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國導演遇上烏克蘭攝影師

過去二十年，Olivier也提着攝影器材，跑在世界政治衝突的新聞前線。像是他於二○一六年首次執導的處女作《摩蘇爾》（Mosul），他跟隨四名身世各異的伊拉克年輕特種部隊士兵，記錄他們為何成為士兵，為何參與伊拉克從ISIS手上收復失落城鎮摩蘇爾而展開長達九個月的血戰。

由於工作性質特殊，這些年來Olivier為保工作，一直隱瞞右耳失聰的事實。二○一一年，Olivier採訪利比亞革命時，被火箭推進榴彈擊中右邊身體，令右耳失去聽力，右手從此失去了尾指。然而俄戰爭爆發後，他卻無法抑制對烏克蘭聽障羣體的好奇。他遂在Facebook尋找烏克蘭聽障羣體，旋即聯繫上Viktor。起初Olivier甚至不知道Viktor是攝影師，Viktor對Olivier的紀錄片拍攝計劃亦有保留。

導演Olivier花七個月時間拍攝烏克蘭戰火下的聽障攝影Viktor（Viktor Korotovskyi攝）

直至Olivier決定親身飛往烏克蘭與Viktor見面，「當我見到Viktor時，他散發着如此強大的魅力與氣場。身為電影人，我當下就確信Viktor就是我電影中的角色。」Olivier耐心待在Viktor與母親的家中，透過翻譯與google translate跟他聊天，逐漸建立信任。原來Viktor曾在大學學習攝影，只是由於雙耳失聰，讓他難以在烏克蘭順利找到相關拍攝工作。

戰事之初，自小受爸爸喜歡的日本武士道薰陶的Viktor曾希望成為軍人走到前線。然而軍方同樣拒絕了聽障的他。在Olivier的鏡頭下，Viktor正值壯年，卻無處發揮才華與興趣，只能在家鬱悶度日。「他對無法參與戰爭感到極度沮喪，尤其當時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與長者紛紛參軍抵抗俄羅斯入侵，對Viktor而言，無法成為其中一員令他備受煎熬。」

Viktor受熱愛武士道的爸爸影響，不時練習揮刀自衛。

有別與傳統訪談，Olivier開始每隔一天，便請Viktor在日記本寫下思緒，例如黑暗，例如家中的貓，例如戰爭的記憶，例如與他相依為命的母親。結果Viktor更多時候在日記寫下他的憂鬱。這些細語通通成為《Viktor》（中譯：看我今天怎麼戰）同名紀錄片的讀白，並由Viktor親自讀出。紀錄片今年曾在歐亞紀錄片週放映，為亞洲區首映。

寂靜非無聲

在這套紀錄片裏，電影聲效嘗試營造Viktor所聽見的世界，讓觀眾能更體會聽障人士如何在戰火下生活。

黑白影像更突顯Viktor臉部線條與眼睛，Olivier指出，不少聽障人士實際上也藉閱讀對方臉部線條，來幫助理解說話。 (Olivier Sarbil攝）

Olivier說，他學會了一件事——聾人社群確實能感知聲音。Olivier指出，Viktor其實會聆聽音樂，只是以他獨特的方式感受，「他觸摸事物時主要依靠震動感，有時還能捕捉到強烈的節奏與低音，但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知曉Viktor聽見甚麼。」亦因此當鏡頭切換至Viktor主角視角時，Olivier認為若刻意使用靜默場景實在過於陳腔濫調且並非現實。

於是，電影聲效為引領觀眾進入聾人世界，甚至嘗試理解Viktor體內正在發生甚麼事。例如他們曾藉聽診器捕捉人體內部器官的聲響，引領觀眾更理解Viktor的感受。Olivier解釋，使用聽診器聽到的其實不僅是心跳聲，當有還有藉身體還能傳遞無數其他聲響。觀眾亦能想像烏克蘭聽障人士到底如何藉震動經歷經年的空襲。

烏克蘭聽障攝影師Viktor（右）曾因聽力被拒參軍，最終自薦成為軍方義務攝影師。 (Olivier Sarbil攝）

無償赴前線紀實

現實有時如電影，甚或比劇本更曲折離奇。Viktor後來找到自己付出的方法，他決定自薦成為烏克蘭軍方義務攝影師，提着相機到東邊前線拍攝。二人乘軍用直升機，拍攝烏軍在直升機上射擊；爬上烏軍坦克車，拍攝坦克內工作的烏克蘭軍人。Viktor最後把他在前線拍攝的戰地記錄放在他個人的Instagram公開。被炸掉右腳的傷兵，斯巴頓戰死的士兵遺像，掉在瓦礫中的塑膠娃娃頭部，構成一個沉鬱冷峻的黑白世界。

黑白影像富視覺衝擊力

Olivier指，Viktor熱衷拍攝黑白照片，因為對方相信黑白能為世界帶來更強烈的平衡感。而Viktor的攝影風格反過來為Olivier的紀錄片定調—彩色拍攝的片源最終被調為黑白。他希望引導觀眾透過Viktor視角去觀察與理解世界。「黑白影像還蘊含另一層涵意，我認為黑白影像不僅呈現人物外貌，更傳遞其內在感受。黑白風格確實重塑觀眾如何觀看世界，但卻從未削弱世界的恐怖感。而事實上，它創造出更強烈的、更震撼的情感衝擊——某種近乎超越時空的永恆感。」他指出，當世界轉為黑白時，畫面會呈現某種近乎法式與在地質感，聚焦於臉部線條與表情，而彩色影像往往會忽略這些細節。

烏克蘭前線某處，軍人站在雪地上作戰。（Olivier Sarbil攝）

縱然Olivier有豐富戰地拍攝經驗，但每當駕駛行經近乎空無一人的道路時，聽到由遠處傳來的戰鬥聲響，仍會令他毛骨悚然。「那種壓迫感令人窒息，但你不能讓壓力吞噬自己。」他曾在戰壕裏，遭遇俄羅斯無人機襲擊，導致幾名同行烏克蘭隊員傷亡，當中包括上文提及在直升機上射擊的一員。「你永遠無法預料，所以你知道，你可能身處戰場，周遭瘋狂混亂，卻安然無恙；轉眼間你安靜地退到戰場後方，卻遭遇殺戮而負傷或喪生。」他說。

與Viktor同行的七個月，改變了Olivier。「他展現的韌性讓我更坦然面對殘疾，接納單耳失聰的事實，不再羞於公開談論。是的，多年來我因擔心失業而隱瞞，如今不再如此—我持續獲得工作機會。」Olivier說。

學會與戰火共存

戰爭連年，早已滲透烏克蘭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電影某幕，Viktor與Olivier二人探訪某大家庭，為躲避空襲，一家人長時間居於地牢。家庭缺席的成年男子，與玩戰爭電子遊戲解悶的小孩。畫面雖無一處看見火光，但細節都在反映戰爭的影子。

從前線回家後，Viktor站在家門外如常抽煙。 (Olivier Sarbil攝）

Olivier重申，一切並非劇本安排，而是真實發生。他認為那正是在展現戰爭如何融入日常生活。「與其說是接受，不如說是學會與之共存。人們學會與戰爭共存，繼續過日常生活。」其中一幕是Viktor母親在房間畫畫，而Viktor在花園挖開泥土，而不遠處正冒起隨爆炸而升起的煙霧，「砲擊每天仍在，人們依然維持着日常生活的節奏」。

只是共存不代表適應。正如Viktor曾在紐約出席烏克蘭文化節時分享指，他原是個幽默的人，而戰爭爆發後，他的歡笑與幽默感便徹底消失。他說，在他抵達美國時極度疲憊，正想着要喝點葡萄酒放鬆之際，卻從新聞得知向他的家鄉哈爾科夫遭受俄軍二十五次空襲。「我的人生軌跡曾一度停滯，我放棄了原有的方向，只因渴望變得更勇敢——畢竟你無法真正把戰爭從腦海中抹去。身處戰火之中，你永遠無法真正感到安全，因此我必須承擔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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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漸受控制，深不可測的黑暗窗戶，仍然可見零星火舌。

滅火之後，噩耗不斷加碼傳來。死亡人數由一百二十八人增至一百四十六人，再增至一百五十九人。一名報告失聯的家屬，沉聲告訴前一天採訪過他的記者：「認屍了。」那天晚上，一名在鏡頭前呼喊着親人都在裏面的太太，隔了一天，在社交平台留下了令人心痛的告白。她的女兒和丈夫，證實在那場大火中失去了生命。

無眠的晚上彷彿只能等來沉默。

棚網、竹枝、窗框、冷氣支架，殘破了一地。

家屬相認和永訣，慢慢變成只餘下永訣的場面。

沒有人想到，只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好像都崩塌了。

港府在大埔社區會堂設遺體辨認處，有家屬身穿「Blinding Hope」衛衣翻閱遺體相簿。

四十年前一手買家陳伯：大火奪去十多名老友生命

連日來，不少市民來到大埔廣福邨遙看火災現場，當中不捨離去的，不乏宏福苑災民。火災發生兩天後，拖着廿八吋行李箱的陳先生正好處在人羣之中。「好無奈，乜都無晒。我這樣的年紀，可以說，真的甚麼也沒有了。」七十二歲的陳先生望着熏成黑色的七座大樓說，自己有一隻貓，兒子又有三隻貓，都還在宏昌閣。

他說，貓咪就是自己半個孩子。

愛貓生死未卜，更難過的是，大火帶走了他的老朋友和他們的下一代。「我現在也七十二歲，老朋友大抵也是這個歲數，我們這班，真的是由後生住到老，所以這次，很多老朋友走了。」

陳伯每當談到死亡人數與死難者，不禁悲從中來。

自言「好好好唔開心」的陳伯，是宏福苑一九八三年落成時的第一手買家。

時間回推到四十二年前，那一年，他跟懷有身孕的太太，成功抽中大埔一手居屋宏福苑。「當時其實開心到不得之了，更開心的是，抽中第八十四個揀樓。」那時候，陳伯正當盛年，做貨車司機，公司就在不遠的火炭。因此，這個宏福苑簡直就像為他而設的安樂窩一樣。他和太太最後選擇了十八樓海景單位。那光景，恍如歷歷在目。陳先生至今談起，仍然顯得眉飛色舞。

一住幾十年，到近年，兒子結婚，儲夠首期，兒子從兒時玩伴手上購入與陳伯同在一層的鄰近單位。兩仔爺各有一個單位，住在同一層，叫人羨慕；未料，一場世紀火災把他的安老地與兒子仍在供款的家，一併燒毀。

宏福苑大火後，樓宇七幢大廈被嚴重熏黑。

說到開心事，如在目前，說到傷心處，陳伯雙眼漸紅。他強忍淚水說，其實太太比他更難過，因為四十二年來，太太與同屋苑的太太早已組成育兒太太團，看着彼此的孩子長大，感情非常深厚。「甚至有些人是我們看着他長大的，今次也一起走埋，真係好陰公……唉，真係唔識講。唉。」說着，倒抽了一口氣。他說，現在得到的消息，自己所認識的老朋友，最少十幾人因為這場大火離開了世界。

