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s：馬丁路德金是小誌先鋒？

小誌製作門檻低，很多只得薄薄一張紙折疊而成，但千萬別低估它們的影響力。若按廣義標準來看，其實早在一五一七年，推動歐洲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獨立撰寫及印刷發行的《九十五條論綱》可說是最早的小誌之一。一本小書，也可以改寫歷史。 

（網上圖片）

1930s：ZINE的現代起源 科幻同人誌

自資出版、非牟利的小書存在已久，不過說到如今大眾文化認知的小誌（Zine），可追溯至美國一九三〇年代的Fanzine。該詞由「fan」（粉絲同好）與「magazine」（雜誌）組合而成，又譯作同人誌、同好誌，最初盛行於科幻粉絲圈。

當時美國科幻小說逐漸流行，科幻粉絲開始自辦刊物，分享書評、通訊、二次創作等，其中一九三〇年出版的《The Comet》常被視為最早的科幻同人誌。隨後「fanzine」逐漸擴展至漫畫、音樂領域，此詞漸漸簡化為「zine」。

一九三〇年出版的《The Comet》常被視為最早的科幻同人誌（網上圖片）

超人角色最早見於中學生Zine

一九三三年，美國俄亥俄州兩名中學生Jerry Siegel和Joe Shuster，創作一篇講述「超異能人類」的漫畫故事，並收錄在自己發行的小誌中。後來，他們將此角色賣予偵探漫畫公司（即現在的DC漫畫），這就是如今家喻戶曉的「超人」。

1970s：龐克次文化與DIY熱潮

美國興起龐克音樂和龐克文化，圈內流行製作小誌來分享地下音樂演出資訊，也表達對主流和商業社會的不滿，小誌因而得到蓬勃發展。一九七五年，一羣紐約年輕人創辦的《龐克》（Punk）小誌最具代表性，當中記錄了龐克音樂誕生地CBGB酒吧的經典演出，也促使「punk rock」一詞及其指代的音樂和文化類型為人熟知。 

1980s：邊緣社羣連結與發聲

到了八、九十年代，小誌更成為女性主義與酷兒社羣發聲、互助和組建社羣的重要媒介。例如，比基尼殺戮樂團（Bikini Kill）成員所創作的小誌《暴女》（riot grrrl）最為知名，後來掀起「暴女運動」，挑戰音樂產業中的性別不平等，提倡身體自主、反性暴力。

2000s至今：從地下走向公眾視野

多年來，小誌是地下文化和邊緣社羣發聲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但隨着互聯網興起，越來越多人認識小誌文化，創作羣體亦逐漸擴大，主題從日常生活、旅行見聞、城市觀察，到社會議題均有涵蓋。

香港ZINE YO! FEST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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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股風潮，也吹向了香港。今年九至十月，香港首個小誌聯盟ZINE COOP舉辦了一場專屬於小誌的盛會——「ZINE YO! FEST 」（ZINE友！節）。這裏既有初次嘗試的小誌新手，也不乏曾參加大型藝術書展的成熟作者。更特別的是，還有服務智障人士、性暴力倖存者、關注男性精神健康的NGO亦帶來它們的小誌，表達多元羣體的聲音。

記者挑選其中七組有趣的參展攤檔，帶你一窺香港小誌的創作熱潮與奇思妙想。

城市攝影  Judith Siu

IG：@Picthisju @Waysofseeinghk

Judith在藝術和文化行業工作超過二十年，平時喜歡觀察城市、攝影。她愛捕捉城市充滿活力的畫面瞬間，也以攝影作品設計出一系列香港攝影小誌，作品包括《城市圖案 / 城市日誌系列》（City Patterns / City Diary Series）、《樂高香港人生》（Legography Hong Kong）等。很多小誌都是由一張A4紙裁剪和組合而成，僅憑一張紙，就創造出不同的視覺空間。

習武記錄  Sean

IG：@culturalproject.hk @away_here_

Sean是文化團體Cultural Project成員之一，本身學功夫約十三年，但他笑言，「但我很懶的，不會經常去練」。去年，他到空手道發源地沖繩旅行，並在當地師傅指導下練了三個星期空手道。回港後，他想記錄下這段習武經歷，便製作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誌《沖繩武道》。小誌設計充滿巧思，封面的黑色綁帶造型和綁法模仿了空手道黑帶，並選用帶有凹凸紋路的水彩紙，質感猶如起伏海浪，呼應沖繩的海島風景。

生活日記  Alice Leaf

IG：@alice_leaf_111

Alice主修文化研究及人文學，二〇二〇年起參與一人一故事劇場，去年開始接觸人體寫生。不過，她的小誌與這兩條生活主線並沒有直接關係。台面上擺放的四十八本小誌，更像是她的私人日記：有的記錄下她的喃喃自語，有的源於與朋友的一場對話，有的捕捉某一刻的孤獨，或讀完一本詩集後的感觸。生活中任何細微瞬間，Alice都可將之化為一本小誌。

牢獄時光  John Outsider

IG：@john_outsider

John是來自伊朗的難民，在香港滯留了十四年，他寫小說、詩歌，也講棟篤笑。他最初為尋求政治庇護而來，但抵港時因非法入境被捕入獄。正是在那段牢獄時光裏，他寫下第一本書《越獄》（Escape to Prison）。他在文字中找到力量，創作題材廣泛，涵蓋監獄經歷、自由與權力、身份認同到死亡等議題，所有作品均為自出版。

藝術療癒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啟藝學苑

IG：@weighty.design.studio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啟藝學苑與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及五間NGO合作，為預備離校或於社區內對藝術有興趣的輕度至中度智障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服務。「重量級設計室」由啟藝學苑部分會員組成，創作出一系列藝術小誌，表達自己內心，並拓闊成為藝術斜槓族的可能性。

敘事治療  風雨蘭

IG：@rainlily.org.hk

風雨蘭為香港首間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服務包括以敘事治療方式開設互助小組，鼓勵倖存者表達內心感受。其中一個小組以藝術小誌訴說組員故事，以及記錄互相陪伴的時光，展示倖存者之間的連結與支持。

性暴力倖存者帶着過去的傷痕書寫小誌

精神健康  東華三院男天匯男士成長中心

IG：@skyblueclub_mencentre

男天匯中心為東華三院首個專為男士而設的社會服務中心，關注男士精神健康。社會中不少男性受傳統性別觀念影響，往往難以表達情感與需要，即使面對個人或家庭困擾，也不易向外求助。中心希望反思性別角色定型及其影響，並鼓勵不同年齡的男士探索、表達與照顧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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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誌文化不止是消閒，還是承載亞文化聲音、邊緣羣體發聲的媒介。

周末的尖沙咀街頭人來人往，滿是購物觀光的遊客。走入重慶大廈地庫的「慶方」商場，同樣人頭攢動，但這裏卻別有洞天。人們不是為名牌消費或熱門景點打卡而來，他們的目光，聚焦於一本本巴掌大小、形態各異的小誌之上。

由獨立組織ZINE COOP主辦的「ZINE YO! FEST」（ZINE友！節），單是短短兩個周末的市集活動，便吸引近二千人買票入場。不是由大型藝文機構主辦，也沒有主流媒體大肆宣傳，現場依然逼爆。在網絡盛行與資訊爆炸的年代，為何人們仍愛這些印量偏少、內容極其私人的小書？

大館藝術書展停辦  小誌作者無處可展

ZINE COOP成立於二〇一七年，成員包括設計師Forrest Lau、獨立出版社「Small Tune Press」創辦人Beatrix Pang和新媒體藝術家Jason Li，一直致力推廣本土小誌文化。

談起舉辦活動緣起，Forrest笑稱是「神推鬼㧬」。「最初我們沒有計劃過舉辦zine fest，只是因為參加過很多外地的藝術書展、小誌展，覺得很fascinating，很震撼啦。心裏一直有個念頭，很想在香港舉辦一個，但一直沒有明確的方向。」

ZINE COOP成員Beatrix（左）和Forrest（右）致力推動小誌文化發展，深信每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小誌。

小誌屬於藝術書的一種，常在世界各地的藝術書展出沒。熱愛小誌的ZINE COOP成員不時到海外觀摩。Forrest更是瘋狂，他曾有兩、三年全職上班期間，幾乎每季都請年假、自費飛往新加坡、台北、上海、首爾，遠至加拿大溫哥華的藝術書展。

然而，相比東京、首爾、新加坡等亞洲城市早在二〇一〇年代初已舉辦大型藝術書展，香港要到二〇一九年，才由大館當代美術館舉辦首屆「BOOKED: 香港藝術書展」。規模更小、聚焦個人出版的小誌展，在香港更是寥寥可數。

每年大館的BOOKED成為小誌圈的關注焦點，不過今年卻宣佈停辦，ZINE COOP成員感到可惜，卻也成為自辦小誌活動的契機之一。機緣巧合下，他們獲得朋友提供的場地，又成功申請活動資助，終於促成「ZINE YO! FEST」的誕生。

