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菀之表示，平日為自己寫音樂時「是很自由和很真實的」，想怎樣表達就怎樣寫。但這次與香港舞蹈團合作，她特別感謝編舞楊雲濤老師給予的創作空間。「你不要因為是舞蹈就覺得是有框，或者因為是吳冠中老師的畫就覺得有很多框，一定要這樣……沒有。」她說，楊雲濤給了她很大的自由後，她便「好像一幅畫那樣去畫」，先細看吳冠中的作品，再結合自己對舞者身體的想像與意境去創作。

她強調，每一個音符的放入、間隔的長短以及整體佈局都有原因。「譬如有一些位我是寫得多一點的，結構是複雜的，但是老師就會說我這裏想很靜。」她便會深入理解「靜」的程度、持續時間，以及靜之後的情緒轉折，像畫畫一樣逐步把音樂建構出來。

王菀之特別提到楊雲濤希望嘗試簡約風格，令她想起極簡音樂（minimalism）。她坦言極簡音樂看似簡單，實則極難創作：「它可以很長，可以拖著一個音拖一個小時，但是裏面原來不斷變化……其實是很難寫、很難創造的一種聲音。」

當中，她最感動的是名為〈藤結〉的一幕。採用極簡音樂寫法後，舞者如何演繹留白的空間，令她每次觀看都忍不住落淚，形容「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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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頗大的失敗，雖然不是場令我傷心的落敗，但我承認，這的確是個失敗。」

會用「失敗」一詞形容，因為在店主阿信眼中，開書店從來都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說起來有點宏大，但他自覺要做的事從來簡單：讓書店存在，給當區的人多個地方、多個渠道吸收資訊和知識。他相信，一個城市健康與否，能從街上的舖頭判斷：「當元朗連一間獨立書店都沒有，以後便只剩下一種意識形態。」

書少少，難道真的「輸了少少」嗎？阿信不加思索地直言：「下，都不只輸少少啦」 。

書店開初取名「書少少」，不是要悲觀地食個「輸」字，用意是為了鼓勵自己「為書業做少少嘢」。阿信自嘲，這個鼓勵來到最後，反而成為一個安慰：「是有點諷刺，這個名稱到最後，像在安慰我，不過是輸左少少罷了。」

「但實際上，是不只輸左少少的」他續說，「如果說我以過的學習都是為了開書店，而如今書店沒有了，往後會否再開也是未知之數，這樣不就是失敗嗎？像以往的學習都白費了。」

他不覺得這是過於「結果論」或單以成敗論英雄。「我不認為應在書店執笠時，才講浪漫。單以結果而論，元朗，的確無辦法令一間書店生存。」

不選旺區 入駐元朗 無奈「要面對的現實，太現實了」

阿信通宵做屠房工作，以收入支撐書店開支。如此熱血追夢的故事，曾廣為傳媒報導。早在開店初期，阿信在二O二三年疫情期間接受本刊訪問，說過「在現在這個大環境，根本不會夠膽去計劃任何事。只能把眼前做到最盡。」

三年過去，書少少結業，阿信回首，自覺「其實未做到盡」，因為這個終結，不是計劃內的結束，而是無奈的結束。「如果我繼續投身下去，還可以多做一點。問題在於，我自己也開始有點猶豫。」阿信說，自己向來果斷，一有念頭，便會坐言起行，他說，如今他的信念有所動搖，只因「要面對的現實，太現實了」。

書少少選址元朗，而不是獨立書店林立的地區，源自阿信「不想把書店開在旺區」的考慮。可是，這個突破的嘗試終究敗給了吃人的現實。他說，二O二五年初，書店便已「捱得好辛苦」：「我每日都在掙扎，每日開門不知道開來做甚麼，開地舖與不開地舖根本無分別。」他頹然地說。

書店沒了，他隻身帶着書，離開元朗大馬路，可惜嗎？「完全不可惜」，他斷言，原來對元朗感情不大，唯一令他大感可惜的是，從此以後，這抹「日落橋下有間書店」的城市風景，便不復存在。

這場落敗 總有它的「浪漫」

在一次獨立書店的對談中，阿信曾分享自己最嚮往莎士比亞書店，能與時代共同呼吸和共渡。當時未及追問，用書店的身份和時代共渡是怎樣的經驗。阿信現在回答，帶點遲疑：「這是一件浪漫的事，雖然呢個字太過『行』（敷衍），但卻是準確的。」

這些年開書店的經驗，令他觀察到，走進書店的人會表現出自己較好的一面。「可能是基於大家對書店的想像。在外頭大家都表現得很真實，但一入到書店便會自動成為友善一點的人。」他說，進來的人不只是對店長友善，就連談自己的生活經歷，也能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那些事情。「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有人會覺得書店浪漫，能治癒人心。」

「也許，這也是獨立書店在這個時代所能發揮的『人性功能』。」他相信，書店就是個讓人在造訪後，能更好地看世界的地方。

這個時代 讓人放心哭泣的地方

說起用書店和時代共渡，他分享，書少少是一個曾讓不少讀者放心留下眼淚的地方，也許是被一本有共鳴的書觸動，有的是終於能講出心底話。「要在這城市覓得一個可以放心哭泣的地方並不容易，外面世界確實難以讓他們抒發，書店算是一個，在心理上，令他們可以舒服的地方吧。」

對於那些留下過眼淚的讀者，書少少是舒服的地方；那在阿信自己心目中，書少少又是怎樣的呢？他大喊這個問題好難答，久久沉思了一番，他才答道：「比我避世的地方吧。」

他形容，對外書店就是與大家共渡的地方，對內就是一個避世的空間：「我一日留在書店，一日就不需要進步。這麼小的地方，可以變的地方總有極限，因此不用刻意追求進步。」

十一年書店生涯 首次退場

從二〇一四年起，阿信入行做書店員工。十一年來，這是他首次離開「書店從業員」這個身份。他說，現在要做回一個普通讀者，是令他最不開心的地方，原因比想像中實際：「書店從業員比一般讀者多了一重『享受』，就是可以更快、更便宜地接觸新書。」

原以為最讓他難過的，是要告別書店的熟客和支持過的本地作家。但對於人，他反倒豁達：「書店和客人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會預料能長存一世，大家總能放得下。」

最後一日 熟客、朋友擠滿小店

最後一個營業日，大馬路依舊煩囂，小書店也同樣熱鬧，擠滿了熟客和朋友。

「元祖級熟客」Vicki 在阿信還在村屋經營「書少少1.0」時便曾到訪支持：「我當時好驚訝，竟有書店要預約，而店主竟會在小巴站親自迎接，一對一帶到書店。」那是五年前的事了，Vicki還歷歷在目：「最好笑的是，阿信開門給我後，便自己躲在一角吃麵包，若無旁人。」當時，那個細小的空間讓她驚喜的是，書架珍藏了多本鍾偉民的書，「簡直是知音！當時作者未出珍藏版，香港好少人看他的書。」這些年來，書少少離開村屋，進駐大馬路的地舖，Vicki都一直默默支持：「好多書，我會特登留返喺度買。」

「如果要在世界盡頭開一間書店，就是像書少少這麼一間令人神往」Vicki在結業日，在「黑筆記」留言。

留下的種子 總會發芽

來撐場的還有不少本地作家。阿信的好朋友心樂淘出一抽鎖匙，說書少少的鎖匙早就和他的家門的鎖匙扣在一起了：「這條抽鎖匙為我開啟了許多道門。」他們結識於十多年前，在Facebook上以文會友。心樂的第一本小說，正是因為書少少的開業而出版的：「朋友開了間書店，咁有緣，那我便都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書。」

心樂對書少少心懷感激，不只是因為它鼓勵了他小說的出版：「很少書店老闆對新作家如此支持，會寄賣我們的作品，還會教我們如何與其他書店談合作，還會給我們情緒輔導。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難免會有很多挫敗，而我們最需要的正正是書。」在書少少營運的短短幾年間，心樂出版了八本書，從業餘作家到現在辭掉全職，任自由職業者（slasher）專心寫作。