「老實說，對我們這班老嘢來說，這個真的是我們最後最後的家園。我已經七十二歲了，自己的家都沒有了，當然希望重建也好，維修也好，甚麼也好，給回我一個家。這個是我心底最渴望的事情，希望有生之年能夠再次看見自己的家。」

他說，家很重要，雖然金錢實在所餘無幾，但希望其他在大火中失去的東西可以慢慢買回。

「不過我最慶幸的是，我自己的老伴還在身邊，我只慶幸這件事。」他說。

陳伯（右）拖著新買的行李箱，離開廣福商場，隨兒子前往臨時住宿。

辛辛苦苦 到頭來剩下了甚麼

宏新閣一樓住戶曾先生和他年逾七旬的母親，同是這場大火的倖存者。曾老太太看着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安樂窩被大火吞噬，眼泛淚光：「我哋呢啲打工仔，一世人可以賺到幾多錢？」

跟前文的陳伯一樣，一九八三年，她和丈夫抽到居屋，用十多萬元辛苦儲來的積蓄一手買入。「當年只有丈夫工作，要供樓、又要養大兩位小朋友，很不容易。」丈夫兩年多前去世，對她打擊很大，想不到，丈夫生前努力一生換來的居所，很可能毁於一旦，對她來說，簡直是雙重打擊。

頭髮花白的她，手持一包藥物，裏面有膽固醇藥，亦有抗抑鬱藥，全是她剛剛在馮梁結中學臨時急配的。長年以來，曾老太太深受情緒問題困擾，近期好轉，算是接受了丈夫離世，可是如今又要面對失去住所的噩耗。

廣福商場平台上周曾是災民與街坊的聚腳地，有女士向街坊派發物資。

她說，火災發生時，她完全聽不到火警鐘，因為一直看不見窗外，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尋常。也是事有湊巧，她偶然打開窗，才看見有消防車駛到現場。她馬上收拾貴重物品撤離。事隔兩日，說起昔日情景，老太太仍然激動不已，形容走難當刻自己「驚到震」。她的兒子曾先生在事發時不在家，趕到現場，與母重逢，自言感恩。他念念不忘的，不是住宅單位的價值、或是失去家中貴重物品，而是亡父的遺物——一個不值錢卻包含特別意義的奶茶鋁樽。那是他爸爸生前喝最後一口奶茶的樽子。外表堅強的曾先生，說到這裏，聲音不由得顫抖起來：「無咗，幾多錢都買唔番！」

起火後一小時 全家連同嬰兒成功逃生

五年前，黃太太一家買入宏新閣一個中層單位。兩口子花了近十萬裝修，期望在安樂窩過上一家樂也融融的幸福生活。住了幾年，又花上十幾萬的大廈維修費。畢生積蓄，幾乎都花在這個家園，沒所謂，一家人安安樂樂就可以。

回憶起來，那個星期三下午，跟平常的日子比較起來，根本就沒有甚麼分別。

廣福商場一隅，大火過後，曾有災民在商場留宿。商場遙望宏福苑火場。

那個下午，如常在家工作的黃先生，既聽不到警鐘，也沒有管理員上門拍門呼叫疏散。忽然，電話響起，朋友來電，告訴他宏福苑正發生大火。這是他第一次聽到火警。他不以為意，本想朝外看看，可是，窗戶因工程關係，已被發泡膠封死，欲看無從。兩夫婦一直觀望，直到聞到濃烈煙味才知道情況有異。

那時距最初宏昌閣起火的二時五十一分，已過了一個多小時。

由不懂得及時逃生，到確定要逃生，兩夫婦在一刻間感到危險迫在眉睫。再也無法顧及甚麼貴重物品、甚麼金器……兩夫婦一個抱起四個月大的嬰兒、一個帶着寵物，順手帶上銀包和手機，急忙逃去。另一個就讀幼稚園的孩子那時幸好還未放學回家。

火災過後，廣福商場內不同位置擺放著被舖、床墊供災民休息。

宏福苑後樓梯通道狹窄，梯級陡峭。他們一路狂奔，安撫襁褓嬰兒之餘，不斷告訴自己要保持冷靜。遺憾的是，逃生跑了十幾層樓梯，竟然只遇到另一戶倉皇逃生的鄰居。回想整個逃難過程，兩人猶有餘悸。「屋苑住了很多老人家，他們很有可能都在睡午覺，錯過逃生機會……」

一家四口，雖然逃過一劫，但災後不得不為未來生活疲於奔命。大火過後，黃太抱着嬰兒、陪着幼兒，睡在社區中心的臨時庇護所。一夜之間，高牀軟枕，變成冰冷的地板。心神未定，第二天她東奔西跑，申請各項資助，又要四出找朋友幫忙照顧小朋友。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一度成為臨時收容中心，復課前又曾是申請緊急補貼的中心。

他們現在暫住在朋友在九龍的家，對於未來，他們只感到徬徨，因小朋友即將升讀小學，現在失去家園、失去地址，究竟校網該如何劃分？如要選擇大埔的小學，但又不能獲派大埔的房屋暫住，那該怎麼辦？他們痛失家園，經歷了災難，可是，他們連好好回顧一切的時間都沒有，他們只能望着前方，不斷嘆氣。「真的不知道怎麼辦……」「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句話，不知重複了多少次。

單親家庭孩子對同學說：我冇屋企啦，燒晒啦。

「其實我用盡畢生積蓄去買呢層樓，我咁辛苦供完層樓，之後又要俾維修費，維修費我差不多給了十八萬。我已經無晒錢，我還是一個單親媽媽，你依家燒埋我間屋，我可以做得啲咩呀？」家住宏建閣二十六樓的范小姐在傳媒鏡頭前忍不住哭訴。

范小姐受訪的短片廣傳後，曾有網民說真有錢能贖回單位。但范小姐說自己真的不是有錢人，那是她過去十年拼命節衣縮食的成果。

畢生積蓄背後是范小姐從前夫手上贖回居所的故事。十二年前，她與前夫以綠表免補地價購入宏福苑。未料，婚姻觸礁後，這個宏建閣單位便成為她與前夫持續十年的爭奪戰。為了保留單位給兒子，過去十年，每當冬季流感高峰期，在醫院工作的她總會「賣假」—在假期上班賺取贖回單位的金錢。她說：「我無法給他一個完整家庭，但最少我想給他一個穩定的家。」去年六月，她終於以一百七十萬贖回當初聯名購入的單位樓契，完結一場十年的噩夢。只是如今樓契與家同被大火吞噬殆盡。

大火當日，范小姐在醫院上班，孩子仍在上學，兩人因而逃過大火。經同事告知後，她馬上趕回宏福苑，惟當時整個宏昌閣、宏泰閣已被火舌吞噬。火災首日，她怔怔地望着自己辛苦供完的安樂窩，直至翌晨七時。

大火結束後，她收到噩耗，居住在火勢最嚴重的宏泰閣契媽和契爺，一同葬身火海。另外，她一位醫院同事亦在火災中離世。

睇相二字，代表家屬需要翻開厚厚的遺照相簿，尋找家人的重量。

醫管局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布，大埔醫院一名精神科病人服務助理在火災中不幸遇難，另有一名同事在火災中失聯；全港不同醫院合共約有六十名同事因為是次大火失去家園。

身為這六十分之一，范小姐最憤怒的是一眾住戶曾努力阻止大維修無果。孩子努力表現安靜和懂事，沒有平添媽媽的壓力和焦慮，只是會跟同學說：「我冇屋企啦，燒晒啦。」火災翌日學校旅行，小朋友不吵不罵，但當校巴駛過宏福苑時，他用衣物包裹着自己的頭，不想看到失去的家。

期望政府承擔重建宏福苑責任

范小姐曾查詢過渡性房屋收容名額，惟相關名額上周五（二十八日）晚上已滿。不過，她指由於媽媽住廣福邨，她和孩子仍可在娘家「打地鋪」，但有些居民真的無家可歸。不過，她同時指出，即使獲安排入住過渡性房屋，只能解決燃眉之急，未能作為長遠安置之用。她期望政府能夠承擔重建宏福苑責任，因為住戶都擔心樓宇後續安全，以及承受着極大心理壓力。「如果政府傾向要做復修工程，是否要我們去承受樓宇有倒塌的風險？」她憂心忡忡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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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大火燒逾24小時，大火至今造成至少128人死亡，多人受傷。死亡人數現已超逾1996年嘉利大廈大火慘劇41死的紀錄，為香港半世紀來死傷最為慘重的火災。

（編按：部分內文按受訪者意願使用化名。）

宏福苑26日下午爆發罕見的五級大火，短短數小時吞噬整個屋苑。

尋找九十六歲的媽媽 

「香港邊會聽過咁大火，陰公囉。」一名大埔街坊身穿羽絨在廣福公園封鎖線前嘆道。宏福苑昨日（26日）下午2點51分左右發生大火，當時八幢大樓在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但宏昌閣（F座）竹棚突然失火，其後火勢沿包圍大樓外牆的防塵網與竹棚蔓延至宏泰閣（E座）等其餘同樣施工中的大樓。

在廣福公園涼亭，三女一男半圍著圈，吃著飯盒望向火場，中央圍著一名家住坐輪椅的白髮婆婆。這五人飯局橫跨三代。家住屯門的羅先生（化名）拿著飯盒說，八兄弟姊妹得知九十六歲媽媽所住的宏福苑大火，有五個人從港九新界趕來。他接到消息時人在東涌，幸好妹妹迅速趕到，並從鄰近機構借來輪椅，順利帶走媽媽。孫女則搭話，感謝樓下小學最初曾短暫借出校舍，安頓受驚的婆婆。

大埔宏福苑於1983年入伙，樓齡42年，屋苑正進行大度維修工程。羅先生指，媽媽就是當年第一手買家，由八十年代起居住至今。 「無能為力，係咁燒係咁燒。你見到（圍觀者）好似嘉年華咁，但根本係一個災情嚟。」他嘆。

按2021年人口普查數字，宏福苑八幢大廈住戶人數達4643人，超過三分之一為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年齡中位數達56.6歲。

昨日入夜後， 大火仍末平息。

誰來敲響警鐘 

距離火場百多米外的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為其中一個臨時收容中心與失蹤者中心，至清晨仍有逾四百名市民留守。由於災民人數過多，擠滿地下操場，中學亦開放一樓禮堂供災民休息。留在地下操場主要是行動不便的長者和跟家人失聯的市民。港府雖安排旅遊巴，接送災民往三門仔過渡性房屋計劃「善樓」暫住，但仍有數百名市民選擇通宵留守中學操場，等待失蹤人口與災場的消息。

