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叔， 這次一定要做， 否則我們後悔一世。」

每次講述八九年發生的事，張文光都會從杜學魁（編按：「香港公義促進會」主席，葉錫恩丈夫。）的一番話說起，他說：「中國發生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民促會』仍然在問香港民主派應否介入，我覺得不恰當，我會退出『民促會』。」

從胡耀邦逝世到北京學生靜坐絕食，民主派都很被動，只是在辯論，即便每天中國發生的事情令人極之傷心激動。杜學魁這番說話對當時的民主派有很大影響，正在主持「民促會」會議的張文光也是在那一刻被打動。結果「民促會」作出決定：支持中國學生民主運動。

如何支持呢？「那時已經有少數前衞組織在行動，『學聯』是其中一個，還有『四五行動』。社會上有很多和民主派同路的聲音，於是『民促會』決定在維園搞一個集會，想和『學聯』合辦，但是，『學聯』的同學已在灣仔新華社靜坐絕食，派我和司徒華去聯繫學生，看看是否可以共同搞集會，那時『學聯』說他們在灣仔新華社靜坐絕食，沒有能力去做了。『民促會』只有自己搞。」

「集會前夕已刮風球，大會還担心會不會有人來呢。我負責安排塲地，大家決定就算只有台上十幾個人，不能不做。維園凉亭正在轉播港台的《自由論壇》。大雨連天，很多人衣履盡濕。我不知他們原來是來參加集會的。三時開始集會，一點幾人羣已經出現，很震撼。當時台上的口號是李鵬下台，怎料第一個上台的是程介南，叫出打倒李鵬的口號。台下一呼百應，以後就是打倒李鵬了。然後冒雨行去新華社抗議，之後坐在新華社門口的馬路上。」

「深夜回到教協，好多人提出成立全港性支援中國民運的組織，很多朋友在不同場合都要求，黎則奮他們都有。民主派有幾路人馬，有些是組織性的，有些寫文章的。於是大家都討論應否成立這樣一個組織。爭論到一個時間，李鵬發表戒嚴講話，全場在『教協』的各路人馬都很憤怒、悲憤。」

那時，張文光叫司徒華入教協一個房間，兩個人單對單，張文光向華叔說：「華叔，這次一定要做，否則我們後悔一世。」
華叔同意，接着說：「你放心，我們一定勝利。」然後華叔就再問：「輸，你去唔去呢？」張文光一口答：輸都去。「好啦，咁我哋就做啦。」

從房間出來，他們就開始組織。「民主派過去排拒托派、『四五行動』，民主派也分很多黨派，但當時我同跟華叔講：要求組織不分派別不分立場不分政見，只要是中國人支持89民運就應該加入，名稱就叫『全港市民支援愛國聯合會』，後來改名做香港而不叫全港。」

會議翌日（編按：5 月21 日）就是遊行，亦是日後所謂的「百萬人遊行」。在遮打道出發，他們準備在遊行後宣布成立「支聯會」。遊行下午三時舉行，那朝早上，張文光想：「假如人多點算？如果中環遮打道是一條河，長江。要維持秩序的話，長江一流，旁邊的水一入，秩序就可維持。」

89 年民運期間，張文光站在前綫組織遊行。

組織經驗豐富的張文光從來沒經歷這麼大型的遊行，情況又好緊張，很多人懷着很大的悲憤和熱情參與。人多最後在哪裏集會呢？張文光不得不考慮這些問題。於是跟港英講數，港英都明白形勢嚴峻，知道如果不是「民促會」領導，可以很亂。港英作出最大讓步，讓遊行在馬會做終點。「我們和馬會沒有關係，是警方向馬會借用場地的。」

當時張文光是遊行的組織者，一邊行一邊監察遮打花園的最後隊伍出發了沒有。「未出發呢，我就帶住條隊伍一路行。道理是，河一直流，不停就不會亂。行到銅鑼灣未轉得入跑馬地，收到消息中環大致出發了，我們就轉彎，一直行，大概過了北角。行到跑馬地已接近晚上十時，當晚就宣布成立『支聯會』。」

「支聯會」成立後選常委。有個籌委組織，選出20 人，然後開始工作。「當時最大爭抝就是黃偉雄退出。黃偉雄不滿華叔的人選？抑或點算人數的方法？當時很受關注，不過事後放在歷史上看也沒什麼。至於參加支聯會人數怎樣定出來？那時很土炮，你報名就是『會』，人數不斷增加。那時幾個人作個名就是一個組織，其實很鬆，任人組織。回看第一屆組織的名單，唉！總之就是各路人馬。」

晚晚開會，晚晚很多意見，晚晚都五花八門。回憶當時，張文光覺得香港學生確實起着帶頭作用。「他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組織那次集會（5 月4 日），如果沒有他們帶頭，香港的激情就沒組織啦，他們很有貢献。」

每個人都在運動中學會一點事情。張文光學會了「處變不驚、民主包容（當時包容不夠）、咬緊牙關、堅持到底。沒有人全對沒有人全錯，在這麼一件大事裏，是非對錯，回顧起來已不重要，是很歴史的事了。做得不好的，以後再做，做好些。」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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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早已出現， 嚴格來說， 支聯會沒領導過運動。從歷史角度，這些都是泡沫，不重要。支聯會不重要，羣眾運動才重要。」

