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坐困愁城已久於是注視目前？或對當下現狀無力轉而寄情演藝娛樂？港人顯然對本土製作，包括香港樂壇、香港影視製作以及香港藝人等更加關注。偶像男團MIRROR席捲全港之勢，更成社會現象，人們不再視男團單為娛樂藝人，更進而討論其文化意義。去年底，選拔女團的電視節目《全民造星IV》啟播，其後選出部分參賽者組成COLLAR，繼而打開另一場討論：流行文化受眾對女性的期望和想像。

COLLAR年頭出道，出道歌《Call My Name!》至今獲250萬點擊， 掀起一陣「女團熱」。她們在歌中唱，「我發亮就是為了你」，有意無意道出了普遍女性走進流行文化，發光發亮，最先其實是為了討好「你」—即大眾的目光、慾望與索求。然而，這些大眾目光，有否限制了女性藝人的發展，抑壓着她們的自我，滯礙了社會性別平權的進步？今時今日，香港應有怎樣的女性藝人？

通過今期封面故事，我們探討二〇二二年的香港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從女團現象出發，了解真實在追逐夢想的女性，再從觀眾、媒體人和學者的觀察中，體認女性在這時代中，在流行文化工業裏的血汗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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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眾想像的女團，多是一羣跳舞唱歌俱佳的、相貌姣好的年輕女子。她們的音樂作品，不只要用耳聽，更要用眼看。因為她們的衣著造型經過娛樂公司的精心設計，舞蹈編排亦必受過專業嚴苛的訓練排演，為求在MV和現場表演中，呈現女團整體的視覺形象，以及各成員最美麗漂亮，最清純可愛，最具活力等大眾最渴望看見的一面。

這種對女團的想像，深受日本和韓國影響。日韓兩國在上世紀九〇年代興起女性偶像組合，她們不只是國內的樂壇寵兒，更逐漸獲得到海外尤其亞洲樂迷追捧，自此不斷有新女團面世。香港自二〇〇〇年起，亦有本地女子組合冒起，一〇年代後出道的組合發展方向，對韓流的參考尤其明顯。在二〇二二年出道的「COLLAR」，即本地女團的最新嘗試。

女團文化在地發展

自上世紀九〇年代起發展女團的日本韓國，至今已有幾代女團更迭，論女團在國外影響力，韓國在近十年超越日本，不只成功搶佔亞洲市場，反攻日本，更進軍世界。日本的「Morning娘」、「Perfume」、「AKB48」在國內是家喻戶曉的名字，近幾年最受歡迎的則是大型女子偶像團體「乃木坂46」。韓國而言，以「少女時代」、「Wonder Girls」和「Kara」為首、在二〇〇〇年代中出道的女團，把K-pop（韓國流行音樂）擴散到國外市場，如今「BLACKPINK」和「TWICE」在歐美當紅，前者目前更是音樂串流平台Spotify 和YouTube上最受關注的女性音樂團體 。

雖然日韓女團文化各有不同，但不少評論分析指出，日韓的女性偶像都被展示成「慾望對象」（object of desire）。在體制化的娛樂產業下，女性偶像被塑造成趨近主流審美的被看對象，其展示出的女性特質和形象，主要預設了男性視覺，並迎合討好男性的凝視與幻想。舞蹈的編排，回應觀眾的眼神和笑容，衣著裝扮的搭配，通常都旨在傳達偶像婀娜多姿，可愛純情，依附乖巧的形象設定，以撩動觀眾的慾望。大眾女團中，或者偶爾會有對抗甚或挑戰傳統女性特質的形象，但總不至於冒着商業風險而大幅偏離主流審美。

日本當紅女團乃木坂46唱片封面

香港樂壇的女團發展持續受日韓影響，但其軌跡不盡相同。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〇年是香港女團的第一階段，其間出道團體，「Twins」具人氣但欠女團規模；最初有九位成員的「Cookies」，受日本「Morning娘」啟發而籌備組成，舞蹈亦走日系風格，可謂香港女團鼻祖；「Hotcha」二〇〇七年公開出道前，也曾到日本受訓，標榜跳唱和健康活力，代表作多為快歌。這階段的女子組合參考日本，但不失本土「港女」特色。但到了一〇年以後，韓流對香港女團的影響顯然而見。當時韓國女團盛行，香港女團如「Super Girls」和「As One」常被外界以韓國女團作比較，而事實上她們的音樂作品多了模仿韓風的地方，兩團的MV中，成員都會在鏡頭前搔首弄姿，舞蹈動作展示長腿吸引眼球，部分歌曲曲風也與K-pop相似。As One不只曾往韓國特訓，二〇一五年作品《Candy Ball》由韓國音樂人製作，更是首隊在韓國出道的香港女團。

在二〇二一年尾末，二〇二二年年初， 分別有兩隊新女團橫空出世。先是透過TVB歌唱選秀節目《聲夢傳奇》脫穎而出的四人組合「After Class」，成員平均年齡僅十五歲。 後是在ViuTV選秀真人秀節目《全民造星IV》參賽者中選出的八人組合COLLAR，最年長的成員三十五歲，最年輕的三位十九歲。與 After Class相比，後者出道聲勢更為巨大，或可歸功於《全民造星》節目系列及前幾季出產的偶像組合MIRROR和ERROR大受歡迎，連帶COLLAR也備受矚目。

偶像潮流下的COLLAR

《造星IV》開宗名義旨在培育新一代港產女團，只限女性參加。一開始從四千名報名者中，海選出九十六名參賽者。參賽者經過五輪比賽，淘汰剩二十位晉身總決賽；在總決賽奪得冠、亞、季軍者，直接獲得女團成員資格。

由節目啟播到總決賽結幕，《造星IV》為期兩個月。有三十多集的節目裏，主持、導 師許廷鏗和梁祖堯、評判、監制黃慧君（花姐）、預定的女團經理人戴穎（Wing）不時就女團的定義表達意見，主調是偶像女團成員需要有實力，亦要有火，不能因為女性身份而被看低；但就年齡方面就更多分歧，初時Wing想像的女團須是「青春活力」的「新世代」，視十六至二十五歲為重要的年齡界線，梁祖堯則質疑；後來Wing被三十五歲參賽者李芯駖（Sumling）的表現打動，「既然她說不會結婚生仔，是位獨立女性，那麼Charm，那準則又可否因此遷就？」在《造星IV》的尾聲，芯駖入圍二十強後，Wing表示。