跳出框框  做ZINE不分對與錯 

「我真的沒有看過那麼多的zine，很豐富，很本土。」觀眾Mango驚嘆道。她平時也會逛獨立書店，架上最多只有十幾本小誌，但這是她第一次見到如此集中的小誌展出。

走入活動會場，數個木架陳列了逾百本香港小誌，全是ZINE COOP成員Forrest五年來的悉心收藏。他將小誌分為十二類別，包括自編圖文雜誌、粉絲小誌、漫畫/插畫誌、遊歷小誌、城市漫遊、影像實驗、特別形式等等。

隨手翻閱，處處是驚喜：有的小誌沒有書名，僅是一疊彩色紙張隨意釘裝，邊緣也不規則；有的形狀精巧如火柴盒、明信片，甚至模仿通花鐵閘，內容與外形挑戰着讀者對書的既定想象。

展場陳列了逾百本香港小誌，全是Forrest近五年來的珍藏。

記者注意到一本繫着黑帶的小誌，翻開內頁，記載作者到日本沖繩學武術的經歷。作者Sean對記者說，他本身學了十多年功夫，去年有機會到沖繩學武，留下一堆照片和課堂筆記，「覺得儲了些東西就不要浪費啦」，於是動手製作成人生第一本小誌。捆着小誌的黑色腰帶是模仿空手道黑帶，他特意到YouTube上查標準綁法，確保無誤；還選用水彩紙，凹凸紋路猶如沖繩的海浪，薄薄八頁小誌亦充滿巧思。

談起創作感受，Sean的眼睛亮了起來：「zine很自由，它是沒有界限，你喜歡怎樣做都可以。我覺得這跟功夫都有些相似，功夫都是你表現自己的方式。可能很多香港人已經習慣了要回答一些題目，我覺得zine是跳出了這個框架，沒有對與錯，也沒有人給你打分，是很自由的表現方式。」

「zine是各種性格的存在，它是一個passion project，率性且個人，難以被簡單定義。」Forrest說。他補充，最早期的同人誌（fanzine）與龐克小誌（punk zine）製作粗糙，可以說是「不修邊幅」。「一羣共同喜歡電影、音樂的人，將黑白影印的紙張和一些手工拼貼，用釘書機釘在一起便成書。到了今日，越來越多本身從事設計、攝影的人開始做小誌，才變得講究設計美感。」

喃喃私語可成書

一趟旅程、幾張隨手拍下的照片，加上零散筆記和思考，便促成Sean的第一本小誌。許多小誌作者的創作契機，同樣隨心。

Alice從事劇場和人體模特繪畫，她的第一本小誌誕生於疫情期間。當時她讀了海子的詩集，深受感觸，便為每句詩配上一幅小畫，集結成冊。「有點像是我在家沒甚麼事做，我就玩一下，其實沒想過給別人看。」Alice笑說。

有時，她只是想記錄生活中特別的瞬間。疫情時，她與朋友相約每日互相分享一首歌，於是每天都很期待凌晨十二點的到來。她將這個等待的時刻，畫成一本小誌，「對我來說，zine都是我的一些記憶碎片。」

她的每本小誌都是一張A4紙裁剪組合而成，由畫草稿、上色到黏成小書，半天即可完成。這樣自娛的小遊戲，不知不覺累積了四十八本。看到「ZINE友！節」的擺檔展示機會，她便決定來試試。

「大家對於做書很有憧憬，彷彿是你結集人生某段時間的作品，要寫很多文章，經過長時間累積才會出書。但做zine的時候，相對就沒有這個包袱。可能腦中一閃而逝的想法，或眼前出現幾秒的畫面，都可以放進去做小誌。」ZINE COOP成員Beatrix說。

小市場  大自在

Alice親手製作的四十八本小誌，每一本都是獨一無二；很多小誌僅印數十份，靜靜流轉於藝術書展、獨立書店與市集之間，很少現身於大型書店或公共圖書館的架上。對普羅大眾而言，小誌仍是陌生事物。

不過對ZINE COOP成員Forrest來說，這種小眾並非缺憾，而是一種選擇。他自己也是小誌創作者，二〇一五年創作第一本個人小誌《薄簿仔》。「我自己搞小誌，覺得small is good。我是想分享，而不是做那種很大的市場，因為市場是很資本主義的，就像出書，一印就是五百本，隨之而來是沉重的賣書壓力，小誌是輕盈很多。如果想自己開心又做得長久，small amount is good enough（小就是好）。

ZINE COOP成員Beatrix補充道：「zine不是為了賺錢，也不追求高銷量，它在主流市場中，幾乎沒有甚麼競爭力，更多時候只是純粹的分享。可能我只得幾本zine，我就靜靜坐在這裏，擺出來給你看。你喜歡，就付錢帶走；不喜歡，看看也可以。它是一件很自在的事。」

在書店或市集中，小誌或許標示着價格，但也有不少完全免費，僅為表達一種聲音和態度，或者等待與有緣人交換。「ZINE友！節」展場中，服務不同羣體的NGO帶來的小誌正是如此，由性暴力倖存者、智障人士及情緒壓抑的男性羣體，透過創作小誌，表達自己的心聲。「zine是可以屬於大家的媒體（medium），它的生命力是超乎想像，不只關乎你擁有的知識或能力，更是見證一班人互相學習、共同創造的過程。」Beatrix說。

參展零篩選  交流零距離 

大型藝術書展動輒過百攤位，令人眼花繚亂。「ZINE友！節」規模小得多，但六十六組參展作者，對主辦方來說已超出預期。

「我們原本只想搞一個週末，但收到報名嚇了一跳。哇，這麼多人，有六十多檔，不如全部都來啦。」Foreest說，「將心比心，如果我是第一次做zine，想參加zine fest，都不想被人拒絕，我有少少同理到，於是決定多開一個周末」。

無論經驗多寡，不評內容質量，只要有作品就能參加。展場內，有初次參展的新手，也有出過書、參加過多屆藝術書展、攝影書展的資深作者。香港的創作者佔多數，但也有來自韓國、日本、臺灣、廣州和上海的小誌作者。

小誌製作和參展門檻低，創作者與讀者的距離也格外親近。Mango在展場中閒逛，只需在攤位前稍作停留，便常會迎來作者熱情搭話，分享小誌的創作緣起與背後故事。她對一本名為《我們的追夢之旅》的小誌印象深刻，書中記錄了作者裸辭後開展為期一年的澳洲搖搖街頭賣藝計畫。

「哇，竟然會有人裸辭去玩搖搖，尤其是在香港。」Mango感到驚訝，「香港不是一個可以隨意裸辭的城市。香港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城市，你要生存，你必須要工作。」

作者充滿活力地介紹自己帶着搖搖在澳洲不同城市賣藝的經歷、遇過甚麼有趣的人，後來還參加世界搖搖大賽。小誌中寫道：「縱然我是個平凡的人，還是可以做到一點點令自己自豪的事。」「在生存時，也要努力做喜歡的事。」

「因為我也辭職了，感到很迷茫，所以我聽他講了很久，覺得還蠻有趣的。我覺得它是給到我一些鼓勵。」Mango說。

作者在二十八歲時決定裸辭，開展一年的澳洲搖搖街頭賣藝計劃，並為自己起了一個藝名「HKYoyoWing」。

作者與讀者之間，這樣真誠而平等的交流，在傳統書展中難得一見。「一般作者和讀者之間有個權力關係，無論你去書展，或者特意去聽一個講座，多是恭敬地跟作者討論這本書怎樣，或者單純簽名，你很難只是因為純粹好玩、好奇去跟他交流。」Mango說。

更讓她感動的，是能親眼見證每本小誌背後的創作痕跡。「從畫畫、寫字到排版、裝訂，往往都由一人完成，這跟傳統書籍出版完全不一樣。閱讀小誌時，會更加感覺到這些作品對創作者的獨特意義，而不只是一個承載內容的載體。」Mango說。

「我自己覺得ZINE FEST幾好玩囉，比較溫馨，我們像是一個community，而不是一個market。銷售不是我們的目標，而是讓人看見大家的作品，創造出一個聚集、交流、相遇的地方。」Forrest說。不少觀眾對「ZINE友！節」意猶未盡，ZINE COOP將於十二月舉辦網上小誌派對，延續這種非買賣、重交流的精神。屆時將有五十多組創作者參展，觀眾將如置身遊戲世界，自製角色逛虛擬展場，也可與其他參加者交換小誌，或參與線上討論環節。

看見真實  最有趣的創作

一趟旅程、一晚孤獨的心情、一段迷茫的辭職歲月，許多小誌承載的是極其私人的視角與經歷，內容碎片，甚至顯得業餘。為何這些私密的情感與故事，出自無名小輩之手，依然如此吸引人？

「就是因為夠普通。zine的原意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甚麼人都可以做到。而你看別人的小誌故事，可能在你那裏也有發生到，你會看見人與人之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Beatrix說。Jason也有同感，「現在網上的內容都很大眾化，很商業化，但不是每個人都想看那些內容。反而這些這麼個人的經歷，親切一點，人們容易relate到。」