香港數碼廣播電台財經台台長黎則奮

關於「支聯會」如何組成，政治評論家黎則奮在論壇和網台上早有說法，不厭其煩再說一遍，不過是要捍衞歷史真相。他認為最先自覺地推動整個支援運動的是「四五行動」、「學聯」和少數左翼政治人，絕對不是如坊間傳說般 ── 與司徒華有關。

因為說過很多次了，黎則奮並不需要引導性提問。他從1989 年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開始，嫻熟地回顧北京當時的狀況。面對北京蠢蠢欲動的勢頭，黎則奮說，「學聯」當時已派代表上京做支援，而「四五行動」就在天星碼頭設了宣傳站。正在《資本雜誌》做編輯的他，每天回到辦公室就只顧讀報和談論政局。雜誌的編務工作都交給默默耕耘的同事。和他一起關心政局的還有編輯顧問吳仲賢。

「四月中開始，我每天起牀後就上雜誌社，讀報、聊天，不做編務，傍晚五六點左右就上『教協』；如無特別，就去天星碼頭看看『四五行動』；又或去新華社，那時阿牛（曾健成）在門口設了民主台，每晚都有幾千人來。市民都是自發而來的，這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

政治經驗豐富的他和吳仲賢，透過現場觀察，感到整個社會已「合合」，只是未有突破，於是由四月下旬至五月初，他和吳仲賢及浸大講師談綺華，主動約見學生，鼓動他們扮演先鋒角色。記憶中，他當時見過蔡耀昌、陶君行、李蘭菊等。黎則奮認為，經他們游說，「學聯」在5 月4日晚，在遮打花園舉行集會，正式聲援北京學運。

為了讓羣眾掌握形勢分析政局，黎則奮、吳仲賢、李懷明、龍景昌、Gary Choi、黃錦輝等等，以雜誌社為基地自資出版號外形式的《民主潮》（編按：第三期開始歸入「支聯會」編印。支聯會會議記錄曾有提及。）在五月期間隨街派發。「當時『支聯會』還未成立，我們已出了兩期《民主潮》。那時搞運動多麼容易，我落街派《民主潮》，立刻組織了幾百人替我們四出派報紙。運動形勢已超越了領導。革命的意思就是這樣，羣眾是自發的。不要忘記，那時還未有『支聯會』，但隨便一個裝修佬、的士佬，都可召集幾千人。如果後來組成的『支聯會』能以個人做會員，隨時有幾十萬羣眾，要求直選都得，但它組成時卻以團體為會員，層層控制，像共產黨一樣。」

除了鼓動宣傳，黎則奮他們深知運動來勢洶洶，必然要有一個全港性組織才能應付，因此他們分頭聯絡各路人馬，將大聯盟意識傳開去。吳仲賢聯絡了張文光、李卓人和劉千石，表述了想法。

關鍵的一天是5 月21 日，全港有幾個龍頭兵分多路上街遊行。「四五行動」、「工聯會」、「學聯」各有旗幟，人羣塞滿中環，五小時才能散去，當時鄭經翰在商台做時事清談節目《高談闊論》，現場直播時就根據自己的判斷，宣布有一百萬人上街。

「基本上是沒有領導的，各有各行。當日，司徒華他們卻聲稱成立了『全支聯』（全港市民支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聯合委員會），先斬後奏，這就是司徒華做事的作風，完全不依民主程序。」

翌日，5 月22 日（星期一），黎則奮一干人等在傍晚跑上「教協」。「上到去，司徒華已在主持會議。並說：歡迎大家參加我們全支聯，如果想加入，可以會後報名……我當場糾正他：今日我們叫各界人士來是要成立新的組織支援北京學生，而不是參加你們已組成的組織。司徒華本來不承認，但我叫他問張文光及劉千石，結果張文光承認我們早有接觸他，表述過意願。這才開始討論如何組織。」

北京形勢緊迫，傳媒焦點都放在那兒，香港支運這些內部小風波當時是沒有人着意的。當時他們也不怎麼介意。「只是需要交代。張五常、黎智英、朱家鼎等等，都是我們請來的，那些商界的人都不認識司徒華，『民促會』如何代表各界？其他人都不知就裏，所以要搞清楚。那時每人都想盡一分力，想來討論，怎能說已經組成了？」

在黎則奮的堅持下，5 月 22 日沒組成什麼，只能成立臨時籌備委員會，等候註冊程序。成員是「民促會」骨幹再加鄭經翰、吳仲賢和岑建勳。往後的幾次大型遊行和集會，都是由臨時籌委決定的。「但很多活動仍然是先斬後奏，以司徒華為首的『民促會』決定了才通知其他人。」

比方6 月7 日喝停三罷（罷工罷市罷課）就是司徒華一人聽取港英政府游說後的決定。那天，黎則奮如常上「教協」開會，和司徒華論戰。「我批判司徒華沒有政治道德，沒有政治勇氣，沒有政治智慧……張文光說這是香港社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兩條路線的斗爭。」