年過七旬的梁伯居於宏道閣高層單位。他耳力退化，佩戴著助聽器、抱著毛毯，瑟縮於操場一個安靜的角落。當鄰座棚架起火之際，弱聽的他，和許多其他健聽居民一樣，絲毫聽不到火警鐘的響聲。到聞到漸濃的煙味，透過居民WhatsApp廣播群組，確認過起火消息，他才匆忙收拾身份證和手機。那時已顧不到貴重財物，便急忙走避到樓下，心中仍然不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火災發生時，現場居民由街坊群組獲得消息，然後自發逐戶拍門，提醒鄰居撤離。

梁伯逃過一劫，只是住了四十年的家，勢必毀於一旦。「我已做好最壞的打算，燒光一切也無得怕，只要人無事就好。」他說。雖然子女家提供暫時避難，仍覺揪心的梁伯選擇靜靜留在會堂，希望能盡快得到災場消息。

嘗試離開  無奈折返

「等到有消息先走。」另一名守在操場的黃先生（化名）說。 

他和太太自昨（26日）午三時許便來到大埔，陪伴太太的姐姐張太（化名）等待失聯姐夫的消息。他的姐夫今年七十一歲，事發時身處宏泰閣低層單位，生死末卜。「他曾經想出來，但見到好大煙，出唔到，就縮返入屋。」最後一次通話就是家人按消防處指引，叫姐夫拿濕毛巾頂著大門空隙，防止濃煙入屋。半個小時後，姐夫的手提電話再也無法接通。 

在旁的張太眉頭緊鎖，每當智能電話接到親友傳來的報平安名單，便問妹夫黃生：「哎呀，你看看是不是有他的名？」黃生接過電話後，神情難掩失望：「不是啊，這是我剛剛報上去的。」

張太與七旬丈夫是八十年代第一手買入宏福苑的業主。大廈由去年七月曾簽署一份價值3.3億元的天價維修合約。張太指單位過去一年窗戶被封，全屋只剩一個「活窗」。她在家常感到透不過氣，每日黃昏都要外出透氣，她當日便因為外出透氣而避過一劫，可惜她的丈夫留在家裏。她怒斥：「啲棚封死晒啲窗，政府是不是要看看搭棚需不需要這樣一次過做晒？」張太妹妹表示，自下午三時起，一家人報了警，又通報了失蹤，一切好像徒勞。她無力地問：「既然有生還者，點解唔救咗先？」

失聯前最後視像  濃煙滾滾

鍾女士八十多歲的媽媽住在宏道閣中層，事發時下午三時多，在附近的她目睹燶煙「好似九一一一樣」從宏昌閣一擁而上，她立時致電母親逃生，奈何大廈停𨋢，年邁的母親根本無法走十四層樓梯。

鍾女士邊說邊回覆眾多家庭群組的訊息，焦急地自言自語道：「我以為她已經下樓了，我以為她安全，但現在……她應該還在屋裏。」

最後一通視像電話，鍾女士只看到母親那邊的滾滾濃煙，然後失聯近五小時。情急下，鍾女士急忙列出各種正面的可能，懷疑母親可能已經離開了家，或者因為網絡覆蓋問題無法聯繫，甚至是手機沒電……

這個中學禮堂坐滿各種神情凝重的家人，時而低泣，時而發呆。在禮堂的中央，有八、九人圍成一羣，他們全是黃先生的教會朋友，陪着他度過漫長大半夜。黃先生的父母居於宏福苑宏泰閣，從下午三點多至晚上十一點半，一直失去聯絡，他估計，雙親可能仍被困在火海之中。他憶述，當天下午三點多，他與近七旬的雙親通了最後一次電話，只聽見話筒傳來陣陣痛苦的咳嗽聲，聽得出雙親已無法言語，只是禁不住咳嗽。之後他多次致電，但電話已無人接聽。黃先生回想起當時情況，神色黯然，欲言又止，最終他語帶痛楚，婉拒訪問：「唔好意思，我唔係好講到落去。」

一句「辛苦了」  義工爆喊

社區會堂裏擺滿了飯盒、飲品、照明設備、暖包、牙膏與衛生巾等各式各樣的物資，其中許多是市民自發捐贈。夜深時分，過了末班車時間，仍有兩名中六學生從太和騎單車，帶著兩箱電解質飲品奔赴現場，一整個紙箱的飲品被硬塞在單車前籃中，顛簸前來，一路搖搖晃晃。到埗後，他們泊好單車，交上物資，輕描淡寫：「看見threads 說這需要物資，所以就過來了。」

物資從社區會堂集結，再分發到火災前線及其他支援地點，過程中需要協調多方人手合作。阿豪昨夜九點多，因看到新聞而感到無能為力，但仍禁不住從荃灣跨區趕來，能「搬下物資、派派水」已經心足。

阿豪與幾位同伴合力將八、九箱飯盒，以及堆積成半個人高的飲品，分批以手推車從社區會堂送至封鎖線前，送給火線前的消防員。阿豪之前曾三度前赴台灣，參與花蓮水災救援工作，只是今次發生在香港，讓他更難置身事外：「火從外面衝入單位，裏面的人怎會有路可逃，見到就覺得心酸。」每遇上消防員路過，阿豪總會高聲喊道：「辛苦了，保重！」有位消防員接過飲品，回了一句「辛苦了」，阿豪聽後忍不住哭。

四個仍在等待的男人

清晨六時，收容中心仍有四個等待的男人。他們是兩家人，等待他們宏昌閣三十樓二號單位的四名失聯女子。

在宏昌閣三十樓二號單位，最初只有葉太。隔壁陳太因為火勢蔓延，帶着妹妹和另一位鄰居一同前來葉太的家暫避。四人待在一起，等待救援。

年近七旬的葉生和他的兒子，不時看着手機、不時呆坐，又不斷望向門口，滿臉焦慮，等待著葉太的消息。葉生眼神帶點呆滯，坦言：「已經打定輸數，只盼奇蹟發生。」

「火勢好大，煙霧彌漫，我走唔到。」是葉太對葉生最後通話的內容。自傍晚六時，葉太失去聯絡。

一年多前，大廈要維修，葉生支付了十八萬元，沒想到如今卻面臨如此悲劇，他語帶懊惱：「本就不應該多橦大廈同時維修。」葉生的兒子奔波前往三間醫院：北區、那打素、威爾斯，每間醫院的名單都沒有他們心繫的人。從傍晚到現在，兩父子空着肚子，焦慮得無法進食：「哪會有心情吃東西。」

同一單位內，還有同層鄰居陳先生的太太和姨仔。陳先生悲痛地訴說，每間醫院傷者名單都不見她們，他怪責自己之餘，只能呆等消息。說着，淚珠打滾，然後問：「名單未見名字……應該是還有希望吧？」

深夜兩點多，民政處職員叫出了陳先生心心念念的名字，他立刻激動起來。是喜訊，還是噩耗？他焦急地詢問。 但原來是一場空。職員只是在核實失蹤人士是否在現場，帶着憤慨，陳先生回覆「不在」。

待到凌晨五點多，陳先生只短暫打了個盹，吃了點乾糧，雙眼佈滿血絲，疲憊不堪。他始終牽腸掛肚着締結四十多年的髮妻，嘆息道：「等到五點幾，都不知人是生是死。」

等待的痛苦難以言喻，他向記者閒談，抒發苦悶。他與太太一九八四年結婚，翌年兒子出世，便入伙宏昌閣，一住便四十年。他一家原本打算在這個家終老，卻沒料到他在一個平凡的早上出門上班後，卻從此無法回到這個家。說着，越發悲憤：「為何 (政府) 只會訂立棚架規定，卻不進行檢查？如果有檢查，事情就不會變成這樣。」他壓抑着激動情緒，批評政府在處理大型災難時，沒有聯合各大醫院的死傷者名單，不能有效通報家屬。「平時只會演練，災難真正發生時，卻是手忙腳亂、一團糟。」

黎明時分，寒意漸濃，體感溫度降至攝氏13度，禮堂裏老人居多，時有咳嗽聲和噴嚏聲。部分家屬和居民逐漸入睡，但有更多人難以入眠，守着手機，透過直播追蹤災情，不斷打電話聯絡親友。這裏沒有呼天搶地的哭喊，只有最深沉、最煎熬的等待。

天漸光透，但災民未見曙光。

陳生忽然擔心起記者來，他殷切地問記者為何還不回家？記者下意識地反問：「那你呢？甚麼時候回去？」他輕笑着說：「我已無家可歸。」

問他有甚麼地方可以暫住，他答道：「先找回老婆！找到老婆，睡哪兒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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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人今屆奪六獎，其中李駿碩以《眾生相》首封最佳導演，香港動畫《世外》奪最佳動畫片。著名剪接師雪美蓮（Mary Stephen）憑自傳紀錄片《隱蹟之書：重寫自我》奪最佳紀錄片及最佳剪輯。本地攝影師梁銘佳以《地母》首次奪得金馬獎最佳攝影。至於最佳音效，則由《小蟲蟲大冒險》團隊奪得。

李駿碩《眾生相》首封最佳導演

香港導演李駿碩憑《眾生相》從著名導演李安手上奪得最佳導演。《眾生相》取材自身「約炮」經歷，描寫用交友軟體找尋同性一夜情後的困惑、掙扎、重生。金馬獎評語提及，《眾生相》拍攝了豐富的人物樣貌，遊走於真實與謊言，而一段段私密對話，追問生存與生活，極富哲思，言之有物。

李駿碩與製作團隊擁抱後走上台，向評審道謝後，深呼吸好幾次，說到感言第一句隨即哽咽：「我呢部戲拍得好少錢咋。我要感謝我嘅團隊每一個人，佢哋全部人都係用二百分嘅努力去完成呢一部電影。」他逐一多謝製片、美術、造型師、聲音、後製。

李駿碩憑《眾生相》奪得最佳導演

台下被道謝的幕前及製作團隊表現激動，屢次歡呼之餘，男主角張迪文激動流淚。李駿碩在台上以英語向同性伴侶致謝，感謝對方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他於後台被問想對過去的自己說甚麼，他說：「謝謝你，相信自己。」

著名剪輯師雪美蓮自傳紀錄片奪兩獎

最佳紀錄片與最佳剪輯由著名香港、法國剪接師雪美蓮（Mary Stephen）憑自傳紀錄片《隱蹟之書：重寫自我》（PALIMPSEST: THE STORY OF A NAME） 奪得。雪美蓮在於香港，60年代香港政局動盪，她與家人於1968年移民加拿大，後赴法國學習。《隱蹟之書：重寫自我》裏，雪美蓮梳理自身家族史，探討為何家族會在1930年代浪潮裏把姓氏改為「Stephen」的歷史之謎，扣連起個體家族與時代。

剪接師雪美蓮（Mary Stephen）憑自傳紀錄片《隱蹟之書：重寫自我》奪最佳紀錄片與最佳剪輯

雪美蓮獲獎時最初以國語發言指：「我很感動，其實70幾歲才回到亞洲。我真的很高興，然後我真是很驚喜，根本沒想過，會拿到這個金馬獎。」她其後改以母語廣東話致辭感謝父母，談及自己與電影緣自爸爸：「因為我爸爸好鍾意電影，所以開始的時候就是在家這樣玩電影。」她同時感謝在加拿大教她電影的老師，及法國新浪潮導演伊力盧馬，兩人合作逾二十年。

