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次專題把焦點集中在六位不同年代的香港女性建築師和建築團隊身上，尋找香港城市背後的女性建築師身影。

訪問中的幾代女性建築師，帶着對建築的熱忱、決心和同理心實踐心中的建築理念，不論在建築設計，還是策展、公眾參與、寫書、教育等不同範疇，打破既有的框架，為建築界和我城帶來或大或小的改變。她們不約而同地指，建築不是建築物（architecture is not building），更多是與人、環境和社會的連結。

她們的能力和對建築的執着，再一次提醒人們，建築的初心，是為了帶來一個更幸福的生活，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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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看「迎進生活」的設計風格，近似坊間的share flat多於一般院社，設計簡約實用，以溫暖的木色、淡黃、淡綠為主色，並設有大量公共空間，讓住戶和親友有足夠的活動和相聚的空間，像個小社區。

不難發現，室內每個房間、走廊、公共空間設有偌大的玻璃，引入自然光和室外景致。團隊早前曾到歐洲多地考察，發現北歐的建築設計着重自然與人的關係，人處於室內也能感受到四時變化，並享受大自然帶來的不經意的驚喜，如室外光線打進室內造成的陰影效果，或窗外自然景物變化，負責設計的羅守弘希望在長者院社也能感受到這種安寧禪意。

然而作為長者院社，設計上團隊需考慮長者護理的實際需要，同時鼓勵他們發展個人興趣和能力，因此一方面設有戶外花園、健身房和坊間老人院社少有的更有美容院，另一方面在設備上特別採用適合不同年齡和身體狀況人士的通用設計，如選用針對長者和殘疾人士需要的芬蘭品牌「Korpinen」抗菌浴室輔助用品，及備有活動床欄的日本護理床「八樂夢Paramount Bed 」等等，健身房也有輪椅人士也適用的設備。

在一些細節上，也可以看出團隊的心思，微小如每個住客都有獨立的櫃子放個人物品，已為長者帶來安心和私穩，羅守弘指：「家之所以為家，因為有愛，和自主的感覺。我們不想改變長者原本的生活模式，而希望他們回歸基本生活，即食好、住好、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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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土生土長的梁幗平（Nora） 剛考獲建築師牌，在本地建築公司王歐陽（香港）有限公司工作了幾年，公司就接下位於金鐘的力寶中心（即舊奔達中心）的建築項目，而合作的建築師，正是美國著名建築師Paul Rudolph。Rudolph被譽為美國現代主義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曾任耶魯大學建築系主任，他所設計的耶魯大學藝術與建築大樓被認為是美國粗獷主義（Brutalism）的代表作。自言還是「𡃁妹仔一個」的Nora，每次見到 Rudolph，都總會借故從旁觀察（偷看）他的工作，有一日，他問Nora：「你有興趣嗎？」 當然！如是者，她成了Rudolph的助手，協助他完成金鐘的力寶中心，及後持續與他在東南亞的建築項目上合作，前後跟他共事了十一年，二人由工作伙伴變成好朋友。在Rudolph 的家中有一張小女孩的照片，那正是Nora的女兒。

Nora與Paul Rudolph的緣份，得由大學時期說起。Nora中學畢業後，入讀香港大學建築系，她曾於《M+思考：女性、建築與城市的對話》座談會中，坦承她並不太享受讀書時光，因那是一個主義接另一個主義的年頭，建築就如時裝，一個風格接另一個風格，卻沒有鑽到哲學層面和更深入的思考。她記得，當時的同學花很多工夫在presentation上，製作非常精美，精美得掩蓋了內涵。但大學時期有一本書令她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Rudolph的著作《Paul Rudolph:　Architectural Drawings》。那是尚未有電腦的年代，建築圖需以人手繪製，而書中的建築繪圖無比精緻，圖像由數不盡的細線構成，線的粗幼疏密正表現出建築物的光線明暗。她大概沒想到，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條，竟也為她的人生埋下伏線。

力寶中心由一九八四年開始設計，於一九八八年建成，當時的金鐘尚未有太古廣場，與中環相比，算是新開發的地區。Rudolph每年來香港數次，然而在建造和設計的過程中，許多建築細節，Nora都需要得到Rudolph的確認，在未有電郵和智能手機的年代，她只好待至深夜，並看準Rudolph在哪個國家哪間酒店，給他打電話或傳真，趕急起來，她更多次自費買機票坐廿四小時飛機到紐約找他，拿着一大疊圖紙和大堆鉛筆，請他補完繪圖。雖然過程勞累，要四出奔波，但至今講起與Rudolph相處的歲月，她仍充滿感激。「很多人會稱他的作品是粗獷主義，但其實我最欣賞的不是他的風格，而是他總能以作品解釋得到他的思想，作品反映該地方和當時的時代精神。到我現在做建築設計，也時常提醒自己不要盲從某些風格，而應由思想出發。」

繼力寶中心後，她繼續擔當Rudolph的本地建築助手，協助他設計港灣道和山頂種植道的項目，然而兩者最終皆沒有建成。二◯ 一八年，她與紐約建築中心合辦了《魯道夫：香港之旅（Paul Rudolph: The Hong Kong Journey）》，展出她一直收藏的手稿，展示Rudolph的香港足迹，包括力寶中心以及上述兩個項目。

