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董啟章於訪問中提到即將出版新作，以「香港字」的鉛字為主題。以下為董啟章提供的小說摘錄。）

（選段一）

我好像進入夢境。是啊，當時是這樣，往後在夢中也是這樣，成為了夢中夢。一個不斷下墜的夢。下墜的過程很長，一直也不到底。我一邊向下掉，一邊看到周圍的景物。有寫在牆上的遺書，用紅色筆，開頭字體較小，較整齊，後面越寫越大，越潦草。但那不是我寫的。是另一個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寫的。她在我之前，已經跳下去了。我不認識她，沒有看見她跳下去。她跳的地方，就在我家對面的公屋大廈的樓梯間。

是做夢嗎？我真的沒法肯定。當時我坐在筆記型電腦前面，螢光幕空白一片。我不知道自己要打什麼，但我的手不期然地動了起來。螢光幕上出現細明體字。我一向是用軟件預設的細明體的。不知怎的，一些我沒有預期的字便跑出來了，就像有人跟我對話一樣。

那些字說，他們是香港字，又說，他們是字靈。

可是，來到這個地步，我無法否定字靈的存在，也無法否定字靈所說的話。如果推翻這一切，就等於毀滅自己在自殺不遂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生存意義。也即是說，把自己再次推入死亡的深淵。我必須繼續相信靈魂，就算這意味著我要失去現實，也在所不惜。

我又回到那個安靜的繭。沒有值得令我歡笑，但也沒有值得令我哭泣的事物。

疫情起起伏伏，世界不斷發生變化，我卻像住在監獄裡的人，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經換了另一番面目。

我整天坐在房間的窗前，望著對面大廈那個空置單位的窗子，或者那排沒有人站在下面抬頭仰望的影樹。

在覺得冰冷的時候，我會摟著狐狸，感受動物的溫暖。那比人間更能教我安心。

（選段二）

余欲記述之事，既無益於世道，亦不足以消閒，惟訴點滴之衷情，以慰逝者之亡靈。書中文字，原為少時擬予某人之書信，皆以汝為說話之對者，不類常見之傳記。茲以原文多篇，編輯連綴，去重覆冗贅之處，略加事實補充，盡量保其原貌，以見當年之真。其事態之悲情，或近通俗小說，然皆秉筆直書，未作渲染，蓋人世之苦難原無邊也。

風漸大，浪濤拍岸有聲，如果你此刻跳進海裡，我想我一定會隨你而去。你拭掉淚水，低下頭來，說，你可以帶我走唔可以。我毫無預備，心頭一震，湧出千般思慮，囁嚅道，我只係個剛學滿師嘅擺版工，你係影相館嘅小姐，我怕你阿爸唔肯應承。你咬了咬唇，說，你講得啱，我阿爸唔會俾，佢話奇貨可居。我當時不懂你話裡意思，以為只是一時氣話。

我每天以字為伴，心情興奮，不知艱辛，然要學好箇中專技，亦感戰戰兢兢。初學拆字上架，尋索半天，不知所歸何處。再學執字擺版，次序混亂，不成章句。然終排成一版，裝進機器，上墨壓印，字跡文章，躍然紙上，如魔術焉，如神變焉，驚喜之情，不能言喻。

我應該叫你幸兒，定係朝雲呢。想唔到冇見你一年有多，你已經改換名分，唔再係店東千金，而係上環大寨阿姑。我早前滯留江蘇，屢遇倥傯，每有片刻安頓，都會想起你嘅聲音面容，耳邊都會響起月下窗前嗰一首粵謳解心。

愛上帝者，亦當愛兄弟，此我所受之命也。汝聽罷，甚喜，問，當愛兄弟，亦愛姊妹嗎。我道，愛。汝道，我愛兄，你愛妹，好唔好。我道，好。汝嬌羞道，你唔係話要同我做夫妻嘅咩。我急道，係夫妻嗰種兄妹。汝笑道，你呢個人仔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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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比度中心助理總監、超現實主義藝術專家戴迪亞．歐登傑（Didier Ottinger），為是次香港展覽的策展人。去年一月某天清早，他在龐比度中心五樓的現代藝術展覽廳等待，趁中心尚未開館，還未人潮如鯽，親自當導賞員，為我們解說藏品背景，並講解香港展覽以「超現實主義和神話」（Surrealism and Myths）為主題的策展理念。

戰爭後遺

為了在有限時間內，展示最重要的展品，戴迪亞引着我們由最初的野獸派、立體主義展廳，穿梭到建構主義、包浩斯設計區域，最終進了達達主義（Dada）藝術品的房間，戴迪亞才放緩腳步，讓我們慢慢潛入超現實主義的世界。

龐比度中心助理總監、超現實主義藝術專家戴迪亞．歐登傑（Didier Ottinger），為是次香港展覽的策展人

「要知道，大部分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以及超現實主義本身，其根源在於達達運動。而什麼是達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新一代發現所有社會價值都在崩塌…… 對這一代，這意味着他們要負上重建的責任。」戴迪亞從最基本歷史起源講起。

目睹戰爭帶來的生靈塗炭，灰燼硝煙中的文明瓦解，新生代的歐美文藝人選擇懷疑一切舊秩序，質問任何舊價值，因為親身經驗告訴他們，就是這些舊事物驅使人類走向災難。故此，他們轉而提倡將理性邏輯拋諸腦後，追求率性的文藝。以「達達」這意思空洞的詞語命名這場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一十至二十年代的文藝思潮，正好彰顯了他們的「反意義」傾向。

從虛無到重建

但一班達達文藝人，包括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菲利．普蘇波（Philippe Soupault）、曼雷（Man Ray）、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等，逐漸發覺：我們不能永久只有顛覆，沒有建設。「這就是達達主義到超現實主義的轉移，從否定一切，到『我們要開始建立新的價值』。」戴迪亞指出。

離開了達達主義部分後的一大塊空間，擺放的就是超現實主義的畫作、雕塑和裝置。有胡安．米羅（Joan Miró）可以把人的思緒完全吸納的三聯畫《藍》，亦見有賈克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粗糙又實驗性強的雕塑。戴迪亞特別介紹的一處，是安德烈．布勒東書房的重現。原因無他，布勒東是超現實主義藝術運動的領軍人物。

一九二二年至六六年間，超現實主義藝術運動領袖布勒東在在巴黎的書房。龐比度中心將逾二百五十件布勒東收藏的原始及現代藝術品，連同書房一起展示。

一九二四年，布勒東發表了開天闢地的《超現實主義宣言》。在宣言當中，他定義「超現實主義」為「純粹的精神自動創作法」，人可藉此表達真實的思想運作；創作期間，只受思想主宰，「沒有任何理性控制，不受任何美學或道德的關注干預。」

他的豪言壯語，開啟了超現實主義的時代。如達利（Salvador Dalí）和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等眾多如今為人熟知的藝術泰斗，也從外地到巴黎，以各自的方式呼應潮流，在不同媒介上創造充滿奇思異想、直指世界真實的作品。

超現實主義發起人布勒東在巴黎的「作品劇場」，一九二〇年三月。

「（超現實主義）為了回應社會問題，將門和窗都一盡打開。」

回應社會的超現實主義

導賞期間有問必答，能夠如數家珍般講解每一件超現實主義作品的戴迪亞，其實是在他擔任位於西法的萊薩布勒多洛訥美術館總監時，才真正鍾情於超現實主義。

戴迪亞當年在該美術館館藏中，意外發現了大量羅馬尼亞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維克多．布羅納（Victor Brauner）重要作品。整理這批作品時，他感受到超現實主義的魅力，「（超現實主義）為了回應社會問題，將門和窗都一盡打開。」

他續指，超現實主義最核心的價值，就是這一份對世界的積極性，認為創作應是社會的指導，藝術家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指南針。難怪不少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尤其是布勒東，後來會信奉馬克思主義，甚至加入共產黨，以求改善人類生活及社會—當初刊登《宣言》的雜誌，也名為《超現實革命》（La Révolution surréaliste）。

曼雷拍攝的超現實主義者羣像

（右）布勒東的著作《超現實主義宣言：什麼是超現實主義？》（左）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超現實革命》創刊號出版。

着迷於超現實主義藝術的社會面向的戴迪亞，多年也來不遺餘力，在法國及海外策劃展覽，將雅俗共賞的超現實主義藝術美學，以及其盛載對社會改變的祈願，帶給世界各地的普羅大眾。他有策劃過以藝術家為中心的「馬格利特至杜尚」展、強調思想轉化為物的「超現實主義與物體」展，而今次在香港的特展，他計劃以「神話」切入，呈現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五〇年代間，超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與流變。

訴說神話

在二〇〇二年，戴迪亞寫過專書，分析超現實主義與神話之間的關係，從此就念念不忘，一直想專為此題辦展覽。如今，他終於有機會在香港藝術館，實現所想。

私人導賞歷時一個小時終於完結，戴迪亞在一張長沙發上坐下休息。沙發的不遠處，有中學老師向學生講解藝術品，同時，戴迪亞也像教授般，講解「神話」之於超現實主義思潮的位置。