香港攝影師梁銘佳首次獲獎

香港攝影師梁銘佳憑《地母》奪最佳攝影。《地母》由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自導自編，故事講述九○年代末政局動盪，馬泰邊界的稻鄉村落還殘留殖民遺傷，巫裔手中的田地契約懸而未決。女農鳳音白日為遭徵地的鄰居四處奔走，夜間化身巫師助人解降頭，卻無法卸下亡夫詛咒。

香港攝影師梁銘佳憑《地母》奪最佳攝影

梁銘佳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系，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修讀電影，他過去曾以《濁水漂流》、《白日青春》入圍金馬獎，今次是他首次獲獎。他本想以國語發言，最後在導演建議之下全廣東話發言。他向評審道謝，及後以廣東話感謝導演張吉亞帶他到馬來西亞吉打拍攝以及監製的照顧。他也感謝各演員、工作人員及家人。梁銘佳致辭時表示：「希望好簡單，只是可以在世界各地不斷地拍攝電影。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家——香港。」 

《世外》取材自日本小說《千年鬼》，講述人死後、輪迴之前的故事。

《世外》奪最佳動畫  《小蟲蟲大冒險》奪最佳音效

本屆最佳動畫片由兩套香港動畫《世外》與《小蟲蟲大冒險》角逐，最終由 《世外》奪得桂冠。導演吳啟忠（Tommy Ng）發表感言說，希望不論動畫及做人，也要做好關鍵格，開心填滿中間格，做好自己的作品。

吳啟忠憑《世外》奪最佳動畫發感言時，感謝在場家人、朋友與團隊。

吳啟忠發感言時感謝說每個年代其實也會碰到非常艱困的環境，而我們其實想說人可以保持一顆善良、美好的心在場家人、朋友與團隊，「我今天拿這個獎是大家的，就是你們的力量，我現在代表大家去拿這個獎，所以我要謝謝你們每一位。然後我想說人生、做人，或是動畫，也要把關鍵格做得好，然後把中間格開開心心填滿他，最後有錯就修正，然後好好做你的作品、你的人生。謝謝。」他其後再於後台感謝：「我現在很想跟每一個配音員、每一個動畫師、每一個後期剪輯，所有人說，你們要拿拿這個獎，真的很重，這是你們今年的努力。」

《小蟲蟲大冒險》由《麥兜故事》香港導演袁建滔執導

另一套本地動畫《小蟲蟲大冒險》則奪最佳音效。《小蟲蟲大冒險》由《麥兜故事》香港導演袁建滔執導，音效師團隊高偉晏，張凱彤與林先敏上台領獎。當中來自香港的音效師張凱彤寄語大家重視自己聲音，像小蟲蟲一樣保留善良本性。

《小蟲蟲大冒險》則奪最佳音效，張凱彤（右）寄語大家重視自己聲音。

白色恐怖劇情片《大濛》奪四獎

本屆金馬獎大贏家《大濛》以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代背景，電影關注亂世中平凡小人物的悲歡善惡。製作團隊上台領取最佳劇情片時發表感言指，最初尋找資金時非常困難，所有投資方也直指團隊瘋了，質疑劇組為何要拍一九五十年代的故事？監製葉如芬表示，「其實我們也不過是想把那個時代拍出來。我也想說每個年代其實也會碰到非常艱困的環境，而我們其實想說人可以保持一顆善良、美好的心，而我們就是想傳遞這樣的一個心意。」《大濛》同時奪得今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美術設計及最佳造型設計。

《大濛》監製葉如芬（左）說，每個年代其實也會碰到非常艱困的環境，而人是可以保持一顆善良、美好的心。

葉如芬最後引用日本著名動畫師宮崎駿語話作結：「電影一定要成為時代種種變化的答案，我們一定要用電影改變世界的決心，即便最後甚麼都沒有改變，但這是身為電影創作者的意義。」

金馬獎62完整得獎名單

最佳劇情片：《大濛》

最佳紀錄片：《隱蹟之書：重寫自我》

最佳動畫片：吳啟忠《世外》

最佳劇情短片：胡鹿《疊羅漢》

最佳紀錄短片：許慧如《她的碎片》

最佳動畫短片：謝文明《螳螂》

最佳導演：李駿碩《眾生相》

最佳男主角：張震《幸福之路》

最佳女主角：范冰冰《地母》

最佳男配角：曾敬驊《我家的事》

最佳女配角：陳雪甄《人生海海》

最佳新導演：Lloyd Lee CHOI《幸福之路》

最佳新演員：馬士媛《左撇子女孩》

最佳原著劇本：陳玉勳《大濛》

最佳改編劇本：潘客印《我家的事》

最佳攝影：梁銘佳《地母》

最佳視覺效果：温兆銘、林韋宏、胡宏愈、傅琬婷《96分鐘》

最佳美術設計：王誌成、尤麗霎《大濛》

最佳造型設計：許力文《大濛》

最佳動作設計：黃泰維、陳嘉玲《恨女的逆襲》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戴佩妮〈布秧〉《地母》

最佳原創電影音樂：Charles HUMENRY《幸福之路》

最佳剪輯：雪美蓮《隱蹟之書：重寫自我》

最佳音效：高偉晏、張凱彤、林先敏《小蟲蟲大冒險》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鍾瓊婷

終身成就獎：陳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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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第五屆全國運動會於南京舉行，年僅十四歲的香港女孩楊秀瓊穿上附有「香港」二字連身泳衣出賽，囊括全部五項女子泳賽冠軍，轟動全城。然而伴隨二戰威脅，美人魚的盛名在歷史夾縫間落下，「楊秀瓊」如今被網絡內容農場謠傳成一位被軍閥包養的姨太太。資深記者潘惠蓮意外從舊報章發現，楊於戰後曾是香港拯溺總會女子部首屆主席，曾因推動女子拯溺而獲勳。她不甘奇女子一生被「緋聞」蓋棺定論，翻遍舊文獻，甚至自費赴加拿大逐家逐戶敲門尋找楊的家人，只為替其翻案。到底一個喜歡游泳的南方少女如何在烽火、國族與性別之間，游出可一不可再的傳奇人生？

楊秀瓊生平（《明周》製圖）

〈香港楊秀瓊女士包辦全部女子游泳〉——這是上海《申報》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的新聞標題。那一年，中國全國運動會首設女子游泳賽事，一名香港少女運動員楊秀瓊橫掃五十米與一百米自由泳、一百米背泳、二百米蛙泳及二百米接力賽，合共五項賽事金牌。「你有能力去全國運動會，被挑選出去參賽，然後還去拿金牌，這樣當然是受到關注。」潘惠蓮指，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因為臨海地理優勢與英國歷史淵源，成為除青島、上海與天津外，游泳風氣最成熟，人才最多的地區。

未足十二歲  奪渡海泳冠軍

這並不是楊秀瓊首次因為游水而登上報紙。三年前，未足十二歲的楊秀瓊用蛙式橫渡維多利亞港，以破紀錄三十二分三十九秒奪得渡海泳冠軍。當年香港英文報章《德臣西報》（China Mail）甚至稱呼她為「A YOUNG ‘MERMAID’」（年輕的美人魚）。

一九三0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工商日報以〈華人奪女子渡海冠亞軍 楊秀瓊打破舊記錄〉為題，刊出十一歲的楊秀瓊奪冠消息。

一百年前，縱然香港因英國人傳入海浴活動，但華人女性泳手仍受制於保守的社會風氣。「很多事不是你現在覺得很平常，穿泳衣游水是前人努力去突破、爭取，我也是因為看了那麼多資料，才深深感到前人的艱難，為了提倡運動而付出的努力、奮鬥的經過，真的不容易。」潘惠蓮至今仍記得有舊資料形容楊秀瓊很勇敢，「她們可以這樣穿泳衣出來做這些運動，一個時代不同另一個時代，不是想當然，就跌下來。」她指出，當時華人普遍不重視運動，仍被人稱為「東亞病夫」，而女性被舊思想規範三步不出閨門。

一九三三年，楊秀瓊（左二）與隊友完成全運會女子二百米接力賽後合照，隊友楊秀珍便是她的姐姐。左至右：楊秀珍、楊秀瓊、劉桂珍、梁詠嫻（由潘惠蓮提供圖片）

大坑村出生 十歲起習泳

楊秀瓊一九一九年出生於香港大坑，那年一戰才剛結束一年，中國仍處於北洋軍閥割據的年代。然而有別於保守的風氣，楊的父母熱愛游泳，且同為南華體育會成員。楊秀瓊十歲起便與姊姊楊秀珍隨爸爸楊柱南到七姊妹南華會游泳場學游水。按潘惠蓮從楊秀瓊外甥手上取得的楊秀瓊自傳，楊曾寫下首次游往深水的魅力：「……那時候心裏的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從此以後，便放心大膽，從從容容的，在深水處游泳了。」當時誰也沒料到僅僅四年，這名少女會成為揚名全中國的女泳手，而一起學游泳的姐姐更是一九三三年全運會二百米接力賽的隊友。

一九三三年第四十二期《文華》雜誌以楊秀瓊作全國運動會特刊封面（由收藏家Roy Delbyck提供）

戰火耽誤一代香港運動員

楊秀瓊未滿十二歲一舉摘下渡港泳桂冠，十四歲便包攬全運會女子游泳賽全部獎牌，十五歲在馬尼拉遠東運動會奪四面金牌。身為三十年代的泳壇巨星，楊秀瓊由打扮到婚嫁緋聞都成為傳媒報道的內容，楊爸爸曾出面為未成年的女兒反駁謠言。而置身於日本侵華的動蕩大時代下，她更成為華人的民族投射。

一九三五年全運會後，上海出版的中英雙語雜誌《娛樂畫報》以「Women in Sport」為題介紹楊秀瓊。（由潘惠蓮提供圖片）

一九三六年，十七歲的楊秀瓊刷新中國一百米與四百米自由泳成績，獲代表中華民國出戰柏林奧運一百米自由泳與背泳的資格。因外表年輕秀美，說得一口流利英文的楊，亦廣受西方媒體關注。惟她最終在兩項賽事預賽包尾出局，部分華人媒體對她的熱情冷卻，甚至沒有報道她在一百米背泳預賽雖落敗，但成績打破中國紀錄。她在自傳中記下興奮又帶遺憾的矛盾心情：「在我落敗固然是意料中事，但全國卻是一個痛苦的教訓。果能從此愧悔奮勉，急起直追，抱着人一己百的精神，下一次何嘗不可轉敗為勝。」與個人成敗相比，她更著重華人游泳成績積弱的結構成因與未來。