「他不會隨便與人攀談，但只要你肯開口，他就願意傾聽。那怕他不是傳統定義上讀很多書的人…當然，他其實讀很多書。」書少少結業，不捨得是必然的。「在這個時代，書店的結束必然會發生。與其想着不捨，不如想想一間書店完結前留下的種子，可能是讀者，可能是一些新作家。它們會一直都在，或者會發芽，生長成其他東西。」

攝於二O二三年

攝於二O二五年年尾

攝於結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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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的紅街市（提督街市），街市不只是個買菜的地方。豆腐檔旁、海味檔對面，有兩個靜靜的檔口，沒有人叫賣，沒有食物出售，牆上貼滿照片，展示着種種從街市出發創作的作品。

本地藝術家白雙全在過去兩個月進駐紅街市，帶領一眾由澳門團體「埋欄文化」主辦的《紅街市鮮活文化節》的活動參加者，把五位國際知名藝術家的創作方法直接放在街市中。他說：「我好好奇，將這些國際著名藝術家的創作，直接放在街市，會有甚麼碰撞？可否打開對街市的想像？」

駐地藝術家白雙全（右）、策展人陸竹（左）

直視一件物件二十分鐘

文首的問題，源自美國藝術家 Tom Friedman 的作品。他愛拿日常物品，想像如何脫離物件被設計的功能。其中一件作品，他拿了一張平平無奇的A4紙，直視它一千小時。

Tom Friedman《1000 hours of Staring》

白雙全把這個概念帶到紅街市，他邀請參加者找一件街市裏的物件，注視二十分鐘。有人看魚缸，有人看「劏魚佬」劏魚，有人看通風口。其中一位參加者觀察閉路電視，特意找一台沒有其他鏡頭能拍到的CCTV，站在它下方，鬼馬地朝着鏡頭大叫：「你睇我唔到！」

另一位參加者則專注看魚檔檔主劏魚。看着對方手起刀落的「表演」，想像飛舞的血肉與魚鱗落在白圍裙上，不禁聯想到殺魚血肉橫飛的過程，就像顏料落到白畫紙上，正如Action Painting（行動繪畫）一樣。在觀察字條上，創作者寫道： 「殺魚能不能像畫畫？」

而參加者Jason則觀察到海味店的常見食材——銀魚仔，他發現每條銀魚仔身體微微彎曲，有眼有尾，像一個小小的箭頭，有着方向。於是他將它們一尾接一尾地排列起來，構成了一幅幾何作品。

「這件作品放在藝術館裏，毫無疑問是一件藝術品。」白雙全介紹着。他說，所謂可能性，就是讓物件脫離原本的功能，找出更多使用方法。就像這些銀魚仔，跳脫了作為食物的功能，成為藝術作品，便多了一種功能——觀賞性。

「這件作品放在藝術館裏，毫無疑問是一件藝術品。」白雙全介紹着。

「給你一個橙，請你不假思索地拋走」

日本藝術家田中功起（Koki Tanaka）的創作同樣圍繞最日常的現成物（ready-made object），他熱衷於將物件從日常用法中釋放。田中其中一件作品名為「Take an orange and throw it away without thinking too much.」（拿一個橘子，不假思索地往外丟）。他在巴黎東京宮藝術中心的廊道，將一箱箱橘子從樓梯倒下，大批橘子在階梯上跳動、滾動、翻轉，帶來鮮明澄淨的視覺效果。

白雙全笑言：「如果在街市這樣做，阿姨們一定會責怪我浪費橙。但這件作品在美術館進行，卻沒有人覺得有問題。在美術館裡，人們會開放自己的心態，覺得什麼都可以接受。」

他形容，田中功起的藝術作品之所以能夠跳脫日常框架、營造出一種跳躍感，是因為他講求「pop up」，跟從人最原始的反應、第一個念頭。就像你拿到一個橙，不假思索、不經邏輯，直接把它丟出去一樣。白雙全認為，這種直接，正是一種「鮮活」的感覺，恰好呼應了這個藝術節的名稱，「鮮活文化節」中的「鮮活」二字。

他說：「說起街市，你可能會覺得那是媽媽才會去的地方，好像很陳舊。但街市裡的食材都是新鮮的，因此，我們該如何在街市中找回那種鮮活的感覺？」

於是，他帶領參加者在街市搜羅不同物品，並違背它們原本的功用，發展出更有玩味、更反轉的用途。結果，有人拿來雞蛋包裝盒不停踐踏，也有人把生果的發泡膠包裝當成小籃球，拋進大發泡膠箱中。

在一個新城市中 尋找另一個自己

除了物件，也有創作專注在人與社群的關係上。他們以比利時藝術家Francis Alÿs的作品《分身》（The Doppelganger）作藍本：你在一座新城市遊蕩，尋找一個背影與自己相似的人。

Francis Alÿs的作品《分身》（The Doppelganger）

白雙全把這個概念放到紅街市周邊的社群。一眾參加者在紅街市外，摩肩接踵的高士德大馬路與罅些喇提督大馬路旁，尋找與自己有相似背景的人合照。

過程中，參與者與陌生人互動，產生了對社區的不同觀察與經驗。其中一位參加者Carrie在作品簡介中寫道：

「第一次嘗試失敗了。第二次遇到一位年輕女性，她友善地回應了我。我會找她，主要是覺得她和好幾年前的我很相似。我們最終在街市門外的行人路上、紅燈前站着。她說：我要返屋企了。我當下只回了：哦，哦。但還是等到轉成綠燈時才告別。

那個瞬間，我感覺到城市中陌生人之間微妙的距離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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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蘊藏無數茶果嶺人回憶的村校，如今變成一堆石頭，橫放在地盤的工地。

這些石頭，橫看豎看，都很平凡；其實，他們大有來頭，那是出產自茶果嶺石礦場的花崗岩，俗稱「大麻石」。

別人看，可能是頑石；有心人卻從頑石之中看到「寶藏」。

兩個與茶果嶺關係密切但並非在那裏長大的人，對石頭可能被移除的命運，感到痛心；兩人焦急萬分，聯絡本刊，嘗試為石頭發聲。

「石頭不懂得說話，我幫他們說！」

Major並非在茶果嶺土生土長，爺爺嫲嫲那一輩開始搬入茶果嶺村，父親在當地出世，長大了娶老婆，在茶果嶺酒樓結婚擺酒。Major小時候已不住茶果嶺，不過他經常隨長輩回村遊玩，保留了許多兒時記憶。去年初，他得悉茶果嶺石屋和學校被拆，石頭可能會棄置到堆填區，倍感可惜；雖然聽說政府計劃把部分石頭砌成一條路，但他思前想後，認為富有紀念價值的石頭終日給人踩在腳下，可能並不合適。

「石頭如果是人的話，他們已經在這條村生活了很多年。石頭不會說話，但存在了很久，我們想幫他們說故事。」

茶果嶺見證了早期香港採石歷史，因盛產麻石，被稱為「打石村」，早期開採全靠人手，工匠先在石面鑽孔，放入木楔灌水，利用木頭吸水膨脹的原理將石頭爆開。舊立法會（現終審法院）和舊中銀大廈據記載都由茶果嶺的大麻石建成。

1957年的茶果嶺礦石場

Major希望有關部門可以善待石頭，不要當成普通垃圾處理，應該為這條曾以出產花崗岩聞名、客家石匠聚居的村落留下歷史記錄。他坦言自己沒有保育或藝術的專業知識，因此聯絡傳媒，是想「尋找其他保育界、藝術界、文化界的人士向政府和村民提出不同方案，集思廣益，深入討論怎樣利用這些石頭，建造有用的東西回饋這條村。」

對於有說法指政府或利用石頭鋪路，他略帶質疑：「香港已經有一條石板街，擁有百多年歷史。香港是否還需要另一條石板街？」

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會將四山學校拆卸後的部分花崗岩石塊交予香港房屋協會，而房協接受本刊查詢時則指，會按實際情況積極考慮在設計發展項目時，採用或展示學校拆卸後的部分建築物，具體安排，將於日後詳細設計該發展項目時敲定。

