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第一個酒店業協同組織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在美國紐約成立，象徵旅遊作為大眾娛樂消費的時代正式來臨。同年12月11日下午4時半至6時，香港輔政司兼署理港督蕭敦（Wilfred Thomas Southorn，後譯作修頓）爵士為新落成在九龍半島最南端的半島酒店主持開幕儀式，他在致辭時說：「（這家）矗立於維多利亞港入口，同時也是（世界上）最高級的酒店，為旅客帶來前所未有的設施和舒適，提高了殖民地（香港）的受歡迎程度。」

半島酒店開業之初適逢環球遊輪航線、歐亞鐵路和長途飛機航線先後面世之時，西方發達國家的富人空羣四出遊歷，此為大旅遊時代的開端。1920年代的香港，當時西方乘搭遊輪作環球遊的旅客都會短暫停留香港一天，行程是坐乘汽車走訪港島區不同酒店，順便欣賞一下亞熱帶地區的扶疏綠翠，但當半島酒店開業後，這種集中了社交娛樂於一身的模式，讓香港趕上與巴黎倫敦紐約等國際大都會齊名的上海，成為一個摩登的旅遊勝地，一如當日蕭敦爵士所期望的，帶動了九龍區的城市發展，半島酒店由是聲名鵲起，成為香港製造的國際名牌──千禧年前後當時英國工黨的首相貝利雅發明了一個經濟新詞匯「創意工業」：把無形的知識和信息作為經濟產品，由此建立出一個新的經濟模式，亦是從這時起，人們對旅遊的概念有了不同想法。

遠東貴婦的誕生

（左）1920年代梳士巴利道是九龍面向世界的樞紐，尖吵咀火車站旁邊除了有前往香港的天星小輪碼頭外，現時新世界中心位置有藍煙囪貨倉碼頭（Holb’s Whorf）， 可見當時交通已連接到歐美，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城市。
（右）當時的九廣鐵路火車還是燒煤的蒸汽火車。

圖為1925年正在施工當中的半島酒店，建築師James Taggart風格選當時最摩登的「新古典加巴洛克」風格，直至1934年，半島酒店還是九龍區最高的建築物。

1996年Betsy Wearing和Stephen Wearing兩位學者在研究旅遊業時，發現一種新的旅遊人辦：Choraster，代表一種在旅途間投入異地生活，然後思考旅程背後有什麼意義的旅客，Choraster代表了一種把旅遊的焦點，從外在的、物質世界，轉而為對內在和精神層面洗滌。而相對於Choraster的是Flâneur（法語漫遊者之意），這種旅客是以消費和冷眼旁觀來佔領異地城市空間的旅遊經驗。

過去當我們說到高級旅遊消費市場，往往指的是Flâneur那種着重於硬件配套的模式，但在1928年，當時的半島酒店已在提供類似強調互動和文化體驗的消費服務：凝聚殖民社交圈帶來時尚、引入新科技產品帶來摩登舒適和最高的衞生標準，善加利用協調不同風格的藝術品來營造帶有文化氣息的奢華，這些外在的、從物質世界來說最高的標準，因為有着不着痕迹又恰到好處的個人化服務，令人感覺尊貴、把「香港」獨有的文化身份，變成一種可以身心體會的Choraster經驗……這期的封面故事，說的就是這種走前在時代之前的「半島美學」。

1927至28年間從現時天星碼頭望向梳士巴利道，前景是九龍消防局（今天1881位置）和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上）二戰時，半島為免被日軍炸中，外牆被漆上迷彩。
（ 下）1950年代， 現時星光行一帶是人流興旺的售賣熱點。按半島酒店的高級調酒師Johnny說，那時是賣化妝品熱賣場。

歲月靜好

90年，是很多人活盡一生都不能企及的時間。半島酒店年開幕至今，歲月流逝，依然屹立於尖沙咀，見證風雲變幻，時代變遷。從開始時，被取笑而仍然立志成為「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酒店」，到一度成為九龍半島最高的建築物，到淪陷時期被強行徵用與易名，到慢慢成為本地社交地標、外地旅人最懷念的傳奇。如果半島酒店是一個人，那麼，儘管命途多桀，不凡的際遇卻讓她的美麗顯得格外堅毅恬靜，而這種氣質正源於她上下一心、恆久不變的人文服務精神。時至今日，這一位美麗的遠東貴婦，仍然沉潛着一股返樸歸真、在寧謐中醞釀出的淳厚。

從這則1928年半島酒店開業時刊登的報章廣告，可見當時裝潢富文藝復興時代色彩，呈現出世紀初的奢靡浮華。

研究中國旅遊業發展三十多年的Peter Hibbard說。Peter是主力研究中國旅遊業發展的翹楚，2011年時並將研究結集成《Beyond Hospitality,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Hotels,Limited》，當中對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半島酒店的母公司）於十九至二十世紀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經營和所處時局，有很詳盡的資料整理。

「近年我受香港半島酒店邀請，整理公司數十年來的檔案。這陣子正和集團行政總廚Florian Trento（曾福賢）着手翻查酒店不同食肆的紀錄，看看可以找到什麼？由於日軍在佔領香港那三年零八個月，先把半島酒店徵為軍用，到1942年改名為『東亞酒店』期間把半島酒店的舊有資料全部丟棄，所以我所知的，都是從當時的報章報道和英國檔案處的殖民地資料文件中整理的，抱歉！」說話節奏明快風趣的Peter說。

「回到主題。如果要說半島酒店的美學，我認為有三個時期很重要：第一個時期是1928年開業時，『半島』代表的是一個摩登的形象；」摩登？「對！這家在開幕時被報章喻為『蘇彝士以東最佳酒店』，最初是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應當時殖民地所邀而建，當時這裏是一塊新填出來的土地，對面是1911年啟用、連接廣州的尖沙咀九廣鐵路（英段）火車總站，亦是歐亞鐵路的總站，當時歐洲旅客從巴黎乘坐火車，從歐洲到亞洲穿越中國最終來到香港，這些旅客來自地球上最摩登的地方，因此當日半島酒店決定興建時，便參照集團在上海那些十分成功的例子，如禮查飯店、和大華飯店那種有華麗摩登裝潢，酒店內設有大樂隊、舞池、不同食肆和酒吧等具有社交價值的新式酒店。」

突顯階級性從來是品味消費模式的主題，藉消費羣獨有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來彰顯「那個圈子」的階級品味。由於當時上海是東方最摩登的城市，吸引來自四方八面社交名人，從王孫貴冑軍政要人，到資本家文藝巨擘，對這些人而言，在各摩登城市穿梭交際，觥籌交錯展示華服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Peter Hibbard（MBE）研究中國旅遊及酒店歷史已有三十年，現時是香港半島酒店的Heritage and Archive Ambassador（歷史及文物大使）。

這座現時被評為歷史一級保護的半島酒店落成於1928年，商業上參考了禮查飯店和大華飯店等成功方程式後，委託Hong Kong Realty Trust Co. Ltd., Civil Engineers設計和承建一座能彰顯帝國光輝的意大利文藝復興（而不是殖民地）風格建築，但採用了當時新穎鋼筋混凝土結構磚技術建成：表面飾以灰綠色石膏塗層，簷頂和酒店內細部華飾由著名的上海工匠創造。Peter說：「正因為『半島』選址是在未發展的九龍半島，相對擠迫的香港島，這選址令酒店有更多空間發展。」

至於酒店內佈置，着重帶出一種華麗而優雅的氣質：大堂裏由高大的柱羣與飾上天使華飾邊的鏡子天花、長吊扇悠悠旋轉令華麗的維也納吊燈輕微搖擺。對正大門的主樓梯，欄杆雕上蔓衍的花飾，而地板是進口裝飾瓷磚。西翼一樓是安妮女王風格的閱覽室，兒童餐廳和安頓旅客隨從的休息室，所有裝飾像從童話故事走出來般，華麗，婉約而舒適。

