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描繪二人互相擁抱的青銅浮雕與儲物櫃同場展示

在原創音樂及芭蕾的烘托下，這些不同媒介的作品相互呼應，營造出不同的氛圍與情境。

伊姆霍夫談及創作初衷時表示，自己三年前受邀來港，回家后卻覺得「這座城市的輪廓始終揮之不去及無法參透」，於是用藝術來呈現，亦希望能透過展覽令觀衆產生共鳴。

玻璃立方裝置展示從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搶救而來的電影菲林

大館藝術副總監及藝術主管田霏宇表示：「十多年來，伊姆霍夫的作品不斷挑戰觀眾以全新的角度去觀看與思考，鬆動觀者與參與者之間的界線。『天鵝社』帶領觀眾走進她的藝術世界，身心投入於一位英雌的歷程。」

安妮.伊姆霍夫1978 年生於德國，在過去十年間備受贊譽。活躍於柏林與紐約的她，曾一邊在夜店擔任門衛一邊自學繪畫與音樂。伊姆霍夫的作品曾於世界各地展出，其裝置作品《浮士德》於2017 年第 57 屆威尼斯雙年展在德國館展出，並榮獲表揚最佳參展國家的金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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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藝術家活躍於不同地區及年代，打破傳統藝術敘事，在本次展覽中完成了以創作為媒介的對話，引發觀眾對家庭、傳承、記憶與藝術創作之間關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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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慧眼裏，虛擬跆拳道與傳統搏擊最大的分別之一，就是每局由兩分鐘縮短為一分鐘，選手須不斷起腳攻擊及調整姿勢，對體能要求更高。因此，教練亦給小慧安排了特訓：隊友踢十腳完成一組訓練，她要踢滿十五腳才能停下來休息。

在虛擬跆拳道的賽場上，所有選手均以虛擬分身進行比賽，這讓比賽沒有性別、體重的組別劃分。而長年在磅級中屬於「偏矮」一方，是小慧在傳統搏擊裏一直要面對的先天劣勢。她形容，現實擂台上，自己要儘力起腳才能踢到身高比自己高得多的對手頭部；但在虛擬世界裏，即使對方真實身高達180公分，系統也會把雙方看作處於同一高度：「踢自己個頭嘅高度，就等於踢中咗對方個頭」。

小慧對這項新興運動的發展抱持樂觀態度。她提到，現時不少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家長難免擔心傳統對打項目的受傷風險；虛擬跆拳道既保留了運動與競技的元素，又大幅降低身體碰撞造成的傷害，是一個「可以鍛鍊到身體，又唔會受傷」的折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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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名代表當中，張家朗、方凱申、朱嘉望即將第四次征戰亞運。取得上屆男子花劍個人冠軍的張家朗表示，隨年紀增長，自己思維會更成熟，亦少了情緒波動，希望今屆可以發揮到自己水平，並在團體賽幫隊友分擔壓力，亦希望首次參加亞運的隊友不要有緊張心態，惟對今屆亞運不提供選手村感遺憾，懷念「和其他選手交流、食canteen」。

另一男子花劍大將蔡俊彥在七月的世錦賽中觸傷舊患，目前康復進度理想，期待能在個人賽決賽會師隊友張家朗，笑言「全香港人都想見到這畫面」。

本屆亞運有七人為首次出戰，包括兩位17歲新星何承謙和吳海諦等。其中何承謙與隊友在剛過去的世錦賽男花團體賽中摘銀，表示首戰亞運不希望給自己太大壓力，專注執行戰術。

劍擊港隊出戰項目及運動員名單：

男子花劍

個人賽
蔡俊彥、張家朗

團體賽
蔡俊彥、張家朗、何承謙、梁千雨

男子重劍

個人賽
方凱申、吳浩天

團體賽
方凱申、吳浩天、何瑋桁、劉昊峯

男子佩劍

個人賽
何柏霖、陳樂熹

團體賽
何柏霖、陳樂熹、何思朗、梁天晴

女子花劍

個人賽
陳諾思、鄭曉為

團體賽
陳諾思、鄭曉為、符妤名、梁雅蕾

女子重劍

個人賽
佘繕妡、陳渭泠

團體賽
佘繕妡、陳渭泠、吳海諦、朱嘉望

女子佩劍

個人賽
薛雅齊、梁洛文

團體賽
薛雅齊、梁洛文、朱詠翹、劉綺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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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展場前，觀眾須先脫下鞋履，赤足踏上柔軟起伏的紫色絨面地面，置身於低迴聲響、燈光昏暗且微霧縈繞的世界，身體的感知先於視覺展開。《Memory & Punishment》的核心，源自一個簡單的觀察：在當代生活裏，能讓人單純地與難以釋懷的回憶共處、而非急於將其解決的空間，其實寥寥可數。