「我們可構思大量超現實主義展，但通常它們專注於一年、一個運動、一位藝術家，神話卻是由始至終都在的。」

戴迪亞解釋，十九世紀末，佛洛伊德對夢境和潛意識的論述，及其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學說，是神話無處不在於超現實主義藝術的主因。佛洛伊德指出，古希臘的神話，如伊底帕斯的弒父娶母故事，在現代仍能有效說明人類的精神活動，社會組織的核心基礎。對於喜好怪異事物，一直想要建構藝術家和社會之間的聯繫的超現實主義者而言，神話於是成了非常就手的工具，並視「詩人或畫家的職責在於訴說神話」。他們期待，透過藝術在現代反覆訴說神話，能夠形塑出全人類共享的新價值，推動現實中的改變。

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的《The Cacodylic Eye》（1921），其達達主義時期作品。

以一九一七年概念藝術《噴泉》而聞名的美籍法裔藝術家杜尚（Marcel Duchamp），自一九三〇年代起，經常與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合作，為他們佈置展覽場地。縱使布勒東連番游說杜尚加入運動，杜尚一直保持獨立身份。

從巴黎到世界

超現實主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漸成大潮流之際，超現實主義者亦以巴黎為聚腳地。「巴黎滿足藝術中心必要的條件，有錢人可以購入藝術品，蓬勃的藝術市場，出色的評論家圈子……」戴迪亞形容，那時候的巴黎，是藝術家夢寐求之的城市。

難怪當年世界各地文藝人，都因出於對巴黎的嚮往，紛紛湧至巴黎—尤其是蒙帕納斯（Montparnasse）的藝術社區——在此交朋結友，發展事業。匯聚一起的藝術家，互相切磋畫技，交流思想，不少人因而受最盛行的超現實主義薰陶，並將其從巴黎傳揚到海外。一九四二年，布勒東亦在紐約舉辦超現實主義回顧展覽，代表超現實主義正式登陸美國。

建基於歐洲神話的超現實主義，雖然海外深受歡迎，但是要完全移植歷史文化底蘊不同的外地是不可能的。像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及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等在三、四十年代冒起、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新一代美國藝術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

畢卡比亞《金牛犢的祟拜》（1941 – 1942）在香港展出

安德烈‧馬松《迷宮》（1938）在香港展出

傑克遜‧波洛克 《月女切圓》（1943）在香港展出

「他們想找神話。但知道他們是美國人，自己的神話並非那些超現實主義的神話。」那他們怎樣做？戴迪亞答，他們轉而觀察美國土著的古祖傳說、儀式和符號，並將這些原始文化以現代技法融入繪畫創作中，拓展了一片美國藝術前所未見的新領域，並自稱「神話創造者」（myth-makers）。

以「神話」切入，超現實主義由巴黎誕生到廣傳世界的脈絡，頓時清晰可見，然而，超現實主義的故事，恐怕沒可能劃上句號。這不僅是因為超現實主義藝術百看不厭，打破了對現實的陳舊想像，至今仍在啟迪當代藝術，更是因為，現今不再相信思想的力量的社會，需要超現實主義。「個人的內心想像和潛意識有能力改變現實。」超現實主義者是如此深信，戴迪亞特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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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劉玉梅

廸，

「朱仔，今日之後可能要過一段日子才能見面，不知你到時可否寫信給我，update我環境運動的新動態嗎？」二月廿八日早上收到你的信息，明知「大難臨頭」仍心繫環保，我動容，內心「乸住乸住」。

你是我欣賞的「綠人」，當人人得把口環保，你卻身體力行，而且走到最前沿。你說過，「作為環境運動分子，必須要在環境運動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參選，不能永遠只是搞記者招待會，在中環立法會與高官開會。希望把只講幫派的鄉郊選舉變成一個理念的競爭，從參選去帶起一場運動，帶大家去觀察鄉郊社區，把民主派的陽光帶進鄉郊。」

於是，你去碰兇險的「泥頭山」、明知贏面小還是到鄉郊參選，屢敗屢戰，最終成為票王。

認識不少有心環境官員，減廢節能身體力行。然而：

環保，寫落政綱，只有自己實踐，那充其量叫自行修煉；
環保，寫落政綱，沒有實踐，那叫口號；
環保，寫落政綱， 兼且認真地實踐及號召，那就是你的「所作所為」，當官的應該愧對鄉親父老。

也因此，那一年，我把一個月三分之一的生活費，捐給你參選。有人問會否擔心所託非人。誰知道？但結果倘若如此，「下次咪唔選你囉」，這是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

奈何，你無緣議會了。人家說的顛覆，對我而言也是，只不過我看到的是制度的顛覆、社會價值的顛覆，和人性的顛覆。環保政策，同樣如此。

環境局最近推出兩份政策文件：《香港資源管理藍圖2035》、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諮詢文件。

前者擘畫出香港中長期的廢物管理想像，提出人均每日廢物棄置量減少40%至45%、回收率達至55%的目標，同時拋出「全民減廢、加強資源循環及邁向零堆填」的三大願景。環境局只訂了減廢回收目標，卻迴避交出落實的時間表，試問是十年後達成？還是二十、三十年？欠缺清晰的時間表，試問社會又該如何監督、問責？

如果擔心定下死線而讓下屆政府綁手綁腳，那麼又為何可訂出二○五○年碳中和的目標，還煞有介事在藍圖總結最後一段提出「配合力爭二○五○年前實現碳中和」？莫非只因為習近平說了中國二○六○實現碳中和，香港就唯習是從？

香港二○一九年回收率已跌穿三成大關，意謂大量資源淪為垃圾。藍圖報告說的願景，說穿了不過是想多興建一座焚化爐，連同首座爐子共燒掉約六成的都市垃圾，也燒掉大量資源，何來願景？

香港飲品膠樽的出口回收率只得0.5%，反映喝完的每一百個瓶子，回收不到一個，其餘全葬身堆填區或自然生態。原引頸以待的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諮詢文件，提出每交還一個膠樽，獲回贈一角。但這個一角如何釐定、參考哪些國家的成功經驗、為何取「回贈」而捨國際間行之有效的「按樽制」、有何回收目標等，當局一直只給沒說服力的回應。

面對這樣低劣的報告，若果是同事交上來，一定打回頭。可是到了今天，無奈又無言，況且我亦非對方老闆。至於文件到了議會，還有綠人監督嗎？又是一陣「乸住乸住」。請好好照顧自己，期待再會時。

朱仔
20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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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歲的宮內先生：「懷舊金曲，都太新了，根本不會唱。」

七十三歲的佐藤隆郎：「終於，我還清了房貸，住進了老人院。」

六十三歲的桑原女士：「『飯做好了』，這是今天唯一的對話，來自電飯鍋。」

——這全是日本老人在晚年歲月裏，隨心寫出來的「銀髮川柳」。

「川柳」是日本文學詩體，與俳句一樣，有十七個音節，體制自由，內容帶着平民式的幽默和自諷，讀來像市井的打油詩，卻有着人生百態的況味，日本的老人們將其衰老的人生化成一句句簡單而聊以調侃的平和日常。好些川柳叫人忍俊不絕，好些讓人讀之心酸，字裏行間，遲暮老去似乎是一種靜默又寂寞的事。每年日本都舉行銀髮川柳大賞，收穫如雪花飄來的老人的詩句，同樣作為高齡化城市的香港，人們依賴解讀新聞去想像陌生的長者生活。媒體張開世代隔閡的圖像，從多年前關愛座爭議，到公園的使用權，延伸至每次區議會選舉一車車被送進票站，拿着掌心雷投票，然後前往酒樓的老人。

人們以為老人和這個時代抽離，多少人認為港老是建制，愚昧，唯利是圖，貪圖安逸，不分是非黑白，政治冷感的本世代代名詞。廢青的對岸，是廢老。

當下香港每八人中卻有一位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政府估算二十年後人口老化問題將會趨近如今的日本，島上的老化程度會增至每四個人中便有一位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廿九年後，香港將會在全球最大長者百分比城市中排行首五。

能想像嗎？廿九年後，我們的城市垂垂老矣，而再年輕的你和我有天也會走向那種「惹人厭的年紀」，變成心中「討厭的老人」。

那一些對年長者的負面印象是來自世代的隔閡，源自家庭結構的縫隙，還是生於不同歷史時代的鴻溝？

一路走來，世代與歲月造成了幾代人多大的距離？

這次，讓我們提早想想，有關世代和衰老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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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社會學教授呂大樂嘗試整理論述，寫成《四代香港人》一書，他把香港人分成四代人，指出不同時代的香港人在成長至衰老的經歷中，被捲進巨大的變化，因而遇見不同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最後生出四代不同的人生經驗，使其在價值觀、文化意識與思想行為上都存在不同的差異。