節目有節目內的爭論，網上亦就「女團」紛紛擾擾。網民在節目播出期間，不斷討論哪位參賽者是合適女團人選，女團成員應有什麼條件特質。他們一般會引用日韓女團為例，強調成員需要「靚女」、「青春」、「活力」、「可 愛」、「笑容」、「跳唱才華」，部分人抗拒性格似「八婆」、「中女」以及「TB」（中性打扮）的參賽者。到後來女團成軍，持續有聲音批評個別成員態度差，經常「黑口黑面」，又或過於年長。

ViuTV最終從節目參賽者中挑選了八人組成女團COLLAR。除了在《造星IV》中的冠、 亞、季軍邱彥筒（Marf）、沈貞巧（Gao）和許軼（Day），還有參賽者李芯駖（Sumling）、蘇芷晴（So Ching）、陳泳伽（Winka）、蘇雅琳（Ivy）和王家晴（Candy）五人。半年內由素人變成女團，總決賽後只排練兩星期就出道的COLLAR，在香港偶像潮流興盛時誕生。本來COLLAR更計劃三月就開演唱會，但至今仍只得一首音樂作品，亦即《Call My Name!》，由韓國人與台灣人團隊作曲，歌詞則由本地歌手Oscar填寫。

單憑《Call My Name!》MV畫面和形象設計，暫時未知COLLAR是走型格還是可愛路線；但從當中歌詞，就知背後製作團隊明瞭「女團」的商業目的。「滴著汗為砸下每個眼神　自傲地亮麗地叫你沸騰」、「嚮往浪漫無盡期　我發亮就是為了你／唯求從來不設限期　如月球耀眼被你記起」、「用盡力為捕獵你那笑容」、「You’re falling, falling in love with me」等詞句，正是創造女團（我）與聽眾（你）之間的想像空間，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並要求歌者主動撩動受眾的欲望，得到對方的凝視。單聽歌曲，在COLLAR中的女性，好似仍是主流的「欲望對象」，努力奮鬥，等待着被他者看見記住。

COLLAR粉絲與偶像

事實上，COLLAR粉絲對女團的鍾愛超越欲望。面對偶像，粉絲並非單純是簡單的觀看者。接觸到幾位粉絲，他們喜歡COLLAR，不只是與女團的外貌造型、跳唱吸引有關，更會欣賞成員的性格特質。

《造星》節目呈現了成員的成長和發展，在舞台下的血汗與互動，觀眾從節目及社交平台了解到她們個人的不同面向，再加上最後總決賽更有全民投票參與成份，因此有粉絲認為COLLAR夠「貼地」，具代表性。粉絲看着節目，被成員由零開始為夢想奮鬥的過程感動，也會誠心為那些展露自己「心地善良」一面的成員打氣，「即使某些人唱歌跳舞不是好好，但都會喜歡他們。」三十八歲的粉絲Alan說；「他們未必是最搶眼，但都是心地善良的女仔，有些未必唱得，跳得，或單靠樣，但都是有心的女仔。我很戥他們開心。」二十九歲的女粉絲JJ所見略同。

COLLAR出道不久，即逢疫症再次爆發，原定的三月演唱會不能如預期進行，或對女團發展有阻礙。有的粉絲如Brian和Jacky，期待女團能夠推出音樂或戲劇作品，乘着目前的人氣，繼續展示不同面貌。JJ則認為女團要多加磨練，在每次表演都要有進步，不斷突破自己。Alan希望未來女團成員能夠保持各自的特質，「最好不要讓他們像倒模出來的明星一樣，我想是fans最想要的心願就是這樣，個個都可以發揮所長，每人都能自如表演。」

《Call My Name!》MV截圖，圖中為成員Ivy So。

粉絲最愛成員

Alan（38）： Ivy So
她很鍾意做明星，雖然唱歌跳舞都不好，也屢受父母打擊，但仍會練習，更為此退學，最終又真的做到明星，是件非常神奇的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體現到現在香港人需要具備的精神。

Brian（27）： Ivy So
喺媒體上嘅佢幾好笑，樣貌娟好！

Jacky（29）：Candy
她由第一集被花姐責罵，說看不起靠樣的人，看見她當下的回應令我印象深刻，及後看見她的努力及進步，希望擺脫花瓶形象，更加令我欣賞。

JJ（29）： Gao
她不是很搶眼，但跳舞真的好勁，在第五回合領導隊員，更教大家跳舞。看她的IG Live，發現她原來都是「kai kai地」，會在live上講粗口。我和她都 是2、30歲，覺得和她好接近。而且她不掩飾，不造作，很真性情，又肯幫 人。和她的關係似朋友，多於高高在上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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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性小眾的阿Mo，為這羣女生抵受壓力，敢於在主流媒體上展現不同女性形象的勇氣而動容。「我始終都覺得她們很勇敢，女生上電視，知自己一定會被凝視，身材各樣被討論，但她們都欣然面對，仍然參加。」但同時在節目和圍繞女團的討論中，看見社會種種關於性別和年齡的偏見，「但後來讓我釋懷的是，大家多了討論我們想要的女團是怎樣的？」

郭可芹（阿Mo），性小眾，辦性小眾媒體「G點電視」，現有獨立製作公司，拍攝紀錄片。

全民造星的性別爭議

阿Mo辦性別小眾媒體「G點電視」，也拍紀錄片，《造星》系列前三季節目都有觀看，但今次開宗名義選拔女團的第四季節目，她是前所未有的看得肉緊，每晚追看。

「點解我會一路追住？因為討論真的多了，想跟得上潮流，入那些什麼造星討論區日日討論。如果沒有即時看，會感受不到他們在討論什麼。」但當謾罵如潮，阿Mo很快就果斷把那些羣組靜音，「我本想看看網民的看法，但後來感受到有人帶風向，大家也不是很理性評論事情。」

