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不再對墓園避而遠之，那麼，你又會否對那些默默地打理墓塚、為墓園付出勞動的管理人員，感到一絲好奇呢？守墓人這份工作，到底是一份悠閒的優差，還是陰冷可怕、受盡日曬雨淋的苦差呢？

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管理人班諾瓦・加洛，對工作投放異乎尋常的熱誠，視之為上天掉下來的禮物。他撰寫的《巴黎墓園的秘密生活》，揭開了「守墓人」這份職業的神秘面紗。

墓園管理人拍下狐狸身影 意外爆紅

位於巴黎市中心、「星光熠熠」的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佔地約四十四公頃，愛爾蘭作家王爾德、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劇作家莫里哀及音樂家蕭邦等巨擘在此長眠，每年吸引約三百萬名遊人來訪。

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期間，巴黎經歷封城，市面冷清，人跡寥落。墓園管理人班諾瓦・加洛（Benoît Gallot）獨自在墓園踱步時，遇上了一隻狐狸，並拍下牠的身影。出乎意料地，照片在社交平台上「爆紅」，亦登上《巴黎人報》頭版，不久後有電視台作出報道。

隨着加洛的Instagram帳號「墓園生活」(La Vie au Cimetière）追蹤人數節節上升，他決心不讓墓園淡出公眾視線範圍，於是將工作日常寫成《巴黎墓園的秘密生活》，向讀者展示墓園不為人知的一面。在宏觀層面，他爬梳墓園的歷史、演變歷程和法規改革；在微觀層面，他記錄墓園的小動物、遊人、逝者家屬、自己的職業生涯和家庭。

家族從事殯葬業 在墓碑之間成長

加洛的家族經營大理石公司，是殯葬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從小便與各式各樣的墓碑共處，養成對殯葬有一股莫以名狀的情意結。長大後，他雖然在大學修讀法律系，卻未有順理成章地成為執業律師，反而在因緣際會之下，踏進公務員體系，任職於公墓部門，在二〇一八年被委任為拉雪茲神父公墓的管理人。

他的職責包括編配墓位、跟不同逝者家屬協調下葬流程、挖墓、日常修護、維持遊人秩序、協調八十名墓園工作人員的工作等等，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守墓人。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守墓人這個職業，必定是被分派至杳無人煙、陰森孤寂的墳場，遊走在墳墓之間，巡視及打理環境，偶爾還會碰上詭異事情，更分分鐘因為工作性質而「無朋友、斷六親」。

可是加洛在書本中，卻呈現出一種另類的生活景象，打破了一般人對守墓人的刻板印象。單單觀看中文版封面，便予人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他所管理的墓園，每日來訪者絡繹不絕，熱鬧非常；微風吹過，樹影婆娑，躲在角落的小動物探出頭來，為墓園增添了不少生命氣息。

這個生生不息的風景，乃多得巴黎市議會在二〇一一年通過的的決議——逐步減少在墓園範圍使用農藥和除草劑，讓不同品種的植物和動物，都能夠蓬勃生長和繁殖，維持生物多樣性。

連同妻兒搬進墓園宿舍

為了方便工作，加洛更與妻兒一家搬進墓園的員工宿舍。儘管妻子起初感到不安和茫然，但是隨時間而適應了在墓園的生活。由於她對墓園過於習以為常，在加洛的鼓勵下，她離開原本從事的餐飲業，轉戰殯葬業，擔任起殯葬顧問。

至於加洛的四名子女，已將墓園視為生活的一部分，在墓碑林立的小徑上學會踏單車，也不會因為「在墓園長大」或「父母都從事殯葬業」而感到不自在。加洛認為，父母完全可以帶小孩子參觀墓園，並建議必須要與孩子討論有關死亡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不要說謊，不要隱瞞任何事實，以免讓孩子獨自面對他們的疑慮和不安，那肯定更糟糕。」

當別人在奇怪：「你怎麼能夠在如此陰森的環境下工作？一定很可怕吧！」加洛卻希望用盡唇舌解釋：「我認為自己真是三生有幸。」

「我喜歡墓園，因為我向來深信它們大多數不是悲傷或陰森之地，而是能撫慰人心的地方，蘊藏令人意想不到的豐富性。」閱讀這本書，我們能夠看到在墓園裏，不止有「死亡」，還有城市規劃、文化歷史、生態環境、墓園管理人員的勞動，以及加洛對這份「不尋常」工作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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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Apple TV「上位」的最大功臣是恐怖喜劇《寡婦灣》（Widow’s Bay ）。這齣劇集以14項大獎刷新單季喜劇類的得獎紀錄，而這個紀錄的前任保持者，正是同樣來自Apple TV的《鬥戲影業》（The Studio），這也讓Apple TV成為首個連續兩年捧走「最佳喜劇類劇集」的串流平台。

雖然Apple TV大打勝仗，但在串流領域，只算是個「有名」小卒：今年7月，Apple TV在美國電視總觀看時長中的佔比只有 0.5%，而Netflix 則是 8%。

「不求做得多，但求做得好。」

回看Apple TV這幾年的劇集清單，可謂星光熠熠：數度贏得艾美獎的喜劇《鬥戲影業》與《乜都得教練》（Ted Lasso）、風靡全球的《生活割離術》（Severance）、Apple TV史上最多觀看次數的《衆生為一》（Pluribus）、奧斯卡最佳電影《心之旋律》（CODA）、史上票房最高的運動題材電影《F1電影》( F1 the Movie) ，一路到今年4月推出的驚悚喜劇《寡婦灣》。累計下來，Apple TV原創的電影、紀錄片與劇集，得獎總數已經超過九百項。

二〇一九年才進入串流媒體行業的Apple TV深知自己並沒有其他平台的規模與歷史積澱，於是一開頭就選擇了和Netflix不一樣的路。

Netflix的商業模式建立在規模之上，要同時服務全球觀眾，於是韓劇、真人秀、紀錄片、動畫、愛情片，不斷推陳出新，讓觀眾永遠有下一部可看。但這套機制需要付出代價，作品很容易被更新的內容淹沒，平庸之作夾雜其中，因為播放片數量需求太大，少不免出現濫竽充數情況。

Apple TV走的是相反的路向：作品數量相對少得多，但盡力維持較好質素。負責蘋果服務業務的 Eddy Cue 表示：公司從一開始的目標就不是做得「最多」，而是做到「最好」。

在同業紛紛收緊預算的年頭，Apple TV反其道而行，持續投資製作規模更大、預算更高的項目，透過提高平均品質，意圖建立「Apple TV」的品牌效應。

「串流新丁」蘋果領導層的如意算盤

可是，現實是，好內容，並不必然代表好生意。根據外部估算，Apple TV訂閱數約在四千五百萬左右，每年虧損估計超過十億美元，無論是訂閱規模還是盈利，都遠遠落後於Netflix 與 Disney+。

之所以能撐住長期虧損，關鍵在於Apple TV的定位。蘋果並沒有把Apple TV看作一門獨立的生意，而是蘋果完整服務體系裏的一環，與Apple Music、iCloud等一起打包進 Apple One 訂閱方案，最終服務的還是 iPhone、iPad、Mac 等硬件生態。

艾美獎頒發之際，正值蘋果領導層完成更替，長期主管硬件工程的 John Ternus 接任庫克（Tim Cook）成為CEO。過去十多年，庫克把蘋果的硬件、軟件服務與內容逐步整合，新CEO是否會延續這個路線也成為關注焦點。

Ternus 今年7月接受路透社訪問時也提到Apple TV，指Apple TV走勢強勁，公司會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與此同時，《生活隔離術》第三季在七月開拍，《F1電影》續集也在籌備中。Apple TV 剛於今年八月底調高了訂閱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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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器紀錄顯示，這批書從加州出發，輾轉多個城市，最終停在拉斯維加斯的一處倉庫。這是美國巨頭公司亞馬遜的倉庫，內部代號「VGT3」。據亞馬遜員工描述，這是一個專門處理書籍掃描的設施，標誌是一隻手持書本的霸王龍。在這裏，運來的書籍會先拆除裝訂，讓書頁通過高速掃描設備，再逐頁掃描內容，完成後便將散頁丟棄或回收。

這套流程，與建立AI大型數據庫的做法幾乎完全吻合。不過，亞馬遜並未公開確認涉及的書籍數量、作業據點數目，也沒有證實拉斯維加斯的資料是否用於訓練某一款特定AI模型，只表示購書是「為了改善我們的產品」。

去向不明的大量舊書

書商向404 Media表示，近年有些大宗訂單的內容十分駁雜，似乎不太在意書籍的價格、品相、主題或市場需求，但出版日期均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前。

