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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店可以不死嗎?

專訪RubberBand唱片設計師Kenji Wong 設計只求言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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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正正方方的傳統CD架失去放置CD的功能,因為唱片公司總會扭盡六壬推出形狀怪異的唱片。「我不想做古靈精怪的CD封套來突顯設計功力。」CD設計師Kenji Wong是RubberBand標誌的設計者,樂隊十個年頭每張唱片均由他設計,尤其重視以設計突顯唱片概念,然而,在大家都聽串流音樂,甚至不付錢買歌的年代,唱片設計是否已失去存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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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ji設計堅守一個原則,就是「不做多餘事」,他最討厭一打開CD裏面散收收,喜以紙套代替不環保的膠盒。

突出唱片性格 非設計師風格

Kenji Wong最初與拍檔成立「五代十國」,憑為RubberBand設計打響名堂,2014年自立門戶,成立「年輪事務所」,其影響力亦如年輪積累。他直言,唱片公司多數每次找不同設計師操刀封套,同一設計師跟足一隊組合十年,在香港絕無僅有。

《Hours》(2018年)是RubberBand出道十周年紀念大碟,模仿日晷設計。
《Hours》(2018年)是RubberBand出道十周年紀念大碟,模仿日晷設計。

他亦曾為許志安、陳奕迅、方大同等多位歌手設計,攤開Kenji過往的作品,張張風格迥異,Kenji笑說:「我每次都喜歡拉好多人落水,而且多到不合理!」,如許志安的《學愛》,找來作家陳慧寫小說。唱片包裝裏頭夾住信紙、曬相袋和收據,通通是小說情節的物事,書背才是CD,即使是封面的書名,他也刻意找人製作鉛字印章,蓋印後再掃描,呈現蓋章時深淺不一的力度。

Kenji因唱片輕易吸引眼球而入行,後來漸漸發現設計師的責任是突出專輯的概念,而非自己的風格。「以前梅艷芳、張國榮的唱片,我們不太認得是陳幼堅還是誰設計,但都是好設計,你會記得誰出過某隻碟。」

Kenji說自己已過了想彰顯個人風格的階段,認為設計師最重要是把專輯概念呈現。
Kenji說自己已過了想彰顯個人風格的階段,認為設計師最重要是把專輯概念呈現。
許志安專輯《學愛》(2012年)由Kenji操刀,將CD變成一本小說,「誰說CD不可放在書店賣?」他說。
許志安專輯《學愛》(2012年)由Kenji操刀,將CD變成一本小說,「誰說CD不可放在書店賣?」他說。

與RubberBand合作無間 溝通促成好設計

Kenji直言與RubberBand的合作帶給他最多啟發,他們間中就會通電話,「有時好似去教堂懺悔,真係會講到眼濕濕,講社會有何問題。他們又會告訴我最近想唱什麼、試什麼曲風,再談內容和概念,每次設計前已有共同畫面。」例如2014年《Gotta go》,專輯封套是一本有個圓洞的書,看得見內頁的天空。每次翻頁都會見到一面牆或是別的城市空間,他記得那張專輯正是雨傘運動前後,「當時大家都不知出口在哪,堅持留在香港還是去別處?於是便拍攝這輯照片,似有出路又像無出路,希望人們別放棄找出路。」

RubberBand的專輯《Gotta go》(2014),封套設計表達香港人尋找出口的迷茫與希望。
RubberBand的專輯《Gotta go》(2014),封套設計表達香港人尋找出口的迷茫與希望。

事前了解唱片內容才設計,聽來順理成章,操作上非必然。「傳統公司好秘密,咩都唔講,就話『我哋有隻CD想你設計』,或者只給我們一輯某歌手在外國拍攝的照片,卻答不出拍攝原因,可能純粹因為之前歌手出trip工作,就順便在當地拍輯照片。唱片公司常說沒有budget,但出外影相也要請攝影師和服裝師吧,為何不把錢花在更有用的地方呢?」Kenji語帶無奈,他想了解歌手的想法,從而做出恰當的設計。

Kenji笑言自己專做「反枱」事,他最記得RubberBand初次在九展表演,舞台原是發泡膠假山,他覺得效果不佳便漏夜與同事用乾草皮鋪台,「泥鯭一邊打鼓,乾草屑一邊震起!好正。」那畫面他仍記憶猶新。
Kenji笑言自己專做「反枱」事,他最記得RubberBand初次在九展表演,舞台原是發泡膠假山,他覺得效果不佳便漏夜與同事用乾草皮鋪台,「泥鯭一邊打鼓,乾草屑一邊震起!好正。」那畫面他仍記憶猶新。

Kenji每次設計唱片或想作新嘗試,總會聽到唱片公司說「無budget,無人買唱片」。他說話不喜轉彎抹角,總是一針見血。「我試過好白咁同唱片公司講,『咁點解你哋仲坐到咁靚嘅望海office?』好老實,佢哋早知做唱片賺不到錢,但若某歌手那年不出碟,人家怎會找你拍廣告、投資開演唱會?」唱片是歌手存在的實證,也是無限可能的契機。

「為何歌手不可變成品牌?」

十年前數碼音樂流行,唱片零售業已意識到要轉型,想盡辦法賣耳機、T恤等相關產品,「但最終生存不到不關有無人買CD事,也不關經營不善事,都是因為租金,難題是要與地產抗衡。」即使HMV、Hong Kong Records等連鎖唱片舖相繼結業,也不等於行業玩完,正如Juno新碟賣斷市,關鍵在於內容能否感動人。

Kenji回想,因為RubberBand起初想說社會的各種問題,但又不想放負,於是《Easy》採用用輕鬆手法,把封套設計成「Easylife guidebook」,教人用簡單小點子令自己開心些。
Kenji回想,因為RubberBand起初想說社會的各種問題,但又不想放負,於是《Easy》採用用輕鬆手法,把封套設計成「Easylife guidebook」,教人用簡單小點子令自己開心些。

串流平台只會顯示唱片封面,裏頭如何精彩也沒人知,這樣用心設計會否浪費了?他反而認為social media興起有助他說故事,「現在的人接觸CD,不再是先在唱片店,而是在social media得知背後理念是什麼。你覺得感動、毛管戙,轉頭就去iTunes聽那首歌,再觸發他買碟消費。」

2009年,RubberBand首次在九展舉行演唱會,Kenji為他們製作了一百八十個木盒box set,內含書、T恤、菲林、貼紙、畫等東西,講述他們製作唱片的過程,亦回應第一隻碟《Apollo 18》說的情節——帶木盒上太空。 設計的紀念品,
2009年,RubberBand首次在九展舉行演唱會,Kenji為他們製作了一百八十個木盒box set,內含書、T恤、菲林、貼紙、畫等東西,講述他們製作唱片的過程,亦回應第一隻碟《Apollo 18》說的情節——帶木盒上太空。

他曾不止一次說過,「在香港,人們願以300多元買一件T恤,卻不捨得花100玩買張唱片,即使做CD的心血遠超做件T恤。」他倒希望唱片公司拉闊思路,「如果金牌十年前就肯思考把RubberBand變成一個品牌,可能他們就行得沒那麼辛苦。只是當時大家好多成見,說想先做好音樂,其實不會因為想做件T恤就做不好音樂,因為根本是不同部門處理。外國已有好多成功個案,將自己的智慧放進品牌,將概念放入產品。」

他最想的,是歌手有日在台上不用哭訴,在香港做音樂有多辛苦,而是可以笑着告訴支持者:做音樂令生活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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