她最看不過眼的謾罵，是一些對參賽者性別形象的攻擊。如參賽者鍾君珩（Dru）因打扮中性而被罵「死TB（Tomboy）」，有觀眾指責她在節目上「溝女」，並表示女團不應有TB成員。而當評判讓Dru入圍六十強，導師梁祖堯說「代表LGBT」讓她加入其分組，也使部分網民不滿疾呼，是否單憑「少數」身份就可獲勝。最後，Dru四十強止步，「Dru不能上去，當然是不夠charm，當我想，我們是否對新和小眾的東西不夠接納呢？」另一位晉身二十強的參賽者林暐翹，她是一名短髮的拉丁舞者，在其中一輪比賽表演《勞斯萊斯》音樂劇，劇中男裝打扮的她，對隊友Ivy飾演，同樣反串扮男生的粗粗魯魯的同學暗生情愫，兩人不只成功營造同志戀愛的曖昧氣氛，更有性別流動的玩味。然而，表演後，又有聲音斥她為「死TB」。

「這是父權的問題。」阿Mo講完立即笑出聲，然後補一句，「這樣講就仆街了。」繼而再認真起來，「所有華人社會，都建基於家庭，男性是話事人，當有人，不論是女權主義者還是TB，出來挑戰男性形象，就會有人驚。」《造星》中性打扮女性，某程度就是這種挑戰者，「我覺得那是種害怕改變的恐懼。」

想看到一隊曳的女團

女團COLLAR在一月初成軍，最終名單沒有暐翹，讓阿Mo有點失望。「本來暐翹的中性形象，對女團而言頗為突破的。」她說，「我覺得有這些元素，會令女團多樣性一些。」

不過阿Mo也慶幸另一位參賽者、三十五歲的李芯駖（Sumling）最終獲邀加入女團。「雖然說Sumling是『女人天花板』，她值得欣賞，但所謂這種欣賞其實包含我們覺得三十五歲『唔得』。」在YouTube看網民對 Sumling表演的評價，也見有留言表示：「睇 完佢表演，會令我想再諗諗，年紀大係咪都入得女團呢？」阿Mo也會問，「去到這個年代，我們還在講年齡？」，「為何我們會這麼介意一個流行文化的image是三十五歲的呢？」

女團經理人阿Wing在節目中指，Sumling表明不會結婚生仔，是位獨立女性，才考慮她為女團成員；後來Sumling澄清是以事業為重，「我不求桃花運，只想求工作運。」但阿 Mo嬉笑說，「作為一個女權L，我必須要期待她結婚生仔。」

「為何不可以呢？」她期望看到一隊更 「曳」的女團，重新定義何謂女團。「我們看得多的女團來自韓國、日本，而他們的那套未必可以複製過來，因為日本和韓國本來性別壓迫就很強，女性形象和香港很不同。」但在她眼中，現階段COLLAR的形象都是行較「Girl Crush」路線，形象設定偏女性化和乖巧，成員在節目中的神釆，成團後好像消減了一點。「節目展示到的東西，都希望keep到，不要給商業社會包裝或限制他們的棱角。」

三十五歲參賽者李芯駖最終成功加入COLLAR女團

媒體與觀眾關係

關於COLLAR的發展，可能一切言之尚早，畢竟她們暫時還只得一首作品，然而，追看《造星IV》的經驗，卻讓阿Mo反思到，觀眾也有能力讓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有更多可能。

她認為，流行文化和媒體，從來在不斷創造更新，而觀眾亦非單純的媒體消費者，在積極就流行文化發表意見的時候，也是參與創造價值。「網民和觀眾需要被empowered，知道自己在看的時候在uphold什麼價值，講說話時在加強某種價值觀，這些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像談到女團特質，常有人說「這樣不可以」、「那樣不可以」，但阿Mo覺得，更應該問的是，「為何不可以？」今時今日人們視流行文化為現今社會的出路，看到香港的可能性，更不應固步自封，「這樣才在創造流行文化，文化是流動的，沒有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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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民造星IV》主持強尼簡單話畢，舞台便亮起射燈，光束照在參賽者謝裕鈴（Ling）身上。在錄影廠足足等了三十小時，才出戰第一回合，身心俱疲的她，演唱了王菲的《光之翼》。

該集播出後，Ling旋即成了網民的箭靶，攻擊尤其集中在她的年齡。現時三十九歲的Ling，是演員、舞者、模特兒，也是四子女的母親。她在《造星》中的比賽表現不俗，但最終敗於對手，後來幸獲導師梁祖堯挑選，成功復活，得以晉身六十強。不滿賽果的觀眾，批評Ling年齡不符合女團要求，有更多青春貌美的參賽者值得入圍，有留言指Ling「做全民大媽就可以」，「如果佢唱得好啲，靚啲，可能可以彌補到年齡的問題。」

「那時， 我沒預計到有那麼大回響，我預了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但沒想到會有很mean的haters說話，甚至得閒到同一個訊息傳二、三十次來，不停來攻擊你。」Ling憶述，該集節目播出那晚，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突然湧現排山倒海的負評，她起初情緒激動會逐一反駁，但冷靜下來後便把流於情緒宣洩的留言全都刪除，然後，哭了整天。節目再過幾集，Ling在第二回合就被淘汰，個別網民表示「大快人心」，其實Ling本人也鬆了口氣，自言那正是離開比賽的最好時機，「我做到一些東西牽動人們思考或情緒，我慶幸做到這些東西。」

Ling演出經驗豐富，身材高䠷，多才多藝。她除了做模特兒工作，也參與舞台劇、舞蹈及藝術表演。

我行我素自由自在

Ling自少從事表演藝術。小時候，她先跳芭蕾舞，參加羣演，在舞蹈中找到自我表達的語言，也在舞台上找到夢想的歸宿。「記得第一次接觸theatre的感覺，是熟悉的感覺，覺得這是我的地方。那時我八、九歲，好細就鍾意了舞台。」身材高䠷的她，回憶起個子矮小時的經歷。

在台上翩翩起舞，跳過中學生涯，畢業後，Ling不理家人反對，考進演藝學院讀音樂劇，自己兼職打工交學費。「但我沒有完成到，讀了年半就離開了。」她想成為一個全面的音樂劇演員，想在學院學唱歌做戲，但音樂劇當時在演藝學院側重跳舞，想學的求不得，於是退學，迷迷惘惘。