建築是公共藝術

除了是建築師，Nora也是拉丁舞者，每年都與同樣是建築師的丈夫到黑池舞蹈節。她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典型的建築師，不喜歡穿得非黑即白，「我喜歡顏色，也不認為需要刻意標榜建築師的形象。」Nora成長於一個自由開放的家庭，父親是藝術教師，母親是音樂教師，小時候家住深水埗，父母會讓她為自己的房間塗上喜愛的紫和綠。中學她升讀拔萃女書院，更切身感受來自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預科考大學的一九七二年，港督麥理浩宣布開展 「十年建屋計劃」，社會上也出現大大小小的公共建設，同時，街上愈來愈多玻璃幕牆的現代建築。那時她便悄悄希望自己也能為社會出一分力。

一九九一年，她和丈夫古兆豐及結構工程師周啓謙，成立周古梁建築工程師有限公司，首個項目就是律敦治醫院，當時他們在原有的灣仔道入口以外，開通了皇后大道的通道，令醫院更易到達。Nora的公司從概念設計，到製作建築圖，一直跟進到項目完成，她形容「像生了自己的BB，每次把項目交給客人時都很不捨。」比起市場為本的商業項目，她更享受以用家為本的設計，透過不同項目，接觸不同人。「建築這專業，讓人抱着自己的理念，實現自己心中所想」，這大概是每個建築師做建築的初心。她曾負責不少本地公共項目，如公共房屋、醫院、學校等，當中包括位於啟德的公共屋邨德朗邨，設計前仔細分析風向，避免屏風樓，又把原本政府建議興建的十座樓宇減至九座。佈局上，樓宇中央設計了大片花園，增加綠化，以表現出「家在花園」的感覺，Nora指：「很多公司不喜歡做公共房屋，因為不夠優越，不會帶來很高聲望，但其實現時的公屋做得最環保，也很有效率。」在細節上她也考慮周全，如位於將軍澳的特殊教育學校靈實恩光學校，她選擇以染色，而非髹油方法為木材上色，令染色效果更加耐用持久，亦更衛生。

Nora於一九九四年誕下女兒，那年代不少女性建築師選擇優先照顧家庭，待小朋友長大後才重操故業，但Nora一直都是事業家庭並行，有時候她會帶同女兒上班，甚至一起落地盤。她認為現時男性已負起更多家庭責任，女性並非一定要因家庭而放棄事業。於上環的香港蘇豪智選假日酒店，更可算是她跟女兒合作的結晶，由Nora負責設計，強調環保節能，從事藝術的女兒則與非牟利機構合作，跟成人學習障礙者一起繪畫上環街景，畫作複本正懸掛在酒店房間作為裝飾。

她相信，建築是social art，「建築空間能夠引發人內心不同感受，但最終，建築需要有社會功能，對社會負責任。」她又指，好建築不一定要花大筆金錢到外國才體會得到，「很多時候，我們在博物館或者教堂等建築物可以體驗到強烈的空間感受，但其實日常生活之中，也可以出現這種觸動，視乎人生經歷和生活態度，即使是平平無奇的天橋底，也可以欣賞到譬如是清水石屎或結構細節等。只要用心活好每一日，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發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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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就讀的小學和中學，都是依山而建，中學是嘉諾撒聖瑪利書院，有不少歐洲建築元素，如旋轉樓梯和迴廊，她尤其記得有一條寬闊的欄杆扶手，闊得可以當成桌子，這都讓她開始對空間的趣味和隨意性產生興趣。

大學她也選擇了山中的中文大學建築系，「我很喜歡山和高低錯落，有精力的時候，我會由崇基書院走到本部，在山中遊走。」中大校園的佈局由司徒惠建築工程師事務所規劃， 同時設計了校內的大學行政樓、中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科學館、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校園等，Ida指：「中大的設計富有人文主義精神，也符合功能性，有order，收放自如，有不同變化。」

Ida對於空間有着敏銳的觸覺，對於生死尤其感興趣。她從小家住紅磡舊區，每日由家中沿海邊上學，看着海邊愈來愈多高樓大廈，但新樓和舊樓之間中，有幾條街是禁忌般的存在，說的是殯儀館所在的幾條街。一個小小的紅磡區，卻分成了幾個彷彿河水不犯井水的區域。她的大學論文，就以紅磡區為題目，構想用一道天橋連接不同區域，並加設中央花圃，令區內更有生氣。畢業後，她加入建築署，與前建築署高級建築師馮永基共事，期間她有機會設計和合石橋頭路靈灰安置所第五期，她給自己一個任務：假設自己安葬在場內最差的龕位，自己和前來拜祭的親人都要感覺到舒適和滿意。

死亡對於很多人而言是忌諱，選址原本在一個停車場，但因為附近村民會見到它，無法通過區議會。後來團隊發現附近有一個凹下去的梯田式空地，原來是個荒廢的墓地，地形向下凹，即使在附近居住也難以察覺，更易消除附近居民的戒心。設計上，她把建築物視為一個旅程，而非要一眼就望到，姿態高調的建築物。靈灰安置所需要符合多個功能，包括安放四萬多個骨灰龕，每逢春秋二祭都會人頭湧湧，需要設計燒衣的設備，同時考慮通風，除了實際功能，更重要是考慮到人的心靈需要，在拜祭先人前後，如何安放情緒和思念。

佈局上，她選擇把不同功能集中在一個窄長的主樓，連結起不同的外部設施，如花園平台，減少建造太多獨立通道。大樓外牆選用木條做屏障，從外面望去，大樓內的景物若隱若現，從內往外看，卻可望到外邊寬敞的風景。由入口的水池，到進入主樓、拜祭先人，到在花園或平台休憩、散心，整個旅程希望可以提供唞氣和感到撫慰的空間體驗。無怪乎香港建築界常說，死人比活人住得更好。