今年8月，《衛報》採訪了澳洲多家二手書商，發現亦有買家一次購入幾十本書，選書卻毫無主題可言：有一九七〇年代的土壤力學手冊、二〇一〇年出版的新西蘭腳踏車運動書、上世紀澳洲詩集，甚至墨爾本的地方史。其中一本已在書架上乏人問津二十年、售價僅9澳元的詩集，也在選購之列。

如果是求轉賣的書商，大宗收購通常要衡量需求與利潤；但這些「異常」訂單的目的顯然並非如此。如果是要餵養AI訓練資料，就説得通了：一本書能賣多少錢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提供資料庫裏缺失的文字。這些被收購的書，對於書商而言是庫存壓力，對AI而言卻是極具「營養價值」的教科書。

AI也在尋找沒有被AI「污染」的語言

這牽涉一個業界近年反覆討論的問題：「模型崩潰」（model collapse），即當AI大模型不斷用AI生成的內容訓練下一代模型，其品質可能隨之遞減，如同不斷複印複印件，畫面也會愈來愈模糊。據Epoch AI估算，可用於訓練的優質公開人類文本約有300萬億token，按趨勢可能在二〇二六至二〇三二年間被充分使用。

《福布斯》今年8月的報導亦指出，如今整個互聯網的內容愈來愈像AI寫出來的東西，於是AI產業開始回頭尋找那些AI出現以前的人類智慧。

這也是為甚麼由人類創作、未經AI污染的早期紙本書，會被AI公司盯上。那些出版於「AI元年」二〇二二年之前的書，很多內容從未被數碼化，使得它們成為AI公司眼中的「上等飼料」。

出版業的夕陽還是曙光

這形成了一個產業鏈：AI的發展讓網絡上充斥着由AI生成的內容，而AI公司為了訓練出更像人類的模型，必須大量「閱讀」紙本書。曾被視為夕陽產業的書籍及出版業，又因此收到訂單，只是訂單另一端，不再是想讀書的讀者，而是嗷嗷待哺的AI。

出版業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大型出版社如企鵝蘭登書屋、麥米倫、哈珀科林斯（HarperCollins）等，都在尋找適當的應對方案。企鵝蘭登書屋已在新書和再版書的版權頁加入聲明，禁止未經許可將作品用於AI訓練，並公開主張此類使用屬於侵權。

但出版業也並非一味拒絕AI，哈珀科林斯的做法是選擇授權，與AI公司達成協議，讓部分非虛構舊書在作者自願加入的情況下進入訓練數據，並支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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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中心出事幾小時後，蘇秀儀 (Gretchen) 非常焦急。她認識了四個月的男友，當時正在世貿中心附近工作。

第一通電話，無人接聽。第二通電話，還是無人接聽。

電話未能接通，原來可以十分可怕。

那是漫長的煎熬。

Gretchen甚麼都做不到，只默默對自己說：「如果男友能夠活着回來，我就和他結婚！」

好像是一個誓言，又好像是一個交出了「祭品」的禱告。

不知過了多少個小時，電話響起。

兩人趕着會面，彷彿見面才能證實彼此平安。

全市擠塞，交通癱瘓，寸步難移。

五個小時之後，「活着」的男友，終於來到她家樓下。

「他還活着！」——看見他的那一刻，Gretchen腦子空白一片，除了這唯一想法。

男友披着白濛濛的一身灰塵，怎麼拍打，都打不掉。

紐約的「雙子塔」彷彿無處不在

一九八九年，正在加拿大修讀攝影的Gretchen趁聖誕假期，去探望住在紐約的姐姐。那是她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初入大學的她充滿熱情，一踏足紐約，就被這座城市的自由奔放抱了滿懷，她愛上了這座城市，甚至想立刻搬來住下。

大學期間，她多次到訪紐約，借住姐姐家。一九九一年，Gretchen正經歷一段長達八年感情的終結，心情頗為低落。她拎着相機，在這座城市遊蕩，拍下紐約市民的日常。但無論走到哪裏，回頭總能望見世貿中心的雙塔，它們彷彿無處不在。在一段感情結束之際，這種感覺給了Gretchen慰藉，雙子塔也成了她的「老朋友」。

姐姐家住下城，從那裏出發，途徑的好幾個地鐵口都與世貿中心相連，Gretchen經常要穿過大樓。對那裏，她印象最深的是「門很重」，自己從來推不開，只能尾隨別人身後進入。

在她的鏡頭裏，雙子塔是城市天際線的一部分，是無數人每天上班、上學途徑，卻不會特別留意的城市背景。

它們總在那裏，但也僅僅是在那裏。

改變命運的二〇〇一年

二〇〇一年，Gretchen再度來到紐約，這次是以學生身分，到哥倫比亞大學修讀藝術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她與一位韓國博士生合租於上城區，雙子塔也不再是每天抬頭就能看見的地標。五月開學後，Gretchen認識了一位東歐裔同學，開始與他交往。

九月十一日，恐怖襲擊發生，雙塔被毀。

五個月後，他們結婚了。

再一年後，他們的兒子在紐約出生。

「我與紐約之間，在人生不同階段總是有着奇妙的交集。」

不久，他們離開了紐約，搬到了加州。

從那以後，Gretchen再也沒有回到紐約。

「雙子塔」的照片  尋常景象的不尋常

25年後，已成為資深攝影師的蘇秀儀在香港一座工廈裏，辦起一個展覽，名為《世貿中心：回憶之前》，展出九一一之前，她在紐約拍下的這批影像。

每一張照片，都有雙子塔的身影。

或居中，或偏於一角。

照片和當年一樣，但觀眾的心態已截然不同。

攝影師本人亦然。

「九一一之後，我已經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這些照片。」Gretchen說。

重新整理底片時，她開始留意到一些當年毫無特殊意義的細節。

墳場、停車標誌、警戒告示、某些人物的姿態與衣着。

拍攝當下，這些不過是城市裏再普通不過的元素；如今重看，卻很難不進行解讀。

觀者已經知道後來發生了甚麼，攝影師自己也知道，於是後來的歷史，不由自主地被重新填入了畫面。

譬如其中一張照片，原本只是單純呈現世貿中心與高爾夫球場的畫面，但後來在暗房沖曬時細看，她突然感到毛骨悚然。

——畫面中央的沙坑，彷彿是被炸開的窟窿，與不遠處的雙子塔遙遙相望。

一種「詭異的呼應」不期然出現。

Governors Island Golf Course, near Quadrangle Rd, Governors Island, NY 10004

另一張照片，雙子塔幾不可見。畫面前景是一條對向公路，車輛呼嘯而過；公路旁一座墳場，高矮不一的墓碑錯落矗立。而在大霧之中，遠遠隱身在這片墓碑後的，赫然正是雙子塔。

Long Island Expressway opposite Calvary Cemetery, Maspeth, Queens, NY 11378

這正是她將其中一組作品命名為《潛在記憶》(Latent Memory)的原因：「所謂『潛在』，並不是說照片預言了甚麼，而是某些意義在拍攝當下根本不存在。」

展覽牆上，每幅作品旁都附有一個連結Google Map的二維碼，觀眾掃描之後便可見到該拍攝地點的現狀——只是天際線下，已經少了那兩座挺立的方塔。

消失了的時代  永遠無法重返

二〇一一年，九一一國家紀念博物館於世貿中心原址建立，但Gretchen從未到訪。對她而言，那是一個會令自己「情緒太氾濫」的地方。紐約，早已是另一座城市了。

今天再提起雙子塔，難以避開「九一一」，但拍攝時的Gretchen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超前意識。

對當時的她來說，這兩棟建築熟悉而恆常，可以隨意地出現在照片的背景或角落。

九一一之後，這個前提完全消失了。

最令她感觸的，不只是照片裏有一座「後來不存在的建築」，而是照片保存了一種「已經無法回到的認知狀態」， 一個沒有人知道雙子塔會消失的時代。

哭有時 笑有時 城市有時

紐約之外，香港是蘇秀儀拍攝、紀錄逾三十年的城市。

這座城市的變化亦被她紀錄在另一項目《Evolving Territories: Hong Kong in Transition》（1994-2000）之中。

本次展覽，某程度上亦是對此的呼應：我們是否真的會留意那些每天都在身邊、以為永遠不會改變的東西？

將這展覽帶到香港，她認為本地觀眾應很容易理解這種感受：城市不斷改變，建築會消失，海岸線會改變，人的生活方式也會變。

「很多東西仍然存在的時候，我們未必覺得它值得記錄；往往是消失之後，才發現它原來已經成為我們記憶的一部分。」

她刻意不希望觀眾必須先熟讀九一一的歷史脈絡才能進場。

「他們可以先看一座城市，看人怎樣生活，怎樣與建築共存，然後再想想自己的城市。

「今天在你身邊有甚麼東西，你覺得很普通，甚至不會多看一眼，但有一天他們消失之後，可能你才會發現，那些東西曾經構成你對這座城市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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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攝影師辜滄石、黃永熹和何小黑分別在三個時期攝下張國榮—見證他崛起，再到巨星，最終成為經典。