因為尖沙咀火車站就在對面，當時歐洲富人可乘歐亞鐵路從歐洲直達酒店門前。這則開業初期的廣告，總叫我想起Agatha Christie的小說。

酒店裏所有家具，都是上海工匠以桃花心木人手訂製，其中一張當年的桃花心木枱還放在今天六樓的Music Room，樣式典雅大方，從中可知當日管理層對「半島」的奢華定義。根據資料，在豪華裝潢外，酒店當時引入了最現代化的設施，包括七部電梯、自動洗碗機、自動化的麵包切皮及塗牛油機；四千盞電燈、一百八十五把吊扇。

而橢圓形的玫瑰廳更是城中社交熱點，樂隊演奏的是華爾滋和狐步 ─ 華爾滋是歐洲貴族正式社交舞曲，端莊華美；而狐步的「慢－慢－快－快」節拍，是最能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國貴族那種醉生夢死的寫照，兩者都代表了大英帝國的上流社會文化在這片殖民地開花扎根。因此，半島酒店吸引了全世界最閃耀的名人，無論是年首次接待英國王室成員告羅士打公爵，還是本地華商大老何東在年舉行的金婚紀念派對，或是招待國際影星差利卓別靈……自此數十年，半島酒店都是各國王室及社交名人旅遊亞洲時的下榻首選，「半島」的衣香鬢影不夜天，令香港一躍成為有「東方之珠」美譽的國際城市。

「半島酒店一鳴驚人，是因為那些盛大的舞會，每一個都是最大的社交盛事。」Peter說，當時本地的精英華人都來「半島」學跳舞，這有助打破過去歐裔和本地華人兩個平衡世界的民間互動，亦反映出社會對摩登新時代的慾望投射，而這種投射，不是區域性的，而是一種全球共有的慾望投射。

1928年時半島酒店開幕衣香鬢影華洋夾雜，主禮嘉賓是香港輔政司兼署理港督蕭敦（Wilfred omas Southorn，後譯作修頓）爵士。

部分圖片由半島酒店及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提供
（完整文章刊登於第2613期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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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明報》17周年報慶。左一為王世瑜先生。

今年七十有六，王世瑜身子硬朗聲如洪鐘，說起話來比許多青年人還要口舌便給，甚至有點金庸筆下小說人物的行走江湖的氣度─自1990年代定居加國，王先生在彼邦註冊為中醫，三十多年來懸壺贈醫，救回不少癌症病人，名滿港台美加。聽這樣一個奇人說他認識的查良鏞，頗有在榕樹頭聽古的味道。

1959年《明報》創刊不久，王先生即加入編採部，幾十年間進出《明》系，一直視查先生為亦師亦友的恩人，言談間不下數次提到查氏影響了他的命運，言詞間甚為感激查氏知遇之恩。

王先生說，第一次是十八歲時發現母親罹患胃癌令他要棄學投身社會，當日他投考《明報》，本由沈寶新先生 ① 聘用為校對，三天後因為個性機靈、文筆有巧思（當然能跟沈和查說一口上海話也不無關係），被查氏升格為編輯─按當時《明》系的同人誌式經營模式，王先生跟其他編採人員個個都是文武雙全的高手，無論在文筆佈局或對市場潮流掌握均各具慧眼，而王先生因為深諳查氏想法，不單成為查氏智囊之一（另一是倪匡），至今還維持通家之好，每年總會回港兩三回順便探望查良鏞先生和家人。查氏第二次改變王先生命運的，是在八十年代着他寫許多關於中國大陸氣功及特異功能的報道，並引介特異功能人士給他，亦造就日後王先生拜師隱世神醫門下，以中藥醫好不少癌症病人的因緣。

玩show hand變出《明報周刊》

「很多人以為查先生嚴肅，但其實他從不罵人，只是不善辭令，怕說不清楚就寫字條着我貼出來公布。當年《明報》查先生最鍾意叫我一齊上倪匡家，一邊飲白蘭地一邊煲煙，一邊玩show hand一邊度橋。」度橋的結果，催生了《明報》一系列叫好叫座的報刊：《明報》、《武俠與歷史》、《明報月刊》、新加坡的《新明日報》、馬來西亞的《新明日報》、《明報周刊》和《明報晚報》（此外還有在《明》系以外，但同屬查氏與沈氏經營的《野馬雜誌》和《華人夜報》），當中有針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明報》、《明報月刊》；如也有面向普羅大眾口味的，如《武俠與歷史》、《明報周刊》，也有因應1970年代股票市場興起而以經濟版為主打的《明報晚報》。

雖然王世瑜在加國懸壺義診，但每年總會回港一兩次並探望查先生，這是去年之留影。

獨具慧眼 獨家訪梧桐山大逃亡

「我最初不是做《明報》而是在《星期文庫》寫都市傳奇，那是一份用來打羅斌（《新報》系）的《環球文庫》，每期寫四萬字，有$150至$200稿費；之後做過《野馬雜誌》②，那用來打《新》系的《藍皮書》─查先生是個多『橋』的人，跟韋小寶個性相近，我也有韋小寶的脾性；查先生鍾意我機靈俐落主意多……說起來，查先生比我大十六歲，他屬豬，我屬兔，我們氣味相投─人人覺得查先生嚴肅，（但）我們講緣份，他什麼也跟我說。」王先生口中的查氏就像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一樣有着料事如神高瞻遠矚：「1961年梧桐山大逃亡 ③，查先生叫我們買麵包去派給難民和採訪，因為是獨家新聞，所以大賣，那是《明報》第一次起紙（銷量上升）。查先生真的有很多『橋』！」查氏的厲害，不單是王先生口中有嗅出升紙價值、然後造成轟動新聞的「橋」，更厲害的，是他能夠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找到有利於報章生存、對其文人辦報形象和影響力的異常體質，難怪他被人稱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後來並因此衍生出一門「金庸學」。

按張圭陽先生《金庸報業》一書研究，《明報》創刊頭十七天走的是以武俠小說、名牌效應、演藝界消息、西方電影明星艷照為主的本土口味小報，社論不受重視，後來才因為要增加銷路才加入社會新聞走大報路線，但報道方向是「以發掘新聞為主，人無我有，走偏鋒，小報形式，大報取材。」而查氏決定從人道立場報道該次難民潮，除了因為當日香港人或多或少有親友逃港，感同身受，令查氏意識到這能成為賣紙的新聞，但也可視作查氏文人辦報意識醒覺。

正如歷代文人往往活在孔孟所編寫的儒家童話中，查氏幻想受盡專制政權和暴力壓迫是一種文人身份的洗禮和幸福所在，加上受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反戰思想影響，因此他在六、七十年對當時中國連連政治鬥爭所引致的天災人禍不斷追蹤報道和評論，特別在1964年對當時中國外交部長陳毅「核褲論」從人道上加以批評，令他跟左派報章筆戰後決裂。及至六七暴動，查氏的社評精闢獨到，讓《明報》贏得持平、理性和公信力的美名，繼後查氏的社評，無論對中國或香港事務都秉承這種不畏強權的態度作出評論，王先生說當年查先生說過：「作為報人，政府做得不對的便要鬧！」因這是報人的責任，但也是時勢造英雄。這段時候查氏可說盡得人世間的讚美，不單銷量節節高升，還讓其在政治上得到重視，無論是左中右中港台，查良鏞在重大議題上均成為政府攏絡的對象。

1962年5月13日《明報》社評

當日查氏在社評或是小說上的成功，均歸功於其嚴謹的考據和經營，這亦是查氏管理《明》系編採部的要求：「《明報月刊》剛創刊時，查先生請中國共產黨創黨人之一的張國燾寫稿，我便駕電單車入赤柱聖士提反找張先生。」當時作為編輯的王先生，絲毫不以跑腿為忤，認為令他長了不少眼界：「64年時當毛澤東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查先生需要很多資料來寫那些社評跟左派筆戰，就叫我駕電單車到日本領事的家中攞料─為什麼要問日本領事？因為日本人對中國歷史和局勢做了很多很嚴謹的研究，資料很有分量。」