在「四代香港人」的論說中，呂大樂認為香港的第一代人是「戰後嬰兒」的父母，他們早在一九四六年前出生或來到香港，因飽經戰亂，個性節儉又勤奮耐勞。那一代人為了生存往往存有強大的意志，着重家庭觀念，而且無法割斷與中國的關係。而第二代人為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五年出生的「戰後嬰兒」，他們經歷了香港戰後經濟的快速起飛，在成長過程中充分學習並成功應用資本社會的遊戲規則，他們深信精英主義，為人務實，在殖民生活下對中國保有一定距離。而第三代香港人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出生的一代，這代人成長期間，社會陸續出現壟斷和零散化的問題，引致他們在發展事業的機會上較上一代人狹窄艱難，這一代人開始質疑制度的公平性，又因其成長期經歷過六四與香港回歸的衝擊，本土意識漸漸長成，心底抗拒認同中國。

最後是第四代，出生於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比起上一代人受到更大程度的約束與支配，缺乏自決的空間，見證了香港回歸後政制的衰敗和無力。四代香港人的學說發表後，深被社會與學界討論，亦被套用於解釋新生代的民主運動中，然而不少年輕學者與社運人士都認為這樣的論說，只是將社會的矛盾歸結於世代利益與權力的爭奪戰上，無益深入思考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甚至矮化了當下社會運動的訴求，避談公民應對社會最終價值與理想社會的追求。

事實上，我們雖與上一代人活在不一樣的歷史背景中，亦在人生中隨歲月收穫不同的價值和美德，亦有各自的缺失與不完美，但面對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人心的不同卻不完全因為單純的年齡之別。

「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不同的生命歷程所產生不一樣的人生經歷的結果。這並不是年齡引起的行為與態度差異，而是同一代人他們在不同的時代中，對公義、公平和合理有了不同的理解。」呂大樂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亦如此寫道。

那個曾經鍍上黃金的盛世

從一些文章和歷史畫像中我們看見了上代人的成長。歷史造就當代人，當代人造就歷史。縱使有時光機，把兩代人互調時代，就能改寫今天的香港命運嗎？

陳冠中是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

他在《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中回憶中那代香港人不少心中都留有童年時期，戰後社會貧困而資源匱乏的記憶，那些日子在他們的腦內刻下了「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
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的信條。他說，那一代人對彼岸的中國大陸開始有了疏離，那時香港人慢慢再沒有上一代寄人籬下的感覺，再沒有每天仇大苦深想着香港是個殖民地。

「我們只是平凡的長大着，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我們的城市。」陳冠中說。

那代起，教育開始改革改善，經濟正輝煌起飛，島上人接受了西方思潮，靠近英美文化，聽西方的流行音樂，穿時髦的牛仔褲，趕在西化的潮流之中。六十年代香港社會有了抗爭的足迹，年輕人帶頭反對天星小輪加價，隔年發生六七暴動，增加了港人對對岸中國的戒心。往後香港又迎來了經濟高速發展期，社會處處先機，蘊藏階層冒升的機會。那是一個能依靠技術和知識改變自身社會階層的時代。人們後來回憶，都說那是香港的黃金時期，獅子山下。陳冠中也認為那時的人心頭難得沒有枷鎖，成長期意氣風發，總能自信地嚮往未來。「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時代塑造香港人典型的個性：擅長隨機應變，樂得投機取巧，典型港式精明，一貫效率至上。

盛世背後追隨命運的人

乍聽之下，那無非是一個叫人嚮往的鍍上黃金的飛揚年代，然而在歷史的大圖像下，我們不可忽略那些平民，還有一些為了生存賣力一生的人，那是美好卻多變艱辛的時代。呂大樂在書寫七十年代時，提到中學時期在中環閒逛，穿梭告羅士打行與舊郵政總局，那時他總能感受香港殖民的氣氛，西洋文化就在自己身邊卻同時又是一些陌生的東西，有種「由外加諸於身上的感覺」。他說，七十年代初的香港社會雖然在進步、揚飛，但距離富裕兩字仍有距離，一些人富起來，但仍有許多尋常百姓要為三餐疲於奔命，家中總動員的勞動工作才勉強足夠應付日常生活上的開支，當年除了存有童工問題外，已婚婦女在家做加工工作亦甚為普遍。

一九七三年，香港遇上股災，經濟環境受到石油危機與世界經濟衰退影響，通貨膨脹與失業雙雙成為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就業與社會流動機會才再度上升，中產階級位置才普遍開放。同時，七十年代社會住屋條件惡劣，當時的公共屋邨設計仍未成熟，即便幸運地上樓，能居住在公營房屋的人仍然生活在擠迫而且簡陋的居所中，更不用提那些無法上樓，居住在板間房與籠屋的貧民。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書中，抽取了一段有關六十年代初期石硤尾徙置區安置區狀況報告，仔細地描述了石硤尾徙置區的市況：這裏有一條主要街道，兩旁有兩三層高的木屋或磚屋，地下那層全作商店舖面……住在這裏的大多數居民甚少有時間和金錢去玩樂……若將消費限制於若干範疇來定義，購買物品是為了應付基本需要。

當時的香港人仍未走進消費主義的年代，社會正在努力改善基本教育，嘗試增加識字人口，但直至七十年代初時，卻仍有十三萬三千多個年齡介乎十至十六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沒有入學，當中過半的失學兒童都需外出工作。社會的貪污風氣亦十分嚴重，書中有這樣的一句：「在街頭目睹警隊『派片』（賄賂）、收黑錢、包庇外圍賭檔，是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當時的年輕人不再相信制度的公平，書中引用一九七四年一份關於青年犯罪的調查報告，當中受訪對象年齡只介乎十二至二十歲，全為沒有犯罪紀錄的兒童與年輕人，結果反映當中有八成人並「不同意香港的法律公平」與「大部分警察是正當的人」，六成多人認同「賺大錢不一定要有真材實料的做法」，可見當時一代人對社會正義的失落。

時代種下冷漠與抽離

當提起香港保育歷史中，呂大樂亦特別指出大部分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人似乎對文物古蹟保育並不熱中，在香港會所被拆卸重建時，《星島晚報》更有聲音認為因香港會所是「充滿膚色優越感的會所」，故建築並沒有保留的必要，留下只會「徒使多數香港人留下不愉快的記憶」。在其後有關香港保育的激烈爭論中，那一代人的缺席與冷漠，或模稜兩可的態度亦被看成「無所謂、沒有看法或無意見」。這種缺乏強烈反應的態度於是亦被誤解為冷感與不關心。

呂大樂說：「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某種殖民經驗的表現。它既是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當時在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生活的被殖民者對殖民制度的回應……當中存在了一些裂縫，令後者可以與建制保持一點的空間。彷彿是一種消極的抵抗。」這種保育態度表現了那一代人在港英殖民環境下成長的經驗，呂大樂認為新生代很難明白那種疏離感的社會狀態，因為新生代「在九七前後的香港社會裏長大，看到的是另一個香港。英國—作為政治實體或者是一個概念—不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跟我們要牢記英鎊可轉換多少仙令、便士的一輩，以便應付公開考試數學題的一代人，自然有着很不同的經歷和主觀感受。」「在冷漠背後，存在更深層的態度，和市民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一種關係……長期以來，華人對待港英殖民制度的態度是互不相干。後者避免介入華人社會，減少引發反殖情緒的機會；前者樂得見到殖民政府容許他們尋找個人發展的空間，自己想辦法改善生活。這種互不相干的狀態，在不知不覺之間鞏固了生活中的社會距離感。」呂大樂在〈殖民冷經驗〉一章如此寫道。

七、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城市面貌有了急促的改變。據呂大樂的紀錄，在一九七五至七七的兩年間，香港政府先後拆卸和重建了歷山大廈，搬遷了香港木球會，拆卸了郵政總局和告羅士打行與連卡佛大廈。至一九七八年至八○年，海軍船塢和兵房重新發展為金鐘與香港公園。到了一九八一年，香港會會所被拆卸重建，隔年又拆卸了美利樓。社會對此反應冷淡，一切到回歸前後，人們才對香港本土文化保育有了熱度，而天星碼頭鐘樓的集體抗議行動亦表現了香港下一代人對本土歷史與個人身份認同的訴求。

那一代人習慣在生活和政治有異化和割離的心理狀態，同時亦形成社會距離感。「所謂過客心態，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在香港生活，但不一定完全投入其中—尤其是那些英國人圈子及其文化的部分。殖民制度底下的平民生活，存在這一種抽離的狀態。現在，回望過去，對沒有第一身生活經驗的朋友來說，當時那一份社會距離感不易理解。」

呂大樂說：「今天理所當然的事情，過去不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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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西諺：If you don’t win their hearts today, they will break our hearts tomorrow.