張國榮合作過的攝影師不少，但因空間所限，很多時香港攝影師沒有保留攝影存檔。「今次我們找到五個，其實都還要靠一個外援，是一個韓國攝影師。」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時裝形象及設計系講師、策展人周家豪說。他認為，張國榮已經是一個文化符號，大眾通常透過影視來認識他，「但是通過攝影的作品，好多攝影師親身跟他接觸過，他們好多contact print（印樣）影出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專業藝人的表現力。」譬如拍攝時的真實花絮，展現大眾從未見過的張國榮一面。

《號外》雜誌封面相片，賴家興攝。

逐漸成名

為你鍾情／傾我至誠／請你珍藏／這分情 —《為妳鍾情》（一九八五）

一九八四年， 快歌舞曲《Monica》令張國榮一舉成名，翌年卻反其道而行，主打一首抒情慢歌《為妳鍾情》，唱片封面照由辜滄石（Jonny）操刀。當時張國榮給Jonny的感覺相對含蓄，「他亦都不敢放得太盡，因為唱片公司要他這個形象。」

張國榮在《為妳鍾情》的形象得體，為吸引女粉絲愛慕，攝影著重表達他的眼神交流。橙色背景，表現張國榮熱情一面；眼神含蓄，略為側望，對上眼神的女生引起注意；嘴巴微微張開，似有說話未曾講；重點卻在左下角不經意露出手上的戒指，為妳鍾情，就是要送出這隻戒指，那是封面設計師陳幼堅的主意。

Jonny拍過張國榮無數次，早於他在首間唱片公司寶麗金的專輯封面；八◯年代初還未爆紅，張國榮私下亦委託過Jonny拍攝走埠宣傳照……但很多時，相片連同底片交給唱片公司，沒有留底，Jonny亦經歷多次搬遷，失去其餘存檔。

存檔不在，回憶永在。「你永遠不會覺得他做到謝，他永遠有談不完的話題。他會跟你說，穿衣服怎樣穿到自己靚，哪些衣服是適合他穿。」Jonny記憶中的張國榮感性而真情，用真實一面對待攝影師和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其實跟他做事，不一定需要帶領他，而是我們要觸摸他那剎那間的感情。」

《為妳鍾情》專輯封面，辜滄石攝。

登峰造極

猶如巡行和匯演／你眼光只接觸我側面 —《側面》（一九八九）

一九八九年， 張國榮宣布退出樂壇。那一年，他推出三張唱片《側面》、《Salute》和《Final Encounter》，皆由黃永熹（Sam）拍攝封面。

《側面》專輯未採用的封面相片，黃永熹攝。

《側面》是Sam第一次拍攝張國榮，設計師陳幼堅的概念非常簡單，就是拍攝張國榮的側面。對Sam來說，每張相片捕捉張國榮不同表情，當印樣（contact print）沖出來，每張相片竟沒有重複表情、都能使用。

《側面》專輯相片印樣，黃永熹攝。

 後來每次拍攝同樣，張國榮的表情絕不會走樣，更不會眨眼，用數筒菲林、短時間就完成拍攝，「之後都好幾次（合作），仲有電影啦，他好容易相處，好容易影。」《Final Encounter》是張國榮的封咪之作，封面裏的他坐在「FINAL」一字之上，另一幅未收錄相片則站在之上。「FINAL」並非後製，是人等高的台，張國榮爬上去拍攝，Sam就在對面用風琴相機，拍四乘五的大底片，不容有失。

電影《金枝玉葉》海報相片，黃永熹攝。

Sam又為張國榮拍攝《金枝玉葉2》電影海報，美術指導奚仲文設計的露肩服裝令Sam感覺感性，於是燈光柔和自然，讓他的個性走出來。一筒三十六張菲林，張國榮控制好每次表情，每張都能用。

電影《金枝玉葉2》張國榮肖像照印樣，黃永熹攝。

Sam第一次用菲林記錄幕後花絮，是張國榮—美術指導劉天蘭策劃雜誌《號外》封面，張國榮反串花旦。相片記錄張國榮上妝、練習京劇造手，「他真的好叻，這些pose好難擺的。之後有人試過擺同一個姿勢，跟住手震震，好難hold到。Hold到就好叻，還要擺得好靚，好graceful。教還教，不是那麼容易學得到。」

洗淨鉛華

談戀愛這些年／誰可叫我想念／而只有你可和我談昨天 —《這些年來》（一九九八）

《這些年來》是張國榮九◯年代復出樂壇的作品，獎項和商業效益不再是首要考量，於是找來初出茅廬的攝影師何小黑拍攝封面。小黑在美國學黑白攝影，一九九六年才回港發展，他當過Sam的助手，在旁抓拍張國榮，但真正由他拍攝張國榮只有兩次：《這些年來》專輯封面和《Esquire》雜誌圖輯。

回望《這些年來》，小黑最初感覺是驚，從美國回來未幾，拍攝時張國榮不太滿意，走過來給他意見和指引，不經任何中間人，「那時我還是很green，大開眼界，好明白為甚麼他真是一個『神』的感覺。」起初小黑打燈五顏六色，張國榮想要簡單和直接的燈光，「他講完之後我就好定，都知道他大概想怎樣。」《這些年來》封面另一張未採用的相片，張國榮的表情得意、含蓄，好像正在等待一個人。或許，等待重新迎接他的歌迷。

雜誌圖輯由張叔平設計造型，但張國榮一個人走上來化妝然後拍攝，自己揀好所有衣服。起初張國榮認不出小黑，正在化妝時，想起自己的海報貼在工作室，一問之下才發現小黑拍攝《這些年來》，化妝化到一半便衝出來，對小黑說：「原來是你啊，我好鍾意那些相啊。」小黑回憶道，「他好尊重幫他做事的人，他覺得你幫他做事，是在幫助他。」

在最初的設計，準備許多道具，又讓張國榮做許多戲劇性的動作，但後來發現，他就這樣站着，更加好看。「我經常睇戲不覺得，你覺得似城城（郭富城）差不多，你不覺得他（張國榮）是一個好高䠷的人，但你會感覺佢好高䠷、好靚，佢的body好靚。」對比許多前輩聚焦張國榮的樣貌，小黑攝下他的形體，最終出街也是這些站着的相片。「我沒有發掘他新的一面，可能我亦不是好識去發掘他，因為他太大一粒星，我只是幫他影他最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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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陪伴她成長，赤誠就是她的畫風。每一筆都堅持忠於自己，認真對待筆下的人和動物。

最近她與鄉郊生物互動的影片在社交平台廣受關注，與檐蛇、蜘蛛、蚊子真情對話。從她的視角出發，重新理解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PROFILE

李香蘭，本名梁曉文（Rainbow Leung），居住在沙田下禾輋的畫家，曾先後於香港理工大學修讀設計和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主修電影，其作品自二〇〇九年起連載於《明報》副刊，同年憑藉圖文繪本《上．下禾輋》獲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獎項，其後出版《尋人啟事》上、下冊，以及《阿貓阿狗》、《阿貓阿狗（二）之有情萬萬歲》等作品。從事藝術教育為生，教導學生以寫生和觀察生活的方式畫畫。

說故事的人

穿梭於下禾輋村木屋之間，抬頭、腳下，隨處都是生活的痕跡。逐級攀上樓梯，俯見下方石頭壓着鐵皮屋頂防風的一片風景，一層接一層。輾轉抵達一道大閘，打開後再爬一層梯級，經過開揚的天台，推開那道僅及胸口的小閘門，那是Rainbow的家。

「最近我常帶學生走訪這條村。每次走，都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童年，這是重要的一幕，就是回家的那條路。」她依稀記得，小時候同學之間總愛討論自己的家有多大。她仔細數着，自己有三間屋，屋與屋之間有樓梯接駁，每間屋外有花園，「我都是如實報道，還養了很多貓和狗，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富豪……同學來到發現是真的，原來我住木屋。」她自嘲道。與住在高樓大廈的同學聊着，她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與別人不一樣。

「別小看興趣，興趣很重要。說真的， 就算親人都不在了， 興趣還是會陪着你。所以真的不能小看它。」

村內每個角落、在這裏度過的童年，都是她創作的養分。「我很小的時候，已經很為意自己經歷的事情，那是我創作的靈魂，其實有個鏡頭在後方跟着我。我有意識，然後我可以畫出來。」兒時她與姐姐在天台露營，Rainbow筆下畫作的視角則是從帳篷後方凝視二人躲在營內看日出的畫面，「我小時候已經很敏感……我知道這個（畫面）會是我人生之中很重要的片段。每次看都覺得好感動……很想看日出，然後拿自己的被子在天台鋪開，在帳篷內等日出，很深刻，然後畫出來。如果不畫，基本上就不記得。」

