位已還俗的僧人，他認為Maria正是透過畫畫不由自主地實踐了禪修。他們了解到畫畫能令人將注意力放在當下一刻，從而清空腦中的雜念。」Carrie如是說。

Maria Thomas與Rick Roberts（網絡截圖）

雖說坊間普遍認為一般的藝術創作也有助抒發情緒，同收心理治療之效，但禪繞畫更強調繪畫過程的體會，作品想要表達的訊息與創作成果並不如其他藝術媒介重要。「禪繞不太講究構圖，也沒有對稱概念，簡單說就是沒有規限， 作畫者亦無需起稿構思，只需隨心下筆就可以。」Carrie又解釋，畫禪繞畫只要求大家集中精神，這樣才能放空腦袋，停止思考。「禪繞給予大家選擇的自由，不必強求自己填滿空間，覺得夠就可以隨時停，過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加亦可以。」

“We have no eraser in life, so why in a Zentangle Kit? ” ── Maria Thomas、Rick Roberts

禪繞另一個重大課題，就是接納生命中的不完美。「在認識禪繞畫之前，我接觸過曼陀羅畫。雖然它也強調靜心與專注，但它們需要用間尺準確量度，亦要時刻保持工整。線條歪曲便要擦掉再畫，兩邊不夠對稱又要重新畫過，這種時刻對完美的追求反而令我倍感壓力。禪繞世界則放棄間尺與擦膠，因為放鬆比畫得精準更為重要。我們認為，每一筆都有其出現的原因和意義，即使當下你對某條鉛筆痕不甚滿意，但人生原本就是不盡如意，既然現實生活也沒有可擦掉缺憾的膠擦，那我們也應嘗試擁抱所謂的『失誤』。」禪繞畫其中一個理念，就是鼓勵參與者將錯誤重新定義，實踐轉念。

禪繞畫把圖像糾集交織成獨特構圖，風格強烈，不但具有觀賞性，當中更蘊含人生哲理。

每節課堂的尾聲，Carrie亦會預留分享時間，鼓勵學生展示作品，互相交流感受。「有時候我們總會覺得別人做得比較好，然後掉入責備自己的漩渦。但當你退後幾步看，近距離繪畫時着眼的瑕疵，頓時變得微不足道。分享環節就是希望大家欣賞他人的同時，也培養欣賞自己的習慣。不要只顧放大缺點，要練習放下比較與批判心。」

每次課堂前，Carrie也會加入靜心呼吸練習，又會用上頌缽，希望帶領學員專注當下，放鬆心情。

重新認知久違的自己

許多人勞碌半生，每天卻活得像開行Turbo的汽車，習慣了俾油加速，不但錯過沿途風光，更苦了引擎。對於Carrie而言，禪繞就如煞車器，讓她從放慢的步伐中找回自我意識，仔細感受由內到外的一切事物。

「還記得初學禪繞的時候，明明每位同學都用一樣的工具，但我總覺得自己畫的線條比其他同學粗，那時我一口咬定只是針筆的問題。直到後來有同事在公司借用我的便利貼，他笑我寫字太大力，字痕全都壓在下面的紙貼上。那刻我才醒覺，自己落筆的力度原來這麼大，怪不得之前一直畫不出幼線條。」

將這兩件瑣事串連一起，讓Carrie意識到自己連待人接物也一樣用力過度。「以往我並不為意自己是個大力的人，而這個發現亦啟發我去反思更多。我開始留意到自己有強逼他人做事的傾向，因為怕別人走冤枉路，於是要求他們用自己認為是最好的方式去達到成果，卻忽視了大家的感受。結果同事們難受，自己又辛苦。」

Carrie形容，禪繞是一個自我認識的過程，給予我們覺悟的機會。「它讓人感知當下，觀察到從不注意的問題，即使當即未必想通問題的根源所在。只有察知問題的存在，你才能正視和解決問題。而我的課題就是要學習放鬆自己，善待他人。」

訪問當天，Carrie即場示範禪繞畫技巧。

心態轉變 找回體諒與耐性

禪繞一畫便是三年，Carrie直言看待事物的態度與反應也改變了。「以前我常把『我做得到，你為何做不到』掛在嘴邊。我自問平凡普通，既然也能把事情做好，那看似能幹的旁人理應要做得更好。所以每當同事們不能達到我的標準，我會即時批評責罵，語氣差，說話又倔又直接，卻從不自覺這些要求對他人來說跟得很吃力。」