雙查方案

由於查氏擲地有聲的社評絲毫不向恐嚇低頭，當時左派甚至將查氏叫作漢奸。王先生認為查氏的批評，全因愛之深責之切：「其實當時他的社評全部為中國好，全部都很溫和，但當時中共覺得很刺眼，要對他不利，好激烈囉！（他的社評）不像我的標題那麼得人驚，他下筆都是很溫和，但溫和之中又很有道理，所以當時中共頂佢唔順，把他看作眼中釘─因為他有道理，所以成為眼中釘。（也）因為當時其他報紙對於政治評論，沒有他的獨到和透徹。所以後來中共都要找他和查濟民（他的叔父）一齊起草基本法。其實查先生讀書時讀的是國際法，所以對局勢看得很準。他的社評在政治上影響力大過武俠小說，（1988年）『雙查方案』我是第一個做校對！」但當年由於「雙查方案」比當時各界所提出的其他方案還要保守，因而被認為有礙民主進程而得不到港人支持，回港後有各種針對他的示威抗議，同時因為在整個過程中不容《明報》編輯部有不同於他口徑的編採報道，引來公眾對傳媒是公器還是私器的討論。

① 沈寶新，浙江湖州人，金庸同鄉。1959年與查氏合資出刊《明報》。
② 《野馬雜誌》原是查良鏞與沈寶新最早構思的刊物，本意是一本八開的十日刊雜誌。但《野》不屬《明》系集團刊物。1962年創立，69年停刊。

③ 1958至1962年，中國推行大躍進引致大饑荒，令國內人民死傷枕藉。1962年，成千上萬難民逃難來港，很多人因天氣酷熱加上體力不支，死在途上。

Profile

王世瑜，又名阿樂，香港報壇奇才，曾任《明報》及《明報晚報》總編輯，並在各大報章撰寫專欄五十多年。因緣際會，於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曾隨兩位有奇醫、怪醫之稱的高人習醫，盡得箇中秘傳。1991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後，一直為當地僑胞贈醫施藥，並於2002年考取首屆中醫及針灸牌照，在列治文商業區自租診所，成立不牟利的「樂健會」，為病人義診，分文不收。著作包括：《阿樂珍藏秘方》、《阿樂臨床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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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性格相近，查良鏞與王世瑜除了上司和下屬的關係，還為通家之好。圖為查氏與王氏伉儷，時為1985年。

文人只得改變他不可打倒他！

「查先生是很愛國的。1989年六四時他看到天安門事件在電視上淚流，這是很多人看到的，我問他：查先生，你為什麼還要幫中共？他說：除了共產黨沒有人可以搞掂中國，他希望自己可以令他們（共產黨）有所改變，不要走歪路。他說，我們做文人手中只有筆沒有槍，只得改變他不可打倒他！」透過王先生引述查氏這段話，我們可以解讀為韋小寶的滑頭，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文人忠君愛國的單思病。

細數金庸憾事

因為累世書香幼受庭訓，查氏被模塑成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文人自居，一切以宗族國家利益為先，然而凡事從大局着眼，小事反而處處優柔寡斷，思慮過多，往往造成遺憾。深知查氏的王先生說：「文人多情，查先生尤其重情。」其一是查氏初來港時，身上盤川不多，幸得坐在飛機旁一先生借了一百元，之後當查氏夠錢可以還之時，故人已搬走，對此查氏一直耿耿於懷；其二是當年與第二任太太朱玫的離婚。

攝於1989年1月1日，金庸為時任明報社長及現任太太林樂怡。《明報》資料室

「當年他們性格不合，查太脾氣剛烈，而查先生已經認識了現任查太─都係我衰！同三蘇（即高雄）等一班作家去麗池，當時麗池就像現在的蘭桂坊，好靚，又有泳池，我們都愛到那裏的『蜜月吧』寫稿談天─我們帶查先生去得多，他喜歡了一個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就是現任查太，當年十六歲非常純情，靠在『蜜月吧』做侍應與母親相依為命，我必須要澄清，其實那時查先生和第二任查太的婚姻已經有問題。有一晚查先生跟我夾口供說跟我開會，其實是在去了現任查太位於天后的家裏寫稿，完稿後他叫一個「後生」（即見習生）到上址取稿，誰知「後生」經查太一問就穿了煲，我就做了罪人─那時我正在《華人夜報》做總編，查太是社長，她因而怪罪於我，在工作上諸多留難，查先生夾在中間，手背是肉手掌也是肉，優柔寡斷不知如何處理。剛好那時《新報》叫我過去搞《新夜報》便乘機換換環境，而查先生最終也離了婚。到了八十年代，當我從佛羅里達回流香港，一次在銅鑼灣京華戲院、Sogo對面見到一班小販中有前查太朱玫在當中賣手袋，後來聽說她精神出現問題我便告訴查先生（但朱玫一直拒絕查先生幫助），後來她在98年過世，查先生心情一直未能放下。」

于品海與《中國日報》

其三則數九十年代，當年查先生有意潛心佛法，欲將《明報》出售，中間雖然有新加坡《海峽時報》和日本德間書店感興趣，但「查先生不想賣給外人，直至讓他認識了于品海─查先生跟我說于品海有意買《明報》，我見反正在香港便跟他出來見見面談一談，當時見到此人有衝勁，但不熟行，便不加意見。後來《明報》卒之賣了給于品海，但不幸于品海信錯人，用了鄭君略。不久，我返回加拿大，卻收到查先生電話（當時他仍任《明報》名譽社長），他說當時《明報》正計劃出版《中國日報》，正在試版階段，想速遞給我看看。我看後覺得水準不好，印得很差，於是查先生便跟鄭說反對出版。誰知鄭跟查先生說：『查先生，我們請（得）你做名譽社長，也可以隨時請你走！』這番說話讓查先生生氣到打電話給我訴冤屈。後來《中國日報》（果然）只試版了一個月左右 （便）消失，查先生為此很失落，中間又發現有心臟病，便索性跑去英國劍橋讀書─那次《中國日報》給他的打擊很大，因為想藉此東山再起，但身體又不許可，鄭君略的『逼宮』也着實傷透了他的心。於是我跟查先生說，《中國日報》一敗塗地，但你若要我回來幫你，我一定仆崩鼻來助你！然而查先生說：『王世瑜，我已一把年紀，放下吧！』」一代報人就此絕迹報壇，完成了歷史使命。

① 沈寶新，浙江湖州人，金庸同鄉。1959年與查氏合資出刊《明報》。
② 《野馬雜誌》原是查良鏞與沈寶新最早構思的刊物，本意是一本八開的十日刊雜誌。但《野》不屬《明》系集團刊物。1962年創立，69年停刊。
③ 1958至1962年，中國推行大躍進引致大饑荒，令國內人民死傷枕藉。1962年，成千上萬難民逃難來港，很多人因天氣酷熱加上體力不支，死在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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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日查傳訥不帶什麼情緒的臉上，差點讓我以為那是一種傲慢。

然而數天後上到她的畫室，見到一個被自己喜愛的作品和靈感包圍而感到極為安心的嬌小女子，雖然說話時仍是逕自說下去，但明顯地，這是一個深愛畫畫的人，我們從她比上一次見面時說話更多更自在，速度也放緩了許多，可知她是一個遊走於自我世界和現實的人，或是，一個覺得待在自我世界更為自在的人。