《上．下禾輋》收錄Rainbow在鄉村的童年回憶

與其說她是畫家，她寧願形容自己是一個喜歡說故事的人，畫畫成了她表達自己的方式。繪畫的習慣，源於還是小女孩時，放假已跟隨媽媽周圍寫生，自小受藝術薰陶。年歲漸長，她發現自己創作慾過盛，電影製作需時太久，畫畫時短則一天、長則一周，可讓她隨時隨地發洩。

「畫畫有很多扭曲在內，我現在回看（過往畫作），仍記得那種震動，那線條在震，因為你的心曾經顫抖，就是那種觸動。」

如果說，Rainbow的出道繪本《上・下禾輋》是她「看到的世界」，那她之後創作的四格漫畫則是她用動物言說她怎樣看待這個世界。前者是狂放，後者是為了治癒。

「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要討好老師，我只想討好我自己。」

刻劃生命的愛

一切從失去開始。有一天，她發現村口每年依時結果的木棉樹被砍了，明白往常的風景總有消逝的一天，學懂珍惜了。她開始以畫筆記錄這條村內的平民百姓，深知如果他們的故事也結束，那就甚麼都沒有了，當下就是覺得應該要記錄，「因為我不做，沒有人會做了。」

《上．下禾輋》收錄媽媽拖着童年的Rainbow回家的畫作。上山的時候，媽媽問她，山是甚麼顏色？Rainbow說綠色，媽媽回說唔止綠色，有很多顏色，逐一教她細數。就是這個畫面，她觀察事物的視野與別不同。

她繪畫下禾輋村的初稿，畫紙其實是報紙，原因是她覺得「太過高級的物品不適合畫這裏」。畫中與貓玩耍的女孩是她本人，其他情節全是她真實的童年回憶，她說有人願意出價買下這份草稿她也不捨得，「太珍貴了，不會再畫第二次，很多畫面不會再有，而且都是純粹又真摯的創作。」

筆下人物說不上唯美，動物亦搞怪。為了畫好一個人，她頻繁探訪被畫者，參與他人生不同階段，認識他的家人，一邊聊天一邊畫。她的作品不僅止於畫，而是一個故事。她坦白，她曾繪畫的人物很多已不在人世。不論當時那份記錄是否完美，她也明瞭自己應該要做。「我從來沒有因為覺得做得不夠好而不拿出來。我在那一刻做到最好，就拿出來，所以創作才會不停向前。」

她沒有刻意去建立屬於自己的畫風，隨性在於從不為討好別人而落筆，「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要討好老師，我只想討好我自己……就是不要畫出一些我本人不情願，但又符合其他人要求的線條，甚至顏色。我連一條線都不容許自己有這種想法，我覺得這個就是找到一個風格的規則。」

Rainbow家中住着很多需要照顧的生命，這些生命亦隨之成為她筆下題材：年過百歲的婆婆仍每天織毛衣「爭取」活著，喝汽水會快樂；年長的狗狗「以撒」老了，仍積極與不同人互動。她笑言兩人的頭髮都是白色，十分相配，「我覺得我看見他們有一種永遠的愛、一個象徵性的感覺。」

孩童時期，朋友不多，她曾經飼養三十餘隻動物，牠們就是她從小到大的玩伴。她曾見證大大小小動物受傷而沒有錢醫病，小學作文《我的志願》已明言夢想成為獸醫，立志拯救動物。過往與動物的友誼，也成了她創作的主調。

「我覺得畫動物與畫人有些不同，畫人是畫得出內在的他。有時候我自己也說不清……原來我內心是這樣想他的。」有時調色落墨，她會發現對方變了，她看穿了皮膚基底的顏色，面色不同、狀態不同，甚至對方生病她也會發現。刻劃動物，她專注捕捉牠們最真確的形態、樣子和氣質。「我就不會將牠畫成很可愛的模樣，因為我覺得牠們已經很可愛，我反而想將牠的本質帶出來。」畫畫可為動物施加魔法，加上對白，牠們都可以說故事了。

藝術教育是為了認真對待人

大學時期為了賺取生活費，李香蘭成為畫畫導師。然而，藝術教育對她而言是另一門課。她宗旨是不為學生留下任何童年陰影，只願他們畫得快樂。她教導的第一堂課，逼自己記住所有人的名字和模樣，回家後努力回想每一個學生的樣子，再畫下來，然後開始研究他們的性格和潛能。

「如果我這樣和他溝通、我讓他畫這些事物，他會怎樣？我也是跌跌碰碰。例如原來你喜歡畫貓，那我讓你畫貓……」她的課堂，從不叫學生抄畫同一幅畫，選擇教畫，因為她想持續創作，與學生一同觀察生活。敏銳的觀察力，來自於對世界不滅的好奇心，這份好奇心與學生在一起時會擴大。「大家一起找。我喜歡這一份一起找的感覺，而不是硬塞些事情給他。如果你說，教畫就是塞些事情給我教，我不教，我就是不想體制內做同一件事情。」

她不諱言自己確診注意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不過她為此感到驕傲，因為工作時總是可以「雙線行車」，一邊剪片、一邊畫四格漫畫，這種工作模式令她效率變高。

畫家與生物的對話

住在鄉郊，她曾與大大小小的生物交手，檐蛇、蜘蛛、甲蟲……捨不得殺生，一邊開手機拍着影片，一邊戰戰兢兢用盡所有方法送牠們出屋放生。性格古靈精怪的她，近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影片不忘配上啜核對白，受網民讚賞，例如她在短片「檐蛇的訓示」中以阿媽教仔的語氣，教訓偷吃意粉的檐蛇威廉，至今吸引逾一百四十萬人觀看。另有一條和檐蛇對話的影片獲超過廿四萬次觀看及逾一萬個讚好，片中她說「唔通我會睇你唔到咩？百葉簾嚟㗎，即係一打開就見到嗰種呀，今次你真係走唔甩啦，你係咪『威廉二世』？我睇到你眉清目秀，似足你老竇」。有時，她還會一邊仔細觀察着牠們，一邊為牠們畫下倩影。

《阿貓阿狗：有毛》（受訪者提供）

Rainbow最終雖然沒法圓夢成為獸醫，兜兜轉轉，卻用另一種方式守護動物，藉着無心插柳的影片呼籲大家重視生命，不論是有毛還是無毛的動物，她也希望人類手下留情。「大家的慈悲為何用在有毛動物身上呢？檐蛇哭，也沒有人疼愛……死都不用告訴你，甚麼也不用向你交代……我帶這個信息出來給大家思考，主要想大家一起思考這件事，我沒有答案。」

中學不快樂 學幽默求生

信手拈來的幽默非天生，回憶過往，她的中學生涯過得並不快樂，父母離異之餘，她也竭力在傳統教育風氣之中掙扎求存。「求學時期，如果不懂得自娛，在其他學科又表現不好，怎麼撐過去？這個是求生技能。我自己都算是『搞笑』的人，我要逼自己講得出一些笑話，我自己都要笑得出，而不是等一個人來哄自己，所以我在中學那時已經開始逼自己訓練出這個能力。」

從小愛看差利卓別靈（Charlie Chaplin）的黑色幽默，她筆下的漫畫也不總是正面，更多的是低谷的顯化，附帶一些她的人生哲學；即使看似滿是歡樂的社交媒體，也有過寵物離世、婆婆入院等赤裸裸的影像記錄。「最幽默的時候，其實是黑色幽默。你發覺所有笑話，笑得最入肉的，全部都是一些不開心的事情，仍可以笑得出、找到這些（幽默的）位置。」

貫徹始終，她的作品、對自己、對觀眾都毫無保留，赤誠相見。

Rainbow與媽媽（右）、年屆一百○二歲的婆婆（中）和家中寵物「以撒」（左下）合照。

經過黃皮樹，再上一層樓梯，那裏是Rainbow從小長大的地方，也是她的私人畫室。她在這裏畫下自己的家人。

「我發覺，我畫成別人這樣，都沒有人會嬲。即是， 其實無事的， 我試了底線。人與人之間不是靠討好， 你將他畫得靚、討好他， 不代表你和他有一段好的關係。我學到這件事是靠真誠， 我肯定我百分之百真誠。」──李香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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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近年發現很多關於香港的地方記憶或檔案紀錄，都愈來愈零碎。因此，她決定以樹木去寫香港歷史，談土沉香與香港的舊時痕跡，敘述不孕的洋紫荊如何成為神奇的時代象徵。

把樹木科學連繫到人文歷史，是安森一直很想做的事。

「我想嘗試令人們了解多一點樹木的東西，不要覺得對樹木的理解就停留於美觀綠化，而是讓樹木和自己、社會有多一點連結。」她說。

「植物的故事就是香港的歷史」——《香港樹木筆記》作者安森.