那天是年三十，山上的大學辦公室內分外冷清，只剩下外國的教授與研究生，葉兆輝一大清早便從大學宿舍散步至鄰近泳棚。疫情把所有游泳池關閉，他不放棄運動的機會，在陰冷的早上，跳進了冬日大海裏暢泳。下午又馬不停蹄地回到辦公室工作，他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以人口數據思考香港未來，並深入關於香港長者自殺率高企的問題。

「有人會說現在的香港社會有了明顯的世代之戰。但我認為這並不是指整個二十歲或以下青年人與那一百四十萬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的戰爭。當人指摘『廢老』的時候，我認為那只是參與政治運動時，不大對嘴形時的情緒字眼。坦白說，跨代溝通也許的確存在挑戰與問題，但我相信香港人不至於帶着年紀的標籤去生活，不會看到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就會貼上廢老的標籤。」葉兆輝說道。他看香港，社會需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癥結，重點在於老去一代應如何去看待自身的哲學價值，並在整個社會的環境之中留有生存的活力與精采的人生。

在他的往日回憶裏，那個說是美好的年代雖有着起飛的經濟，但同是一街都是窮人，上流人口只佔當時人口的二至三個百分比，貧富懸殊雖不比今日，但從前生活仍然不易，要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仍要依靠努力和刻苦的奮鬥。

「但時代的風景始終不同，以前的人憑知識和專業技能始終可以向上流動，但現在卻相對困難。」他說，許多人解釋世代隔閡的出現，以這一代人生於物質充裕的時代，有着充沛的教育機會，於是相比上一代人更勇於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價值，更希望追尋公平民主的社會——他認為諸如此類的假設陳述並不足以成為解釋時代的論述。「我們掛在嘴邊，說上一代人是die to live，死都要活下去，而這一代人是they live to die，是一羣會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人—這樣的說法很常見，卻無非只是一種歸納陳述。我深信現在仍有一班年輕人同樣拚死生活，一樣正在面對很艱辛的生活。這一代和上一代人一樣也有人為生活和三餐花盡九牛二虎之力，他們照樣在時代中奮鬥。」葉兆輝指出據最新人口統計，仍有四成的青年人口在完成或未完成中學學業後，步進社會浮浮沉沉。

「你我都很難想像當中這四成的年輕人在缺乏學歷的情況下要如何在社會生活到老。這代仍有其結構性的跨代貧窮的問題，如果我們只用一種statement去描繪那一代人，再以解釋社會的現象，總有人要跳出來反對的，因為這並不公允。」

瑣碎卻貼身的歷史

那天，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套頭毛衣，配上牛仔褲與球鞋，動靜像少年，應攝影師要求，一下子便跳上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接待桌上，對牢鏡頭微笑，擋在他身後的是一張寫着「擁抱希望」的字畫。他的辦公室在大學的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中，中心走廊上貼滿了藝術治療留下的畫作，辦公室窗外是汪洋大海，他遠遠與立着三枝煙囪的南丫島對望。「我們都相信世代之間如果能多些了解對方的成長背景與人生大小的轉折，對紓解矛盾很重要。」葉兆輝說，大學也展開了社區計劃，希望訓練青年為社區的長者作口述歷史的記載，增加年輕人對上一代的了解以達到跨代共融的效果。

因為未曾經歷那段歷史的年輕人大概只可從歷史課本上了解戰後香港與六七十年代的光輝，並以此建立家的歷史，我們讀港督，讀那大大小小的英殖的政制，也讀沿革與改變，讀那些大人物的故事，然而當社區老人一遍遍重複過去，那些製衣廠的老同事，陳舊的百貨商店，未曾填海的海灣，鄉下故事—雖瑣碎卻是島上萬家燈火的貼身歷史。
在世代的矛盾中，我們在媒體上聽到兩代人隔空指罵，葉兆輝始終認為「廢老」或「廢青」只是充斥了時代情緒字眼，並不建構成真實社會上的主流對決。面對不同世代對社會上流和工作職位的爭奪，他說就算在大學學府中也有相同聲音。

「總有人會問為什麼老教授不退休，只有老的退了休才可以讓年輕的上場，但我認為一個知人善任的社會，要產生空缺並不是逼使仍然有工作能力的年長工作者退休，而是將塊餅做大一點，令不同年紀的階層，能力不同的人也能盡展所能。」

老人孤獨死

社會還有一個固定的想法，以為公園上坐到睡着的長者，見到遊行就嘆息搖頭或破口大罵的老人，並不關心社會，甚至無法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他們的年代像他們的青春一步步遠離他們，長者只是寄居在這個時代上，只求安逸，於是情願漠視社會的矛盾，對追求革命的年輕人嗤之以鼻。葉兆輝說，一個社會如果沉淪，老人反而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一羣。這年來，疫情未治，經濟低迷，政局不穩，青年自殺率沒有明顯的增長，長者卻接連攀升，這反映雖然長者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度低，卻不代表他們是時代下的無事人。

「回望沙士時代，由三月到六月的三個月裏，老人自殺數目由二百人升至三百人，我們看那一些遺書，可以見出長者在社會上的孤立、焦慮與不安。疫情時候，不少長者有病都不敢去醫院覆診，而且長期困在家中，當時的自殺率一直上升。到了如今的新疫情，情況更為惡劣，沙士才禁了三個月，但現在疫情卻持續了整整一年多，社區的教會和老人中心都一一關門。這些地方對於長者而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葉兆輝道。

長者安居協會指出在疫情時候，機構接獲懷疑被虐及家庭暴力個案上升逾一倍，長者自殺風險則大大上升五成。「社會中年輕一代的聲音尚且傳得響亮，因為社會對他們仍設有許多平台和窗口。人們覺得他們是明日的主人翁，也更傾向知道他們對社會的看法。但長者—社會常把他們的困難和抑鬱問題普遍視作當然，人們覺得老就是這樣，從媒體報道的比重中看到，年輕人自殺的新聞往往刊登在頭版，但長者的自殺率高了足足兩、三倍，大眾卻不關心，it’s anageism。長者自殺登在後頁—因為這不是新聞，是『病死』，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他嘆道。

固有的傳統和思想，令長者或多或少對下一代有所期望，希望老來兒孫膝下，三代同堂，然而如今社會化成了類近日本的「無緣社會」，獨居長者於社區中並不足為奇。葉兆輝指出，如今新一波的移民潮令不少人離開老年的父母，使香港未來可能出現更嚴重的空巢老人或孤獨長者的情況。「雖說孤獨不一定會死，但孤獨的人自殺風險會比較高。我很強調在大時代下更要重新連繫社會的支持，社區中心是長者唯一的生命依靠。社會需要維持長者的活動，提供優質的生活，讓老人也感覺到被珍視，被感激，而不是成為別人的負擔。香港老人自殺的情況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自殺率和其收入情況並沒有必然關係，富有的長者和貧困的長者其自殺數目分別並不大，住在私人花園的一樣會含鬱自殺，住廉價房屋的也有想不開的時候。比起經濟狀況，長者的社交連繫，會不會備受孤立，與下一代的關係對其自殺率的影響更為有關。」

也是同代人

也許是坐久了，葉兆輝在椅上跳起來，拉拉筋，說自己活到此年歲，頭髮沒錯發白了，但他從不覺得自己老，更從未想過在教位上退下來，也自覺還有許多興趣和目標，而且有能力能做得好。

「世代問題不僅僅是香港本地的問題。人口老化亦不是香港獨有，香港當下的問題是轉變得太快和太急，叫時代下的人無所適從。」葉兆輝認為，兩代共融需要的是看清對方優點，雖是兩代人，卻又同時為同代人。香港老人自殺人口近年有上升傾向，反映安老問題與社會氣氛同時影響長者思考自身的生存價值。

他續說：「但我認為愈是這樣，愈需要兩代人去填補時代的缺口，老的人有的是經驗，後生又足夠創新，大家要彼此的欣賞，你不好覺得年長的人阻住發達，同時老的又不好覺得年輕人不濟，處處指點下棋。

「我們都要看出對方的長處，當你指着對方說廢青廢老時，腦中想的便盡是對方的缺點，人雖成長在不同時代，但現在都是『同代人』，人人都有可取之處。」辦公室的頂樓有個空中花園，他有時會上來看海。他說那裏有他見過最美的日落，專屬香港的好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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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珍 72歲