現場氣氛熱烈，單是兩個周末的市集活動，便吸引逾兩千人入場。

「我覺得那就是人最真實的東西。哪怕你不認識這個人，但你依然會被一個人最真實、最不矯飾的那一面所吸引。」Mango說，「我覺得在這個時代比較少見，你自己都未必能對自己那麼真實。比如說，你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已經很不一樣，Facebook、IG，都有不同語言和樣貌表達自己。那也不完全是人設問題，而是你要考慮如何跟人交流。但是在小誌裏，你不用考慮那麼多。」

很多小誌的表達隨心所欲，初讀時難免令人感到費解。Mango想起一本讓她摸不着頭緒的作品。「他將一疊紙全部打印出來，內容雜七雜八的，像日記一樣，你揭了幾頁，才發現這是他的手機備忘錄。而且一看應該是iPhone4時代的界面。」Mango笑說。

「最觸動到我的是，他把這個東西做了出來，原來這可以是一個藝術品，這可以是一個創作。你不會覺得手機備忘錄裏面的東西是創作，你會覺得這是廢話。好像非要出一本書，拍一條片才能叫創作。但手機備忘錄、聊天記錄，這些不就是這個時代最有意思的創作嗎？」

一本薄薄的小誌，可以容納厚重的歷史、亞文化和邊緣羣體的聲音，也能盛載私人絮語。形狀千奇八怪，但相似的是，創作者的真實和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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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開如扇的雲芝，焦黑細曲的炭角菌，密集多孔的薄邊假棱孔菌，層層疊疊的煙管菌，旁邊還有螞蟻、甲蟲爬行。一條枯枝，就構成了一個微型生態圈。

導賞員說，其實許多菌菇的壽命只有兩、三天，可能被曬乾，或被動物吃掉，所以能找到什麼菇，都是看緣分。

低頭慢行，蹲下細看，尋菇的過程緩慢，這樣的步伐，也像是薄扶林村的生活節奏。

一場關於村落生活的展覽

「菇菌偵查團」是薄鳧林牧場本月舉辦的「練習生活節」活動之一。除了尋菇導賞，活動還包括舊衣碎布活用、通花鐵閘拓印、天然酵素製作等不同工作坊和展覽，多面向展現薄扶林村民的日常生活。

十二年前，政府有意收村發展，薄扶林村民發起「留住」運動，守護了這條近三百年歷史的鄉村。薄鳧林牧場舉辦的「練習生活節」，同樣意在文化保育，卻不只是重述歷史。

「這次練習生活節，我們想展現薄扶林村民是怎樣過生活的。因為所謂的歷史，所謂的保育，不是在牆上寫的一堆歷史，不是一件死物，而是始終有一班人在裏面。」練習生活節策劃人之一黎嘉駿說。

另一策劃人Ceci介紹，比起很多市區上班族的生活節奏，薄扶林村的日常更顯得有人情和溫度。在這裏，村民白天悠閒喝着茶、做竹紮，傍晚到後山散步，觀察不同的菇菌和植物；有人仍在田裏耕作，地方不用很大，有泥、有水、有種子就足夠；有村民白天出市區上班，晚上回村跟街坊聚在一起做手作。這裏的生活不止於工作，還有與腳下的土地，與大自然，與人的深深連結。

「我們舉辦練習生活節，不是純粹為了留住這條村而留住這條村，而是問自己想過一種怎樣的生活。」黎嘉駿說，「我們希望，住在市區的香港人也可以過這樣的生活。其實香港人距離鄉郊、大自然不是很遠，距離守衛這些生活方式也不是很遠。這就像提醒大家，其實大家都值得、都可以擁有這些東西。」

十二年過去，未來會否收地重建還是未知數，同時村落也面臨人口老化問題，這樣的生活方式能維持多久？黎嘉駿認為：「無論薄扶林村未來如何，當下自己的生命力才是最重要。我們見到仍有很多村民喜歡在村裏一齊玩，一齊做手作，行山，放狗，種嘢。我們保育的是我們的生活形態，因為開心、興趣，發自內心想做。未來點都好，這一切都仍然是我們值得保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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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想到，五年前這裏仍是一片荒蕪。貫文空間前身是荃灣川龍公立貫文學校，八十年代殺校至今停辦逾三十年，去年五月才轉型為推廣攝影文化的「貫文空間」。

將廢棄村校活化為攝影空間，聽來浪漫，但現實卻充滿挑戰：從最初遭到村民反對，修復校舍投入大量時間金錢，到未來運營的不確定性，每一步都不易。一間荒廢多年的村校，要跨越多少難關，才能真正重生？

貫文學校現已活化為推廣攝影文化的貫文空間，將當代攝影從城市帶入郊野。

推廣當代攝影 攝影空間進駐廢校

沿着前往大帽山的公路行駛，一座純白校舍隱於綠樹之間，那便是貫文學校。學校早在百多年前建成，日治時期曾倒塌，後於一九五八年重建開校，為川龍一帶提供複式小學教育。全盛時期，學生多達一百八十人，由於僅得兩間課室，不同年級要輪流上課。直至一九八八年，學校因收生不足而停辦。

貫文學校翻新前的面貌（陳國榮攝）

長年荒廢的舊校舍，二○二一年由香港攝影文化協會接手（以下簡稱：攝影協會），轉型為非牟利攝影空間。該協會最為人熟悉的是主辦兩年一度的香港國際攝影節（HKIPF），長期推動香港與國際攝影文化交流。

資深攝影師、攝影協會董事孫樹坤（Leon）表示，過去攝影節多在市區藝術場地舉辦，也曾租用咖啡店或書店作為衛星展，供年輕攝影師展示作品，但佈展常受場地限制。協會一直想找屬於自己的展覽空間，恰好遇上政府近年推出的「可供短期使用的政府用地」計劃。

孫樹坤說，選擇貫文學校，亦考慮到交通與地理優勢。校舍鄰近公路，距荃灣地鐵站約半小時小巴車程，交通尚算方便；加上川龍本身以舊式茶樓、鮮甜西洋菜聞名，也是大帽山登山客的必經之地，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吸引力。

「我們也希望擁有一個能夠長期、在地推廣當代攝影的空間，而不只是舉辦兩年一度的大展。」貫文空間研究員周佩霞（Carol）進一步說。

她指出，不少知名攝影節的主辦方皆有固定據點，如新加坡DECK攝影藝術中心，曾長駐以貨櫃搭建的獨特藝廊；北京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則改建舊汽車修理廠。這些空間不僅舉辦攝影節，更通過常設展覽和工作坊，成為攝影社羣的交流平台。川龍貫文學校，正承載着這般期待。

參與「川龍視覺誌」的藝術家與觀眾分享創作理念，創作結合川龍的文化與自然生態

村民勝嬸及家人參觀貫文空間的展覽（貫文空間提供）

小朋友在聆聽以村民文哥記憶為藍本所重構的聲音藝術作品（由貫文空間提供）

藝術家嚴瑞芳收集川龍的植物、石頭等素材進行聲音創作。（由貫文空間提供）

廢棄村校 誰來活化？

活化廢棄村校，拓闊空間可能性，聽來很美好，實則需要面對複雜的現實。香港攝影文化協會最初申請使用時，曾遭到川龍村長反對。

「這幅地是我們先祖捐的，我一直向地政（總署）爭取給回我們用。」川龍村長王玉玲女士說。她一九七一年嫁入川龍，曾任貫文學校校長九年，如今是村內四位村長之一，在當地頗具聲望。

川龍村為曾姓客家村，貫文學校當年由村民捐地集資建成。八十年代停辦後，校舍初期並未上鎖，任由村民進出。王村長回憶說，川龍素有重陽上山祭祖的習俗，早年村民會自帶鍋具食材上山，拜祭結束後，在山上燜豬肉一起吃。後來，主持儀式的村民年邁不便，便在課室外搭起灶頭，改在學校燜豬肉。到了九十年代，還有村民在課室內掛射燈，夜晚唱歌、跳舞，在學校空地上BBQ，有滋有味。

雖然村校不再辦學，但仍是村落的重要空間。直到二千年代初，政府才正式收回校舍業權，不再開放村民使用。

此後多年，王村長一直希望取回校舍的使用權。「我們真的不夠地方，這條村很小，村內長者沒有甚麼聚腳處，小朋友也沒有空間玩。」王村長痛心地說。她多次致信政府，又主動接觸非牟利組織，提議將校舍改為圖書館、中藥園等等，可惜最後皆無疾而終。

自己爭取多年無果，忽然傳來貫文空間要進駐的消息，且從未跟她提前溝通，讓她感覺驚訝。「我以為他們用來牟利！」王村長直言，「喂，我爭取了十年，政府都不批准我用，為甚麼你們一來到就成功？我們地方已經少了，要是你們來牟利，佔用了我們的空間，又跟村民爭用小巴，我們怎麼辦？」

在村校語境下，活化從來不只是翻新建築，更牽動了村民與外來者的關係。幸好，後來攝影協會透過一位本身是川龍村民的攝影師好友從中溝通，說明貫文空間的非牟利性質，並承諾協調小巴問題，才讓王村長放下疑慮。

修繕耗時三年半 租約快完

不過，即使有了政府批准，也獲得村民同意，也不代表能夠立刻用到廢校空間。攝影協會進駐前，貫文學校曾作二○一五年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的取景地，二○一八年也曾借給藝術推廣辦事處，短暫重開作公共藝術展覽之用。校舍雖仍保存完整，但要轉化成藝術空間，仍需大幅整修。