黎則奮說，如今我們理解的「支聯會」是六四屠城後才成立的。真正的運動在6月7日（三罷）已經結束。在此之前，晚晚都有羣眾自發運動，根本不需要「支聯會」組織。運動早已出現，嚴格來說，「支聯會」沒領導過運動。

「從歷史角度，這些都是泡沫，不重要。『支聯會』不重要，羣眾運動才重要。全社會都自動波，司徒華只貢獻了自己的一部分。傳媒描述到六四是『支聯會』做出來的，不過是一個方便的說法，隨便將光環放在司徒華頭上而已。沒有『支聯會』都有羣眾運動。」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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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辯論好激烈。學聯有人來討論。但司徒華還是有保留。張文光則力諫要支持。後來舉手表決，司徒華投反對票，但支持議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前主席黃偉雄

早已淡出政治圈子的黃偉雄，當年被選為「支聯會」核心成員後，馬上請辭，原因是他覺得司徒華太獨裁。

當時黃偉雄是政府測量師，積極關心香港政治，代表「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參與「民促會」，經常出席「民促會」的會議。黃偉雄的回憶也從「民促會」開始 ──「這是民間最具代表性的組織。司徒華就是『民促會』的精神領袖。會議由他主持順理成章。『教協』有人力物力，會議在『教協』舉行也很自然。」

「民促會」一向定期開會，一直以討論政制為主。民運開始，香港學生都在新華社靜坐支援，「民促會」仍沒反應。黃偉雄說：「司徒華一直不希望民促會介入大陸政治。我估計司徒華知道以他們的力量是不夠大陸『玩』的。」

即使司徒華不願意介入，「民促會」還是召集了一次會議。黃偉雄記得，當晚的討論題目是「民促會」應否支持北京學生運動。「那晚辯論好激烈。學聯有人來討論。但司徒華還是有保留。張文光則力諫要支持。後來舉手表決，司徒華投反對票，但支持議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

會議完畢，民促會全體成員去了新華社門口支持學聯。

然後就是5 月21 日的一百萬人大遊行。在馬會靜坐時，台上宣布成立一個組織支援中國學生。「好像是由李永達宣布的。台下反應好熱烈。彷彿羣眾授權『民促會』去搞一個新組織。我冇所謂，只是在『民促會』內並沒有討論成立新組織。」

成立新組織的籌組會議仍然由司徒華主持。黃偉雄也有出席。「張文光、何俊仁等都在台上。台下發言非常踴躍。即使有新面孔，會議也很順利。司徒華似乎幾歡迎大班，我估計是大班有資源。」

正式的「支聯會」核心成員選舉是在六四之後，黃偉雄對那次的會議印象深刻。「由於司徒華不希望有些人成為核心成員，所以透過身邊的人，叫我不要選吳仲賢和鄭經翰。現今一位政界紅人也來游說我。我好反感。拉票冇所謂，但講明不要選某些人就是違反民主精神，我認為不可以。」

因此，黃偉雄退出選舉，並起草了退出聲明，交待退出原因。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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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要鑽牛角尖， 問誰是第一個提出搞『支聯會』的人，那當然是捨我其誰？」

香港數碼廣播電台主席鄭經翰

沒讓我們開口提問，鄭經翰已在他辦公室大大聲的發表演說，像做電台節目一樣。並且說我們聽過他的開場白後，就真相大白，可以收工了。

「搞『支聯會』這個創意很多人都有，重要是有否魄力、人力、凝聚力、財力，這些條件非華叔莫屬。如果華叔說『支聯會』由他創立，我完全尊重他，歸功於他，我冇所謂。不過如果真的要鑽牛角尖，問誰是第一個提出搞『支聯會』的人，那當然是捨我其誰？否則我怎會無端端是創辦人之一？我是什麼人呢？只是因為我是發起人囉。『支聯會』是公司註冊的，註冊的是我、李永達、岑建勳，可能還有何俊仁？（編按：『支聯會』的註冊由李柱銘、司徒華、鄭經翰、何俊仁署名。）」

開場白結束，應該還有疑問罷？正如他說：他是什麼人，政界為什麼要選他？

「那時我在灣仔做《資本雜誌》（編按：鄭是雜誌出版人），李懷明呀，黎則奮呀，個個都不務正業，就在辦公室出『戰報』（編按：《民主潮》），我都不干涉他們，由他們做什麼都好。5 月4 日，他們全部早走，說是要去遮打花園集會。我又去囉，一個人，撐着傘。去到剛好見到有個人叫黃毓民的被人踢落台。我只是看，什麼也不理會，沒參與，只是bystander，看完覺得幾過癮。」

「自此，社會上一直有人搞活動。某一晚，八號風球，很多人塞在維園，在新華社的馬路上，大風大雨，我在現場，見到隨街都有人籌款。車呀，人呀，都周圍走，好無政府又好有秩序，好過癮。但我覺得這樣籌款很有問題，最終錢往哪裏去呢？吳仲賢建議我們找劉千石研究一下。於是黎則奮、潘啟迪、龍景昌、我，四個人去找劉千石。」