在香港更是如此。策展人 Aaditya Sathish 解釋：「在這座城市裏，人從辦公室到家，中間幾乎沒有任何過渡，沒有一個空間可以讓人好好面對那些尚未消化的回憶、情緒與經歷。香港太講求效率，這座城市的設計邏輯就是把你從 A 點送到 B 點，中間不容許停留。」而《Memory & Punishment》正是一座超越家庭與工作環境的「社交園林」，在這裏，一個人可以「什麼都不做、只是感受」。

感受到的是記憶，還是懲罰？《Memory & Punishment》不急著讓你想通什麼，不強行修補，也不逼迫放下，它只是安靜地陪你，讓你有機會走進內心較為黑暗、難以觸及的角落，卻不必擔心被評判、被要求解釋。表演者如活體雕塑般穿梭其間，依循自身邏輯回應著空間與觀眾；展期內亦有多位香港聲音藝術家（Nerve、Karen Yu、Gold Mountain、Kelvin T）帶來長時段現場介入演出，讓每一次踏入展館，看到的畫面都不盡相同。

日期：2026 年 8 月 22 日至 10 月 3 日（公眾假期休息，9月26日除外）

地點：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 42 號利美中心地下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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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傳統的音樂組織方式，是組樂隊、寫歌，順理成章出唱片、辦專場。又或是加入音樂廠牌，讓公司協助處理製作、發行。而翻騰和TMS則展示另一種創作模式，他們不是一個廠牌，沒有合約關係，而是一個平台、一個藝術空間。兩者同樣沒有固定編制，演出成員自由流動，甚至聚集跨界別藝術家，一同進行創作。

翻騰由多位爵士樂手共同創立，跳出傳統音樂院校的訓練，他們在新蒲崗工廈租下過千呎單位，建立實體音樂空間，旨在推廣爵士樂。翻騰不只是演出團體，除了創作和演出，也會定期舉辦課程和Jam Session，與不同單位合作，進行一系列的示範講座。他們網頁上有部落格發佈文章，細寫音樂歷史、藝術評論、音樂推介，以不同形式提供音樂教育。

TMS源自2016年由音樂人LEO37和舞團IP Lockers共同策劃、為期半年的計劃。當時LEO37有感台灣Hip Hop活動受限於演出場所，只能在夜店演唱派對音樂。他們自發在Legacy Mini創造自己的舞台，進行每月一次的「That’s My Shhh」現場演出。轉眼十年，TMS和無數單位合作過，發行了實體唱片、辦年度盛演，將台灣黑樂和街舞人才匯聚成community。

這種社群模式其來有自，亦與他們所玩的音樂類型大有關係。從Jam Session到Cypher，爵士與Hip Hop長久以來，透過即興文化建立創作共同體。

Jam Session是爵士樂的社群起點。二戰時期，社會不穩、經濟不景，表演機會銳減，加上強制徵兵令令不少樂手被徵召入伍。爵士在四○年代中期迎來風格轉變，踏入Bebop咆勃時期。越來越多樂手不滿足於跟從樂譜上的固定編排，脫離大樂團（Big Band Swing）的商業化編制，轉而強調個人演奏能力和即興技巧。由數十人以上的編制減少至五、六位的演出單位，為樂手騰出空間作自由發揮。年輕音樂家（大部分來自非裔，其中以Charlie Parker為代表人物）最先聚集在紐約哈林區的地下酒吧和爵士俱樂部（如 Minton’s Playhouse），在正式演出的結束後，樂手繼續留下來即興演奏（Jam Session）。他們一邊討論音樂、一邊輪番較技（Cutting Contests），實力不足的樂手會被cut走。當年這班音樂人的互動與交流，無意之中推動爵士樂的演變。