我們與樹木的距離

安森小時候受父親薰陶下，時常接觸植物，對樹藝深感興趣。因為本地並無樹木相關的專業學科，因此十年前赴台灣修讀植物醫學碩士。二○二○年畢業後，回港從事樹藝工作。直到三年後，她把過往累積的植樹經驗、樹木知識，樹藝師工作觀察，集合起來，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審視香港樹木政策。

那麼，如何以樹木角度去寫香港歷史？此時，安森舉了一個反問：「你有沒有聽過『伯公樹』？」

她說，從前的社交圈子，都是從事鄉村保育、農業相關的工作，大家都知道伯公樹；然而，現在成為樹藝師，身邊共事者較多是建築師、工程師，對樹的知識不多，而且連伯公樹都幾乎沒有聽過，令她感到驚訝。

「很多人聽過風水林，但未必知道風水林的分布，為何集中在大埔林村和新界東北地方，而港島是超少，只有一個。」安森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發現有更多東西想繼續探索，譬如說，這些風水林是在英殖時期前就已經存在，其分布如何，反映當時客家人的集中地等等，盡是記錄着社會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跡。

成熟的風水林，喬木層的樹冠濃密，保留鄉郊地貌及生境，植物物種繁多豐富。除了土沉香，風水林常見樹木還有假蘋婆、龍果、銀柴、鵝掌柴、韓氏蒲桃、樟樹和潤楠屬植物。村落會拜祭土地公，又名社神或伯公，以祈求平安，而人們便以大樹作為象徵來拜祭，是謂「伯公樹」。

「林村天后廟旁邊那幾棵許願樹，其實都是伯公樹，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了，七百年前村落在這裏的時候，已經歷過三代的許願樹。香港雖然很都市化的地方，但是我們都有不少和樹有關的習俗文化。」在風水林，村民會在墳頭或神龕後種植風水樹。在南丫島一條古村，村民墳上便會種一棵土沉香，寓意將上一代的福蔭留給下一代。

安森感嘆，這些文化傳承很重要，但香港現在很多地方習俗已漸漸失落。「我覺得有時候有些歷史文化，往往到它消失了才去做記錄。如果能夠關注那些仍然延續至今的文化，讓更多人珍惜它們，我認為也會有更多意義。」

安森為書中繪製不少植物插圖，包括洋紫荊（上）、植物根部上的外生菌根菌（中）一般森林和開礦草地的反照率及蒸散發作用，以輔助說明植物科學知識。

無法回去的過去式

當安森追尋香港至今仍延續的樹木文化，土沉香成為她選擇展開故事的第一章。但她直言，土沉香所標誌的，是過去的香港。

「土沉香呢，肯定是香港一定要說的植物。因為『香港』的名字相傳就是用它來命名。但它標誌着過去的香港。我覺得有些東西是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已經返唔到轉頭。」

相傳自明朝至清初，東莞一帶及瀝源（今沙田）及沙螺灣（大嶼山西面）等廣泛種植土沉香，而香農會把土沉香產品，經陸路運到尖沙頭（今尖沙咀），轉以舢舨運至石排灣（今香港仔），最後轉運至廣州、蘇浙以及東南亞，因此這個貿易港口被稱為香港。

安森研究販香歷史時發現，清初實施遷界令（遷海）後，大批香農被迫遷離家園，沉香產業因而大受打擊。此外，由於朝廷長期徵收沉香作為貢品，加上官府採購帶來的沉重壓力，不少香農甚至砍伐香樹，以免再被徵收。自此，香港在香業中生產、出口和轉運的角色變得式微，只餘下香粉寮等地名為印證。

面對香港曾在沉香貿易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安森繼續研究，究竟沉香為何價值連城，如何評級。因此，書中不乏植物學知識，例如介紹沉香形成的木材組織、沉香木的木材特徵，以及分析結有沉香的土沉香木材中，腐朽層、沉香層與健康層的結構差異。

她坦言，資料搜集過程並不容易，因為相關歷史久遠，系統性的記載及研究資料有限，譬如，沉香究竟有哪些珍貴成分、最重要的化學物質是甚麼，國際貿易又牽涉不少商業秘密。但安森認為，重點是希望透過書寫土沉香和沉香不同範疇的故事，讓大家的認知有更多一點細節和闊度。

她說：「就算過咗去都係要講。有些東西已成過去，不代表要被抹掉，完全忘記。它是要被記錄下來，去記得，去繼續寫的。至於現在還在做的事，都很需要去到被人認知和珍惜。」

安森提及香港樹齡學和年輪分析研究不多，認為保留樹木不止保存珍貴的生物資源，還有土地的歷史。

另一個香港象徵：不孕的洋紫荊

如果說土沉香標誌過去的香港，在安森眼中，洋紫荊便屬於「現在進行式」。該篇章題目取為〈不孕的洋紫荊〉。洋紫荊比土沉香更常見，更貼近香港人日常生活，安森卻說，直到在寫書的時候，才覺得洋紫荊其實是一個「幾神奇」、很「香港」的象徵。

洋紫荊，是紅花羊蹄甲（Bauhinia purpurea）和宮粉羊蹄甲（Bauhinia variegata）自然雜交而成的樹。十九世紀末，一名法國傳教士在香港摩星嶺發現並採集了洋紫荊標本，為香港獨有。到了一九六五年，被選作為香港市花。

安森翻查舊報紙與年報，想知為甚麼會選洋紫荊來代表香港，發現當時報紙羅列一些推薦樹種及候選原因，原來香港的市花曾經有可能是桃花。「不過，桃花受否決的原因，是因為它『命薄』，震一震就跌晒啲花。這些細節很有趣。」她又發現，在六十年代，描述植物的語言已經跟現在很不同。譬如，從前洋紫荊被稱作「香港蘭花」，現時「蘭花」一般指蘭科草本植物；洋紫荊亦曾被稱為「羊蹄甲」，容易與宮粉羊蹄甲、紅花羊蹄甲混淆。「中文俗名比較貼近一般人的叫法，但容易把不同植物稱作同一個名字。所以植物學使用學名，能清楚辨別每一個物種。」

洋紫荊自此成為市政局局徽，有不同標記。隨着一九九九年市政局殺局，洋紫荊變作特別行政區的區花。安森說：「這個轉折是很神奇的，從很有殖民色彩的花，到主權移交之後，又拿來做區徽。當我寫完整個故事，覺得洋紫荊真的充分表達到我們接近一百年的香港歷史，而且這是變化中的歷史，亦可以說是現在進行式的歷史。現在我們的硬幣、區徽，還是洋紫荊，但同時它過去蘊含了這麼多東西，它代表香港的意義還未消失。」

從植物學角度，洋紫荊是不孕的特質，繁殖方法主要運用嫁接。有指象徵着中國和英國的歷史文化結合下的不吉祥之意，但安森並不如此認為。「其實植物跟人類不同。以人類的角度去看植物，覺得不孕很慘。但植物是可以用無性繁殖（Asexual reproduction）的方法，增加族羣數量，這是很奇特的事。」

在大自然的規律，不同物種之間存在生殖隔離機制，避免雜交影響基因，失去每個物種的獨有性。但洋紫荊竟然可以自然雜交而成，而且能夠以無性繁殖方式延續族羣。

安森表示：「如果當年傳教士沒有在摩星嶺採集回來，洋紫荊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消失。加上那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植物標本得以送往英國及其他殖民地的植物園和標本館，和其他地方比對，植物學家才確認洋紫荊是香港獨有的雜交樹種。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有這樣珍貴罕有的奇遇，洋紫荊才能保存並流傳至今，才有後面的歷史。」

安森研究販香歷史，亦整理沉香貿易數據，希望擴闊大眾對沉香不同範疇的認知。

摩星嶺上 碩「果」僅存

「有時候很難用人類的思維框架去看大自然。如今百多年後，洋紫荊在全球的數量多不勝數，但最初在摩星嶺被發現時，僅存一棵。這樣看，以洋紫荊來標誌香港還是否不吉祥的意思呢？」她留下一道耐人尋味的問題。

「我想嘗試令人們了解多一點樹木的東西，不要只是覺得對樹木的理解就停留於美觀綠化，將樹木和自己、社會有多一點連結。」安森說明這次寫作成書的最大目標。

入行作為樹藝師之前，安森是做環保教育工作，她發現，很多時候自然教育回到生活中，始終有點抽離，「無論是環保活動，植樹、減廢行動，生態教育，好像要去到山頂、郊野公園才算環保。其實日常生活中，與樹木、大自然的連結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低，只是我們不為意而已。」

她說，樹木政策和社會民生很多東西都是互相影響的，因此，這本《香港樹木筆記》既講植物科學，又有歷史，樹木政策分析。她憶述，成書期間曾被戲稱「四不像」。

但是，後來她想想，「四不像」也許亦算得上一個獨特之處。

她寫這本書時，更發現，樹木政策和社會民生很多東西都是互相影響的。「上世紀，殖民政府去大力推動郊野公園發展，是有時代背景和需求。例如某程度上因為麥理浩港督喜歡大自然，也是因為經歷了六七暴動，政府開始投放更多資源興建康樂設施，希望改善民生。」