「劉千石那時住旺角差館對面，板間房，有屏風相隔。我不認識他，但好好傾。我說不可以人人都上街籌款，要搞聯合組織。劉千石就說：明／後晚在『教協』有會議，我帶你們上去啦。」

「所以好難講，可能教協其時都有搞組織的意念，我不知道。」

「當晚，我、朱家鼎、潘啟迪、張五常、黎智英、袁天凡（可能有），上到教協，堆滿人，司徒華、張文光、李永達已經坐在台上，見我們一班西裝友，覺得好出奇。當時我站在後面，想發言，他們不允，問我是什麼人？我反問為什麼不讓人發言，這是公開場合嘛。他們說這是教協的會議。當時有少少爭論的。後來他們知我大有來頭，且來者不善，就讓我發言。」

「我就第一個公開要求要成立聯合組織。我不排除他們可能也有相同念頭。所以他們就很迅速地反應說出一個組織的名字，什麼支聯，好長的。但又沒說已成立。大家發言，一齊搞囉。」

「於是選舉臨時委員會。由何俊仁負責註冊。所以公司註冊有我個名。講明搞任何行動，只有一個人不同意，都不可以通過。」

「星期一搞大罷工（6 月7 日），早上六點有個叫李永達的人致電給我，說：大班，我們今日取消罷工，因為香港政府有消息傳來說上面有人帶AK47 來。我跟他說：我不贊成取消。我當時很不滿。為什麼決定了才通知我？」

「後來正式搞選舉。選的時候已過了六四。我代表『出版人協會』，差不多以最高票當選。後來我退出了，因為『出版人協會』不贊成會員參加政治。」

「總的來說，你可以說發起人是我。或者他們都有想過，可能規模沒我講的大，我是要求聯合所有人，團結大多數。全港組織是我發起的，搞組織就是他們，所以說華叔他們是創辦人我不介意，沒他們都搞不成啦。」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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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需要叫人不投某人票。我們想贏的都贏了。我們有共識。有些人是入不到的，例如『革馬盟』、左派，好難入。」

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支聯會」常委何俊仁

何俊仁的律師事務所正在搬遷，他匆匆趕來，非常疲憊。他說關於六四的回憶已在自傳《謙卑的奮鬥》中記述。可從我們的角度向他提問時，何俊仁屢屢表示細節沒記得那麼清楚。當年是「太平山學會」會長的他，同時也是「民促會」的核心人物，打從胡耀邦過身，他們已密切注意事態，但沒行動介入，至李鵬宣布戒嚴，「民促會」決定集會。當天是5 月20 日，香港掛八號風球，他跟司徒華通電集會是否如常舉行。司徒華說：「幾多人都好，一定要去。」

雖然橫風橫雨，集會意外地多人，之後大家遊行至新華社。在新華社門前，「民促會」當場宣布明天（5 月21 日）再次遊行。因為要向公眾籌款，需要新架構，因此要搞一個新的組織，何俊仁說：「那時已日日開會，各界人士，由傍晚開到十一二點，在教協……左派、托派、程介南、陳文鴻、黎則奮、吳仲賢、談綺華。」其後成立了「支聯會」籌備委員會，大會委任何俊仁負責起草章程和申請免稅……我們從籌備會議開始提問。

明：八號風球之後一晚，有商界人士上來開會，鄭經翰、黎智英、朱家鼎等等。
何：我不記得。

明：是否記得鄭經翰提出要成立一個全港性組織支援民運？
何：不用他提出，一定要成立。我們的組織觀念，你知道。「民促會」是講香港民主的，一定有人已經提出。

明：根據鄭經翰說，他是第一個提出的，然後你們用公司註冊。
何：我不記得清楚。但早已說要成立。不過未知要用什麼方式。後來決定用公司註冊。我記得鄭經翰提供T裇。

明：「 民促會」在這晚之前已想過要有新組織？
何：一定要有新組織。不可能用舊組織。如果鄭經翰八號風球那天已提出，那麼早，可能他是第一個啦，唔出奇啦。

明：聽說那晚辯論得很激烈？
何：不會。大家意見很一致。冇問題。好激情。

明：選舉你覺得有爭拗嗎？
何：都冇。第一屆不用怎麼選（編按：何俊仁說的是第一屆「支聯會」常委選舉）。我們都定了人選。反而選了程介南。他卻沒來開會。一個月後，我找他，他說退出。他在考慮「教聯」會否和北京斬纜。