父親給我別號

查傳訥指着貼在另一邊牆上寫着查傳訥三個大字的書法：「我的『訥』，取自《論語・子路十三》：『剛毅木訥近仁。』父親說，在幾兄妹中，他最喜歡我的名字。父親又給我取別號木靈子，幾兄妹中也就只有我有別號！」語帶幾分得意。查傳訥思路跳躍，顯示她想讓舌頭追上快速運轉的腦袋，但卻每每讓聽者難以跟上其腳步。相比於其父從字裏行間顯示出精密的邏輯性，查傳訥這種說話風格透露出別樹一幟的純感性。

作為一個剛在今1月在日本東京築地場內市場木村屋パン屋咖啡店及福せん鰻魚店完成了一個小型畫展《想起築地》的香港畫家，查傳訥的畫難以想像地「率真」。她的畫，如鮮艷的色塊叫人想到Paul Cezanne和HenriMatisse的《向歌川廣重致敬》系列，將築地遇到的人憑記憶加以延伸創作而成的《築地人物》系列，或卡通化了的「美人魚」系列，當中看不到理論辯證，更沒有任何用驚世駭俗來扳倒觀眾的企圖。相比於其父字裏行間精密的邏輯性，顯示一種對觀眾期望的計算，查傳訥的畫，每一張都旨在抒發感情，只在乎率真地將自我呈現，自得其樂。如果查良鏞的創作一直都是入世的，查傳訥畫的，從來都是出世的，自我探索。

但探索的是什麼？

「對我來說，畫畫是我放鬆自我的方法。」身為本地四大才子之一的查良鏞先生最疼惜的么女，當年查傳訥選擇的人生是：先完成世俗責任才滿足自己的創作慾望。這一點，差點讓人誤會她生於民國時代。「因為沒有完整家庭，雖然一直都鍾意畫畫，但仍選擇先結婚組織自己家庭。當時爸爸不想我那麼年輕便嫁出去─當時我廿五歲，老公雖然是醫生但家裏仍不算太寬裕，雖然有菲傭幫手，但自己還是要煮飯。」當查傳訥兒女都長大了，她才重拾畫筆。

「父親一直收藏不少畫作，他只買在生畫家的作品，如當年有林風眠、黃冑、張大千等，但他忙得沒空仔細欣賞。」父親的藏品成為查傳訥的啟蒙老師，張大千的潑彩青綠山水，令她意識到自己對色彩的熱愛，「我鍾意張大千的用色，中國畫很多很悶，顏色來來去去都那幾種……喜歡上畫畫，跟我的成長有關。過去父親看畫就只帶我一個，去旅行他一定去跑博物館，一看老半天。」查傳訥愛畫，某程度上是一種對童年的眷戀，或是對親情再三反芻。

查傳訥眼中的父親，不是「左手寫小說，右手寫社評」的查良鏞或金庸，只是一個被他所屬年代出身模塑出來的傻爸爸：「爸爸同我只會講笑話，（問：他是個嚴父嗎？）對於我的學習，我記得他只指定我要讀武俠小說，我那時四年級，我知道其實他想我讚他，因為他很為自己自豪。」

七十年代由儒家思想所規範的社會結構正在瓦解，加上香港人正面對自身身份的醒覺，不少家庭因為適應這種狀況，和未能拿捏到兩代之間相處的分寸，因而製造不少張力和誤解。父母早年忙於報館的工作，到1976年離異，都讓查傳訥幾兄妹都習慣了各自去玩，而年紀最小的查傳訥，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和想像中的朋友玩。

「我小時鍾意同小動物溝通，除了自己養的，也喜歡其他的小動物。當我們還住在山頂時，家裏有個鯉魚池，我會捉些毛蟲、蚯蚓、蜻蜓，甚至蛤蟆來玩，我的兄姊都沒有興趣。到了我在中學時，每次聽音樂都會有同一隻螳螂走到我窗前，隨着拍子在跳舞。」

說得像Gabriel GarcíaMárquez筆下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實情是一個帶着童真眼光的少女，以想像力來改變寂寞世界的冒險故事，這種想像力，也是查傳訥作為畫家的開端：小五時，媽媽讓她跟一位朋友學，但因教學方式不合查傳訥性情，未幾便放棄了。到讀中一時，又跟媽媽欣賞的丁衍庸老師習國畫，「丁老師很木訥，但我跟他畫了一年半他便過身了，之後便自己畫，雖然父親有介紹過其他幾位畫家，但我都不感興趣。」正因查傳訥的率真，讓她有自己一套看畫的標準，例如，國畫不能用鉛筆起草稿，「以前中國畫哪會用鉛筆起樣？」查傳訥其實頗傳統，尤其是將個人喜好置諸家庭責任之後─一個成長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女子居然會認同民國時期世家大族對女性社會角色的看法，可見來自其家教，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查良鏞先生對儒家價值的信念是多麼強烈。

Profile

查傳訥，1975年拜水墨畫家丁衍庸為師，成為最年幼的入室弟子至大師辭世，查傳訥自此掛筆多年，至1995至2004年方隨同門師兄關紹彬習工筆和大寫意。2007年與陳楚文老師學塑彩及油畫。2011年，假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辦個人畫展。2015年與新井光守於日本九州門司港舊門司稅關舉辦《緣En》聯展；同年於日本東京築地場內市場展出《想起築地市場─查傳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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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相知查良鏞先生甚深的王世瑜（阿樂）先生說，查氏博聞強記觀察入微，且善於觸類旁通，無怪能「左手寫小說，右手寫社評」，讓他在戰後飲譽香江，贏得才子的美名。尤其是其武俠小說，歷史脈絡清晰，人物眾多性格鮮明，情節曲折交錯，武打場面精采。由於查氏擅長寫情，加上文字流麗，每每有詩詞穿插其中，其筆下的武俠世界實在是作者抒情之作，又往往借古喻今，以假語村言影射現實世界，令讀者可從不同層次閱讀，雅俗共賞。正因為查氏的武俠小說玩味處處，除了引起大量考證研究外，亦被其他媒介視作創作母題，就像早於1958年，查氏的《射雕英雄傳》已被改編成上下兩集電影，或像1995年王家衛在《射雕英雄傳》的框架外創作出《東邪西毒》，他的小說一直被人改編成不同媒介作品，從電視劇到漫畫到電玩遊戲。

雖說自1955年《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連載時雲君已為小說畫插畫，然而要說最早期的金庸小說改編漫畫，不得不數1998年本地漫畫家和畫家李志清與金庸合組明河（創文）出版的《射雕英雄傳》及《笑傲江湖》漫畫版──金庸在《香港商報》寫《射雕英雄傳》為1957年1月1日至1959年5月19日，《笑傲江湖》則從1967年4月20日至1969年10月12日於《明報》上連載，為什麼漫畫版卻要在三十多年後才出現？

這跟香港的媒體發展有關。雖然1959年《射雕》已被改編成電影，但電視劇的改編，卻要等到1975年佳藝電視開台後，由米雪和白彪主演的《射雕英雄傳》成為全球第一套金庸小說改編的武俠劇集，這時候香港的武打漫畫，主要為強調打鬥的黑社會武打漫畫為主。而要到1980年代開始，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社會邁向小康局面，人們對娛樂需求日增，漫畫市場成長迅速，市場需要更成熟的產品，漫畫製作因而改變成流水作業的生產模式，在這種氛圍下，孕育了新一代漫畫家，其中李志清不單有深厚寫生、素描和油畫底子，同時亦勤習中國書法與水墨，自十多歲起已是金庸小說迷，也不時涉獵古文詩詞，跟其他漫畫家有着不一樣的視野。1992年時，他的水彩作品入選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為香港藝術館收藏；次年出版《三國志》漫畫，在港日兩地大受歡迎，成為首位成功打入日本漫畫市場的香港漫畫家。1996年日本德間書店出版由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中國語中國文學系教授岡崎由美翻譯的《書劍》日文版，找李志清畫插畫，這都為之後李志清能夠取得金庸小說版權而改編為漫畫的有利條件，尤其是當時李志清從原來的公司自立，他需要一本開山之作。