《香港樹木筆記》資料豐富，從植物知識、土地歷史，樹木政策演變，安森盼望能把樹木科學連繫到人文歷史。

樹木變化 可見香港歷史

安森表示，過去自己較多從科研和保育的角度看待樹木，如今發現，樹木其實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去討論，嘗試回溯更久遠的歷史，重新理解它們與香港的關係。「譬如是，為甚麼殖民政府開始在香港植林？香港本來被視作寸草不生的，除了美化，發展林業是為了經濟。到了日佔時期，又大量上山伐林，過去建立的東西全部都消失了。」

雖然書中大量記錄樹木歷史發展，亦有涵蓋現時的樹木政策討論。安森指，要做到人樹共融，關鍵在於「官、商、學、民」四個範疇彼此交流，共同建立環境。

她提到，香港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辦」）隸屬於發展局，負責制定政策和技術指引，但樹木辦本身沒有監管權力，主要是向各政府部門提供建議和專業支援，實際的樹木管理工作是由「五局九署」執行。「每個政府部門都有各自的優先考慮和管理範疇，如何分配資源。以路政署為例，主要考慮道路和交通安全。近一、兩個月發生多宗與樹木相關的交通事故，相關部門可能會傾向移除樹木，總好過出現交通事故。」

她同意，樹木要在城市和大家一起共存，首要是避免傷亡意外，「但是為甚麼會有這麼多磨擦呢？就是因為當初的規劃不好。怎麼會在公路旁種一些十多米高、樹冠又有十多米闊的樹？」

「現在香港近兩年極端天氣難測。我認為樹最害怕的是連場大雨，多於十級颱風。」她解釋，持續大雨令土壤含水量接近飽和，降低土壤與樹根之間的摩擦力，同時增加土壤鬆動甚至流失的風險。若樹木生長於斜坡，當根系無法牢固抓緊土壤時，整棵樹便較容易倒塌。香港不少公路旁都是人造斜坡，土層較淺，當樹木經過三、四十年的生長，樹冠愈來愈大、重量愈來愈高，遇上暴雨便更容易發生倒塌。

她認為，香港的樹木管理問題未來隻會愈趨嚴峻。「樹木愈長愈大，管理難度愈來愈高；等到它長成大型喬木才處理，往往比及早規劃和管理困難得多。幾十年前植樹種下來的問題，現在每個樹藝師或者樹木管理部門都要面對。」

在商業方面，以香港樹藝行業為例，園藝公司可分為種植為主或者樹木風險評估為主，「園藝公司或者發展商，要發展一個地方，怎樣規劃，其實有錢賺的東西，他們就會做，即是回到政策重點和市場誘因。」她進一步表示，現時香港的樹木政策仍以行政管理為主導。「某程度上，現行制度行於表面，更像是在協助發展工程或管理單位完成符合法定程序去斬樹，而不是以樹木保育作為首要目標。」

至於學術上，雖然現時已有學術機構推行樹木專業課程，但安森指，要培訓出樹木或者植物保育有豐富經驗、資歷的人，甚或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時間，相比起來，台灣長年發展農業和林業，學術根基比本地無疑更好。最後一點，就是市民的意識，關乎公眾自然教育。「但現在『官、商、學、民』這些環環相扣的連結溝通，是沒有的，所以我不覺得現在背景下香港的（樹木）情況會有太大的改善。」

趁一切還未消失

她直指，保育政策或者樹木政策，不應是在「追KPI」。「不是達到某個林木面積、樹木數量就可以了。因為每棵樹要達到它生物的功能，是需要時間的。我今天斬了一棵樹，第二天種了一棵，也不能完全彌補當初失去的東西。因為根連同泥土和一些真菌微生物的連結，以及跟附近的蟲鳥獸的連結，不是種了新一棵樹就立刻復原到。這些生態保育，不是這樣量化的。」

在安森看來，書寫現在的香港樹木政策，就是日後回望今日的歷史。

「跟我寫的上世紀水利工程興建水塘、大規模植林一樣，那是當時的樹木政策。本地開始都市植樹，種這麼多路邊樹，其實是近四十年左右的事。為甚麼會有剛才說的規管問題，都是持續進行中的。那麼，這些現行的香港樹木政策，就是四十年後的歷史。四十年後的香港會是怎樣，到時候的樹木政策也可能已經不同了。」她認為，不管以前或現在，這些可能沒有人特別關注的樹木歷史，都想寫下來，只趁在一切還未消失之前，留下紀錄。

即使歷史終會過去，但土沉香，以及更多植物的生命循環，仍在繼續。人與樹的故事，從未完結。

「即使身處都市，人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員，樹木都是。樹木不是大都會時尚生活的裝飾品，是一個個生命體，並且承載着歷史。我們不單要植樹養還要學習如何與樹木共存。」——《香港樹木筆記》

「如果人把靈性放在植物上，植物也是很玄的。」——胡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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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顆種子，形狀與氣味酷似毛蟲，靜待胡蜂將之叼走，帶種子到遠方，擴散生長。

同樣採集土沉香種子的，還有嘉道理農場的保育遺傳實驗室研究員。當然，他們並非為了進食種子，而是蒐集基因採樣，研究土沉香種羣的遺傳多樣性，嘗試尋找針對土沉香的科學種植方式。

植物保育部高級保育遺傳學主任張華榮博士表示，其實土沉香是香港本土的樹種，它能夠適應香港的環境，「要保育土沉香，是有希望，但也是有風險。如果沒有太多非法砍伐的話，那麼土沉香是可以長得很好的。」

「非法砍伐始終是最大危機」嘉道理農場張華榮博士說。

六十棵土沉香死於砍伐

二○一四年，嘉道理農場發生土沉香大量非法砍伐事件，園區內包括公眾開放與限制參觀的範圍，一共六十棵土沉香被斬去，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張博士指，在十多年前，非法砍伐情況的確十分嚴峻。同年，嘉道理農場跟香港大學合作「土沉香保育計劃」，一方面調查本地野外土沉香的分布及生長情況，另一方面是蒐集基因採樣。

他和團隊調查園區的土沉香分布情況，發現跟香港郊野整體的情況差不多，由於非法砍伐者主要以成熟大樹中具有經濟價值的沉香木為目標，僅存為中小型樹居多，樹齡約幾年到十幾年不等。

在野外考察時，無論是樹型大小，研究團隊都會收集葉片，並在實驗室進行基因指紋分析，製作數據庫，至今已收錄全港逾千棵土沉香的資訊。

土沉香的開花期一般在三至五月，六月起進入果實成熟期，果實會裂開兩瓣，吐出種子，清晰可見。然而，收集土沉香種子並不容易。

「因為一旦果實打開了，種子的活性可能只有幾個小時。所以，有時候我們把掉在地上的種子收集回來，帶回去後，已經不能發芽。」張博士說。

由於土沉香種子對濕度非常敏感，一旦暴露在陽光下，很快便會失去活力。他續指，土沉香的果實成熟期，正好落在香港一年之中最炎熱、最潮濕的季節，其實是「選擇了最好的時間」。沉香屬植物大多分布於東南亞等熱帶地區，而土沉香則生長於華南的熱帶至亞熱帶地區，這些植物的種子都適應了高溫、潮濕的環境。

「所以，我們改為從樹上採集還未裂開、但已成熟的果實，避免種子迅速失去活力。但也是很困難的，因為土沉香結果的時間很集中，如果錯過了就沒有了。」訪問嘉道理農場的首日，碰巧遇上黑色暴雨警告，數小時傾盆大雨，只能在實驗室內進行採訪，張博士不忘笑言：「就算果子成熟，我們又不可能像這樣的暴雨天到野外採集，真的是不容易的。」

基因採樣 發現離島大不同

園區內設有苗圃，當中包括把從郊野公園採集的土沉香種子培育成樹苗。每株樹苗均有編號，標示學名、採集日期及地點等。張博士解釋，為了比較離島及
新界等地區土沉香的生長差異，會把來自不同地點的樹苗混合培育，盡量維持一致的生長條件，包括陽光、水分及土壤等環境因素，並定期記錄樹高、葉片數量等生長數據，希望能從中了解不同種羣之間是否存在基因差異。

至於保育遺傳實驗室，正是透過基因指紋分析，了解本地土沉香的遺傳基因多樣性情況。

據基因研究結果發現，香港土沉香的基因多樣性很豐富，尤其離島區跟港島新界的土沉香的基因不一樣，涉及不同的親緣關係，張博士表示：「以前這是並不知道的。香港雖然很小，但是原來不同地區的土沉香也是有自己的種羣結構，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發現。土沉香種子要透過胡蜂來傳播，我們推測有可能是因為（離島）有海相隔，造成基因流（Gene Flow）被隔斷或阻礙，使離島區跟新界區土沉香看起來親緣關係有些變化。」

