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畫框》繪本作者陳家儀（小半）

假如世上有一個快樂畫框，任何憂傷的人只要穿越它，就能變得快樂，你願意相信嗎？

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原創廣東話音樂劇《快樂畫框》，改編自陳家儀（小半）同名原創繪本，內容講述一個長滿垂柳的「垂柳村」，雨水滑落柳樹葉子時，看起來像眼淚，村裏的人都活得不快樂。一天，一個小女孩途經畫廊櫥窗，駐足觀看畫框裏的人正在眉開眼笑，她忽發奇想：如果我走了進去，或許也會一樣快樂？

只要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快樂……

於是，她購下櫥窗內尚餘的一個空空的畫框，先自行測試，成功了，便揹着畫框，走到憂傷的人和動物面前，邀請他們穿越它：在學校裏感到孤單的孔雀，穿過畫框，隨即感到好了一些；喪偶的老伯伯在訴說與太太的美麗回憶後，走進了畫框，臉上的憂傷頓然消失。

小半再把畫框擺放到公園中央，好讓所有村民都能享用。前來公園的村民很多，大家更在排隊時，互訴自己的故事和悲傷。逐一穿過畫框之後，大家的心情都豁然開朗，笑逐顏開。

願意相信穿過畫框便能快樂的，果真快樂起來了。「難過時，客觀的事可能改變不了，但主觀的思想是可以改變的。」《快樂畫框》的繪本作者陳家儀說，她在二○一九年創作這個作品時，正在英國劍橋學院修讀兒童繪本課程，當時經常天陰下雨，她很掛念香港，也知道很多人不快樂，便想到要創作一個關於尋找快樂的故事。

「有一天，我在課堂前跑到圖書館發呆，抬頭看着窗框，便靈機一觸，想到畫一個有魔法的畫框。」陳家儀續說，原本她構思要畫一個貪財的魔術師騙子，作為繪本主角，後來她的老師表示「小朋友不會想看一個叔叔做主角」，建議她以入學時呈交過的一個插畫角色當主角：一個圓臉、害羞、膽小又沒自信的小女孩「小半」。

「小半是我的個人投射，我跟她一樣害羞、膽小，又沒自信。」大學時修讀數學的她，十年前毅然辭去辦公室工作，跑去進修繪畫的相關課程，轉型以畫賀卡和替NGO畫插畫維生。她一筆一筆的畫，「畫到慢慢接納自己，變得勇敢。」

而《快》內的小半，亦透過將畫框帶給村民，漸漸建立自信。後來，出現了一次意外，大象迫爆了畫框。村民不但沒有怪責大象，反而上前安慰牠，給牠擁抱。儘管「快樂畫框」不復存在，村民到公園聚首聊天，已成習慣。在垂柳的庇蔭下，大家為彼此仍然活着而歡欣。

「事實上，不管有沒有畫框，只要你相信可以快樂，你就可以快樂了，箇中的『魔法』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有着善良和暖意。」陳家儀說。

透過「畫框」穿越「後疫症不快樂」年代

香港兒童音樂劇團是次將陳家儀的原創繪本《快》搬到舞台演出，開拓「本地 x 本地」跨平台創作，屬劇團的第一次嘗試。劇團留意到全書角色的「不開心」設定，頗能貼近疫後世界各地公共衛生研究的觀察：疫後我們沒有「復常」，我們甚至變得更不開心。而對小朋友來說，《快》中的角色對「快樂」和「傷心」明顯有更多角度的詮釋。不快樂的人之中，有喪偶獨居的老人，有不堪功課壓力的學生，有容貌焦慮的小朋友，還有因財富差距而自卑而自大的成年人。劇中呈現形形色色的「不開心」，能令小朋友明白，「快樂」和「悲傷」本身，都各自有許多類別和層次。

導演陳港虹指導百多位四至十七歲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進行排練

劇團今次找來Fiesta Space艾菲斯劇團創團成員之一陳港虹（虹仔）擔任導演，本身從事戲劇教育的他表示：「自己經常接觸小朋友和年輕人，留意到他們沉迷使用手機追逐資訊，對真實世界的人和事卻沒太多反應，希望這次透過劇目，探討『如何獲得快樂』，將心理健康為何重要的信息帶給家長和小孩。」

「《快》繪本內的視覺元素豐富，充滿想像空間，因此找來動畫師阿魚將部分繪圖變成動畫，並於舞台上呈現原作品的水彩繪圖質感。」虹仔說，音樂部分亦是全劇重點，劇團邀得本年度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原創音樂（音樂劇）得主伍卓賢作曲及編曲，並由CASH最廣泛演出數碼歌曲金帆獎得獎者張楚翹填詞。

虹仔說，是次音樂劇有百多位小演員參與唱、跳、演，他說自己亦有對應的導演方法。「一個很嚴謹、很精準、不容有任何錯漏的演出要求，會令小演員帶着很大壓力，亦無法享受演出，未必對一個小演員的成長帶來好處。好像『快樂畫框』，村民走進去會得到快樂，但它又會帶來限制，村民最後卻發現，其實畫框即使爛了也所有甚麼麼謂。我會盡量讓小演員在沒有『框框』下，自由地演繹和發揮。」

《快》的故事尾段，大象迫爆了畫框，雖然以「失敗」收場，卻讓村民領略到，善良才是讓自己和身邊人慢慢變好和變得快樂的方法。劇團在此段加插手語歌曲，喻意表演藝術是多元共融的，有些心情、互動，其實無聲勝有聲。這部分的小演員動作可謂一絲不苟，因為劇團特別請來香港手語保育推廣組織『聾星』的手語導師余安琳及余煒琳，親身指導小演員演出。

一眾團員的綵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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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盛極一時的墟市，與鄰近島嶼連成網絡，是人流、物流的集散地；她有彎彎的海岸線，是個天然避風港，被漁民視為吉祥海灣；她自清初復界，由陸上的客家聚落開荒拓墾，及至六十年代，水上人亦上岸扎根，曾是有五千人口，集十村、三十七姓氏的社區。

吉澳現今餘下五十名常住人口。以往，人們要前往當地，只能經由沙頭角禁區碼頭登岸，沒有禁區紙就無法涉足；及至二○一八年，逢周末開出的馬料水至吉澳鴨洲航線啟航；還有，今年沙頭角禁區開放旅遊，抵經當地的航線合共增至四條，前往吉澳的門檻降低不少。

不過，遊人仍未蜂擁而至。二○一一年，吉澳被列入世界地質公園，先後設立「地質教育中心」、「吉澳故事館」及「吉澳文化徑」，供遊人認識地質及吉澳鄉村文化；但根據二○二二年審計報告，對比同為世界地質公園的西貢，到訪吉澳故事館的遊人僅為西貢遊客中心訪客量的 6% 。

吉澳尚待人們發現她的美……

吉澳與鄰近島嶼連成網絡，曾是人流、物流的集散地，是盛極一時的墟市。（香港大學圖書館圖片）

述說地方故事，讓公眾認知村落的文化歷史，是鄉郊保育的重要一環。去年九月，一班來自「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的共創團隊，跑到慶春約及鄰近鄉村進行田野考察，他們把故事收集、撰寫和梳理後，決定以吉澳作為基地，進行一個社區實驗：設計一個關於吉澳的實境遊戲。

為人熟悉的《Pokemon Go》是實境遊戲的一種，近年這種遊戲模式被應用於社會議題的探討和實踐上。例如台灣長期關注無家者組織「人生百味」，就與遊戲設計團隊「聚樂邦」合作開發《貧型世界》，讓玩家藉由遊戲了解當哋的貧窮和失業狀況；基隆市文化局推出的實境遊戲《收到請回答》，則為遊人導覽基隆「義二路商圈」的不同景點。

實境遊戲被視為跟社會溝通議題，或說故事的一種方式。

幫助吉澳龍找回記憶恢復力量

為此，團隊向台灣的聚樂邦取經，並採用他們的平台和技術支援；另一邊廂，團隊負責構思遊戲內容。「考察期間，有一位村民跟我們講述吉澳的山脊有一條龍，龍代表當地的山脈及風水，卻被島上的燈柱破壞了『龍脈』……」成員康爵丞（Jackson）說，團隊於是參考這村民間口耳相傳的傳說，首先整理出一條故事線：

吉澳有一條龍，一直守護吉澳島民。可是，隨着村民流失及環境發展，這條吉澳龍不斷失去記憶，若果記憶盡失，吉澳龍脈就會衰竭，世人將會忘記吉澳的存在。為此，玩家作為在海外成長的吉澳村民後代，要趕及在十年一次的安龍清醮前，到島上幫助吉澳龍找回記憶碎片，恢復力量。

「以一個神話式的虛擬角色（吉澳龍）作為主線，是考慮到說故事不單是提供資訊，更需要使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時能與吉澳真實的歷史脈絡和地理結構連結。」創不同協作助理項目統籌馬美婷（May)說。

有了故事線，遊戲內容則以真實的歷史文獻和村民口述故事作為基礎，劃分為四個吉澳的重要歷史階段：十七世紀天后廟落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日治時期；六十年代颱風虐肆後漁民上岸扎根；七十年代出現移民潮。

Jackson說，遊戲的歷史跨度長，「是希望讓玩家知道吉澳如何演變成現在的模樣」。他亦曾跑到香港歷史檔案錧查閱有關吉澳的官方文件：「我們找到當地興建學校的記錄、水上人要求政府興建永久房屋的書信記錄等。」