迷惘的時間，Ling夾band遇上前夫，兩人一起半年，便有了小朋友。「身邊很多人有反對聲音，那些聲音令我更加衝動去做一些事。我決定了想做就會試，最後都行不通，兩年後離婚，但我很開心那時決定生小朋友。」離婚後那幾年，是Ling的「人生低潮」，「自己想像美好的，好似一步步破壞，覺得世界沒有希望。」但她堅持活在當下，選擇把女兒交給爺爺嫲嫲照顧，自己則外出工作賺取家用，女兒自然親老人家多於媽媽，但她坦然接受，「這樣對女兒的成長較好，如果那時帶女兒工作，走來走去，四處奔波，可能⋯⋯我不知道，it happened。」

低潮過後，她遇到現時的伴侶，生活漸漸穩定下來，十多年來，多生了三個子女，最小的年僅六歲。每個小朋友出生，她都會花兩年時間專注養育，之後便會回復自由工作者的身份，一邊做着演員、舞者、模特兒等演藝工作，一邊照顧子女。Ling歷年來跌跌撞撞，依然我行我素，也想讓下一代明白能夠像她自由自在。「我給他們很大自由度，我自己都擁有很大自由度，這樣是最舒服、最natural 的，我盡量想讓他們有自由，自己explore怎樣做。」

參賽不爭入女團

這種自由自在，Ling以身作則，藉着參加《造星》，給子女做榜樣。「參加這個比賽，有人會話我年紀、婚姻狀況，唔應該參加。我想企出來講，點解唔可以？只要它的比賽接受任何年齡，我就可以。」參加《造星》，象徵着她由過往的表演藝術領域，跳進流行文化和大眾傳媒的領域，她原是想在這更大的舞台，讓人們看見她，繼而把想法傳遞給更多人。

「我參加這個比賽，不是以入女團為目標，真的是借平台讓人們見到我。」她說，「我想帶出的是可能性，還有自由。你有自由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有很多可能性。」就如 一個三十九歲、育有四名子女的媽媽，依然可以追逐夢想，敢於在人前展示自己的才藝。

然而，事與願違。Ling本來欣賞上一季《造星》節目，加上有參與其中的朋友覺得有所得着，便在朋友的鼓勵下報名參加了《造 星IV》。「之前做的都是arts，不是popular culture，自己對pop沒有興趣，我參加是因為見到《造星III》有些不同，多了可能性，他們有訊息在作品中，件事有趣，我便覺得可以試。但原來《造星IV》很不同。」今季開宗名義選「女團」，大幅縮窄了參加者的表達空間，「我以為有舞台可以表達到自己的才藝， 但在第一回合後，原來沒有太大空間做包含自己想法的東西。」

Ling在《造星IV》第一回合表演唱歌，當晚即引起爭議。

流行文化期望落差

也許就是這些期望落差，帶來了許多錯摸與傷害。第二輪比賽被淘汰後，Ling鬆一口 氣，繼而發了兩個星期噩夢。「我就想為何有這麼大的trauma，因這比賽沒有空間給你詮釋，要做東西滿足它給你的目標。」但節目播出後，又再有一波波來自觀眾的惡意負評。

Ling或對女團無爭勝心，純為展示女性的可能，但一些抱着看「青春少艾如何爭妍鬥豔拼命取得女團一席」想法的一般家庭觀眾，便會以典型女團的框框，評價參賽者，更甚的會偏離女團想像太遠的參賽者作人身攻擊，Ling是受害者之一。「熒光幕後的人，隔了一重空氣，可以不留情面，將最難聽的說話講出來。這是可悲的⋯⋯」她頓了頓，續道，「如果你面對面對住我，你會否講出這類的說話？你不會。」這趟《造星》旅程，讓她感受到「世界還有很多性別歧視、年齡歧視、社會地位角色的歧視，還是有很多，即使是在二〇二二的時代。這需要大家反省和make noise。」

但還有不少觀眾確實受Ling打動，「我也收到很多私訊，說我很鼓勵到他們，他們都是有小朋友的媽媽，覺得我很勇敢追夢。這些訊息已足夠讓我recover和開心，不會再為惡意攻擊我的人而不開心。」

年少時所經歷的起跌，過去克服的難關，讓她變得堅強。「每一次的傷痛，都會令我更加堅強，所以我不怕跌親，不怕受傷，因為我知道我可以recover，然後我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母親、表演、夢想

跟隨Ling回家，便知道她堅強的力量，來自自身，還有那羣活潑可愛的小孩。「剛剛可能經歷一些emotion甚或depression，他們對我的愛，在我身邊的支持真的很大，這已經很足夠。」她說着，細仔Carli從背後抱着媽媽的後頸撒嬌，Carli害羞說，「我最鍾意媽咪。」

談起眼前的子女，Ling聲線溫柔，「從他們身上，我看到自己不同的性格特徵，每個都找到些自己的東西。」大女如今已十九歲，也和她年輕時一樣，進了演藝學院，不同的是修讀音樂。二仔Charli喜歡演戲，不久前才在張敬軒的演唱會上飾演童年張敬軒。三女和細仔還少，但在鏡頭前甚具表演慾，非常趣怪。

Ling不認為母親的身份對她的表演有所拖累，反而有助。「尤其是藝術，是關乎表演者經歷了什麼，在傳遞什麼訊息。將經歷放在藝術上，會有得着和用途。」旁邊的小孩在吵吵閙閙，她見慣不怪，「這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很開心我是這個角色，我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雖然有很多很具挑戰性的時間，但他們都很有愛。」

帶着他們的愛，Ling將繼續追夢。「我的追夢，就是想在我的崗位，傳達愛的訊息。我傳達到給人聽，要爭取自己的自由。」透過生活，透過表演，透過人生。「我都不停在摸索自己的人生是怎樣的，這也是追夢過程，很想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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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內心想法都坦露人前的J.Arie，比起以前更加自在自信。二〇一三年憑《第一志願》初出道時，公司設定她行清純感性才女唱作人形象，一路走來愈感格格不入，「忘記了我其實是有想法，是一個起伏不定、頗emo的人。當一個emo的人三百六十五日都唱一些好平靜的歌──我覺得一首起兩首止，間中扮文青 OK，但有八成時間，我是黐線的，基本上這些年有公司時就壓制了我黐線的一面。」