無獨有偶，Hip Hop文化孕育於七○年代的紐約布朗克斯的街頭。當時大批非裔、拉丁裔等不同民族的工人聚居於此，是為邊緣社區。在缺乏文化資源的環境下，DJ開始在社區中心、街角和公園舉行Block Party（社區派對）播放音樂，聚集鄰居。通過rapping、beatbox、街舞和塗鴉表達自我、宣泄情緒，也是對主流音樂、社會現狀的一種反抗。Cypher是Hip Hop的創作核心，參加者圍成一圈即興饒舌或跳舞，將演出視為創作過程。Hip Hop裏的Cypher和Jazz的Jam Session看似屬於兩種文化，卻承擔相近功能。一方面提供學習交流的機會，另一方面提供社交場所，幫助他們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它們不僅是切磋技術的舞台，更是一群創作者定期聚集、交流和建立關係的地方。場景形成群體，作品是即興和交流中自然誕生的結果。

時間快轉至今，翻騰和TMS承傳了這種社群文化。翻騰和TMS輪流上場，由八點半直至午夜，不間歇地玩6個set。每場編制皆有不同，輪流演出組合和個人作品，充分展現各單位的獨特魅力。在M+博物館半開放的空間，觀眾隨意流動，可以自由進出或參觀展覽。

當晚演出，翻騰的選曲平衡了經典作品和原創曲目，包括演繹《Father and Son》、《River Styx》、結他手Michael Chan的原創《Clarity of Mind》、色士風手Brian Cheung將推出的新碟《Kangaroo》其中幾首新作。完整演出編制包括鼓手Samuel Chan、Bass Nelson Fung、結他Michael Chan、Tenor Sax. Timothy Wan、Alto Sax. Brian Cheun和Keyboard Bowen Li。

TMS帶來了八個單位組成演出，由BRADD、Dac、Flowstrong、FRaNKIE阿法、Lazy Habits、LEO37、Robot Swing（昭元、恩立、小民）和IP Lockers（囂張、Diao）共同參與。個人與集體作品之間界線模糊，Rapper、舞者、樂手一行十幾人浩浩蕩蕩上台演出，詮釋Hip Hop、R&B、電子等不同類型。最後一Set TMS所有單位同台共演，氣氛熾熱，台下觀眾互相搭肩，組成人龍繞場而行。觀眾氣氛帶動台上演出，情緒的流動展現出現場表演的價值。

對香港音樂人而言，翻騰和 TMS 的價值或許不在於它們創作了多少作品，而在於它們示範了一種建立場景（Scene）的方法。香港缺乏的不是音樂人，不同的音樂類型都持續有新作品誕生。然而相比作品，香港或許更缺乏讓創作者持續相遇的空間。大多數音樂人通常一年只進行幾次演出，以出唱片、辦專場為經營目標，卻缺少一個定期聚集、交流和合作的聚腳點。當演出變得稀有，每一次上台都承載著成果展示的壓力；創作者之間的關係亦容易停留在個別合作，而難以發展成長期社群。而翻騰和TMS透過持續演出、流動合作和共享空間，建立一個能夠孕育作品的場景。假如香港有更多翻騰的出現，有更多人願意持續投入社群之中，將為本地文化景觀帶來深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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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一國際曾因魚苗品質問題吃過不少苦頭，深明漁民難處。如今能夠 生 產 自 家 魚苗，加上剛於今年三月的第五十一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上勇奪全場總冠軍，郭志一更堅信本地養殖食材的發展潛力。

「去完日內瓦，我們又到德國拜訪合作夥伴。」對方對泉一的魚苗印象深刻 ─這些魚苗來自澳洲，持有由DAFF（澳洲農業、漁業及林業部）簽發的官方健康證明，符合歐盟嚴格的入口要求。

源頭認證對國際市場的意義，從一個運輸實例可見一斑：六、七千條魚苗從澳洲乘坐超過三十小時長途飛機，抵達時僅一條未能存活。「若由香港出發，時間更短。如果要讓香港成為優質魚食材出口地，這種源頭乾淨、有完整認證的魚，意義重大。」