研究結果能有助日後土沉香收集和苗圃種植的計劃，以至於整個生態恢復都是有所聯繫的。例如，將培育的樹苗種回與其原生棲地條件相近的環境，由於較能適應當地的氣候和生態，存活率通常較高。

嘉道理農場培育的土沉香樹苗正茁壯成長

還有另一個發現，是大樹跟小樹的基因多樣性是類似的。張博士說：「其實我們以前很擔心，當許多大棵的土沉香樹被砍掉以後，剩下的主要是那些在香港郊野公園的小樹，那麼這些小樹是不是有足夠的抵抗力？通過研究發現，原來大樹跟小樹的基因多樣性很類似，那麼就有一個希望，未來的這些小樹也許是可以像大樹一樣可以抵禦病蟲和氣候變化。」

而且，在土沉香研究中，有些樹苗生長較慢，但病蟲害較少；亦有些生長較快，卻較容易受到病蟲害侵襲。這些差異或因不同種羣的遺傳背景有關，為基因多樣性的重要表現。

他指，土沉香保育是一項長期工作。從採集種子、育苗，到回植復育，需要長時間累積，「遺傳多樣性的研究，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保育土沉香。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基礎，但我們這些實驗室研究都是很小規模的。如果要大規模地做，就需要很多經費、人力和物力。在香港，還有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也有做土沉香研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和專業能力，能互相補充。」

沉香買賣是一條「脈絡」

除了育苗及基因研究外，嘉道理農場亦關注全球沉香貿易，研究國際貿易與物種保育之間的關係。沉香屬（Aquilaria spp.）及擬沉香屬（Gyrinops spp.）均被列入《華盛頓公約》（即《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 II。各締約方須申報受管制物種的國際貿易資料，並由 CITES 建立全球貿易數據庫。

張博士指，研究團隊透過分析數據庫的資料，了解沉香的國際貿易情況，包括哪些國家是主要出口國、哪些是主要進口國，以及全球各類沉香產品的貿易數量。

香港過去曾廣泛種植土沉香，並生產沉香產品，然而，隨着本地種植規模大幅縮減，在沉香產業中的角色已逐漸轉變。張博士續說：「雖然香港原生分布有土沉香，同時亦是國際沉香貿易的中轉站和消費市場。我們從數據中可以看到，本地市面上出售的沉香產品，包括稱為chips（沉香碎片）和powder（沉香粉），其實不少都是從東南亞國家進口過來的，而進口的沉香也不一定是土沉香。從這一方面來說，我確實認為公眾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要保護香港本地種植的土沉香，但另一方面也要減少對非法貿易產品的消費，加強進口沉香產品的規管。」

他認為，把土沉香保育置於全球沉香貿易的脈絡中，能更全面理解其保育議題。「像是沉香的貿易需求如何？為甚麼香港的沉香會被非法砍伐？這些都是聯繫到一起的，對吧？其實，東南亞那邊的沉香也因為市場需求而被砍伐，並作為非法貿易出口到其他地方，甚至有些地區比香港更嚴重。那麼，我們也希望香港的一些沉香保育和管理經驗，可以推廣到東南亞其他地區。」

嘉道理農場的植物保育部保育遺傳學主任楊鋒博士正切割葉片，只需一小塊也能進行基因分析。

苗圃內每株土沉香樹苗均有詳細採集資料，以比對不同種羣之間的基因差異。

希望與危機並行

「從歷史來看，土沉香對香港來說是很重要的。」張博士提到，土沉香之所以特別，乃因從前香港大量種植土沉香，是沉香運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港口，也是「香港」名字之由來，意義非凡。

對於土沉香保育的未來，他不敢抱持完全樂觀的態度：「有希望，但也有風險。」希望來自樹的靈性，原生物種的自然力量。「土沉香是香港本土的樹種，它能夠適應香港的環境。我們的研究發現，它也是可以很快、大約幾年的時間就開花結果。我們種出去的土沉香，生長情況是可以不錯的，開花結果以後，小樹苗又能再生長。」他說。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這些沉香樹能夠逃過非法砍伐的劫數。

張博士坦言，氣候變遷、極端天氣，還有病蟲害，當然對植物生長有影響，但針對土沉香的情況，非法砍伐問題更堪憂。「幾十年來面臨不少非法砍伐，造成土沉香種羣數量減少了很多，這確實是很大的挑戰。」

他續說：「雖然非法砍伐減少了，但並沒有完全消失。未來非法砍伐會不會增加，或持續，這是很大的風險，因為剩下的大樹數量很少，也是保育的重點。」土地開發也是其中一項隱憂，可能影響風水林及天然次生林等生境。而風水林正是土沉香的重要棲息地之一。

無論是非法砍伐或土地開發的緣故，當樹木遭砍伐，無論是小樹成長還是種羣恢復，都需要漫長時間。由於土沉香具有嗜光性，若生長環境過於蔭蔽，其生長速度便會減慢。張博士說：「所以，幫助郊野公園那些小土沉香樹成長為大樹，需要一些復育管理或林業管理。因為種到野外，其實很多小樹苗有可能長不大，會死掉，所以需要監測樹苗生長情況。只是種到野外是不夠的，而是要長期管理的復育過程。」

「土沉香是本地的原生植物，所以它本身是可以適應香港的環境。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其實如果沒有太多非法砍伐的話，那麼土沉香是可以長得很好的。」他難掩感嘆。土生土長的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除了對香港具重要意義的土沉香，城市中的每一棵樹，都是我們的大自然朋友，見證土地記憶。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回望香港樹木政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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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滔的人生，可以用一張正方形的菲林相紙來形容——四邊等長，沒有特定的延伸方向。

他在南美洲的法屬圭亞那出生、成長；九歲那年，被父親帶回香港，才得知自己要在這座陌生的城市重新展開人生；在香港完成小學和中學，先到倫敦，然後，一個人跑到捷克攻讀攝影。

穿梭於三個大洲、不同語言、完全迥異的生活節奏裏。他操法語和廣東話，有一段時間浸淫在捷克語包圍的世界，他用哪種語言思考？怎樣看自己的身份？他想了想，笑答：「我是一個用攝影思考的人。」

凌文滔父母都是香港人，他的英文名字叫Axel，那是十分尋常和地道的法語名字，因此很多法國人知道他的名字之後都會很訝異，「像是我們見到一個白人說自己叫『宇軒』」。

我的故鄉  海龜為伴  火箭起飛家會震動

Axel出生於法屬圭亞那，位處南美洲最北部、赤道雨林地帶，與大西洋交接，是法國在南美洲的一個海外省，也是歐盟的一部分。如同這塊土地一樣，Axel亦有着複雜的身份，他形容自己有兩個家：「一個講廣東話，一個講法文。」

Axel度過童年的地方，鄰近歐洲太空總署的一個火箭發射基地。最深刻的記憶，來自火箭升空的瞬間——房子玻璃窗會跟着震動，整座城市彷彿也晃了一下，森林裏的鳥羣受驚撲騰起翅膀。

法屬圭亞那人口只有約三十萬，土地面積是香港七十五倍，境內98%都是熱帶雨林。Axel童年時見過很多奇珍異獸：綠海龜、巨蟒，甚至鯨魚。他和媽媽散步在海灘上，當地人隨手摘椰子給他吃。他是一個吃着海風長大的孩子。

九歲之前，他的世界是濕潤、色彩濃烈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熱情、淳樸、不設防的。

然後，一切，像退去的海浪般，毫無預警地結束了。

九歲「回歸」香港  鯨魚變成「填鴨」

爸爸帶他回到香港，起初他以為只是一趟暑期旅行，直到有一天，爸爸突然說：「仔啊，我們要找學校了。」他才反應過來，自己將被塞進一套完全陌生的生活系統。在這裏，粵語、填鴨式教育、密不透風的城市節奏才是主流。

等到十年後，他再次「把根拔起」，一個人跑到言語不通的捷克布拉格攻讀攝影，在那裏，他再一次體會甚麼叫做「異鄉人」。

真正隨身帶着的行李，不是衣物和課本，而是他的攝影機。

拍攝地點：香港。

從森山大道走到布拉格

Axel的攝影啟蒙來得很意外。中四那年，他翻到一本書介紹日本藝術的雜誌，看見一幅森山大道早期的照片，「整個人受到極大震撼，當下腦袋空白了半小時」。照片上只有一個陌生人的後腦勺—剃了平頭，還帶着疤痕，以黑白兩色呈現，對比強烈。