日治時期要過關？村長誓要救回村民

隨後，團隊便埋首故事文本，設定遊戲關卡，在當中加入解謎遊戲，例如玩家需聆聽一段錄音後填寫相應的關鍵字，或在真實場境中尋找道具等，過關就能穿越時空，推進故事發展。

「文本構思和遊戲設計，兩者之間要取得平衡，我們發現有很多說故事的技巧。」May說。例如在第一階段，天后神像落戶吉澳，團隊參考古物諮詢委員會的資料，指神像在吉澳對開海面飄浮，被附近居民發現帶回陸上供奉；其後，他們在考察時聽見村民有另一說法，在一次打風時由荔枝窩飄到吉澳，兩條村因此險些產生糾紛，後來選擇用拋聖杯的方法請天后娘娘決定去向，天后最終留在吉澳。為此，團隊一度費煞思量要如何表達，因為兩個說法在遊戲中難以實際對話長篇大論，團隊於是透過遊戲中任務鼓勵玩家自行參找線索，再利用畫外音的補充資訊，讓玩家對此段歷史印象更為深刻。

「故事文本的第一稿起初很長，角色用很多對白交代背景，沒有留白給玩家去意會。後來我們自行試玩，發現遊戲的可玩性不高，於是增加關卡和遊戲任務，並利用關卡代替實際對白說出吉澳的歷史。」May舉例，遊戲去到日治時期，便以村長張文在日軍手中救回村民鐘洪的故事作為關卡，請玩家完成任務。

實境遊戲的玩法有趣，玩家需要在吉澳的不同地點，嘗試解謎，取得道具，過關就能穿越時空，推進故事發展。

遊戲中加入女性視角　冀擴及更多村落

此外，有成員發現，不論是吉澳的官方或民間出版的口述故事（《吉澳·吉祥之灣》）都欠缺女性視角，因此團隊走訪一些女性村民，將她們的口述故事記載到遊戲當中。例如在第四關的吉澳移民潮中，文本參照移民回流的村民嬌姐的分享，講述她年少離家到外國工作、成家立室的故事，並在遊戲中讀出錄音：

「我喺吉澳出生，16、17歲時去咗英國，依家已經71歲喇。初初去到英國嘅時候，我喺屋企人嘅外賣檔幫手。我先生都係吉澳人，佢去到英國嗰陣，係喺唐人餐館做侍應。我同我先生喺吉澳嘅時候已經認識，去咗英國之後又咁啱住喺隔離嘅城市，所以好自然就喺埋一齊喇……」

玩家過五關斬六將，需時約兩小時完成遊戲，破關的時候，扮演村民後代的玩家會知道自己的身世，驚覺回鄉完成了一次尋根旅程。「考察時，不少老村民都說自己的子女不會回來吉澳。」另一成陳悦萌（Audrey）說，有一次，一位村民突然拿起鑼鼓演奏，慨嘆下一代不回來接手傳承他的技藝：「搵鬼嚟學咩？」

吉澳的實景遊戲在當地舉行多場試玩實驗，結果，遊人的反應正面，表示看到不同的歷史穿插在遊戲當中，很自然慢慢就認識到這條村的故事。「最感動的是，有些參加者表示感受到對白中的感情，體會到這條村的變化，有很真實的感受。」Audrey說。目前團隊還在努力整合意見，修訂遊戲，準備製作一個吉澳實景遊戲的「終極版」；並期望日後能將經驗應用到其他村落。

「這個說故事的方法，能讓年輕人打破對鄉郊的既定印象，透過認識一條村的歷史脈絡，建立對鄉郊的情感和連繫，因為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創不同協作經理區婉柔（Hermion）說。

「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的共創團隊，實驗以實境遊戲說地方故事，期望讓年輕人打破對鄉郊的既定印象。

鄉郊資訊共享平台

「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Ruralcommon.hk）是一個共享平台，由創不同協作主辦，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和鄉郊保育辦公室贊助。自二○二一年起，項目招募來自不同界別的共創成員，為慶春約及鄰近鄉村進行田野考察，整合資訊、研究和村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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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鄉郊經濟，本非一蹴而就。為此，共創團隊在荔枝窩以康樂棋為契機，進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社區實驗。實驗雛型 （prototype）的結果揭示，鄉郊保育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一個創新市場推廣人員的角色，協助鄉村建立產業，形成循環，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到荔枝窩生活。

除此之外，他們亦巧妙地進行了另一場實驗：設計一幅荔枝窩的社區地圖。

地圖初版準確地按比例繪圖，但效果複雜難以一目了然。

荔枝窩村的建築格局「九橫三直」，211間樓房在九條橫巷及三條直巷之中陳列。然而，共創成員發現，這井然有序的小社區，對初次前來觀光的遊客來說，恍如謎宮：有時會因此而錯失本來想要光顧的小店，有時甚至會誤闖村民的家園或農田，造成滋擾。

此外，荔枝窩地處偏遠，運輸食材並不容易，部分遊客卻期望小店能一如市區的便利店，能提供一應俱全的各式選擇。事件反映城市人的鄉村意識不足，譬如預訂食物最終卻沒有現身。「試過有遊客打電話跟村民預訂數十隻茶粿，到頭來卻沒有出現，十分浪費。」團隊成員之一的文紫櫻（Monica）說。

地圖有態度　小提示大改變

共創團隊決定製作一幅尊重本土的「食玩攻略地圖」，為遊客「引路」。雖然以往已不少組織為荔枝窩製作地圖，有的以復耕為主題，著重農地的標示，有的凸顯村民和建築物地貌，可是，團隊決心要設計的地圖，其實並不僅僅是一張地圖。「今次，我們以地圖作為一個一個尊重當地、可持續發展旅遊的食玩攻略。 」另一成員關卓琳 （Tiffany）說，團隊參考了行為經濟學的輕推理論（Nudge theory），去篩選、放大或縮小地圖上所標示的事物，一方面讓遊客避免前往村民的私人地方；另一方面凸顯村內小店的特色和位置，推動鄉郊消費。

精確不代表好用　村民遊客參與成關鍵

這地圖的製作經過反覆試驗。負責設計的Monica曾按荔枝窩的「九橫三直」準確地按比例繪圖、標示巷數，再構思在村內豎立「第一巷」和「第一縱」的路牌作輔助，但效果複雜難以一目了然。Tiffany後來參考了日本「手繪地圖推動委員會」撰寫的《手繪地圖畫起來》， 並從中找到啟發。「書中提示，不必將地圖當成google map，只要能帶到路，不用很accurate（準確）或跟scale（比例），要由人的角度去諗。」

於是團隊決定將地圖簡化，着力標示當地的小店、具特色的景點。「我們亦走訪村民，問他們甚麼食物最能代表他們各自的小店、想在地圖表達甚麼內容、是否想加上預約電話等，最後還請他們幫忙為地圖校對呢！」Tiffany說。

攤開修訂版的荔枝窩社區地圖，很快便能從有趣的繪圖、簡化的地貌中，掌握到村內的食玩資訊：近西門的明記茶座賣黃酒雞、客家炆豬肉；鄰近空心樹的荔林咖啡賣手沖咖啡；村口的群英茶粿賣客家小食……

地圖印製後，團隊便到前往荔枝窩的渡輪上和碼頭派發，又擺放到當地小店、故事館和村口，供遊客免費取閱。隨後的數個星期，團隊入村收集意見。不少遊客反應正面，表示「好好用」；不過，團隊其後亦接納了不少改良地圖的建議，包括加入打卡點、船班資訊和中英對照料等。「設計地圖是一個與村民和遊客的溝通過程，地圖亦是一個很好的媒介，把荔枝窩的重要資訊呈現。」創不同協作經理區婉柔（Hermion）說，目前團隊還在努力整合意見，修訂地圖，準備製作一個荔枝窩社區地圖的「終極版」。

「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的共創團隊，埋首繪製地圖。

鄉郊資訊共享平台

「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Ruralcommon.hk）是一個共享平台，由創不同協作主辦，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和鄉郊保育辦公室贊助。自二○二一年起，項目招募來自不同界別的共創成員，為慶春約及鄰近鄉村進行田野考察，整合資訊、研究和村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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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有三百年歷史的荔枝窩，是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推介下的「香港鄉郊復育模範」。它曾是聚居數百人的客家族羣，世代稻米耕作，及至六十年代，當地陸續有村民棄耕、遷徙到市區或海外謀生；到七十年代，周邊的山頭被劃為船灣郊野公園，無車路抵達亦船班疏落，使荔枝窩被隔離，最後一位村民在九十年代搬離。

有見古村日益荒涼，二○一三年，一些學者、專家和志願組織，紛紛走到當地進行復育和研究，將客家建築羣復修，進行水稻復耕，實踐鄉郊社區營造。至今天，荔枝窩由杳無一人的荒村，變成至少有數戶常住人口、有小店與民宿的小社區；二○二○年更取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復村十一年，荔枝窩從沉睡中甦醒；接下來，將要迎來甚麼挑戰？

開放旅遊　遊客不增反減

上年九月，一班來自「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的共創成員，開始以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密集式地跑到荔枝窩進行田野考察。他們把故事收集、撰寫、梳理後，發現了一個重要議題：「這條村如何可持續地發展下去？」

原來，他們注意到，以往進駐到荔枝窩的大小復育項目陸續「功成身退」，這鄉村小社區正在踏出第一步，獨立維持運作，自給自足。

與此同時，隨着《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推動新界東北旅遊，沙頭角禁區開放給予公眾遊人登記出入，前往荔枝窩的交通更方便，由以往一條船路航線增至三條；以往船班一周只兩天開出，現在每天均有航線抵達荔枝窩。

「開放旅遊會為當地帶來甚麼影響？」團隊提出了另一個疑問。為此，成員關韻姿（Frances）記錄了村內不同持份者的想法。

小店老闆：「本地旅客除了走馬看花，真正去了解鄉村的不多。」

文化保育項目經理：「我較關心開放旅遊與環境保護兩者如何取得平衡。」

農夫：「希望這片土地繼續被更多人尊重、感恩與祝福。」

遊客：「客家菜好食，但村中沒有『打卡』位置，沒太多興致再次到訪。」

團隊以「同理心地圖」（Empathy Map），一個視覺化的思考工具，梳理遊客的類別和行為，例如行山客逗留當地的時間不多；長者遊客較少消費；也有一些遊客會擅闖村民的家居拍照；或留下大量垃圾等。