明：黃偉雄當晚有辭職。
何：如果黃偉雄說他當晚辭職，他多數是對的，他不說謊。他公開罵司徒華是後來的事。

明：黃偉雄辭職是不高興有人叫他不要投票給吳仲賢。
何：我記得事情不是這樣。是劉千石的問題。他對劉千石有些不滿，叫我處理，我沒處理。我記得是這樣。

明：什麼事情？
何：不記得。好小事。當時有太多事情要處理。

明：「 民促會」曾經開會討論是否支持北京學運？
何：不記得。

明：「 民促會」有沒有會議記錄？
何：冇。有都不會保留。

（我們描述「學聯」曾要求「民促會」協助，因此「民促會」就此討論。）

何：好似有少少印象。我還記得學生在新華社靜坐。我去到捐了兩千元。

明：那次「民促會」討論應否支持學運時，那些人贊成？那些人反對？
何：不記得。應該沒什麼人反對。

明：聽說一半支持一半反對。
何：不記得。我應該支持。

明：其中反對的一票是司徒華。
何：是嗎？我沒有印象。這樣反映我們很民主啦。

明：為什麼組成「支聯會」時以團體而不以個人為成員單位？何： 因為要確保組織容易運作。團體數目有限。如果全開放， 幾十萬人， 好難。要團體才容易操作。

明：你們這羣核心有沒有合不來？
何：冇。好「夾」。

明：當初開「支聯會」的籌備會議有很多人，例如托派、傳統左派，有沒有些時候你覺得要處理不同政見分子？
何：冇。大家好包容，方向一致。有些行動我覺得不甚有用，你喜歡就做囉。例如郭少棠主張放氣球上大陸，有咩用？照做囉。我都有去。

明：選舉第一屆「支聯會」核心成員，二十人已內定？
何：內部有談過。正常呀。尤其第一屆。開初兩三屆有游說拉票。

明：游說拉票跟叫人不要投某人票，有不同罷？
何：我們沒需要叫人不投某人票。我們想贏的都贏了。我們有共識。有些人是入不到的，例如革馬盟、左派，好難入。

明：為什麼一個開放的全港組織不可讓革馬盟出現？
何：因為由頭到尾都「唔夾」。大家講話內容都「唔夾」。他又不理會我們。後來要講數，給他們發言幾多分鐘。後來還選他們入常委。我們算可以罷。他們也不是太差。ok 啦。

明：簡單來說你認為是「民促會」促成支聯會？
何：因為「民促會」有個架構，所以好快連繫組織上街。有默契，也做慣遊行。

明：幾時覺得「民促會」不適合做領導？
何：一開始已知道不適合。但要暫時「做住先」。

明：幾時覺得需要有新組織？
何：好早。一定是5 月19 ／ 20 日。但鄭經翰是否第一個提出，我不記得。他說是就是啦。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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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

「職工盟」秘書長、「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89 民運時，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之後，大家都關注事態發展。我記得『學聯』開始上街，我們看到學運在國內是澎湃的，對我來說有個感覺，就是我們『砌』了這麼多年，希望中國走向民主，那時就是黃金時機實現夢想。」

「426 社論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之後，差不多個個人都走上街。感動的地方是香港人自發寫橫額、畫公仔、搞創作，這些也都很寶貴。那時團體頗不濟事，我咁大個仔未見過咁多人上街。」

在整個運動中，他也在前線，主要負責糾察長的工作，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八號風球四萬人上街遊行到新華社。「我作為工人運動者，又聽到全國總工會罷工了，感覺很興奮，革命已經來到。另一次就是百萬人遊行。」5 月27 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他也做糾察。

「我一直在外沒有參與核心，六四完了我才參與核心。由選舉『支聯會』常委那次開始進入核心。六四對我衝擊太大了。我做常委很自然，我是香港人救的，對運動要永遠承擔，我知道應該當選。我對當時會議沒有什麼深刻印象，一心想着怎樣把活動搞好些，接着來的是百日祭。」

他說的「我是香港人救的」是指他帶捐款北上支援民運學生被扣留的事。「我帶了一百萬港元捐款上去北京，給扣起來時，收條寫的是二百萬。扣留的錢比我帶去的多，是因為那是在天安門的學生之前籌募的錢，都交給了我。」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包括了對中國民運而不單是香港的工運承擔。」

李卓人在北京被扣三天才獲釋回港。

問他對寫悔過書一事還有沒有留下陰影？「我在香港做嘢照去，香港人某程度上幸福得很，在一國兩制下有安全感，我完全沒有驚的感覺。某個程度的陰影是，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很tough 的人，我都是要簽悔過書回來，對我性格上留下了些陰影，而並非事件對我留下心理陰影。令我會懷疑自己是否到最後都不是一個堅强的人，不可以承擔太大痛楚太大的苦難。現在間中仍然有想一下，如果重複一次我會怎麼做，會否到某些關節我還是會不夠tough 呢？」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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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在這場運動中，反應快也走得前，當年還是「學聯」代表會中央代表的蔡耀昌相信，學生在形成「支聯會」的過程中有一定位置，是重要的一部分。

早在4 月19/20 日「學聯」已有同學上京了解情況（包括當年「學聯」秘書長陶君行）。代表團4 月26 日回港後，決定27 日去新華社請願，要求不得鎮壓學生。蔡耀昌說：「嘩，幾百人圍着新華社。」

之後就是被理解為支運序幕的「五四集會」。蔡耀昌是集會主持人，對於集會的詳情印象深刻，從如何在遮打花園臨急臨忙搭建舞台到誰人上過台發言，他都清楚記得，且興致勃勃地描述。被問及集會是否由運動界的左翼人（吳仲賢／談綺華／黎則奮）鼓動催生，蔡耀昌認為不。「我們聲援北京學生是不需要有外力的，我們有經驗，86 ／ 87 北京學潮時，「學聯」也有代表上去了解。大部分決定是學生做的。」