「說真的，作為一間NGO，我們對於怎樣將一間廢校改造成藝術空間，是完全沒有經驗的。」Leon坦言。在修復過程中，貫文空間很依賴政府資助和技術支援。

攝影協會以每年一元的象徵式租金，取得校舍五年使用權。然而，單是修繕工程便耗時三年半，貫文空間去年五月正式開幕至今僅一年半，到今年十一月，首階段五年租約便已屆滿。Carol透露，地政總署其後改為每三個月續約一次，未來是否續約，還視乎空間運營情況與機構能否獲得其他資助而定，前景仍是未知數。

當下更迫切的是，復修資助階段早已完結，但校舍的日常維護仍需要不斷投入。川龍多雨潮濕，校舍遇暴雨便滲水，樹木過密亦需定期修剪，再加上每年為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所產生的費用，對非牟利機構來說，都是一筆龐大開支。「現在申請藝術資助不太容易，要維持這樣一個空間，財政上真的有點吃力。」Carol說。

村校昔日生活

王村長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三年擔任貫文學校校長。她回憶， 學校僅有兩間課室，但要教六個年級的學生，於是分為上、下午班及複式教學。五、六年級上午上課，各用一間課室；一至 四年級下午上課，每兩個年級共用一間課室。

「以前我們做老師，很厲害的，甚麼都要一腳踢。」王村長說， 當年她同時教一、二年級，班上有四十多名學生。每次上課， 她先讓一年級學生自行練習生字，再教二年級課程，二十分鐘 後再輪換。全校除了她之外只有兩名教師，他們不止教中英數， 連社會、健康教育、美術勞作都要教，甚至體育堂都要帶着學生去玩。

她笑說，那段日子「教到我傻晒」，卻也充滿溫情。啷啷的上下 課鈴聲、小息時孩子們跳橡筋、打乒乓球、玩紙，「在那裏說說 笑笑，就是一天啦」。那是她人生中最忙碌、也最單純的十年。

王村長一九七一年嫁入川龍，孩子出生後，由荃灣市區小學轉到貫文學校任教。

王村長結婚當天遇上八號風球，貫文學校破例借出校舍讓她舉辦婚宴。（由王玉玲女士提供）

藝術延續地方再生新的連結

重新粉刷後，學校保留了「貫文學校」四個大字，兩間舊課室改作展覽廳，外加延展遮雨棚頂，空間新淨很多。不過有村民感歎，校舍幾經轉用與改造，如今除了外殼，面貌與昔日大不同。

但改變的同時，新的連結也在生長。

自開幕以來，貫文空間就一直嘗試挖掘地方特質，其核心項目「川龍視覺誌」邀請藝術家走進村落，以創作回應土地。

川龍很多年長村民，都讀過貫文學校，今年六十多歲的文哥是其中之一。他最懷念當年讀書時的遊戲時光，「我們最喜歡玩松針，輕輕掰斷一節，外皮還連着，讓人猜哪條是被拔過的。」他笑着比劃。還有合掌瓜遊戲，合起雙手擠出聲音，作為暗號叫朋友出來玩，又不用被父母發現。這些幾乎被遺忘的童年遊戲與回憶，後來成為藝術家嚴瑞芳創作的靈感，她用川龍的松針、竹子、石頭製作新樂器，錄下屬於這片土地的聲音風景。

「我們很多展覽都從地方連結出發，無論是關於川龍的文化生態，還是自然生態，希望攝影空間能在社區中紮根。」Carol說。她認為，「當代攝影再不是與社會抽離，只去拍那些漂亮的東西。更多時候是與社會對話，回應不同議題。」為了深入觀察這個社區，她還搬進了川龍居住，感受四時變化，與村民打成一片。

文哥不只是作為受訪者分享故事，在貫文空間開放時，他會幫忙開舖、看舖。他也樂於在貫文打躉，天氣好的時候，在課室前曬太陽，跟經過的村民閒談，悠然自在。看見貫文學校從荒廢到重生，更能成為村民的聚腳點，王村長感覺欣慰：「我想我條村，能夠源遠流長。即使將來我看不到，也希望村民以後的生活質素有所提升。」

這份樸實的心願，原來承載着她與丈夫共同的承諾。丈夫生前是村代表，為村奔走十多年，王村長看見他的辛勞，也聽過他無數次歎息，「人家條條村都這麼好，為甚麼我們條村這麼窮呢？」二○○二年丈夫病逝，王村長始終放不下丈夫的遺志，以女性、非原居民的身份參選成為村代表，繼續為村民爭取各種權益。

貫文空間進駐，也讓村外人多了一個認識川龍的入口。他們自製「村報」，記錄村民與藝術家的故事，到茶樓派發行山客，讓人們發現，原來川龍不止有茶樓和西洋菜，還有很多承載記憶的角落。

Carol以「社會雕塑」形容這段過程：「我們做的不只是有形的藝術品，而是透過溝通與連結，塑造地方的可能性。」在廢校的活化流變之中，昔日回憶與當下生活交織，不斷生成新的連結和意義。

廢校也有光明的未來

「川龍視覺誌」計劃僅獲一年資助，Carol如今正埋首撰寫下一階段的項目資助申請書，但資金能否批出仍未明朗，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她曾與王村長提過，萬一攝影協會之後沒有資金支持營運，村民會否想接手。

香港歷史研究者、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競聰長期關注鄉村發展，他表示，由村民接手運營校舍，本是廢校最理想的活化模式，「但大部分村都不會拿回來。因為一旦接手，就要承擔維修、運營和管理的責任，投入相當大。特別是位於偏遠鄉村的校舍，多數荒廢已久，結構老化，其實非常依靠政府資助和技術支援。」

不過，目前政府對村校活化的投入仍然有限。「活化村校校舍不會說可以立刻賺到錢，增加庫房收入，反而需要長期投放資源，才能看到成效。現在來說，我想政府未必很著力在這方面投入太多，只希望民間多些發聲爭取。」

黃競聰認為，活化村校的意義，不僅是記錄村校的歷史價值，閒置空間的再利用，更是人與地方關係的延續。「現在很多村裏面，人們覺得人心很鬆散疏離，原因之一就是，村民回來都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聚腳。以前可能有士多，但隨着村民外遷居住，村裏生意少了，士多也不開。但是村校或許可以承擔這個角色，活化成社區中心也好，康樂設施也好，成為不同年代村民的聚腳點。」

由香港攝影文化協會運營的貫文空間，致力於將攝影展覽與川龍地方特質相融合。左起為香港國際攝影節副主席孫樹坤、主席高志強與節目總監周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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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村校地處地理邊緣，也被時代淘汰。自二○○七年因收生不足而停辦後，校舍漸漸荒廢，雜草叢生。

不過，它卻始終沒有被人遺忘。十多年前，一班市區藝術家曾進駐廢校，與村民一同將課室、禮堂、運動場化成創作舞台。藝術家離場後，校園再度沉寂，但村民與藝術家依然念念不忘。為甚麼一間廢棄的村校，會讓人如此難以忘懷？

坪輋村民財哥重回坪洋公立學校的禮堂， 他說這裏的一磚一瓦，自己都曾參與建設。

村校不止教育 承載童年與人情

「雲山蒼蒼／碧樹茫茫／田疇樹綠／稻麥飄香／巍然兀立／是我坪洋」回到坪洋公立學校的禮堂，舊生財哥再度唱起校歌。

校歌裏的校園，綠樹成蔭，每逢秋收便聞到稻浪飄香；但現實中的學校，卻荒蕪多年，校門布滿鐵鏽，課室與禮堂前的雜草長得有半人高。

穿行於廢棄校舍之間，記者小心撥開野草前行，步伐踉蹌。身穿T恤短褲、腳踏涼鞋的財哥走在前頭，一步跨上校舍前倒塌的朽木，像回到兒時的遊樂場般自在，毫不在意四周雜草蔓生。「點會驚啊？細個乜都見過。」財哥說。他還提醒記者，行路腳步聲大些，以驚走附近草叢的「飯鏟頭」（眼鏡蛇）。

一九六五年出生的財哥，七十年代初入讀坪洋公立小學，每當談起當年的校園生活，他雙眼發亮：「村校跟外面的學校完全是兩回事。這裏的學生全部都住在同一區，家裏互相認識很久。我們來到學校，是一個家的感覺。外面的學校不會有這種感覺。」

這份家的感覺，不只因為人情，更因學校的一磚一瓦，學生都有份興建。村民水哥與Candy也是坪洋公立學校舊生，採訪這天一同重回學校。

水哥比財哥早五年入學，他記得，當年政府對村校資助有限，學校的禮堂、運動場、魚池、滑梯，全靠村民捐錢、師生合力興建。

「後面整個足球場，都是我們徒手掘出來的。到財哥那一代，他們的美術、勞作、體育，不是在課室上堂，全部回家拿鐮刀、鋤頭、斧頭，幫忙開發。」水哥說。

藝術家史嘉茵（左二）因坪洋公立學校而結識村民水哥（左一）、Candy（左三）和財哥（左四），並建立深厚友誼。

財哥笑說：「那時候好開心，（因為建運動場）不用上堂，校長還請我們飲汽水！」他還記得，曾在運動場挖出過墳頭，「掘了骨頭出來，就交給老師」，說得雲淡風輕。

「你在說學校的運動場嗎？」一旁的Candy驚訝說道：「你起完之後，我就在那裏打排球呀！」她一九七五年讀小一，是學校的運動健將，在水哥和財哥興建的那片球場上揮灑過無數汗水。