他們參考疫情時的遊客量，「平日有四、五十人進村；假日更有數百人」，最初擔心開放旅遊之後，荔枝窩未必有足夠的承載力應付增長的遊客量；其後，再與村民進一步訪談，才發現疫情過後，香港解除封關，遊客轉移到海外旅行，到訪荔枝窩的人不增反減。

「小店老闆說，生意下跌得好厲害。」另一成員蘇冠峯（Jerry）說。

現時該村有八間小店，有售賣咖啡甜點、客家菜和傳統小吃，又有復耕農夫的加工農產品。Jerry表示，荔枝窩村內有兩批居民，一批是從外國回流的舊村民，他們已打拚一輩子，回村主要為重建家園，在村內經營小店，是為了一點細藝，支撐日常生活的經濟需要；「另一批是新村民，他們希望以另一種生活模式去體驗人生，透過過往的復耕基金或者計劃搬入荔枝窩，住了五年或以上。」Jerry說，隨着復育項目的資助完結，新村民較常思考長遠的生計發展。

團隊成員蘇冠峰向遊客講解康樂棋玩法。

康樂棋實驗　鼓勵遊客光顧小店

荔枝窩正面對的挑戰，是新村民需要做到自給自足，否則難以留在村內生活，令荔枝窩的長住人口流失。

「鄉郊的可持續發展，不能只靠外來資助。我們覺得要想一些方法，吸引遊客，促進消費；或者有效推銷村民的農產品，令他們賺取生活所需。」創不同協作經理區婉柔（Hermion）說。

團隊亦參考外地的復育例子，例如台灣池上鄉發展出以全鄉為範圍的池上米認證，重塑品牌（Rebranding）以帶來產業振興增加農民收入，甚至將主要產業稻米的部分收益轉變成可以讓所有鄉民共享的文化╱旅遊資源。「可持續發展要以產業的角度去思考，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循環。」Hermion說。

於是，團隊構思了一個社區創新實驗，嘗試從推動鄉郊經濟的角度出發，設計以荔枝窩為藍本的康樂棋，作為觀光紀念品。「理念是以一條村的整體去思考荔枝窩的產業和品牌重塑。」Hermion說。

參照荔枝窩真實商舖和場景的康樂棋

這一副「荔枝窩特色」的康樂棋，棋盤參照了真實的商舖和場景而繪畫，並以傳統客家人形象設計棋子角色，玩法則以鼓勵遊客作出正面的行為而設計，例如「於鄉村花園的『灶』、『坊』休息，暫停一次」、「友善對待村狗，升至99」、「亂掉垃圾，罰停兩次」。

對於這個實驗，新舊兩批村民都認為值得一試。團隊於是在村內設下一個三米乘五米的大棋盤，讓遊客前來試玩，同時派發一個正常大小的棋盤，但遊客需要光顧不同小店換領棋子，才能集齊完整一副康樂棋，從而鼓勵他們多在村內消費，與跟村民溝通。

結果顯示，不少遊客均表示喜歡康樂棋的設計，專誠幫襯小店換領棋子；也有遊客覺得「加深了對荔枝窩認識，希望再次到訪。」

一個康樂棋的社區實驗，小試牛刀，卻提示了荔枝窩的未來方向。「長遠而言，不能單靠政府的保育資助，反而更需要有一個創新市場推廣人員或storyteller的同行者角色，協助鄉村建立產業，形成循環，吸引更多年輕人到荔枝窩生活。」Hermion說。團隊曾考慮把康樂棋的概念延伸下去，例如繼續於村內派發棋盤，鼓勵遊客光顧不同小店換領棋子；或把康樂棋帶到市區，吸引城市人到荔枝窩旅遊，但由於不同村民對未來如何發展鄉村經濟的想像不一，團隊正在研究各種的可能性。

團隊在村內設下一個三米乘五米的大棋盤進行實驗

共享鄉郊資訊

「共享」的優點是將資源最大利用化。「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Ruralcommon.hk 是一個共享平台，由創不同協作主辦，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和鄉郊保育辦公室贊助。自二○二一年起，項目招募來自不同界別的共創成員，為慶春約及鄰近鄉村進行田野考察，整合資訊、研究和村落故事，方便公眾瀏覽鄉郊資源，跟進保育進展。

「村里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的共創團隊，整合荔枝窩的故事，構思解決問題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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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點掙扎，因為同時有一份「dream job」向她招手，因那份工作，符合她對投身社會的理想，「希望人人變得更好」；不過，工種新，亦意味她要「轉field」，也得放棄當公務員平步青雲的大好機會，「但會知道自己在做正確的事，不必擔心當上規劃師後，一天要做拆村決定，或者要繪畫『北部都會區』的圖則。」她強調，規劃師有其重要角色，「只是貢獻社會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

結果，她選擇了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從事社會創新實驗。

很難三言兩語解釋自己的工作

這個決定，她的爸爸相當反對，卻又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我需要經常落區。」她坦言，有時難以三言兩語向別人解釋自己的工作，尤其每逢春節拜年，她索性跟親友說，「我做緊NGO。」那時，大家總會好奇地問，「是不是賣旗？」

Hermion很想告訴別人，非牟利組織不限於籌款賣旗或派發物資；此外，還有不少實踐社會創新的組織，都試着以創變思維去解決社會問題 。譬如她每天上班奮力推動的專項計劃 — 「賽馬會“創不同” 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雖只佔一個工廈單位內的小角落，但已集合不同專業範疇的實驗室成員，每天，許多有趣的意念就在那裏催生。

如果你還願意知道更多，她想再告訴你，這個社會實驗組織，是在2016年引入和改良荷蘭組織Kennisland的Feed Forward研究方法（透過進行社區考察，編寫人類學誌，梳理及分析故事，建議實驗雛型），去回應本地社會議題，推動公共政策及服務的改變。

又也許，你也曾在社區見過他們的實驗雛型：保安道遊樂場曾有一個報紙架，用以測試圖書館服務擴展至公園空間的效果；荔枝角公園的草坪上，一度以雙重圍欄劃成一個「人寵共融公園」的寵物活動區，還加了入教育元素；還有，在深水埗東沙島街佇立着一個「烏龜路牌」，路牌由學生創作，以測試司機駛到學校區時會否減速。

忽視社會上的聲音  政策會變得冰冷

這些實驗項目都是臨時性，完結後就會撤離社區，再檢討成效，提供作為政策制訂的參考和建議。

只是，如果Hermion當上規劃師，豈不就可以直接從體制內推動創變？她認為不可行，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法也較難跳出框框，「有些朋友在政府工作，他們認為被拆村的人很慘，可是繼而便說，『但好多人無屋住喎』。」

一來避免成為平庸之惡，二來她認為政策的制訂不應只由社會「精英」或「專業人士」來操刀，那並不民主；反之，她希望人人都能發聲，「好多時為了要快，忽略（聆聽社會上的聲音）這部分，政策制訂會流於冰冷。」

Hermion說，她從前是個數理人，考上測量系，本來希望從事與城市空間有關的工作，致命傷是「測量太悶」；至大學四年級，她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進修城市設計的暑期課程，在課堂上聽到Jan Gehl的理論，例如空間的使用必須回應人的生活，例如應如何從人的角度設計空間，又例如怎樣邀請用家參與其中，Hermion大受啟發，開始以新的角度思考社區，認為不應單向式的回應社會需要。

「這是關乎平等和尊重。」雖然信念堅定，她卻不知如何在未來的工作上實踐。她跑到英國倫敦大學學院修讀城市設計與規劃碩士課程；畢業後，她在一家城市設計公司覓得工作，負責菲律賓的填海項目，即使經常前往當地和居民見面，但談話的地點是一間會議室，她感到「不是那一回事」。

落區是大事  跟街坊傾談 如魚得水

機會忽然從天而降。那時，Social Lab正就一項街道實驗招募義工，她注意到實驗以人類學作為研究方法，需要落區接觸街坊，她很雀躍，於是趕在死線前遞交報名申請，成為了其中一位labber (實驗室成員）。

落區是一件大事，團隊設定的訪談主題，不止關乎行路體驗，亦希望了解街坊的生活日常。譬如有長者會告知出門覆診的時間和路線，亦有長者反映紅綠燈轉燈太快，不夠時間過馬路。「曾有一個來自基層家庭的小女孩帶我們到公園玩，仲話『條街多啲嘢去玩就好啦』。」

Hermion坦言自己的性格內向，不愛社交應酬，但與街坊傾談和進行家訪，卻是輕鬆自在，如魚得水。「人類學的核心價值，是對power dynamic（權力關係動態) 的理解，意識到如何與人平等相處、不是高高在上的去幫人；收集回來的有血有肉故事，能讓人同理和了解街坊的真正需要，從而設計實驗雛型，過程十分evidence-based（實證的）。」

每個人的想法都有智慧和能量

而那次經驗，亦促成Hermion決心選擇這份實驗室工作，「除了行政雜務，每天就不斷思考，再動手實驗，再思考，又再實驗。」她說，每個項目由籌備到完成，大概橫跨大半年，時間看似充裕，實質亦不算多，「因為人類學的研究方式，講求深耕細作，若時間不夠，會再落區落密一點，開會開密一點。」

她舉例，早前完成探討基層醫療發展的「日日健康室驗室」，其中的士司機健康實驗 ，團隊成員就花上數個月進行過密集式落區，因為找到的士司機他們訪談並不容易，一來的士司機沒有固定工作地點，二來亦要因應早夜兩更司機的出沒時間，分早晚落區。