在此之前，他對攝影的認知停留在《國家地理》雜誌式的紀實美學，甚至因為童年是在法國體系下接受古典藝術教育，一度以為「所有東西都要對稱才叫美」。

森山大道的作品打破了這種認知，也讓他記住了森山那句廣為流傳的話：「我認為任何攝影者，只要透過影像說話的主觀意欲強烈，無論手上拿甚麼相機或使用甚麽鏡頭，並沒有太大差別。」他花了一百多元在二手市場買了一部理光數碼相機，從此「泥足深陷」。

Axel搜羅許多攝影師的文集，「市面上有甚麼都會買回來讀」。有些好像能讀懂，有些好像讀不懂，不論懂得多少，手裏的攝影機從來沒有稍歇。當年那個讓他一直惦念、不時聚集着攝影愛好者交流的地方，後來從石硤尾搬到了灣仔富德樓，Axel和每個店員都熟稔。他說，這裏就是香港攝影界的「小小心臟」。

DSE放榜，他選擇申請海外院校，最初在倫敦藝術大學修讀預科，內心納悶：課程看重帶有社會價值、政治敘事較強的作品，而輕視表達內在精神性的作品。這其實不是Axel心中攝影的樣貌。

完成預科，Axel決定一個人前往布拉格，主修攝影。那個地方，神秘，浪漫，古老，充滿流浪式的波希米亞風情。

「我們一起捱過了寒冬！」

對於布拉格，Axel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冷」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很疏遠。初到埗的反差，讓他怎麼都「拍不出在那裏生活的狀態」。到了第二年，他轉用一台年歲比自己還大的日本Yashica雙鏡反光相機，發現它正方形的比例「很適合講述這段旅程的距離感」。

這台相機，十分古老，異地維修不易，本來很擔心會出現故障，後來，「我們一起捱過了很冷的冬天」，甚至曾一起滾在雪地上。一人一機，從此建立了一種「共同進退」的戰友關係。

布拉格的經歷，成了他第二本攝影集《A Case of Eclosion》（中文書名《羽化事例》）的主軸，這也是他三年來在布拉格生活的真實「蛻變」。

如果說相機是 Axel的「戰友」，那麼，黑房則是他的「私密空間」。

他坦言，起初一點也不享受在黑房沖曬的過程，費時費力，也看不出有甚麼名堂可以弄出來。老師一看成品，見微知著，一語道破：「太懶，你應該多花心思沖曬。」本來不以為然，後來親眼見識到捷克老師的功力，深深被打動。

原來，所謂「質感」，往往來自黑房的功力。

他終於學會，敬畏黑房，敬畏光線，學會在按下快門之前，先讀懂眼前這一刻的光。

沖曬一張照片要兼顧明暗、細節，動輒要花三四小時，需要心機、智慧，更需要體力和毅力。明白黑房，才會更懂得珍惜攝影。

Axel在家裏搭建了一間黑房

羽化前必經歷黑暗的繭

可是，大時代之下，黑房變成石器時代的山洞。Axel不諱言，即使是有着深厚沖曬傳統的布拉格，教學資源仍然不斷向新媒體方向傾斜，傳統攝影幾乎被邊緣化。教授團隊，真正從事攝影的只是少數，更多人做的是雕塑或者3D掃描。

Axel成了一些教授眼中的「原始人」。作為外地生，跟本地生比較，機會和資源側重後者，不言而喻。這種挫敗感，投射到《羽化事例》的基調裏。Axel形容，全書編排，正是一趟「由黑夜開始，慢慢走到白晝，再回到黑夜」的旅程，因此，書的前段刻意選用比較沉重、帶有幻滅感的照片作為開端。

封面則是一個望向遠方的少年，他說，選中這張照片，是因為那個少年當時的狀態與自己太相似。「一種望向未來，但又不太樂觀的感覺。」

Axel第二本攝影集

誰製造了布拉格上空的「黑洞」

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張透過黑房技術「燒」出黑洞效果的照片，那是他對捷克攝影師寇德卡（Josef Koudelka）的一次隔空致敬，也是他在布拉格拍攝的最後一張照片。

當代極具影響力的傳奇紀實攝影師寇德卡，是Axel來捷克求學的原因。離開之時，Axel覺得自己「沒理由不在布拉格那個廣場拍照」，因為那裏是寇德卡拍下一九六八年蘇軍入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前一刻的地方。

Axel找到寇德卡的那棟建築物，然後站在對面的博物館天台，反向呈現當年那張震撼世界的照片：地平線、兩座教堂式地標，還有布拉格一望無際的平原。

拍完後，回到黑房，用一塊挖了洞的木板做成遮光罩（mask），讓畫面局部曝光，直到那個位置徹底燒黑—暗房術語稱為「burn」。「我想把當時追求的東西，把那段時光，整個吸進這個黑洞裏。」

Axel在捷克修讀攝影時的宿舍，他故意把大樓拍得歪歪斜斜，形容是「羽化」的力量。

故意用一種抽離狀態拍攝

遊走於法屬圭亞那、香港和捷克三地，讓Axel領略到甚麼叫做地異人殊，並讓他習慣對「人」進行敏銳的觀察和思考。

他從法屬圭亞那來到香港，曾在香港的法國文化協會繼續學習法文，不料，在那裏接觸到的其他學生，活脫脫展現了社會某種精英階級對普通人的惡劣態度；相對而言，他在南美洲認識的親友十分淳樸，像是從卡通片中走出來一樣。

捷克人沉默內斂，即使好友之間，聊天也很少深入。他轉述了一位北歐朋友的說法—捷克人比北歐人「更北歐」，連北歐人偶爾都會相約吃烤肉、泡溫泉，捷克人卻連這種頻率都欠奉。Axel對捷克的「冷」不感突兀，反而自言，不知不覺之間，連自己都被同化了：「整個人在精神上會被那種寒冷侵蝕，會有一種『我不想社交』的感覺。」

相對捷克一式一樣的「冷」，香港以「吵」掛帥，而且，「甚麼人都有」。

他清楚記得捷克的飲食有多單調——燉肉、蘑菇湯、香腸、馬鈴薯。四樣，幾乎就是全部。提起香港的夜宵，反而包羅萬有。

他形容自己那時「從一個很燥熱的地方，跑到去一個很冰冷的地方」。

除了在學校用英語溝通，Axel只懂得坐車、吃飯、喝啤酒等日常捷克語。因此，當他要拍攝捷克，他是完全把自己陷入一種抽離的狀態。他想一直以這種姿態，持續觀察，持續按下快門。

Axel在布拉格遇到的人，包括右上為其攝影老師。

下一站，巴黎

在法語地區和香港，他都無法進入這種極度抽離的狀態。他解釋，到了法國，陌生人的語氣和表達方式，都會讓他覺得親切莫名，彷彿回到了童年；而香港，則是他經歷青春期、真正長大的地方——即使學校的經驗，老實說，並不是那麼愉快，他欣然承認，那是塑造他如何觀察世界的重要土壤。

Axel形容自己正處於一個類似gap year的狀態：一邊兼職，一邊摸索如何靠攝影創作賺錢。他同時計劃申請法國的攝影碩士課程，盼望有朝一日落腳巴黎。他把巴黎形容為一個「古靈精怪」的城市，說正好與自己性情「合拍」。

《羽化事例》的姊妹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拍攝的地點，正是他目前居住的香港。那是一個他每次回來都不期然受到「既熟悉又陌生」感覺衝擊的城市。

PROFILE
凌文滔（Axel Ling），二〇〇〇年出生於法屬圭亞那，父母都是香港人，九歲隨父母回港定居，十六歲迷上攝影。二〇二一年，他在倫敦藝術大學完成設計、媒體和影像預科課程，並於同年出版第一部個人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二〇二四年，他在布拉格修畢藝術攝影學士學位課程，並於二〇二六年出版第二部個人攝影集《A Case of Eclosion（羽化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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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方敏兒表示：「藝術並非是單向的欣賞， 而是藝術家、作品、空間與觀眾之間持續交流與互動的過程。基於此，我們今年擺脫純粹展示作品的公式套路，特意配對不同文化背景及創作領域的藝術家，讓他們以展覽空間作為語境，透過創作對話，看看可以衍生出怎樣的藝術多重宇宙。我們期待公眾不只成為這觀賞者，更可積極參與其中。」

從中心大堂的賽馬會展廊到包氏畫廊，藝術作品將分佈於不同樓層和角落，引領參觀者在探索空間的同時，與作品展開互動和對話。展覽突破傳統展覽模式，讓建築空間本身也成為藝術呈現的重要部分。 

本次展覽的主題「場域・碰撞・協作」以三個相互扣連的詞語概括展覽核心：「場域」指向香港藝術中心的建築與歷史 脈絡，強調創作對空間的回應；「碰撞」代表不同創作宇宙之間遭遇的催化時刻；「協作」則標示從對話 與摩擦中生成的新可能。標題中的間隔號（・）不是分隔，而是連結，象徵三種狀態處於持續的動態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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