金庸小說作為創年作母題

「早在有機會改編成漫畫之前，我已經很喜歡金庸的小說。是！我是粉絲，跟查先生神交已久，因為他的小說吸引力有好多方面。第一文字靚，淺白、準確；第二，他有編劇意識，我覺得他不只在寫小說，他要你要令人每日追，每日買他報紙為目的，那追看性、娛樂性很高。回頭說，文學性，琴棋書畫儒釋道……什麼都有，包羅萬有，難怪一看下去就日日追。相比其他武俠小說作者，如古龍、溫瑞安，金庸明顯超幾班。所以當我要離開舊公司，那時想：自己搞公司當然要比較穩陣，那便是討個版權回來畫較有保障。要說保險，除了金庸你說誰能代表香港？全東南亞又有誰好過金庸？然後方算到因為自己喜歡上面。」李志清說，畫畫和金庸小說，他是差不多同時候迷上的：「我十多歲讀金庸，一讀便迷上了。畫畫就更早，十二、三歲已決定自己是畫家的命。當時我在沙田一家圖書館看到安德魯懷斯（Andrew Wyeth）的畫，那時台灣出版社譯做『美國懷鄉寫實主義大師』，我看到他的畫很感動，很想做畫家。」而最初選擇畫漫畫而不是做畫家，李志清說，「因為在香港做畫家是很難生活的，就算在國內也是一樣，很艱苦。就算畫可以進入畫廊、拍賣行，一樣也是商業行為。要為藝術而藝術，你要有條件才可以──就算是查先生，他最先寫小說也一定想到賣紙的問題，他不是為藝術而藝術。」

李志清認為當年畫漫畫,其實還 未摸索出什麼是墨韻。

李志清改編金庸小說為漫畫，得到外間一致好評，認為極之忠於原著。

──但文字小說和漫畫是不同的媒介，讀者羣追求的樂趣以至價值也不盡相同，尤其是金庸小說世界都是由傳統儒家價值所建構，那些價值放在今天香港可說有點脫離現實──比如說，愚忠。在這個豺狼當道的時代，現實裏如果遇到一個像郭靖般忠直得甚至迂腐的人，我們還讚美他為俠之大者？金庸小說其實都是童話故事，而在廿一世紀的香港人，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謊言，所以連小孩子也不再相信童話，作為一個文本轉換者，如何處理這種衝突？

李志清說，金庸小說寫的的確不是現代 精神，「但從另一方面看，人的感情五千年都 一樣。一樣的男女關係，情，不離那幾種：妒 忌、大悲大喜……人性都是一樣。小說寫給人 看，人的七情六慾五千年都如此，什麼時代都 一樣，最重要是故事說得動聽不。金庸小說的 吸引，在於娛樂性豐富，雖然未必套套最好， 但已經做得非常好。我舉一個例子，同樣是講 情，村上春樹一樣講男女關係，但他說得像一 個個夢境，因為感情太過抽離的。反而在王家 衛的《東邪西毒》中，故事脫離了金庸故事， 將《射雕》解構再用上了非常摩登、現代，其 至是抽象（因為沒什麼情節發生）的電影語 言，很多人看不懂他想說什麼，但他說的，始 終是人的情感，那種情感是共通的，甚至那種 側重抒情而讓情節退居背景的拍法，某程度上 是很有中國詩歌的精神。

我記得吳靄儀曾經這樣說：查先生的小 說是寫給男性看，他很熟悉男主角性格，但他 不擅長女性角度。他是很男人的，筆下所有女 角都附屬男角，除了黃蓉，不同年齡有不同轉變，這個人物一直在成長。她在《射雕》和 《神雕》是一個對比，這正是查先生描寫人性化的地方。很多人看到《神雕》結尾會不喜歡 黃蓉，說她自私，但這才像人 ─你說哪個人 不自私？！這才叫有血有肉，不像王語嫣等像 襯托男角般的女角。而說到男主角，我認為就 只有喬峰和郭靖。喬峰很男人，在聚賢莊時真 是英雄無比！在『雖千萬人吾往矣』時，酒一 碗碗的飲，所有交情我們就此了斷，不要留手 ─喬峰是着對方別留手，而不是說自己不 留手，可見喬峰是去到英雄最高的高度。之前 《書劍》陳家洛只是一個為國為民的小英雄。 郭靖固然是『俠之大者』；而個個都說的韋小 寶，則是反英雄。對我來說，喬峰和郭靖是英 雄最高！我曾問過查先生：現實世界有無郭靖 這種人？查先生答：應該都無！」

漫畫是要忠於原作著

「當日作為一個改編者，我做的就是要去 思考金庸筆下角色包裝着怎樣的情感 ─ 我 算是理性的人，對自己要做什麼很清楚。《論 語》有一句『物有本末，事有先後，則近道 矣』，你做每件事你要知目的，知頭知尾才知 目標，若連目標都不知在哪裏，做來作甚？ 一個社會，跟人合作時你要知道是一件怎樣的 事，功能是什麼，一定有其出版角度，不能只 顧自己抒發，跟人合作就是這樣，不然就合作 不下去。如果你只要強調自我，為什麼還要找 金庸作品來畫？因為劇本本身已經很圓滿，雖 然漫畫和小說本身是不同的載體，改編時少不 免有改動，但那不影響到原著精神，不會改 骨幹，也不會加個角色，因為原著小說經金庸 數次修訂，本身已很圓滿 ─當然，作為創作 人，我也想過衍生旁枝應該如何有趣──那時 我在看井上雄彥的《浪客行》，心就想：假若 宮本武藏遇上令狐沖，誰更好身手？宮本武藏 是好實在的，而令狐沖（這角色）則超越了 人，所以他的獨孤九劍是怎麼樣的？金庸寫較 近代的，如明清時的人物，如紅花會陳家洛那 百花錯拳，功夫都很實在；像《天龍八部》等 歷史背景較早期的，武功就脫離一點，像令狐 沖可以飛簷走壁就不是一般人做到。至於宮本 武藏則好實在，當然他出手很狠，也很無情，而令狐沖則太多情，二人若對打，宮本武藏必 勝─這種邏輯上的延伸無限，但回頭一想： 金庸的故事本身已經太圓滿，有需要嗎 ─ 當 我想抒發『自己』時，讀者對『原著』的期待 就像頭上的金剛圈提醒我：漫畫始終是一種商 品，要顧及讀者感受。我成日形容漫畫是為他 人而畫，為市場而畫，這是事實，始終要想怎 去賣紙。」當選擇對文本進行改編，若加入太 多「創作」因會產生雜音，甚至違背原著精 神，就干擾了主體的完整性。「就像二胡《二 泉映月》，你為什麼要加支結他合奏呢？當 然，變成管弦樂演奏也可以，問題只是你想聽 獨奏還是管弦樂。」

作為通俗文學,金庸 小說文字流麗淺白,因此被 台灣教育部選為小學國文課 程,當中有李志清的插圖。

問題是，究竟幾多才叫忠於原著？而原 著又呈現了什麼？這視乎改編者對原著的領悟 是什麼 ─作品完成後就不再屬於作者，而是 因應不同的讀者而有了各自的生命。於是，文 本交到改編者手上，在進行翻譯、複製的過程 中，任憑改編者如何提醒自己要忠於原著，都 不期然地注入了自己詮釋的觀點。這些經過詮 釋的「原著精神」決定了改編文本的呈現方 式，變成了改編者創作的「原著精神」。因此 在這個後現代的語境裏，改編文本除了是原著 精神的載體外，也是呈現當下改編者感覺和時 代面貌的一扇窗戶。