J.Arie（藝名雷深如，原名雷琛瑜），1989年生，大學修讀法律，但畢業後不理父母反對，選擇歌手出道，2019年尾成為獨立歌手，自資製作歌曲， 包括最近專輯《Perfectly Guilty》。

天降機會入行唱歌

J.Arie在某工廈內的音樂工作室受訪，沒有助手在旁，拍照前便自己補補妝。選在那天訪問，理由無他，純粹是因為她當日有化妝──自前年成獨立歌手後，沒有幕前演出的時候，她通常會在工作室寫歌。「我的目標是如果可以就日日寫一隻歌。」她談起近況，「一路keep住寫，那刻情緒想寫什麼就寫，不是我情緒的東西就看有沒有其他歌手想要演繹。」

「寫歌方面，我由Form 2開始起有寫，但好green，不是懂很多techniques。」J.Arie 自小在家人迫使底下學彈鋼琴，對玩樂器並不抱好感。「你見我初出道時，懶係文青，揸枝結他又彈琴，我係極度憎的。」她鍾情的其實是唱歌，中六那年，開始參加歌唱比賽，也試過在商場公開演唱──某次唱完歌，有娛樂圈的經理人主動遞卡片予J.Arie，想邀請她繼續在商場演出，但當時母親斷然把卡片撕爛丟掉，「佢話我，你搞咁多嘢做咩呀，你讀好你嘅A-Level啦。」

然後，她真的讀好了A Level，考入港大法律學院，便想重拾歌唱夢想，於是主動電郵當年遞卡片的那位經理人，問商場演出機會。「然後就開始夾band，叫Matchbox。」她不理父母反對，到處表演獻唱，也為歌手唱demo，到畢業時，本來以為往後也是會過日頭做律師、晚上夾band的歲月，但沒想到一 直合作的監製帶她入唱片公司，當專業歌手。「純粹是上天的一份禮物。」這對於鍾情唱歌的她，就像不可錯失的天降良機，「我完全沒徵詢過父母同意，已經應承了。」

出道不久漸入迷途

二〇一三年，她真正以歌手出道。在出道作《第一志願》的MV中，她衣著打扮優雅，戴着一頂高帽，在小清新色調的濾鏡下，演奏鋼琴，一邊以甜美的少女聲線輕柔正能量唱着「勇敢出走／在懸崖化做天使」。

「那時的形象就是偽文青，公司的direction想你唱孫燕姿、蔡健雅、Olivia Ong那些歌，好文青、清純、感性，我夾band的時候是這樣的路向，我自己亦鍾意唱這些歌，但你問我個人性格是否完全如此？不是。」她眼中的自己，情緒大起大跌，時而黐線爆炸，與公司設定的斯文形象並不完全相符，而演繹根據設計形象製作的歌曲時也要相當用力。「好唔係自己嘢，成個人狀態都好唔自在，完全唔知自己 standing係點，唔知自己談吐應該點，一出親嚟就好唔對勁。」

真實的自己與被塑造的形象分離割裂，她出道後幾年，心的不適，很快就反映在身上。「（出道）第二至四年很迷惘，不知自己路向，同一段時間不知何故失聲了，應該是心理病。唱一、兩首歌已經啞了，把聲唱不到第三首歌，高低音都去不到。」

J.Arie近月每星期也都會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每次都有觀眾點唱舊歌，最初頗為抗拒，現時已經接受、習慣。「我抗拒因為覺得那些歌不代表到我。（唱時）只覺得要好聽地、正常地聽那首歌，不會有特別多自己的真實的情感。」她想，也可能是因為以前的歌呈現不到自我，所以過去甚少人認識真實的雷深如。

自立門戶另闢蹊徑

在舊唱片公司掙扎的六年裏，身為歌手， J.Arie竟然最享受演戲。「好諷刺，我本業是歌手，反而做歌手時很抑壓；演員我最不在行，什麼都不懂，但卻最無顧慮，最放。」以前的各種矛盾，在近年終於得以紓解，因為她在一九年尾終於成為獨立歌手，自資造歌，忠於自己。

走過一段不適合自己的路，令她更清楚該往哪裏去。「我想自資的作品，是真實的，反映自己的。我要自己出錢，還做舊時的歌，不是吧。我一定要做到反映個人真實性格的東西。」於是她開始跟自己對話，寫了一本「誠實日記」，把自己關於生活、娛樂圈、愛情和婚姻等事情的想法、歪理甚或惡意，一一 記下，「如這刻的我很喜歡sex，見到對的男孩子就會和他have sex，不理他是否男朋友，寫完也不會為自己辯解。」然後，再從第三身角度檢視自己的醜陋。「我承認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就是這麼evil，這麼多bullshit，自從寫完這本日記，我面對了自己，Nothing to fear。」

其後兩年，J.Arie寫了命名為「精神病四部曲」的四首歌。這些歌曲風新穎，有別以往，歌詞更是與昔日「偽文青」時期她所唱的截然不同。《雙面哈非》，以及談自我衝突的精神分裂，《陰陽道具》坦蕩蕩講性愛與情慾，《判官之印》力批人間的虛假偽善，《M的悲劇》細說被虐狂的心態，加上畫面刺激的MV，她痛快地拋開枷鎖盡訴內心不為人知的一面。

她說，去年推出、收錄四部曲以及《風雨花》的《Perfectly Guilty》專輯，把過去三十二年人生的心底話都一盡傾吐，目前可以慢下來，專注創作，不論作品多寡。「我現時不是急切的狀態，一年要出幾多隻歌，爭歌手獎，完全沒有想。我希望自己有情緒，寫到對的音樂style，隻歌很中，適合我自己，才會給自己用。」自立門戶近三年，她開始憑創作自給自足，「現在我的收入就是從音樂而來， 這是我最慶幸的。」

女演藝人在香港

《Perfectly Guilty》專輯的封面和小冊子，都有J.Arie赤裸全身拍攝的相片。「怎樣都要做，哪管只做一次，這不能abuse，做一次給自己作宣言，一個里程碑，這刻的我就是要這樣呈現。」她聲言，「我希望透過作品，平時的談吐、言行舉行、形象，所有東西，講 二〇二二年的女性可以在每一方面都無懼地呈現最真實的自己。」