大宅與廟堂得保留大麻石何去何從？

港府於二◯一九年提出茶果嶺清拆重建計劃，涉及全村約八點九公頃土地，預計未來可提供四千五百個公屋單位。目前清拆工作進行至一半，天后廟一帶的寮屋與石屋已全數拆毀。至今被拆除的包括石砌樓房、礦場遺跡、四山公立學校和茶果嶺鄉公所等建築，僅剩榮華冰室和茂發茶室那一小半範圍。

村民表示，地政署曾口頭通知，今年六月底是遷出的最後死線。地政總署表示，受第二階段工程影響的九百三十戶住戶，其實按地政署去年六月張貼的法定通知，須於當年九月十二日或之前遷離，不過，地政總署接受本刊查詢時指，會在不影響整體工程時間表情況下，盡量為居民提供更多緩衝時間。

無論如何，這條約有四百年歷史的茶果嶺村，即將被徹底夷平，剩下的只有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的羅氏大屋和天后廟。

被保留的三級歷史建築羅氏大屋，內裏破舊失修，環境惡劣、充滿垃圾。

Major留意到已拆除的石屋石頭幾乎全被丟棄，他擔心剩下來的一半同樣會被當作垃圾處理：「一半已經拆了，但還有一半的石屋尚未拆除， 難道那些石頭，我們要視而不見、把它當作垃圾嗎？為甚麼連一塊石頭都 無法保留？我們不懂得如何構想、如何利用這些石頭，但我有信心政府是有意保育的，只希望方案不要那麼一體化就好。」他希望石頭保留後，用途可以更豐富和多樣化。

兒時記憶 點滴悸動 藏在一磚一瓦

這一天，Major帶着記者穿梭狹窄的村落，幾乎每一處，都有他聽過的故事。他指鄰舍輔導會說：「這裏本來是添添酒樓，就是我爸爸媽媽擺酒結婚的地方。」他原以為酒樓早已被大火燒毀，後來表兄告訴他，酒樓變成了鄰舍輔導會，他有感「失而復得」，令他滿心歡喜。他說，他一眼看見鄰舍內樓梯的階磚，就知道是這兒沒錯。

Major父母的結婚舊照

鄰舍輔導會茶果嶺中心現仍保留添添酒家部份地磚和紙皮石樓梯。

他喜孜孜地分享自己未曾經歷的那個「古代」：酒樓對面就是他爺爺開的粥舖，而酒樓老闆羅添，正是撮 合他父母姻緣的媒人。

雖然他不曾在茶果嶺住過，但小 時候經常來玩耍。每逢天后誕和師傅節（又稱魯班誕），爺爺嫲嫲都會帶 他「回鄉」，與眾親友相聚。

二◯一九年《施政報告》提出清 拆茶果嶺村後，他念茲在茲，不知不覺便多了回村。他自己也感到奇怪， 為何現在每次回到這裏，心裏就有一 股極為強烈的感受：「一個地方，即使沒有住過，但只要小時候經常來， 就會給你不一樣的感受。」

七十歲願當看守者 石頭產地不能沒有石頭

茶果嶺鄉民聯誼會副主席陳國康，同樣不在茶果嶺長大，但他笑言自己早在一九八九年「嫁」到這裏來—因為他的太太（也是Major的表妹）正是茶果嶺土生土長居民。兩人結婚，在這裏成家立室幾十年，至今捨不得離開。

陳國康在外邊有樓，但仍留在茶果嶺居住，只因為要好好「看守」那些石頭。即使在六月底後，不得不 搬離村子，他也承諾會不時回來「探石」：「我就是要好好看着，政府會怎樣處理。如果沒有其他人看守石頭， 那我就靠自己去看守。」

上了年紀，有心有力，欷歔難免：「我現在七十歲了……老實說， 能看守多少年？大約多看守十年八年 吧。」 他想保留石頭，原因簡單：因為這些石頭讓他感到自豪。他從事建築行業，覺很這些石塊很美：「舊立法會、舊中銀，還有廣州的教堂，都用上了這些石頭。」他認為，如果連這些石頭都無法成功保育，香港根本就沒有資格說自己的文化保育做得好。

「想像一下，別人來到這些石頭的產地，卻甚麼也看不見，難道不會反問：為甚麼沒有石頭？是不是在騙人？」

舊生回故校 惟有回憶沒有消失

一行人終於走到文首提及的四山公立學校原址，那裏毗鄰天后廟，已經變成一處泥堆。

居民黎錦華看着空地，百感交集。他在四山公立學校度過了八個寒暑。該校創立於一九五二年，到了一九九三年，因收生不足停辦。

黎先生是土生土長的村民，父母在茶果嶺經營「黎新記」豬肉檔。 一九六二年，他只有五歲，第一次背起書包走進四山公立學校。說起那段日子，他忍不住笑：「我一九六二年入學，一九七◯年先至畢業，讀咗足足八年。」他毫無愧色地補充說：「留班幾好㗎，識多好多同學。」

「我讀咗足足八年才畢業，留班幾好㗎，識多好多同學。」黎錦華說。

提起村校時光，他腦海最先浮現的，不是課本，不是知識，而是那個經常用來踢足球的籃球場。「放學後，我們總在那兒踢波，自從我們開始踢波，學校就慘啦！一樓課室的玻璃窗，天天被我們射穿！」 黎先生兩鬢斑白，說起往事，語氣裏依然帶着幾分頑童的笑意。

黎先生承認小時候頑皮好動，不愛讀書，經常逃課，溜到操場旁的乒乓枱打波。試過一次（還是試過許多次），他因為「百厭」，校長用了一根比手指粗、半個人高的超級藤條，狠狠打他的屁股。問他被教訓之後有沒有乖一點？他囁囁嚅嚅地說：「會乖一點，但只限見到校長的時候。」

「我不怨校長，反而很感激他，現在知道他是為我們好。」當時不知 道？他笑着說：「小時候當然不會知道。」

「天長地久有時盡」 升班有時 留班有時

雖然是村校，教學卻不馬虎，入學試也很嚴謹。黎先生憶述，老師會 在一至一百個數字中，先用手遮蓋其中兩個數字，然後叫考生念出缺少的數字。黎先生在上小學前，曾就讀羅氏大樓樓上的藝文私塾，一個月學費十元（那時大米只是幾毫子一斤），所費不菲，基礎比別人好，自然能夠輕鬆入讀四山學校。

他說學校採用OEC（Overseas English Course）教材，二年級開始 學英文，從ABC學起；三年級學習詞彙，例如「a man, a pan」；四年級 便開始學文法，要讀整本英文書。問他跟不跟得上，他爽快地回答：「會的就會，不會的不會吧。」

四年級是一道關卡。一至四年級各有兩班，五、六年級縮至一班，因 此四年級要淘汰約一半學生才能繼續升級。無法升級的學生，學校會讓學生選擇重讀；若重讀也考不上，便惟有離開。

五年級那年，他記得中文老師名叫何其遠，何老師教他們背誦一些中學範文，例如《長恨歌》和《岳陽樓記》。事隔大半世紀，滄海桑田，那些句子卻一直留在黎先生腦裏。

黎先生最記得的是，學校充滿人情味。當時學費每月三元半，包括五 毫堂費，黎先生說：「五年班時老竇過身，家裏窮，學校便免了我三蚊學費， 只交五毫子堂費，俾我讀到畢業。」如今，球場不在了，學校不在了，用藤條體罰他的校長不在了，

教他背《長恨歌》的何其遠老師也不在了。留下的是記憶、知識和情感。他即場背誦白居易的《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聲音在空曠的工地迴盪，與陣陣的打樁聲交織。他望一望前方，驕傲地說：「當時很多同學背不到，我背到。」

看着你長大 石頭的前世今生

畢業數十年，第十五屆四山小學舊生Kitty對學校的一切記憶猶新。她最喜愛的就是學校操場的鞦韆。「最熱門的就是鞦韆，小息去盪，可要排隊的。」

第十五屆四山小學舊生Kitty（前排右三）當年於四山學校與同學合照

一草一木，一牆一梯，如在目前：「我記得一入去，有個校務處， 正門左手邊是校務室，旁邊是音樂 室，右手邊是一年級、二年級、三年 級，三個課室。然後上樓……啊，我 記得那個扶手樓梯，扶手的石頭很滑，走到上去，就是四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的課室。」