「建築理念的形成，是一個畢生的過程，每個項目都是一個機會讓自己鑽研建築的意義。像我自己本身沒有宗教信仰，和合石的項目卻讓我明白很多人相信afterlife，對於逝者親友，每年的拜祭是相聚的機會，一起去懷念逝去的親人，所以先人建築對於在世的人其實很重要。」

在建築署工作期間，Ida主要設計公共設施，她深深體會到建築師需要對社會負責任，沒有客戶的要求和指引，更考驗建築師的自覺和使命感，「每個項目都花大量人力物力去完成，而且建築物不像畫作，可以隨時拿下來，建築物會存在很多年，影響很多人。如果一座建築做得好的話，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令他們更加幸福。像是住宅項目，在香港能夠請到建築師設計自己的居所是十分奢侈的事，當建築師有機會為大眾設計公共房屋時，無論多困難，也是十分值得把它做好。」

先減後加的建築方法

Ida離開工作了六年的建築署後，先後於北京的Steven Holl Architects以及嚴迅奇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工作。二◯一一年是她建築師生涯的另一個轉捩點，那年她跟拍檔Billy加入位於瑞士巴塞爾的Herzog & de Meuron （HdM），相隔多年，Ida說起仍然雙眼發光：「那是我們在全世界最鍾意的公司！他們的設計不離地，很實在，但總能提出不一樣的方案，盡力令人的生活變得更好，而且強調與自然和周邊的環境產生關係。每一次開始動手設計之前，團隊都會認真做研究，除了當地環境、文化和歷史等基本資料之外，會進一步去發掘項目的潛質和可能性，將之好好發揮出來。」

在HdM所在的巴塞爾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大大鞏固了她的建築信念，「我從來都不覺得需要華麗的大理石、水晶燈才是美，我更傾向簡單和自然之物。而當我去到瑞士，那裏的人正正就是這樣生活，我們中午會在附近的海邊用膳。每年夏天，人們都會帶一個防水袋，把所有個人物品放進去，然後在巴塞爾的丁格利博物館（Museum Tinguely）附近出發，在萊茵河隨水漂流到下游。這是多麼快樂和幸福的事！巴塞爾雖然是小城市，但它有世界上第一座當代美術館，也保存到歷史，以人為本，讓人發展出最大的潛能，作出貢獻。」

帶着由巴塞爾獲得的感動，他們於二◯一三年回港開設公司Ida & Billy Architects，他們的第一個項目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大宅改建，雖然香港沒有歐洲的地大物博，但香港也有自己的特色，山、海、城市空間濃縮在一個彈丸之地。在設計唐宅時，Ida和Billy首先思考的是：什麼可以拆。面對一個項目，首先想到的不是加建些什麼，而是減去些什麼：”destruction first, then construct”。當然， 這並不是說盲目地拆卸，而是思考如何打通閉塞的經脈，令環境和生活在當中的人更舒暢。

整個住宅項目由兩棟不同年代的樓房組成，兩座樓房高低不一，並由一個景觀平台分隔開，他們接手後，大刀闊斧地砍掉平台，將之整頓成中央花園，又加建了一道連接兩座樓房的玻璃天橋。比地面高起一層的游池，原本建了一面高牆以擋住水流，但他們就索性拆掉牆壁，讓池水傾瀉至下層的花園平台，形成一道水的幕牆。Ida笑言他們花了一番唇舌才成功說服業主毋須用盡每一吋空間，讓地下花園變得乾淨簡潔。二人的公司因這項目而入選 《Wallpaper*》雜誌二◯一八建築師指南中，躋身全球二十個新進建築團隊之一。

最近，Ida和Billy負責設計位於中大校園的聯合書院新宿舍，無獨有偶，Ida讀書時正是聯合書院的學生，是次為母校設計，更有歸屬感。一如以往的建築方法，Ida首先觀察宿舍所在的位置。「聯合書院一帶是中大校園建築師司徒惠保存得最好的位置，新的宿舍不應破壞附近原有的環境，但同時要有點不一樣。」從高空望去，聯合書院和周圍的教學樓像呈兩個互相重疊的庭園，因此宿舍設計方案也呼應庭園式的佈局，中間有大片庭園公共空間，亦有露天位置可以辦放映會，走在走廊和樓梯可以望到周邊的山和樹，連結室內與室外，「城市生活有很多界線（boundary），但其實界線從來都是人為之物，像鳥兒就沒有界線，我們希望這宿舍也可打破一些既定的界線。」

二人常說：「香港有很大潛質改造空間，我們幻想幫城市做手術一樣，把20%到30% 的東西拆掉，再重新加建10%的設施，把經脈打通，重新連接不同空間，增加通風等等，城市會好好多。」

二○○九年為「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設計位於西九的公共裝置，讓公眾在樹下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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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y自小的志願是成為外科醫生，開刀做手術，直到中七選科時因探望中大建築系的師姐，從而窺見建築的世界，「系裏每人有自己的工作檯，檯上放滿模型，彷彿想做什麼都可以，很自由，我被那學習氛圍吸引住。」Betty從小學畫畫，但讀書時卻是理科生，介乎藝術和科學之間的建築，正好讓她自由穿越兩者之間，「對我而言，科學和建築都是十分抽象的事，科學家也需要很有創意，設立假說（hypothesis），再引證，這過程和思考方式跟建築很相似。」

讀完中文大學建築系一年級後，她就轉校到美國，她形容那衝擊像「宇宙爆發」，建築的世界原來比想像中要大得多。美國求學的日子，她深刻記住了兩個受用至今的信念：敢於表達，擁抱交流，以及別害怕犯錯，不斷嘗試。