即使真實的自己不美？「我不是sell靚，無得靚，是人樣就可以。」她認為，不是每個女性都需要「靚靚」，也可以「麻甩」，有自己的風格特色。作為公眾人物，她想展示給公眾，「我們都可以這樣，全部人都可以。」

當下香港願意為女性議題發聲的女演藝人不多，大家總只會想起欣宜和Serrini。「是否真的有公司，不敢stand up ？我都不是很明。」 近來多了在主流傳媒大談性事的J.Arie，對此現象頗為失望和不解。「明明香港人其實不是這樣，可以不是這樣，但企出來大聲講的真的很少數，未夠大去pull人入來。 現在多了人講嘢，但還是很細羣人。」

但她沒有因為勢弱而噤聲，接下來，更構思做一張完全關於女性的專輯，講女性面對的種種。「二〇二二年，女性去到這一刻，這個世代，究竟我們的standing是怎樣的？我們是否還是一九七〇年的女性，我們的 evolution是怎樣的？」問題留待她日後憑作品解答。

J.Arie慶幸現在自己能夠專注做音樂，藉此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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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巴氏曾在報紙連載「浪漫月巴睇女星」專欄，以通俗筆觸寫自己喜歡的香港及海外女星，多年來亦在各大媒體上撰寫人物專訪，讓大眾了解女藝人之內在。他體會到，社會檢視流行文化女性的目光，縱有變化但仍然充斥規限，「現在好似進步了，大家好似更開放，但那種開放不過是種姿態，其實set了更多的框框去睇人。」

月巴氏（蔡蔚駿），專欄作家、影評人，在不同媒體工作多年，曾在報章撰寫《浪漫月巴睇女星》專欄。

那些年愛過的女星

月巴氏笑言，自己從小學起開始睇女， 青春期還未到，三、四年級已經鍾意日本偶像，一張買來的性感女星海報，主角就是中森明菜。日漸年長的少年，在大眾傳媒和娛樂耳濡目染下，喜歡過不少女星。

「我一定不是什麼特立獨行的人，只是在隨波逐流。」他從回憶中追溯女神的影蹤，數出一個個八、九十年代當紅女星的名字，周慧敏、劉小慧、湯寶如、吳家麗、夏文汐，然後自我剖析：個人口味都是受主流媒體影響，如要強分，自己偏好過當年時興的長髮密實清純「玉女」，也鍾意散發女人味的「成熟女性」，唯獨嫌棄「Cutie」風格。

「以前其實很單一，大家較單純，總之要靚、身材。」他說，「八、九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大家對所謂靚女，沒共通標準。不似現在一定要鍾意尖面眼大。」

日本女星中森明菜曾是一代人的女神

《明周》周慧敏封面

女性內心聲音被忽略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對流行文化中女性，除了外觀要惹人幻想，就別無他求。電影和電視劇裏，由男主角主演，女性角色僅屬次要，「作用就是被追求、被爭奪，又或製造危機之後被救，最重要是靚，存在就是要靚。」他說，女藝人也明白自己的定位，戲外出席活動就是展示身材，被娛記拍照，訪問也不重視他們的內在心聲，今日人們懷緬、敢言的梅艷芳只是特例。

芸芸女星之中，月巴氏生命中第一個去到「迷戀」程度的是劉美君。二〇一四年，他曾在專欄寫過，小時候求母親買《劉美君》卡式帶，封套上的劉美君無邪露齒笑着，但沒扣好褲頭鈕。「只不過是她那沒扣好的褲鈕，令到你很有遐想，但她唱的歌內容我完全不懂。」他長大才知道，劉美君的歌曲前衛，訴說性事和婚外情，而劉本人更在出道前結婚生仔，「一九八六年的香港樂壇就是這麼冇所謂，能夠容納一個身份是少婦的新人，」他在舊文寫道，如果劉在「道德指數高低但根本虛偽才是王道的」一四年出道，她不是要保密婚姻狀況，就是不能出道。

來到二〇二二，月巴氏觀察，社會對女演藝人有更多索求。「可能現在還比以前難做，以前做性感女演員只需要性感，現在大家 set太多東西，對她有太多的要求和期望，她會驚講錯一句說話就死，面對更多需要謹慎小心、步步為營的東西。」

劉美君是月巴氏的第一個迷戀對象，當年其《劉美君》卡式帶封套上的劉沒有扣好褲頭鈕，引人想入非非。

這時代做女藝人

做過娛樂媒體的月巴氏直言，「千禧後，我做最一般的娛樂，睇女星都是睇她的身材、最外在的，某程度上被我們這些人描述成怎樣就是怎樣。」要推動社會不只看女星的表面，應由媒體人開始自覺反省，怎樣平等看待女藝人。

月巴氏獲邀寫「浪漫月巴睇女星」專欄那時，也有過困惑。「一落筆，就發現原來一直以來接觸的女明星、女演員，認知都停留在靚，有沒有『波』。」他惟有翻看文章主角的過去演出或訪問，再注入自己的觀察和感受，湊合寫出我對她的形象印象。寫作的時候，他也戰戰兢兢，恐怕外界批評。「用男人角度這樣寫，我承認一定有鹹濕的想像，不會沒有，但這樣寫，在這年代，你都會驚被道德塔利班罵。」

寫人物專訪，則是另一回事，他能夠在傾談的同時現場觀察，留意對方的特質。然而，他嘆道，「現在的訪問不會像以前般深入寫，全部都是為了宣傳，出來做的訪問主要都是講套戲、功能性。」明星演員都能在社交網絡平台經營自身形象，只會有新作推出時才會接受訪問，而宣傳式訪問每間媒體得到的時間亦不多，長篇訪問經理人公司覺得沒有着數， 於是愈來愈難約藝人做深度訪談，「月刊找她做封面，她會，因為有品牌的東西，讓她賺到錢，那就會做。」

