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世界中，拉丁美洲是一片滿載苦難的土地，赤裸裸，血淋淋，一點兒也不「魔幻」。諸國經歷歐洲殖民和掠奪，解放獨立後，又墮進另一個深淵，軍政獨裁、美國操控是常態。

當現實過於荒誕，暴力如影隨形，憂鬱無處宣洩，「魔幻寫實主義」逐漸成了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一道出口。

可是，「魔幻寫實主義」這一詞，又是否能夠足以概括拉丁美洲的文學和創作全貌呢？

儘管身在迷宮之中，尋尋覓覓未見出口，拉美人的生命力強盛，意志堅韌如昔，創作力也異常驚人。

身處幾千公里以外的香港，除了閱讀拉美文學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透過拉美電影和流行音樂，去看見那些苦難在人們身上所烙下的痕跡？

何謂拉丁美洲？

簡單而言，「拉丁美洲」即是美國以南之下，以拉丁語族（包括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法語）作為官方語言的一系列美洲國家。從北美洲的墨西哥，到加勒比海地區的古巴、波多黎各和海地等，及至南美洲的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秘魯、哥倫比亞和波利維亞等。

有的人會將拉丁美洲簡而稱之為「中南美洲」，然而要注意的是，「中南美洲」是一種以地理位置來劃分的方式，與「拉丁美洲」以官方語言來劃分的方式，是源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一種是地理概念，另一種則是文化概念。

再者，中南美洲至今仍有一些島嶼或地區是英國或荷蘭管轄的海外領土，他們使用的英語和荷蘭語，都不屬於拉丁語族，因此狹義上不被視為拉丁美洲一部分。例如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牙買加和說荷蘭語的蘇利南。

四個關鍵詞 理解拉美歷史脈絡

1.「哥倫布」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世界各地莘莘學子都會被教授的歷史常識。對於拉丁美洲原住民而言，這是歐洲殖民歷史和掠奪資源的開端。首先是開啟了「淘金熱」，歐洲人紛紛來到這片陌生的大陸，將拉丁美洲的礦物資源都淘空。接著是大量建立莊園，種植甘蔗、橡膠、可可等經濟作物，勞役原住民，將拉美的土地和人力資源化為歐洲人的財富。

2.「西門·玻利瓦爾」

拉美經歷三個世紀的殖民時期。西門·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被視為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在帶領拉美獨立、脫離西班牙帝國統治的路上有舉足輕重地位。

在多場戰役中戰勝西班牙之後，玻利瓦爾在1819年宣布建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領土包含現今的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拿馬和委內瑞拉等地，但後來因為內部爭執和意識形態差異，「大哥倫比亞」走向瓦解，隨時間形成一個個獨立國家。馬奎斯小說《迷宮中的將軍》也是以玻利瓦爾作為主角原型。

3.「被切開的血管」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一九七一年出版《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講述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之後，怎樣在拉丁美洲予取予攜，掠奪天然資源，開墾土地種植農作物謀利，並將原住民化為農奴。書中形容：「拉丁美洲是一個血管被切開的地區。」

到拉丁美洲諸國獨立、脫離殖民者後，歐美繼續以自由貿易、投資、貸款和現代化等形式，將拉美土地上的資源化成跨國公司的利潤。讀畢書籍後，不難理解為何拉美幅員遼闊，坐擁豐富天然資源，卻依然貧窮。

至今，「被切開的血管」這一詞，在許多人眼中，依然是拉丁美洲被歐美支配剝削的形象化表達。

4.「禿鷹行動」

在冷戰格局影響下，美國提防蘇聯的共產主義勢力在拉美植根，因此先後扶植或默許了不同國家的右翼政權，通過軍事武力奪權方式上台。

這些軍政府往往實行獨裁統治，以消滅左翼勢力為名，利用各種手段剷除異己。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等國更聯手建立跨國情報網，被謀殺、被拘禁、被嚴刑逼供、被失蹤的人，多不勝數。

直至八、九十年代，冷戰走到尾聲，美國對軍政權支援力度有所減弱，拉美各國人民相繼推倒軍政獨裁，轉型至民主社會。

拉美諸國經歷過甚麼事？

若要透徹地理解拉美的文藝創作，就必然要掌握作品背後的歷史文化和時代背景。然而，拉美各國經歷的歷史苦難，難以言盡。以下僅選取部份拉美國家，列出部份常見於拉美創作的近代重大歷史事件，作為簡略的概況。