從小說中昇華

由於在改編的過程中常常要跟腦海中的 原著作者神交辯論，還要考慮市場喜好，實在 太多雜音，所以後來李志清選擇將金庸小說視 為創作母題來思考，就不再改編漫畫了：「人 在不同階段，看金庸小說着眼點都不同。最初 迷的是他的故事：主角遇到歧視然後功力大 進，吸引人一直追看─就像荷李活片，讓你 投入故事。但當你讀了這許多年，畫了這許多 年後，現在這些劇情不再會吸引、讓我有感覺 了。加上近年我不用考慮市場（另外也是體力 上難以負荷那種高速密集的漫畫生產方式）， 便按自己的想法去畫，想抽象便抽象，甚至無 所為而為。不是為市場而是為自己，反而愈探 求自己愈滿足，藝術便是這樣。現時年紀大 了，追求的是韻味、意境，現在可能看魯迅會 給我更大的感覺，而不要很張揚的東西。」

李志清那系列「獨孤九劍」便是一個創 作的分水嶺：「這組『獨孤九劍』（收錄在《小 說以外的一筆》）是2000年後寫的，當時還 會設想觀者的心情，始終漫畫畫太久了，近年 寫畫時加強了自己的感情流露。」那組作品他 用抽象水墨來表現對九劍劍氣的「逸」：「《笑 傲江湖》我覺得就是徐渭註 ─『從來不信梅 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 風吹着便成春』（查氏在《笑傲江湖》漫畫版 引徐渭的《題畫梅》為題字），那時查先生在 第二版中有說明，他拿徐渭的書法《青天歌》 來說《笑》的精神，看破、放下、自在。徐渭 的書法，他畫畫的態度，是獨孤九劍！

其實在查先生的小說中沒有細緻描述， 所以我叫這書做《小說以外的一筆》，查先生 的前言也是這樣寫：『請欣賞內容，已超出原 著，超出原作者。』他在小說裏可能講到釋道 儒，講獨孤九劍是很形而上的，但沒具體寫出 來，這可以是我的創作。獨孤九劍是什麼呢， 先前用文字配合畫，如『破劍式』可能用字去 夾，我覺得隨意點反而更貼。這畫的墨韻，我 認為便是獨孤九劍的精神，就是『行雲流水， 任意所至』所以你反而要忘記其他，因為只要 講白了那就已經不再是獨孤九劍，即是道可道 非常道那種境界。當風清揚教令狐沖心法，是 要他悟了才能習得的，我用墨表現那種境界。 基本上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世界都要用墨韻才 表現到那種境界─我記得好像看過金庸先生 早期一些外國翻譯版本，《雪山飛狐》？還是 《飛狐外傳》？當中由西方人畫的插畫，味道 不對，後來日本人畫的也不太對味，因為動漫 味較重，甚至大陸也找不到人畫出當中的韻味 （因文化斷層令其解讀出錯，對古代中國的想 像太天馬行空）。」不對味，是因為：一. 如 果用水彩畫插圖或鋼筆畫的動漫畫去畫金庸 的武俠世界，從精神氣質上不配合，一個講邏 輯，一個抒情；二. 就算用上了水墨和宣紙來 繪畫，如果畫家未能明白並掌握墨韻，或對金 庸筆下那由儒家建構的世界沒有相當理解，便 表現不出查先生文字所獨有、那由傳統文人美 學築起的浪漫、抒情世界。

註：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長，中國明代文學 家、書畫家、軍事家，善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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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D快速激光掃描技術，以每秒百萬至千萬行高速掃描，毋須採用機械操縱反光鏡;換言之，是突破了物理慣性的限制。（圖片由香港大學提供）

FACED這嶄新技術有助開拓基礎科學研究新範疇，尤其是應用於發展新一代高速生物醫學顯微鏡，用於常規醫學診斷，實現有效準確診斷疾病，以及於更早期發現例如癌症的病變以及腦疾病等。激光影像掃描亦可廣泛應用於其他不同領域包括光學科研顯微鏡（用於生物或材料科學等），或工業生產用自動化機械視覺等。

謝博士說：「新激光掃描速度比現有技術高出一百倍，更重要是無損圖像解析度。應用於涉及龐大影像數據的需求分析，例如生物醫學研究及診斷的細胞分析儀技術，利用FACED激光影像，可提供高效率及深入單細胞分析。」

研究團隊將FACED影像掃描系統配合微流體技術，成功研發高解析度單細胞成像分析儀。此儀器每秒可捕捉一萬至十萬個單細胞圖像，比現有尖端技術快百倍。其高速影像掃描可望用於早期癌症診斷，從億萬正常血液細胞中，高速及有效地分辨罕見癌細胞。

新技術又可應用在其他生物顯微領域，例如組織病理學中大量常規切片掃描及診斷，或海洋生物學中，於海水中篩查引致「藻華」（俗稱紅潮）的單細胞微藻類。另外更可用作各種高速生物動態檢視，例如神經元信息傳送模式，藉以解構大腦的複雜結構與疾病原理，了解腦退化症或思覺失調等疾病的成因和病態發展等。

這項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光：科學與應用》2017年一月刊。

FACED激光掃描技術可應用於發展新一代高速生物醫學顯微鏡，用作單細胞成像分析。（圖片由香港大學提供）

傳統激光掃描速度受制於機械物理學中「慣性」現象。（圖片由香港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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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直啟迪人類文明。

對古民來說，相對於暗，光代表安全、溫暖、也是孕育萬物的象徵。

光，即太陽，但太陽是居住穹蒼的天神，所以人類只有從天神手中盜取同樣發光發熱的火種，來確保族羣可以存活。

因此在不同文化中，對光的叙述都是正面的。

然而當人改奉科學，遇佛殺佛，遇祖殺祖，將孕育萬物的光，僅僅視作在物質世界最快速度的象徵，以及可供利用的能量；當光被褫奪神席，原本為光所建立的大自然規律亦慢慢崩潰，至此，光已變成一頭頭人類難以駕馭的巨獸，日後人間禍福，視乎掌握光技術的人和權力機關的值價觀和良知，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這次的封面故事，意圖探討：當我們在這個光之世紀，以「光」作馱獸，一頭栽在由各種可見／不可見光替我們建設世界之際，光在消費之外究竟可否作為一種文化象徵，映照我們身處時空的座標？

佟鎮南

專題組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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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前香港有不少英國收藏家，他們對古物和歷史的認識，往往考起專家。他們找你復修往往先考你牌，問你用什麼方法替他的十八世紀side table（茶几）保養，如果你答用明式家具的上蠟法而不是法式拋光（French Polish），他不會把藏品交給你。」精悍俐落的陳大成（友儕都直呼他大成，客人多以TS來稱謂），從不掩飾他對自己感到自豪。

大成從事古物復修可說是天時地利的結果。

受到不少國際資深收藏家肯定其復修工藝的陳大成，復修時一定要按原作者風格修補，不能因為客人看不出分別就走捷徑，「因為你容許自己走捷徑就會沉淪下去。」

「以前我父親在中環有間傢俬店，養着一班師傅，一邊做家具，同時亦有收藏家找他復修。我中二已經在店裏幫手，最初只是替父親和客人溝通，因為他的英文不夠好。」大成說，當時香港的外國收藏家，收藏資歷老到，對家具用什麼物料、怎樣生產、不同樣式的標準……都非常了解，「他們要求『絕對正確』，不能用錯年代或手法來進行復修，復修前一定先跟你討論整個過程，確保不會出錯。有一次，我父親接了一批復修拋光，由於時間緊迫，師傅都忙不過來，放學後我便幫手拋光，之前我從未認真做過，只是看着父親做法自己試試。到交貨日，那位女士對整批的拋光都不滿意，但就指着我做的那張問是誰做的──那是唯一一張她感到滿意。」