大眾比以往較少機會藉專訪深入認識女藝人，本土影視產業的萎縮亦使人難以對演員留下深刻印象。他指出，張曼玉出道後也要拍很多笑片，才等到《旺角卡門》和《阿飛正傳》，證明自己真的識做戲，「但之前的作品並非無用，keep住有工開、有收入，也是磨練和培養觀眾緣。」

新一代演員是迥然不同的處境。「沒有那麼多戲給他們做，收入又減少，亦少了演出機會和磨練。好的是接到的角色，都是真的給他有表現的角色。」合拍片通常找大陸女演員配香港男星，新一代女演員只可憑純本土電影才有演出機會，讓人認識她們。有很多本土女演員都值得關注，如談善言、陳漢娜和余香凝，都是月巴氏現在欣賞的女演員，外貌出眾，也投入演出。她們或不懂把自己經營做明星，但會專注憑作品展現自己不同面向。

「現在做女演員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差的時代。」他說。

談善言是現時月巴氏最欣賞的女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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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星始終有賣身的概念，『拋個身出來做就預咗啦』，除非你願意做某些事，你的名氣是不值得的。」性別文化學者黃鈺螢（Sonia）指出，問題仍是，「她們對於你來說是貨物還是人呢？」但她從新生女團，以及欣宜和Serrini等出眾女星，還有媒體生態的發展，看見女性形象正面改變的可能。

黃鈺螢（Sonia）博士，大學性別研究課程講師。早年創辦香港首個女性獨立電影節「女影香港」，2018年起亦組織「Women’s Festival HK 女人節」， 持續推動性別平等。

女團載有的想像和慾望

拋出這個「當下流行文化女性形象」這個大題目問Sonia，她是從新近的焦點「女團」起開始思考。「COLLAR出現的時候，因為幾年來ViuTV選秀節目產出的都是男性，較少是女性，第一是會想：為什麼？是不是因為少女性的演藝人員，社會的期望不同，ViuTV作為一間公司覺得這件事很難advocate?」女團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在性別關係上有獨特的脈絡和意義。

Sonia指出，女團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和韓國興起，與兩國的社會經濟不景氣有關。日本泡沫經濟後，年輕世代男子都沒有辦法像父輩般出人頭地，但社會結構對男性仍有上進要求，導致他們心靈失落，需要女性安慰，「時代背景是，他需要一種不強勢、呵護着你、甜美、清純可愛的，但又有性魅力的形象告訴他們：OK的。」韓國軌跡相近，過去十多年的財閥經濟，讓許多韓國年輕人看不見希望，女團成了他們的娛樂救贖。「韓國有三種偶像模式，一種是完美的女神形象，尤其是女團；一些可能是鄰家女孩，一些就是野蠻女友。這三種不同路線，香港的偶像團體學習到哪種呢？」

經過海選比賽選拔再籌組的COLLAR，成員在未出道前已經藉着節目上的努力奮鬥的表現、突出的性格特質而累積人氣，讓觀眾看見她們成為明星前的模樣，這和以前的Twins、 Cookies等女性組合不同。「多來年都是先有個idea，想做一件事，再擺人進去，而她們是什麼人其實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員要樣子漂亮，個人性格則無關緊要，但昔日模式已不可行，「比起高高在上，大家更欣賞一個可有共感的人，當然一部分他比你要優秀，比你勤力或捱得苦，比你更鍾意做某件事，有過人之處，但作為一個人的面向，對於近五至十年的偶像或公眾人物經營更加重要。」

同由《造星》出產、二〇一八年成軍的男團MIRROR，承載着一九年後時空能量爆紅，讓人們在低迷的社會氣氛中找到鼓舞的力量。剛剛出道的女團COLLAR，會走同一條路嗎？ Sonia認為，女團所受壓力比男團大，輿論偏見覺得女性「拋頭露面」，就要「食得鹹魚抵得渴」，承受身材、外貌、衣著、婚姻狀況各種檢視批評，但當一個三十五歲的女性（李芯駖）也可以成為女團成員，以前匪夷所思的事情亦能發生，她相信COLLAR能夠與別不同，惟看「女團作為載體，二〇二二年的香港人究竟投射了什麼進去，還可以投射什麼，承載香港人什麼希望、想像和慾望，這始終還是問題。」

Sonia過去經常辦節目活動，推動性別的公共討論。

媒體與女性

然而，從女團置於整個演藝行業看，Sonia指出，女性在流行文化中的自我表達仍有局限，「（女性）進入流行文化這個場域時，它不是真空的，有很多既有的rules，進入去時，人們會將你和那些已存在的符碼、規則或期望對讀，讀者和觀眾也是帶着這些期望去觀看和消費。這讓一些自由價值難以站出來，因為那是一個存在着一些符碼、期待、價值和信念的空間，入去就會變成某種身體。」她亦認識女歌手朋友，在香港有公司時言行有掣肘，到台灣發展卻能重拾自由度，這是因為香港娛樂公司基於傳統和商業價值，會時刻提醒藝人小心翼翼。

「香港會說能夠和其他先進地方競爭，但比起美國、英國，他們的偶像可以講自己相信的東西。最簡單是說支持動物權益、食素，甚或支持性別平等、LGBTQ，香港有幾多人可以講呢？」再加上娛樂公司看準龐大的大陸市場，那麼香港藝人就出現去政治化、去個人化的情況。

所以Sonia樂見欣宜今時今日的成就。「她簡直是香港之寶，難能可貴。由她小時候被罵已經為她傷心，到現在變了主流明星，我實在太感動。還要拿到『我最喜愛的女歌手』，行業和社會終於接受到她，這很難能可貴。」多年來飽受身材批評的欣宜，如今以那種歷盡滄桑的DIVA姿態，是香港一直欠缺的，使流行文化呈現一種脫離慾望消費的明星形象。

而另一位歌手Serrini，她由網上做到主流的，然後從由自身出發，改變了香港的娛樂生態。「在娛樂圈中，無論在女性形象，還是歌手可以講什麼呢，都帶來很大的改變和轉捩點。」網上平台的開放，讓不同的面孔有機會讓更多人認識，此成風氣後，再被主流媒體吸收，使內裏除了傳統價值亦多了新聲音，從而改變社會。「因為媒體就是告訴你有什麼價值值得被看見。」