今日年廿八，交俾個囡抹屋，我無嘢做搵到呢啲舊嘢，拎出來睇吓有無人要。你睇，我老公舊陣時開檔口仔賣麻將㗎，打嗰啲呢。
係喎，老公好錫我，我好勤力，以前由朝做到晚，因為我自己好細個就無老竇老母，未嫁之前由姑姐申請我嚟香港。嗰陣結咗婚，四個細路，一個家婆，佢幫我照顧細路，我就去幫老公開檔。但老公好早走咗，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過身，過唔到回歸，都唔知係咪好事。
而家我才退咗休兩年，個陣落嚟，身份證報細數，我四八年出世，已經七十二歲，過咗今年八月生埋日至有生果金。
我同個囡住囉，佢幾靚女㗎，我同佢去旅行，人哋話她係翻版李嘉欣。但她高竇貓，未結婚。同埋經濟差囉，好多人都無工開，佢喺機場做咗廿幾年，做到大家姐，但前排航空公司倒閉，裁員，而家佢搵咗份喺中環
返工嘅工囉。
同班後生啊……無乜嘢講，麻麻地。不過我嗰個年代都會和上一代唔啱傾。會㗎，我家婆係要咁。（舉出大拇指）永遠要做第一囉。她過身先三年，走嘅時候一百零一歲，我以前過時過節，年初一，同佢生日都要斟茶佢飲，但而家我唔使我啲新抱咁樣啦。
（你有無聽過廢老啊？）
我知啊。吐血嗰種囉，咳到吐血咪肺癆囉。吓，廢老？乜咁樣解啊，我沒有聽過喎。（大笑）我諗我呢種唔叫廢老啩。我當三個新抱係囡㗎，前幾日我哋至食咗團年飯，係早咗食，但就後生時間囉，佢哋忙，可能又有其他嘢顧，咪體諒吓佢哋囉。

阿珍在公園擺賣昔日麻雀店剩下的牌具。

林伯伯 89歲

我們做後生時啊，唔會覺得老一代麻煩。而家嘅後生同我哋舊時唔同晒，以前窮到燶，你想像唔到，仲衰過劏房，無屋住。你睇而家呢啲公屋好靚（指），以前好多人住木屋，或者住嗰啲細細個嘅牀位，兩個輪流瞓都見好多。而家環境好咗，但人滿不滿足又係另一回事。
我諗佢哋（年輕人）有另一啲煩惱。以前我哋打唔死餓唔死就叫好彩，炸彈扔到周街係，好多人出街都炸傷。係啊，日本仔打到嚟我出咗世，但仲係細路仔，四九年至嚟香港，嗰陣我十七歲，初初好難搵工做，後來搵到一份工，喺花園街做醬園舖，賣醬。
呢世人我都響深水埗大，幾廿年囉。屯門公園啊？我唔鍾意，我寧願靜靜哋。
我唔敢講年輕一代係點，你睇，地球會轉㗎嘛，成日講以前嗰套唔得㗎。以前做人用膊頭去擔，而家做人用科技。我一把年紀啦，行又行唔到，仲有咩新潮嗜好呢，可以坐在呢度望望吓就已經算不錯了。

賢萍 75歲

老啦，後咩生啊。（笑）好似我呢種出來多走動嘅長者會開心啲個樣後生啲囉。我先生有少少認知障礙，開始無乜記性，平日由我照顧，疫情時候悶啲，但都有俾心機做吓運動，曬吓太陽，我落嚟行咪叫他跟我落嚟囉。佢都已經八十幾囉。我後生係做手袋的，工廠妹囉，幾辛苦㗎，但大家一齊捱唔緊要。
我算好彩啩，後生無鬧我廢老，但溝通真係麻麻，佢唔明白我，我又唔明白佢，唔知點相處，溝通上嚟又難，不過我心底都想多啲見佢哋，傾吓偈，聽吓佢點想法，但平日只要開口問他們一句、兩句、三句，他們就開始唔耐煩，覺得你好煩。
不過廢老呢隻字，我又真係好少聽，死老嘢我就聽過。（笑）

莫先生 76歲

我係退休公務員，六十歲嗰年退休，嗰陣退休好無奈，因為當時嘅身心真係仲有氣有力，可以再做多十年，咁樣退休就好似浪費咗自己人生十年一樣。不過退休生活真係無以前緊張，悠閒好多，以前成日幻想退休可以周圍去旅行，結果現實就係日日都忙住做生活嘅雜事，幫吓子女照顧吓啲孫，個人行動慢咗囉，啲嘢慢慢做。我以前會睇吓《成報》、《明報》，後來因為鍾意玩吓馬仔就開始買《東方日報》。對我而言報紙仲係好重要，睇報紙好過喺手機睇，因為年紀大咗，個熒幕太細，都係報紙好，坐低落嚟，打開報紙，自自然然有種好寫意好安穩嘅感覺。廢老……無錯一個人老咗，吸收現代社會新資訊真係會「廢」咗。我老婆有時叫我教佢用手機，教咗幾次佢都不識，我都會不耐煩，忍不住話佢煩。如果係啲同佢唔熟嘅人，可能直接就會話佢廢。無錯㗎，一個人老咗，學習嘅速度就慢，好多嘢要睇兩三次，問完又問，一下子叫佢吸收，係吸收唔到。世界又改變咗好多，尤其係教育同知識水平上，後生仔同我哋想法自然係唔同，咁都係好事，唔通幾十年一成不變咩。但呢種改變有時將以前嘅美德變淡咗。可能思想開明咗，家庭唔再講究輩份，個孫嚟睇我，”Hi”一聲就算，我仲係想聽佢叫我一聲「阿爺」，叫一聲過癮好多。叫完我再攬吓他，兩代之間至有親切感，而家得一句”Hi”，好像有一層隔膜一樣。我哋從前做夫妻，只會叫對方個名，或者「喂」一聲，而家後生嗰班會叫老公老婆，叫得好親暱，其實感情就是要係平日咁樣慢慢培養出嚟。上一代同下一代嘅感情一樣都係要咁珍視。我係上一代人，但我都支持民主，民主有唔同光譜，人人成長背景唔同，對民主嘅定義都唔一樣，民主就係大家唔同但唔會因為唔一樣就開口鬧人。

Lisa 76歲

我係呢棟樓嘅房委會副主席。（指）平日會幫手派吓飯，見到啲年長嘅長者，覺得對老人家就係要好似𧨾小朋友一樣𧨾佢哋。「乖啦，乖我至派飯。」你咁樣講佢哋至會聽，如果你粗聲粗氣，佢哋就會發爛渣囉，要明白佢哋記性差，老咗會固執啲，的確會有缺點，但人人都有缺點，好似後生嗰陣咪都有啲年少氣盛，有啲唔成熟，任性，人人都會有啦。老人家身體同個腦一直會退化落去，佢哋行唔返後生嗰條路，就好似細蚊仔一樣，初初乜都唔識，後來慢慢成長學習，有咗自己一套，但年紀大咗，又退化返去，變到同小朋友一樣。我自己呢幾年都係咁，記性差咗，好多嘢好易忘記，學嘢都變難咗。不過年紀大啦，我知道對住班後生最好就係唔好去煩佢哋。好似有時唔識點用手機，我咪自己去報手機班囉，叫社工教我，如果唔係返去問仔女，佢哋會投訴，話教一百次我都唔識—做長者可能就係要有呢種自覺，知道後生有日常嘅壓力，工作可能好辛苦，返到屋企休息又要被煩，可能就對我哋失去耐性。我覺得自己有手有腳，唔好煩佢哋，自己管好自己，不過咁樣變咗有事都唔敢同佢哋講，中間嘅代溝都愈來愈大。我都仲係敬老㗎，我覺得長者始終比我哋更早明白生老病死，後生一代思想進步，講求真理同科學，但人世間好多嘢係知識教唔到佢哋，唔係全部嘅事佢哋都睇得清，睇得透，希望佢哋有時得閒都會樂意聽聽老人家嘅心聲。

智蓮 83歲

我年半前身體開始差啦，無以前咁醒目。（笑）我 後生都係做製衣，我嗰行還好啦，認真唔算太辛苦，工 作環境都幾開心。以前我哋係租樓住，後期才排到上公屋。我一個人住，另一半走咗好耐啦，佢六十幾歲就走，我無流一滴眼淚啊。（微笑）因為見到佢走得舒服， 走得舒服就好。 而家有時就落嚟同朋友見面行吓。班後生他們一星 期會返嚟見我一次。我覺得自己愈老愈開心，識到啲朋友，好好傾。你講嗰種廢老我覺得並唔多，我都無識到嗰種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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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炯是當區的區議員，說這樣的事在人口老化的舊屋邨裏並不稀少。他是註冊社工，早年在老人院舍服務，後來加入民協接手長者善終服務，這幾年一直於人口老化嚴重的長者邨，如元州邨、石硤尾邨、幸福邨、富昌邨和麗閣邨工作。

「在老人院舍工作的那幾年，給我很大的震撼，我想到長者走完刻苦辛勞的前半生，到了老的時候卻是一身的病痛，不少需要插喉維生，日常靠滴奶，在睡牀上度過餘生。以前，我一直以為到老就是享受福蔭的時候，退休代表人終於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得到許多的自由，兒孫滿堂，但事實卻往往不是這樣。」李炯說，當時他和院舍的姑娘談天，對方說不少老人一天下來最大的樂趣是蒼蠅在眼前飛過，其餘時間長者的世界似凝定了，眼前是永恆的天花板，上面永遠吊着一把轉不停的吊扇，白澄澄的長燈管。