四山學校的主樓梯採用弧形設計，扶手頂部和中環街市著名的中央樓梯一樣，以淺綠色水磨石覆蓋。

Kitty所說的扶手樓梯，為該校的主樓梯，採用精美弧形設計，扶手頂部由淺綠色水磨石覆蓋。別出心裁的設計背後，是建築師李憲龍手筆， 他是首位成為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 （FRIBA）院士的華人。

四山公立學校曾是香港碩果僅存、以優美圓弧轉角、橫向線條及工業時代風格為特色的建築之一，具保留價值，但因沒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而遭拆卸。 Kitty對學校的麻石建築印象亦特別深刻：「學校啲石好靚㗎，那些麻石冬暖夏涼，而且很堅固，保存到現在都不會腐爛。」

四山公立學校曾是香港碩果僅存、以優美圓弧轉角、橫向線條及工業時代風格為特色的建築之一。

打風時屋頂的東西會被吹走

談到昔日茶果嶺的生活，她說： 「好開心㗎，成條村通街跑，乜都玩 一餐，永遠唔會悶。」不過，她也承認當地居住環境其實頗為惡劣，連安全水平也說不上：「我後來搬了上樓，那種生活、衛生、設備，是真的 好一點、舒服一點。起碼颱風時，不用擔憂。」

她記得小時候，颱風過後，屋頂的東西都會被吹走，媽媽會買一些黑 色的瀝青，找叔伯幫忙修補。「每一 年屋子都要維修，因為以前的房子都是隨便搭建，有的用鋅鐵，有的用木頭，不時漏水，很多老人家到後來，更是沒能力修整房子。」

面對茶果嶺村消逝，她處之泰然：「地球在轉，這是時代的巨輪，要拆村，都沒有辦法。」

母校的石頭  一直留在學生的心頭

唯一惦記的，是母校的石頭，她期盼那些石頭會有個較好的歸宿： 「若情況許可，留點石頭都好，其實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來茶果嶺以前出產很多石材，有些更是十分名貴的。」 把石頭留下，築成路也好，搭建成其他東西也好，留下總比遺忘好。

「如果不是， 就真的沒有人記得……連石頭曾經存在過，都沒人知道。」Kitty說。

學校去年五月被拆卸，如今變成一堆堆石頭，橫放在地盤的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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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被當地媒體譽為「柬埔寨首部原創逐格動畫」——《Skinny Fish》（高棉語Kaun Trei意為「瘦弱的魚」），故事情節看似簡單，充滿童趣，其實揭露着嚴峻的社會問題：農村的衰落、工作騙局，人成為可拋棄的「資源」。

劇本來自一粒旅途中埋下的種子

《Skinny Fish》的編劇Brett Harston來自紐西蘭，有豐富的劇場與影視經驗。在一次暹粒旅行中，他在旅途遇見很在米田辛勞幫忙的孩子，心中暗暗詫異：「孩子不是應該在學校才對嗎？」仔細觀察後，他發現孩子們並沒有被忽略，而是被深深愛着、看顧着。大人為了照顧小孩，才把他們帶到田中，孩子只是幫忙打下手。Harston說：「這是生存所需，每個人都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才能活下去。」

在旅途碰見的景象，長存在他腦海，成為創作的苗頭：「在我心中，這顆種子慢慢長成了一個想法。」

Harston想把這個念頭轉作成一套電影，奈何真人電影拍攝的成本太高，只好轉向動畫製作。於是，他拿着故事聯絡了柬埔寨一間非政府組織 Phare Ponleu Selpak。三次嘗試，都沒有回音，直到2025年9月，他才獲得會面的機會。

在柬埔寨的苦難中掘起的「藝術之光」

Phare Ponleu Selpak，「Phare」在高棉語意謂燈塔，即帶來光明、指引的意思，英譯為 Brightness of the Arts，即「藝術之光」，是一個自1996年起在柬埔寨為貧苦兒童提供藝術教育的組織。這個NGO的創立絕不簡單，與柬埔寨的苦難歷史有着密切的關係。

時間回到1986年，赤柬大屠殺完結後的十年，在泰柬邊境的難民營裡，充滿着因內戰和大屠殺，而陷入沉默與恐懼的孩子。一位年輕的法國教師Véronique Decrop在營中開設繪畫工作坊，為了這些承受了人類史上的重大悲劇的孩子們，提供一個出口、一種語言。

1991 年，當《巴黎和平協約》簽署後，柬越戰爭正式終結，和平來臨，所有難民營勒令關閉。

九名營中的孩子和老師Véronique，把那束「藝術之光」帶回他們的故鄉Battambang（馬德望）重新點燃，創立了上文提到的藝術機構 Phare Ponleu Selpak。從提供簡單的繪畫課開始，學校漸漸擴展至音樂、戲劇，甚至馬戲藝術，療癒了柬埔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創辦人在訪問中曾說過：「協會的成立，是為了幫因戰爭後果而受創的孩子、孤兒、街童，也讓所有孩子發掘自己的身份認同。」

至今，超過1,200名學生就讀了協會附屬的免費公立學校，近500名年輕人接受過他們的藝術與表演培訓。而這部《Skinny Fish》的創作團隊 Phare Creative Studio 在2016年萌芽，亦是協會的數碼動畫分支。

今次的製作《Skinny Fish》就是這個創作室的首部原創作品。項目監製 Pagna Chan 強調：「這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文化項目。每一張素描、每一個畫面，都是我們的學生通過藝術，重新掌握敘事權力的旅程。《Skinny Fish》是我們送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只有柬埔寨人才能說的故事。」

正如電影主角Rithy 緊握著母親所傳承的護身石子，潛入深海；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每一員，都秉持着機構創辦人當年在難民營握著畫筆的精神，努力創作。

一秒24幀 一筆一畫勾勒柬埔寨身份

柬埔寨電影產業在1960年代曾輝煌一時，其間電影產量達四百部，去戲院看電影普及成民間娛樂，電影主題曲大受歡迎，後來幾乎被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徹底摧毀。創作團隊揹負着「柬埔寨首部手繪原創動畫長片」的使命，他們雄心壯志，希望為電影建立一種「能夠反映柬埔寨身份、具標誌性風格」。

為了令效果更好，動畫採用了傳統的「逐格動畫」技術，每一秒鐘的影像需要畫24幀圖像，每一張圖片，都是他們融合傳統高棉水墨與壁畫藝術，一筆一畫在電腦或繪圖板上精心繪製的。

項目監製 Pagna Chan 在訪問中說：「現今世界各地，有代表日本的風格，有代表迪士尼的風格……我們不想抄襲任何風格，力求創造一種展現柬埔寨身份的風格。」他補充：「我希望柬埔寨人會為此而感到驕傲。有了第一部，我們將來定會製作更多大銀幕的作品。」

《Skinny Fish》的Kickstarter募資活動於2026年4月13日截止，為資助前期製作階段：角色設計、世界觀構建與劇本分鏡。電影最終製作預算估計為45萬美元，截至目前，項目僅籌得約9,873美元，未能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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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二重奏》的MV，沿着蜿蜒山路緩緩展開，一對戀人駕着卡車前行，帶種近乎Bonnie and Clyde式的浪漫：逃離、相依，以及終將抵達的宿命。SENZA A Cappella的《靈魂二重奏》情感細膩，內斂深沉，但這並不是它最初的樣子。

對SENZA而言，這首歌最初的輪廓相對簡單，一首旋律柔和的愛情小品。直至文本的出現，逼使他們重新探索聲音的製作方向，這首歌到底要怎樣「唱」出來。海外巡演告一段落，在進行專輯餘下曲目的錄製之前，SENZA回到長沙灣的工作室，重新打開那份歷經多個full mix版本的音軌檔案，回顧《靈魂二重奏》如何一步步建立出現在的模樣。