她期待，媒體工作者能夠「領導大眾輿論，不是只回應主流或網民的言論，生態可能會健康很多。」

欣宜今年第二度奪得「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女歌手」

消費帶來改變

事實上，香港人本身受外國媒體、影視 作品，公眾人物言論及形象影響，愈來愈多接觸到不同的性別議題，並對關於性別的資訊感興趣。過去創辦女性電影節「女影香港」、 「女人節」的經驗讓Sonia察覺到，「愈來愈多人對這些東西有興趣，只是香港找不到地 方讓她知道。」她續指，「他們想知道外國的idea，放在香港實際的生活中如何理解。」

把性別意識在地傳播及實踐，推動全面的性別平權，靠公共討論、KOL、傳統機構、大專院校，更重要的是商界參與，近年最時興的是推廣”self-love”和”girl power” 等女性主義概念。「sell這些有人買，brand便更加願意做，brand讓願意做更多的人覺得有意思，更多artists願意企出來，因為無incentive沒人會做。」若環境容許，自然更多女藝人可以更自由地表達所思所想。

雖然Sonia也擔心這種「大眾的女性主義」、有多少可以着地，但她想，「也不需要你真心，當那成了氣候和風氣，對你（商界）有利可圖，已代表世界對性別平等和性別的開放態度已成主流。不需要真心，做就可以了。」

在Sonia眼中，Serrini的出現改變了香港的娛樂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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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真正接觸性別理論，始啟我意識到流行文化上的性別問題。但我始終不是女性，也非性小眾，不能說我完全能夠把女性承受的社會壓力身同感受，極其量，我只能嘗試理解，然後拒絕旁觀。

藉着專題，我也希望能讓讀者往後注視流行文化中的女性時，多一份意識，多一份包容，然後盡可能在自己的位置發聲。如此，世界才有改變的可能。人間未有平等的烏托邦，但我們可以朝着烏邦托的想像，一步步踏前，至少不反而退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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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狀況有少少似在不斷救火。」幫助這羣被忽略長者的社工劉慧幸（Peggy）表示，「少數族裔長者，在語言障礙下，他們比起一般少數族裔，收到的資訊更少，因此對很多事情都很困惑。當主流都很困惑，少數族裔老友記是三倍。」

語言障礙導致困惑無助

Peggy和團隊其中一個接到的求助來自尼泊爾裔婦人Limbu。Limbu一家四口，先是她和兩個孩童出現新冠肺炎病徵，發燒嘔吐，在朋友幫助下獲送院，但院方只配了些藥就着他們回家等候。翌日，輪到其丈夫呼吸困難，體弱的Limbu自顧不暇，丈夫獨自送院治療，但始後數天卻音訊全無，Limbu不知丈夫身在何處。

「他們disconnect了五日。」Peggy解釋，原來Limbu的丈夫手機沒電，所以一直聯絡不到妻子，而Limbu不通中英文因此連報警也有困難。當Project SEE接到求助，社工非家屬不能幫忙報警，就唯有另找醫務社工協助，後再經連番曲折，才能得知Limbu丈夫的狀況。Limbu憶述，當時她困惑無助，心急如焚，事後回想，過程中最需要的是英語傳譯，助她與醫護溝通，至少能知道丈夫被送到哪間醫院。「他們在過程中想去求助有很大困難，資訊不流通外，即使要求助亦不知到哪裏求助。」Peggy說。

同是尼泊爾裔的六十五歲婆婆Thapa，也因疫情資訊不流通而感到氣餒。在女兒和丈夫相繼確診後，Thapa手足無措，不知應如何應對，也不清楚身為密切接觸者能否外出，嘗試致電政府熱線但熱線無法接通，幸好女兒教育程度較高，會看英文，才能把資訊告訴給Thapa，簡單如快速測試的使用方法，說明書用英文寫成，要靠女兒翻譯教導，Thapa才理解用法。Thapa稱，「我很幸運，但其他家庭可能沒我那麼幸運。」

政府幫助仍未足夠

疫情持續兩年多，政府有不斷出版防疫資訊給在港少數族裔，然而少數族裔中不同的年齡層也有各自的需要。「做了翻譯文字，但不是影像和音訊，那對於教育程度比較低的老友記，尤其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婦女，即是有文字翻譯，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Peggy指出，現時香港電台或有些專給少數族裔的疫情需知影片，但都沒有涵蓋所有資訊。「比最初好一些，但仍未足夠。」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耆望少數族裔長者支援計劃」二〇一六年展開，一直為香港少數族裔長者服務，自疫情出現，服務內容也有所轉變，擴展工作到如派口罩、製作疫情資訊短片，以及定期打電話關心長者近況，解答問題。在與數百個少數族裔長者持續聯絡的過程中，Peggy了解到，Limbu和Thapa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甚或有婆婆疫情下因失業而欠租，被屋主趕走，無家可歸之餘更要捱餓，其後他們把婆婆轉介到主流家庭綜合服務中心讓她暫時有瓦遮頭，有餐飽飯。

Thapa婆婆感言，「政府在幫助整個社會，但卻沒有真正想到社會裏還有其他族羣在生活，他們也要幫助這些社羣。」

澄清資訊對症下藥

Thapa也說，尼泊爾族羣通常過大家庭羣居生活，這樣的大家庭很容易集體感染，所以她希望政府能夠加快發出核酸檢測結果證明，讓受感染者的家人可以及早警覺，免得整家人都一同確診。Limbu則表示，現時政府的防疫政策讓少數族裔有很多疑問，希望當局能夠向少數族裔澄清確診後的隔離安排，並敦促政府製作不同語言的宣傳材料，「他們必須向全社會公佈非常清晰的信息。」

「首先在planning上，他們不能忽略這羣老友記。」Peggy指出，社會混亂之際，少數族裔長者更加不被重視，這時候當局需要考慮到他們的情況，用相應的語言和方式促使資訊流通。「另外，可能需要有些專線，現在的線路大家都打，即使打到，他們都不知如何形容自己的情況。是否需要有不同語言的專線？接通後可以立刻回應並教導他們做什麼，甚或有請求時可以有人一站式幫助，例如預約診所等。他們自己做的話可以想像一定有很大困難。」單靠社工獨力難支，唯有當局了解到少數族裔的需要，對症下藥才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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