智利：

1970年，薩爾瓦多·阿言德當選總統，是歷史上首名民選的左翼總統。他上任後隨即推行社會主義改革，引起了美國的憂慮。1973年，在美國默許下，右翼皮諾切特發起軍事政變，推翻阿言德政府，展開了長達27年的軍事獨裁統治。

相關創作：伊莎貝爾·阿言德小說《精靈之屋》、古茲曼紀錄片《智利之戰》三部曲、電影《向政府說不》

阿根廷：

1976至1983年，軍政府上台，對異見人士施以鎮壓，無數人遭秘密拘禁、處決或失蹤，這段時期被稱為「骯髒戰爭」。時至今日，部份阿根廷人不認同稱呼這時期為「戰爭」，而應該稱做「國家恐怖主義」。

相關創作：電影《官方說法》和《1985年阿根廷》

哥倫比亞：

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二十世紀初壟斷了拉美多地的香蕉貿易，包括土地資源、鐵路、船運和郵遞公司等。1928年，哥倫比亞約二千名工人罷工，抗議聯合水果公司剝削。然而，哥倫比亞政府下令開槍射殺工人，史稱「香蕉大屠殺」。

相關創作：馬奎斯小說《百年孤寂》

古巴︰

1952年，軍人Fulgencio Batista發動政變，廢除古巴憲法、擱置國會選舉，並展開獨裁統治。直至1959年，哲古華拉連同卡斯特羅革命推翻Batista政權，成立社會主義國家。至今，美國仍然對古巴實施貿易禁運。

相關創作：哲古華拉遊記《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Diarios de Motocicleta）以及同名電影

《哲古華拉少年日記》劇照（圖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巴西：

1964年，軍人政變推翻工黨政權，軍政府上台後，獨裁統治巴西長達21年，期間鎮壓工人、農民和異見人士。至於被暗殺、被失蹤的人數，至今仍未有確實數字。

相關創作：電影《我生如是繼續》和《罪惡嘉年華》

《我生如是繼續》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罪惡嘉年華》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烏拉圭：

1973年軍方奪權，展開長達十年的獨裁統治。直至1983年，四十萬人上街，軍政府於翌年下台，結束威權統治。

相關創作：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火之記憶》、《擁抱之書》和《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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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寫實主義」曾經是拉美文學中，最鮮明的一幅旗幟，把全世界讀者的目光都吸引過去，同時啟發了無數創作人，當然也啟發了香港不少作家。然而，甚麼是「魔幻寫實主義」？怎樣同時既「魔幻」又「寫實」呢？

文學愛好者必然聽過馬奎斯的經典小說《百年孤寂》，它使馬奎斯成了「魔幻寫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或許他的光芒實在過於亮眼，然而，對於馬奎斯以外的拉美作家，我們所知有幾多呢？拉美文學，又是否只得「魔幻寫實主義」作品呢？

推廣拉丁美洲文化的組織Chicaca Culture成員波波（Winky）

閱讀連結旅遊 拉美愛好者更理解書中情節

波波（Winky）是推廣拉丁美洲文化的組織Chicaca Culture成員。她每年均會到訪拉丁美洲國家，去過三次阿根廷、四次墨西哥，也去過古巴、哥倫比亞、秘魯和危地馬拉。她發覺，每到訪一個國家，對於它的背景所知甚少，「其實一直帶着一本書，一直看，一直進入這件事，是幫了我很多。」起初她甚麼類型的書籍都會看，但隨後逐漸接觸到不同拉美文學作品，例如她在哥倫比亞旅遊期間，正在讀馬奎斯的魔幻寫實主義經典《百年孤寂》。

波波認為，《百年孤寂》不單是一本文學經典，也是一本追看性很高的小說。不過，書中橫跨一個家族數代人的故事，不少人閱讀的時候，都會被那複雜的人物關係弄得頭昏腦脹，也不明白為何數代人都是用同一個名字。「但如果你去過拉丁美洲，你就不會覺得很奇怪，因為確實在一個家庭，爸爸和兒子同一個名字，媽媽和女兒同一個名字，是很普遍的。而且他們的姓氏很長，因為他們會把媽媽的姓、爸爸的姓，一直加上去。」

現實世界脫離常軌

踏足拉美的土地，一切都不太可靠，也不太真實。在波波眼中，「魔幻」就是待在古巴一個月，竟然一個廣告也見不到；又或者阿根廷破產，當地人沒法子生活下去，也沒有金錢，便轉用以物易物的方式維生。「魔幻」也是，每一次踏足阿根廷，當地的貨幣價值都很不一樣。