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後，連續兩屆奧運被取消。

不過，時代並沒有給楊秀瓊一雪前恥的機會，隨後兩屆奧運因二戰爆發而取消。一代香港運動員因戰爭錯過運動員的體力黃金時期，甚至有人因戰爭而死亡。潘惠蓮指出，一九三○年出戰日本遠東運動會的香港女泳手陳玉輝便在戰爭期間為紅十字會工作期間身亡。而楊秀瓊的生命亦因戰爭、工作與及結婚生兒育女漸漸淡出游泳事業。

一九三九年楊秀瓊與陶柏林在聖瑪加利大堂成婚（由潘惠蓮提供圖片）

關於楊秀瓊的去向，多年來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個最廣為人知的謠傳是楊一度被四川軍閥包養，這一傳言正正是資深記者潘惠蓮近年致力為楊秀瓊著書平反的主因。潘惠蓮二○一四年翻閱香港舊報章《華僑日報》時，赫然發現楊秀瓊曾於一九六三年曾上電視講述香港女子拯溺工作。「網上的大陸資料說她被人包（養），我呆了一會兒，覺得自己被騙了。她是香港女兒，所以我覺得要查根問據，要找更多問題。」

為還原楊秀瓊的一生，潘惠蓮曾自費遠赴加拿大尋找楊的家人。

自費赴加拿大尋後人

在資料搜集期間，潘惠蓮輾轉讀到時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日本資料部主任朱炎輝的文章〈日軍憲兵部檔案中的葉靈鳳和楊秀瓊〉。她再從日本解密的文件中發現，楊秀瓊於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時期，曾為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特別情報員，在香港搜集親日人士在港動向。一九四三年，楊秀瓊於禮頓山道九三號寓所被日軍憲兵帶走扣查，惟報告未有交代楊還押時間與調查結果。只知道楊秀瓊獲釋後，曾出現在上海。

訪問當日，潘惠蓮帶記者到訪楊秀瓊當年被日軍上門扣走的銅鑼灣故居。

潘惠蓮能夠在舊報紙上取得的資訊有限，包括楊成為香港拯溺總會女子部主席，一九六七年後舉家移民加拿大，與一九八二年的訃聞等。

為求證真偽，潘惠蓮甚至拿着舊報紙，自費從香港赴加拿大溫哥華逐家逐戶拍門尋人。直至楊家的舊鄰居開門，告訴她楊秀瓊二女婿的牙醫診所地址，她才真正找到楊秀瓊的親人，年近七十歲的二女兒。

楊秀瓊自小因游泳而獲獎無數（截至楊外甥網上文章圖片）

後來，二女兒從地牢拿出媽媽封塵的獎杯，說眾多獎杯中，媽媽最喜歡的是這一個。潘惠蓮說，那就是楊在一九三四年遠東運動會上，贏回來全場總冠軍獎盃。

潘惠蓮最終把楊秀瓊走過的路寫成《尋找美人魚楊秀瓊：香港一代女泳將抗日秘辛》，書中逐日為楊平反不實謠言。回首十一年的路，她認為一切是緣份。「首先，我不喜歡自己被人冤枉，更不喜歡別人受冤枉。而且她是女性，而那些人是用女性的私生活來打擊她，並沒有人為她發聲，我覺得很不公平。而男人寫歷史，寫大歷史是寫男人的歷史，所以這位女士就沒有人去關注她。」或許這也是她體內近三十年的記者訓練，讓她不忿世人沒fact check便抄襲網上流言，讓假消息如病毒般散播。

六年前，潘惠蓮為楊秀瓊著書。

為此，潘惠蓮這些年來筆戰過許多人，包括並不限於傳媒、出版社與大學教授。她笑言：「就是為了她，楊秀瓊，（我）得罪很多人。」最近一戰，她發現台灣電視台誤報楊秀瓊生平，便傳了好幾封電郵給電視台與轉發新聞的網站，要求報道下架。

在潘惠蓮眼中，這位素未謀面的香港運動員是一個大情大性的港女，而楊秀瓊的經歷鼓舞了她，迎難而上。「我經常看就會覺得她是一個挺香港性格的人，或者叫南方性格的人，就是大情大性那一類，挺率直的人，所以可能得失了人。」曾有記者去採訪楊秀瓊，她穿拖鞋受訪，而記者又如實寫出來。「甚麼楊小姐踢了一雙拖鞋，（我覺得）她很可愛，說話又夾雜英文，整個香港小姐style。我也不否認那時候那麼多人捧她，她可能有驕傲也不足為奇，畢竟參加奧運時也只有十七歲。」潘惠蓮說得像談起一位老朋友。

翻案之路看不見終點，到底潘惠蓮為甚麼要堅持下去？她中氣十足地說：「因為香港的歷史一部分，是香港人奮鬥的經過。要知道我們以往走過的足跡，不是戰後，戰時已經很多資料。前人已經做了很多事，我們不要忘記他們。」

潘惠蓮認為，楊秀瓊的故事是香港歷史一部分，也是香港人奮鬥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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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Lab《Flower and Corpse Glitch》數碼作品，單一頻道（Image courtesy of Ikkan Art LLC. © teamLab.）

知名當代藝術家Ikkan Sanada捐出的私人珍藏數碼作品── teamLab《Flower and Corpse Glitch》（2012）。Ikkan Sanada擔任teamLab經理逾十五年，文獻庫行政總監Özge Ersoy於日前傳媒導賞時指，是次Ikkan Sanada捐贈的作品是他在teamLab團隊策劃的首場展覽核心作品。文獻庫今午 (10日）於社交媒體公布的訪問，Ikkan Sanada談及自己到訪文獻庫位於香港的圖書館時深受感動，因此決定私人珍藏作品支持。《Flower and Corpse Glitch》講述神樹被伐倒，釋放象徵大自然憤怒的傳說巨蛇八岐大蛇，觸發神明與人類的自然與科技大戰，大地淪為廢墟。最終《源氏物語》主角光源氏在巨蛇與眾神屍骸上撒種種，催生出迅速成長的新生森林。

中國當代藝術家徐冰《英文方塊字書法：Happiness Depends Upon Ourselves》(2025）為預展另一件重量作品。當觀眾走近作品，便能看到融入方塊字裏的「Happiness Depends Upon Ourselves」。

徐冰《英文方塊字書法：Happiness Depends Upon Ourselves》

是次預展展場以一眾本地著名藝術家作品打頭陣，齊集江記、黃進曦、區凱琳、夏碧泉、朱興華、周俊輝、林東鵬等創作，令觀者目不暇給。

本地動畫家江記的作品《 SPIRITUAL PRACTITIONER 33》 是一件透鏡式燈箱裝置。觀者可以交替看到日本菩薩與骷髏機械人並立的影像，菩薩臉容安祥而平和，機械人則眼神空洞而猙獰。神祇與機器人如同一體兩面的顯化，探討人工智能時代靈性的本質。在急速多變的年代，大眾亦能細味本地藝術家區凱琳以十一年時間，每天填滿一小格的大型畫作 《十一個三百六十五天 (365 x 11 = 73 x 55) 》 （2009）。

周俊輝《亞洲藝術文獻庫於荷李活道》

另有藝術家捐出或製作二十五周年點題作，周俊輝以塑膠彩創作《亞洲藝術文獻庫於荷里活道》（2025），按他的記憶，描繪亞洲藝術檔案館遷入上環荷里活中心現址開幕情境。作品把二十五年前的上環街景，與周氏標誌性的紅色的士融為一景，二十五年如一瞬。

林東鵬《廿五年的風景夢（一）》

現已移居溫哥華、本地知名藝術家林東鵬則捐出《二十五年的風景夢》  （2025）。作品以炭筆與粉彩描繪一名沉睡於群山、樹木與書堆之間的人，用色溫柔。如夢如詩的畫面是記林與香港藝術家一夢，二十五年前大伙在火炭工業區建立工作室的記憶。

申旻《Usual Suspects – Jinju》作品以紙張與快餐包裝為媒材，塑造出身穿制服、頭戴黑色髮網的女服務員，象徵資本主義體系強加的儀容規範。

亞洲藝術文獻庫為非牟利機構，於2000年由徐文玠以及著名藝廊主人及策展人張頌仁創辦，旨在保存亞洲近代藝術的多重歷史，並促進相關資源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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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銀幕上的溫煦笑容早隨炮火化成泡影。今年四月，電影入選康城影展ACID單元(ACID Cannes)翌日，Fatma與十一名家人同歿於以軍空襲。半年後，香港亞洲電影節把這套紀錄片帶來香港。導演Sepideh接受本刊專訪，剖白半年來帶着悲傷分享Fatma影像的心情。「我腦海中有個角落始終拒絕接受這些資訊（她的死訊），每當我觀看影片時，她對我而言依然存在，依然活着。我感覺她依然存在。然而當電影落幕，現實像一巴掌打在我的臉上——她已然逝去。」Sepideh說。

巴勒斯坦攝影記者Fatma Hassona生前堅持留加沙報導。（Fatma Hassona FB圖片）

兩年前以哈戰爭爆發之初，遠在法國的Sepideh認為主流媒體嚴重缺乏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基於這種關注與好奇，她渴望進入加沙記錄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但當時以色列已封鎖邊界，她只能繞道埃及，接觸逃至開羅的巴勒斯坦難民。在那裏，有難民向她介紹仍留在加沙北部，堅持記錄的巴勒斯坦攝影記者朋友Fatma。

Sepideh與Fatma首次見面便如記錄片所呈現的，那個置於智能電話內的WhatsApp視像通話畫面。Fatma往朋友家中借用Wi-Fi，但更多時候是接收不良的粗糙畫面與拉長的尾音，或是斷線，二人只能改以文字短訊溝通。在二百多日裏的堅持通話，二人在以色列無人機、炮彈聲伴隨之下，無所不談。像是Fatma保持笑容地談及持續多月饑荒之下，她是何其希望吃上一口雞肉，或是希望能有機會再吃一口朱古力。又或是Sepideh向Fatma展示家中的貓，有時候Fatma難掩神情中的落寞，細說希望自己的願望是終有一天能到處自由地旅遊，探望Sepideh。不過即使如此，Fatma在困境裏一直拒絕離開加沙，每天也透過攝影呈現加沙最真實的一面。

紀錄片以手機拍攝二人的視像對話屏幕，但由於加沙地區網絡訊號與電力不穩，每次通話也充滿挫敗，Sepideh希望向觀眾呈現相同的感受。（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遇見她就像有人在我面前舉起一面鏡子，讓我意識到我們的生命是多麼受制於高牆與戰爭。」Sepideh Farsi

不同的時空 相似被困的青春

觀眾甚至可從畫面的顆粒間感受兩人細膩的友誼。Sepideh說：「人生中確實存在某些魔幻時刻，有時你無法解釋一切。你看電影開頭我們初次交談時，那份感覺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每次觀看這部電影時，我自己都感到驚訝。」

然而兩人更深刻的靈魂共振或許是源自面對相似的圍困經歷。Sepideh說：「她的人生方式與生活態度中存在某種特質，讓我產生共鳴。這種共鳴源於我離開祖國伊朗前的抉擇時刻——當時離國是我的唯一生存途徑，因為十六歲時我曾入獄近一年，獲釋後便喪失了所有權利。」