左翼人曾經出現在「學聯」會議上。蔡耀昌略有印象。「我在會議上見過吳仲賢和談綺華，可能是來談合作罷。我當時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我就是覺得不適合，為什麼有外人來？作為學生組織，做討論時，有外人在是不適合的……看來他們沒有主導會議，否則我是會阻止的。」

集會過後學聯沉靜了兩星期。蔡耀昌做暑期工。北京學生在5 月中旬開始絕食絕水，事態嚴重，516 蔡耀昌放工後去了新華社和同學商量配合行動，決定516 當晚召開記者會，宣布517 黃昏在維園集會再遊行到新華社。汲取「五四集會」的經驗，蔡耀昌覺得單靠「學聯」支撐不了517 的集會，提出要找外界合作。新華社的會議結束，他一個人過九龍教協請求「民促會」協助。對方一口答應。蔡耀昌折回新華社，預備記招。「民促會」稍後便來了。蔡耀昌清楚記得張文光在記招上的一句話 ──「民促會」緊跟「學聯」號召。

當天，517 遊行帶頭的一排人， 除「學聯」外，還有「民促會」的司徒華、劉千石、李卓人等。

遊行之後，「學聯」沒主動找「民促會」搞聯合陣線。蔡耀昌說：「我們都做到散晒。」倒是他事後聽說，518「民促會」有找陶君行，建議「學聯」繼續領導支運。

520 李鵬宣布戒嚴，蔡耀昌彷彿聽到司徒華在電台呼籲羣眾上街遊行。「我的印象是他以個人身份呼籲。」

百萬人上街後，蔡耀昌沒在支運核心。今天他是「支聯會」的副主席，分析當年支運力量的組合與衝擊，他說：「學生當然好重要，特別是520 之前，如果沒有學生之前做的功夫， 有沒有520/521 呢？可能有啦，不知道。」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　《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
(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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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之後羣情洶湧， 從當年學聯角度，能力上已應付不了這樣大的羣眾運動，我也不覺得運動應該由我們壟斷。所以，後來成立了支聯會。『支聯會』有『支聯會』做，學聯有學聯做， 我們是『支聯會』一分子。」

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陶君行

陶君行的政治道路是從八九年當「學聯」秘書長開始的。

「社民連」的辦公室不大，在黄大仙竹園北邨，門外老街坊圍坐閒聊，門內，小孩子在寫字枱打電腦，年輕街坊等着見他。母親節上樓派花回來，他很快便走進回憶裏，從「學聯」說起。

86 年學潮，「學聯」有派人上去聲援，有了這個傳统，胡耀邦逝世，「學聯」很快就決定北上，不過，當時內部有不同意見，港大代表相對比較保守，結果陶君行做了妥協，北上學聯代表叫調查研究團。有成員提出既然是調查研究團，應該見港澳辦、全國學聯那些官方組織。「回程剛好遇上426 社論出版，那個早上登機前去了北京大學的會議。我們有兩個決定，① 打正旗號聲援、 ② 回港成立中國民主基金籌款。」

他們從北京回來後，吳仲賢已經和他們有很頻密的溝通。「學聯」沉寂了很久，相對上保守。吳仲賢、黎則奮、談綺華、梁耀忠上「學聯」游說，認為「學聯」在這階段應扮演主動角色。「學聯」內部有兩個意見，有一方認為你愈搞共產黨愈打壓得厲害。吳仲賢指出幫倒忙的想法不成熟，而且舉劉山青做例子，說就算沒行動也不見得就有用。「我覺得他們的出現幫我解決部分問題，不用大力游說『學聯』核心其他保守部分。我相信就算沒有他們的出現，『學聯』最終都會給形勢帶着走的。」

「4月26 日回港後即去新華社抗議做滴血行動，然後計劃5 月4 日集會。學聯沒有搞大型集會經驗，那天陳昌（編按：打正托派旗號參選區議會的候選人）拿遮打花園的垃圾筒，加板搭台，在舊『學聯』會所找到『學聯』旗幟，才發覺是那麼殖民地色彩的，集會後也遺失了。很多人排隊上台發言，在有爭議情況下收場。」他說起當時那種狼狽也有點失笑。

內地學生絕食，「學聯」同步在新華社門外絕食。那時，新華社在門口擺放電視機轉播新聞，有很多市民聲援。「趙紫陽在巴士上慰問學生時，許家屯也出來了，那時我正在睡。」

517 遊行，羣眾從維園出發遊行到新華社，報紙報道破了遊行人數紀錄，有8千人。「吳仲賢、黎則奮游說我要搞一個全港性的組織，我說沒有問題。期間『民促會』也有人找我，記得是李永達，最初說：『你們打前鋒我們支援』。他們覺得我們的角色比較恰當，可以繼續下去。」

「學聯」秘書長陶君行（站立者）號召大專生遊行到新華社

陶君行記得有一次聚會，廿多人，在新華社附近的帆船酒店，討論應否搞全港性支援組織。「那時我還在絕食，去參與之後再回新華社門外繼續絕食。吳仲賢一手推動搞全港性支援組織，帆船酒店之前也有游說我。」