究竟分別在哪裏？我問。

「我只是在去漆之後，用自己的手掌打磨，感受表面是否夠順滑，然後一層層地拋光。那位女士問過我的做法後，便指定要我替她完成整批拋光。」在木家具復修過程中，如果不仔細刮走舊蠟，好好打磨順滑後才一層層拋光，就不能重現家具應有的美。正確的法式拋光共240道工序，對復修師的身體狀況要求十分高，由於要用產自印度的介殼蟲膠（Shellac），不同木材用不同型號的蟲膠，雖說顏色看來只有些微差別，但在收藏家眼中就是看得出──我的客人都是把整套家具帶在一起，跟他們到世界每個角落，對他們來說，那些家具不是用來炫耀財富、放在倉裏閒來賞玩的玩具，而是他們生活裏的家具，要求復修後要耐用結實，容易打理，另一方面，作為有歷史價值的古董家具，他們要求合乎生產時代的應用物料和方式，讓家具流露出所屬時代氣息。」

復修師在進行復修前，先要仔細評估用什麼方法才符合最高標準，很多時要對照不同工具書，確保不會出現錯漏。

窮極精緻300年

十七至二十世紀初的英式（以至歐美）木造家具，因為航海技術發展而開始用上亞美非等殖民地的木材，桃花心木（Mahogany）、西卡莫槭（Sycamore）、東印度黑檀木（Calamander）以及西阿拉黃檀木（Kingwood）等，為傳統木造家具帶來新衝擊。十七世紀法國家具，流行以不同顏色的木料和樹紋做出精巧細緻的貼皮花樣，一方面受到東方物器的造型影響，一方面因為啟蒙時代科技發展而提升了各種冶金技術，短短二三百年間，多種不同藝術風格，紛紛呈現，這都反映在家具上。

作為古物復修，很多時需要復修殘缺部分，所以復修師一定要對每個時代各種流行風格、不同家具在細節處理的方法，尤其是不同國家之間的毫釐分別，有深入的認識。「做古物復修師一定要熱愛歷史，知道各種風格樣式和復修方法；對化學要有基本認識，判斷才不會出錯；也要留意最新的物料，因為很多時候，現代科技可以在不違背器物的歷史的前提下，而令復修更順暢。因為縱使我在英國West Dean College修讀了兩年古物復修，但你總會遇上課本沒教你的狀況，例如氣溫、濕度變化以至其他各種不能預知的原因，導致器物出現正統復修方法難以應付的問題，那時就要動腦筋。」以我觀察，大成就像一個具備豐富法醫搜證知識的偵探，從偵測對象／器物的背景搜查開始，仔細檢視器物上透露的每個細微線索後，下手時逐少逐少嘗試，稍有不對瞄頭，馬上停手防止鑄成大錯。

復修這個日本明治時計（Meji Clock Company）在1905年生產的檜木（Cypress）自鳴鐘，最大成就感，是復修甩皮甩骨的鐘殼，除了以檜木補缺失去了的八角形飾條，還有那失落了的三顆象徵王室的菊花鍍金鐵鈕──因為今天已難找到原裝鐵鈕替換，陳大成用瓷土捏製再上金釉以高溫燒，憑肉眼根本看不出是複製品。

作為全方位的古物復修師，大成做得最多是木造家具和陶瓷，但個人最感興趣的是機械鐘表復修。因為愈早期的鐘，每個機械結構都不同，零件也是人手打造，觸感很有「人味」。

膽大心細　如履薄冰

「古物復修師要膽大心細，抽絲剝繭，每步如履薄冰。」大成不諱言，古物復修這工作，對身心要求非常嚴苛，跟他認識多年，知道他縱使底子硬朗，但畢竟從事古物復修差不多三十年，鐵血老將在時間之神無情攻擊下，只能盡量減少工作量，維持健康體魄。

雖然九七後那班比專家還要專精的老主顧都回到老家，「但他們還是找我。不過，如果為一個復修項目（往往不止一件器物）飛去外國，實際工夫做幾日而對方要付我食宿機票，其實划不來，再加上香港手上的復修項目已經排到兩年後，飛得太密我也吃不消，所以我會將相若地區儲夠兩三個復修項目才飛一次。」雖然大成口裏說身體開始不勝負荷，但他還是在花墟太子道西那個市建局項目中租了一個單位作古物店，周六日兩天和助手親自坐鎮：「從小覺得香港人生活太狹隘，學校從來不教藝術、美學和文化，對歷史也不重視。作為古物復修師，我喜歡透過觸碰感受美，感受到造那件器物的人的氣息，那種人氣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尤其是家具方面缺乏的，感覺冷冰，在復修角度來說，系統化、機械化生產的東西完全沒挑戰性可言。試過有客人找我復修那些現代產品，我說，無論人工錢和時間，你買個新的比較划算。」

這台1895年由德國Symthonion生產的音樂盒，特別在於兩組分別播放主調及和音的直立式13½吋音樂梳齒（Diametric Musical Comb）設計。大成說，另一特色是音樂盒頂部仿德國教堂的拱頂設計，經復修後，音色清脆甜美。

驟耳聽來，這種時勢還推工作，口氣實在太大，但細想不無道理：量產東西本質是薄利多銷平靚快──二戰前，當時新興強國美利堅發明了鼓勵消費來振興股災後的大蕭條，為了創造需求，不停推出新潮流，過往強調的耐用在消費主義下變成了頭號公敵，個別工匠作坊的獨有風格，因潮流之名被共產化；為生存，作坊只有成為企業，並以機械取代人，減低成本，提高利潤。在這種因素下，生產商只能從一些細眉細眼處着墨，打着「品牌獨有」的名號虛應故事。大成說，不接四十年代後的家具復修，原因是「量產品的劃一性」：「一是不需要人手的細緻度，一是每個型號焗漆每家廠的減光劑都有特別配方，要拿去實驗室作精密分析，甚或分析後，也難以調配出來。要花這麼多時間金錢，而且又不是非我不能解決的疑難雜症，這種情形下，買新的才是最合情理的。」

陳大成復修器物，追尋的是人生的精采和活着的感覺。

因為每個復修項目都是獨一無二的，帶來難以預測的挑戰性，令大成感到生之喜悅；透過復修，大成可以游走於每件器物背負的社會大歷史和器物本身流傳的小歷史之間，過程中他不單要翻書查典，還要動用想像力解決問題，讓生活充滿驚喜；而藉着自己的手藝，讓大成和主顧之間，維持一種由歷史、器物和情感連繫的人與人的關係，見證人間有情。

收藏 意在於「玩」

大成是個全方位的古物復修師，每個復修個案，他都樂在其中，然而說到最愛，則非古董時計、音樂盒和留聲機莫屬。「人手造的古董時計和音樂盒，每間廠，甚至每一件都有其獨特脾性，機芯的機械構造千嬌百媚之餘，就算是同一機械構造，個個都有自己的規律。」他說，因為每個零件都是人手打造的，一粒螺絲公只有一個螺絲母可配，當一方部件報銷，只能用人手順着剩下一方脾性打造配件，是一個互動的小宇宙。由於深深為這種由創造和協調的互動性着迷，大成除了在公餘會從零件開始，一手一腳造出一個個獨一無二的時計，還搜羅了不少不同時代和款式的時計、音樂盒和留聲機。

由復修到開古玩店，大成說，只是想人領略到「玩」的心情，和讓人在舒適環境下，感受到古物在現代的賞玩價值。

「早期的留聲機和收音機，最吸引是以最直接方式，進行基本的音樂記錄、接收和輸出。」每當周末，有人步入他那家「古．玩意」，他會以主人身份為古物作導賞，「開這爿店不是求賺錢，只是圓心願，因為香港的古玩店都狗大門高堆得密麻麻，畢竟，逛古董店樂趣在於淘樂、發掘生活不同的質感。我這裏旨在跟人分享收藏的快樂。當然，你有興趣，買亦可，每件古物都經我親手復修，件件老當益壯。」大成總愛讓人聽他那些留聲機唱的老歌，那種有距離但溫婉的歌聲，瞬間打開一道時空之門，讓人游走於大成的小宇宙，樂而忘返。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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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六世紀華夏民族記錄當時生活點滴的《詩經》中，讀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說明收藏最原始的目的，是為滿足對物質的欲望；而利用文字記錄生活點滴本身，也是一種保有記憶的收藏方式。從物質到記憶，收藏這行為便轉換成盛載個人情感和觀點的載體。隨着詩歌在不同文化的精英階層中流行開來，藉着詠嘆時物，收藏者對逝去記憶的執念和美學感得以連結，之後，收藏這行為脫離對物質擁有這種的原始欲望，漸漸演變為追求由賞玩過程來獲取心靈滿足的目的。當社會發展到一個接近資本主義階段（如接近前資本主義階段的北宋和十七世紀工業革命後的西方社會），人透過收藏有情感價值的古物，來呈現個人的歷史觀才告演化完成。