最後，他們「野生捕獲」近四十名的士司機進行訪談，「出於尊重，想盡量問多一些人，至少要知道不同viewpoint。」Hermion說，收集了司機大哥的健康小故事後，團隊成員連月進行馬拉松式的討論，大概每周一次，由晚上七、八點討論到凌晨兩、三點。

他們不斷梳理脈絡、反覆思辯。譬如，的士司機是三高的高危一族，應該鼓勵他們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但有人會問，「評估過後，是否就能健康？」那麼，何謂健康？「不需活到一百歲，但每天自由自在、活得快樂，是否健康？」也有醫護界別成員分享觀察，「病人按醫生吩咐後嘗試從生活習慣改善健康，最終有了效果，但他們也不一定歸因於新養成的健康習慣……」

Hermion說，有時討論變得激烈或離題，她會發揮協調角色，讓大家回想實驗的初心，「我的角色是製造一個土壤，讓不同領域的人去分享想法，每個人的想法也有能量和智慧，互動起來就是一個共創（co-creative)過程，會令人看到當中的美麗之處。」

她說，每個實驗項目以短期形式呈現，看似沒有結果或成效，事實上，它推動的是，政策在落實之前，人人能夠平等交流、發聲，繼而彼此同理、互想尊重，「這個過程也會令每個人變得更好，我希望人人都變得更好。」

送飛：社會創新實驗室重磅呈獻——「山腳對談」

「山腳對談」系列分為四節，邀請到一眾海外及本地社創家分享經驗。其中，區婉柔（Hermion）會在「穿梭不同視點之間」環節內，分享如何連結不同視點，在合作中求同存異，讓創新之路走得更遠

日期：2 月 25 及 26 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

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向讀者送出「山腳對談」系列門券，報名時輸入”MPWEEKLY”優惠碼即可免費獲贈現場或線上門券，名額50位，先到先得（每人每次限買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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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以有一千個，不過，教育工作者腦海中，立刻想到的可能是「困難重重」。

「教育」不過兩個字，可是，每字千鈞重，種種難題，上至資源分配，下至教學差異，外至社會氛圍，內至校本管理，或政策，或人事……

許多關頭，放棄比不放棄更能得到同情和理解；但有些學校或老師，仍然義無反顧地在把最好的教給學生。

他們沒有放棄——那個意思不是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學生聽教聽話品學兼優時不放棄；恰恰相反，不放棄就是在狂風暴雨、人心惶惶、學生個個反叛搗蛋無心向學時不放棄。以下兩個是關於教育和不放棄的故事，從中，亦可看到即使面前的道路崎嶇不平，香港教育界仍不乏有心人，他們用各種方式，陪伴學生，與他們一起同行。

校長一句話  包含慧眼和重視  學生眼睛發亮  脫胎換骨

不是人人都贏在起跑線，有些學生的路途較為崎嶇，缺乏家人的有力支援，學校和老師便是他們的希望。

其中例子，就是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的學生，他們大多來自貧困或新移民家庭，經常感到挫敗、缺乏自信，學業成績落後於形勢；學校有段時間可能給予外界「積弱多年」的印象，致使收生不足，一度看不清前路。

五年前，李建文接棒該校校長一職，一天，他留意到一位新生的畫作很具感染力，於是趁着小息時，專程走到操場去找那位學生，「我可不可以有這個榮幸，請你幫我畫一幅畫，然後把畫放在名片上。」那位學生一向寡言，聽罷只點一下頭，就跑回課室去。

一個多月後，李校長在操場上再遇見那位學生，對方給他遞上一幅肖像畫，畫中人正是李校長。「謝謝你，我會將它印在名片上。」學生有點不知所措，轉身的那一刻，眼裏卻發着亮光；從此，每天都帶着微笑上學。

李建文校長的名片

如是者，不少老師爭相仿效，除了學生畫作，有的更將學生拍攝的短片連結印在名片上，務求令收到名片的人，都能記住該校學生的才華。不止於此，校園設置不少貼心的學習配套，包括iLab、Eco Lab、咖啡室、陶藝室、健身室、蝴蝶園等，以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亦能實踐價值教育，例如，該校學生就曾透過在健身室踩單車來累積里數，為血友病病人籌款；亦曾在實驗室裏發明為長者而設的智能認藥機，在學習當中，培養關愛和利他精神。

李校長曾當過外展社工，那時他經常在球場、波樓和機舖「執仔」，得出一個頗叫人驚訝的結論：「每一個邊青都很喜歡讀書。」他認為，許多邊青提早離校，只是賭氣，「我憎那個miss，她成日針對我」、「因為我間學校唔鍾意我。」所以，他一直有教無類，變相也是讓那些終日蒲球場、波樓或機舖的「邊青」，可以在一間他們喜歡的學校裏學習和成長。

當你登山潛水十分艱辛之際  身邊老師也在流着汗水死頂

傳統教育偏重學術表現，不過，亦有老師相信，教懂學生成為一個能夠迎向挑戰、堅毅不屈的人，同樣重要。

「很多學生遇到困難就放棄，甚至不敢擁有自己的夢想。」時任樂善堂余近卿中學劉振鴻校長說。

以往，該校的教學一直被「考試導向」主導，調撥的資源亦只作課餘及興趣班模式，學生難以持續發展。劉校長於是構思，是否可針對年輕人成長的不足之處，從責任感、承擔、自律、創意和堅毅等不同範疇着手，摸索多元出路。

這種價值教育，實踐起來並不容易，該校老師首先要變回「學生」，參加陳廷驊基金會於2020年推出的「Future Education in Action」(FEiA)的教師培訓，透過同理心練習、跟學生訪談、以問卷收集學生想法等，從而深入了解學生在不同階段的成長需要，繼而針對性地設計合適的學習體驗，並從中觀察學生的反應與表現，逐步改善課程設計。

簡單來說，過程當中，老師需要從學生需要出發，設計為期三年學習體驗「迎曦學院」計劃，包括首3個月的「捱苦」訓練，讓學生參與各項體能訓練和義工服務，例如清潔海灘、到寵物領養中心為寵物清潔及清洗場地，學懂為別人付出。同一時間，老師「捱苦」也不甘落後，願意陪學生一起進行10公里街跑，一起考山藝一級二級牌，共同目標是在暑假時到台灣攀上3,952米的玉山主峯；此外，又有一批師生，需要練習在30秒內游水9米，甚至考潛水牌到菲律賓保和島及巴里卡薩島海底探索，他們事前更要為旅費到處奔波籌款，最後才能走出香港。

「迎曦學院」計劃中的「海之戀」課程，培養學生的海洋保育理念。

那麼，當學生經歷過追求夢想的艱辛與刻苦，他們會有甚麼改變？

有人學會了，不再遲到；有人學會了，跑十公里路都不喘氣；有人學會了，愈來愈喜歡學習；有人學會了，敢於發夢，聲言要到澳洲開一個牧場……

他們的老師，不視與學生同行為一份工作，而視之為使命，因為「學生見到我無放棄，他們也不會放棄」。老師得到的回報是，「和學生一起經歷，學生的成長片段裏，有老師的身影」。

雖然近幾年教學普遍遇到不少困難與挑戰，但我們仍不乏教育界的有心人，不斷探索教學的創新經驗。除了以上兩間學校的教職員，還有更多的教育有心人，願意分享各自寶貴經驗。有興趣知道更多的，可留意以下活動。

教育燃新「教育創變大召集！」共學活動

日期：2023年2月3至4日 （五及六）

時間：上午9點30分至下午5點15分

對象：教育工作者、家長、跨界有心人

地點：創新中心 （九龍塘達之路72號）

活動內容：

– 與30+學界及跨界（商界、基金會、社福界等）領袖對話，透過4大議題，探討社會及教育發展前瞻；

– 共12場交流，深入了解學界及跨界創新者不同範疇之創新經驗；

– 按感興趣主題分組Networking，連結跨界教育有心人及不同社會資源；

– 由教育燃新提供校本諮詢，探索創新實踐方向（僅設少量名額）

詳情及報名：https://bit.ly/elc_co_learning_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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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團隊選定了另一批實驗對象：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你睇我邊忽健康？」

某日，深夜凌晨一點，實驗室團隊成員走到深水埗街頭，「野生捕獲」了一名年屆退休之齡、正捧着一盒乾炒牛河狼吞虎嚥的的士司機，他拋下一句，言簡意賅地道出了行業的辛酸：「我哋全部都唔健康！你睇我哋日日食發泡膠（意指飯盒），邊忽健康？」

事實上，以高齡（六十至六十九歲羣組，佔持的士駕照總數約43%）、男性為主的的士業界，是面對疾病風險首當其衝的一羣。二○二一年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整駕駛人士的體格證明機制，反映人口高齡化可能對道路安全構成威脅；此外，經風險模型預測，本港三十至七十四歲男性，在未來十年患有心血管疾病者的比例將高達29.1%，而女性只有5.1%。

全港約有四萬六千名活躍的的士司機，他們是醫療和職安體系下的弱勢羣體。

全港約有四萬六千名活躍的的士司機，他們是醫療和職安體系下的弱勢羣體。因為自僱性質，他們面對以下問題：沒有僱員福利、保險保車不保人、職安健條例不涵蓋的士業界。加上一般社區組織多以長者、婦女及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除非是屬於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否則，的士司機可說成了「健康服務的遺民」，沒有針對他們這個羣體的健康服務。

隨着人口高齡化及慢性病患者持續增加，近年社會呼籲發展基層醫療健康之聲不絕。基層醫療（Primary healthcare)，是指醫護過程中的首個接觸點，推廣小病小痛可在社區治理，以及所有人提高「治未病」的意識。此外，基層醫療亦講求為市民提供平等及全面的服務，着重公平分配醫療資源，以達至人人健康的目的。

政府早前推出「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提出在社區層面全面應對市民健康需求；當中的「醫社合作」（「社」代表社區為本），更意味着將會出現非醫療專業人士的參與。那麼，就着的士司機的職業健康問題，未來會否有更公平和全面的支援？非醫療專業人士又能如何參與？