靈魂的想像：Demo與創作起點

這首歌旋律柔和，由Gordon Flanders專門以無伴奏合唱的唱法構思而成。當成員收到demo時，卻對歌曲各自產生不同的聯想：有人聽得出親密柔軟、浪漫甜蜜，也有人感受到有如置身雪山之中的孤寂。這種差異來自旋律走向本身，Gordon擅用簡單的五聲音階，寫出充滿個人色彩的主線。它沒有強烈外放的情緒，而是留下一種模糊的温度，偏冷，但在冷意之中帶一絲温暖。

SENZA計劃接下來的專輯，將會是一張多風格唱片，而當中需要一首抒情歌，寫寫愛情小品。直至收到小克的歌詞，為這首歌注入「靈魂」，整合出更完整的構圖。歌曲講述的愛情，不再單指感情中的二人，而是與外部產生某種連結，承載更多重量。「倘若一天世界容不下我們，那你我便逃到天崖海角」，歌曲的文案多少透露出對抗世界的意味。Jax補充，每當他們唱情歌時，內部也會有一些爭議，與其他一般主流情歌相比，「我們五個人，究竟是否也走同樣的路線」，而這份詞正正為SENZA找到一種更適合他們述說愛情的方式。

在編曲時，他們大致參考原創的和弦進行，保留demo的簡潔。而歌詞本身有一份張力，為了回應歌詞，Peace在副歌後半段做了些重新配置和弦（reharmonization）的處理。借用一些原本結構以外的音符，令聲音偏離原有的航道，情感更為強烈。這些改動最終需要轉化為五個聲部，為a cappella編曲時，首先要唱出情感。人聲與樂器不同，無法任意唱出所有聲音的選擇。Peace解釋：「如果那些音色太奇怪，或者是不夠友善，不適合人去演唱，就很難唱出平滑的效果。」

男中音Jax

人聲的建築：錄音與編曲

隨着曲風和命題的確立，成員決定由Peace負責主音，她一向擅於處理細膩的情感。以主音的演繹為框架，其他聲部與和音隨之靠攏——通過模仿主音擺放的位置、音調的高低、節奏停頓與收尾，將原本屬於一個人的聲音和情感進一步放大。聲音的建築依次進行，一船來而，由低音到人聲敲擊，主音擺在中間位置，最後處理延展的和音與長音。其他聲部的加入，就像空間裏的迴聲，層層堆疊，最終融合為一。

這次他們一改以往慣例，有如曲中遁世的意境，Peace選擇獨自進行錄音。SENZA過往的製作多半是集體完成，在錄音的過程中互相監製，提出意見即時修正。這次沒有成員在場，Peace刻意選擇一個抽離的環境，好讓情緒不受干擾，慢慢沉澱。而她在編曲的過程中，已預先將人聲編成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音樂數位介面。可連接各種電子樂器，即時交換演奏資料）。獨自一個在錄音室裏，聽着耳機裏的琴聲，描繪出音樂的輪廓。在細節上，他們保留了演唱時的呼吸聲。那些原本可被抹去的氣息，隱約留在語句之間，如歌者貼近你耳邊，輕聲細語。

女低音Peace

砍掉重練的Mix：讓聲音留白

處理人聲的混音，難在保持克制，而免於單薄。在最初幾個版本，聲音質感紮實，層次分明，其實沒有甚麼問題。只是，當五把人聲彼此交織，總有點過於喧鬧，這與歌曲原本想帶出的孤寂感有所衝突。King一直以來都親自負責SENZA的混音工作，今次面對着新的風格類型，過往累積的經驗和慣性，反倒成了限制。

「太熱鬧了。」
「這個位置太吵了。」
「男聲太多了。」

面對創作的瓶頸，他們選擇推倒重來，重新編排、錄音。從難以言說的感覺作為開始，Miri指出大概的方向。King則伏案研究，將直覺轉化為技術操作：削弱人聲的低音，抽走重量；加入回音，令聲音在空間停留；將聲音擺後、拉遠距離，來營造回音的質感。除此之外，Miri為Verse 1補上一段高音top line，從原本擠壓的中低頻延伸開來，拉闊了空間感。前段的留白，為後段變化預留空間。尾段副歌加入了由人聲取樣的鼓聲，混合回音效果，層層遞進，將情緒推向臨界點。

女高音Miri

男低音King

「A cappella就係a cappella」SENZA的創作哲學

成員在創作時也曾詰問，怎樣的一首歌才適合無伴奏合唱？

「如果標準取決於它像不像，那幾乎所有曲風都不適合」，Jax斬釘截鐵地說。成員坦言，不論Dream Pop、City Pop、Rock還是Hip Hop，人聲都無法完整複製樂器的音色，也沒有辦法重現整支樂團的編制，而且人的音域遠不及鋼琴，這就是人聲的限制。「如果撇除要把聲音模仿得非常相似，其實沒甚麼是不適合a cappella唱的。」

「每種演奏方法，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形式。」Fu補充，「用acoustic結他去演繹hip hop，就會有acoustic的味道；一隊樂隊改編管弦樂團的作品， 那麼他就將那段音樂變成了樂隊形式；a cappella就是a cappella。」Peace分享自己反而享受這種有限條件之下的創作狀態——只拿著一支mic，嘗試在裏面玩不同的東西，享受這種只用聲音唱歌的自由。

Miri續指，人聲作為一種樂器，其實有更高的可塑性。譬如同一個音，用不同的元音把它唱出來，hmm、hu、ha，情緒會完全不同。頭聲或是胸聲，不同發聲位置，則改變聲音的質感。單單一個「hu」都需要反覆練習與琢磨。過程中，每一個選擇、每一個微小的決定，就是創作。

SENZA正在籌備五月的香港音樂會《So Far》，同時發佈第三張專輯《Cadence》。這次將會是阿Fu淡出團隊前，最後一次共同演出。接下來，他們將會以不同的形式和身份，繼續探索音樂的可能。

男高音阿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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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超市或便利店，眼前盡是誘人難拒的不健康超加工食品。多項研究顯示，超加工食品（UPF）攝取過多，是致肥主因之一。

包裝上的信息會影響我們買甚麼、吃甚麼。稍微改動標籤，對我們的購物選擇就有出乎意料的影響。

專家指，現時的食品環境（例如食物怎樣生產、怎樣推銷、怎樣銷售）本身已經「致肥」，引導消費者選擇不健康的東西。倫敦帝國學院公共衛生研究員 Franco Sassi 表示，人們自以為能選擇買甚麼、吃甚麼，但證據卻非如此。他說：「即使你以為自己作主，其實環境決定了你會選甚麼。」

二○一六年，智利強制高糖、高鹽或高卡路里的產品貼上黑色標籤，結果高熱量產品的銷量下降了23.8%。

令人「上癮」的超加工食品

食品環境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讓製造商賺取最大利潤而設。

Franco Sassi 表示，產品怎樣向我們推銷、可以在哪裡找到，對我們最終的選擇有關鍵影響。「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其實都受周圍環境中看到的東西控制。」研究一直證實，食物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受我們的環境、價格和是否買得到影響。

更麻煩的是，製造商把超加工食品調整得盡可能難以抗拒，甚至越來越多人指出這些食物會「上癮」。儘管大家越來越清楚超加工食品與不良健康後果之間的關聯，情況依然如此。

歐洲用營養評分標籤食物 「E級」食物銷量下降

在食品標籤清楚列明食品資訊，可以改變消費者的行為。中美洲多國已實施這個措施，也證實超加工食品警告標籤有助消費者辨識此類食品，並影響其對產品的觀感及購買意願。

以法國為首，多個歐洲國家也開始採用「營養評分」（Nutri-score）標籤。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研究主任、標籤的聯合設計者 Mathilde Touvier 解釋，這個標籤用顏色字母來區分營養等級（深綠色A最健康，紅色E最差），幫助消費者在購買食物時做出更明智的選擇。至今已有1500個品牌使用這個標籤，要求在歐洲強制使用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Nutri-score 的出現，源於 Mathilde Touvier 和同事做了多項大型研究，證實營養質素與癌症等不良健康後果有關聯。她說，這引發了媒體廣泛討論，令公眾覺得自己被食品工業「下毒」，反過來給食品公司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改變。結果，一些製造商減少了產品中的糖分，並從精製麵粉轉為全麥麵粉。超市也推廣更健康的產品，令「A級」產品銷量上升，「E級」（營養質素差）產品銷量下降。Mathilde Touvier 說，Nutri-score 標籤因此也改變了消費者的行為。

