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還未亮，我就已經開車出門。以為自己會睡過頭，結果相反，整晚一直睡不着，朦朧間許多畫面在腦海裏蕩漾、閃爍，讓我有點懷念這十年來離開了的人，疏遠了的人，以及那些我們曾經親密過，對未來有過一些憧憬的日子。不記得是從哪一天開始，我跟憧憬某些事情這樣的念頭也疏遠了，我比較在意每天的飲食習慣和挺腰收腹，改善脊骨彎曲狀況。想着，我在車廂裏又再挪移下身，要坐直一點。

天差不多亮了，我看看錶，但其實也不趕時間，於是呷了半杯咖啡，在車裏繼續安靜地看武俠小說。最近開始重讀《天龍八部》，可惜再沒小時候看得那麼投入著迷，每次看半個多小時便讀不下去，需要休息片刻，結果一整年都沒看完。有些書迷認為新修版不及舊版，但我後來覺得，作者宣布封筆後又在晚年動筆，決定為讀者留下兩個版本，相似但細節不完全重疊，同一個故事，卻又不太一樣，大概是有他的用意。就好像我小時候只記得喬峰和段譽的故事，如今卻覺得，曾被自己冷落的虛竹，他的際遇其實最耐人尋味。朝花夕拾，為時未晚。我沒有特別注意時間，來來回回，讀了幾頁放下，然後又讀。終於有人敲敲車窗，跟我打招呼。

反正他知道我會等他，我也知道他會來找我。我推開車門。「畢業快樂，恭喜。」我說。

「開古董平治來迎接我畢業，有少少隆重。」他說。

「元朗人就是那麼低調。」我一邊笑着，一邊放好書籤。電動車雖然比較划算，但反正我不常開，感覺始終不及古董車。

「有點餓了。」他忽然說。

「想去吃甚麼？」我瞇起眼睛，打量着他乾癟的臉。

「不如去又新街，我想吃燒賣。」

我點了點頭，「但這個時間，燒賣王后還沒開舖。」說着，其實已經打開了扶手箱。保溫盒裏，整整齊齊放滿了八粒燒賣。他盯着我怪笑一聲，沒說甚麼，就徒手拿起一粒燒賣放進嘴裏。

不過這並不是他真正想吃的燒賣王后。是我從超市買的，今天一大早蒸熟，看來他沒吃出分別。燒賣王后幾年前就沒做門市了，如今它們的招牌燒賣已經遍布全港超市，又新街亦不再是以前的模樣。但我想這些事情，往後找機會再跟他說。

我陪他到附近街市買了兩束鮮花，然後先去掃墓。晚上我在新紅樓閣訂了位，但時間尚早，距離日落還有大半天時間，於是我們就回到元朗隨處閒逛。其實我也有一兩年沒回元朗看過了，記得當年大馬路兩旁開滿了藥房和珠寶店，不是水貨客就是穿金戴銀的內地土豪，要不如此都不會激起甚麼光復元朗行動。後來才明白，所有激情都只不過是青春期的躁動，如今元朗景貌全非，要找到一間藥房或珠寶店都不容易，卻根本不是因為那年有一羣人光復了甚麼。不做甚麼，或者做了甚麼，到頭來結果可能都一樣。蕭條之中，只見一排排、一式一樣無人經營的夾公仔機舖。以前我們辦過讀書會的書店，也變成一間內地品牌的手搖飲品加盟店，一杯珍珠奶茶，十元。我們急步走過，低聲談起這些夾公仔機舖和加盟店，背後其實是一門在內地兜售香港移民簽證的生意。每一台夾公仔機，每一間奶茶店，索價十萬左右，都代表一個廉價的新移民。

他顯然對這話題沒甚麼興趣，一個曾經那麼喜愛元朗的人，對眼前一切都很冷淡。我看着他額上斜斜的疤痕，說，不如走吧，到新元朗那邊看看。我想帶他去個好地方。他說好。

從元朗開車，差不多要五十分鐘才到人工島上的新元朗。車駛進新元朗時，他看着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感覺像兜了個大圈，然後回到原本的地方。」他說。我們再回去同一個地方，以前我們辦過讀書會的書店，連店都沒有，是一個迷你的滾軸溜冰場。

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元朗人，但其實元朗每一個地方他都認得，只不過這裏將新的舊的拼砌在一起，年代錯亂，不倫不類。習慣了就沒所謂，錯亂的年代，在這裏反而是它最政治正確的樣貌。我隔着車窗，望向空無一人的滾軸溜冰場。「新的和舊的，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他想了片刻，說：「並不一定有選擇，就會選到一個好的。」然後笑着補充一句：「我不是想說政治話題。」

我點點頭：「但不好的選擇，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離開新元朗市居，往西面再駛五分鐘，其實就是海邊。人工島的最西端。元朗居然可以看到海，讓他不禁失笑，嘖嘖稱奇。「這個島上的元朗是假的，海卻是真的，不是佈景板，你可以一直游到去澳門。」

除了我們以外，原來都有一些年輕情侶來看海，也有幾個蹲在海邊的人在釣魚。他見我對這一帶很熟悉，問道：「你也常來釣魚了？」

「我爸確實是個釣魚高手，不過我來不及學了。」我說，「我就看看海，看着看着，可是也好像沒有成為海明威。」

海邊忽然傳來一陣歡呼聲，我們放眼望去，原來是兩個在釣魚的少年，似乎是釣到甚麼好西了，聽得出他們很興奮，是誰釣到呢？這問題好像也不重要了。啊，這海邊應該不會釣到烏頭魚吧。當然也是另一個不重要的問題。我想着，然後跟他說，「如果我像他們那麼年輕時，就認識到一個這樣的朋友，那我往後的人生可能會很不一樣。」「應該曾經存在過這樣的人，只不過那時候的你可能不會把他當朋友。」他遙遙看着兩個少年。「都是，應該不會跟他當朋友。」人都是察覺走下坡時才會去珍惜還可以努力的空間。

「但小時候我們也談不上是朋友。」他忽然盯着我，比了個抽菸的手勢：「是甚麼時候讓你改變了主意？」

「戒了。」我答道：「你一開始也決定離開元朗到處流浪，那又是甚麼原因改變了主意？」他緩緩說：「不曉得了。元朗變了多少關我屁事，我都不是元朗人，你才是。」

我也不是，其實我已經沒資格自稱元朗人。我心裏是這樣說。好像沒多少人知道人工島上看日落是挺美麗的。

新紅樓閣那個「新」字是我加上的，顧名思義，就是在新元朗、開在以前元朗紅樓閣的位置。是同一個位置，但其實又不是同一個地方。新紅樓閣還是掛着以前紅樓閣的霓虹牌匾，但也不是以前那一塊牌匾了。雖然有種時光倒流三十年的感覺，不過是錯覺，它其實是立體打印一比一重新復刻，並不是真正的霓虹燈牌。趁着還未上菜，我把紅樓閣本來那塊舊牌匾的事情告訴他。我一直以為紅樓閣結業後，牌匾已被敲爛送去堆填。後來無意中發現它被保留下來，還搬進西九的當代美術館，如同歷史文物般被寫進史冊。他笑着說，像被閹了去做標本。

我們吃得不多，只叫了半隻炸子雞，一條檸檬烏頭，兩碗飯。我把雞髀夾到他碗裏，紅樓閣最好吃就是炸子雞，現在新不如舊，已經差了很多，只能將就。當初新元朗剛啟用不久，政府承諾只限「元居民」移居，五十年不變，但後來人工島政策有變，政府放寬規定，就算不是元朗人，曾在元朗住過或者就業，都可以申請在新元朗置業，業權轉讓的漏洞愈來愈多，新元朗亦逐漸跟以前的元朗沒分別，但即使本末倒置，總不能再來一次光復新元朗吧。或者，到新元朗舊了之後，政府又會有另一個新元朗計劃。元朗永遠都是一個新市鎮計劃，一開始是，未來也是。

對許多「元居民」來說，如不打算在人工島終老，盡早賣樓套現比較實際。所以我不再是元朗人，也不是新元朗人了。當初我在新元朗買下了阿爺曾經在擊壤路住過的唐樓單位，始終不捨得放租。阿爺留給老太婆的私竇，如今也成為我在新元朗的私竇。有時我會周末回來半天，看看書，看看電影。房子裏沒有網絡，有種與世隔絕的安靜。我把門匙交到他手上，不是租給他，純粹讓他住下來。

「要不要一起看部電影？」我問。

「好啊。」他淡淡說。

我從雪櫃拿出兩罐啤酒，然後帶他看看我房間。這十年，所有在香港上映過，或者上映不了的電影，我都買了碟，而且按年份整齊擺放，好讓他一年一年把這些時間追回來。

「把這裏的電影全部看完，應該要花不少時間。」他說。

「我們又不趕時間，其他東西就沒有了，時間多的是。」我看看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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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將四十，尚未成家立室的我，內心確是有點中年危機。沒多久，我心血來潮買了一張單程機票，準備起行環遊世界。出發前夕，我猛然意識到自己在元朗已經沒甚麼熟人了。不是再沒聯絡，就是移了民、過了身，而且這年頭承認自己是元居民，很容易就會被人覺得你的背景不簡單，搬了出去的人，多少都會跟元朗劃清界線。

新舊元朗交接過後，同樣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新元朗重新修復了元朗舊日的樣貌，但很快就被元居民質疑是「換皮」工程，像那些所謂的舊酒樓、舊商舖，背後都是同一批中資財團在經營。至於舊元朗，這幾年亦已變成完全不一樣的新面貌，上一個型號的輕鐵已停駛，老舖相繼倒閉，新商場卻廉價地重新裝修，漆上新的外牆，換個造作的時麾名字就成為了新地標。為了將這些翻新的商場連接起來，大馬路上有些舊天橋被強行拆斷，然後像接肢一樣加建了駁進商場的新橋樑，彷彿是個整容失敗、欲蓋彌彰的怪物。街上多了刺眼的LED燈，餐廳食肆也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些名字。事實上，住在元朗的人亦早已不是我們這些元居民。

還有甚麼熟人仍然待在元朗呢？我忽然想起阿鑫。於是發了個短訊給阿鑫，問他明天要不要上班？不到兩分鐘就收到語音信息。「年中無休，老闆幾點過來？」阿鑫的廣東話比從前流利多了。