荒蕪校舍中，三位舊生聚首，儘管年代不同，但談起修球場，挖魚池，甚至被老師體罰的日子，笑聲與共鳴不斷。沉寂的校舍，也因他們再度鮮活起來。

殺校沉寂六年 曾借給藝術家創作

坪洋學校最鼎盛時期，學生多達數百人，運動會站滿整個球場。不過在綠樹環繞的校舍上課，同學皆為鄰里，這份獨特的村校時光，終究難敵時代變遷。一九七○年起，新界不少村民由務農轉向出市區、出國打工，加上全港生育率不斷下降，村校收生人數逐年下跌。水哥回憶，坪洋公立學校最後那幾年，曾有校長特地到羅湖接載過境生入讀，勉力維持學生人數，但最終仍不達每班二十三人的最低開班人數要求，於二○○七年無奈被「殺校」。

校舍自此大門深鎖，卻不是一直荒廢。二○一三年，一羣關注新界東北和鄉村保育的藝術家來到這裏。

「香村」創辦人、藝術家史嘉茵（阿史）是其中一員。她當年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不久，苦於在市區找不到可負擔的創作空間，與一班朋友突發奇想，將城市裏的閒置空間，轉化成創作和表演場地。而坪洋的村民，則因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而面臨遷村威脅，希望更多人走進村落了解，而不是任其草草消失。命運巧合下，兩方在荒廢的坪洋公立學校相遇。

第一屆空城藝術節在坪洋公立學校禮堂舉辦音樂會，重現熱鬧人聲。（由史嘉茵提供）

初次踏入村校，阿史感覺「震撼」。自小在市區成長，她此前很少踏足新界鄉村，對村校更是「零認知」。那天，她跟着財哥的腳步，從籃球場旁的鐵絲網鑽進校園，眼前的景象與市區學校截然不同：「哇，為甚麼學校可以那麼大？」

坪洋小學佔地近一公頃，他們一路穿過課室、禮堂，走到後方寬闊的運動場；阿史也聽舊生一路細說，當年如何親手築起學校，校長、老師又如何傾盡心力，把整個人生都投入學校。「作為一直在城市長大的人，是沒辦法去想像這種學習經驗。」阿史感歎。

她頓了頓，又笑說：「現在很多家長都在追求親近自然、happy school的教育模式，但其實以前的村校咪就係囉！」

坪洋公立學校校慶活動中，男同學表演疊羅漢。（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

一九七〇年代，坪洋公立學校的學生們用泥鏟及雞公車運送建材，協助修建學生足球場。（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

坪洋公立學校的校章公園，由關錫康校長帶領學生共同砌成。（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

廢校中共創 連結過去與現在

阿史感受到村校的歷史與教育價值，也看見了擴闊藝術創作的可能性。「這間學校太漂亮了，我們一定要用到。」她初次進入校舍，腦中就閃過這個念頭。

很快，村民與藝術家行動起來：他們一同除草、清理雜物，讓被雜草淹沒的校徽重見天日；藝術家將村民的生命故事化作藝術作品，設在校園大小角落；塵封已久的禮堂重新駁上水電，邀請不同音樂人登台演出；連運動場也再次響起喧鬧聲，村民組隊踢了一場久違的足球賽。

這一連串努力，讓第一屆空城藝術節「坪輋・村校・展演」誕生了。沉睡六年的校舍因而重生，連結過去與現在，也開創香港村落在地藝術的先河。回想那段歲月，阿史仍覺得不可思議。「十幾年前，真的說做就做了。村民個個都好厲害，你現在看到雜草處處，當年我們來到也是這樣。有村民會幫忙打草、接駁水電，還有人開起重機清理雜物。那時我們舉辦那麼多活動，沒有他們的幫忙，根本不可能實現。」阿史笑說，「那時他們也不知道為甚麼，總是很樂意跟我們一起玩，真的是可一不可再的經驗。」

向來對外人戒備的新界鄉村，為何能與一班村外藝術家從陌生到並肩，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應該是因為你喜歡這個地方啩。那時不理甚麼人，都會歡迎。」財哥思索片刻說道，「不止自己的家是家，這裏整個學校、整條村都是我們的家。當年沒想那麼多，不管能力多少，都會去付出、去行動。總之，你自己喜歡的地方被人搞，你自然會做些事去爭取。」與古洞北、粉嶺北一同被納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坪輋／打鼓嶺，在藝術節舉辦的同年七月，暫時被剔出新界東北發展區。

村校與人 命運轉折

廢棄村校見證的改變，不止在於坪輋的命運，也包括參與其中的人。

因為村校藝術節，財哥與藝術家一同創作，還登上了中環海濱的Clockenflap主舞台，唱他們共同完成的《噹噹山舞曲》。「人生，好像去到另一個平行時空。」財哥感慨說，「以前的阿財就是，打吓麻將啊，玩啊，你以前不想跟別人談那麼多，也不會走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那時去做藝術品，上台表演，是一個人生的轉捩點。」

坪輋村民財哥（左一）登上國際音樂節Clockenflap主舞台演唱（由史嘉茵提供）

坪洋公立學校是阿史接觸的第一間村校，也因這間學校，市區長大的她開始愛上鄉村。此後十多年來，她走訪了三十間村校，與舊生錄製校歌，連結村民，記錄村校故事。「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扭轉了我們很多人生。」阿史微笑說。

校舍周圍雜草叢生，野草長至半人高。

只要延續 就有價值

阿史持續記錄村校故事，也見證不同校舍的轉變。在她搜集校歌的三十間村校中，仍在辦學的寥寥無幾，有些經政府「可供短期使用的政府用地」計劃，空間被重新利用作教會、社區中心，更多則長期閒置。

阿史樂見不同村校得以活化轉型：「是好事來的。即使村校不再辦學，但是校舍仍在，讓建築發揮作用，總比荒廢著好。」

然而，村校轉作其他用途，未必直接關乎歷史保育，也讓人思考：這種活化能否延續村校故事？「能夠直接利用學校歷史去做藝術創作，這種活化當然最理想，但不可能每間村校都套用同一模式。不同機構有不同需求，有的可能做了office、有的做了青年中心，未必不是好事。即使沒有直接用到村校歷史，機構運作過程中可能會聘請村民維修、清潔，最終仍能惠及村落。」阿史說。

在她看來，更重要的是讓村校空間持續被使用。「只要繼續用，至少蛇蟲鼠蟻都少一些，這對村校而言已經很有價值。」阿史接觸過許多舊生，他們不忍看到母校殘舊破敗，回到校園總覺得心痛。「即便學校不再辦學，但當舊生見到學校仍存在、被重新使用，還可以來這裏緬懷兒時的回憶，他們都會覺得好感恩。」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要與時間競賽。」阿史說。她以坪洋為例，校舍十多年前狀態尚可，許多設施仍在，但如今衰落得多，「如果當時能做些保護或者復修，現在復修所需時間和金錢都可以節省很多。」

默默守護 靜待重生

曾經舉辦過藝術節音樂會的禮堂，如今木門斑駁，窗戶覆滿灰塵。財哥走出禮堂，指向旁邊雜草叢生的草地，說這裏是當年校長帶領同學們親手砌成的小公園，草地上原有用石頭圍出的校徽，寫着「坪洋」兩個大字，頂上還有一個噴水池。每到一處，似乎總有小故事等待分享。

阿史不是第一次聽這些故事，但每次聽舊生談起村校，那種生機勃勃的雀躍，依然深深感染她。這也是阿史持續關注村校的原因。「搜集了校歌十幾年，但依然很有初戀的感覺。」阿史笑說，「每次跟舊生回到學校，你仍會感受到他們的活躍。一談起往事，好像又回到了從前。」

空城藝術節之後，坪洋學校便閒置至今。據村民透露，校舍現時租給一間NGO，但暫未有實質用途。雖然村校再度沉寂，但它依然長存於一班村民與藝術家心中，靜靜等待下一次的重生。

坪洋公立學校凝聚了村民和藝術家的回憶，靜待下一次重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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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都市發展和鄉村人口外移，據統計，香港至少有二百間鄉村學校停辦。大量校舍因而荒廢沉寂，雜草叢生，彷彿被時代遺忘。

村校殺校潮或許不可阻擋，不過，學校停辦不代表終結。近十年來，愈來愈多民間團體走進廢棄村校，將其改造成藝文空間、社區服務中心、導盲犬訓練基地等等。到底這些村校有何特別，吸引民間自發活化？而村校空間又存在着怎樣的可能？