「營養評分」（Nutri-score）標籤。深綠色A代表最健康，紅色E代表最差。

自身改變的第一步 了解如何擺脫UPF  

雖然香港還未有「營養評分」的標籤政策，但在「致肥」的食品環境下，我們也可以靠自己做出更健康的選擇。研究顯示，鼓勵個人改變行為，確實能改變他們的飲食習慣。倫敦大學學院的 Samuel Dicken 和 Abi Fisher 最近領導的一項研究指出，一對一的輔導令45名參加者減少了UPF攝入量。

參加者接受個別輔導，內容包括哪裡可以買到更健康的食物、低UPF的膳食計劃，以及如何從頭開始煮食的指導。Dicken 說：「我們知道需要改善環境，但也需要給人們技巧和行動來改善飲食。」

六個月的研究期結束後，參加者報告超加工食品攝入量減少了25%，同時體重下降、BMI降低、身心健康有所改善。這是一個沒有對照組的先導研究，團隊希望日後進行更大規模的試驗。他說，參加者對這些干預措施的反應也極為正面。

當然，個性化的行為干預既耗時又昂貴，而且健康的食物往往比不健康的選擇更貴。Fisher 指出，要實現真正的改變，需要多種措施一起推行，因為任何單一方案都無法獨立奏效。「食品環境非常複雜，我們確實需要所有行動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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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的「發酵」，就像麵包發酵本身一樣隨機。本身有陶藝經驗及關心土地議題的Cd對土，可謂情有獨鍾。她歐遊期間造訪了荷蘭的「可食用土博物館」（Museum of Edible Earth），認識世界各地的食泥文化，深受衝擊；又巧合地參與了一個麵包塑型工作坊，於是異想天開，想把麵包的酸種混入泥土中，以陶藝技法讓兩者交融，觀察它們如何互動。

龐貝古城的麵包啟示

觸動Kiki好奇心的，則是一個在意大利維蘇威火山灰中「沉睡」了兩千多年的麵包。Cd向她分享了旅途中遇到的、在龐貝古城出土的麵包文物。這個麵包因為火山爆發時被岩漿高溫碳化，因而得以保留二千多年，Kiki在展覽介紹中這樣形容：「時間與高溫把麵包的記憶『定格』住。」令她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一個本來容易發酵變質的食物，遇上自然災害的悲劇，反而跨越了時間的線性，以最初的模樣，遇上了今天的自己。

「無論人或麵包，遇到什麼新的衝擊，都會改變它的形狀。」十多年前，Kiki在粉嶺馬屎埔村遇上酸種麵包，一試便愛上。麵包從此改變了她生命的形狀，讓她在快速的世界，學到了專注與投入。這些年來，她不斷嘗試把新材料放進麵包，逐少加入、實驗，觀察材料如何改變麵包的質感。

時間的雕塑：麵包也是藝術？

陶藝和麵包一樣，同樣依賴手的搓揉、高溫的烘焙。陶藝是工藝品，也可以成為藝術，那麵包呢？

問她會否覺得今次的麵包，是一種藝術創作？她有點猶疑，說比較像是一種帶有實驗精神的體驗。「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有點猶豫，始終要突破大家對『藝術創作』的一些想像……」片刻思考後，她說：「其實麵包也是時間的雕塑。你看這些氣孔，其實很美、很奇妙，也不是我可以完全控制的，有其他『朋友仔』（細菌）的幫忙。」

她笑言，往年曾跟鼓勵自己做麵包的陶藝朋友說：「總有一天我會開始做陶。」朋友問為什麼，她輕輕帶過，認為兩者很相似，卻說不出相似在哪。如今她有感：雖然兩者都要經高溫烤焗，但麵包是向外膨脹的，而陶藝經烤焗後則會收縮。

每一個泥土麵包都經由Kiki和Cd二人親口品嚐。她們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分析和理解，這全新嘗試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味道。在混入30%泥土的麵包品嚐筆記中，她們寫道：「風味：麥芽／黑糖，越嚼越香。」

Kiki憶述，一切開這個30%泥土的麵包時，異常驚訝，一股黑蜜糖的味道撲鼻而來。箇中因由，她自言不是科學家，無法解釋，只能猜測，可能是泥土的加入，改變了麵包中麵筋蛋白的氨基酸排序，令它散發出蜜糖般的香甜。

土壤記錄Cd的生命地圖

至於Cd今次的創作，更多是重組她生命中遇過的土地。她在試管中展示不同土壤，讓人客觀地觀察泥土的分層與形態。而這些都是令她有所感悟的香港土壤，如讓她初次嘗試自然建築的上水心田塘泥、有讓她認識到種田生活的上水餅乾田邊屋；亦有她形容為「起點」，讓她意識到農田、社區與土地有所關聯的屯門生活書院內的一些堆肥，也有令她惋惜、因發展而逐漸絕跡的茶果嶺觀音土。

她將這些土壤混入酸種酵母，以陶藝技法放入窯中高溫燒製。這些成品並非完美無瑕的陶藝品，有些略帶破碎，有些出現裂痕。

陶藝遇上酵母

其中有些作品像上了釉一樣，帶有花紋。Cd介紹着，這是她蒐集有關泥土與酵母之間關係的資料時，意外發現一種古老的東歐陶藝技法——「酵母燒」（Obvara firing），於是便嘗試在上水心田，自製了一個火坑，將素燒過的陶瓷加熱至約攝氏900度，再用鉗子取出，浸入酵母混合物中，最後放入水中急冷。理論上，高溫會令混合物在陶器表面瞬間燃燒，形成獨特的斑斕花紋。

CD笑着憶述，因為火坑温度不夠，而且，鉗出陶瓷來的時候，手忙腳亂，温度流失太快，沾上麵粉漿後未能順利燒結，有些作品最終竟發霉了。

視爭議作一場實驗？

關於這個展覽，不少網民質疑泥土和麵包之間的結合，Cd表示理解，「我嘗試代入觀眾的角度：把泥土放在麵包，還不是為了想我們吃」，但她澄清，當初是單純為了實驗泥土的細菌和酵母中的酵母菌，在同一空間時，可能發生的結合和互動。 正如這種實驗精神。她認為，大眾如何理解和反應這個新奇的組合，本身就是一種實驗。

Kiki也有所反思，認為大家反應強烈，是因為「食」對人類來說是一個非常親密的過程。再且，「泥土是『吊詭』的一件事，它孕育了人類，讓我們可以種植食物，但同時有其風險：重金屬、致命細菌等。」她笑着澄清：「我們不是教人食泥。」只是作為創作者、喜歡做麵包的人，以此創作，嘗試探討着自己的生命與外在環境的互動，甚或是微生物與人類共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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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出現在澳門文學節，相約採訪，抽着煙，聊創作，聊筆下的女性和孩子，相當隨意。

夕陽西下，他談到寫作，一邊吞雲吐霧，一邊說到AI（人工智能）。他說，AI影響不了他，將來沒有人再看人寫的東西，他還是會寫，寫作可以是一個人熱愛但已變得沒有意義的事。他說，要是維持了四十年每天寫作的習慣消失了，「我的生命就終止了」。

好小說需要激情、技巧和見識

訪談原定在一間室內房間進行。穿著起毛球圓領毛衣、平頭的畢飛宇還未踏進門，便說：「不如我們到外面談吧。」夕陽西照，他隨意坐下，點起一根煙，煙霧在餘暉中緩緩散開。

訪問前一星期，記者把完整的問題交給畢飛宇，問他有沒有疑問，他大笑， 相當坦率：「我看也沒有看。」做過記者的他說，每次訪問或對談，從來都是「想到甚麼就說甚麼」。即使在文學節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對談，他說不過是即興回應。

「你問吧。」他從自己的作品開始，侃侃而談。

一九九四年， 畢飛宇寫下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三年後，這部作品為他贏下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廣受文壇關注。時隔二十多年，談起這部成名作，他笑言：「現在寫會寫得更好。」所謂更好，指的是文筆和寫作技巧，他隨即補充說：「如果同樣的故事現在寫，技術上無疑會更好，可激情又不夠了。」