「明天晚上吧，逗號，不如九點。」我捧着手機說。「好，等你過來。」他說。相識十幾年，阿鑫總是稱呼我作老闆。其實我從來沒真真正正做過老闆。

如今的元朗合益路，已被南亞幫霸佔，街道上到處都是他們的外賣「車隊」在等訂單。合益路與又新街交界的銀湖芬蘭浴，卻還是十年如一日那麼殘舊昏暗，甫進門就能聞到濃郁的菸味，裏面的每塊玻璃和瓷磚，好像都可以刮出一層焦油。前檯與浴池之間的走廊盡頭，有一個長期上鎖的房間，客人止步，但有一次剛好碰到房門打開了，我瞥見裏面玄關供奉着一座金關公。

元朗雖分新舊，但新元朗沒有銀湖芬蘭浴，原本的元朗才有。在新元朗合益路與又新街交界的同一位置，被復刻了的「地標」是銀湖芬蘭浴的前身，很久以前不獲續牌而結業的噴泉大酒樓。沒想到自己有生之年都會懷念起銀湖這間老牌「大場」。

沒多久阿鑫就回來了，他隔着桑拿房的玻璃門跟我揮手打招呼，穿一件比這裏還要污糟的黃色工衣。阿鑫從工衣的衫袋裏遞了根菸給我：「老闆好久沒來了，最近忙甚麼？」「閒着，準備去一趟旅行。」阿鑫像平常一樣帶我到隔壁擦背和按摩，十幾年了，他總記得我脊骨側彎，右邊寒背，他推背的手勢還是那麼好。阿鑫有個私伙的藍牙喇叭，問我要不要播些音樂。是我沒聽過的大陸歌手，阿鑫說最近在大陸好紅。

我和阿鑫是在寶勒巷老麥旁的桑拿場認識，也就是我常在尖沙咀出沒，跟幾個朋友想拍電影不成，卻開了間詐騙公司的日子。那時候，我常喝酒頭暈、腰背痠痛，阿琴上鐘的時候當然不會認真跟客人按摩，最多就是搔搔癢、掏掏耳朵。她說阿鑫是整個桑拿場的按摩技師之中最好，許多小姐都會排隊找阿鑫按摩，說他手勢好力度足，而且為人規矩，按摩時不會乘機對小姐摸手摸腳。在桑拿場做按摩、修腳皮和擦背都是些下等工作，但阿鑫任勞任怨，從不偷鐘，我每次都會多付一點小費。後來我很少再去尖沙咀了，那幾年大家都習慣北上深圳消費按摩，寶勒巷一帶的桑拿場亦留不住舊客，很難經營下去，上面大把世界，誰會留在香港這彈丸之地呢？我擺平官司之後去了台灣，美其名是讀書進修，阿鑫則過檔到旺角著名「大場」龍濤閣。我去龍濤閣找過他兩三遍，那時我已回來，是個剛入職的報館編輯，他還是繼續叫我老闆，每一次都會推介兩三個紅牌技師，提前跟我預約，把我當是熟人。

龍濤閣搬遷之後，阿鑫被遣散，輾轉待過旺角和佐敦幾間小型骨場，但江河日下，他說客人少，他們這些拿底薪的都是靠小費過活，實在待不下去，後來有其他按摩技師介紹，居然就從太子銀泉去了元朗銀湖。雖然裝潢比不上龍濤閣和寶勒巷那些桑拿場，但銀湖好歹是老字號，出入熟客都是有頭有臉的江湖大哥，小費賺得不少。

阿鑫之所以叫阿鑫，是因為五行欠金，所以名字有三個「金」。跟阿鑫一見如故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外婆的乳名也叫阿鑫。不過從來只有我那暴躁的外公會這樣叫她。外婆命裏帶金，難怪在他們恩愛的年代裏外公頗有財運。阿鑫卻是個慳儉的人，他衫袋裏有兩包菸，自己只抽便宜的，見到熟客就會請他們抽萬寶路。我以前有問過阿鑫，做了十幾年按摩技師，不想轉行嗎？他說做生不如做熟。

阿鑫一邊擦背，我一邊跟他寒暄幾句，詢問近況，「在元朗混熟了沒有？」「未啊，我來來去去都是上班、回家睡覺，去街市。其他地方都沒怎麼去過。」阿鑫不但去了元朗做按摩，幾年前還搬到元朗。世事就是那麼奇妙，原本住在元朗的人都拿着政府津貼搬到新元朗，阿鑫這個來自湖南的人（還是河南呢）反而搬到元朗，做了新元朗人。他在鄉下相親結了婚，前幾年將聚少離多的妻子接到元朗一起生活，還生了個女兒，每天早上都跨區到深圳上學。「老闆有沒有預約哪位紅牌？沒有的話，我替你安排吧，最近來上班的幾個妹妹，聽說不錯。」

這裏的技師，通常都是七日鮮。我笑說：「聽說你這是老人場，哪有妹妹？」「有啊，疫情之後競爭大，九○後、○○後都有，而且服務貼心的。」
「那樣子身材怎樣說？」「就每個人審美觀不同囉。」「挺會說話。不過今天沒甚麼心情，找你按摩打發一下時間。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請你。」「好呀。」阿鑫在我背上殷勤的拍了兩下。

風光不再的銀湖，今日大部分客人都是來吃「快餐」，已經很少人會花錢泡浴池和擦背，阿鑫一般也是坐着發呆，空閒得很，但上班時間不能去太遠，所以我們就去了銀湖轉角的快活谷。過去十年，元朗有多多少少餐廳酒樓結業，祖凡尼倒了，許留山倒了，松記也倒了，偏偏快活谷這間名不經傳的兜踎快餐店仍然健在。我也不記得上一次去快活谷是甚麼時候了，可能是中學。

快活谷的菸味跟銀湖一脈相承，同樣可以在這裏的桌椅上刮出一層焦油。店裏也同樣有座小關公。除此之外，快活谷就是一間平平無奇的快餐店，我們叫了兩個碟頭飯，阿鑫常來這裏，說咖喱牛腩飯最好吃，我不是太餓，記得快活谷以前最出名是豬潤麵，豬潤是有煎過的，算是快餐之中的細貨。但我這幾年已戒三高食物，不吃內臟了，便點了一份茄汁豬扒炒公仔麵。坦白說，快活谷的碟頭飯好極有譜，但平平無奇都有平平無奇的好，起碼醬汁是用麵撈煮出來的，不是把一袋一袋食材翻熱就上碟的預製餐。

阿鑫忽然說：「對面的舊商場好像剛翻新了，我老婆想去那裏的室內滑雪場。」「你說交通廣場？」「啊……以前叫甚麼名字就不曉得了。」「也是。」我虛應兩聲，沒再說下去。阿鑫閒話家常，說起老婆不會說廣東話，他們有想過在深圳買房子，四十多萬人民幣即刻上車，價錢是香港十分之一，又方便女兒上學。但阿鑫還是覺得元朗好。我問阿鑫，有沒有想過回鄉下買房子。「我鄉下窮得很，家徒四壁，回去幹嘛？」吃完宵夜，我們在外面抽了根萬寶路，他就回去繼續上班了。

好景不常，舊元朗愈見死氣沉寂，銀湖沒多久就結業交吉，翌年終於有人接手，將原址改建成一間護老院。阿鑫仍然每逢新年都會發短訊給我，不外乎是那些喜氣洋洋的祝賀說話，以及很老土的賀圖，但我都會打開看一看。他告訴我，如今在元朗另一間泰式按摩店上班，地址就是以前的紅樓閣附近，叫我有空過去按摩。從老牌大場淪落到這樣的野雞店，但他好像還是滿不在乎的樣子。

順帶一提，新一屆政府積極討論新元朗和新黃大仙之後，人工島第三座新市鎮的方案。聽聞我苦役打滾多年，一直交通擠塞問題嚴重的觀塘呼聲最高。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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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說是全香港最大的麥當勞，然而，若每個老麥的食客心目中都有一間總店，我的總店，就是位於大馬路上樓高三層，大到像間戲院的這一間。在我出生不久，麥當勞便買下當時這幢剛落成的貿易大廈，把它改建成一整幢的超級快餐店。這幢老麥的三樓有個兒童天地，貼着迷幻叢林的牆紙，還有一棵人形樹，像個孩子王的寶座一樣。小學時，班上便有同學在這裏辦過一場生日會。我羨慕到不得了，一直嚷着要在麥當勞開生日會，但打從十歲開始，我生日就是我爺死忌。

想當然，人工島上利用AI復刻的新元朗藍圖，同樣都有這幢大馬路老麥。然而，新元朗剛啟用不久，適逢全球經濟不景，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香港頓時陷入一片蕭條，舊元朗人去樓空，大馬路上兩旁只剩下空舖或夾公仔機舖。麥當勞總公司宣布重整香港業務、賣出旗下物業的消息，起初大家都以為是網上假新聞，直至有天發現大馬路老麥已被白色圍板封住，那才證實他們首批賣出的物業便包括了這幢元朗地標。還貼上告示，說在新元朗大馬路繼續服務元朗街坊。

這是我好不容易戒了麥當勞的第三、還是第四年吧。每一年的生日前後，我都會選定一件事情來戒。於是戒了菸。戒了看鹹片。戒了麥當勞。甚至戒了網購。只是一直戒不了酒。

因為在辦公室喝酒收過人事部的幾次口頭警告，後來我學乖了，會做一點掩飾，常備一瓶津路烏龍茶，其實裏面是溝了半瓶約翰走路。筆電旁邊放一杯麥當勞黑咖啡的話，不用問了，裏面也多數是甚麼雜牌威士忌。

離開報館之後，我同時在幾個地方「掛牌」供稿，叫編輯好，特約記者好，專欄作家甚麼都好，派頭不重要，就是沒有再用筆名發表小說，改為用本名或是幾個掩人耳目的筆名，有稿酬的活，都寫。高峰期我一天要交三篇稿，起牀沖咖啡，交第一篇，午飯之後第二篇，第三篇看情況，有時天黑前要交，有時去做訪問，宵夜後趕着交。想不到要吃甚麼的時候，就吃老麥。印象中，我可以連續幾天，一天連續三餐都吃麥當勞。

同事問我，有沒有那麼喜歡吃麥當勞，上司甚至擔心我的健康。我說慳錢嘛。其實我不是那麼窮，純粹是沒甚麼多餘時間，也不想花時間去想工作以外的事情。想吃甚麼和想寫甚麼，都很花氣力，我甚至沒想寫甚麼，我只是寫。我實踐志願成為了一個以寫小說掙錢過活的人，只不過並不是以我最初想像的姿態實現。他們說我寫得很好，不同報刊雜誌的主編都喜歡我，連受訪者、經理人也喜歡我，甚至開始有人指名想我去寫訪問。所謂訪問，所謂記者與報道，不過就是負責寫一個又一個受訪者和讀者喜歡看的故事。經常帶備一些罐頭問題便萬無一失，面對過甚麼挑戰，有甚麼艱難，初衷是甚麼，遺憾又是甚麼。我不在意他們到底怎樣回答，反正他們都是表演。