正因如此，現時香港的業界出路，大概是把研發重心放在產業鏈中上游；又或者將外國技術及人員引進香港，憑藉香港交通樞紐優勢將魚苗空運世界各地，把香港打造成亞洲重要的優質魚苗生產中心。

鋼鐵桁架可以抵擋十六級風浪，以去年樺嘉沙襲港為例，達到十號風球、十二級風浪，鋼鐵桁架完好無損，但舊式漁排大量受到摧毀，養魚也幾乎走得一乾二淨。

破局關鍵：天然海水

可是，如果要實現魚苗本地化生產，首先必須解決水質─香港養殖業多年來的一大瓶頸。Stephen解釋：「流浮山位處后海灣低窪地帶，上游帶來大量污染物及生活廢水。人工海鹽雖能模仿主要礦物質，卻欠缺真正海水中豐富的微量元素。」對敏感的魚苗而言，天然海水才是最理想的生長環境。

合作對象來自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在一次海洋公園可持續發展講座中，雙方發現理念高度吻合；經漁護署及海洋公園商討，達成初步合作。海洋公園的最大價值，在於擁有一流的海水處理系統─從深水灣抽取海水，經山頂濾水廠過濾、淨化及消毒後使用；園方亦騰出昔日鱘龍館的兩層空間作為育苗場。郭志一亦期待項目兼具教育意義：若以分隔魚缸展示龍躉、藍鑽斑等從魚苗到成魚的不同階段，「就是一堂活生生的海洋教育課！」

放流重修海洋生態

近年，海洋生態修復已成為全球水產養殖業的責任。漁護署自二○二四年起，每年六月六日「全國放魚日」均舉辦增殖放流活動；泉一國際亦將部分魚苗放歸大海，參與本地生態修復。

放流並非簡單地把魚放回大海。海洋公園項目培育早期魚苗，從一厘米養至八至十厘米才放流，並須通過虹彩病毒、神經壞死病毒等檢測，嚴格控制數量、只選本地原生物種。石斑處於食物鏈高位，一次放流過多會打破生態。郭志一則認為「不用擔心」：泉一國際放流的是香港原生花尾龍躉，密度極低，「即使放五萬條，也等同一滴水落大海。」

流浮山漁場經理陳家釗（Benny）入行超過二十年，經驗豐富。然而至今，他每次看見魚羣游近水面爭相吃飼料時，仍會露出由衷的喜悅，從未感到厭倦。

來自澳洲的藍鑽斑魚苗。出口魚苗必須取得澳洲聯邦農業、漁業及林業部官方健康證明。

讓漁業重拾光彩

產業要持續發展，不能只靠生產端，還要重塑消費者對「本地養殖魚」的認知。以先進科技在香港本土培育出高品質養殖魚，便能名正言順為它們冠上「香港」二字。郭志一希望讓下一代看見，養魚已不用望天打掛，而是科學化、技術化、數據化的現代生產模式，藉此令年輕人明白：除了地產、金融，香港還有值得發展的藍色經濟。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全場總冠軍，不單是技術上的最高肯定，更成為本地品牌最重要的市場通行證，同時也為香港現代化養殖業樹立了一面旗幟，證明本地科技養魚具備全球競爭力。

科技也在改變養殖魚的食味，例如借用日本活締式即殺技術，或與大學合作研究。「You are what you eat，這句話在魚身上同樣適用。」研究團隊以藻類、蝦肉、蟹肉等天然飼料添加劑餵飼，食味比傳統雜魚餵飼者更佳，亦更易控制衛生。漁護署於東龍島設立的現代化深水養殖示範場，泉一國際亦有參與，去年四月落苗，至十月即有收成，存活率達九成。

水產養殖在技術層面遠遠落後於陸上禽畜。如果要追上來，香港不能只靠單一企業，而需在教育、認證與品牌三方面整體推進。教育方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推出了現代科技養殖課程，但同時需提升大眾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回想十多年前，餐廳還不太在意本地生產，近年食物安全與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才成為主流要求。

認證系統目前仍以海外標準為主。泉一國際的魚苗持有DAFF健康證明，被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簡稱WWF）香港分會列入「海鮮選擇指引」綠色級別，獲 GS1「優質食品源頭追蹤計劃」金獎，獲置地文華酒店Amber等高級食肆採用。「希望漁護署可提供類似澳洲的健康證，便可大大降低出口限制，發揮香港國際樞紐優勢。」