Sepideh生於德黑蘭，一九八一年秋年，十六歲的她因參與反對伊斯蘭共和國運動被民兵拘捕。八個月後，她獲釋後被拒往重返校園，即使獨自在家完成高中，仍然被剝奪升讀大學的權利。她說，那兩年如同軟禁，完全無法行動。「去到某個時刻，生存變得刻不容緩，否則我將死於牢籠。」直至一九八四年，Sepideh決定逃離伊朗，前往法國升學。「Fatma的處境正是如此，她被困在自己的國家。即使以我的經歷回溯，那已是遙遠的往事——我確實經歷過因伊朗政權而失去親友的境遇。因此她的處境中，某些層面與我過往的經歷產生共鳴，儘管形式迥異，但確實存在共通的因素。」

四十年來，Sepideh流亡在外，與雙親與眾多親人相距甚遠，她早早學習如何在遠距離中建立情感連結。「Fatma曾說，我們雖然習慣了，卻永遠都無法真正習慣。這話千真萬確——你永遠都無法習慣，永遠都不會一樣。但這種疏離感，已成為我過去四十年來生命中的常態。」Sepideh被逼離開家園的處境，讓Sepideh更理解Fatma今天的決擇，也得以超越技術，跨越物理距離，靠近Fatma。

縱然Fatma每天在加沙也面對死亡，但她最初每次通話也會向Sepideh（右下）露出燦爛的笑容。（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把靈魂放在掌心前行

紀錄片名字「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原是Fatma傳給導演的語音訊息。Fatma曾經說過，走在加沙的街上拍攝就像把靈魂放在掌心前行。Sepideh一直認為這句說話不僅極富詩意，而且非常有力量，因此當她完成所有剪接後，便問對方能否以此作為紀錄片片名。她說，倒是Fatma不記得自己曾說過，但仍一口答應。 「當她被以色列攻擊喪生時，我認為現在與她所預想的記錄種族滅絕方式更為相似——將靈魂托於掌心前行，這意象極其震撼。正因如此，我堅持保留了它。」

根據國際記者聯盟統計，截至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最少二百四十八名記者及傳媒工作者死於加沙，當中巴勒斯坦人佔二百二十五名。

「如果我要死，我希望死得轟轟烈烈，我不想只是一則突發新聞或是成為一群數字之一。我希望我的死亡能讓世界聽見，留下隨時間過去仍存在的影響，成為一個無法被時間與空間掩埋的不朽影像。」Fatma Hassona

今年四月十五日，Sepideh告訴Fatma紀錄片入選康城影展的消息後，曾邀請一直拒絕離開加沙報導現場的Fatma出席康城首映。然而，Fatma卻在第二日死去。得知對方死訊之初，Sepideh曾無法接受，她至今仍拒絕觀看對方遺體的照片。在Fatma 死後的一個月，Sepideh在紀錄片康城首映結束後，在台上舉起對方的照片，撼動首映禮。

Fatma常走在加沙的街上拍攝，她形容就像把靈魂放在掌心前行。（Fatma Hassona FB圖片）

過去半年，她只埋首把電影帶到世界各地，與更多的人談論Fatma的故事、作品、笑容與話語。而這個使命支撐她捱過過去半年的傷痛，她認為，「這很艱難，因為我不斷談論她，而她已不復存在。每天我都這樣活着。這是一種奇怪的、類似精神分裂的情緒狀態，但同時我認為這幫助我——是的，支撐着我。這對我也很重要，因為她為此獻出了生命，為她拍攝的照片獻出了生命，所以現在分享這些，讓它流傳去與他人分享，也成了我的責任——向世界展現她想人們看見的景象。她生前不斷強調：『我必須記錄這場種族滅絕，必須讓全世界見證。 』如今這份使命已交託於我。」

對於電影在香港上映，她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她近年亦持續關注香港政局發展。而她亦希望藉機會強調，近期由特朗普、內塔尼亞胡與哈馬斯領導人簽署的「和平協議」，實非嚴肅的和平協議，將無法為加沙帶來真正的和平。「我深信跳過人民達成的協議無法帶來和平。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從未被正當代表，而哈馬斯並非當地唯一的政治勢力。我們必須持續推動討論巴勒斯坦議題，持續關注他們的抗爭。我期盼真正的和平終將降臨，因為我們清楚攻擊仍在局部持續。人道援助未能如應有規模送達，因此即便媒體宣稱戰爭已結束、一切安好、民眾正返家——我們仍須與巴勒斯坦人並肩而立。他們根本無家可歸，加沙地區盡是廢墟。」她期望大眾能一起保持高度警覺，持續關注、發聲，警惕衝突重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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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香港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中心是全港唯一獲社會福利署資助，由非政府組織營運的視障人士圖書館。

盧勁馳現時是香港浸會大學創意藝術學院兼職講師，他的研究興趣常探討與切身殘疾經驗的邊緣身份問題，並研究它與香港公共生活之間的種種張力。他是這個圖書館的長年用家，上月大學開學後，又常到這圖書館借附有口述影像的電影回家備課。這次我們隨盧勁馳走一回圖書館。

訪問當日，有視障人士在圖書館借書細閱點字書。

在學術身份以外，盧勁馳是一位詩人、藝術策展人，同時也是一位不明罕見病病人。多年來，他長期義務參與殘障人士的倡議行動與藝術策展跨界的實踐。這些相互交錯的身份，與他那不可明確的痛症不無關係。自十六歲起，他發現黃斑點病變，中央視力變得模糊。二十歲那年，不明的神經過敏感痛症襲來。他的雙眼變得懼光，噪音會使他持續頭痛、身體繃緊。他長年忍受痛楚讀書，歷五、六次會考，有好幾次會考的考場，就是在這個圖書館。熱愛文學與創作的他輾轉升上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其後一直深造，但視力卻也隨他長期使用電腦而再度退化。

盧勁馳現時使用輔具約莫能看到字體近230大小的字體。

數碼化有助縮窄鴻溝

這些年來他花了許多時間去跨越視障人士的閱讀障礙。「在這個年代可能落差感會沒那麼強，我覺得近十年數碼化的數據庫，很多學者依賴Digital的文獻去做研究，多於看Printing。世界已經不同了。我那時候很長期suffer在一個被printing主導的年代，然後自己無從入手。」在升讀哲學碩士時，他在大學要看一本二百頁的書，先要花最少四小時掃描成電子檔，再用光學文字辨識軟件把已掃描的文件翻譯成純文字檔後，最後由語音讀屏軟件讀成有聲書。他自嘲道：「如果把浪費的時間拿去訓練應該會拿奧運冠軍，我是使用輔具大賽裏時間數一數二的運動員。我人生入面，有很多情況也會卡在輔具上。」

自從這個圖書館開始數碼化後，盧勁馳的使用頻率隨之增加。他是訊息無障礙中心使用者委員會的成員，每兩、三個月開一次會，以用家角度向圖書館提供意見，包括引入香港文學資料，增加視障人士接觸本地文學的機會。現時圖書館增加了本地文學雜誌《字花》的點字本，把一期約一百六十頁的繁體字雜誌，轉換成三大冊厚厚的點字書。

不過書本轉譯成點字書製作需時，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中心經理霍樂琤（Viola）指，同大樓的中央點字製作中心設點字轉譯服務，不過優先為教科書做點字轉譯，供視障學生使用，其餘申請會在點字製作中心非繁忙時間才會進行。其他較具時效性的刊物如報章、周刊雜誌等，中心會提供錄音檔電子書供視障人士閱讀。視障人士除可以在網上借閱外，亦可申請郵寄服務，由中心職員把附有文字錄音檔的USB手指直送家中。

圖書館設借用有聲書及口述歷史服務，借出光碟及USB予視障人士閱讀。

現時圖書館亦增設觸感圖書館藏。有些觸感圖書是「加工」圖書，在原來的兒童繪本上加上透明的點字貼紙，讓健視父母可以與視障子女一起閱讀。亦有從外國引入的觸感圖書，利用不同物料、圖案，讓視障人士理解圖形。「你摸下去會發覺，其實書頁的質感用不同的膠片，它已經很明確表達書的訊息，再加上這些不同的物質觸感代表不同的動物、皮膚等等。」盧勁馳指出，用觸感去理解圖形，跟點字不同，因為點字是一套文字，而圖形很抽象，甚至有幾何性。「而幾何性對於腦裏面去感受的思維是很不同的。」他說。

觸感圖書以仿蛇皮的物料呈現蛇的紋理

近年訊息無障礙中心另一熱門服務為電影口述影像借閱。Viola指，自二○一九年開始，中心與電影公司、戲院合作，發展電影口述影像。結果不少視障會員也喜愛看電影，便因應需求繼續拓展服務。盧認為，本地片商與電影商會近年積極推動，口述影像發展帶有民間面向，「他們看到商業上覺得重視的東西，這是很有趣的，因為外國很多時候都要靠政府推動」。

「這些圖書館的發展，我自己是覺得挺驕傲的，如果香港可以develop得到多一些這類的系統。」盧勁馳指出，盲人圖書館在歐洲美國擁有很長歷史，也是很像這形式專門做書予視障人士聽。他指，有聲書在歐美國家市場已經比較長時間了，甚至在還未淘汰實體書的年代已經有有聲書，因此歐美圖書館亦有相關館藏。他以美國三藩市的公共圖書館為例，地底會有一層專門為視障人士提供有聲書服務（audio book library for the blind），「（當地）會有很多圖書館的policy，會認為那個城市一定有一個給視障user用的圖書館」。

盧勁馳曾在香港辦觸感藝術節，推動觸感藝術倡議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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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y說，視障人士要獨立到藝術館欣賞視覺藝術是比較困難。

無法閱讀平面畫作的空隙

過往視障朋友的藝術活動選擇可能局限於聽音樂，或附有口述影像的話劇表演，Jacky說，視障人士要獨立到藝術館欣賞視覺藝術是比較困難。若藝術展覽沒有任何口述影像或觸感製作的配套，他只能依賴家人或者朋友同行，為他解說藝術展品的內容。而在香港，以視覺主導的藝術展覽，無論是立體展品與平面畫作常以玻璃飾櫃區隔，視障人士難以視力觀看，更遑論以其他感官去體驗，「但其實對我來說，摸（畫）也是沒意思的，要靠認識的人解釋才大概知道發生甚麼事」。站在平滑的玻璃飾櫃前，Jacky欣賞藝術品只能靠大腦去填補。

直至七、八年前，Jacky受邀去看附設觸感製作的藝術展覽。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用觸感去感受藝術，他才發現原來藝術還可以如此呈現。而這就是Jacky現時在香港展能藝術會的工作。他笑言：「返住工睇嘢都幾幸福。」