而他們都已經很久，甚至從來未逼過地鐵，沒有追過巴士，無需要為交租搬屋煩惱，他們的煩惱和困難，總是用來襯托成功的。出於熟練的寫作技能，我並不會提到他們身邊有兩個助手，有貼身保鑣，凡事都有健身教練和營養師，以及律師團隊。他們住豪宅，開進口跑車，衣食無憂。當我在鴻圖道通宵達旦趕稿，寫着這些訪問的時候，我的疲倦、苦悶和失敗，卻沒甚麼值得跟人說。我只想安靜在麥當勞吃到撐破肚子。

廿歲的時候以為賺錢很容易，三十歲才明白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賺錢生活，最大考驗是你會開始討厭那件事情。但其實，我並沒有特別討厭寫作，因為我雖然一直做着關於寫作的事情，然而那些事情一點兒也談不上是寫作。

為了證明甚麼呢？證明自己能夠用寫作賺錢，證明自己不用投機取巧也能好好過活，證明阿亮不在身邊的時候，我還能繼續寫作。別人需要靈感才能寫作，我不用。我以為自己繼續寫作，其實不是。我只是寫得多，又寫得快。我只是機器人。會寫作的機器。常打趣說，我白天寫，晚上也寫，比幽靈寫手還要像個幽靈，比AI更像AI。甚麼寫作貴乎真誠，但沒人在乎你那些真誠的寫作，只有不寫作的時候，我最真誠。

當時我在市區租了一個小公寓的單位，一房一廳。已經有一段時間沒回去元朗了。公寓大堂有個頭髮灰白的阿姨，我每晚都會見她一面。

以我估計，她可能家裏有些情況，所以每天晚上都不可以，或者不想待在家裏，無處可去，就把公寓大堂當成自己家裏客廳一樣，她總是拿着一個大布袋，有充電器，有零食，有時捧着手機看電視劇，有時聽經典老歌，或者聽粵曲，自己會走來走去，一邊聽一邊手舞足蹈跟着哼唱。

是有點奇怪，但她畢竟沒打擾別人，自得其樂，連大堂看更也沒理會她。我好奇的是，她甚麼時候才捨得回家睡覺呢？我不知道。我認得她，當然也意味着她認得我。我們一直沒有任何眼神接觸，只不過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公寓大堂與她擦身而過。

直到有一次差不多凌晨四五點，我半醉不活，翌日早上又得出門去做訪問，那才發現，阿姨正在執拾行裝，自行帶走零食、飲品垃圾。原來她大概這個時間就會回去睡覺。我猜她家裏應該有人是大早班，可能凌晨四五點就起牀出門。我們一起等升降機，感覺有點不自在。

阿姨突然說：「你看起來很累。你幾樓？」我點點頭，強裝清醒微笑。她替我按了樓層，她住幾樓呢？我不知道。她居然沒按，她好機警，戒心好重。我想着。「你晚晚都好夜才回來，你返甚麼工啊？」沒料到她會跟我聊話。我想了想，答得敷衍：「唔，我返夜班的。」答了等於無答，所以她識趣沒有追問了，只道：「有工返都好啦。」

我訪問過兩三百個名人、明星，卻很少有人像她這樣用力的看着我，問我最近在做甚麼。「你都是做一段時間而已，不是做一輩子的。」她接着說。「希望是吧。」「你到了，拜拜。」

我還是不知道她住幾樓。甚至想過，她會不會其實並不是住在這幢公寓？往後她不時跟我點點頭微笑，有時會跟我說拜拜。然而，搬出公寓那天是中午，所以我就沒遇到在夜晚相遇的阿姨了。搬走是因為我沒交稿，收到一封即日解僱的通知信。雖然這樣說起來很矛盾，我經常拖稿，但從未真的沒交稿。所以主編心裏有數，沒交，就是不想寫了。不想再寫了。不寫了。當你寫得又快又好，寫別人喜歡看的東西的時候，人人都喜歡你。你不寫，你就馬上甚麼都不是。不是甚麼傷感的事情，即日解僱，有一整個月賠償金，不用做，不用寫就有錢。我搬了回去元朗。

我想過好好戒酒，別再寫了，在元朗找間餐廳做學廚，反正那幾年都寫過不少飲食稿，餐廳主廚訪問，應該偷到師。偏偏在這時候，有一個早前在雜誌工作重遇的舊同學，她問我還記不記得以前大學中文系有個同學叫阿欣。

「阿欣？」「男的。」「啊，打排球很厲害那個。」「當然知道，他做了補習天王嘛。」「他想辦一本文藝雜誌，問你有無興趣？」阿欣的辦公室，是在旺角豪華戲院旁邊。樓下停車場有一輛打斜停泊着的麥拿侖跑車。如是者，我們主僕十年，最記得是後來我真的在麥當勞辦了一場生日會，我沒甚麼舊朋友了，都是邀請一些傳媒熟人，還有阿欣跟他旗下的補習團隊。每個來賓都比麥當勞的氣氛小姐年長，她以為一定是我們之中誰的孩子生日要辦生日會。我說，是我生日。氣氛小姐尷尬而不失禮貌地微笑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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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寄宿學校的員工說校方有規定，有餡料的月餅需要切開檢查，然後才能送進去，可能是怕月餅裏面夾着甚麼字條或者違禁品。早知道就買純蓮蓉的好了。跟阿亮說起這件事，他笑我多餘，他從小都不喜歡吃月餅，我說，「物輕情義重，人恒愛奇香呀。」「你知不知道一顆月餅裏面全是糖和豬油。」「我知，肥過吃一噸飯呀嘛。」我們相視而笑。其實我又何嘗喜歡呢？倒也不是，印象中以前我是很喜歡吃月餅的。

阿爺在生的時候，每逢中秋節都會把元朗叫得出名字的餅家做的月餅放滿一檯，其實每一間餅廠的月餅，就算用的是同一個餅模，用料、油分、色澤、餅皮厚薄，年年水準都有落差，阿爺是老行家當然一吃就知，我就從來吃不出有甚麼分別，但不懂裝懂，也學着阿爺和二伯父，把每間56餅廠每一款月餅都吃上一兩塊，單黃雙黃純蓮蓉，陳皮紅豆，合桃紅棗，除了五仁月以外甚麼都吃。

據我小時候的印象，五仁月根本是月餅中的敗類，感覺就好像在一碟西芹雞柳裏面，你以為夾起的是一塊雞柳，嚼開才發現是一整顆蒜頭那麼難受。但蒜頭可以吐在飯碗旁，五仁月不可以，阿爺最不喜歡人拎起月餅又放低，說甚麼舉手不回真君子，碰過就要吃，萬一拿上手的是五仁月都要硬着頭皮吃掉，後來我精明了，只挑有人吃過的那個月餅來吃，從切口看就知道是單黃雙黃純蓮蓉還是五仁月。

我對五仁月只有嫌棄，但阿爺對五仁月則又愛又恨。後來才明白，是因為我們自家工場的五仁月不夠別人那麼好，阿爺素有大老闆脾氣，架子不小，絕少肯認低威，但連阿爺都承認，大同的五仁月是最好的，學都學不起來。我倒不知道怎樣才是做得好的五仁月，說起來，五仁月到底用的是哪五種果仁，都有學問，譬如舊派一點是用南北杏和欖仁，食療價值較高，但入口頗為苦澀，後來為了改善口感，會轉用杏仁、南瓜仁或者開心果仁，也好像會加入金華火腿，但本身已經難吃的東西，再做得好都是難吃的東西。阿爺說五仁月是成年人才會吃的東西，我一度誤解了他的意思，以為是暗示有些成年人很偉大，把難吃的東西自己吃掉，然後把好吃的留給孩子。所以阿爺每年中秋節都會吃一小塊五仁月。大同的五仁月。

其實月餅之中，五仁月最花功夫，也最考做餅師傅的經驗，配方差一點點就搓不成形，前功盡廢。成本高、風險高，偏偏最少人喜歡，吃力不一定討好。但五仁月做不做得好，斷定了一間工場去到甚麼水平，與利潤無關，甚至與好不好吃都無關，吃的是行家的尊嚴。我出來社會打滾好幾年之後才明白這個道理。

阿爺過身之後，好一段時間的中秋節，我們還是會幾家人聚在一起吃飯，也逐漸多了冰皮月餅、流心奶黃月以及其他五花八門的餡料，後來覺得似糯米糍多過似月餅。卻反而再沒有人買五仁月了。

聽說今年二伯父從英國回來過中秋了，我爸和我媽有提前跟他們一家飲早茶，他們沒問我去不去，大概都知道我一定會說工作很忙不了了之。說着，我看得出阿亮心情不是很好，原因都不外乎是學校太熱，或是宿舍蟲虱太多，睡得很差。我轉個話題，說兩個關於月餅的笑話。「你知道Five Guys吧，原來他們都有賣月餅，你猜賣的是甚麼月餅？」「唔⋯⋯」他假裝想了幾秒鐘：「該不會是你最討厭的五仁月吧。」我尷尬笑道：「其實聽過了？」「聽過了。」

「那⋯⋯對了，說起五仁月，最近又新街那邊的大同月餅翻新了舖面。」大同的元朗老店重新裝修過，似乎都乘着懷舊風潮，略嫌浮誇地復刻了創業初期的字樣。然而，遠看不似寫着大同月餅，「看起來比較像大同『肉餅』，哈哈。」我乾笑了幾聲，發現他沒甚麼反應，就不再說下去了。但我是真有吃過月餅做的肉餅。報館是傳統行業，每逢中秋節都會派月餅，每個員工都有，習俗延續了幾十年，但時至今日，絕大部分同事都不吃月餅，會捐獻出來。送了出去的月餅，當然不會收回，就成為樓下員工餐廳的季節性食材。

因此，中秋節過後的一個禮拜，報館餐廳會出現許多特色月餅菜，譬如月餅炒芥蘭、月餅粒蒸糯米飯、月餅蒸鯇魚，還出現過月餅梅菜蒸肉餅。由於報館送的月餅，都會用自己的餅模，在月餅上刻着報館嘜頭。同事笑言，一定是廚房驚切開嘜頭會被解僱，於是他們會打橫片開月餅，一層一層像千層麵般，因此，就算蒸成肉餅，還是清晰見到月餅上的嘜頭。從台灣回香港後，我在報館一待就是好幾年，當然都有吃過一兩道菜。