品牌定位上，香港不可能與廉價海鮮拼成本，惟有走高端路線。「高科技養殖，就應專注高價值品種。」就像國泰航空多年前選用黑龍江黑魚子醬、帶動整個產業鏈為例，「石斑當然不是黑魚子醬，但同樣可以為市民提供安全又高質的選擇。」郭志一強調，若要重拾漁港之都之譽，需有強而有力的政府和業界帶領，避免市場一窩蜂集中養殖單一品種。在正確的政策引領和科技加持下，香港或有條件發展成亞洲重要的優質魚苗供應地，並建立屬於本地的養殖品牌。

放生，或釀成生態危機？

放流與放生本質上南轅北轍。放流是科學的生態修復手段；放生則多屬宗教或個人善行，卻往往忽略物種來源、數量與環境適配性，好心釀成大禍。最典型的例子是沙巴龍躉─由老虎斑與龍躉混種而成，生長速度極快、幾乎沒有天敵，進入香港海域後成為強勢捕食者，嚴重擾亂原有食物鏈；若與本地石斑雜交，更會污染原生基因庫。

即使杜絕放生，沙巴龍躉的破壞力依然驚人。它攻擊性強，能咬破魚排網箱逃逸，遇上風浪更有大量養殖魚湧入大海。這正是堅持純種魚養殖的重要性：惟有守住本地基因、以科學方式進行養殖與放流，才能真正保護香港脆弱的海洋生態。

增殖放流，可修復海洋生態？

增殖放流是指人工繁殖魚苗後，有計劃地將其放回天然水域，以補充過度捕撈或環境破壞所導致的野生魚羣減少。與一般宗教放生截然不同，增殖放流必須經過嚴格的科學程序：只選用本地原生物種、事前進行全面病原檢測、按生態承載量控制數量，並在放流後持續監測成效。

石斑等處於食物鏈較高位置的魚類，放流數量須特別謹慎，以免打破本地生態平衡。增殖放流若配合休漁期及禁止破壞性捕魚的政策，方可發揮真正修復生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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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k noise，是大自然的聲音。海浪，蟋蟀，蟬鳴，樹葉和風。大浪西灣，中大校園，大澳水鄉，荔枝窩。記錄的時間，可能在不為人知的晚上，也可能在少有閒人的早上。

香港以至世界，煩擾之事，揮之不去。過去幾年，很多人失眠，因為疫症，因為恐懼，因為失去，因為離別。希望Hong Kong Pink noise可以讓人得到一刻平靜，讓失眠遠去，讓遠方的人，跟本土的聲音，再次連結。

香港的聲音，從現在開始，會一直累積，放在我們的短片頻道。

這次的地點是鯉魚門海濱，時間是下午6時55分，拍攝者和錄音者是張名慧。

給所有失眠和需要寧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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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ZA自二○二一年推出首張專輯，從翻唱到原創，由改編流行曲到創作全然屬於自己的聲音，今次音樂會是首次所有歌曲均是原創的演出，現場演繹第三張實體專輯《Cadence》的新錄製曲目，也是Fu淡出組合前最後一次大型演出。

Fu含淚告白：「如果人生最後一通電話要打給誰呢？會激發好多思考，但往往人生你不會知道何時是最後一通電話，我們可以做的事是在最好的時間和對方說一個好好的再見。」

男低音King

演出背後的準備工作，是不斷修正的努力。King指出，在籌備過程中，他與sound man阿禧反覆嘗試不同聲音和效果，直到演出前最後一刻仍在調整，務求呈現最完美的音色。回顧整晚演出，成員均對結果感到滿意。Peace形容今晚為「真實的時刻」，坦言台上表現受情緒牽動而影響。

女低音Peace

對於現場演出，技巧控制與情緒流露未必總能兼得。Jax意識到在理性和情感之間的取捨，「我看到阿FU他分享的時候，其實也有想過我要不要感受，還是拉開一點距離。但是他一直說的時候，我都⋯⋯這也是一種選擇，我讓自己去感受。雖然換來的結果，就是唱起來不太穩定，但是也特別難忘。」