「後來接手做長者善終服務，從長者照顧跳到長者善終，那幾年的工作令我看見了老後完整的畫面。最後就是前年成功參選成為麗閣區的區議員。我服務過的地方，那幾條屋邨都是深水埗一帶老化問題最嚴重的地方，富昌邨是深水埗第一個人口老化邨，老人人口佔其中的四分一。現在我服務的麗閣邨則變成了人口老化問題最嚴重的區內屋邨。」在這數年間，他自言在社區服務和經歷中，無法認同社會一些仇老的言論。

「『廢老』這個代名詞其實只是一句抱有政治和情緒的字眼，因為在社會動盪的時候，長者可能予人一種對社會沒有回應，容易被極權洗腦，可輕易被收賣，成為被人利用和被工具化羣組，但實際上我們心中都知道並非全部的長者都是這樣。我在深水埗服務了那麼多年，區內有大量的老人，如果社會真的如此仇老，就不會有那麼多年輕的義工和機構不斷為區內長者提供義工服務和物資轉贈。我相信情感上那些年齡的標籤其實是沒有指向性的，當人們回到理性的層面，反過來其實更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了解兩代的分別，為兩代關係解壓，同樣關注青年和長者的服務。」

明日的無緣社會

在他心中，香港的長者生活得並不好，香港安老政府為人所詬病，他說自己參選區議員，當中信念是希望可以在長者的社區改善安老問題的處境，那一年他加入深水埗安老事務委員會，努力關注長者屋和居家安老的問題。疫情時候好些老人中心不得不關門，他的議員辦事處卻時常燈火通明，一班老友記在那裏聚首，玩玩貓，幫忙照顧街坊的幼兒。

過年，他和慈善機構合作，為獨居老人提供一人盆菜，他一戶戶上門造訪。

「政府一直推廣居家安老，但所撥出的資源與院舍照顧的資源卻大大不均。前幾天羅致光說半年後將會增加一千五百張社區照顧券，但面對巨大的福利需求，那千多張服務券顯得杯水車薪。尤其被分作初步缺損的長者，社區幾乎沒提供服務給他們。」他嘆道，疫情下長者被變相軟禁，不少上門派飯暫停了，他聽過有長者一日三餐都以麵包為食。社區的隱蔽老人情況亦有增長傾向。

「去年，有獨居長者在家中病死，被發現後房署竟沒有長者的親屬資料，警方聯絡社署，署方表示老人並非他們的服務個案，最後無奈找上附近的老人中心，亦發現長者非中心會員。」他說，最後警方拿着長者家中區議員的卡片和會員證來找他們。

日本於幾年前興起「無緣社會」一說，記者以專題報道刻劃日本漸漸成為人情淡薄，不再有交集的社會，國內長年有大量「無人認領」而身份不明的屍體，媒體將之稱為「無緣死」。這個問題反映了社會上一些孤單又無以為繼的基層與「下流老人」的隱蔽問題。

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社會上對老人院舍需求李炯的辦事處中，不時有許多長者圍着談天說地。 尤重，而目前居家安老的資源又嚴重不足。

李炯指指身後一個個文件夾，說去年他自費為區內長者建立資料系統，分派會員證，只需以條碼機掃描會員證上的條碼就可了解長者的狀況與正在接受的服務。

「那次，這個系統為那過身的婆婆尋回家屬，警方得以通知親友領取遺體。」李炯說，在長者自殺率高企的香港，尤其疫情下，慘淡的社會氛圍中，他希望這個長者資料系統可以針對獨居和隱蔽長者提供執漏和補救的工夫。

「人老了往往會把自己的心事放在心中，不想跟別人分享，我聽過不少長者自稱自己生活在香港如同四等公民，一心等死。當他們看到社會變動，安老和醫療機構輪候時間無限期地加長，再遇上疫情，經濟低迷，雖然長者日常以生果金維生，但對於社會的氣氛仍然很敏感，在缺乏關心和自我價值時，他們同樣會產生不想連累他人，尤其是見到下一代生活得吃力時，寧願自我了斷。」

老人 其實最想要下一代的關注

「這些年來，和長者共處，我並不認為他們是不明事理的一羣，來辦事處的好些老友記，就算他們不提，不開口探討，不敢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對社會發生的事他們都略知一二。他看到政府抗疫的無能和失敗，會擔心疫情的禍害不停蔓延，影響經濟，日夜擔心兒女的飯碗。他們也會談到國安法和不同社會運動。他們那一代人習慣了代議政制，不多人敢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但他們仍然看到社會的大畫面。」他記得前年區議會選舉前夕，許多長者看到他都十分激動，鼓勵他不要放棄。那一年，李炯和民建聯的陳穎欣為同一選區，陳穎欣曾於二○一六年的區選在同一選區贏了立法會議員馮檢基，連李炯也坦言沒想到可在住滿長者的麗閣區當選成功。

他自言曾也以為香港老人是小恩小惠可以收買的羣組，但後來發現在深入溝通下，一部分長者均明白事理，「平日禮物照要，但投票卻不再睇掌心雷」。

「那年我們都看到有不少長者被推進票站投票，但那夜出來的結果，我方的票數仍然比對家的票多出一定的數目。以前我也曾堅信蛇齋餅糉和小恩小惠可以收買長者的心，但在當選之後，卻發現對大部分長者而言，他們對區議員的要求是落地的，能為他們解決日常的問題的。那年，我記得許多年輕一代很努力地防止種票事件，他們可能偷偷收起長者的身份證，或者向長者努力游說，偕同長者一起去票站。而結果也反映民意翻了盤，長者並不一定是建制的票倉，老人最想要的是下一代的關注，如果我們想改變政治光譜或改變社會的風氣，其實要從自家長者開始做起，教他們明白基本的政治知識，令他們明白當下香港發生的政局問題。你必須相信關係也要深耕細作的，你是他們的仔女，是他們的孫。如果我們先走出一步，在長者心中其實也比以小恩小惠攏絡人心的政客更真更好。」他笑說，有不少長者到辦事處找他，叫他為他們代填文件，張口閉口都是仔女。

「他們掛在嘴邊就是『我個仔話』，『阿囡叫』，至少二十句提的都是下一代。在長者可能變得狹小的世界中，下一代的關心和互動是他們最想得到的東西。如果下一代對他們加以排斥，其實只會變相推使他們走向那一些以利為誘的政客。」

前一天，麗閣邨的鹹水突然出現問題，他心怕疫情時候鹹水短缺會影響甚深，於是一天裏頭忙出忙入，找到政府部門，終於恢復邨內鹹水供應。

隔天一早，天未央便收到一個電話，老人興致勃勃找阿炯，他以為發生大事，十分緊張。「婆婆在電話那一頭，話無啊，見我忙出忙入，一早起牀想打電話關心我。」李炯哭笑不得。他說在他心中，老人其實比想像中簡單，無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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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個女兒，已經十七歲，父女感情非常要好，女兒讀中學時每周都到荃灣補習英語，他管接管送，將女兒送到補習班後，就獨自在附近屋邨茶居歎茶。他記錄這間茶居的手寫餐牌，「紅紙黑墨，筆走龍蛇，竟然還存在於人世中，深褐色的茶壺套着塑膠水喉嘴，殷勤的阿姐捧着點心來問你要不要。老闆說，清晨四點半就有早茶飲了，水滾茶靚，普洱唔該融啲啦。老麵種做的叉燒包馬拉糕，還有熱辣辣炒粉麵飯，嘈吵喧囂，卻又逍遙自在……」

約他和作有〈天水圍Gang Gang〉、〈1997〉和〈廢老〉作品的說唱歌手Billy Choi見面對談。Billy生於香港回歸的那一年，在他的歌中，他寫自己生於一九九七年—「劏房籠屋扮高貴，屋企豆腐膶咁細，想做生意又唔夠錢，想讀好書又唔夠人摙，北上發展又唔夠人面，人哋進步我就沉澱，為咗上車上樓我努力咗幾年，老闆一句撻埋嚟話我年資尚淺……」Billy說，譚偉健和自己的父親一樣年紀，再說下去，譚偉健發現自己從前常光顧的茶居老闆原來就是Billy爸爸。當上一代和下一代人在軌迹的某處相遇，站在歷史的交接處，兩代人席地而坐，漫談老去和時代迭變時，有哪一種顏色的情感火花？

PROFILE

譚偉健（T）：五十四歲，資深傳媒人，愛玩愛食愛旅遊，為「老正工作室」的藝人之一。

Billy Choi（B）：生於一九九七年，現在二十四歲，為香港本地的說唱歌手，作品有〈香港Gang Gang〉、〈1997〉與〈廢老〉等歌曲。

一條活的河流

T：年輕時，我讀新聞系。大半世人都是做記者和編輯，直到二○一八年我做了三十年記者，後來自己出來開公司做些媒體工作，工作的內容廣泛了，不再只是寫文，算是為自己開闊了一些世界。你問我覺得自己廢不廢—坦白說，幾廿年仍然在做同一類別的工作，如何不廢。