以下這一個關乎的士司機健康的實驗故事，或能幫助大家有多一點願景和想像。其實，在基層醫療並未紮根成長的年代，誰又不是某種意義之下的「弱勢」？誰又不是某種意義之下的「遺民」？

 波仔：揸的士三年，每晚都貼一塊止痛膏藥

三十三歲的波仔，在的士業界內算是年輕力壯的一員，他入行短短三年，雖未捱至五癆七傷，但已經換來了一個肚腩、十幾廿磅脂肪，和長期頸痛。

當早更的他，比同行搏殺。每天清晨未到五點，他已經載着第一位乘客，由深水埗去到荃灣，「那乘客做麵包師傅，年中無休」；第二個乘客，是每天準時在街角出現的菜檔阿姐，由荃灣去將軍澳……

每日挑戰人體極限    忍尿忍食    無所不能

一大清早，他在大街小巷來回穿梭，正感到「人有三急」，驅車前往附近公廁之際，軚盤上方的手機屏幕一閃，有乘客在「的士app」落了柯打，「由上環到天水圍」。他決定先「應機」接單。抵達天水圍落客後，以為「沖廁」在望，一支出九龍的「靚旗」又來「打尖」，結果——他在港九新界兜了一大個圈，才有時間「解決」。

「開工時會減少喝水，避免經常上廁」波仔似乎經已練就一套挑戰人體極限的「絕活」，除了上廁能一忍再忍，午餐亦可食無定時；不止於此，許多時候為趕接下一單生意，他會在車內吃外賣，「揀多汁的炒粉麵飯」，數分鐘內，他三扒兩撥，又再踩下油門載客去。

下午四點三，波仔已經開工接近十二小時，他駛進一條小路，準備收工前打掃車廂。當他雙腳着地之際，突然感到異常腳痺，「對腳『屈』喺車廂內太耐，血液不流通。」對此，他不以為然，趕快從車尾廂取來清潔工具，抹車，擦地墊，再蹲下來「省軨」。

「這是全日最大的運動量。」

從歷奇教練到一個肚腩    只需要一部的士

入行前，波仔是一名歷奇導師，經常帶領學員行山、攀石和露營；他更是業餘龍舟隊隊員，每周進行兩次訓練，練得一身強健體魄。

後來，自感工作發展和收入到了瓶頸，便轉投的士行業，「這份工作較自由，亦能多勞多得；況且除了駕駛的士，我再沒有其他工作技能了。」

他坦言，現時除了收工抹車，就只有走路回家的數百步「運動」，「開工要一眼關七，收工就好累，要趕返屋企倒頭大睡。」而睡至晚上八點，他便會起牀吃晚飯。他媽媽煮的飯，有菜有肉，「她怕我餓，煮很多」，他不想翌日變隔夜餸，總是盡量吃光；夏天的時候，還會喝兩三罐啤酒，唞一唞涼。

如是者，入行三年間，他的體重由一百四十磅增至一百六十磅，「還多了一個肚腩，成個人好圓。」

波仔的龍舟教練，要求他每周跑步五公里，以往他能應付自如，現在跑了一半就想放棄，「肥咗，跑得辛苦，跑完步會腳痛。痛楚令人卻步。」

體能轉差了，接連又出現頸痛，他把頭向上一仰，再左拎右拎，始終沒法擺脫痛楚。他看中醫，醫師說，他的頭部經常向前傾，頸部長期受壓，引致頸椎勞損。

「做了針灸和拔罐，之後又再痛。」要根治問題，他心知肚明，必需改善姿勢，可是，「似乎好難，平日開工，一眼關七，頭不自覺就會前傾。」

他的夜更拍檔在駕駛的座位上放置腰墊和頭枕，他以前覺得實在多此一舉；直至最近，他身體發出警號，開始每晚都要在頸上貼一塊膏藥止痛。他這才猛然記起，拍檔之前經常苦口婆心對他說：「你仲後生……遲吓就會明白，做到傷晒，會有幾麻煩！」

作為的士司機  我們有幾健康？

 1） 陳先生  （約50歲，夜更）

身體狀況：腰痛、肩頸痛、患有椎間盤突出、有胃脹問題。

飲食習慣：茶餐廳的餐牌有什麼便吃什麼；難找廁所但堅持多喝水。

運動習慣：少運動，若有時間會選擇多和家人相處。

對健康的看法：做的士司機多數不健康，腰、頸、胃，多數有問題。

2） 李先生  （53歲，日更）

身體狀況：有一輪需要大量喝水，發現患有糖尿病。

飲食習慣：以前常愛吃蛋撻，患糖尿病後少吃。

運動習慣：每天堅持做45分鐘運動，例如踏單車。

對健康的看法：的士司機坐得太耐，筋骨會有問題，食無定時，很多人胃痛。

3） 橙汁哥 (化名，約65歲，車主，無特定更次）

身體狀況：患有心臟病，做過兩次通波仔手術，第一次手術後，就去買長腳蟹和太太一齊食；家人經常勸他戒煙，每次戒煙都失敗。

飲食習慣：最享受每天食飯時間可以吃到美食，以及見到志同道合的「豬朋狗友」。

運動習慣：較少運動

對健康的看法：健康的食物，不好食；不健康的食物，食得開心。開心就等於健康。

4） 老五 (化名，60歲，日更）

身體狀況：駕駛的士30年，有肩頸勞損、手關節痛；收工後十分疲勞、沒精力約朋友、影響精神健康。

飲食習慣：早餐吃菠蘿油或腿蛋治，飲奶茶（落糖）；午餐吃乾炒牛河，配熱檸茶（落糖）；晚餐太太煮飯。

運動習慣：較少運動

對健康的看法：保險保車不保人，的士作為自僱人士，沒有保障。

實驗成員跑到的士大佬出沒的茶餐廳，睇下有無計仔。

搵食大過天   健康放一邊？

每天，波仔有一件例行公事。他在收工時，會打開車頭蓋，檢查引擎機件，為水箱加水。他不諱言，租用的的士車齡高，要注重「搵食架生」的保養，這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

事實上，像他那樣出現職業勞損的同業大有人在。職業安全健康局於早年的研究已指出，本港近半數職業司機出現健康問題（48%），當中以肌肉骨骼不適為主，其次為高血壓、腸胃或消化系統疾病及神經痛。

這些健康問題可以解決嗎？還是，的士業界作為醫療和職安體系下的弱勢羣體，就要接受現實：食得鹹魚抵得渴？

早前，本地一些先導計劃已悄然展開。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JC MaD Social Lab），開展了「日日健康實驗室」計劃，其中選定的士司機為實驗對象，嘗試從用家角度，思考如何在社區推動基層醫療健康，並透過非醫療形式介入的實驗，探討如何善用及擴建社區資源和網絡，讓的士司機改善生活習慣，從而提升健康。

實驗室的其中一個焦點，便是引入近年在外國興起的「行為洞察（Behavioural insight）」。簡單而言，「行為洞察」就是研究人類如何作決定的一門科學，用來幫助政策或服務的設計和規劃，其特點是順應人類的行為模式，透過其他細微改變，推動人類行為的改變。

的士司機五大健康惡習   打工仔個個都「中招」？

實驗開始的時候，實驗室成員要進行密集式落區，走訪深水埗黃竹街、九江街一帶，的士司機在交更或用膳時經常出沒的地方，例如街道旁的泊車位置、茶餐廳外的公共空間等，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健康狀況。

「 你好，我哋做緊關注的士司機健康的研究……」

一位的士司機即時耍手擰頭，「年紀大咗就會（周身病痛）㗎啦，同我揸車無關」；亦有不少司機覺得實踐健康生活根本是天方夜譚，「係咁㗎啦，唔係可以點啊」，「 多餘啦，無得救㗎嘞！」對於的士司機的反應，背景是政策研究的實驗室成員許芷晴感到始料不及，「預期的士司機會大吐苦水，一下子覺得實驗無從入手。」

不過，她還是堅持繼續落區，收集資料，並和成員進行密集討論。她推想，的士司機可能認為向外披露自己的健康問題，會有損他們的陽剛形象。她同時認識到，部分司機其實並不了解生活習慣所構成的健康風險，「譬如十居其九都不了解何謂『三高』。」

實驗團隊按照訪談結果，最後整理出的士司機常見且對健康構成潛在風險的五個生活和工作習慣：一、久坐不動／缺乏運動； 二、食無定時／飲食不健康； 三、休息不足；四、 成癮習慣（食煙飲酒）；五、工作壓力大。

「係咁㗎啦」 除了轉行    別無他法？

團隊並將司機分類為「退休派」和「搏殺派」。

「退休派」：相對高齡，開工時會定時下車休息，並實踐各種養生方法。本身是見習民間項目策劃人的成員蕭竣舉例，一位入行三十多年的彭師傅，每天都會在家中自製新鮮果汁，定期按摩，紓緩三高和腳痛；還有老行家陳師傅，七年前開始每天做運動，「因為看見愈來愈多同行『走路時彎起腰』，擔心自己也會有同樣問題。」

「搏殺派」：相對年輕，有養家壓力，開工時分秒必爭，「做緊嘢邊有得落車唞呀！」、「唞？你養我呀？」，並指「會去排的士站，一邊休息一邊等客」的同行，大多數是退休後以工作「打發時間」、「賺少許茶錢」的司機。他們亦較少運動，「做運動唔會有糧出」，因此經常腰痠背痛，或隱然知道身體可能有些問題，打算「大病『入廠』時才一次過搞。」

團隊認為，普遍的士司機對改善生活習慣，存有強烈的無力感，「有司機形容這是『死症』，只有『轉行』才能解決，但『轉行』不可行，因為已經『上咗年紀』，難以找一份新工作。」成員蕭竣說。