她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第一次去阿根廷黑市換錢的經歷，可謂真實之餘又夢幻。她獨自一人帶著一筆可觀的美金，到達當地朋友介紹的黑市找換店。它外表好像一間珠寶店，但櫥窗只得三個珠寶。然後她按鐘，有人來開門，問她想做甚麼。她以西班牙語講「我換錢」(Cambio），對方請她進來，帶她走到房子的最深處。

她戒慎恐懼地走進一間辦公室，那裏有一個男人坐着，問她想換多少錢，然後他用一部數錢機器，「就像銀行一樣，你給他（美金）數完，他就在抽屜裡拿一些披索給你。」

離開黑市找換店之後，另一個難題又來了：「其實我來到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我會有很多錢」，她不敢乘搭巴士，於是匆匆地截的士，盡快離開。

波波去過三次阿根廷，每一次踏足阿根廷，當地的貨幣價值都很不一樣。（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些經歷，你說是不是好魔幻？不是好魔幻，但是你會多了一些個人看法，你明白為甚麼拉丁美洲人會寫得出我們眼中這麼痴線的東西。因為他們長期的生活環境，都是你覺得很不合理或者『吓，咁都得？』但是對他們來說就是日常，去黑市換錢是日常。」

波波認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很不一樣，他們經歷的事情很不一樣，所以魔幻現實主義的出現是很合理的。」

再者，他們擁有古文明的土壤，活在各式各樣神話之中，例如秘魯有印加文明，墨西哥有馬雅和阿茲特克文明。加上拉美近代史出現很多獨裁政權，並大力拑制言論，「魔幻寫實主義就是其中一個出路，他們可以化成魔幻地說一些他們真正想說的東西。」

現實與魔幻結合 影射真實事件

那麼，「魔幻寫實主義」到底是甚麼概念？波波按自己的理解，她認為「魔幻寫實主義」的美麗之處，在於現實與魔幻的結合，小說情節或者主人公經常都會跟現實的人的狀態不一樣，但是大家都會覺得很平常，不會大驚小怪。這與其他奇幻小說不同，若然主角擁有超能力的話，旁人會覺得他很特別；但是魔幻寫實主義裏，「有一些特別的事情發生，但是大家沒有覺得它很特別，然後故事就會繼續這樣走下去。」

譬如《百年孤寂》中，麗貝卡食泥、有鬼魂在屋裏來來去去、失憶症會傳染，在故事中都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又例如老將軍被家人綁在一棵樹上，直至他死去，「但大家又不會覺得有甚麼問題。」波波認為，魔幻寫實不一定是奇幻或是見到外星人，「而是那些你覺得超乎常理，但大家又會覺得很自然的事。然後因為你進入了它的故事，你覺得自己在裏面的時候，你都好像共情了，你都覺得這件事情好像沒甚麼特別。」

她又指，魔幻寫實會令讀者分不清現實和虛構。《百年孤寂》裏面提到的「香蕉大屠殺」，「我本身不知道是真的，我覺得那段很精彩和很震驚，後來看一些書評，才知道原來它是根據一件真實的事。」她認為這就是魔幻寫實最厲害之處，「當你在不知情的時候看了，覺得很奇幻，然後你發覺原來是真的，那個回力鏢就很厲害。」

拉美文學非全部魔幻寫實

波波指拉丁美洲有很多傑出的作品都不是魔幻寫實主義，例如阿根廷作家Carlos María Domínguez《紙房子裏的人》，便不屬於魔幻寫實主義作品。

然而，當小說以一宗交通意外開展，逐步揭露一羣愛書成痴者的故事，讀起來，還是令人感到那股「魔幻」氣息揮之不去。「我覺得它裏面描寫得很細緻，每個人對書都有自己的執迷，有些人要書一塵不染，有些人就不是，有些人看書的時候要配合一些音樂，要一些光度，每個人都有自己和書共享的方法。」

她認為這本書很短、很易閱讀，但依然無改它是一本精彩絕倫的小說，從故事可感受到文學或書籍，對拉丁美洲人來說很重要。「其實很多獨裁政權都會有焚書坑儒的操作，都會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保護書。」

讀《總統先生》認識獨裁者心理

另一本教波波印象深刻的書是《總統先生》，是危地馬拉作家阿斯圖里亞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的經典之作。書中未有提及故事發生的地點、時間和「總統先生」的確實名字，但是憑着作者對獨裁者細緻的刻劃，後人相信「總統先生」的原型是危地馬拉前總統Manuel Estrada Cabrera。阿斯圖里亞斯被文壇視為「魔幻寫實主義」的祖師，亦在一九六七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波波說，故事裏的總統很少現身，「通常是以一個側寫、其他人對他的評價，或其他人對他的驚，去看到總統先生是一個怎樣的人。」