畢業後她先後於來自荷蘭的OMA建築事務所及來自瑞士的Herzog & de Meuron工作，因而認識了另外兩位拍檔林雪筠（Katja）和陳芷欣（Chi Yan）。Katja是中文大學建築系畢業生，畢業後即入職OMA，她笑言，雖然身在香港，卻感受到文化衝擊：「那時我們正在研究西九文化區的整體規劃設計，我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國人，而我就好像香港代表一樣，解答同事的問題，並從中反思以往從未想過的問題，譬如，他們很好奇為什麼公園不可以放狗或者放風箏？這些問題促使我去反思自己一直生活的城市，雖然看似國際化，但仍有很多方面未能與外國接軌，同時令我更加好奇外國的城市和空間是怎樣的。」

至於Chi Yan與兩人的背景很不同，她於香港出生，在西非成長，再到美國讀書，加入COLLECTIVE之前，她在瑞士公司HdM工作了十年，期間負責大館的項目，除了負責新增的美術館JC Cube之外，也要處理建築羣內所有新增的建築元素，大至入口的架空天橋，小至地板的圖案、坑渠蓋、欄杆等都有參與。過程中她理解到香港建築的條例之嚴格以及安全標準之高，雖然有時候會因而限制了創意，以至設計傾向保守，但從建造的層面，香港則非常出色，「香港是一個實習如何起樓的好地方，由工程師到專業諮詢團隊，大家都十分專業。」

二◯一五年，Betty決定在香港開設公司，三位女生加上來自西班牙的Juan Minguez陸續「埋班」，各人來自截然不同的背景，卻志同道合，志在把不同國家和建築公司所學習到的理念和設計思維，糅合成屬於COLLECTIVE的獨特設計方式，Betty指：「HdM工作方式十分有條理，而OMA剛相反，是organized chaos，兩者碰撞在一起，那能量很強。OMA出身的人非常麻煩，因為我們很堅持概念與完成品必須一致，無論如何不會動搖，而HdM瑞士式井井有條的管理，令到計劃可以按部就班地實現出來。」

這集百家之大成的組合，希望把香港傾向保守的建築風氣，帶來新活力，Katja解釋：「當我們與其他持份者合作時，會提出很多問題，分享其他城市的經驗，不斷鼓勵大家嘗試習慣以外的方法，促成新的事情發生。」正如當他們接手室內設計項目時，會以建築角度分析空間的可能性，而非只着重表面裝飾，團隊早前為選物店Kapok把日街和進教圍的兩間分店合併成旗艦店時，就把空間分割成對等的兩邊，一邊是木材，另一邊是水泥和效果迷幻的金屬，兩種不同物料像藝術拼貼一樣把不同空間並置。

香港建築設計進軍海外

當談論建築設計，不少人立即聯想到特定風格，但三人很清楚她們的設計不是風格先行，而是方法（methodology）先行。「某程度上我們的設計方法是hyper-rational的，我們不會輕易畫個草圖便動手做，而是首先對場地、活動、預算等有充分理解，再去研究現有的同類型項目，並進一步思考可以如何做得不一樣。因此美學上，可以說我們並沒有刻意跟隨哪種風格，但基於以上的方法做設計，很自然地產生了某種特色。我們很喜歡減法（subtraction），我們不傾向裝飾性太強的設計，而是盡量用空間以及物料去調整相應的室內設計、家具、展覽空間等等。」

除了在香港的項目外，團隊國際化的背景也令公司獲得不少在外地的工作機會，如去年COLLECTIVE在美國建築師學會獲得兩個獎項，分別是為意大利品牌Valextra在夏威夷設計新店，以最少的物料打造鮮明強烈的空間體驗。團隊亦參加了美國紐約州運河的規劃設計比賽，建議把日益老化的運河一帶，變成文化旅遊區，結果團隊在全球一百四十五個提案中，入圍頭七名。

Betty指：「我們希望做到扎根香港，但可以做到外國項目的公司，這在香港比較少有。我曾接觸不少人會有種既定概念，認為香港沒有好設計，但其實現時很多外國客戶也很sophisticated，他們視我們為個人，而非從哪裏來的人。這發展對整個香港的行業生態都有好處，希望更多人一起帶香港設計出去，讓更多人見到香港也有人做好的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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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起Evelyn影響她最深的前輩，她想起的不是哪個建築大師，而是作家Virginia Woolf。她提到小說作品《奧蘭朵》（Orlando），主角歐蘭朵在四百年間，經歷兩個性別，在不同角色間轉換，故事如主角性別一樣流動，寫法獨特。對她而言，建築就像文學一樣，也有它的語言、修辭、結構、鋪墊，只是文字上的一筆 一劃，換成了建築物內的一樑一柱，「寫作是關於講故事的方法（storytelling），建築亦同樣強調概念，以及叙事（narrative），同時涉及視覺的部分。建築是環境與人的溝通，建築師用圖紙和文字去表達建築概念，而寫作則用文字，作家思考很多遣詞用字、句子的次序、情節鋪排等等，建築師則會考慮到用什麼物料和元素，柱或牆如何擺放才能令故事（空間）更有力量。感受文字，跟如何去感受建築很相似。」

西九展亭《Growing Up》　 香港限定的設計

Evelyn於二◯一七年跟拍檔謝怡邦（Paul）回港開設年輕建築公司New Office Works（NOW），理由很簡單：想做出自己的設計。二人均在外國生活多年，回港後的第一個項目，是十二集關於香港城市空間的錄像作品《Middleman Hong Kong》，藉此重新觀看香港這座城市。在每集幾分鐘的錄像作品中，分析香港的不同城市空間特性，也會追溯歷史和香港發展軌迹，以及相關的建築理論。