總括來說，普遍的的士司機認為，「要搵食就唔好講健康」。

對此，團隊開始費煞思量：「健康與賺錢必然是二元對立的關係嗎？即使要維持生計，改善健康不也是滿足家庭責任的先決條件？」「怎樣能協助的士司機，打破這種迷思？」「但是，改變思維是一件好遙遠的事……」

他們於是參考「行為洞察」理論，當中的一個重點——着重改變人的行為，而非人的意識和信念的原則。團隊決定，從改變的士司機的行為入手。

「行為洞察」威力大：信上加一句   收返20億港元

所謂「行為洞察」，就是研究人類如何作決定的行為科學，根據這個理論，人類作決定受到環境和人等因素影響。換言之，只要了解人的行為傾向，就能以一種微小、「輕推一把」的方式介入，從而改變人的行為：例如住所附近設有健身空間，就可鼓勵更多人做運動，環境更舒適，就可以吸引更多人步行上班。

英國曾在各個政策範疇進行「行為洞察」測試，例如鼓勵繳稅、安裝節能裝置以及增加市民運動量等。其中一個案例，是在給拖欠稅款的信件附加一句「十分之九的人都按時繳納了稅款」，結果成功收回2.1億英鎊欠稅。目前，超過136個國家在制訂公共政策時已把「行為洞察」這門科學納入其中。

怎樣改變的士司機的行為？實驗室成員首先梳理的士司機在實踐健康行為背後的障礙。其中，缺少運動的主要阻力，是源於他們駕車需要保持專注，難以離開座位進行運動；下班後，亦因疲累而欠缺動力。「因此，我們構思過『的士操』，教授一些拉筋運動，但落區訪談時，司機大哥話咁樣唔work，佢哋亦不喜歡被人教。」成員許芷晴說，行為洞察理論強調「輕推一把」，若在司機日常生活中加入一個「的士操」，是門檻較高的做法。

團隊再分析的士司機在飲食習慣上的障礙：絕大多數外出用膳；為盡快回到工作崗位繼續「跑數」，以及避免「抄牌」，點餐時都以便宜、方便為主，結果選擇單一，甚少考慮健康。「他們對健康菜式亦有不少誤解，有人認為咖喱飯入面有薯仔，『都有菜呀』；又有人認為肉餅相對清淡，不知其脂肪含量高；亦有不知免治牛肉是加工牛肉。」成員蕭竣說。

那麼，何不在他們慣常用膳的餐廳入手？

實驗雛形之一：從專屬餐牌與加購水果開始

團隊參考政府推行多年「有營食肆計劃」，留意到二○一六年的《行為風險因素調查》指出，大約四分之三（76.3%）有聽過有「營」食肆的受訪者中，大多數（86.1%）在被訪前三十日都沒有光顧有「營」食肆。按此，團隊決定以的士司機常光顧、位於深水埗的三間餐廳作為介入點，邀請餐廳合作，為司機提供健康飲食選項。

「老闆，可否將『現有菜式』調整至營養師建議的『3+2+1』膳食比例（三份粥粉麪飯等碳水化合物、兩份蔬果、一份肉類），作為的士司機的『專屬餐牌』？」團隊向合作的餐廳問道，卻沒料餐廳老闆表示會「搞到廚房佬」和「擔心客人唔鍾意」。「因為平日廚房好忙，廚房佬好唔鍾意跟住一啲比例去煮嘢食；反而，現在好多人叫少肉少飯，廚房都係照做，彈性處理食客要求則無問題。」成員許芷晴說。

於是，為了減低餐廳的行政負擔，團隊進行的「餐牌實驗」只從原有餐牌中挑出比較健康的菜式，再設計「的士司機專屬餐牌」，以協助司機更容易作出健康的選擇；合作餐廳「海記」的老闆亦願意把價格調低三到五元，增加吸引力。其後，團隊又發現，每天轉換的「是日精選餐牌」，較多食客揀選，於是改變策略，印製「健康之選」、「廚師推介」等貼紙作為標示，方便老闆自行貼上。

鼓勵的士食客加購飯後水果

「輕推」作用大    餐廳老闆娘和樓面姐姐好重要！找出「關鍵傳達者」

 此外，團隊亦進行了一個「水果實驗」，鼓勵的士食客用五蚊加購飯後水果。在水果實驗中，第一個實驗方法是在合作的餐廳張貼上加購水果海報；同時利用「的士司機專屬」等字眼吸引注意；第二個實驗方法，則在餐牌後面印上健康水果冷知識，以提高加購水果的意欲。實驗初期，提供加購的水果有蘋果、橙。那天晚上，合作餐聽「海港」門外的露台茶座，坐滿了下班交更，或開工中途晚飯的的士司機。他們埋首吃着碟頭飯，對加購水果似乎興趣不大，「屋企都有買橙，飯後食成個橙太飽」、「要搣橙好唔方便」、「五蚊太貴」。團隊於是調節水果分量，引入「細細粒」又容易食的藍莓、車厘茄；同時將價格減至三蚊，結果，水果實驗試行了兩星期，銷路稍見起色。

特別的是另一間合作餐聽「洪興」，水果銷路居然一枝獨秀。成員探究原因，得知「洪興」樓面姐姐和老闆的女兒見水果賣不去，便取來試食，一試，味道甚佳，於是向的士食客大力推銷，「啲生果甜㗎！」只是這樣，司機加購水果的人數大增。

團隊恍然大悟，司機決策時的溝通對象「傳達者（messenger)」，原來是影響行為的關鍵。團隊遂再次向其他兩間合作餐廳解釋實驗理念，並宴請「海港」老闆娘和「洪慶」樓面姐姐食水果，「藍莓真的好甜！」「海港」老闆娘廖太試食後，亦樂意向顧客推薦。

結果，「加購水果」在三個星期的實驗過程中，賣出四十一份水果，團隊進行檢討，總括當中涉及許多不同因素，包括：需要計及商業價值，例如「健康」在這裏不是太具吸引力的賣點，又例如餐廳人手緊張，未必能兼顧推介健康餐飲，廚房也不太願意增添額外工作。至於餐牌的銷售量，在兩星期的實驗只有兩份賣出。團隊發現，雖然負責在廚房烹飪的老闆十分支持這項實驗；但負責樓面落單的人，卻對實驗有保留，由於「關鍵傳達者」失效，實驗難以達到理想效果。

雖然實驗成效不算顯著，但得出了重大的發現：實驗以「人」為本、「傳達者（messenger)」的角色，將會是推動政策和行為改變的關鍵條件。

實驗雛形之二：防患於未然  推動健康風險評估

香港基層醫療主張要「及早辨別健康問題」，即在症狀出現前及早發現疾病。然而，根據二○一四至二○一五年度《人口健康調查報告書》，只有37.6%的人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落區訪談期間，成員發現不少司機往往是在遇到交通意外到醫院就診時，才發現自己患有長期疾病。因此，團隊認為需要推動司機進行身體檢查，讓司機能夠及早發現患病。

一位老行尊說：「好多司機以為自己好似部車咁，有咩事，仲有入院大執一次嘅機會，但其實早排有兩個行家，一個五十七歲，一個五十九歲，無啦啦心臟病發就過咗身。」

團隊再梳理司機缺乏定期身體評估的行為障礙：一、不知道坊間有免費健康評估服務；二、本身有定期醫院覆診，認為兩者服務重疊毋須額外進行身體評估；三、認為沒有病痛則不用做身體檢查；四、指出目前預約的流程繁複。

實驗團隊決定與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DHC）合作，邀請DHC特地為司機預留一定數量的時段，讓司機在DHC接受健康風險評估。

團隊成員蕭竣（左）向「海港」老闆娘廖太（右）解釋實驗理念。

跨界實驗     找出基層醫療新方向

經過一系列的介入，包括設立WhatsApp預約系統、張貼海報、派發宣傳單張，以及落區設立攤位，團隊最終接觸到逾百位司機，其中有十七位司機預約了健康風險評估服務，當中又有超過一半是通過外展攤位進行預約的。團隊發現，影響司機作決定的關鍵是「現有關係」，有人在攤位登記預約，再通知和游說同業，比陌生人的宣傳更為有力。

因此，團隊再次確認，關鍵傳達者（key messenger）在實驗中擔當重要角色。

目前香港的健康服務，大多以單向式的宣傳和教育為主，鮮有從行為科學方式設計服務及制定政策；而今次的健康實驗，帶來了什麼新視角？

「雖然在有限時間中，未能得出量化而實質的結果，但團隊透過『行為洞察』，辯證了找出關鍵傳達者（key messenger），能對市民行為帶來影響。我們建議，未來的基層醫療政策可多嘗試應用此科學方法，設計以人為本的服務策略，協助市民改善健康。」Social Lab成員區婉柔說。

她續說，是次實驗團隊提出改變習慣可以從行為入手，這需要不斷觀察、實驗和改良，才能找出關鍵的切入點，為健康行為的改變帶來新的可能。「要推動以人為本、可持續的基層醫療健康，需要政府投放資源同試驗的空間；亦需要所有人一同跳出框框，進行跨界合作。」區婉柔說。

「日日健康實驗室」  與不同界別合作

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是非牟利慈善機構創不同協作（MaD）旗下的項目，致力以創新精神回應社區內不同議題，推動社會改變。是次探討基層醫療議題的「日日健康實驗室」，實踐跨界合作理念，成員來自十多個專業範疇，例如公共政策、人類學、傳播、戲劇教育等，招募的有志者當中，包括藥劑師、醫科生、護士、軟件工程師和民間項目策劃人。合作機構則包括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健康風險評估協力）、新加坡「行為洞察小組」（研究顧問）、推動基層醫療的「醫護行者」（研究協力），以及三間引入實驗餐單及水果的食肆。