此次專題聚焦香港廢棄村校的N種活化可能，並深入呈現其中兩個具啟發性的村校案例——打鼓嶺坪洋公立學校與荃灣川龍公立貫文學校，展現不同再生故事。

且看民間，如何在被遺忘的村校裏，續寫新篇。

鄉村學校生活

根據教育局定義，「鄉村學校」（簡稱村校）泛指位於新界郊外偏遠地方，主要供鄰近村民子弟就讀的學校。

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教授羅慧燕在《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一書回顧，村校源自中國私塾傳統，歷史可追溯至明朝或更早，承載深厚的血緣和地緣色彩。

二戰後，香港人口急增，適齡學生數量躍升，政府先後推行《十年建校計劃》及《小學擴展的七年計劃》滿足教育需要，並以「一元津貼一元」的資助方式鼓勵民間建校，帶動村校蓬勃發展。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村校發展的高峰期，數量達約二百五十間。

一九七〇年代吉澳公立學校全貌，校舍被樹木環繞。（由吉澳村民提供）

到了七十年代，隨着經濟發展，交通改善及政府推行六年免費教育，鄉村人口外移，學童亦逐漸轉往市區讀書，村校收生人數急跌。

二○○二年，教育統籌局頒布《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針對收生不足的學校縮減班數及教師編制，湧現殺校潮。二○○一至二○○八年，逾七十間村校結束運作。時至今日，新界仍在運作的村校不足二十間。

雖然村校不敵時代變遷，但仍然承載着數代人的記憶與情感。從校園環境到教學制度，從課堂科目、校際比賽到校外旅行，透過一張張黑白照片，我們一窺舊時村校風貌。

校舍環境

香港鄉村學校與大自然接近，綠樹環繞，校舍多為單層瓦頂平房，僅設數個課室。與市區學校相比，村校師生人數較少，關係更加密切。

吉澳公立學校運動會上，獲獎學生中有兩人沒有穿鞋，可能是漁民子弟。（由羅惠燕博士提供）

吉澳公立學校的遊樂場（由羅惠燕博士提供）

培文學校為沙頭角榕樹凹村內的唯一小學，攝於一九五八年。（由梁經緯提供）

一九六〇年代，吉澳公立學校舉辦運動會。（由羅惠燕博士提供）

吉澳公立學校校舍（由羅惠燕博士提供）

半日制與複式教學

早期村校的教學與管理相對寬鬆，學生入學年齡不一，每班人數亦無硬性規定，一名教師往往需兼教多科。 隨着學童人數增加，校舍不足以應付需求，政府實行半日制教學，分設上、下午校，部分學校更採用複式教學，安排兩個或以上級別的學生在同一個課室上課。

一九六三年，吉澳公立學校舉辦開學典禮，課室黑板上方懸掛着校歌歌詞。（由羅惠燕博士提供）

一九六〇年代的糧船灣公立學校，相中人為當年的行山發燒友，他們愛走訪香港村落，為當時的村校留下珍貴紀錄。（由梁經緯提供）

尺牘、農常與謀生技能

村校課程除須符合教育司署的規定外，亦貼合鄉村學生實際需要，設有如「尺牘」（書信文體）、謀生技能等獨特科目。

不同村校背景及招生對象各異，有些專為農村服務，有些則是漁民子弟學校。據關注鄉村保育的藝術家史嘉茵研究，漁民子弟學校會教授駕船技術，讓學生畢業後有機會成為船長。而農民子弟就讀的許 多村校設立「農業常識」科目，教授農耕種植知識。早期的村校曾舉辦「校際蔬菜種植比賽」，參賽作物種類豐富，例如蘿蔔、甜粟、矮瓜等。不過隨一九六○年代末香港工業起飛，農常一科逐漸被淘汰。

火炭公立學校參加蔬菜種植比賽，以大蘿蔔榮獲優異獎。（由火炭公立學校舊生提供）

早年用於教授農業常識的課本和作業簿（由梁經緯提供）

一九八〇年代，吉澳公立學校的上課情形。（由吉澳村民提供）

校外活動

由於不少村校位於偏遠地區，學生平日少有機會前往市區，校方會安排各種校外及課餘活動，豐富學習經驗。例如吉澳公立學校舉辦一年一度的校外旅行，前往土瓜灣屈臣氏汽水廠、大坑虎豹別墅參觀。

古洞公立愛華學校裏，兩位先生擺好姿勢，準備切磋武藝。（由古洞村民提供）

每年植樹節，吉澳公立學校的老師都會帶領全校學生，徒步登上島上的山頂種植松樹。（由羅惠燕博士提供）

吉澳公立學校師生參觀虎豹別墅。（由吉澳村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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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行「空置校舍用地中央調配機制」，教育局會先評估校舍面積、地點、樓宇狀況及教育政策需求，決定是否保留作中小學用途；若無保留必要，則轉交地政總署、房屋署等部門考慮其他用途。

然而，機制運作下仍有大量校舍未被真正運用。教育局回覆查詢指出，自二○一一年實施該機制以來，已釋出約二百六十幅空置或即將空置校舍用地，其中約一百六十幅已改作公私營房屋、社會福利設施等長遠用途。換言之，仍有約一百間空置校舍未被使用。

而這些被遺忘的校舍，多為村校。政府近年推出「可供短期使用的政府用地」計劃，讓廢棄村校有轉化契機。目前，多數短租校舍由地政總署負責管理及推動活化。地政總署回覆查詢指，該署管理的一百零八間空置校舍中，有二十二間村校短租給非政府機構或社會企業，活化用途涵蓋社區服務中心、過渡性房屋、非牟利攝影資源中心、有機農場、導盲犬訓練學校等。

另有部分村校地權屬私人土地，由民間團體與村民合作，將廢校轉化為自然教育學校、社區服務中心等。

雖仍有大量廢棄村校閒置，但每一間被成功活化的村校，都彌足珍貴。它們不僅凝結着民間團體的心血，留存獨一無二的村校歷史與記憶，也開拓了空間再利用的想像邊界。

二〇二二年，三和公立學校的校舍被改建成香港首間導盲犬訓練學校。（由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提供）

川龍公立貫文學校→貫文空間

荃灣川龍公立貫文學校於一九五八年開校，一九八八年因收生不足停辦，此後學校荒廢。校舍曾是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的取景地，二○二一年起由香港攝影文化協會活化為「貫文空間」，推廣攝影與藝術文化交流。

（由貫文空間提供）

元朗竹慶公立學校→果園社企

元朗竹慶公立學校於一九六一年落成，一九九三年因收生不足而殺校，校舍荒廢超過二十年。直至去年，果園社企獲政府批准活化校舍，把部分課室改建為有機耕作場地、書室，並舉辦多元社區活動。

（網上圖片）

西貢公立學校→The Kungers．公立

西貢公立學校於一九四六年創立，一九九五年結束辦學，其後由西貢街坊值理會接管。二○二二年，校舍修復並轉型為社區活動中心「The Kungers・公立」，舉辦音樂節、周末市集，甚至萬聖節鬼屋等多樣活動。

打鼓嶺三和公立學校→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一九五七年啟用的三和公立學校，曾是打鼓嶺三大學校之一，二○○六年遭殺校。二○二二年，校舍改建為香港首間導盲犬訓練學校，設有犬舍、獸醫室、狗狗專用廚房及美容室，目標三年內培育約五十隻導盲犬服務視障人士。

（由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提供）

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學校→鄉師自然學校

建於一九五七年的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學校位於屯門，約一九八○年代停辦。二○○七年，校舍由一羣熱愛自然的教育工作者租用，成為香港首間提倡自然教育的學校。其教學打破常規，除基礎科目外，課程亦涵蓋耕作、工藝、歷奇等，鼓勵學生在大自然中學習。

（由Jesse Clockwork提供）

大埔六鄉新村公立學校→六鄉學習園地

一九六四年建成的六鄉新村公立學校，二○○六年因收生不足停辦。現校舍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營運，轉型為社區服務中心「六鄉學習園地」，曾舉辦寵物市集，並對外開放作會議及工作坊場地，亦善用戶外草地開設足球班。

（由六鄉學習園地提供）

（由六鄉學習園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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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展覽排場可以有幾浩大？

上周四晚，在澳門五星級酒店戶外筵開長桌晚宴，宴請過知名球星及中外傳媒近百人，包括香港第一網球員黃澤林，就是為法國當代藝術家洛朗·佩博斯（Laurent Perbos）個人展覽《動競藝境》（Artletics）及《美與姿態》（Beauty and Gesture）揭幕。

揭幕儀式嘉賓合照，運動員黃澤林、李月汝、張怡寧、鄧亞萍、鄭潔、孫悅受邀出席。（圖片由展覽方提供）

新濠天地室外網球場舉辦晚宴，邀請一眾嘉賓共同慶祝展覽開幕。（圖片由展覽方提供）

變形球場  以雕塑思維重構體育 

佩博斯生於一九七一年法國波爾多，過往藝術創作以雕塑爲主，著迷於探索形狀的邊界。《美與姿態》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於二〇二四年巴黎奧運期間首度亮相，各持不同運動器具的六尊維納斯，讓人印象深刻。而《動競藝境》則為呼應澳門作為十五屆全國運動會賽區之一而創作的新展覽。