「很多外國的媒體都會描述香港密麻麻的高樓大廈，但我們把注意力放在街道和路上見到的事物，例如人煙稠密的城市中心，經常忽現一棵棕櫚樹，這是其他城市很少見到的。在香港，自然與人工之物經常並存，香港有很明顯的對比和並置（juxtaposition）。又例如香港的扶手電梯，不似得外國總是安裝在室內，而可以設於街上，或者樓梯外。」

同一時期，他們正在設計西九文化區舉辦的首屆「香港新進建築及設計師比賽」的獲獎作品《Growing Up》戶外展亭，於是他們很自然地把對城市的觀察放到設計之中，把香港特色轉化成建築元素，包括以梯級呼應港島因多山而出現的樓梯；入口的窄長隧道「裱起」了盡頭的海景，隧道好比橫街窄巷；木製結構令人聯想到棚架；下雨時，亭子頂部的管子收集雨水，沿管子落下，形成一道水簾；當然還少不了在展亭上方冒出枝頭的棕櫚樹。Evelyn指：「建築物與藝術品不同，不是用來放在畫廊內展示，所以建築必定要跟環境有關係⋯⋯展亭位於苗圃公園內，一方面我們想反映公園和海旁的環境，另一方面也想把市區的景物帶進設計之中，令它成為為香港而設（specific to Hong Kong）、而非放在哪裏皆可的作品。」

《Growing Up》是二人設計首個selfstanding structure。Evelyn指，年輕的建築師樓要在香港做到獨立的建築物，不是易事。 她在麻省理工學院碩士畢業後，曾於由馬岩松創辦、位於北京的建築師樓MAD Architects工作過，那是北京奧運翌年，市內對建築和創意熱度大增，當時不少中小型的建築和設計公司成立，而成立了五年的MAD，算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新進建築團隊，但已接下不少大型項目，如美術館和劇院等等，步伐之快，項目之 多和規模之大，都是香港難以比擬的。

反觀香港，很多年輕建築公司卻要百足多爪，涉獵室內設計、住宅、辦公室設計、商店、藝術裝置、園境設計等等。雖然相較之 下，做建築物的空間較少，但Evelyn認為不一定是壞事，「這對於建築文化可以是正面的，因可以接觸到不同類型的項目，打破建築牢固的界線。」在設計非傳統的建築項目時，她也會嘗試以建築思維應用到不同範疇，譬如做室內設計項目時，從整體概念和環境出發，而不是立即考慮用料、圖案、風格等元素。如他們為越南雲屯國際機場設計DFS免稅店時，就受到附近滿佈石灰岩島嶼的下龍灣，以及越南當地常見的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啟發，設計了一個室內的亭子，牆壁是鏤空的有色混凝土，令空間保持開放。

在New Office Works的辦公室內，擺放了不少模型，有的是已建成的項目，更多的是參賽用的，或正在進行中的模型。在建築界，建築師花大量心力參加大大小小的建築比賽是常規，Evelyn視每一次設計為一次學習，「每一個參加比賽，就像其他公司的研發過程，藉此機會去思考不同地方，可以有怎樣的設計。」

一如寫作，每一個設計的機會都像是收集故事和磨練的過程，並將化成創作者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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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建築師陳翠兒（Corrin）和梅詩華（Sarah）兩代香港女性建築師，同樣以連結社羣為建築的重心，未設計任何建築物之前，先關心人的感受和需要，與他們建立真切的關係，哪怕要設計的只是小至一個學校書架，或店舖的盆栽架。二人都相信，建築不只是建築物（architecture is not building），而是建立關係。

明：明周
陳：陳翠兒
梅：梅詩華

明：請問建築是如何走進你們的生命？

陳：基本上我小時候在香港沒有聽過建築，直到中六、中七在加拿大讀書才有機會接觸。我記得當時去到加拿大有很大的文化和空間衝擊（Spacial shock），在香港，所有樓宇都是向上發展，在加拿大，卻是平坦橫向的，一望無際。我當時覺得很不舒服，因為太空曠了。有一次Term Break時到一個朋友的家，她的父親恰巧是建築師，他的工作室在地庫，內裏是一張很大的工作檯，鋪滿了圖紙。那年我也去了蒙特利爾的奧運場館，感覺很深刻，那是第一次感受到建築的力量。

到了要選科的時候，我的老師一向鼓勵我讀醫科，我也理所當然地覺得就選醫科吧！但經歷過好建築後，建築便走進我的生命，選科前一晚，我坐在表格前，在醫科和建築兩個選項之間不斷來回，擦到表格都穿了，整晚不眠。但那時突然出現一個畫面，就是我幫一個病人做手術時，漏下了手術刀在病人體內，之後有個同學跟我說：這很像是你會做的事。於是我就決定，還是不要選醫科吧，於是選了香港大學建築系。

對我來說，建築很有創造力，當然我當時未知道背後的痛苦。最初讀建築覺得很難，不似以前讀書有方程式，我那時讀建築，成績愈好的同學，反而讀得愈辛苦。相反，個性古靈精怪、讀書不算很好的同學，讀建築時卻比較活潑。慢慢摸索之下，我才學懂原來很多事無分對與錯，每個project都是一個讓人探索和發現的機會。