「517 之後羣情洶湧，從當年『學聯』角度，能力上已應付不了這樣大的羣眾運動，我也不覺得運動應該由我們壟斷。所以，後來成立了支聯會。『支聯會』有『支聯會』做，『學聯』有『學聯』做，我們是『支聯會』一分子。100、150 萬大遊行開始，『支聯會』已經擔起了支援中國民運的角色。」

正式成立支聯會選常委那天，他以「學聯」代表身份出席。他笑着說，「那天，我體會到民主派會mark 票，他們圈定人選，但沒有要我們選哪個，畢竟我們是學生頗純真，可能會質疑他們事前約定。我覺得他們三會：『太平山學會』、『滙點』、『民協』有很多區議員，很多社區子組織，每個有代表，可以壟斷投票。後期就很正常，第二屆之後很順利。」

「會上有些爭議，爭議些什麼記不起。黄偉雄當選辭職，說司徒華是鄧小平，是獨裁者。李柱銘下跪請他不要離開。」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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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規模超乎我們任何一個人的想像。以前我們的行動只有二、三百人， 最大型也不過是二、三千人。打風那次在新華社竟然堆上萬人， 沒有一個人想像得到。」

立法會議員李永達

李永達覺得4.26 社論發表前，社會沒太多團體介入中國民運。而他們「民促會」有就此討論，但沒行動。5 月中（編按：應該是5 月17 日），「學聯」要求「民促會」協助舉辦活動，於是民促會內部再次討論。「這次，我們決定做了。」

打從大學時代，李永達已積極參與香港政治，八九民運的出現，讓他掙扎良多。介入還是不介入， 對當時是《基本法》諮詢委員的他，不是一個容易的抉擇。「那時華叔、Martin（李柱銘）是《基本法》草委，我是《基本法》諮委，常有回國內，感到共產黨想擺一個開明姿態。88 年底上京爭取民主基本法時，還可遞信，見國家副主席……一旦和共產黨衝突，我們就是反動勢力了，要不要讓自己墮入這個軌迹呢？」

形勢一直發展。李永達覺得4.26 社論發表前，社會沒太多團體介入中國民運。而他們「民促會」有就此討論，但沒行動。5 月中（編按：應該是5 月17 日），學聯要求民促會協助舉辦活動，於是民促會內部再次討論。「這次，我們決定做了。」

李永達說「民促會」當初是不想介入中國政治的。「在劉山青被捕的八十年代初，香港團體很少有做什麼來表示姿態，只有甘仔（編按：甘浩望神父）在行動。但是戒嚴後，還是覺得議題重大，要思考。掙扎一番，決定做……我們的決定不是外來衝擊所致，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做這麼重大的決定需要投票嗎？李永達說不記得了。「如果要投票，我相信我是支持的。」

「民促會」和「學聯」第一次合辦的，就是打風那天（5 月21 日）在維園集會，然後再遊行去新華社。「學生反應很快，但組織力沒『民促會』強，所以集會之後，民促會差不多統領了整個運動。」

李永達從沒想過出席集會的人數是如此龐大。「運動的規模超乎我們任何一個人的想像。以前我們的行動只有二、三百人，最大型也不過是二、三千人。打風那次在新華社竟然堆上萬人，沒有一個人想像得到。因此，我們覺得一定要掌握這個民氣。我們想，如果搞一個組織能推動民運又能結合香港的運動，可能是可以的。」

「民促會」核心就新組織問題，談了數次。李永達說：「新組織意念一定來自民促會核心。華叔是推動這個意念的人，是他推動要改組。這個很清楚。是我們核心成員決定了要搞才開擴大會議，邀請其他團體，而不是在擴大會議上才討論是否要搞。那些好多人參與的大會，不是決定大會，是大家再組織的過程。意念和決定當時已存在，不是在大會上醞釀的。」

至於鄭經翰、吳仲賢，Q 仔（編按：黎則奮的花名）及商界出席的那次會議，李永達不認為有決定性，更非促成新組織的外力。他一再強調：從不介入到介入，是要醞釀的，是他們十多個「民促會」核心很有意識的決定。

「商人上來開會，那次會議是重要的，因為反映運動已捲入了傳統運動以外的人。那時我都是第一次見黎智英、大班、朱家鼎等，令我們覺得不能忽視這個力量。會議只是要決定捲入什麼人。商界一定不是衝擊。」

檢討當年對運動的反應及步伐，李永達同意是稍為遲緩了一點。不過他補充：5月學生做行動時，沒有一個組織夠膽量和學生一起做；5 月中，我們和「學聯」談過後，便決定了，自此就不回頭。不錯，我們是落後了，是遲了，但運動規模之大，如果有人說他早就預料，我覺得他「好叻囉」。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89年5月底「支聯會」公布善款詳情。左起何俊仁、李永達及劉千石。

(協力：鄭靜珊，部分圖片由明報資料室、支聯會資料室及 Getty imag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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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後，我離開了組織運動，純粹老吳叫到， 我去開那個會，主要因為佢。會議詳情我記不起，我記得結果是討論是否應該成立一個全港性的聯合組織。」