「夢幻球場」展區（圖片由展覽方提供）

步入《動競藝境》展場，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色彩鮮艷的網球場。不過，這個球場有些異常：球網被折成直角，場地邊界延伸至牆壁。這件名為《區域》的作品，是佩博斯依照標準網球場比例，重新組構而成。

另一作品《乒乓花園》，也延續了這種重構邏輯。眼前的藍色乒乓球桌，有的延展成弧形並連接籃球架，有的為五張球桌互相串連重疊，有的被扭曲成圓筒狀。原本規整、封閉的競技體育場景，化為流動而開放的藝術空間。

網球場與乒乓球桌旁放置著球拍，邀請觀眾親身進入。記者揮拍試打，網球不似預期地撞向牆壁又彈回，但由於邊界被重組，打向牆壁的球不再被判出界；六人同場打乒乓球時，球影交錯亂舞，專注揮拍之間，也得學會閃避他人。運動因藝術而重塑邊界，遊戲規則亦隨之改變，觀眾在其中獲得截然不同的運動體驗。

「觀眾所面對的，起初是看似界限分明的遊戲，但在某個時刻，這些遊戲偏離了原本的目標，突破了規則，從而引發人們對成功與失敗、競爭與對抗、休閒與勞動等概念的再思考。」佩博斯接受本刊專訪時說。

不過，佩博斯也補充，改變規則其實並非是他的創作初衷。「我最初的意圖是像古典雕塑那樣思考——要用多少材料，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形狀？不同的體育用具與場地，就像可塑的材料，被糅合、堆疊、塑造，最終改變了原有的形狀。」

「乒乓花園」展區

「籃球皮」造古希臘神祇  連結古典與當代

佩博斯的創作，遊走於古典與當代之間。在系列作品《身體神話》中，他巧妙運用視覺錯覺的手法，讓維納斯雕塑仿佛左右運球；又以籃球再造古希臘英雄與神祇的頭像，原本光滑的大理石雕塑質感，被籃球表面的凹凸紋理所取代。

「在這些作品中，我運用古典神話、雕塑和符號，與當代元素融合在一起。雕塑代表的古典，象徵優雅與哲思精神；而籃球反映當代文化，人人皆可參與。」佩博斯說。

透過這樣的對照，他讓古希臘神祇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融入今日的身體語言與文化想像，從而模糊了古典與日常、藝術與運動之間的界線。

運動中的維納斯  反思男性主導體育敘事

走出戶外，見到《美與姿態》展覽作品。這組作品原是佩博斯於二〇二四年巴黎奧運與殘奧期間受邀創作，靈感源自一八二〇年出土的古希臘雕塑、法國盧浮宮鎮館之寶《斷臂維納斯》（Vénus de Milo）。

不過，佩博斯的六尊維納斯並非斷臂，而是各持不同運動器材，並以彩虹六色呈現，代表不同奧運項目。紫色維納斯揮舞網球拍，黃色肩扛衝浪板，藍色掌控籃球，綠色戴上鮮紅拳擊手套，紅色手持標槍投擲，而橙色的維納斯保留一隻斷臂，另一手高舉弓箭，代表殘奧會的射箭項目。

「一直以來，當我們想起體育運動，總會聯想到男性、肌肉、強壯完整的身體。但在我們生活的時代，女性在體育與社會中的地位同樣重要。因此我選擇以維納斯，羅馬神話的美與愛之女神，作為奧運精神的象徵。她那斷臂的形象，也呼應殘障運動員，提醒我們力量與勇氣有多種樣貌，每種身體都值得被看見。」

運動，講求身體的直覺與行動；藝術，偏重感官的延伸與省思。兩者雖側重不同，在佩博斯手中產生意想不到的碰撞與對話，無論是以雕塑思維重構體育規則，還是挑戰男性主導的體育敘事，佩博斯的作品始終在藝術與運動之間穿梭。觀眾不僅可用藝術的眼光，重新審視體育競技，也能在運動的節奏裏，用身體感受藝術。

2024年巴黎奧運會期間，佩博斯受邀創作《美與姿態》，並於法國國民議會首次展出，備受矚目。（圖片由展覽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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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令不少觀眾難忘，而打破常規的幕後配樂設計者，是年僅三十五歲的音樂人朱芸編。或許你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但他的作品早已走進大銀幕。他今年憑藉《破·地獄》配樂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與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也曾參與突破百億票房、中國影史票房冠軍《哪吒2》的配樂製作。

朱芸編的另一身份是二胡演奏者，其演繹風格同樣顛覆傳統。他曾用二胡演奏日本動漫《鬼滅之刃》主題曲《紅蓮華》、日本樂團YOASOBI 的《Idol》，甚至用二胡夾搖滾、Beatbox和踢躂舞。

從二胡演奏到電影配樂，從傳統中樂到跨界創新，朱芸編始終在不同的音樂世界遊走，始終尋求突破。

從《破·地獄》到百億票房電影 幕後配樂功臣

《破·地獄》票房衝破1.54億港元，刷新香港華語片最高票房紀錄。電影配樂同樣亮眼，不僅融合二胡、大提琴等中西樂器，還別出心裁地加入南音、道教音樂與喃嘸師傅誦經等傳統元素。不過，許多看過電影的觀眾，未必知道幕後功臣朱芸編的名字。

對此，他倒毫不在意，甚至帶着些得意地說：「雖然你未必知道我是誰，但你一定知道我的作品。」受訪這天，朱芸編身穿一身棉麻服飾，打扮樸素隨和。

他還談起一件趣事，前度的嫲嫲有次曾說最近天天單曲循環一首歌，非常喜歡，而那正是朱芸編的作品。「不過直到分手，我都沒有告訴她」。他笑說，「我其實挺開心的。我希望人們真心欣賞我的音樂，而不是因為我拿了甚麼獎，或者那套電影票房有多高。」

朱芸編台上演出氣場十足，台下打扮卻低調樸素。

解構電影配樂 層次與留白

不少音樂人重感覺、少言語，但朱芸編卻很擅長解釋音樂的用意。談到《破·地獄》高潮情節的配樂設計，他細細道來。

電影中，由朱柏康和衛詩雅飾演的郭家兄妹放下嫌隙，不顧殯儀同行反對，親自為父親主持儀式。許冠文飾演的父親文哥，曾嫌「女人污糟」，卻在遺言中吐露生前無法對女兒說出口的歉意與疼愛，掀起全片高潮。

「一開始是塤，吹出來就帶有回憶感。接着是弦樂，像推開一扇大門，走進更廣闊的大世界；然後用吹管樂器，好像說故事一樣，講述父親文哥和女兒文玥的爭執與回憶；大提琴進入，加深情緒；之後是二胡，因為我覺得兩兄妹做儀式時，爸爸也在天上看，所以用二胡代表爸爸；最後嗩吶出來，一切都釋懷了，無論在生的人還是已逝的人，大家都被超渡了。」這段名為《兄妹破九磚》的配樂，是電影中最複雜的一段，朱芸編像剝洋葱般，逐層揭開當中巧思。

觀眾觀影時往往專注於劇情，忽略了配樂，但朱認為音樂同樣承載着對電影的理解與詮釋。「雖然有用到二胡，但這段音樂不是很悲，我希望藉此引發觀眾更多反思。開頭我選擇用塤，這是整部電影此前未曾出現過的樂器，它代表個人的情感與回憶，到後面延伸至更宏觀的生死觀。」

《兄妹破九磚》匯集電影出現過的所有樂器，相比之下，電影前半段配樂則較為簡單。這是他製作香港電影配樂的愛用手法「留白」。「無論在《破·地獄》還是《白日之下》，甚至我剛做的《他年她日》，我都是留白。前半段我幾乎沒有音樂，我只是呈現真實的一面，不想用音樂去推情緒，告訴你『這段很慘，要哭了』。一直留到電影最後一段，才爆發，我陪着觀眾一起哭。」

喃嘸師傅郭文（許冠文飾）在電影中拉奏二胡唱南音。

感覺先行 重新詮釋中式樂器

戲裏，女性可以打破禁忌，主持破地獄儀式；戲外，負責配樂的朱芸編亦顛覆傳統，賦予中式樂器新表達。朱芸編能將塤、二胡、嗩吶等多種中式樂器運用自如，甚至重新詮釋，其實與他深厚的中樂背景有關。他的父親朱道忠是二胡演奏家，耳濡目染下，他七歲開始學二胡、高胡和板胡。此後他在香港、英國、美國等地音樂比賽屢屢獲獎，還曾以二胡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英國威廉王子表演。

早期因中樂背景，他受邀製作配樂的電影多為中國或古裝題材，第一套電影配樂是為二○一七年華語奇幻片《悟空傳》而製作。除了今年獲獎的《破·地獄》配樂，朱芸編還參與過《哥斯拉II：王者巨獸》、《竊聽風雲3》等重量級作品配樂，並一手包辦《白日之下》、《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配樂作曲。