B：但我覺得廢不廢，到底廢青還是廢老，重點不在人的能力上，而是人如何去看待新事物。有一種人永遠覺得自己年輕的那些「新嘢」才是最好的，例如他們永遠只聽張國榮和黎明，後來再接受不到新的東西，永遠停留在舊的一套上。那才是廢。不單是老人家才會這樣的，後生仔也一樣可以好「廢」。

T：沒錯，要有不停的新後浪，江水才會一直流動，才算是一條活的河流。

B：我在想為什麼有一羣人就是放不開舊有的事物？

T：用年紀稍長的人的角度想，可能是因為有一些人停在原地很長一段時間，最初可能他們都很專注地做一份工作，一件事，於是做了很長的時間，其後也就一直活在那個世界而不自知。而世界事實上是很大的。我自己就是這樣的。我在傳媒行業做了幾十年，攀到一個高位，但那時常常就坐在編輯室中去看世界，我常常說那幾年自己是在字裏人間，整天寫字看字，整個世界就從文字中建構出來。直到後來我半途出家去做旅遊記者，連買張機票都唔識，才知道大鑊了，人在外地要如何坐車，如何兌錢，準備什麼，幾廿歲人都好驚，後來慢慢才知道過癮—那時的世界為我打開了一道大門，一個新的天地，自己頭幾十年那種「彷彿知道好多嘢」的感覺原來不是真的，才知道外面還有許多東西，整個人像重生了一次，反而怕自己跟不上，怕腳步放慢，怕變老屎忽。我跟我個女說，如果我變了那樣，記得記得話我聽。因為我不想成為那種人，我在八十年代成長，從前我也做過許多覺得自己很前衞很潮的事，我今年五十四了，我還不想老土。

B：嗯，我今年二十四。你同我老竇一樣大。我老竇跟我幾似。細個我不會也不想自己似父母，但人愈大又愈覺得其實我們都差不多。

T：說到我的時代，我其實很滿意我成長的階段，因為一切都十分美好，那是屬於我的一部分，好像你這對鞋，我三十年前也買過。真的。你穿著這對是復古版，以前Reebok興起是因為潮流興Aerobic，我很記得那年我哥結婚，他給錢我買西裝，結果我買了你穿的這對波鞋，他見到好嬲。覺得點可以西裝襯波鞋。（笑）

B：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現在，大概就沒有問題了。現在波鞋襯西裝好平常。而你現在穿的這對鞋嘛，我八歲時有一對，上面印了一隻米奇老鼠。現在的人玩復古都是因為想留住回憶中的東西，記住那些經典時候的重要作品。在音樂上，任何年代都有其巔峰和時代的代表作，沒有人會拿六、七十年代的音樂和九十年代的音樂相比，那為什麼要拿八、九十年代的東西和千禧後的東西相比？兩者真的有可比性嗎？

T：世界就是這樣。無論我們成長在哪一個時代，我和你的時代都會幸運地重疊，我們總有一些相似或不相似，喜歡或不喜歡，也有各自信仰和遺棄的事情。我覺得歷史走遠了，但我和你仍然是會被記載在同一時代的人。我們沒有分別，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人，不同的是我比你年長，早你少少來，也會早你少少走。那些我見過最美好的東西可能被擷取出來，在你的時代中，讓你也看到。而你認為美好的一切，我也可以學習去感受。所以我由始至終覺得那是一種對時代的態度，只有好態度是正確的，世代的代溝其實可以不那麼大。

相信命運可以改寫

T：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父子會比上一代的好傾一些，因為近代的世界變得很快，而以前的變化來得比較慢，那時的光陰於是被拉得很長，那一代的人也許會難一點去適應新的東西。像我爸，他年紀那麼大了，卻從未想像過生活中能有什麼大的變化，也看不到科技的改變，他還是想用最初的方法去生活，一份工做足幾廿年。但我們不同，對變化司空見慣，於是我們
這代人老去了也有兩種心態，一種是逃避，因為變得太快已不想去學，一種就是「哦，好，去囉」。後者會比較接受生活改變，而且仔細去想，其實好多新的東西都是舊的，只是歷史再回了個頭罷了。

B：是啊，我唱的Rap也不是新的東西來，以前林海峰也玩過差不多的。我唱Rap也是因為八歲時開始學打鼓，中學跳Hip hop，成長過程一直聽類似的音樂，畢業後便決定去做鼓手，卻發現社會企最前的人永遠搵得最多錢，企得愈後的人搵的錢就愈少，我就想，那不如我都轉型啦，開始做歌。但其實我小時候的志願是想做鼓手。後來我做到了，沒想到最後又會選擇轉型。

T：後生仔，人生料不到的東西才是最精采的。我年輕的時候，家人很想我做公務員，我去考過，但因為性格反叛又臭串去面試的時候串入境處的面試官，他板起臉，口黑臉黑，往我的表格上打了個大交叉。

B：啊，但做政府工就是要你懂得服從。

T：那時太年輕，他問乜我就答乜。現在我回頭去想，覺得人生很有趣，如果當時對方真的請了我，我想我大概一生就在政府部門打轉，今日就是等宣誓的一羣。那時小不忍，串了面試官，走上別的路，回頭想，這條路都不錯，好精采。但這條路一直不在我的預算當中。我不知道有沒有命運，但有些事就算沒有人的意志，事情還是會發生，事情發生了就看人回應的態度。世上總有一些東西是整定的，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人如何去回應命運。以前我一直以為我做傳媒會一直做到退休，但原來做不到，人面對事情有許多不同的方法，我可以不剃鬚坐在家中等食塵，又或是憤世嫉俗去鬧人，但也有別樣的回應方法。人的回應很free，人生有許多時候都應該放膽，按你所想的去回應。

B：嗯，命運大概是存在的吧，它安排了事件發生，但人如何選擇又變成了後來的故事。如果我堅持自己的想法，那總有同樣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來回應我，我不是被打擊就立即跟別人一套的人。

認老不認老

T：我不認老的。到真的老了也不到你不認，到時人人都走來叫你阿婆阿伯。但老也分生理和心理上的老，體能上如何操練都只可做到延緩衰老，年紀始終無法逆轉，人人都知自己各有大限，但可能好長也可以好短，這會令人重新思考活着的意義，追趕想做的事：人到底是不是永遠玩埋今日，人地鬧你你便鵪鶉—是不是這樣？一個人某程度上是可以主宰生活。走到人生的五十歲時，想送一份禮物給自己。我覺得五十歲是一樣很特別的年紀，「老正」把銀髮界定在五十歲或以上，這等同跟我：是時候了，我夠「老」了。那年，我周圍跟人說我五十了，我太太叫我唔好周圍爆，因為那樣也會透露到她的年齡。（大笑）但我說這是我自由來，我活了五十年，我很快樂。

後來加入「老正」後，他們提供許多訓練給我，有演戲，司儀，行catwalk，很認真。我由初初覺得好慘，咁大個人仲任人舞要出醜。「喂！我是總編輯來的，要做馬騮戲，以前無人舞我的。」但慢慢後來發覺自己昔日在公司做到everything under control，我自問足夠圓滑了，但去到「老正」，我好像變形了，重新長出稜角，原來我還有一些東西做不掂，有些東西唔敢做。那一下，覺得「嘩，好正」。因為這種感覺曾經也出現過，那就是我二十出頭初出茅廬，第一天上班，什麼都不知，好驚有人鬧，但對樣樣嘢都好好奇。這令我想起年輕的時候，上班常受氣，也有被上司針對，也會覺得高層仆街。我很記得自己未讀大學之前，用了好幾年的時間在《星島日報》做發行。發行是什麼呢—就是報紙印好，再分發到街上。我在中環分報紙，和那工人一起混，天天忙送貨。一送到去高尚地方保安見到我就喝：「喂！你！行後門啦，推車要行後門。」那時我們一身臭汗，行到電梯人人都擰轉面。那時我很後生，我學到的是己所不欲，記住自己那顆敏感的心，日後都要善待別人。你覺得臭，只是當下一刻，對方卻是可能為了生活要忍耐一世。

譚偉健笑說，為了迎合Billy，他穿了最型的衣服來。

B：我不做鼓手後，也曾在機場做貨倉。貨倉有些人負責搬，有些人負責刷條碼，記得第一天上班，一件貨上貼了十幾張條碼貼紙，我分不到哪一張是公司的，結果同事開口就罵：「四眼仔唔係呢個喎。」我說自己第一天上班，沒有做過這一行，很抱歉。對方劈頭就說：「你四隻眼都睇唔清楚個世界，睇遠一啲啦！」那下覺得很諷刺，一個長期在貨倉工作的人，叫我要看遠一些。後來我把那些情緒收在心中，寫歌的時候才寫出來。我想那些年長的人能重新記起年輕時的自己。我們都有那段初來埗到，隨便一個人都可以指摘說你做得不好的年紀，我想那些打從心底看不起年輕人的人，能回想後生時自己曾經討厭過的大人，再明白和體會下代人的心態。