說到這裏，阿亮終於忍不住笑了：「聽起來還糟糕過寄宿學校的伙食。」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說：「還是台灣好，慶祝中秋節是去吃烤肉999吃到飽。」「隔了那麼多年都還記得。」「但為甚麼台灣中秋節會去吃烤肉？」他笑著問，「倒不知道那間店還在不在？」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一樣999吃到嘔，肯定已經做不住。」我說，「改天去吧。」「你請？」「我請。」

見完阿亮，晚上回家一趟吃團年飯。我媽很重視這一天，差不多在一個月前就已經問我哪天回來吃飯，幾點開飯。白切雞、蒸魚和魚湯以外，我發現我媽居然買了兩盒月餅。我說：「想吃月餅用不着自己花錢買吧，我公司多的是，擺到過期。」然後望了我爸一眼，「而且家裏也無人吃，爸又糖尿病。」

「我們不吃而已，買來拜神呀嘛。」我媽答得理直氣壯，阿彌陀佛。其實我都忘記了外婆生前幾喜歡吃純正白蓮蓉。但問題來了，拜完仙人的月餅到底去了哪裏？我不吃，我爸吃不得，別以為我媽會包底吃掉那些拜神月餅，她也是不吃月餅派，以前跟阿爺吃飯都是對切再對切，只吃十六份一格月餅給個意思。

中秋過後，來自合作伙伴、時裝品牌、廣告公司還有一些政府藝術部門送來的精裝月餅，疊到天花板那麼高。月餅是蟹貨，沒有同事想吃，連拿回家裏，或者拿去拍賣網放售的意欲都沒有。趁未過期，不如捐了這些月餅吧。「捐去哪裏？」「深水埗派飯給露宿者那些？」不過同事打電話問了幾間，又問過惜食機構，他們都說，這幾天收回來的月餅多到過期都派不完，而且低收入露宿者也一樣不吃月餅，他們怕拿了月餅就不派飯，情願他們派燒味飯。

我媽以為我平常很忙，其實不是。女友搬走之後，家裏突然空了一半。我買了張機票一個人去台北，租了台摩托車，一直騎到北投，再找不回很多年前999讓阿亮吃到嘔的烤肉店。然後我騎到基隆，經過海邊時，想起一首詞。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有一年我們在元朗辦讀書會，我說他是陶淵明，他笑我是嵇康柳永之流。都好啊，把青春浮名換作淺斟低唱。

人長大了就是開始會有懷舊這個壞習慣，所以有時都會想起那已經再不會不小心吃到的五仁月。但是呢，人長大了之後還是沒甚麼長進，都沒因為年歲的增加而喜歡吃五仁月，這幾年我已經連月餅都不會吃了。也似乎無法成為小時候因為美麗的誤會而想像過的，那種偉大的成年人。夜深了，便找個人不多的地方一個人吃烤肉。只知道無論甚麼時候，烤肉都好吃。開心的時候，難過的時候，熱鬧的時候疲倦的時候，烤肉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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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錢財事小，房租根本不算一回事，如今想來，原來那是我們關係最緊密的最美好的年代。那年，我們常待在家裏一邊看侯孝賢的電影，我比較喜歡楊德昌，說着說着，便從侯孝賢與楊德昌，轉而談到元朗同城打吡的事情，幾乎爭論到天光。我想說的是，人所皆知恆香老婆餅遠近馳名，就連它們的月餅、皮蛋酥和臘腸，都可能是全香港最好，唯獨蛋卷不是。阿亮畢竟是在沙田瀝源邨長大，他跟他父母本身都不是元朗人，所以無論如何打死都不相信「在真香蛋卷面前，恆香算甚麼」這句豪言。

台灣每年每個縣市都會巧立名目舉辦一些牛肉麵或者鳳梨酥打吡大賽，勝出的店家甚至會貼出廣告大肆宣傳。可惜元朗開埠幾十年來都沒有蛋卷打吡。事實上，翻查創業以來的廣告文案，那麼老字號的恆香老餅家，都從來只敢認自己的老婆餅是元朗第一，蛋卷呢？他們不敢。因為元朗有真香。真香在元朗只有一間門市，就藏在大馬路的一條窄巷裏，但是它不像恆香有一個人人都看到的大招牌，如果你不是土生土長的元朗人，幾乎是無法憑口述告訴你在哪裏可以買到真香。以前只記住，見到屈臣氏拐進巷子裏就是了，後來屈臣氏臣氏拐進巷子裏就是了，後來屈臣氏 都不在了，真香還在。真香的店面其實比一間街頭小食店還要小，甚至小 過停車場一個車位，但只要你有吃過真香的蛋卷，或是混了椰絲的鳳凰卷，你就知道恆香和其他廠牌的蛋卷都不過只是便利店裏的急凍即食貨色。真香蛋卷全人手製作，結實而香脆，鳳凰卷更是用料十足，只此一家，與其他連鎖品牌的鳳凰卷有着泥之別。如果你未吃過真香鳳凰卷，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甚麼叫鳳凰卷。但偏偏真香從來不做宣傳，那塊隨便綑在燈柱上的紅色木板招牌，以及蛋卷罐上的藍色招紙，數十年如一日，完全不為一切時間與擺盪所動搖。

最初讓我知道真香鳳凰卷冠絕元朗的人，不問可知，當然是我那個靠做月餅起家，嘴饞到不得了的阿爺。同行如敵國，阿爺從來不碰其他行家的餅，惟有真香例外，記得阿爺家裏總是放着幾罐真香鳳凰卷。真香沒做月餅，阿爺的工場也不做鳳凰卷。但阿爺喜歡一邊在家裏泡茶，一邊吃兩塊鳳凰卷。隨着人工島正式啟用，新元朗作為第一試點城市也「通車」，阿爺生前最愛上的茶樓紅樓閣亦重新開業。過了一陣子，老太婆便託秘書捎來短訊，約我周末到新紅樓閣飲茶。

老太婆就是那個穿紅色高跟鞋在阿爺葬禮出現過的女人，阿爺年輕時的情婦，我幾歲大的時候就見過她了。老太婆自然不是純粹約我飲茶那麼簡單，她搭着我的手，把舊居鑰匙交給我的時候，面色比起對上一次在西九海濱見面時親切和藹得多了。阿爺的風流帳，想不到有朝一日由我這個小少爺來善後。

老太婆和阿爺位於擊壤路的舊居，其實就在我常一個人去飲夜茶的地方附近，不過面目全非，今日那裏已是色情架步，幾乎每層都是一樓一。舊居在四樓，原來阿爺過身後一 直丟空，老太婆叫我幫忙張羅，找人修葺整理一下，換些新電器和冷氣機，弄好了她才上來。

三個月後，老太婆和秘書便約我在元朗見面。那時候，應該叫舊元朗了。我像地產經紀一樣帶着她們越過色情架步，上去看看翻新過的舊居。 老太婆不置可否的點點頭，直至見到飯桌上有一盒真香鳳凰卷。她以為是場景道具。

新元朗只有恆香，沒有真香。是我特意一大早坐車回來巷子裏買的。老太婆叫秘書去泡茶，吃了兩塊真香鳳凰卷。會吃兩塊就代表味道跟以前一樣了吧，然後她問我在搬到新元朗住得慣不慣。「還是同一個元朗，不會不習慣。」我聳聳肩說：「現在還可以 常去同樂戲院看電影。」

「我跟你阿爺，以前也一起去過同樂看戲。」老太婆淡淡一笑，叫我和秘書也吃兩塊鳳凰卷。「裝修費花了多少，你跟阿姍說，她會處理。別跟我開天殺價。」「那當然不會。」「我在這裏坐坐，想看看書。」然後老太婆跟那個叫阿姍的秘書說：「天黑回來接我。」 「我有很努力在收集，欸你不懂的了。」據說是因為大陸沒開放網絡地圖功能，所以都玩不到，惟有到香港 和澳門，或者出國旅行才玩到，所以我玩了兩三個禮拜就刪掉的手遊，對她來說卻特別珍貴。「你們以前叫寵物小精靈吧。」她說。

阿姍看不慣那些一樓一，離開舊居，她不想跟我一起走，轉眼便已經衝到樓下抽菸。她抽的菸是炫赫門。 好像這幾年在大陸特別紅，我當然沒有抽過。「你不抽菸？」她問。「戒了菸。」我笑着說，「戒了買菸。香港菸稅很貴呀。」「我就知道。」她冷冷答道，「你看着就是種嫖賭飲吹都做盡的人。」「這幾年從良了。」說着便從她手上接過一根菸。

「是玩膩了吧。」她說。她畢竟很年輕，抽菸的手勢不像阿琴純熟，阿琴是老司機，她不是。也看得出只是打菸炮。阿姍是挺標準的中產女孩， 她很瘦、很白，有定期修甲，化的是韓妝，戴卡地亞的錶、吉米周的高跟鞋，她的手提包、白襯衫、太陽眼鏡，都是標準的名牌行頭。是她開車載老太婆來元朗的，剛才已經見過， 一輛銀白色的特斯拉，我只有喝完酒回家叫Uber的時候坐過。

「兩年了吧。」她忽然說。但我知 道她想說甚麼。我拿出手機，假裝隨便拍拍擊壤路附近的風景。「不，已經快三年了。」「我看了新聞，那麼亂， 元朗那天亂得像恐怖襲擊一樣，你在吧？真可怕。」她說。「都這年頭了， 別相信，也別看太多新聞。」我笑着答道。「奇怪，你以前不是做報館嗎？」 「沒做很久了，都是以前的事。」「也 是，你現在是藝文雜誌主編，名堂好聽多了。」阿姍擠熄了菸，踢着高跟鞋走到旁邊丟進垃圾桶，轉頭卻見她忽然衝出馬路，跑到另一邊，原來是開了手機遊戲在抓寵物小精靈。

「我有很努力在收集，欸你不懂的了。」據說是因為大陸沒開放網絡地圖功能，所以都玩不到，惟有到香港和澳門，或者出國旅行才玩到，所以我玩了兩三個禮拜就刪掉的手遊，對她來說卻特別珍貴。「你們以前叫寵物小精靈吧。」她說。

「你習慣叫口袋怪獸？」我笑問。 她瞇着眼睛，比中指：「那是台灣。我們叫神奇寶貝。」「反正現在都統一叫寶可夢了吧。」我說完才發現，這句話好像政治意識形態太重。

「寶你妹，神奇寶貝是官方譯名。」「你以前有聽過那個上太空抓夢夢的傳聞嗎？」「抓甚麼夢夢？」「啊，夢夢即是夢幻。」「我知道。我問甚麼是上太空抓夢夢？」正要聊起上太空抓夢夢這個都市傳說，忽然下起大雨。 還好車就停在附近，我們在車裏喝着咖啡，甚麼地方都去不了，卻還有好一陣才到黃昏，感覺有點尷尬。阿姍隨機播了幾首歌，其中有一首是李志的。讓我有點意外。