Corrin曾出版不少書籍記錄香港建築

明：當時有很多女性同學嗎？

陳：那時慢慢開始多女性讀建築，再早期的時候可能一班只有一兩個，我那時一班有九到十個，都是少數，但讀得好的多數都是女性（笑）。但現在不一樣了，應該一半一半吧。

梅：我教書的時候試過有一年，一班只有幾個男性，所以女性是大多數，不過每一屆都不一樣，大致上都是女性較多。

陳：我其實沒有太在意男或女，都是看project本身，不過老師卻有分別。

梅：老師一向都是男性較多，直到現在也是。

陳：有一年我在香港大學教書，其中一個教授說：我們需要在學校中多一點榜樣（role model），有女性建築師去教書是重要的。現在會發覺很多建築講座都是男性則師，像二◯一二年建築師王澍獲普利茲克建築獎，他其實想跟太太一起獲獎，但當時的獎項規定只可以有一個建築師得獎，因此太太無份得獎，他當時說：無我太太就無我，他視太太為獎項的一部分。這情況近年有改變的，如去年得獎者是愛爾蘭女建築組合Grafton Architects，而以前都是以starchitect居多。

梅：我記得去過一個北歐的研討會，當地的建築師已經有協議，如果活動講者之中完全沒有或沒有足夠女性聲音的話，就不會參加。這算是一場運動，慢慢地令人意識到：對了，為什麼之前沒有想到這問題？又或者以前未有察覺男女的分別，變相有時很自然就會找某一性別的講者，未必是刻意的，但以上的舉動會提醒大家反思，一些場合之中有沒有包括女性建築師呢？

陳：我們去北歐參學時，很驚訝有一間叫White Arkitekter的則樓，CEO和大部分員工是女性，而且公司是由員工擁有，大部分員工都擁有股份，女建築師可以帶小朋友上班，甚至落地盤，他們對於女性作為建築師感到很自信和驕傲，我很深刻。再前一步，他們很鼓勵年輕人參與城市和社會的決策，由大家一起作主。

早兩年，我們刻意強調gender balance，我們希望講座之中，男女建築師都有。之前我們也辦了一次private forum，全部都是女性建築師，講疫症下如何看建築的角色，以及在工作上如何對應疫症。歷史上我們沒有辦過香港的女性建築師展覽，這也是我的心願，從我們的角度去講建築。我並不是要分何者較好，只是從不同角度可以相輔相成。

Sarah你呢？你是如何認識建築的？

梅：我相對地好像很普通，我一直在香港讀書，我知道自己喜歡設計，覺得好靚好型，原本想讀時裝設計，幸好最後沒有，我想我應該不會成功。我讀中學時通識科以綠色建築為題目，要自己研究，接觸什麼是建築，並訪問一些建築師，我還記得我穿着校服訪問了一位建築師，心想：這個叔叔真有趣，可以花兩個小時，只是講一個項目，怎麼會有一種職業，可以令人如此有熱誠？那時開始覺得建築幾有趣，當然，我那時也不知道背後的辛酸。

那年暑假我在中文大學為另一位建築師做實習生，其實我什麼都幫不到，但那時開始覺得建築好像不用讀書，大家只是諗idea，畫嘢和砌嘢，這是多麼夢寐以求！之後我很幸運入讀中大建築系，很快便愛上，試問有哪一科是不用考試？這已經贏了！而過程也好好玩，跟同學做project做到三更半夜，很投入。

建築有它的框架，但那框架不是一加一等於二，而是問，一加一怎樣可以等於三？直到今日我都覺得好好玩。很多則師都叫自己小朋友不要讀建築，因為很辛苦，尤其是女生， 但我經常「推人落火坑」。雖然過程中的確很辛苦，但我們的確在產生一些改變。

陳：其實建築師什麼都要涉獵，基本上沒有什麼與建築無關，社會、藝術、科學、商業、行政、管理，通通都關事，所以建築真是一個很全面的專業。

梅：我總是跟同事說，每個項目都有其辛苦的階段，但你想想，有哪份工作，是客人出錢，讓你去學習？這個項目是針對某一個用家羣，下一個項目，又是另一些羣眾，如我們為了做「植物圖書館」而學習種植，而那種吸收是讓我覺得：幾抵！我一直都覺得建築師是最抵的職業。

建築的真象　拒絕跟從主流

明：入行後跟讀書時或想像中的從事建築有所不同？

陳：讀書時有很多挑戰，需要打破很多框框，而這過程可以是痛苦的，但我覺得如果見到每次都有突破，那是開心的。但讀書跟工作畢竟有距離。我出來工作的第一年抑鬱了一整年，因為我由上班開始一直不開心，我跟師兄姐聊天，他們跟我說：初初上班是這樣的，一個月就無事了。但過了一年我還是不開心，他們便說：那有點不妥，應該一兩個月就習慣（笑）。我覺得當時出來工作不是很發揮到創意， 客戶或公司想怎樣就怎樣，但對於 concept不太着重，很沮喪。譬如我們做一份建議書，我的重點是用家，但最後沒有被採納，因為那機構的老闆更着重辦公室在哪裏，而非社會面向和設計意念。也有很多項目是香港的住宅，有點像倒模。到了一個樽頸位，我覺得是時候休息一下，便決定去美國進修，再看一下。

那時我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他們很着重理論，常說建築和非建築，初頭我感到很模糊，因為我們如果做一件很像建築物的東西，反而會不合格。但原來建築未成形之前，那way of producing architecture，是很重要的。回到香港，我也不想按傳統的建築公司模式做建築，於是很大膽地開設自己公司。

除了建築，我也有出書、舉辦「百年香港建築」活動，以及在建築中心的工作。那時我有個願望，就是希望我做的事對人有幫助，即使只是一件小事，所以很多對象都是非牟利團體，如風雨蘭、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聖雅各福群會，希望做一些幫到人的社會服務，很多時候他們最需要幫忙。幫助大發展商的建築師實在太多了，我寧願選擇一些需要建築師一起同行的客戶。