香港展能藝術會藝術通達團隊曾為機構內的展能藝術計劃作品（左）製作觸感製作（右）。

香港展能藝術會藝術通達高級主任鄧穎雯（Mary）解釋，觸感製作是讓視覺人士可以透過觸感了解構圖及作品的重點。Mary指，每當收到製作邀請時，團隊會先與製作方與作者了解作品重點與理念等資料，與Jacky一起「度稿」後，再選取重點，刪走旁支訊息，再trial and error地以熱感紙製作樣本（Demo），以不同物料、層次及形狀呈現作品。「當我們去做觸感製作的時候，都會很堅守一個原則，就算再調整也好，我們都要忠於原作的呈現，或那個概念。」

聯手減少「相片的距離」

過往這個機構曾為機構內不同藝術計劃、本地博物館、話劇創作觸感製作及導賞環節。例如早前三度在港公演的音樂劇《大狀王》，機構亦藉觸感製作配合口述影像導賞，讓視障觀眾觸摸舞台佈景模型及美學。

不過，最讓Jacky印象深刻的項目之一，卻是一個長者攝影展。今年年初，港九新界五間長者中心長者在將軍澳廣場展出的七十五張日常攝影照片。Jacky便與Mary等健視同事把長者眼見的日常，製作成凹凸有致的觸感圖、點字及口述影像導賞。其中一張長者拍攝的透明有蓋行人通道，往外看則看見穿透樹蔭的日光背景。相中女士左右兩肩也掛上側孭袋，由左至右往下步向低層，構圖極具透視感。Mary以健視人士角度選取相片構圖的重點—人與透視性角度。她把女士轉換成整片密鋪填充的凸起人形步姿，通道的透明上蓋用直線配上鏤空設計，再用背景的大樹襯托。

Mary把通道的透明上蓋用直線配上鏤空設計，再用背景的大樹襯托。

「其實有一個位置我覺得很有趣，就是我們看見有透視性的構圖，我們（健視）知道這是一個有深度的環境，但是我將這件事情呈現在平面時，其實視障人士未必摸到的。」Mary指，最初草圖並沒有加上「地腳線」，因此Jacky最初試摸Demo時，便無法清晰分辨哪條直線是牆，哪條又是樓梯。

Jacky對這條地腳線印象深刻，「因為你試幻想一下，當沒有這條地腳線時候，我是很難理解到原來這個洞就是隧道的入口，我純粹理解到有些梯級，或者有些斜斜的線。那跟樓梯有甚麼關係呢？」一條線劃分牆與樓梯的分野，也突顯健視與視障人士閱讀的差異。因為Jacky的「彈貨」，Mary按對方的意見重造，多畫一條地腳線，地面樓梯加上圓點圖案區分地面，由此構成一個摸得到的透視感，讓視障人士能進入攝影長者的生活日常。

一條線劃分牆與樓梯的分野，也突顯健視與視障人士閱讀的差異。

讀者或許會好奇，口述影像難道就做不到藝術品的立體感與透視感嗎？ Jacky解釋，口述影像主要帶出物件用色、光暗、分布等視覺元素細節，而觸感製作則能呈現構圖的指向、分布等位置，「兩者加起來，對視障觀眾的理解，我自己會覺得是很整全，也很豐富。」記者好奇，

Jacky是如何品評一件觸感製作的美？他認為，每幅作品亦有它的可愛之處，有時即使只是人像也能讓他印象深刻，但是單單進入作者創作的心境，便足夠讓他感到快樂。「這個老人家他很舒泰，而我也感受到他那種舒泰，我就已經覺得很開心。」

有時Jacky驗收時，會邊摸邊讚賞觸感作品：「好爽啊摸得！」這句評價則被同事視為正評，「如果一件work夠特色、夠清晰，令他更容易理解到那幅作品，對他來說，就會有這個評語，說很爽。我們也希望透過他摸得爽，令他了解到作品的美。」Mary笑言。

翻譯點字 最少三周

之所以把Jacky的工作形容為「翻譯」，因他除了與健視同事一起研究，如何用觸感配合口述影像呈現一套視障人士能理解的作品之外，他還負責把藝術展的文字描述與場刊譯成點字。香港藝術館於今年三月底首次展出知名藝術家徐冰的代表作《英文方塊字書法》。Jacky與同事除了負責協助籌辦通達導賞團，把本身只設於iPad內的互動變成觸感作品，讓不同視力的觀眾也能以觸感參與活動，理解作品理念與形態。Jacky本身亦是這批觸感圖的首位視障觀眾，由他預先排解、反映視障人士有可能出現閱讀困難的漏洞。

香港藝術館於今年三月底首次展出知名藝術家徐冰的代表作《英文方塊字書法》，Jacky與同事除了負責協助籌辦通達導賞團。

徐冰展覽的點字場刊由健視同事製作，再由Jacky翻譯，把文稿轉成一本厚重的點字稿。粵語點字由三個方塊聲母、韻母與聲調組成，一版文字會轉換三版篇幅的點字，因此單單是把文字轉成點字最少需時三周。這三星期尚未計算文稿準備與來回修訂的時間。

又由於粵語本身就是一種一字多音的語言， 因此每當排版分段分頁時，Jacky又要與排版同事核對點字尾音，如「為展覽」的為字唸作第六聲（wai6，因為的「為」音），而不是第四聲（wai4， 行為的「 為 」音）。團隊便需要反複核對，以防寫錯點字，讀錯音，構成視障人士另一重閱讀障礙。後來，同事們甚至戲稱，這本場刊為Jacky的「親生仔」。

Jacky以往曾任職視障人士機構，平日也有義務參與視障人士的倡議，但走近藝術的觸感世界是最近三年的事。他曾遇過視障人士參與他有份參與的觸感製作，發現只要現場有提供觸感與口述影像，其實大家也會想去摸一摸，玩一玩。他視之為一種選擇的權利。「我覺得是有意義的，因為視障朋友的選擇權也是重要的。」一步一步慢慢收窄視障人士與健視人士之間享受藝術的鴻溝，就是他所發現的工作意義。「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一直去推廣這些藝術通達，就是努力去把這個gap慢慢地收窄，或者努力令到公眾或者藝術家本身都去留意，大家可以用一些方法，令到更多的人都享受到不同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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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八日，一名市民被港鐵調景嶺站月台空隙絆倒，腳卡在空隙裏。六日後，另一名市民的右腳小腿被卡在觀塘站月台空隙，上半身面朝下伏在車廂之內，需由擔架抬離現場。在社交媒體上，雖有網民質疑市民「唔睇路」，但亦有市民陸續分享自己與這條空隙的故事。有事主左腳墮隙，最終大髀留下如光酥餅大的瘀痕與一排刮痕。

完全失明的智廉也曾兩度誤墮月台空隙。最痛的一次，他的左腳小腿卡進東鐵線九龍塘站往金鐘方向的空隙，右腳仍留在車廂內，姿勢就像近月那宗月台意外的輕傷版本。他說，那時月台空隙闊度約有他一隻腳掌闊，將近一呎。最後，他在乘客的幫忙下，迅速把自己拉起來，看着擦損流血的腿，再調整迷惘的心情。

遇上挫折，迷惘過後，再學習適應。或許是智廉應對生命的方法。一句Please mind the gap背後是白手杖前實體的空隙，也是視障人士生活上各種時闊時窄的縫隙。

智廉是社工系學生，平日上學、實習，他頻繁依賴港鐵出入。

我與九龍塘站

「可能我思考事情（角度）比較闊，不會受負面情緒（影響）。（面對）這些比較尷尬的時刻，首先不會怪自己，不會怪自己因為疏忽而造成這件事，僅是巧合—那一刻是月台（與車廂）高低不同，所以不會怪責自己，也不會受其他人的說話影響。」調整心情後，他和自己說，以後便會提醒自己要扶着車門才下車。

「我其實小時候看到一點東西，主要是左眼能看見，大概是一米左右的範圍我就會看到人樣。」智廉兒時曾見過港鐵月台的罅隙，曾經可以閱讀離雙眼十厘米左右的十四度大小的文字。那時，兩鐵還沒合併（兩鐵合併於二○○七年），港鐵仍稱為地鐵與九廣鐵路。

在九龍塘這個最熟悉的車站，智廉曾先後兩次被月台空隙卡至流血。

直至青春期，智廉的視網膜出現病變，一層白霧逐漸遮蓋他的視力。最初他在視線中央出現淡淡的白霧，再化成白茫茫一片，最後視力隨年退化至完全失明。「最初，的確不是很習慣，但是因為之前已經看得不是那麼好，變相有些生活上的技能、出行的技能我都預先去學，所以適應時間比較短，雖然那時候也曾有一點迷惘，甚至乎是沒甚麼信心。」由是者，他丈量月台空隙的方法，從視覺改為觸覺與聽覺。那根最初為一戰法國視障軍人發明的白手杖，自此伴他前進。

智廉一邊適應新的生活，一邊提着手杖長大。「自己上學的時候，自然慢慢就會習慣自己出街，去不同的地方，去自己喜歡的地方。」中學畢業後，他當過外賣速遞員，到處遊歷香港，彷彿沒有他和手杖去不到的地方，一個人出街就是他最喜歡的Me Time活動。近年他回到學校進修社會工作系專上課程，亦在香港失明人協進會任義務倡議工作。平日上學、實習，他頻繁依賴港鐵出入。九龍塘站便是一個他最經常出入、轉車的月台，但他卻曾在這最熟悉的站兩度遇上滑鐵盧。

對智廉而言，獨立出行是僅屬於自己的Me Time。

兼容直通車  東鐵空隙較闊

按政府統計處二○二○年的數字，全港有近二十萬視障人士。智廉指，身邊的視障朋友一般亦知悉東鐵線的列車月台空隙較闊。平日若發現某幾個站的空隙較闊，或是月台和車的高低不同，他與朋友亦會互相提醒。「印象中，大概一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可能身邊視障朋友會差錯腳，或者是沒有留意到空隙就會被擦傷。」多年來，他聽說有人的鞋子掉到路軌去，也有人小腿也插進空隙後流血擦傷。翻查近年報道，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前會長莊陳有曾於二○二二年，在旺角東站誤踏列車與月台之間空隙受皮外傷。

歷年誤墮鐵路月台空隙意外 2025.09.20 年約三歲孩童被困在炮台山站月台空隙，需由救援人員到場救出。 2025.09.04 女乘客疑於觀塘站失足，右腳攝月台空隙，小腿明顯拗曲，上半身及左腳趴在車廂地面。 2025.08.28 乘客於調景嶺站往黃埔方向月台空隙卡着腳，職員將乘客扶起。 2024.11.08 七旬翁在羅湖站疑不慎跌入月台空隙，頸傷腳骨折，需戴頸箍送院。 2024.08.22 八旬翁在旺角站落車，疑踩落月台空隙，右腳受傷。 2024.06.26 八十八歲老婦於羅湖站下車時，雙腳不慎跌落月台空隙，七十歲女兒欲攙扶時摔倒在月台，一併送院治理。 2024.03.30 兩名視障人士同日於火炭站先後不慎失足墮軌而輕傷 2022.07.23 失明人士、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前會長莊陳有facebook指，於旺角東站落車時，左腳踏入月台空隙，左臂、左腳、右腳全着地，受皮外傷。 2022.02.04 十多歲女子左小腿被夾在南昌站月台空隙，消防到場協助女子將腳拔出，送院治理。