「還有件事。」她佯裝忽然想起， 問道：「下個周末有空？」「約我？」 「不是我，是契媽想你跟着去廣州一趟。」她淡然答道：「有個灣區文化研討會，連開兩天，你是文藝雜誌主編嘛，實際上我看沒甚麼真的作為，但名字聽着是挺有用的。契媽讓我幫你安排一個位，去簽個名。」她扼要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行程，只知道有些區議員和文化機構都會派員出席。我維維諾諾的點了點頭。然後換了個話題：「我以前也很喜歡李志的歌，不曉得他現在去哪裏了。」「我也不曉得。」「那你有去過南京嗎？」她忽然很認真的看着我，「你知道嘛，李志可不是真正的南京人。本小姐才是。」 我不好意思跟她四目交接，便一直盯着她眼角那小小的痣。

老太婆待我不薄，作為裝修舊居的報酬，她給了我一些好差事，同年特斯拉股價飛升，驅使我在人工島上買了個單位，成為新元朗的第一代業主。也知恩圖報，買了一台特斯拉。 新元朗沒有真香，但真香是八十年老店，也就是說，那個位置從一開始就已經是真香。以為AI會隨便植入一間便利店，或者懷舊冰室。但AI沒有作弊，沒有的意思就是沒有，沒有真香的那條巷子裏，像是甚麼都沒有，但 那空白的牆壁像是一片圖層，裏面居然是一個空白的方塊，一個沒有但是存在的空間。我沒告訴過任何人，這是我在新元朗發現的第一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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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還未去過台灣，我父母也沒去過台灣。但元朗突然多了一間聲稱專賣台灣麵的餐廳，還是吸引了他們的好奇。記得在最初開業的時候，「台灣麵」的菜單上只有兩項，不是台灣牛肉麵，就是台灣排骨麵。台灣的椒鹽排骨跟香港的排骨是完全兩種概念，台灣紅燒牛肉也其實是香港的牛腱，但無論哪一款都很難吃，麵也是我不特別喜歡的四川擔擔麵。當然，與揚州炒飯和瑞士雞翼同一道理，台灣牛肉麵不一定真的就是台灣的牛肉麵。那時候又怎會想到大學畢業之後，輾轉幾年我真的會去台灣唸書、生活了好一陣子。還交了一個在我家樓下便利店打工的女朋友。阿芝便一直很好奇，到底元朗的台灣牛肉麵是怎樣的牛肉麵。我們常在萊爾富旁邊的小麵店打發時間。吃得多了，我也逐漸忘記了元朗的那間「台灣麵」到底是怎樣的牛肉麵。

第一次去台灣，其實是大學暑假三年級的交流團。通常都是兩個學生分配一間房間，不過我就跟我的指導教授阿朱同房。許多年後我才赫然想到，那年他不介意跟一個廿歲出頭的學生同房，實在是個好老師。我還有點恃熟賣熟，問他要不要一起去泡過三溫暖。他想了半天才鄭重的拒絕我。交流團的行程相當無聊，不過只限白天，晚上通常都是自由活動時間，我漫無目的從西門町一直走到凱達格蘭大道，沒甚麼原因，純粹是去拍拍照，然後走到小南門，在便利店買了兩罐台灣啤酒，再到旁邊的麵店點了一碗牛肉麵和皮蛋豆腐。許多年後當我來到台灣生活，我也經常跟剛剛下班的阿芝在麵店吃牛肉麵和皮蛋豆腐。她吃不多，許多時候都是看着我吃。她問過我幾次，畢業之後是不是就會回去香港，我沒回答，後來她沒有再問。

從凱達格蘭大道回到西門町的酒店，阿朱已經熟睡，被我吵醒朦朦朧朧問了一句，泡完三溫暖了？沒有做壞事吧，那麼早就回來應該沒有吧。太陽花那年，當我騎着摩托車，載了一個香港來的朋友到凱達格蘭大道，我想起阿朱。在我畢業之後沒幾年，他敵不過學院裏的派系鬥爭，毅然辭官歸故里，離開了大學。從此下落不明。

一直去到某年七月，那天中午毒熱，元朗煙霧瀰漫，大馬路上人頭湧湧，輕鐵停駛，路軌都擠滿了人，吶喊聲中我見到一個有幾分像是阿朱的中年男子。已經許多年沒有聯絡的阿芝，那天也突然發了個臉書短訊給我。「你在元朗吧？要小心一點。」我想了片刻，回了一個大拇指。看她臉書，原來已經做了媽媽，有一個幾歲的女兒。大馬路上訊號不好，手機也快沒電了，所以我沒多看。

我對阿芝是一見鍾情的，沒多久，阿芝退了中和那邊的房子，搬到萊爾富樓上跟我一起同居，還騙爸爸說是跟補習班上的同學一起租房子，好像交往不久便學壞了，我的錯。
跟我完全不一樣，阿芝是個挺孝順的女兒，她母親在她小學的時候出了意外，從此跟爸爸相依為命，她爸爸也一直沒有再婚。阿芝在便利店很少例假，店長允許她把假期存起來，然後每隔幾個月回家一趟，到台南跟爸爸團聚。阿芝重考了兩年台大醫學院都不成功，但她脾氣硬，情願搬到台北一邊打工賺錢報補習班，再考一趟，我懂她心裏在想甚麼，因為有時候她一邊在家裏唸書就會一邊哭。在長途巴士的時候，她喜歡拿我的iPod聽我喜歡聽的廣東歌，然後分一半耳機給我。

我瞇起眼睛，見她轉着歌曲清單，對一個未命名子目錄裏的幾首歌特別有興趣。不曉得為甚麼，阿芝開始來來去去就是聽那幾首Demo歌，她在長途巴士會聽，在家裏也會聽，
連洗澡的時候都會自然哼着，我終於忍不住拜託她不要再聽了，讓我聽着難受。因為這幾首都是阿湘留下來的歌，也就是我填詞的。歌詞亂七八糟。這個從來不多話的巨蟹座女生，看着我的眼神突然間變得很複雜。「那你們後來還有聯絡嗎？」

我搖搖頭。阿芝只是哦了一聲。在我們交往的一個月後，她走遍了台北幾間誠品和茉莉書店，劈頭就問店員有沒有我的小說。我只是剛剛贏了一個文學獎，拿了些補助來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的新進作家，在這些書山書海的大型書店自然是不會找到我的作品。

「嘿，但是我買到了。」半年後，有天早上阿芝捧着包裹從萊爾富回到家裏，興奮地翻開我的綿被，笑吟吟說：「我從香港訂回來了。」她居然透過臉書找到我的出版社負責人阿昌，千里迢迢買來一本已經下架的《紙烏鴉》。「你白癡啊，我回去香港的時候帶給你就好了。」我摸着自己的書，不禁失笑。讓人懷念的處女作。「屁啦，我知道你根本都不想回香港。」阿芝瞪了我一眼，稱心滿意的說：「而且我要自己買，讓你簽名，還要寫我名字。」「我簽名又不值錢。」「不值錢也要簽，你確定知道我名字怎麼寫嗎？我的姓筆劃很多。」

沒想到她居然有認真在讀，白天不讀書，反而去讀我寫的狗屁小說，連夜晚也拿到萊爾富摸魚的時候在讀，讓我難堪得有點吃不消。幾天後，我們一如既往在樓下吃着牛肉麵的時候，我語氣有點重：「可以別在家裏看我的書嗎？」「又不是寫得不好，你不是說自己是冠軍嘛。」「我就是現在覺得寫得很不好啊。」「但書是我的，憑甚麼不讓我看？」她居
然吐了一下舌頭，啐道：「是我的自由，我偏要看，我要看你寫了甚麼，要看完整本書為止。」「哎好煩。」我再吃不下去，便丟下筷子，也丟下她在麵店裏，自己一個騎車回去學校圖書館繼續寫論文，其實一直待到凌晨半隻字都沒寫過。

回到樓下的萊爾富，阿芝在空蕩蕩的店裏當值，也好像悶得發慌。她直直的盯着我，扁嘴不說話。我到旁邊隨便拿了一盒壽司便當，付錢的時候輕輕握着她的手。「欸，你這算是性騷擾便利店員吧。」「那是很多年前寫的書了。」我打斷了她的話，如實說道：「後來在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情，我本來就想徹底離開，在這裏重新開始。」

「我知道啊，你從來都不跟我說你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從你寫過的東西去猜你呀。」「抱歉。」「猜對了吧，你就是很喜歡那個叫阿湘的女生。」阿芝忽然咬着唇說。

「沒有。」我一怔，好像是個美麗的誤會。「但那時候你還未出道，就已經把自己的作品送給她了。」「那只是因為我還未出道而已。」「是啊。」阿芝想了一想，忽然問：「那她漂亮嗎？」「漂亮。」我笑着說。

「對吧？如果是個肥宅你才不會死心塌地為她寫歌詞。」阿芝拿起筷子，把一塊三文魚狠狠塞到我嘴裏。「那你會把我也寫進小說裏嗎？別以為我看不出，裏面有幾篇小說的女主角都叫『何湘琪』，就是阿湘了吧。」「沒想到台灣便利店的壽司便當，也挺好吃。」「別岔開話題。」

但是我和阿芝的同居生活沒有維持太久，沒多久我便開始一大清早騎車到中研院打工賺錢，我出門的時候，阿芝剛好夜班結束回家睡覺。我們聚少離多，阿芝第三年還是考不上台大醫學院，她終於決定回去台南升學，跟爸爸一起生活。落榜那天，她哭得非常淒涼，於是我們一起去了趟阿里山旅行散心。

我答應過阿芝，往後有空就會到台南跟她一起待着，如果是坐高鐵的話還不到兩個小時，甚至考慮過畢業之後搬到台南跟她一起生活。雖然我終究還是欺騙了她，但當初覺得令人遺憾的事情，或者要到許久之後才發現並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媽知道我找到一份香港報館的工作，準備要回來了。她嘴裏不說，心裏應該是高興的，也可能是唯一覺得高興的人。剛在報館上班的日子相當疲倦，只有沿着吐露港歸家的深夜，我才有喘息的空間，想像着一個名叫「何美芝」的女孩發生的奇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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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元朗西巴士總站的東方飯店，簡稱東方，從名字可以推想它曾在六、七十年代顯赫一時，來到今日，就是一間專做大小巴司機及街坊生意的平價茶樓。但完全沒有貶義，基本上只要我想在元朗找個地方好好吃一頓飯，有九成時間都會想起東方。