男中音Jax

Fu加入SENZA整整十三個年頭，對他來說，SENZA已超越朋友的關係，如同家人一樣難以割捨。離開，是個特別艱難的決定。隨着年紀漸長，時間越來越少，想做的事還有很多，不得不作出取捨。他慶幸的是，作為音樂創作人，可以藉着音樂抒發難以言述的情感，將遺憾與不捨寫進《中途站》，借此釋懷。

男高音阿Fu

演出尾聲，前成員Dennis從觀眾席中驚喜現身，舞台上下新舊成員對唱《留聲》，為這晚演出添上一層時間的意義。Dennis接續步上舞台，和成員合唱《一小節人生》，台上歌者淚盈於睫，曲終後臉上浮現一抹笑意。他分享道，在台下以另一身份觀看SENZA的演出，從組合的第一首歌《四分鐘》開始，一首首作品勾起共同經歷過的回憶，直到此時此刻再一次同台演出，份外感觸。

前成員Dennis（左一）驚喜現身

Miri和團員一直致力推動本地無伴奏合唱的教育工作，他們期望香港未來的A Cappella scene，無論在演出形式或題材上都有更多新的突破。Miri分享道：「A Cappella是一個很緊密的合作藝術，它是一種很特別的情感連結。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這份美好，並延續下去。」

女高音M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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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一國際的魚苗在德國合作伙伴的漁場養成後，每斤售價已高達一百歐元（約港幣九百元），充分證明香港養魚業瞄準高端市場的路線正確可行。

在這場行業轉型中，有人從政策層面推動，有人從教育培訓入手，而郭志一選擇的，是從魚苗源頭把關。泉一國際（The Oasis One）董事郭志一，商界低調卻對海洋情深一往的資深企業家。「初中時代，我已經開始潛水。」郭志一憶述，當年一部電影《鐵金剛勇戰魔鬼黨》讓他對海底世界著迷─六十年代的石澳，水清得猶如馬爾代夫；北角碼頭有能一眼望到海底的沙；大埔道以東當時仍是一大片紅樹林，恍如魚類天然育嬰室，「以前香港的魚，吃極都吃不完。現在紅樹林大幅減少，魚苗失去庇護，成活率大跌，魚羣自然愈來愈少。」

但回歸前後，香港興建新機場，大規模抽取東面海砂，全球七成海砂船一度雲集香港。海底沉積多年的污染物連同有毒物質被翻起，清水灣、大浪西灣的水質急劇惡化。郭志一惟有轉往西面接近澳門一帶潛水，那裏因珠江帶來大量淡水，鹹淡水交界處養分豐富，生物繁殖力驚人，「就像亞馬遜河口、密西西比河口、長江與黃河口一樣，歷來都是世界級的天然魚場。」郭志一對上最後一次潛水是在三、四年前，在南丫島一帶打魚時，竟與一條估計超過二百斤的巨型龍躉四目交投。「那一刻真的呆住了，若它衝出來，我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

這份對海洋的執著，最終令他從一個觀察者，變成一個推動者。

郭志一提到海底世界，雙眼總是閃爍着光芒：「昔日兩、三個人，一天可以打超過一百斤魚，香港當時仍然很多魚。水肺潛水的儀器會發出聲音，魚類會保持戒心，但若用徒手潛水，很多魚反而毫不怕人，十分親近，容易得手。」

由運魚到養魚

香港漁業的衰退，並非單一原因，而是經濟結構、海上風險、成本壓力等因素多重夾擊下的結果。面對行業困境，郭志一最初並未直接投身養殖，而是先在貿易環節摸索出路。「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人魚翅撈飯，東星斑、石斑等高檔海鮮，全靠外國捕撈後空運回來。」但是行船走馬三分險，眼見有船沉沒、海員遇難，他意識到對魚只是一份興趣，不應以生命冒險；加上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油價高企，經營成本急升，運魚生意終於難以為繼，他毅然止蝕。

當時香港水產業普遍仍以家庭式經營為主，極少有人引入系統性科研。真正的轉捩點，來自郭志一對海外技術的一次觀察。「當時澳洲正以盲鰽（Barramundi）打響國際養魚名堂，這種魚肉質細滑，在中國雖被視為較低檔的魚類，但在外國備受高級餐廳追捧。」這個發現，成為轉向養殖的契機。香港首次以室內循環水養殖技術養殖水產，正是由郭志一一手推動。