禪繞帶來的平靜卻澆滅了她的火爆衝動，體諒之心油然而生。「除了禪繞，我亦不時參與常霖法師的禪修活動。他其中有一句話，我覺得很有用：『停一停，深呼吸』。在情緒冒起之時，先不要爆發。來個深呼吸，脾氣怒氣自然會平服一點。我也因此學會放慢，變得凡事也不急於作反應。遇上以往看不過眼的情況，我不再即時批判，並嘗試理解對方的原因與苦衷，不把期望加諸他人身上。其實知道別人已經盡力就很足夠，畢竟每個人的能力與長處也不一樣，我必須學會接納這一點。」

Carrie一臉和善，聲線温婉，與她口中昔日的自己判若兩人。

近年，Carrie更毅然放棄全職工作。錢賺少了，但她坦言找回屬於自己的生活節奏，比從前快樂得多。「前一份工我做了十一年，之後一份又做了一年多，離職時同事們都很驚訝，因為他們覺得我看起來還很有衝勁，但實情我並不快樂。」人工福利樣樣都好，但Carrie愈做愈空虛、份外沉悶。「經常有種喘不過氣的感覺，所以每隔幾個月我就去一次旅行。但逃避得多，問題依舊，心靈還是有種不被滿足的感覺，終於冒起不想再做下去的念頭。」

熱情消逝，與其繼續留守，她想通要做讓自己遂心的事。「禪繞對我有很大啟發，所以我想讓更多人接觸和認識禪繞。」目前，她一邊舉辦禪繞工作坊，一邊在玩具圖書館當兼職，從中又有新的領會。「其實我一直不太喜歡小朋友，直情去到不想靠近的程度。當初決定到玩具圖書館工作也本着即管一試的心態，做落卻察覺自己比舊時打工更有耐性，更樂於與孩子們相處。大概是禪修為我消除壓力，人也更悠然自得。」她笑言，這些覺知與改變並非一時三刻，但為着個人成長，慢也是值得的。

Carrie把禪繞創作注入其他的日用品之中，修心之餘，也能美化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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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九月，秋風正盛，催淚彈擲在金鐘的柏油路上，為香港掀起了一場黃傘綻開的社會運動。

四年來，花開花落，千迴百轉，多少變改於我城上演。有人被囚，有人淡出，有人傘後感抑鬱不欲回望……，偏偏英國導演杜浩綸（Matthew Torne），2015年起花了三年時間，跟隨五位政治立場迴異的人，尋找雨傘運動在他們人生留過的痕跡。Life is a sum of all your choice，如果當年你恰好在道上吃過一記催淚彈，人生真的可以回復如常嗎？

第一次見Matthew，不是今天，其實是在2014年初。那時他為拍攝黃之鋒與馬雲祺（馬仔）的紀錄片《未夠秤》宣傳，很記得他高挑的身形，青澀的談吐，腼腆的笑容，談起在香港的生活，總是流露出一種熾熱，卻又帶點不好意思透露的熱愛。四年後，同樣約在灣仔Arts Centre見面，他看起來依舊老樣子，直至一起幽幽地遙望窗外的龍和道，深知
外面風光早已變得不一樣。

側寫傘後城市

今次拍的電影名叫《分域大道》，英文名字則是《Last Exit to Kai Tak》。要歸類，也算是一齣關於雨傘運動的電影或紀錄片。但偏偏傘運抗爭畫面寥寥可數。Matthew稱是故意的。「這不是傘運電影，不是以新聞報導方式，重記一次事發經過，甚至不會刻畫抗爭的來龍去脈。相反，它嘗試記錄雨傘運動對人的影響，各人傘後的心理狀態和去向，繼而側寫城市的氣氛（mood）。」所以電影中，時序總是非線性，絕少鏡頭前的訪問，很多內容也是由被拍者的碎碎唸組成。看時，不易一氣呵成，但真實感確實很重。

五種迴異的政治取態

此電影跟隨了活躍於社運的五人，黃之鋒、何韻詩、黃洋達、劉偉德、林淳軒。第一次看名單時，確實有點詫異，他們真的適合同場出現在一齣電影嗎？他們政治光譜之遼闊，還會以為外國人不懂民主派間的紛爭。Matthew又再答道，也是故意的。他想要多元的聲音，無論他認同或喜歡他們與否。「如果要拍希特拉，也不一定需要認同他吧？我只是拍一些我認為有趣的人，而我又認為他們能給予香港人一些啟示。」