小說在乎連貫。他羡慕年輕時的自己可以兩天寫完一個短篇，一氣呵成。剛過六十歲的他，看來精神飽滿，說話中氣十足，但他「抱憾」地說：「現在『氣』沒那麼充沛，一篇短篇花一個星期寫完，那道『氣』要中斷六次。」

那麼年輕的自己算是一個高峰？

他馬上斬釘截鐵地說：「不是的。」

他說，四十歲到現在，才是最好的。因為他相信一個好的小說家講求多項綜合技能，語文能力和激情以外，還需要見識和生活態度。他續說：「現在也是自己的最好時候，根據我的身體狀況，我至少可以寫到七十歲。」說罷一笑，眼尾泛起兩條和藹的紋路。

過去二十年， 他寫下了《 推拿》、《玉米》、《平原》、《歡迎來到人間》等經典作品。其中《推拿》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並被導演婁燁改編成電影，曾獲柏林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玉米》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奠定了他作為中國當代重要小說家的地位。

寫作靠「原因」而非靈感

《哺乳期的女人》講述一個農村男孩，他本名不叫「旺旺」，只因手上總是提着旺旺雪餅，就此喊作「旺旺」，旺旺父母到城裏工作，由爺爺帶大。

小說沒有直接寫孩子缺乏母愛，而是透過一個細節透露出孩子孤僻。小說中這樣寫道：「旺旺沒有吃過母奶。爺爺說， 旺旺的媽天生就沒有汁。旺旺銜他媽媽的奶頭只有一次，吮不出內容，媽媽就叫疼。」

旺旺所認識的「母乳」，是他奶奶把乳糕、牛奶、營養奶糊、雞蛋黃、豆粉盛在不鏽鋼碗裏，再用不鏽鋼調羹餵給他的人工混合物。一邊餵一邊發出兩者互敲的「悅耳冰涼的工業品聲響」，奶奶說：「這是甚麼？這是你媽的奶子。」這個聲響，傳到讀者耳朵，好像比任何孩提哭喊更尖銳。

這部小說寫成之時，內地農村留守兒童與高齡老人還未成為社會上廣泛討論的問題。畢飛宇說，這便是好小說家的職責：具前瞻性。

他是如何發現這個問題的？原來有一次，他到南方的斗門鎮旅行，問小鎮上的人酒店在哪，沒有一個人答到他，因為當地沒有人會說普通話，鎮上的人「要麼很小，要麼很老」，他心想：中年人、年輕人到哪裏去了？答案很明顯，他們都跑到城裏工作了。

兩年後， 他在《南京日報》工作，有位剛放完產假的同事請他幫忙帶點東西到辦公室樓下。他很詫異：人來到了公司，為甚麼不上來？見面後恍然大悟，剛當媽媽的同事變得非常胖，正在哺乳，整個身體散發着乳汁的氣味。

在斗門鎮找不到酒店是一個「原因」，撞不見一個會說普通話的人是一個「原因」，鎮上空蕩蕩又是一個「原因」，剛放完產假的同事身上散發着乳汁的濃烈氣味也是一個「原因」。這些「原因」在他記憶中醞釀着，蓄勢待發。

「種種原因融合起來的剎那，就是靈感。」他說。

他說，自己寫小說不靠「靈感」，靠「原因」。「原因」比「靈感」更重要，也更可靠，那是生活中不經意捕捉到的觀察， 丟給記憶去慢慢發酵，它是自然、隨機的，跟資料搜集不同，不是作家有意識去刻意搜羅，所以更高級、更隨意。他囑咐創作的人，要訣無非就是：「打開自己，面向世界，對世界繼續擁有熱情。」

現實藏於細節 弱者才是主角

二○二三年，他睽違十五年的長篇新作《歡迎來到人間》問世，旋即位列「收穫文學榜」長篇小說類榜首，並獲《當代》文學獎年度長篇五佳。

這部二十多萬字的小說，其「原因」要追溯至二○○六年的一則新聞：一個醫生生了病、變瘋了，卻發着瘋去拯救其他人。畢飛宇說，在中國人的觀念中， 瘋子總是充滿破壞性，但這位醫生恰好相反，因此令他好奇拯救的本質究竟是甚麼。為了這個故事， 他在南京的醫院待了一年多，細緻觀察一位腎移植醫生的工作，連氧氣管是U型還是單支也絕不放過。

對他而言，這樣的「資料蒐集」或許不「高級」，但他說這是必要的選擇。小說的細節若違背現實生活，便是「硬傷」，會破壞作品的公信力，故事便不成立了。至於小說主角的心理狀態，則完全來自他的想像：「這是作家的工作。」

畢飛宇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女性、小孩、精神病人、農民，社會中較邊緣的所謂「弱者」。不少評論形容他擅長寫弱者。問他為甚麼對這些角色特別有興趣，本來回答任何問題看來都不用思索的他，忽然頓了頓，想了許久才說：「可能是本性吧。」他形容自己本來就傾向走入弱者的心靈。對於強者，他說自己不怎麼好奇，也不會妒忌；但對於弱者，會習慣經常會走進他們的內心。「這是作家的本分，是我應該做的。」

作家職責 去呈現而非去拯救

不少作家都會書寫「弱者」，然而畢飛宇筆下的弱者不純樸， 不天真，不片面。《玉米》中的農村婦女，雖是可憐人，卻也會傷害其他可憐女人。小說中的玉米好強，為了鞏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不惜傷害妹妹的孩子，手段冷酷，令人心驚。畢飛宇書寫她們「不得不」的殘忍，反而更彰顯了在社會下身不由己的悲哀。

《推拿》中的盲人，也不只是需要被同情的殘疾者，他們之間有愛欲情仇、有算計、有嫉妒，推拿中心裏的勾心鬥角，絲毫不下於明眼人的世界。弱者有血有肉，立體而複雜。

要寫活這些角色的人性，下筆便要狠，畢飛宇的筆鋒向來毫不忌諱地對準他們的陰暗面。問他會否於心不忍，他直說：「有， 但有也要寫。」他帶着朗讀宣言一般的口脗說：「我是畢飛宇，我不是耶穌，我不是要拯救他們。作家的本分，只是把他內心的狀態和文化狀態描繪出來，這是作家的責任，我沒有能力拯救他們。如果一個作家以為自己是強者、可以拯救人，這不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更是一個糟糕的人。」

他接着說， 這不是對作家的降低，而是作家應有的尊嚴。要避免淪為那種「糟糕」作家， 方法只有一個：「認真生活」。他解釋，不認真生活，就不能體會人性的複雜；能力不足，又不能表達人性的複雜。而好的作家，恰恰能充分地表現人性的複雜和人類的可能。

假如有一天 全人類只會讀AI小說……

從斗門鎮的空城到同事身上的乳汁氣味，從南京醫院的氧氣管到醫生的瘋狂，畢飛宇篤信，作品來自生活，好的作家由生活育成。然而，在同一場文學節討論AI與人性的對談中，他卻大方地承認了一個看似矛盾的事實：沒有生活的寫作者 AI，將來或有可能寫得比人類好。

他在文學節的對談中，分享了以下一個事例。

有位老師讓他看一篇學生寫的小說，小說情景簡單，就是描述一個父親帶着妻子和兒子去吃飯。畢飛宇發現，小說中那些人物關係，父子情、夫妻情、兄弟情，都寫得不錯。可惜讀着讀着，發現有一處敗筆，出現在作者描寫一個青花瓷茶杯的方式。

在這部描寫家庭點滴的小說中，青花瓷的工藝和歷史，忽然鉅細無遺地描寫出來，正是這份「筆墨分布不合理」，讓畢飛宇識破了小說的真正作者 那是AI之作。

AI描寫人物關係和情感毫無破綻，唯一敗筆，敗在一件青花瓷過猶不及的描寫。

AI會否取代小說家？ 人類會否戰勝AI？這些許多人問過無數次的問題，畢飛宇並不在乎。最令他着迷的是：AI會否改變人類的審美標準。他坦言現在無法估算AI會給人類帶來哪些改變。「像獨生子女的影響，要等他們都變成父母了，我們才看得到。」每一個年代都有他們獨有的生活態度，都有他們心中的好作品，而AI對文學的衝擊，可能要等數十年後回望才能看清。