當進入消費主義年代，收藏往往跟消費混淆不清，收藏彷彿又回到滿足物欲的原始目的。

隨着香港成為亞洲最重要的藝術品市場，市場對專業的藝術品／古物維修有極大需求。然而，一件藝術品在經過歲月洗禮後，或多或少會呈現損耗，這些損耗由於記錄了本身的收藏歷史，因而提高了藝術品／古物的價值，但大前提是得到適當的復修。

只是，何謂適當？是要把古物復修如新？還是以最不着痕迹的手法，把歲月洗禮的痕迹收藏至古物的歷史之中，從損耗帶出侘寂之美？

取態無關對錯，結論不過呈現不同人從物看「我」的選擇。

今期的封面故事，訪問了一位古物復修專家有如偵探重組案情的復修故事，和兩位對古物復修抱持不同標準的收藏家，從他們對復修的取態，一窺這個時代，我們對歷史、消費和美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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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Carl Miele（1869年-1938年） 與Reinhard Zinkann在Paderborn附近小鎮Gütersloh共同創辦該公司，百多年後，品牌仍然由這兩個家族持有。最初公司只是一家十一人的公司，在當時都是每戶農家以人手分離生產牛奶和牛油的年代，Miele生產的這部走於時代之前的牛油分離器，據當日在品牌博物館的接待員Thomas Huth指，正好逢上德國現代化的過程，隨着社會結構改變大城市發展，品牌掘得第一桶金，次年又造出了奶油製造機。在奶油製造機的技術基礎上，Miele研發出了第一台洗衣機。

當我們檢視到Miele的開發歷史，會發現這種將過去產品的技術改良應用到不同產品上的規律，那是一種追本窮源、因不滿足於成功現狀而把成功元素拆解重組以發現新可能的思想方法。

作為家族企業，雖然面對的是全球高級家電市場，大部分生產都在Miele發源地Gütersloh，及附近Bielefeld和Bünde等小城鎮。

二十世紀初，在大部分人還以人手洗衣時，Miele已看到城市化未來對洗衣機的需求，因而由奶油製造機領悟出攪拌式洗衣機，並在Gütersloh開始生產。

世代可持續發展的必要

正如Miele集團第四代執行董事兼合夥人Dr. Reinhard Zinkann，這位有着學者氣質的德國仕紳所言，能夠讓企業成功是透過不斷的reload（重裝）：「假如不透過『重裝』讓高級品牌得以在舊有的成功上發現新的、可持續的發展，品牌便會成為歷史。作為家族持有的企業，我們肩負社會責任，由於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不用因為要每年向股民交代而追求每年賺取最大利潤；作為以社區為根據的中小企業，我們有責任確保企業不會因眼前利益而犧牲下一代的未來──我所擁有和做的一切決策，都是我從子女的未來中預支借用，正如我父親所做的，是從我面對的未來中預支借用，作為生產商，我們不能為短期利益不斷製造垃圾讓下一代承擔沉重的社會包袱，損害他們的未來。因此作為決策者，必須從世代的可持續發展角度思考。」這番話的視野，顯示Dr. Zinkann從人文精神出發思考企業存亡的深度。作為企業第四代決策者，Dr. Zinkann認為作為高級品牌，Miele堅持以最新科技和精良品質來讓人生活更加幸福，這種對物質和幸福關係的思考，反映了Dr. Zinkann過去在歷史和哲學浸淫的成果。

Miele集團第四代執行董事兼合夥人Dr. Reinhard Zinkann

「Think and act different是我們的信念。我們不做下價產品，是因為我們是一家小企業，市場上比我們強大雄厚的對手大有人在，比低價實在難以生存，我們只能在可持續產品這概念上致勝──每當說『可持續』，人們往往說的是對環境的影響，但我們的『可持續』，說的是一種長線的世代視野──如果一個世代是二十年，可以用上二十年而不落後時代需要的產品便是可持續發展。這裏包含了兩種可持續觀念：所有生產過程都用可持續發展方式生產，減少廢棄以免為環境帶來負擔，就像我們洗衣機的十字固定零件，相對業界慣用的石屎，我們採用可回收再用的鐵；由於我們生產的是高級電器，為了讓我們掌握最當前的科技走向，絕大部分電子零件都由自己生產。」

為了在全球化市場下取得生存空間，品牌走的也有別於大企業的生產策略，正如Dr. Zinkann強調，”think local, act global”是品牌面對全球市場一體化的大方向。「我們投入大量資源，對不同市場的文化背境和社會習俗作出研究，然後對同一產品於不同市場作出微調。如當日我們為華人市場研發蒸爐時，我們從中國人怎樣蒸煮菜式，到食材從市場買回來的狀況，及如何處理食材等都一分析研究，這些數據都影響我們的產品。作為決策者，我可以自豪的說，市場上沒有其他人接近我們的水準，相對韓國企業涉足不同領域產品的發展，我們只專注於家電和商用電器的生產。」

在生產過程中，有不合標準的零件會循環再生，再生度接近百分百，目標是希望不會產生任何廢料。

Think Local, Act Global

相對於喜歡用宏觀角度思考企業未來的Dr. Zinkann，專注市場策略的另一位Miele集團第四代執行董事兼合夥人Dr. Markus Miele，對”think local, act global”有更具體的掌握：「（身處網絡時代）要了解未來的家居會怎樣發展，先要對未來家庭生活形式進行研究。作為生產商，我們要知道什麼產品對客人最有用，根據客人的生活方式來思考『易用』的定義，所以我們需要與客人有密切的溝通。」Dr. Miele提到（包括在香港新設）的各個Miele Experience Centre，認為那是直接取得市場信息第一手資料，及讓客人可以得到如何正確使用品牌那些最尖端科技產品、讓產品可以用上二十年以上的重要市場策略。

「除了需要客人回應，我們還從供應商搜集市場反應，及跟大學合作。例如我們預示到未來在已發展地區的人口老化問題，所以我們和大學合作，研究大部分時間待在家中的老人，我們需要生產怎樣的產品來讓他們生活較為輕鬆？如為免老人家忘記自己在煮食而產生家居危險，開發產品時就要思考是否煮食時可以讓子女知道，從而減少意外？又或同樣是煮食，但中國人和日本人因菜式烹調不同，我們在構思產品時亦會把這些數據同時參照考慮。」

同樣是家族企業，卻對市場有不同的取態，源自不同文化的價值觀。當東方家族迷信權力、勝者為王全取市場，令官商勾結和貪污情況成為常態，這種東方式企業哲學雖然短期讓國民生產總值飆升，但同時亦埋下社會動盪的因子。而過去德國在二十世紀也曾一度迷信權力，替國家帶來黑暗一頁，二戰後西德痛定思痛，正視隱身於自身文化中的魔鬼，到東西德統一後，實事求是和求同存異，讓德國中小企可以力壓美式福特主義的工業生產模式而成工業強國，正反映了由Miele所代表這種中小企對發展的共同價值觀。

由智能機械人造出的洗衣機滾桶，每個需經這位伯伯，人手用一塊絲襪質地布塊在每處焊接位反覆揩抹，來測試接合平順與否，這種費時的人手品質檢測，相信對重視短線利潤的企業來說，簡直匪夷所思同錢有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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