於他眼中，每個角色都有他認為值得拍的地方，例如黃之鋒的堅韌，總是值得香港人參考。又例如黃洋達的鬧劇，以荒誕應對荒誕，他也認為娛樂性十足。五人之中，Matthew雖然聲稱沒有特別喜歡誰，但感覺上他是挺維護及同情林淳軒。

林淳軒現時漸趨低調，不像之前積極參與社運。

他點點頭說：「因為他很代表傘運後大多數的香港人，迷失。不知所措，為生計奔波，又不能移民離開。」鏡頭下的林淳軒，雨傘運動後，少了昔日的意氣風發，像個廢人，無力感很重。開初還疑惑為甚麼要拍這樣毫無亮點的一個人，但看畢電影後，茅塞頓開。傘運後，參與者的鬱結情緒無從抒發，往往想付出，但熱情又被生活磨平壓扁，只能漫無目的，跟着生活流，這何嘗不是我們每顆小螺絲每天的寫照嗎？

從啟德通往虛構的想像

此電影自2015年4月開始，一拍就三年。開初拍攝時，Matthew曾一度把電影work title稱作「Lionrock」。但後來改名為《Last Exit to Kai Tak》，（中文名不在此贅），原來在於一種通往無處的想像。「我發現，在香港人眼中，啟德並不只是舊機場，而是一種情緒上的連結，一種對美好時代的懷愐。它是虛構的，想像出來的，甚至已經不復存在。」他更形容，從太子道東駕車通往舊啟德，坡道還未拆掉，就像鬼魂一樣懸掛在半空。「想想，這其實根本是香港民主進程的狀態吧。」

英國導演杜浩綸（Matthew Torne）稱自己做情繫香港的「鬼佬」。

此外，他在電影中還運用了大量航拍鏡頭，用鳥瞰角度，拍攝香港的道路系統。他指示航拍人員時，特別要求「不要摩天大廈，不要維港美景。」想拍出較為草根一面、較少看到的香港；另一方面，縱橫交錯的道路，是社會的隱喻，「在香港，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你們連結在一起，你是她的一部分。你要選你的路，而這些路會通向不同的方向及結果。」

念兹在兹於香港

Matthew雖是英國導演，作品又曾獲Netflix賞識，但他誠言，此電影旨在不是拍給關注我城的外國人看，而是致香港人的紀錄片。他希望協助香港人梳理思路，尋找去向，哪怕是點點微光，也要勇往直前。

「舊時拍《未夠秤》，那時反國教運動成功，大家對前路滿有盼望。但現在，氣氛大不同，沒有人知道該往何處去。」所以，他特意保留何韻詩角色。「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一定是參選或當議員，而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發亮，像何韻詩，用唱歌去喚起關注。」Matthew的話看似老生常談，於此時此刻卻形同當頭棒喝。

近年香港人非常戀殖，但Matthew偏偏迷戀香港。自2003年起，他一直斷斷續續在香港生活。「好記得抵達香港不久，遇上零三七一大遊行，那時好震懾。」他喜歡港產片，吃點心，在牛津大學讀碩士時，論文又與香港政治有關。他拍攝舊作《未夠秤》時，曾經搬到深水埗住，為了更加了解尋常的香港人。「如果我住在文華東方酒店，就拍不到這種質感的電影。（笑）」他憶述，當時日年少氣盛，花光積蓄拍電影，唯一希望鏡頭曾經記錄時代。「我去過全世界很多地方，但真的找不到一個地方像香港。她像個pressure cooker，每個人緊密關連，但又如此有活力。」

傘運四周年，Matthew藉此機會，勉勵香港人不要放棄，繼續嘗試，就像電影中每個角色一樣，竭力為香港尋找出路。「人很容易掉進絕望的情緒，所以緊記，要捉緊讓你常存希望的地方。」去或留，移民與紮根，均是個人選擇，但他認為香港這地方有其獨特之處：「你可以離開，但香港不會離開你，她在我（你）身上有不能磨滅的印記，她經常和你在一起。」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他的舊作《未夠秤》，用了何韻詩歌曲《艷光四射》一句「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作間場字幕。當時雨傘運動未發生，此句並不流行，他也未想過拍何韻詩。然而他就是有先見之明，把對這都市的熱愛，化成一份責任，繼續拍紀錄片，用他擅長的方法發聲。像電影中何韻詩所說，做自己是不會錯。如果這城市，有更多人敢於做自己，未來的天空，或能撥開雲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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