我剛剛開公司做的第一個工作是為一間學校教員室設計一個櫃，去到見校長，他已經很緊張：則師，很不好意思，其實我們只是需要一個櫃，我看過，教員室的書櫃當真很混亂，在我們眼中，不只是關於一個櫃，而是如何去整理空間，如有個角落讓老師休息、喝杯咖啡之類。我們跟校長談了櫃怎樣做，便開始放暑假。做好之後，副校長來看，我們問校長呢？他說校長中了風昏迷了，我很驚訝，寫了一封信給副校，希望他讀給校長聽，信中寫到：校長，我當時沒有告訴你，其實你是我第一個客人，我們很感激你，現在講起都有點感觸⋯⋯（拭淚）

幾個月後，我們收到電話，說校長電話來，但原來是新校長，他說：我在檯面見到這封信，來到這學校我見到這個櫃已感覺到這是用心做的，所以想打來親身道謝。收線後，我跟同事說，我們的宗旨只是做一件好事，我們完成了，可以收檔了。（笑）

像最近慈濟的環保教育站，這不是很大的項目，但意義很大。我看着Sarah你們開設公司，也在走一條很有趣的路。當然我也會問自己，我們是在做建築嗎？但正正因為建築不是建築物（Building），所以你行的是我們將來應該走的路，應該是有創意的，社會導向的。

從前的水井變為用環保磚製成的水龍頭

明：Sarah你可以分享你在英國讀書的經驗嗎？後來為何自己開設公司？

梅：做建築一定要非常熱愛這工作，同時也是很自虐的專業，你總是想找到自己下一個limit在哪裏，所以當時中大畢業後有掙扎在香港還是外國進修。當時的想法是，如果在香港可能比較順利，但另一邊有個前輩說，去一些會有文化衝擊的地方，成長才會快。於是我很幸運去了英國，開頭也很抑鬱，相比在香港的順利，在英國好像回到幼稚園，那衝擊是我感到自己正在蛻變，但蛻變得很慢。壓力非常大，有一次我漏了一張乘車卡在學校，要回去拿，但我忽然在街上爆喊，因為我不想再回學校了⋯⋯但那段時間學習到很多新的思維方法，回到香港時也會想，是否只有一種方法去行自己的路。

我跟Corrin有點相似，畢業時我也承諾不會興建「發水樓」，因為這不是我們做建築的信念，所以我一直打工的公司也是公共面向較多，但到了某個時間，我開始找不到工作的目標，一方面是設計概念，另一面是很目標為本。家中也有事情發生，令我覺得不如休息一 下。但有時候，事情會自己出現，身邊的朋友或以前的客人知道我在休假，會主動問有沒有興趣幫忙，做着才發現原來要開一間公司。我們開設One Bite時還很年輕，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如果幾年後沒有成果就回去打工吧！這也是我們幸運的地方，假如我活於二、三十年前要開公司，香港整體經濟和自己家中的經濟也不如現在穩定。所以我經常很鼓勵年輕同事行前多一步，即使現時社會很動盪，但現時我們在經驗、見識、以至社會的經濟環境等條件之下，是我們最應該行動和做嘢的時候，何不好好把握這些機會，讓自己再貢獻多一點呢？

陳：在香港這環境，不算十分支持年輕建築師樓，大的項目和政府的項目都做不到，又做不到私人的項目，只可以做室內設計、改動和加建工程等等，其實很浪費。

性別平衡　相輔相成

陳：從上次全女班的研討會，我見到女性的建築師有些不同之處，可能因為我們有家庭和子女，而可持續性是關於將來，所以我們很關心環境，因為就算我讓子女學芭蕾學鋼琴，又如何？將來可能唞不到氣，環境已經如此污染。

梅：我認為女性和男性的同理心是有點不一樣的，女性會比較有同理心。我認為香港的女性建築師，有同理心，也有行動。我也在想如何令年輕一代再走前一步，尤其是上次Corrin舉辦的研討會，鼓勵我可以再放膽多一點去表達。每年都會出現一些情況，是整個頒獎台只有一位女性。這不是她的錯，可能以前的年代結婚後會傾向照顧家庭、湊小朋友，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要如何讓大家知道，女性其實跟男性沒有分別，未必是更加好，只是無分別，我們也一樣可以有話想說，有事想做就去做。

陳：我們說的從來都是gender balance，而不是側重任何一方，我們需要大家去圓滿對方，互相共存，不同的角度互相補充。

梅：我也同意早前Corrin所說，在業界我找不到很多role model，剛剛出來工作，或開始要領導一個團體的時候，由於我的role model 通常是男性上司，所以有時候會用一些令自己不太舒服的方法去做事，當然這也是從錯誤中學習，但當見到其他女建築師，會知道原來有其他方式去做到一件事，這是role model的重要之處。

One Bite位於上環的工作室，女性員工佔多數。

陳：女性去管理一個項目，那sensitivity是不一樣的。男性可能比較contractual和logical⋯⋯我覺得一個人有邏輯理性和情感的部分，但社會很多時候壓抑了情感的部分，覺得情緒是不合理的，也有種偏見是：她是女人嘛！但人類就是有情緒和感覺，我們可以正面地運用這些情緒，有同理心和理解。我們跟很多非牟利機構合作時，不止是去完成一個項目，也是一種陪伴，他們也很珍視這種關係。