「山腳對談：試着前行」講座

賽馬會“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邀請新加坡行為洞察小組總監Serene Koh博士分享以「行為洞察」協助制訂公共政策的經驗。

日期：2月25日

時間：2:20pm

詳請及查詢：IG：jcmadsociallab ／ 3996 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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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街坊，有沒有話語權去訴說社區內一磚一瓦的價值所在？甚至成為歷史建築的守護者？聽聽以下故事，便會知道答案。

Katty（羅雅寧）自小住在港島堅道，畢業後，她當過出版社編輯，後來結婚生子，又搬回媽媽的樓上當家庭主婦。二○○五年，她從傳媒報道中得知，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用地被當局從「政府、機構或社區」（GIC）用地改為「住宅」，她開始思考：「這個區已經非常擠迫，香港市民的資產，政府能賣就賣，已經過度發展，為什麼不能留一個空間給市民呢？」

她覺得不能坐視不理，於是用盡所有途徑去反對，最後迫使政府在賣地前去考古，發現宿舍的地底，原來是孫中山先生昔日就讀的「中央書院」，政府亦因而擱置三十億的賣地計劃，將建築物保育成為今天的「PMQ元創方」。

隨後的十多年，她家附近的嘉咸街露天市集、中環街市、政府山、香港公園古石牆……亦接連面臨清拆重建，她繼續四出奔走，與藝評人John Batten成立的「中西區關注組」更不時跟各政府部門據理力爭，爭取有價值的建築必須保留。

羅雅寧(Katty)，家住堅道四十多年，一直視這裏為家。 二〇〇五年，她與街坊創辦中西區關注組，致力區內的規劃、保育、重建及環境議題， 也慶幸這些年來，能成功保住多幢歷史建築及街道，包括荷李活道警察宿舍(現為元創方)、中區警署建築羣、中環街市、舊政府總部、必列者士街街市，及永利街等。

建築物「無咩特別」

她發現，每當政府決定要清拆一座建築物時，理由往往都是「沒有建築特色」、「無咩特別」或「那麼醜樣」。她認為，單憑外觀是否宏偉壯觀去評估歷史建築物的保育價值，其實並不全面，具價值的建築亦容易有所遺漏。

「最近，本土研究社向古蹟辦索取二十年前的一份《具潛在文物價值建築物》研究報告，名單顯示有八千八百幢隱藏古蹟，有別於二○○八年訂定的歷史建築名單的一千四百四十四幢，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以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為例，根據政府定下的規劃標準，中西區已經缺少七萬平方米公眾休憩用地，政府卻計劃賣地予發展商興建兩幢三十層高的私樓，Katty說，當時官員亦指建築物「沒什麼特別」、「沒有保留價值」。「事實上，它屬於現代主義建築，標誌着新時代來臨，一反早期的維多利亞式的華麗雕琢，追求的是簡潔和功能性，單位方正好用，空氣流通和採光也得到改善，一樣有心思。」

找回香港的一點歷史

「那時不停在想，究竟可以做些什麼？」當時Katty經一位熱心規劃師義務指點，知道可以去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把土地用途改回給公眾使用。

那次接觸城規會，始覺得制度並不公平，因她發現，城規會主席竟然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令她嚇了一跳，「她來到城規會，就是要反對規劃署的意見；而且所謂非官守委員，全部由政府委任，那不是球證也下場踢波？」

後來，城規會開會討論Katty等提出的申請，雖然沒接納，但就要求規劃署再準備一份詳細的計劃書。規劃署整整一年後才向中西區區議會提出新方案：照舊起樓，不過限制地積比率，日後大廈可能會少兩、三層。縱使區議會反對，規劃署依然把方案交上城規會。

結果，第一次申請被城規會否決。

二○○六年，發生保衞天星、皇后碼頭運動。Katty亦前往示威區，一方面覺得這麼珍貴的歷史建築怎能說拆便拆，另一方面也想參考別人如何保育抗爭。她因此認識了朱凱廸、葉蔭聰、利東街街坊May姐等保育人士，互相交流對保育的想法。

「那次獲得啟發，就是一定要出聲，等多一些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慢慢要建立一個論述，點解要做呢啲嘢（爭取保育），其實是要找回香港的一點歷史，如果這些東西沒有，歷史就會抹去。」

於是，她連結街坊，從研究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歷史入手，「大家不是歷史學家，卻很有熱誠，邊做邊學。」不久，他們發現這宿舍的前身，原來是殖民地政府第一所開辦的官立學校—「中央書院」就在一八八九年遷往荷李活道，易名維多利亞書院，一八九四年始定名為皇仁書院，日戰期間，中央書院變成日軍騎兵部隊司令部、學生書桌淪為飼料箱。一九四四年大火摧毀校舍頂部，只剩下四幅圍牆、一些台階。

她不斷集思廣益，比如又有人提她參考「皇仁書院」的校史。「有很多發現，例如提及中央書院的主要建築物料是花崗石，由域多利監獄的囚犯幫手搬過來；也提及校舍後來不夠用，搬往銅鑼灣；亦有記載當時孫中山先生作為一個學生，參加由港督主禮的新校舍奠基儀式，好震撼。」

透過嚴謹的歷史考證，以理服人，爭取保育。

看不見的歷史深度

後來，又有街坊發現中央書院的前身是城隍廟，「怪不得這裏叫城皇街！」她說追尋歷史的過程令人感到震驚又有趣，「跑到香港歷史檔案館搜集資料，好像發現寶藏一樣，翻着檔案的紙張，嗅它的味道也會上癮的！」那次，她找到當年殖民地政府的文件書信，例如提及中央書院的建校方法和物料，還有圖則，並提及需要拆去城隍廟。「地形上，城隍廟恰恰分隔開維多利亞城的歐人住宅區和西面的華人聚居地。一八七六年政府買回土地後發現地皮已形成四個平台，遂依照地形設計中央書院。」

經過大量的歷史研究後，Katty更用盡方法去提意見，二○○七年正值特首選舉，她不斷出席諮詢論壇發言；亦同時和街坊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她每天都費煞思量，「中央書院的舊照片都看上腦。」一天，她留意到，政府在山頂公園進行改善工程時，發掘出前總督山頂別墅的部分遺蹟，於是靈機一觸，「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會否亦蘊藏中央書院的地基？於是我請來香港考古學會會長去視察一下，他估計有。」

其後，她再次上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用途，並提交嚴謹的歷史考證說明建築的價值，要求當局展開考古發掘，她對規劃署的官員說：「如果你們賣地後才發現地底有古蹟，到時要買回塊地，仲大件事！」

考古期間，因不允許進入場地，她經常到地盤對面的唐樓天台遙望，「看着個窿愈挖愈大」，最後她目睹考古人員掘出中央書院地基，是層層的花崗岩石地台，場面十分震撼。考古結束後，政府寂靜了一段時間，Katty擔心再有變數，遂公布發掘出地基的照片給傳媒，引發輿論關注。數年後，政府宣布將宿舍活化成為「PMQ元創方」，作為一個提供公共空間，開放給公眾人士的創意中心。

「一座建築物的歷史價值，或者表面上是看不到、『沒什麼特別』，但它蘊藏着的深度是一層一層的，那只是百幾年間的事情。」

總結十年保育經驗，Katty覺得，歷史建築物的價值所在，主要靠民間的保育行動發掘出來，仰賴街坊瞓身爭取保育。「我們不只談建築風格一個element（元素），是透過嚴謹歷史考證，以理服人，努力掌握城市的命運，因為我們愛香港。別人常說香港沒有歷史，發展快，忘記得亦快，但這些歷史建築就是視覺上的憑證，提醒我們，這城市曾經歷過什麼，是如何的走過來。」

二○○七年，中西區關注組要求當局在警察宿舍用地進行考古勘察，結果發現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的地基，是層層的花崗岩石地台。

政府山和鄔勵德

二○一○年，政府宣布拆卸中區政府合署西座並拍賣用地建商廈，Katty與多個民間團體組成「政府山關注組」提出反對，在整理大量政府文獻和繪圖記載的時候，她讀到政府的一份文物

評估文件，入面提到一個名字：當年政府山的總建築師鄔勵德（Michael Wright）。

當年政府山的總建築師鄔勵德，在訪問中表示支持保留中區政府合署西座。

鄔勵德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任工務司，主理香港公屋政策的時候，提出住宅引入獨立廚廁，認為 居住要有尊嚴，造就五十年代首個設獨立廚廁的屋邨誕生，被稱為「鄔勵德原則」，一九七六 年落成的勵德邨亦以他命名。

於是她忽發奇想：「能否找到鄔勵德先生親自講述政府山的興建？」於是她四處探問，結果發 現這位當時已經九十九歲前工務司，仍然身處英國安享晚年。她撥通了越洋電話，邀請對話拍 攝一段訪問短片，「電話筒傳來他的聲線很精靈，他一口答應邀請！」短片中，鄔勵德確定整 個政府山的東、中、西座建築羣是一個整體設計，而西座在當中擔當重要的公眾橋樑的角色， 讓市民由皇后大道中進入政府山。他支持保留西座，並指以另一座高樓大廈取代西座，只會破 壞政府山結構，以及當中的自然寧靜和以人為本。

百年來，政府山承載着重要的歷史及社會角色。

其後，政府山關注組也獲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Docomomo International及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向特區政府發出文物警示（Heritage Alert），促使港府最終放棄發展計劃，並將西座連同其他兩座一併評為最高文物級別（一級）。復修後的西座將成為律政 署及與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的辦公室，位於下亞厘畢道的公園將開放給公眾使用。

那次「政府山」成功避過清拆，亦讓香港人重新認識這位重視人文精神的「公屋之父」。其後 Katty亦不時到英國探望鄔勵德，「他非常熱心香港事務，清楚記得當年曾專誠邀請港大地質學系教授到不同礦場，找來最好的花崗石去建政府山，還關切地問及那些花崗石有沒有流出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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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末，劉永康都會游走於荒山野嶺，尋找那些失落的老舊建築，那是一些殖民地時代的建設、軍營、監獄、街市、學校……還有一些廢村。