東方對我來說有一點語帶相關，因為從台灣回流香港之後，我曾經在大埔一間同名的報館上班，每天凌晨一點送印後，報館有廠巴接送員工到旺角、粉嶺或元朗，落車地點剛好就在東方對面。以前我只吃過東方旁邊的許祥順車仔麵，不敢一個人入去東方，因為茶樓裏一般都是中年大叔和凶神惡煞的司機，這裏是他們的聚腳點。到自己都有點年紀，那就不怕了。東方幾乎廿四小時營業，宵夜直落早茶時段，午市緊接晚市，雖然有落場時間，但基本上等同廿四小時營業。

而且那時候剛入行不久，對做報館充滿熱情，吃完宵夜，就會到東方旁邊的那間報紙檔買一份剛剛疊好，比生滾粥還要新鮮熱辣的報紙。幾個鐘頭前還在電腦上改完又改的版面，就這樣已經印了出來，讓我感到非常神奇。這個會自己花錢買自己有份的報紙的習慣，大概持續了一整年。

元朗有幾間平價茶樓，每一間都有老顧客捧場，不過平心而論，東方質素最好，而且價錢實惠，廿幾年來每籠點心、盅頭飯和腸粉好像只加過一兩元。為免一時衝動點得太多，我每次都規定自己適可而止，只能叫三件單品，好吧，如果那天特別餓的話會破例多叫一件。東方的所有點心我都有吃過，由於不想吃膩，所以每一次我都會自組一個之前未想過的配搭，當然，有些單品是經常出現的，譬如沒寫在牆上菜單的魚翅餃。東方的魚翅餃雖然只是普通豬肉粉絲餡，但用料十足，熟客才懂，都會叫上一籠。

偶然會跟元朗街坊朋友來吃宵夜，卻發現一個挺有趣的現象，就是大家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喜歡吃鳳爪，譬如你只能叫兩籠點心的話，一般情況都不會選鳳爪，但如果選到第三籠，或者有幾個朋友一起的時候，大家都很自然會多叫一籠鳳爪，好像覺得就算自己不是太喜歡吃，都總有人會吃。

但我是從來不吃鳳爪的。因為吃鳳爪一定會吐出大堆鳳爪骨，元朗茶客儀態一向欠奉，普遍都會一邊啜鳳爪一邊吐骨吐得桌上到處都是，例如我那個霸道的外公就是了，他甚至會把鳳爪骨吐在地上。就算比較有儀態一點，把鳳爪骨堆在碟邊也不是太美觀，而且違反了我覺得點心就是應該一整份都可以被吃進肚裏，吃得乾乾淨淨的基本原則。所以，鳳爪以及鴨腳扎之類在本質上一向都不被我視為點心。其來有自，因為我阿爺也是從不吃鳳爪的，他覺得鳳爪沒任何食材配搭和工序處理，根本是下欄扮上菜，茶樓裏最賤的食物。

不只街坊朋友，後來我也約過一起在報館上班的某位女同事到東方飲夜茶，她剛搬到元朗沒幾年，我們總是一起坐廠巴回家。不過她吃過第一次就肚痛了，翌日還請了病假，不知道是否習慣不了平價茶樓的衛生水平。後來我跟這位女同事也就這樣不了了之，沒有任何下文。除了報館裏的日常編輯工作，那時我開始以不同筆名，到處寫一些社論和影評文章，每逢稿事不順，或者心情煩躁的時候就會去東方打發時間。

第一次去東方，當然是待在元朗泳池做救生員的朋友帶路。他這個在瀝源邨出世的沙田友，簡直比我還要像個元居民。那時候，我還沒去台灣唸書，至於他呢，父母都已經不在了，家裏一個人都沒有，我們每個禮拜都有一兩天晚上到東方飲夜茶。有時打包幾籠點心，便再到他家裏喝喝酒，看看電影。直到天亮趕在我爸媽睡醒之前才回家。是我陪他，還是我不想回家，所以他來陪我，很難說得準，後來我終於說了自己還背着幾宗涉嫌串謀詐騙的官司，需要定期提堂，而且父母還跟銀行按了房子替我還債的事情。「還沒三十歲，已經用光了家裏三十年的儲蓄。」我說。他捲了根菸，先抽了一口，然後遞給我。他家裏沒甚麼擺設，電視機旁邊是他父親的黑白遺照和另外一張全家福。其實我比較幸福，我知道。在戲院上班的時候，趁着開場與散場之間的空檔，我閒着無聊寫了幾篇小說，還是不死心打算投稿參加文學獎。他很認真看完，也給了我一些意見。

他離開元朗之後，我一個人去飲夜茶的時間比較多，但不寂寞。畢竟在東方輪班的幾個樓面阿姨都記得我。東方白天生意一般，晚上則愈夜愈熱鬧，到凌晨總是坐滿茶客。老街坊喜歡看着電視機的新聞報道品評天下大事，剛好提起有年輕人自發到元朗幾間大藥房驅趕水貨客，又在大橋街市附近臭名昭著的妓女街示威抗議，惹來警方介入。可能有些老街坊都是她們的長年恩客，愈說愈激動，有幾個人開始口沫橫飛，咒罵那些不讀書的後生走入元朗搞亂檔。我在元朗長大，也在東方飲了那麼多年夜茶，當然見怪不怪。但老街坊不懂的是，他們不是不讀書，卻可能是一窩蜂讀了太多書，太多關於理想的書，所以他們也想要重建一個他們理想的元朗，但他們的理想之中，只有他們，卻不包括真正在元朗長大、生活的人。要重建一個未曾建立過的理想社區，其實跟幾年之後政府招攬承建商及科技公司在人工島上興建一個新元朗，本質上類同。

在東方飲一晚夜茶，就會知道理想和現實的落差。東方做了四十多年元朗街坊生意，深知元朗乃是一片窮山惡水之地，熟客蠱惑招數層出不窮，譬如他們喜歡分幾次落單，或者自行到蒸爐那邊挑選點心，樓面阿姨有時就忘記在原本的點心紙上補圈，老闆娘收錢的時候都心知肚明，不過無謂得罪熟客，多數隻眼開隻眼閉。新來的樓面阿姨在面前走過時，我揚揚手說：「要多一籠雞絲粉卷。」「要落豉油嗎？」「一點點就好。」然後我望向旁邊那桌，故意大聲說：「他剛剛拿的兩籠點心還未補圈。」

穿曼聯球衣的中年大叔聽到我當眾踢爆，狠狠嘖了一聲，別過臉盯着我，剛要發爛渣的一瞬間，神情突然變得客氣起來。「欸，自己一個人來飲茶呀？」我剛才就覺得他有點眼熟了，應該是我外公的疏堂親戚之類。想不起輩份和名字了，但當年外公在嘉城擺大壽，結果擺到用煙灰缸敲穿別人頭殼，沒記錯的話，這位曼聯大叔也在案發現場。

曼聯大叔轉身想要拿走我的點心紙，豪邁笑道：「難得見到你，我請客。」我反應比較快，一手將點心紙按在桌上：「不用，哪好意思，我自己來。」他自覺沒趣，加上曼聯今晚又輸波，便自行結帳走了。那時曼聯在超級聯賽的成績已經一落千丈，與我中學時代一支獨秀的豪門聲勢相距甚遠。

疫情期間，政府嚴格要求全民自肅，禁止晚市，東方亦收爐落閘，舊式鐵閘上掛着那張「暫停營業」的紙牌，一掛就是大半年。以為老地方就此成為歷史，沒想到疫後解封，東方仍然熱鬧如昔。相比之下，沉寂多時的曼聯再沒甚麼起色，這幾年還差一點需要降班。百業蕭條，許多大茶樓都留不住昔日的茶客，無以為繼，但每逢半夜，東方都坐滿了平白沒事又是一天的老頭子，那些剛下班的人，以及睡不着的情侶。只可惜東方沒有灌湯餃，否則它會是我心目中紅樓閣之後元朗最好的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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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父親患有糖尿病，病情急轉直下，在台灣讀完研究所之後，碩士畢業，我終於決定回香港一趟。但他看起來精神不錯，身體狀況還好，絲毫不像糖尿病末期沒幾年就要過世的模樣。我爸趁着周末跟我去釣魚的時候說，自己一時三刻倒沒甚麼生命危險，不過我媽想我回來香港，怕我在台灣落地生根就不回來了，所以前陣子把他的病情說得要多嚴重便有多嚴重。

沒多久，我在編輯朋友的推薦之 下開始在報館上班，這一次沒騙他們了，是真的做了一個報館編輯，財經版。報館工作一般就是斷六親，下午上班、到凌晨才收工，入職大半年後， 我買了輛二手車，凌晨沿吐露港公路回到元朗，都差不多兩三點，父母已經睡着。有時候我會早點起牀跟他們喝個早茶，然後才回去報館上班。

報館工作日夜顛倒，每周只休息一天，那天如果沒有其他事情，我通常中午起牀就會去元朗泳池。游完水之後，在池邊曬曬太陽，然後去寶城買兩個麵包當是下午茶。那時候，寶城只剩下永年士多旁邊那一間舖，轉眼間一個雞尾包就要六塊錢。

至於他呢，老樣子摟着一個大背囊，看到我的時候揮了揮手。我們 約在安興街球場喝酒敘舊。雖然報館 的工作日復如是，談不上有出息，但我已經是個在香港和台灣都出版過著作的新秀作家了。用他的說法，是個在文學圈子裏很體面的人。不過，回來香港一年多，我們卻有一段時間沒聯絡了，他母親有一天突然回來找他了，他問為甚麼，他母親說了這幾年在澳門發生的事，他知道大部分都是騙他的，但是他沒辦法。我們再沒有像以前那樣談文學與創作，沒想到好 不容易約在元朗見面，卻已經是他即將要離開的時候。我一邊咬着麵包一 邊看着球場上追逐皮球的小孩子：「後來那些事情都解決了嗎？」

他點點頭。他母親問他要了一筆錢，只留下一張紙條在飯桌，然後又回去澳門了。我感覺他比以前憔悴了 一些，再沒有以前那吊兒郎當的諧笑了。就像雷曼破產那年閃躲到身心俱疲，終於默默回到元朗生活的我。那時候我人生已是負資產，活得像一具行屍走肉，每個禮拜都需要應付官司，如果不需要上庭，也不用去戲院上班的話，為了不想待在家裏跟父母一起相處，我會一大清早就起牀到元朗泳池游水。