老來更有火

B：我很認同上一代人的確經驗比我們多。我做事往往是往兩個極端做，要錯了兩次，才找到對的方法，我現在做音樂也是和一些比我大二、三十年的人合作和監製，他們會用一種成熟和專業的角度跟我說我的不足和作品的想法。他們都跟我說我有懶音，讀音不正。我才發現原來讀音正一點，真的會好聽一點，別人不需要看歌詞就知道我在唱什麼。我也想我老的時候，可以保持住想法開放，可以幫助年輕的人，也希望我依然會Rap，不好不能接受新的改變，要知道欣賞下一代。

T：會啊，可能你老了仲勁。老馬有火！不過我很怕年紀大了，人的經歷反而變成了包袱，綁住了自己。

B：沒錯，我覺得自己的包袱也在積累中。這要人不停進步，我不可以只得一首代表作，告訴未來，自己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歌。

T：你有沒有看過一套很老土的戲，電影叫《Rocky》，一系列電影來的，拍了許多續集，由七十年代一直拍到二○○六年，我們這些老嘢就從七十年代開始看，我們陪電影的主角Rocky成長，看他從一個小夥子一直打到成為一代拳王，到後來他年紀大了，要退休了，就在城市中開了一間意大利餐廳，他整天就在那裏打躉，向客人談自己的威水史，人們當然也聽得津津有味。但Rocky談來談去都是從前。有一天一個新拳王來到，那是一個後生仔，他很想找一個legend和他對賽，證明自己的能力，結果就看中了Rocky。

你會想，大佬，點打啫—幾廿歲對一個後生仔。但新拳王的經理人來到餐廳，問Rocky是不是打算往後幾十年人生一直說那些陳年往事，「你應戰後，你就有新的故事可說了」—當我看到這一幕時，不覺流了一臉眼淚。我自問奮鬥了那麼多年，上到一個高位，但往後是不是也只有這件事值得我快樂？到底我還有沒有新的東西可以跟別人去說？我人生還有沒有新的有趣的故事會開展下去。
哪怕打輸，重要的是要有勇氣再上擂台。

電影劇照

做人很辛苦，因為無論幾歲，眼前還是有挑戰的。我們心中那團火，那一份勇氣就是令一個人永遠年輕，突破衰老的法寶。但這不易做到的，我覺得鬧「廢老」、「廢青」是因為說的人把自己的年紀套在對方身上。當我們還是年輕人時，有氣有力，心中那團火燒得火紅火熱，但當套到老人身上，他們辛苦了大半世，見盡生老病老，有的人就真的止步在那個時代。

B：是的，我不時會到爸爸的茶樓工作，於是一個人對住一班老人家，無論是伙記還是茶客，我習慣了聽他們講，發現兩代有些東西沒法討論出結果。

虧欠下一代嗎

T：改變是相對困難的事，但說到底不是老就一定不會變，那還是視乎我們剛剛說的—看人自身的選擇。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的變革者永遠是少，喜歡安逸的人永遠是大多數。有些選擇沒有對和錯，而我認為現在社會的聲音，那一些指罵的也是你想安逸可以，但不好行出來反對變革。

無論是誰，站在哪一個立場，也沒有人可以透過命令、責難和鬥爭叫人改變。因為這種叫強權。

我也不完全認同有一些人說什麼從前的人做錯了，說上一代人虧欠了這一代人—我覺得某程度上是對的，是因果關係，但這也是歷史必然發生的事來，如果有時光機，鬧到媽媽聲的年輕人回去他們說的那個年代，他們會不會走上一樣的路？人身在歷史中永遠不知道歷史的發展，一些時代發展下去只會有一個必然的結果。這是沒有辦法的，那就是歷史。

B：是的，我甚至想如果現在不是發生了這一大堆的事。可能我們也不會有現在這樣的想法，我們的改變也是一種歷史背景所觸發的必然結果。

T：但真的，我會說成長在自己的年代真是很幸福的事。那個年代，年輕人一天到晚只需想要聽什麼歌，穿什麼衣服，去哪裏飛髮—當時的人，包括我自己，心中也沒有太複雜的事。有時我也想，為什麼現在香港年輕一代要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一個嚴峻的時代。但無論如何，我也不可以跳過自己出生的時代走到這個時代來，香港也不可以跳過那個人人追求安逸的歲月，一口氣就迎向現在需要變革的關口。我想說的是，給多一點信心給自己吧，也給多一點時間後生吧。香港仍未玩完。人生不停要上擂台，人生永遠都來挑戰你，只要時間流動，一切戰爭都是至死方休的。我到了這個歲數，也在跟自己打。

B：我也很喜歡自己的這個年代。以前玩音樂是玩真樂器的，要一個人錄結他，一個人錄鼓，一個人錄電子結他，一個錄聲，但現在一個人做完音樂，接下來就可以Rap。時代令許多東西都簡化了，這也是一個美好的時代。我深信的，因為這是我出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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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機下  啟德道沙塵滾滾

許多重建故事，都是經濟發展與社區福祉之間的拉鋸。為配合啟德新發展區，市建局計劃於九龍城興建地下廣場，以連接新舊兩區，啟德道／沙浦道成了交接處。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建程序正式展開，收回沙浦道31至49號、55至73號，以及啟德道24至82號大廈的單位。驟耳聽來，受影響的只是兩條街？但重建範圍面積為六千一百零六平方米，當中五十棟樓宇將被清拆，約三百七十伙住戶，共近千人受影響。

記者初九落區，小店陸續啟市。重建區一帶是車房重鎮，也有零星的五金行、電器舖、紙行、化工材料店。這裏的店舖，大多已札根大半世紀。跟經營三十年的五金舖員工攀談，他們都說唯有靜候倒數，見步行步。兩條街的地舖樓底尤高，門口設計寬廣，方便汽車進出及升高。有車房店東嘆道，原區復業前景未明，基於消防條例，遷出以後在舊區以外較難另覓地舖，就算「修到車修到地，都修復不到人際關係」。

他口中的人際關係，是指整條街的店與店之間雖性質相似，卻不懷敵意，反而有協同效應，不時互借工具和食材，空閒時還能走到隔壁談笑風生。不少店都是前舖後居，樓下主理日常工作，拾級而上便是閣樓。名泰化工店裏，員工在閣樓上圍坐吃下午茶，俯瞰地面向記者揮手；捷達車房內，擺放了一張桌幾張凳，店東在看電視，有時跟幾位街坊打牙骱，樓上還有幾間房，作為羣體式的生活空間。

九年後回遷復業  「會否我死先？」

比起一家家獨立的店舖住宅，九龍城更像一個互助網絡。除了林立的五金店和車房，還有「小潮州」、「小泰國」等稱號。兩街之隔的城南道，更是泰國菜、香料及雜貨店的集中地，街坊都會走去尋寶，形成獨有的「泰式經濟圈」。至於啟德道和沙浦道，視平線驟看不多泰國元素，僅得三家泰國菜餐廳，但抬頭一望，窗戶掛起泰國國旗，寫上泰式按摩、泰人教會字樣，住宅鐵閘外插滿泰文信件，海報上盡是彎曲如蝌蚪的文字，可見不少泰裔落戶其中。有街坊提到，早前市建局忽視泰裔語文需要，登記凍結人口時錯漏百出，亦未交代清楚安置計劃，感到無助。

這深耕多年的小社區，將被重建連根拔起。

本週一（二月十五日）舉行的「九龍城原區安置方案」網上集會中，逾百人參與。評論人梁啟智指出，政府有責任照顧街坊需要，遷離解散後，店舖將流失熟客，街坊亦需付出額外時間及金錢，以滿足原有生活所需。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主任伍美琴說，規劃應以人為本，但市建局只關注樓宇環境、建築物安全條例等，忽略社區網絡和人情味。

「九龍城原區安置方案」網上集會

雖然市建局將於完成重建後，容許商舖回遷復業，以保存地區特色，但泰國移工工會主席Dang打趣道：「現在距離二○三○年還有九年，會否我死先？」為確保安排無縫接合，九龍城重建關注組提出先安置後清拆的新方案，要求市建局與房協換地，以馬頭圍及土瓜灣道的重建地段，換取啟德發展區用地，以公屋形式興建安置大廈，並以榮光街╱崇安街項目用地，換取土瓜灣污水處理廠旁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地，建設商場安置車房和工程等商戶。

面對推土機，大部分人都支持方案，即使深知爭取困難，仍希望繼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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