然而，引入新技術只是第一步，真正考驗在於整個生產鏈的穩定性。亞洲水產養殖科技（ATA）於二○○三年成立，先是與香港大學嘉道理研究所合作，二○○八年將漁場遷至米埔，主要養殖花尾龍躉。可是，龍躉人工繁殖技術直到九十年代後期才在台灣突破，當時魚苗一直依賴台灣供應。

魚苗供應不穩，並非泉一國際獨有的困擾，而是整個亞洲水產業長期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台灣魚苗供應鏈極為碎片化，種魚、受精卵、玻璃苗至手掌大的魚苗，各由不同人經營負責，有問題也難以跟進追究。泉一國際便曾遇過魚苗初收時生猛活潑，一星期後卻突然拒食，三分一死亡，三、四個月後幾乎全軍覆沒。

室內循環水科技系統能將養殖用水循環再利用，節水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幅減少廢水排放。而且不受颱風、紅潮或季節變化影響，改變了傳統養殖「靠天吃飯」的局限。

自家生產魚苗

若要徹底解決源頭問題，唯一方法是自己掌握種魚與繁殖技術。

二○一五年，台灣魚苗經常出現畸形，甚至帶有病毒的狀況。郭志一於是決心尋覓更可靠的供應商，終於在澳洲找到昆士蘭州政府於開恩茲的魚業研究所。「該研究所專門研究高價值珊瑚礁魚。我們很幸運，二○一七年，對方因經濟壓力願意出售基地。」郭志一果斷接手，並成立The Company One。如今，他們已將種魚基地和核心繁殖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並由當地科學家團隊負責管理。

澳洲的室內漁場配備恆溫系統，一年四季穩定供應魚苗；當中最關鍵的，是「無特定病原（Specific Pathogen Free，即不攜帶特定病原體）」魚苗的嚴格把關。掌握源頭之後，下一步是從基因層面確保品質。向經驗豐富的獸醫陳子浩（Stephen）了解，他進一步講解基因篩選（genomic selection）技 術。基因篩選與基因改造（genetic modification）大不同，後者涉及高度人工干預，猶如在基因藍圖上動刀。前者則是運用先進科技，在眾多候選種魚中精準挑選出最優秀的「父母」，讓它們自然繁殖，後代自然就會繼承優良特質。

以基因篩選技術繁殖出的魚苗，從源頭就具備更強的健康體質與抗病能力，加上室內循環水科技系統能有效抑制病原體滋生，為魚隻提供穩定潔淨的成長環境。這個過程極少需要使用化學藥物或抗生素，大幅提升了養殖魚的食品安全與品質。

純種與雜交之別，不單是品質問題，更涉及海洋生態的長遠安全。「雜交種本非野外天然出現的物種，若逃回大海，未知會對野生生態造成甚麼長期影響。」而泉一國際透過模擬大海的季節變化、光暗週期、日照長短等，在最舒適的環境下，整個過程屬自然產卵法（natural spawning），無需打荷爾蒙催熟、或麻醉魚隻，更不用人工抽卵抽精，幾乎完全不打擾魚的正常生活。

接下來進入科技核心，即基因組估計育種值（estimated genomic breeding value）階段。簡單來說，這就像為每條種魚做一次「基因履歷評分」。研究團隊分析所有種魚的基因排序，從中找出與生長速度、抗病能力等，確保整個生產過程高度安全。

陸上水產養殖，將成未來趨勢？

全球暖化下，一向被視為穩健的三文魚養殖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根據二○二四年《Scientific Reports》研究，二○一二至二二年間，挪威、加拿大、英國、智利等六大三文魚生產國，合共錄得約8.65億尾養殖三文魚死亡，主因包括海水升溫、高密度養殖、病毒爆發及過度使用抗生素。

更深層的隱患在於，現今的三文魚已是經多年人工選育的「實驗室三文魚」，逃逸後與野生品種雜交，污染原生基因庫；開放式魚排的剩餘飼料更沉積海底，令寄生蟲與病原擴散至野生魚羣。北歐多國政府因此推動三文魚養殖「上岸」，逐步收回海域養殖牌照。陸上封閉式養殖（land-based aquaculture），正成為全球水產業的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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