資深電影人岑建勳

在他的家做訪問，本來很好的窗景給裝修棚架分割成多個方形，還外加綠色的防塵網，有點模糊感。

我望着窗外，他說，「『支聯會』我的參與不多，留在腦海的記憶更少。」

「89 年5 月4 日，『學聯』在遮打花園搞集會，莫昭如約了我和當年搞五四班老鬼（71 年我們在皇后像廣塲搞『五四活動』，結果警方拘捕了一班人），先在富麗華酒店咖啡室聚舊，之後就行過去參加集會。學聯叫我哋當年搞五四的找個代表上台，我給推了上台，我說，你哋比我哋強，惟是唱歌不夠我們強。我就和老吳即場唱了國際歌，用不着看歌詞。那是我十多年來第一次出現和學運有關的活動。」

說起岑建勳為什麼出現「支聯會」，就不得不從他和吳仲賢的關係開始。他們年輕時候在法國受中國托派元老彭述之影響加入托派，回港後一起以新蒲崗幾條街做基地搞運動，站街派傳單。74 年岑建勳脫離組織，離開香港去英國，後來在電影圈發展；吳仲賢繼續在「革馬盟」，直至被中國扣留後詐降供出名單，回港被開除黨籍。沒有黨籍之後，從事新聞工作，仍然活躍搞政治。 兩人的交情很深， 吳仲賢重病回港，岑建勳陪着他走。

「我同吳仲賢1971 年相識。他想起我，打電話給我，說：「去『教協』開會支持學生，你嚟埋吖。」我說：「我嚟做咩呀，演藝界都有出聲明啦。」「 你來聽下俾下意見吖，幫手吹谷佢哋。」74 年後，我離開了組織運動，純粹老吳叫到， 我去開那個會，主要因為佢。會議詳情我記不起，我記得結果是討論是否應該成立一個全港性的聯合組織。我已記不起那天是八號風球前或後了。」

那時，岑建勳在製作一套電影，由張堅庭導演洪金寶、 張艾嘉主演的《八両金》。5 月中仍在內地拍攝，六四後仍未完成。

6 月11 日，他出席了正式成立「支聯會」的第一次會議。「我記得好多人vote我，我高票當選常委，僅與華叔相差一票。（編按：根據會議紀錄，岑建勳184票、司徒華171 票）向來，我是獨行單幹，74 年以後，再沒有參加活動，根本沒興趣再搞組織，我很厭惡那種內鬥，老吳很理解我的性格。我個人比較感性不適合搞組織，我唔鍾意兩兄弟為了政見不同，上綱上線，鬧到人身攻擊。很厭倦，很內耗，中國人真的很喜歡內鬥。80 年劉山青落網之後，老吳俾人拉咗詐降，啲人開除他的黨籍都俾我鬧，他們不敢駁嘴，我是他們的師傅。我話，你們做咩呀，邊個決定邊個一定要做烈士？在你們的角度他詐降，他回來唔講有詐降呢件事，你會知咩？老吳自已抖出來嘛。在他們的角度我是溫情主義。劉山青是老吳的徒弟。金禧事件出咗一班人，劉山青、杜成、梁耀忠搞了『新青學社』，也就是『街工』的前身。」

「我所謂的參與『支聯會』，實事求是的說，根本是沒所謂。在『支聯會』，在整個運動中，我很單幹，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也不喜歡受組織約束。所以，我做了一屆就不做了，我不要過這些組織生活。」

吳仲賢與托派

托派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簡稱。托洛茨基是1917 年俄國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列寧逝世後因反對史太林的官僚主義被清黨流亡國外。1940 年在墨西哥被史太林的特務暗殺。中國的著名托派人物，包括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以及彭述之。1952 年中共大肆搜捕托洛茨基主義者，此後，托派在大陸斷絕了二十餘年的時間。

吳仲賢是香港社運分子，早在1969年已策動了有名的「珠海事件」，領導罷課。1970 年與莫昭如等創辦了《70 年代》雙周刊，推介新思潮，鼓動社會運動，為當年「中文運動」和「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重要旗手。1972 年，本港社會運動相對陷入低潮，吳仲賢及其他《70》分子紛紛前往巴黎，探求思想出路，結果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並加入第四國際。吳返港後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由於托派一直以來都被中共抹黑，加上他們的社運策略往往被視為「過激」，香港的托派在七、八十年代都一直受到其他人的排斥。

1981 年3 月，吳仲賢因回國與民運人士串連被捕，寫悔過書後獲釋，回港後被開除黨籍，政治生涯因此結束。吳82年後加入新聞界， 89 民運後移民澳洲，94年死於癌症。

香港民運人士劉山青， 現為「社民連」成員。1975 年，他在荃灣創辦了「新青學社」工人夜校，當時的教師義工包括今日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及中原地產主席施永青等。在吳仲賢被捕後的翌年，劉山青以身犯險返回廣州救助民運人士王希哲妻子蘇江等人，被公安拘捕，並控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直至1991 年12 月28 日，才獲釋回港。

註：原文刊登於《明周》2221《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 支聯會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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