這天，記者跟他前往一個比主教山配水庫還要老的配水庫的毗鄰建設—一所建於一八九六年的配水庫監督人員居住平房。

曾經生活的痕迹

這個地方，官方並無記載，地圖上亦沒標示位置，劉永康事前做了不少資料搜集，掌握了大概位置，便嘗試走在叢林中尋找這座平房的真身。「是這裏！」眼前是一座長滿青苔、門外雜草叢生的平房，早已人去樓空。

他舉起相機，專注地進行拍攝，「主屋有兩個面積相若的房間，有火爐設備，相信是讓當時來港工作的英國人，能夠沿襲家鄉的生活。」他再細心審視，判斷出整座屋子大部分利用青磚建成，那時大多屋子都是利用青磚建屋。也看見有些地方是紅磚興建。

我們繞着平房走了一圈，再發現旁邊有一小屋，「相信是廁所」；又回到正門對出，發現有一石級枎手，「很漂亮，跟小時候在灣仔堅尼地道看見的那些別墅很像，接着一條U形小徑引出大路。試回想一百年前這裏相當漂亮和有氣派。」他的鏡頭對準平房的每個細緻部分，全都一一記錄。「可惜是，整座主屋天花已經倒塌了相當時日。」

在劉永康眼中，面前看似平平無奇的廢屋，其實跟宏偉壯觀的主教山配水庫沒有兩樣，「兩者都是古蹟。只是後者因大規模清拆而被發現，結果經多方面周旋而有幸暫時保留。而後者，就算被發現又如何，也繼續如常。但反過來想，可能這樣更幸福，起碼不會被保育到不倫不類。」

他一直喜歡走進香港的街頭巷尾，記錄人生百態。在二○一二年開始，他有系統地進行舊建築與廢墟拍攝。「有一次去到一間元朗廢校拍攝，見到校舍內的物件如牆壁上的校訓、座椅和鋼琴，已經開始風化腐爛。那時便想，要及早記錄它們的本來面貌。」

他無意呈現衰敗零落，然而，在他鏡頭下的老舊建築，總是空間黑沉沉的，內部物件都將曾被洗劫過的凌亂不堪，甚至叫人有一點毛骨悚然。在一般人眼中，這種杳無人煙的無人地帶，並非打卡留影的好去處。事實上，他試圖要在廢墟古蹟中找着人們生活過的痕迹，細緻閱讀那個地方的過去。「廢墟攝影是一種藝術記錄，當你親身去到荒廢的建築物，耳聞目睹，眼耳鼻舌身意，浸淫其中，就會想背後的歷史。」

每逢周末，劉永康都會游走於荒山野嶺，尋找那些失落的老舊建築。

用腳看到的更多

因此，他堅持四處遊歷，用腳去尋訪那些失落的古蹟。而且，他找到的往往比公眾所知的多。

好像早前民間團體「創建香港」發現香港開埠初期赤柱通往港島的主要道路，分別為有一百七十年歷史的「老虎坑」及「獅子坑」石拱橋；後來又有行山人士在筲箕灣發現估計在十九世紀建設大潭水塘時開發的「筲箕灣古道」的兩條古橋後，劉永康又再按着朋友的資訊線索，尋找到另一條古橋。

「那次是在筲箕灣古道找到那兩條古橋後，再在該位置的西北偏北方，找到另一古橋。」由於坊間暫無記載，他於是在臉書專頁寫下筆記：這條古橋跟先前類型差不多，跟赤柱那條大小相若，目視結構齊整，沒有崩塌，只是橋面兩側以前放置圍欄的基石鬆脫。橋面已長滿植物，根部已插入橋的結構內。但在觀賞性來說，這橋相當神秘，其實遠望是可看到，但因附近叢林樹木和植被太濃密，被蓋着，遠方幾乎看不到。但再靠近他時，他又若隱若現，神秘莫測，一個很好看的畫面。到達橋後，可見這條富有英式的石砌古橋，橋底是石級狀，兩邊成梯形連接兩岸。橋的兩邊另見到路影，相信是古道的路線。

他的筆記中，並沒有寫下石橋的實際位置，因為如果一個地方沒有受到保育，從廢墟攝影的角度去看，並不會把古蹟的地點公開，以免引來大量人流，破壞原有面貌。「也許，不是每個地方都能保留下來，政府應該衡量建築物的價值，例如具有社會功能的公營建設，它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保留下來可以告訴後世它的歷史，例如大潭水務史蹟徑。」

而事實上，如果想要找到的隱秘古蹟，只要邊走邊看，有心留意，總會找到一些，因為許多古蹟往往是靠人親身走到現場才發現。

他再舉例，香港有八大石刻，位於東龍島、蒲台島、滘西洲、大嶼山石壁等地區的海邊崖上，屬於早年香港一帶的居民出海時所刻的圖騰，用作祈求出海平安之用。「但事實上，香港的石刻豈止那八個！」

他說，在二○一八年，曾有一班行山人士在南塱山吊車下的沿岸找到三個古代石刻，他們看見石上刻有一些幾何圖案或不規則的抽象圖案，於是通知古諮會，專家來到，亦推斷是古代石刻，「可是，隨後也沒有聽過官方公布在該處發現石刻。其實，那些行山人士，不是史學家，資料不會很齊全，他們只能夠報上古諮會，靠當局接續去調查。」

荒廢的歷史氛圍

為了尋找那些失落的古蹟，劉永康會首先翻查政府新舊地圖，有時更要請教一些新輩及有認識的人士，找出一些沒有標明資料的隱蔽位置，再前往探索；此外，還會參考一些記載香港歷史的網站資料。他說，除了做資料搜集，也要與志同道合的人互通資訊，也不建議一個人去拍攝，在偏遠的無人地帶，多一兩個朋友同行，可互相照應。他透露，很多時會細閱香港政府地圖，「地圖上標示有『頹垣』的地方，好多時會找到『好嘢』。」他指的，就是一些廢屋、軍事碉堡或設施，「但也可能是真正頹垣。」

他續說，「我們看保育價值和官方的不一樣，如何也是要自己親身去過，才可貼近地去感受那種歷史氛圍。」他眼中的「好嘢」，其實就是一些留有生活痕迹的破落廢村，「看人們留下的物件，有的廳中仍然擺滿東西，會想像他們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離開。」

「當然，每個地方有它的價值和故事，但官方只會籠統地交代一些舊建築的歷史背景，當你知得不多時，政府已經要去進行清拆。即使進行保育，亦往往是令一個地方失卻了靈魂，灣仔街市就是一個例子。」

他按線索在筲箕灣古道找到另一條古橋（圖片由劉永康提供）

公眾共享的資源

回憶起走過的廢村，叫他最深刻的是一條有三百五十年歷史的李姓村。他說，這條古村現在已沒有人居住了。「到那村，每間屋，都遺留着很多那時的生活痕迹，可能村民年紀老邁了，搬走時卻不帶走他們在這裏生活的點滴，由它在這裏跟村子一起共存和消失。村裏有一個特色，每屋每戶都有一個『金玉滿堂』神樓。」

他續說，「有人會說那地方很靈異，都是借它當作靈異節目的題材，但我覺得這是村裏的傳統和文化。畢竟他們是單姓村，同祖先，各家各戶跟隨一些傳統也不足為奇。近日讀到一篇專題，講述那裏是個風水林，有大片濕地，車路直達老村，極具經濟價值。就是因這些天然的有利因素，在二○○八年的時候，團體大力反對財團在這裏滅村興建低密度住宅。我當然是希望保留，這裏的資源是公眾共享的，也是一個傳統和歷史的傳承，不是用錢就可解決一切的問題。但在香港，有多少人能聽得入耳？又是一個經濟和公共利益的抗衡。」

他說，近年由於去殖民化和人口住屋需求增加，不少老舊建築清拆得特別快，他的廢墟攝影，除為古蹟文物賦予美學意義，亦在與時間競賽，履行記錄歷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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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六年橫跨至二○○七年，天星皇后碼頭集結了不少有心人。那時有人在天星碼頭做藝術行動；一些保育人士在鐘樓內留守、合力阻擋推土機；一些人則跑到半山去找孫明揚抗議。鐘樓最終被拆卸，再有人在皇后碼頭留守、紮營；在旁邊的廣場演講、唱歌和分享，之後共同度過告別皇后碼頭的最後一夜。

當時有一位年薪過百萬的室內設計師，收到朋友短訊號召聲援，剛巧他和客人在酒店吃完晚飯，便買了一些蛋糕探班打氣。在現場，他看見留守的人，打從心底裏湧起一份無力感：「香港人為何常要道別那些重要的社會地標和公共空間？歷史建築的價值如何來？答案是人。透過人的努力去建構建築物，成為社區特色，形成價值，而那些東西是可以共享的。」

結果，皇后碼頭清場時，第一次被捕。

但他沒有放棄，更由熱心的街坊啦啦隊，變成積極行動者，在現場負責打理帳營，每周做大清潔，後來更辭掉工作，定了十年計劃，轉移扎根社區，服務最卑微的人，當時他預料香港十年後會變好，「如果沒變好，就是我們不夠努力，或者時間不夠，可以抽多點時間出來，我相信，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十年後，記者訪問這位保育人士馮炳德，他說出獄後，因有案底已不能獲大型室內設計公司聘用，自言回到過去，還原基本步，做回小時候的基層人士。他感到失望了，不是因為自己的改變，而是香港沒有變好。

而他猶記得，當時保育新世代討論的「本土」、「保育」，包含着包容、開放、公義、可持續和人性發展的重大深意，同時也講求民主、放權，更好地分配資源。

保育為了保存歷史，其背後更大的意義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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