港鐵月台空隙是長久的歷史問題，多年來，它也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與區議會的討論議題。翻查二○一一立法會紀錄，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曾解釋月台空隙成因。當列車在進入或離開月台時，受到風速、車速、地理環境以及載客等因素影響，列車可能會左右擺動，因此月台與列車之間須保持適度的距離，以免發生碰撞。除本地客運列車外，東鐵線亦兼容車身較闊的內地直通車，故月台空隙會較闊。此外，當東鐵列車駛進大學站、旺角東站、九龍塘站等彎型月台時，空隙亦會較闊。

東鐵線因月台設計及兼容大陸直通車等因素，而擁有較多著名的空隙黑點，當中以大學站的空隙最廣為人知。

大學站空隙闊如四十二碼鞋

按立法會文件顯示，二○○八年至二○一五年間，每年平均有超過一百七十一人墮進月台與列車之間空隙，數字已不包括自殺或企圖自殺、乘客身體不適引起的意外及擅入路軌的個案。但本刊無法找到近十年的墮隙數字。本刊曾向港鐵查詢，近年港人誤墮進列車與月台之間空隙的意外數據。港鐵僅回覆指，近年視障人士誤墮月台空隙的事故平均每年錄得個位宗數，將繼續與相關乘客及團體保持溝通，探討可行措施，便利他們出行。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到底月台與列車之間空隙有沒有安全標準？今年年初，沙田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上港鐵公司曾回答這問題指，不同列車因多種因素而導致空隙，由於大小有所不同，並沒有統一或固定的標準尺寸。港鐵近年在月台邊加設黃色膠條，以縮減月台空隙。

記者曾實地測量東鐵站的月台空隙，發現大學站最闊的一條空隙可達二十六厘米。

本刊上月透過拉尺實地測量東鐵線三大空隙黑點—大學站、旺角東站與九龍塘站，發現部分黑點的空隙闊度仍存安全憂慮。以大學站往羅湖方向為例，列車與月台轉彎位最闊的空隙約為二十六厘米，等同一個成年男子鞋款尺碼四十二號鞋。至於曾兩次絆倒智廉的九龍塘站月台，空隙雖較大學站窄，只錄得近十七厘米的夾縫，惟列車與月台水平並不一致，列車較月台高半級，視障人士稍一不慎，容易踏空失平衡或直接被絆倒。

智廉認為，九龍塘站的特色就是東鐵線不同門亦有不同的空隙闊度，有些幕門的月台空隙較窄，另一頭轉彎位置的空隙則較闊，有時月台與車廂亦會出現高低不平的分別。「它的轉彎位比較強，所以上車下車時便像上半級或下半級樓梯。」

近年港鐵在部分空隙較闊的月台幕門增設燈光提示，但全失明人士其實同樣看不見。

訪問當日，智廉曾帶記者回到他曾被絆到的港鐵九龍塘站月台。當智廉走近往金鐘站方向列車車頭幕門時，有港鐵月台助理上前提醒智廉，車頭月台空隙較闊，建議他可到月台尾、第八卡列車上落。只是每當繁忙時間，他混在如鯽的人羣裏，往往未必能找到平時最慣用或空隙最窄的門，「有一兩隻門的偏差，其實空隙相對來說是會有分別的。」

被善良路人提起的手杖

面對同一條月台空隙，有時候絆倒人的除了是物理空隙，也能是意料之外的善意。

又有一次，智廉打算登上港鐵列車時，有乘客善意協助他上車，卻抓起他的手杖。他指，平日探索月台空隙距離，他需要把杖敲打月台邊與列車之間的空隙，再向前向後掃掃距離，然後才會踏上車廂。一支手杖等於智廉的雙眼。但當時路人以為他的白杖將丟進路軌，抽起他的白手杖，使他頓時失去距離感而踏空，無法如常自如地跨過這道熟悉的月台空隙。

「變相我沒有這種感覺，就會覺得一片迷惘，一片空白。」智廉解釋，探杖其實只是一個探索的動作，用來感受空隙的寬度，甚至乎是跟列車月台之間的高度，而非把杖掉下路軌，或是做危險的動作。他理解途人的善意，只是幫助的方式錯誤，反而令視障人士變得緊張與迷惘。

如市民有心向視障人士提供協助，可輕扶當事人的手肘或肩膊位置。

智廉建議，若市民希望協助視障人士時，可先拍拍對方的手背，問其是否需要協助。如對方需要協助的話，路人可以領路法方式，讓視障人士輕扶當事人的手肘或肩膊位置，再沿路描述路面情況給視障人士知道，讓對方了解跟前有沒有障礙物。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總幹事盛李廉指，自東鐵線全線安裝幕門近半年以來，暫未接到視障會員誤墮月台空隙的報告。盛李廉指，過往數十年視障人士多因港鐵月台不設幕門而墮軌，視障人士或被路人撞倒，或不慎被對面月台的扶手電梯提示錯誤引導，走錯方向。但盛始終認為月台空隙仍然是一個威脅，尤其大學站的空隙最闊差不多有一呎。「就是說它的縫很寬，距離有成呎，就算有幕門，視障人士步伐不夠大的話，也很容易踩到那條縫。」盛李廉期望港鐵能繼續改善月台空隙安全問題，如參考日本的火車站，當幕門打開時，能打開伸縮踏版。當火車駛走之後，便縮回踏版。他指，日後將持續向港鐵反映空隙過闊的問題。

港鐵表示，一直定期與有特別需要的乘客（包括視障人士）的相關團體會面，並且應用創新科技，透過「關愛共乘」應用程式，為有需要的輪椅乘客提供「輪椅活動摺板預約」功能，以及為視障人士推出「站內導航」功能等，方便他們出行。

現時港鐵有不少無障礙設施，但原來背後是本地殘疾人士多年的倡議。

從空隙看視障人士的平權路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文化研究系博士候選人盧勁馳，專研亞洲障礙研究與文化批判。他指出香港視障朋友有自己特別的文化，「喜歡搭港鐵的視障朋友不要說有超能力，但也是比較『勁』。」與不少其他鐵路網絡發展較佳的地區如大陸、台灣等地相比，他指出，當地習慣找職員為視障人士領路，但是，香港的視障人士卻較自立、自主，而這班自主自立的視障人士長年推動本地政策及無障礙設施倡議。

殘疾人士與港鐵的故事其實是本地推動香港無障礙交通政策發展的歷史轉捩點。按港大公共行政碩士黃美蘭的論文《A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policy in the provision of transportation for the disabled》指出，上世紀七十年代，地鐵公司設計地鐵系統時，曾以顧問研究指，因乘客量龐大，拒絕為行動不便的乘客提供無障礙設施。結果，倡導公共交通全面無障礙的團體與殘疾人士組織組成大聯盟，向政府逐步爭取殘疾人士搭港鐵權益。儘管未能即時迫使地鐵公司設計無障礙設施，但卻促使港英政府正視殘疾人士的困境。港英政府於一九七七年《康復服務白皮書》確立了殘疾人士交通服務原則，並於一九七八年推出「復康巴士」運輸服務。

一九九二年，時任港督彭定康在沙田大會堂舉辦「答問大會」，殘疾人士組織在會上揭示搭車困難。黃美蘭認為，這個大會建立日後殘疾人士與交通營運商直接溝通的渠道，商討公共交通無障礙議題。九十年代，地鐵逐步研究在鐵路系統增設無障礙設施，方便殘疾人士乘搭地鐵。

除月台空隙外，智廉說金鐘站扶手電梯提示電梯目的地的錄音播放間距過寬，一旦視障人士錯過而誤上錯誤電梯，如同陷入輪迴，不易回到正確的道路。

現時港鐵有專責部門定期與視障人士開會。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黃俊恒指出，這個具三十年歷史的溝通機制，過去除促使改善港鐵系統內的無障礙設施，亦曾於二十年前爭取殘疾人士兩蚊乘車優惠。今年五月，港鐵、東鐵全線月台完成月台幕門工程，背後也包含不同視障及殘疾人士經年的爭取。

港鐵全線終完成加裝幕門

在成功爭取月台幕門後，目前視障人士另一個關心的港鐵挑戰，便是金鐘站的扶手電梯迷宮與逆流引路徑。黃俊恒指出，金鐘站視障人士東鐵線引路徑與放工轉車人潮呈相反方向。每當放工繁忙時間，當乘客從荃灣線月台下來，往東鐵線月台轉車，他指，持手杖敲引路徑的視障人士如同逆流而上。他便曾在金鐘站，被逆流的人羣不慎踢斷白手杖。「在一個這麼混亂的地方，如果手杖全斷了，其實也麻煩的。你很難找到前面的路，一定要找人幫忙，去協助、處理一下。」他最近便向港鐵反映引路徑的問題。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黃俊恒指，金鐘站視障人士東鐵線引路徑與放工轉車人潮呈相反方向，視障人士如同逆流而上。

盧勁馳指出，現時殘疾人士機構某程度與兩大公共交通營運公司—九巴與港鐵公司變成友好的合作關係。「基本上肯跟他說的話，其實他又肯改善。」他認為，鐵路設施系統於香港是一個極高依賴性且極高效率的系統。與世界各地鐵路相比，他指出港鐵系統又不如日本東京般複雜也不如傳統大城市如倫敦鐵路般設施經常損壞。他認為，很少地方鐵路經驗會如香港般會不斷完善，容許鐵路系統隨地鐵發展不斷地改進。而這背後也是殘疾人士團體與地鐵公司多年來邊批評邊商討的倡議，形成一個獨特、而有趣的關係。他以視障人士爭取多年的港鐵幕門為例，港鐵早年曾指部分月台無法安裝幕門，但近年港鐵亦把全港月台安裝幕門列入願景之中，社會亦歡迎視障人士獨立出行。

Gap從來不止月台空隙

視障人士獨立出行的文化有其國際性，盧勁馳指出，任何殘疾人士都面對很多挑戰，但是視障人士其實非必要事事依賴別人。「一些社工朋友就會說社會模式理論。那時英國工黨年代已經開始說，有很多時候是社會環境、設施能夠做得好，殘疾其實本身就不是殘疾。殘疾是因為那個環境的配套不好，所以造成很多人有很多障礙。這些觀念又有世界性影響之下，讓很多殘疾機構倡議權利的時候，都會將人能夠自己去解決問題視為其中一個目標。」

Please mind the Gap，可以包含無障礙設施討論，包含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包含視障人士自主生活的選擇權。盧勁馳指出，與殘疾人士有關的自立生活概念以往有independent living，現在比較多用access living，香港一般譯作獨立生活，台灣則譯作自立生活。他認為，自立生活這個概念並不是說不用靠人，而是在於自由—有沒有權去選擇我自己的決定。

盧勁馳指，自立生活這個概念是在於自由，人有沒有權去選擇自己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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