意外的是，這十年八載元朗變得翻天覆地，但元朗泳池仍然是元朗泳池，仍然是我小學一年級見到的那個模樣，只是稍為舊了一點點。好像一個舊朋友，一直等我回來。重新操水的感覺很好，運動量不是很大，也不是有甚麼特別目標，但找回一些以前的感覺。我小時候就是元朗海獅會泳隊的一員，其實在水裏面我最自在， 亦最有自信。唯一的問題是我真的忘記了怎樣轉身。以前就一直轉得差， 教練鬧過我不好好學轉身，慢人幾拍好輸蝕。現在知錯已經太遲，將勤未必可以補拙，我已經沒以前那麼靈活，轉不了身。

轉身很難，以前是，其實現在也 是。在泳池附近曬太陽的時候，忽然聽到一把刺耳的聲音：「戴着太陽眼鏡的泳客，泳池範圍不能抽菸。」我舉起手裏的電子菸：「抽這種菸也犯法？」看台上面的救生員點了點頭。 我忽然笑了笑，惟有繼續曬太陽。傍晚離開泳池的時候，果然有個皮膚黝黑的人在泳池外面等我。他看了看我，熟練的點起了菸：「甚麼時候回來元朗了？」

「在外面發生了些事情，累了所以回來歇一會兒。」我從他手裏接過菸， 不禁問道：「你怎麼還待在元朗？」那就是我們兩人的久別重逢。跟我不一 樣，我是土生土長的「元居民」，他不是，他是在沙田出生的，小時候住在瀝源邨，後來跟着父母搬進元朗， 跟我同一間小學。我們離開泳池，一邊聊起近況一邊到寶城買了幾個麵包，然後到附近的球場喝酒聊天。

那時候我對所有人都頗有戒心， 所以一直沒把所有事情坦白告訴他， 他也沒有追問。他在大學那幾年也不太適應，家裏出了事，父親遇到車禍，半身不遂，母親去了澳門就沒有回來。他退了學，我也同樣沒問事情的來龍去脈。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在元朗泳池操水，練習轉身動作，他就一 直都在泳池做全職救生員，而且在元朗組織了個小型讀書會，有時會約大 家晚上一起參與，我也間中參加過幾次。

讀書會後來因為人數愈來愈少， 再沒有舉辦任何活動了，他顯得有些意興闌珊。他做了幾年散工，儲了些錢，都給了他母親。剩下來的，他決定拿着去流浪一下。他沒有跟我說要去哪裏，要去多久。難得我回來香港了，他就準備要離開。

「又不是說永遠離開。」他說。 我從褲袋掏出鑰匙包，晃了一下：「還記得它嗎？」是我在木柵住的那幢舊公寓的門匙。「你自己偷偷打了一把？」他笑着問。「是你那天晚上在排水溝上面撿到的那條。我後來故意跟房東說丟失了門匙，花錢換了個門鎖才把鑰匙保留下來。」我說。「留着有甚麼用？」他問。「護身符啊。 給你帶着去流浪，都不知道你要去多久。」他瞇起眼睛說：「如果我想到甚麼新的小說，會寫在明信片裏給你。要幫我寫完，拿去投稿啊。但你現在已經是個行程排滿的大忙人，往後不會有閒着寫小說的時間了吧。」

「我才不想變成被你調侃的這種人。」 我咬着雞尾包，悶聲道。

還記得他第一站就是從香港坐火車去拉薩。後來他就不知所終了，去過甚麼地方我也不得而知。他臨走時，提醒我年紀不小，快三十歲，要認真找個好一點的對象，準備結婚、 生孩子，然後不經不覺邁向中年。我天蠍座，最好就是找一個巨蟹座。幾年之後，我離開了當時任職的報館， 有一位補習天王決定創辦文藝雜誌， 邀請我去當主編。趁着交接的空檔， 其實我也去了一趟拉薩，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廣州女生。她巨蟹座。是的， 我們交往了一段時間。

他猜得沒錯，我再沒有像以前那樣繼續寫小說，卻開始寫着各式各樣的影評、社論和名人專訪，身邊的人都覺得我在這個圈子裏發展得不錯， 但我終究認為自己生命裏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塊。有時候我一個人會去元朗泳池，以為多練幾趟直池，游到累了 就會找到一些寫小說的靈感。但是沒有。我在廣州租了個小房子，每逢周末都會在那邊跟女友一起生活，她是獨生女，想生一個孩子。但是那年去完南京沒多久，我們就分開了，是我辜負了她。她不認識李志，沒聽過李志的歌。我一直都忙着寫稿，稿債如山，難得抽空幾天放假就會獨自到日 本閒逛。想去歐洲，但是沒有那麼長的假期。

旅行的時候，我經常都會閃過一個念頭，或者他也剛好來到這裏，我們可能會在某個便利店、車站，或者機場碰上一面。但我始終沒遇到他。 有時候又覺得，如果他在哪裏生根，他就不會回來了。我想的事情， 應該就是我媽在我去了台灣那幾年想的事情。就是這樣，我們轉眼已經過了人生最明媚的三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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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的工作非常簡單，就是將圖書館裏的五四時代中國詩刊逐字逐句抄進電腦。一起做抄書僮的幾個研究生悠閒得開了個臉書羣組，他們知道我是香港人，有時會在羣組邀請我周五晚上到公館或者東區小酌一杯，說要介紹單身的學姊給我認識。「歹勢，這禮拜不行，我剛好有香港的朋友要來找我。」我沒騙他們。五點鐘，研究生們準時下班，也好像開始下雨了。我趕緊騎車回去木柵，整天都沒有收到電話，總覺得對方出了甚麼意外。

一個摟着大背囊，皮膚黝黑、戴漁夫帽的傢伙，卻待在我家樓下，他正坐在別人停在路邊的摩托車上，對我熱情揮手。

「你起碼發個短訊給我吧？」「我沒有買電話卡啊。反正我知道你家地址。」「所以你一直在這裏等我？」「有去對面便利店買菸和啤酒啦。」說罷，他從背囊裏掏出一個熟悉的紅色紙盒，一臉灰諧的笑着說：「手信。元朗老字號，人恆愛其香。」

我元朗人，化了灰都認得是恆香老餅家的招牌餅盒。而且，只有元朗大馬路總店才是用這種粉紅尼龍繩紙盒包裝。前陣子我們是有聊過的，我說台中太陽餅跟元朗的老婆餅是餡料不一樣的表兄弟。「白癡，你從元朗買老婆餅過來台北？」他豎起大拇指：「還有兩大顆皮蛋酥。」

我租的房子在木柵一棟舊公寓的四樓，五樓就是天台，但看不到甚麼風景。房子不大，一目瞭然，他放下背囊之後，便到五樓抽一抽菸，順便跟我聊起近況。他沒有再做全職救生員了，前陣子在旺角一間書店做兼職，下班後在翻譯一本關於歐洲左翼運動的專書，但是還未找到願意支付翻譯費的出版社。簡單來說，就是他現在比我這個窮學生還要窮。「可是我沒錢帶你去吃鼎泰豐啊。」「隨便吃吃吧，晚上我想去個地方。」他說。

於是我帶了他到樓下十字路口附近的一間自助餐。台灣的自助餐跟香港的自助餐概念完全不同，就是讓你拿個托盤和夾子，然後隨便夾菜，夾多少付多少。當然，夾多少和付多少之間都有學問。狼吞虎嚥吃了一輪，他突然看着門外：「雨好像有點大了，你明天有課嗎？」「沒有不能翹的課。你國語那麼爛，我不放心。」我當然知道他想去哪裏，也當然知道他的國語沒有那麼爛。我說要去萊爾富買件便利雨衣，他說不用，於是我們便沿着羅斯福路往總統府駛過去。入夜時分，過了小南門便有警察封了路。總統府外面一帶已經聚集了大量羣眾。

我對香港的政治從來都沒甚麼興趣，何況是台灣的。但見他拿着數碼相機到處拍照，有時加入民眾討論一起叫口號，看那些示威橫額上的手寫標語。我只好安安靜靜的退到一旁看着。雖然我並不關心選舉的事情，但是大學裏同學們有時也會聊到再過兩個禮拜就要回鄉投票，有家族壓力，所以必須投藍。我沒投票選過總統，不懂得他們的那種壓力了。他聳聳肩說：「你不覺得跟顏色鮮明的他們相比起來，我們像是透明嗎？」

我抽着他的菸，也聳肩笑笑。沒去想那麼遠大的事情。雨勢開始變大，人羣逐漸散去，他還是不太想離開，說甚麼要寫篇實地觀察，投稿到《明報》，拍到相機都沒電了。我拉着他回去，結果天雨路滑，回程時就在羅斯福路的紅綠燈前連人帶車滑倒了。車速不快，我們兩個都只是輕微擦傷，我那件在五分埔買的仿皮衣則擦了個破洞。他一手拉起我，見摩托車沒甚麼大礙，便繼續迎着大雨回家。

回到公寓樓下的時候，已經快要凌晨三點。我們一邊爬着樓梯一邊討論誰要先去洗澡。我忽然一怔，他回頭看着我，怪笑道：「瀨屎了嗎？」

我摸摸皮衣口袋，發現不見了鑰匙。他以為我在開玩笑，拍拍我說：「讓你一次，你先洗澡好了，我去樓上抽菸。」「是真不見了。該不會是剛才摔車的時候掉了吧。」「那怎辦？」「找人開鎖？但這個時間可能要等到明天早上。」「破門？」「不行不行，被房東知道會很麻煩。」

他忽然拉住我手：「回去找吧，一定在剛才摔車那裏。」「你在樓下的便利店等我吧，我一個人回去比較安全。」「一起吧。」「但你好重呀。」我瞇起眼睛說。「但我運氣好過你。」他笑着說。

凌晨時分，雨愈下愈大，間中還打了幾聲響雷。我們沿着羅斯福路折返，其實就算丟在剛才塞車的位置，門匙都肯定已被雨水沖走。因此，後來我一度懷疑那天晚上這件事情是否真的有發生過。只見他從摩托車的後座跳下來，像一隻獵犬般嗅來嗅去，居然在一個排水溝的渠蓋上找到那把門匙。遠處看來，門匙像顆閃閃發光的鑽石。

當他把門匙擦乾淨，小心翼翼地放進我皮衣口袋裏的時候，突然唱起伍佰的歌。看吧，這傢伙唱國語歌的時候，國語還是挺流利的。簡直比我還要像個待在台灣生活的人。我一邊騎車回去，他就一邊在我背後唱歌，他的身體好像變得很輕，輕到我好幾次以為他從後座掉了出去，看着倒後鏡裏的他蠻不在乎的哼着歌，我說，「抓緊一點，怕甩了你。」他伸手搭着我的肩膊，然後在我耳邊說，「不如再繞一圈才回去，反正全身都濕了。」