傳媒多次稱讚他擅長將中樂與西樂融合，但朱芸編更在意他對情緒的呈現。「我不覺得自己特別擅長結合中西樂。我絕對不想為做而做，而是要看是否適合。一般人常認為嗩吶響亮嘈雜，象徵英雄或戰鬥場景。但我在《破·地獄》中，用了嗩吶表達釋懷。butwhynot？你不會覺得那段嗩吶脫了章，反而會覺得舒服、很順。我喜歡一種樂器的stereotype，但同時我也喜歡脫離stereotype，我每套電影都會設計一些新聲音。」

「電影配樂最重要的是表達人的情感，只要某個樂器能帶給我這種感覺，我就會用，很少理會哪個是中國樂器，哪個是西方樂器。」朱芸編說。

憑藉《破‧地獄》，朱芸編奪得第四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由受訪者提供）

兒時不准碰二胡 好奇心驅動興趣

其實，小時候朱爸爸一直不讓他碰二胡。家中陳列各式名貴二胡，但爸爸擔心小孩子會弄壞。「這件事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誒，那我碰一下又怎樣呢？」朱芸編回憶道。

他趁爸爸上班，偷偷把二胡拿出來拉。「想不到碰一下，就真的對二胡產生了興趣。」只有兩根弦線，音調卻千變萬化，令他覺得無比有趣。他也常看爸爸的音樂會，暗暗憧憬着，有朝一日能成為台上一員。爸爸見他興趣濃厚，自學也像模像樣，才開始正式教他。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學樂器不難，難的是堅持。但朱芸編卻不需父母督促，常練到廢寢忘食。他尷尬笑說，以前的同學們都「把他等同於二胡」，「因為我從小到大一直在拉二胡，『二胡就是我，我就是二胡嗰啲』。入晒血。」

「我會想，這首歌還能怎麼拉？這樣玩行不行？我會嘗試不同方法，把一首歌拉到最好。」他說。

「我不是因為勤力而練琴，我相信興趣是最重要的。興趣自然會令你勤力。」他笑着比喻：「就像有人可以打機打八個鐘，你不會說他勤力，只是因為他夠有興趣。我對二胡就是這樣，所以我願意行多一步。」

走出悲情框架 二胡的無限可能

二胡，一直被貼上特定的標籤。「老土啊、悶啊、慘啊，這些我從小聽到大。從粵語長片到現在『死人冧樓』的場景，一定是入個二胡落去。」朱芸編坦言。

但因為這份「行多一步」，他不甘心讓二胡定格在悲情的框架裏。他最初學習的多是傳統中樂，後來漸漸發現，中國不同地區、民族的二胡樂曲各有獨特風格。「有一次拉到一首新疆樂曲，我就在想，既然可以去到新疆的音樂世界，為甚麼不再行遠一點呢？」朱說。

他嘗試用二胡挑戰多元曲風，他曾以二胡演奏莫扎特的經典名曲《土耳其進行曲》（此曲亦因《麥兜》電影配樂「仲有最靚嘅豬腩肉」而廣為港人熟知），發現原來二胡同樣能駕馭古典樂。再之後，他又將此曲改編成爵士版本。

朱芸編的二胡之路，愈走愈遠，也愈玩愈廣。他喜歡動漫，曾在音樂會上拉奏《鬼滅之刃》主題曲《紅蓮華》，以二胡駕馭熱血搖滾。前年第十七屆亞洲電影大獎頒獎典禮上，他在開場獨奏日本樂團YOASOBI的《Idol》，身後是整個中樂團為他伴奏，台下掌聲如雷。他還與Beatboxer、甚至踢躂舞者同台，把二胡靈活融入鼓點節奏與腳步聲裏，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我沒想過二胡可以咁玩。」這是朱芸編最常聽到的觀眾評價。他似乎能用二胡拉出一切旋律，記者問他的二胡有沒有限制？「大家的想象力就是限制。」朱芸編毫不猶豫地答道，「只要想得到，就去試；不work的，就不做。確實有些歌二胡拉不出效果，我自己也沒有感覺，那就會交給更合適的樂器。」朱說。

「我沒有刻意跟別人強調，二胡不老土、不悲情，而是用音樂去證明。」朱芸編的眼中透着自信，「我相信，每個人聽到我的二胡都能感受到。」

朱芸編積極嘗試跨界創新，他在今年亞洲電影大獎開幕典禮上與小提琴合奏。（由受訪者提供）

音樂帶我通往另一世界

朱芸編在二胡上傾注十數載寒暑，但大學卻選擇倫敦國王學院，主修音樂理論和西洋作曲，同時在皇家音樂學院學小提琴。後來，他又在皇家音樂學院攻讀電影音樂與音樂製作碩士，由此接觸影視配樂。

他當年曾收到中央音樂學院的邀請，但最終還是拒絕了。「那時候的感覺就是，其實我不止是喜歡二胡，我喜歡音樂的一切。音樂可以帶我到另一個世界，讓我看到這個世界所沒有的東西。」

他童年喜愛的《哈利・波特》、《侏羅紀公園》與《星球大戰》，至今仍讓他念念不忘。「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旋律能帶你進入另一個世界。即使你不是音樂家，但當聽到《Harry Potter》的主題曲，也會立即走進《Harry Potter》的世界。那我為甚麼不試試自己去創作呢？」

朱芸編接觸的樂器極多，他笑言，如果僅計「彈過」的數量，應該有好幾十種。從小他接觸胡琴家族的二胡、高胡、板胡、中胡、革胡、椰胡、京胡；小提琴、中提琴、敲擊樂他也玩過；還有許多是因配樂而接觸的例如大提琴。「只得一句（旋律），我沒理由請個人去拉，那我就自己拉。」朱芸編笑說。

留學英國諾丁漢期間，他還挑戰了管風琴。他所在的城市擁有當地最大的主教座堂，「你幾可在香港見到咁大嘅Cathedral，裏面有咁大嘅Organ（管風琴）。你不去玩就是對不起自己。」朱芸編的語速變快，愈講愈起勁，「腳踩踏板，一按chord，教堂裏幾千年歷史的石頭都在震動，我覺得很amazing。」

透過不同樂器，朱芸編在不同世界的穿梭，這是他體驗生命的方式。「我們的五感就在這裏。人生短短幾十年，要怎樣加深、放大我們在這個世界感受到的東西呢？就要靠不斷嘗試新事物。如果我一生只聽幾個歌手，到老了還是只會接觸這些，那就等於一輩子限制了自己。但我每年都有新東西進來，帶來不同的滿足感。」

比起配樂獲獎或票房成績，朱芸編更看重觀眾是否真心欣賞他的音樂。

漫遊世界采風 尋找最純粹的聲音

對不同音樂的好奇，也讓他走得更遠。他走遍五十多個國家，還深入冷門和邊境地帶，不止為看異國風景。每到一處，他總會搜集當地最本土的聲音。

蘇格蘭的風笛，土耳其的納伊笛，中國青海的山歌，每種聲音都帶着獨特的地域氣息。「我很喜歡采風（採集風俗），聽當地民族唱他們平時會唱的語言和旋律。他們沒有音樂專業背景，不會用任何音樂手法去創作，唱出來的是最純真、最原汁原味的東西。我很喜歡去搜索這些，擺他們的風格在音樂裏面。」朱芸編說。

他對蒙古呼麥的印象尤為深刻。呼麥源於蒙古西部阿爾泰山脈，字面意思是「咽喉」，據說學習自鳥類，核心精神與薩滿信仰相關。演唱者藉由喉嚨緊縮，一次能同時吟唱兩種不同聲音，既響亮，又莊嚴。

在《哪吒2》中，可將生靈煉為仙丹的天元鼎緩緩墜下，配樂用的正是呼麥，極具壓迫感。許多觀眾看完電影後，都以為音樂來自某種樂器，沒想到竟完全出自人聲。

「我喜歡用一些你想不到的聲音。那座鼎落下時給人感覺很肅穆、很重，呼麥有些宗教感，你會有些懼怕，但又不知道懼怕它甚麼。我第一次聽到呼麥時就是這種感覺，所以把它放了進去。」朱芸編說道，「觀眾能夠欣賞，我真的好開心。我很喜歡歷史文化，也希望能將最原汁原味的傳統呈現給觀眾，我不想那些東西流失了。」

融合與破格 走出自己的路

朱芸編形容自己是充滿矛盾的人：既站在幕前演奏，又隱於幕後配樂；既大膽創新，又喜歡傳統；喜歡飛得很遠，也懂得回家；談起音樂滔滔不絕，平日卻寧願躲在一角默默創作。

多元與矛盾，穿梭於不同世界，是朱芸編的特質。對他來說，這也是香港的寫照。「其實香港就是這樣的地方，只是我們從小到大習慣了。世界上沒有甚麼地方像香港一樣，既有表面差異很大的中西文化，但同時又那麼融合。我們已經習慣了在不同文化中，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今年十月，朱芸編將舉辦音樂會「Between Worlds」，正想向觀眾呈現他對不同世界的理解，也展示他破格的音樂之路。「我相信我現在走的路，沒有其他人在走。可能拉二胡本比較冷門，同時也做電影配樂，並把二胡加入配樂世界，好像其他人不會這麼做。二胡和配樂有很多東西可以互補，我也在這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

出生於傳統中樂世家，朱芸編卻能以二胡駕馭千變萬化的曲風。（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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