曾經有一個客人請我們做住宅，我說我不認識你，我要先了解你，到訪你的家，甚至看你的衣櫃，才可以幫你設計。他說好，慢慢我們講到他跟家人之間的關係，見到他嘗試打開自己的心，之後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說，這個項目是屬於你的，我們只是幫你uncover the best of your family。我覺得女性有能力去理解人們真正的需要，所以我很欣賞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得主，她們從未追求過作品要得獎或曝光率，她們最出色的地方，是設計背後對社會的關心和理解。

梅：如何以設計影響人，這是最重要的。當然這未必是關乎性別，而是性格，很多男性也有這種觸覺，但無可否認的是，女性比較容易跟人打開話題和聊天。

陳：初頭落地盤我也很害怕，但其實工人很尊重我們，我記得第一次落地盤我穿了三吋的高跟鞋，但說到底他們是看你識唔識嘢，是否專業，認真做事，而非看你是男還是女。

明：你們的工作很多都跟社羣連結有關，作為建築師，你們如何運用建築的知識和觸覺，串連不同人和社羣？

陳：建築是建立關係，創造的過程中，建立跟自己、他人、社會，以至與存在和宇宙的關係。建築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它也帶出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就是擁有創造力，今日的世界為什麼不同於原始人的世界，就是因為有創造力，加上有羣體生活，慢慢建立起城市，一起做事。人不是獨立存在的，因此建築和建立社羣如此重要。每一個建築都是建立共存的關係。

梅：我記得我在中大那年是由Essy Baniadssad擔任系主任，他提醒我們世界上第一個建築物的出現，是因此人要避雨，所以要有 shelter。建築從來都是為人而存在，至於人需要的shelter是什麼？由個人，到家庭、社會的層面，我們要的shelter都不一樣。我們要回應社區的變化。我甚至覺得，如果沒有社區，是不需要建築的。有人形容建築是一種語言，是大家溝通的方法，而我們要令到它成為共通語言，可以一起去談論，暫時它還是建築師之間的語言，而非大家的語言。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空間有say，我們解決不了劏房的問題，那我們可否做好一點公共空間？為什麼客廳不可以在街上？這些都是創造的時刻。

上幾代的建築師的努力和嘗試，令我們知道設計需要花心力在公共參與，更加重要是，我們不可以怪公眾不懂什麼，而是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如我們最近做公廁的活動，我很深刻有一位用家說：其實無人教過我用公廁，你怎麼能假設我懂得用？學校可能有教如何去廁所，但不代表懂得用公廁。很多時候人們不發聲，因為覺得與己無關、不敢講，或覺得自己不懂，我們一直希望透過公眾參與，加強人們的技巧、知識，令他們在下一次遇到問題時，懂得發聲，同時讓設計師知道，社會的需要已經改變了，我們要保持自己對於社會需要的敏感度。

Corrin策展的《玩轉．油．樂場》，一眾年輕本地建築師透過展覽藝術作品反思何謂「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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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建築是男性主導的專業，而女性彷彿需要更大的氣力，才能顯示她們的能力，與他人無異。

近年，愈來愈多建築師發聲爭取性別平等，國際上有針對女性的建築獎項，也有更多討論相關議題的研討會。

有人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強調女性建築師，否則只會更強化女性相對柔弱和需要被照顧的刻板印象，正如沒有人刻意標榜男性建築師的性別一樣。然而，當我們談論女性建築師，並不一定把男性置於對立面，矮化他人，而單純把一直被忽視的女性貢獻重新發掘。

誠如一眾受訪者所言，她們並無意區分性別的高低，而是純粹地強調平等，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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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巴塞隆納的巴特略之家，由高第的老師Emilio Sala Cortés於1877年建成，1903年由Batlló家族買下，並請來高第進行改建，繽紛的馬賽克外牆、室內外自然有機的流線型，令其成為當地地標。大屋現時由Bernat 家族擁有，是次改建把六層高的建築物加建多兩層，又增設10D體驗館、大理石旋轉樓梯。

由隈研吾操刀的鋁製垂簾裝置位於樓梯兩旁和天花板，銀色的鋁簾如波浪一層疊一層，富有動感，從上而下看，鋁片的顏色由淺變深，愈接近地下室舊煤倉的空間，愈貼近灰黑色，如像由明亮的天空轉移至深沉的地下室。建築師解釋：「我們想像這個空間穿著鋁製的窗簾，它們以細緻的材質捕捉光線，就像漁網一樣，以各種形式向我們展示光：亮度、輪廓、陰影。通過省略任何其他材料，並使用這些鏈條把樓梯隱藏其中，我們便能夠只談論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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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概念源於該位置坐落於澀谷區代代木八幡宮的樓梯旁，有大樹作背景，建築師於是聯想到公廁就如三粒蘑菇在樹旁生長。三座獨立公廁分別供男性、女性和殘障人士使用，三者之間有小路貫通，外牆則用上由深到淺的啡色，加上偏而圓的屋頂，看上去更像真正的野菇。伊東豊雄曾於訪問指：「作為男性，我盡量避免使用公廁，所以這一次，我希望設計一個感覺輕鬆一點的廁所，人們可以安心平靜地使用。」

除了伊東豊雄這個啟發自地理位置的設計外，其他建築師的作品也叫人難忘，並企圖打破人們對公廁的既定概念，以至厭惡，例如坂茂的「透明公廁」，未有人使用時，顏色玻璃外牆透視出公廁的內部，但當有人鎖上門後，便會變回不透明玻璃；片山正通設計位於惠比壽公園的公廁，則參考日本早期廁所「川屋」的原始設計，使用混凝土牆砌成不規則、看似隨意的如廁空間。公廁，也可以充滿創意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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