「好呀。」我說。然後把摩托車掉頭從公館駛向環河公路。回到木柵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天亮。來不及等他洗完澡，我已經在天台吃了一塊老婆餅，喝了半杯威士忌。在元朗住了那麼多年，我從來都沒有喜歡過恆香老婆餅，不過人在異鄉又是另一回事。那一天，整個台灣島上唯一一個清楚我身世的人，便穿着一條間條孖煙囪光脫脫的走上天台，扭開了威士忌直接灌進口裏。

「台灣威士忌？」「噶瑪蘭，窮人恩物。」喝了點酒，我們亂七八糟談起很多事情，說起大學裏的老教授喜歡上課時偷摸女學生的手背，說起王家衛的《一代宗師》，然後我從他手裏接過菸，忽然想起自己很少會叫他的名字。

「阿亮，如果你是個女的，我想我會挺喜歡你，或者會因為你回去香港。」「所以你不打算回香港了嗎？」阿亮喝着威士忌，答道：「我是男的，其實你也可以喜歡我呀。」我用威士忌杯敲敲他的頭。阿亮問：「那還有好好在寫小說嗎？」我說：「好像好不了，我在這裏每天都在虛度日子。」雨夜過後，早上驀然天清氣朗。那麼好的天氣不應該浪費去睡覺，他穿了我在衣櫃裏最喜歡的那件POLO衫，突然嚷着要一起騎車去台中買太陽餅。

兩個禮拜後，證實了那天晚上的事情是真的有發生過，因為嚴重超速，我在羅斯福路某段被監視器拍到，交通部寄來一張違規罰單，還付了張人贓並獲的照片。照片裏，我們兩人騎着摩托車在雨夜飛馳，他一隻手搭着我肩膊，另一隻手不知為何舉起來，好像在對着監視器比中指。那年，阿亮一直在台北待到四月，還借走了我的電腦，沒日沒夜寫了不少東西。有他的日子，我確實沒那麼寂寞了。這張夾在違規罰單上的照片，我一直保存下來，是我們絕無僅有背影重疊起來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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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宿舍伙食不錯啊，就每天躺着看看書，縫縫口罩。」雖然隔着口罩，但他的臉看來變得肉嘟嘟，讓我忍不住想伸手狠狠戳一下。他笑着說：「歲月靜好，現世安穩。」這句話，是胡蘭成在婚書上寫的。可惜我並不是張愛玲。

「不愧是曾經去過盧旺達和索馬里回來的浪子。」氣氛突然有點淡靜，我換個話題問道：「那看了些甚麼書？」

「都看不下去，能看的都是很無聊的小說。」他搖搖頭，不待我再找別的話題，忽然說：「也看了你在報紙上寫的小說，他們會讓你連載這篇〈燒賣為甚麼是黃色的〉啊。」他接着說。「沒有被訓導主任抽起來嗎？」「畢竟你寫得挺像美食專欄。啊，突然好想去吃燒賣皇后，老闆娘生意還好嗎？」我搖了搖頭，或者寒暄太多了，時間有限還是長話短說：「有個壞消息告訴你。」

「說吧。」他瞇起眼睛。

「之前跟我一起來的律師，他叫阿海。」「你說那個看起來像伊藤潤二漫畫角色的瘦子，我記得。所以他放棄我了吧？」「不是放棄你。」我還是搖搖頭，掙扎了一下，照直說：「他上個禮拜跳樓自殺了。」「啊。」他吁了口氣，卻沒有再追問來龍去脈。「他離開之前，把你的檔案交了給另一個信得過的助手。不過並不是很有把握。」

阿海抗癌多年，終究選擇了輕生。按時間來推斷的話，其實在許多年前他接手我的案子，跟我約在元朗見面的時候，他已經知道自己死期將至。還記得，那時候的阿海並不是真的那麼瘦，臉上還有些血色。

第三個我們單獨見面的晚上，他約了我去又新街的燒賣皇后。那年，每逢入夜，燒賣皇后外面總是搭開了摺檯，擺着膠椅。凌晨會有零星食客過來歇腳，一邊吃燒賣和串燒小食，一邊喝上兩杯。當然，阿海約我見面才不是喝酒聊天。他是來教我怎樣演戲的。

阿海坐下點了燒賣、魚蛋各一份，然後從帆布袋裏掏出一本我挺眼熟的小說。居然是我前幾年新人出道發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紙烏鴉》。「我有看過。」他說，然後咬着沾滿辣醬的燒賣：「但沒看完。讀了幾篇，是寫得不錯的。難得人家還誇你是甚麼『香港小說新人王』。」

我有點尷尬的笑着，點了點頭。然後阿海正色道：「文筆是不錯，但你不懂說故事。故事亂七八糟，譬如主角為甚麼要沉迷玩一台壞掉的推銀機呢？情節沒說服力，又沒邏輯。」他咬着第二顆燒賣，續說：「你寫小說，寫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現在你是故事主角，不是投稿去文學獎比賽那麼簡單。如果你不懂說故事，你下半輩子就是監躉。你知道吧，你會在裏面坐很久。」

說着，他攤開手，叫我交出「功課」。讀着我寫的那幾頁稿，他拿起紅筆，先把一整段囉嗦的前言刪掉，「省些啦，沒人想知道你有甚麼內心掙扎，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經過，別人跟你說過甚麼，除此以外這些修飾全部多餘。」然後他打了一堆問號和交叉，把稿子擲還給我。

「還不行？」我問。已經重寫過三遍。「白癡都看得出你寫故仔。」阿海冷冷笑道：「像你這樣剛剛畢業又想創甚麼業，結果搞出個大頭佛的人，我年中見不少。你是擺明抵死的，我不可憐你，也不是想救你。我只是盡人事，不想你媽傷心。」

那段日子，阿海像是一位戲劇學院的導師，提供專人指導，教我怎樣寫故事、怎樣演戲，從「搏擊會」的同謀變成一個想拍電影、被朋友出賣，不慎墮入金融騙案的大學畢業生。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見面兩三遍，幾乎隔日就見。雖然阿海在中環有自己的律師樓，但他總是深夜約我在元朗燒賣皇后見面，因為燒賣皇后開到凌晨三點。他專程開車入來元朗。他說，白天在律師樓見面，就要按時收費，即使負擔得起，他本身都不想接我這案子。

我每一次說漏了嘴，稍有遲疑，或是前言不對後語，被他瞧出疑點，他便拿起吃完燒賣的竹籤在我手背篤一下：「你剛剛死了一次，Game Over。再來。」

要毫無破綻把劇本上的內容說出來，但又不能像死背書，要說到自己都相信這個故事，相信自己就是故事裏那個天真戇直的我，相信到連自己都忘記真相，我說出來的就是真相。如是者，我反覆將阿海替我潤飾重寫的故事演練了大半個月，然後才去報案。按照阿海的建議，我選擇了深夜時分，到離家最近、也最少商業案件發生的元朗警署報案，對我最為有利。而且我二伯父是前區議員。元朗警署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後來我發表的短篇小說，經常都會用到陳天偉和高海俊這兩個名字，他們當然有原型，也就是阿海跟阿俊。其實我跟阿俊以前只是見過幾面。他就是在元朗警署負責替我落口供的警員。第一次見面，他從夜晚到翌日中午都在戰戰兢兢的謄寫口供，因為阿海就在我旁邊。阿海本身是圍村人，專門打爭產官司和丁權案，也似乎接過不少髒活，總之在元朗警署是聞風喪膽。阿海是我媽的老相好，我媽跟舅父為了外公的漁塘爭了幾年，就是阿海出馬替她處理。警署的人知道阿海跟着我來報案，有大靠山，便找來隊中最年輕的阿俊來落口供。

阿海喜歡故意刁難阿俊，例如每寫一頁供詞都要看一遍，發現寫錯字、文法不對，就要他重寫一遍。又會拋一些英文術語，知道阿俊不懂拼，居然拿出一部「快譯通」電子辭典，叫他慢慢查。阿俊用了大半天才寫了兩頁，由於我只是以受害人身份協助調查，晚上便讓我離開，再約時間一周之後落口供。我好像理解了阿海的部署，天知地知，警方也知道。接下來這一個多月，每次到警署，都是阿俊替我落口供，重重複複寫完又寫，折磨他，也同樣折磨我。我很怕阿海，其實阿俊更怕。居然有點物傷其類的共鳴。

阿海一如既往開車將我送到我家樓下，每次晚上去落口供，我媽都會留飯菜給我，有時我一邊吃，她就一邊問我跟警察說了甚麼，有沒有得罪他們。像從頭再落多次口供。這讓我覺得很不自在，所以我每次都是假裝回了家，在升降機上了又落，待阿海離開後自己一個人到燒賣皇后吃宵夜，一直坐到凌晨打烊才回去。燒賣皇后的燒賣特別大顆，而且是蝦和豬肉，不是軟綿綿的魚肉燒賣，我覺得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燒賣。

最後，在阿海的幫助之下，我被改寫成只是誤墮金融騙案，牽涉到幾宗商業違規，需要定期上庭。阿海和他那個戴電子錶的女助手，輪流陪我上庭，我媽本來也想去，但我堅持要她不要來。

「翻查紀錄，都足足十年時間，你跟我們再沒任何來往，居然有機會在這裏再見到你。」這把聲音聽來勾起了許多往事。我苦笑着點了點頭，確實沒再入過元朗警署，想不到這晚替我落口供的人是阿俊。

他剛才進來的時候，先出示委任證及自我介紹。十年不見，職銜已經升了幾級，心廣體胖了些，無名指有隻婚戒。「今晚很多人呀，你自己都知有幾大陣仗。我們不敘舊了，大家合作。」阿俊說。元朗警署沒甚麼變，還是人手執筆落口供，好像比起轉戰網絡社交平台，剪片多過寫字的傳媒報館還要重視文字。「你有記者證多數沒甚麼問題，不過今晚我話不到事。待會有上面的人來跟你訓話，你簽完名，好運的話都是放你回去。」

「沒有記者證的話會怎樣？」

「熟還熟，路還路，我不可以告訴你吧。」阿俊冷笑道。半夜離開元朗警署，外面仍有很多人圍住不散。我疲倦到好像原地有個熟悉的洞，要將我往下扯進去，但我沒有很想回家，我睡不着，那才發現整天都沒吃過甚麼，便不自覺地往又新街的方向走過去。凌晨兩點，燒賣皇后竟然還沒打烊，好像知道有誰餓了會來，例如我。

我像往常一樣點了兩串燒賣，兩串沙嗲豬頸肉。剛好五十元。老闆娘沒有接過鈔票，只是敲了敲收銀機上面的粉紅豬仔貼紙，然後遞了一瓶烏龍茶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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