他提出了一個可能：有一天，AI寫的小說比人類寫的都好，全世界看的都是AI小說。他說：「即使那天來到，我也會寫下去。因為我只有在寫的時候才是開心的，哪怕寫的是沒用的，或者再沒人看。要不我就有自殺的勇氣，要不我就會繼續寫下去。」

作品沒有人看， 還有寫作的意義嗎？對他來說，寫作的意義不在於有讀者，而在於那是他得到快樂的來源。他反問：「難道我就沒有權利做沒有意義但我很熱愛的事情嗎？像做夢、抽煙，沒有人看見，我還是很樂意做。人的意義， 可能是做有用的事，但支撐人生的，卻一定不是做有用的事，而是做大量沒有意義但我們熱愛的事。」

寫小說寫了四十多年，已成為他每天無法停下來的習慣。「要是這習慣沒有了，我的生命就終止了。所以 AI衝擊不了我。」這不是對AI下戰書，更像是他給自己的宣言。

煙抽完了。夕陽已沉。而他還是會一直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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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農地起家的亦園村，除了是逾五百戶人的家鄉，還有大量每年依時開花結果的果樹在此扎根。在亦園村屹立六十年的怡園花圃，是村內少數仍然經營的第一產業。花圃第三代花農「小麥籽」透露，村內果樹數量達數百棵，以黃皮樹、龍眼樹、荔枝樹和大樹菠蘿為主。他估計，政府點算樹木數量並按價賠償予戶主後，最終只會任由果樹被工程承辦商砍伐，當成廢木處理。

對於他而言，村內所有果樹都是爺爺從前悉心護理的成果。為了保留兩爺孫的回憶，他與其他村民發起民間拯救果樹行動，走遍村內所有角落，一同記錄所有果樹資料，希望學校、私人農莊或其他機構願意領養。

亦園村第三代花農：見果樹 如見爺爺身影

怡園花圃目前由第二代花農Johnny哥經營，單是其家族在村內擁有的果樹，已有近三十棵，包括荔枝樹、琵琶樹及龍眼樹等。Johnny哥坦言未知遷移別處後，會否繼續營運花圃，但也感慨，村內果樹倘最終被棄置，十分浪費。

「小麥籽」指，戶主需於政府收地前自行清理所有物品，一旦土地復歸政府所有，政府只會將土地內所有物件當垃圾處理，包括樹木。「堆土機一來到，建構物及其他雜物就會一併被夾走上剷泥車及泥斗車，去堆填區。」

「小麥籽」如此堅持保育果樹，是因為他從小與爺爺麥怡燊居住，兩爺孫感情要好，他的修樹手藝也是從爺爺身上學來。從前村內很多果樹都是由爺爺照護，果樹亦代表着二人之間的回憶：「我覺得很特別的是，透過樹影彷彿看見了爺爺的身影。所以每見到一棵果樹，我都想盡力留住或延續，而不是讓它消失。或許就是這個原因，讓我在壁畫、導賞、保育，甚至果樹議題上，都希望能盡一份心力。」

村內另有蔡村長擁有的果園、教堂佳音堂用於教學的果園，以及其他散佈村內不同地方的果樹，果樹數目之多難以計算，粗略估計達數百棵。他預計不是所有果樹都可以移植，其中樹齡較大、所處位置狹窄、距離車路太遠的果樹，則「救不了」。

由於樹木龐大，「小麥籽」估計，單是運輸成本需要約二萬元，一般由領養者支付。倘有人願意領養果樹，他預計也要稍為修枝後才可運送。

他多番與土木工程拓展署接洽，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協助，安排學校或其他機構接收果樹，惟至今未有任何進展。他因此發起民間保育果樹行動，自行記錄村內果樹資料，招募學校、私人花圃、農莊及其他機構領養，延續果樹生命。

有意領養者，可於此連結提供資料予村民作跟進：洪水橋果樹保育查詢。

二百四十戶住戶不符安置資格

發展局回覆本刊查詢表示，截至今年四月中，在亦園村約五百六十個受影響住戶之中，約三百戶已獲安置上樓或領取特惠補償，約二百四十戶確認不符合資格獲安置或補償，分別佔百分之五十三及百分之四十二。當局稱，住戶不符合資格的主要原因包括在港擁有住宅物業、為現有公屋租戶、居於違規構築物，亦即非登記寮屋或非持牌構築物，或未達最低居住年期等。另外，有約二十戶仍未提交所有文件確認資格。「小麥籽」表示，據他所知，亦園村目前符合安置資格的村民之中，仍有八成人尚未有合適居所遷移。

局方稱，地政總署早於三年多前已向受影響人士發信，通知其預計遷出限期。地政總署於二○二五年四月八日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在相關政府土地範圍張貼法定告示，通知有關使用者須於二○二五年七月十日或之前遷出，並已將有關遷出限期延長至今年。

全部村民今年第三季遷出

截至今年四月中，亦園村約二百多戶已遷離，近九十戶需於今年五月至七月遷出，其餘受影響住戶需於今年第三季遷出。

村民搬離，果樹卻帶不走，遺下的果樹會如何處理？根據現行青苗補償特惠津貼評估機制，漁護署會應地政總署要求，在接獲受影響農戶提交申索後，作實地點算現場農作物，並按受影響農作物的市值評估青苗補償金額。地政總署在完成評估並確認有關農戶符合資格後，會安排發放有關特惠津貼。

發展局表示，就亦園村已接獲的相關申索個案而言，約一百五十多宗農作物實地點算工作已完成，其中約一百宗個案的特惠津貼已發放或正安排發放，其餘約五十宗個案的審批工作預計於短期內完成。

洪水橋至少792棵樹木不獲保留

「小麥籽」預計，政府向村民發放津貼後，果樹會交由工程承辦商處理。在此世代扎根的生命，可能會被連根拔起，砍伐為廢木。發展局回覆本刊查詢則指，土拓署的承建商已聘請註冊園境師逐步為亦園村內所有受影響的樹木進行調查。註冊園境師會因應樹木的形態、健康狀況、結構狀況、移植合適度等方面，建議保留、移植或移除等處理方法。有關樹木保留、移植或移除建議會提交給土拓署的樹木工作審批委員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地政總署進行審批，在獲得批核後，工程團隊才會展開有關樹木的處理工作。

根據政府初步估算，受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工程影響的樹木有二千多棵，當中約八百棵樹木的調查已完成，不涉及任何《古樹名木冊》的樹木。約八百棵樹中，有八棵會保留，當中三棵為果樹。亦即收地後確定保留的樹木，目前佔百分之一；至少七百九十二棵樹木不會保留。

至於政府最終會如何處理區內不獲保留的樹木、以何等準則決定是否砍伐樹木等細節，局方則未有交代，僅提及亦園村內的樹木調查仍在進行中。據了解，同樣納入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古洞及元朗南亦有大量果樹沒有人處理。

擬附近增設公園 保留亦園村元素

政府曾與村民多次會面商討亦園村保育事宜。發展局首次透露，曾考慮於工程範圍附近增設一個富有亦園村元素的公園。不過，局方指，鑑於村民之間暫未就有關方案達成共識，所以工程團隊會先為村民認為值得保留或保育的物品或建築物進行數碼紀錄。另外，土拓署的承建商已因應村民要求，提供貨櫃暫存村民認為值得保留或保育的物品，包括部分印有壁畫的金屬圍板，待日後敲定保育形式後可考慮作展示之用，或讓村民領取。

關於亦園村樹木的詳盡報道將於本周五（五月一日）《明周》雜誌及《明周文化》網站刊出。

The post 【北都收地】逾2000棵樹木受洪水橋厦村發展影響 發展局：目前確認保留8棵 亦園村過百棵果樹或被砍伐 第三代花農承傳爺爺使命冀保育果樹 籲學校及私人農莊領養 appeared first on 明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