「總統就是一個專橫無道，任何人說一些不中聽的話，甚至別人只是不小心撕掉他媽媽大壽的海報，就會拉別人進監獄。」她快要讀畢這本書的時間點，正值年初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被美軍生擒，引發全世界關注馬杜羅治下委內瑞拉的人權狀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反對派領袖馬查多能否回母國執政、美國軍事介入的正當性等議題。《總統先生》於一九四六年出版，雖然距今相隔多年，但是它跟現在這一刻的拉丁美洲依然十分呼應。

波波未曾踏足過委內瑞拉，只去過毗鄰的哥倫比亞，那時已經有許多委內瑞拉難民，為了逃離委內瑞拉政權，而居住在哥倫比亞邊境城市。認識拉美的人，都會知道國與國之間都是命運共同體，雖然《總統先生》影射的是危地馬拉前總統，但是拉美獨裁者的本質和脆弱心理，不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共通的，「似乎在《總統先生》裏面發生的事，現時也正在發生。」

波波在哥倫比亞邊境目睹許多委內瑞拉難民紮營。（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她不算特別喜歡《總統先生》，但是在不同時間點看不同的書，讀到一些超乎想像的情節，她覺得還是有趣的，「你會有一些反思的地方，原來過了這麼久，他們都在面對同一種的災難，都是一些個人的專橫，依然是可以存在。」

拉美人在困苦中迸發美麗藝術

拉丁美洲離香港如此遙遠，就算有心閱讀拉美文學，也難免帶着一種局外人的目光。由於波波親自見識過當地風土人情，她個人非常喜歡這片土地，同時覺得拉丁美洲有許多值得世人學習的地方，「他們是一個很堅毅，還很有創意的土地。他們曾經受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壓迫，也用過很多不同的方法去面對，魔幻寫實就是其中一個面對的方式。」

她喜愛跳阿根廷探戈，而阿根廷探戈也是由一些低下階層發展出來，從中可見，有時在困苦的生活環境中，也能夠爆發出美麗的藝術。

波波認為拉美的啟發性在於，「原來在一些這麼困苦，或者這麼無理，或者那麼災難性，可能是整個國家破產幾次的情況下，他們究竟怎樣繼續去享受他們的生活，他們怎樣繼續團結。」譬如說，古巴人生活資源很少，但是彼此的關係很親密，會互相扶持，又不失對人的熱情。

世界各地之間，地理上相隔遙遠，人民所承受的厄困也迴然不同，但是面對苦難的方式和心境，也許可遙遙呼應。

波波在十四年前首次獨遊古巴（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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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萊亞諾晚年時，曾在公開場合中自我批判，認為自己寫下《被切開的血管》的時候，缺乏政治和經濟學訓練，以強烈言辭表達傳統左翼觀點，卻忽略了拉美某些內部問題。他未有否定書裏的反殖民精神，而這本書的經典地位始終不動如山。

作家郭梓祺閱讀過十多本加萊亞諾的著作，亦舉辦過數次加萊亞諾讀書會和文學班，介紹作品的文字特色和時代背景。他說：「《被切開的血管》對我來說是很直線的、控訴式的，可能源於當時的需要，也限於閱歷吧。」相比之下，他更著迷於加萊亞諾流亡歐洲期間所寫下的作品。他感受到作者筆法更加成熟、更加克制，讀起來有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

加萊亞諾一生創作無數，以神話、記憶和歷史片段編織出一道又一道拉美人文風景，包括《火之記憶》（共三冊）、《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擁抱之書》、《足球往事：那些陽光與陰影下的美麗與憂傷》、《鏡子：一部被隱藏的世界史》、《歲月的孩子：三百六十六個故事》等。每本書都是以一篇又一篇短文組成，卻承載了拉美歷史與苦難的重量。

加萊亞諾筆下文字，在郭梓祺眼中，為甚麼如此有魅力呢？

首讀《火之記憶》 打開拉美視野

郭梓祺記不起多少年前，買下了一套三冊的《火之記憶》，但是一直擱在書架上，未有翻來看。直至2017年，他打算到拉丁美洲旅行兩個月，而他習慣每次旅行出發前，找些歷史和文化書籍來讀讀，事先了解當地背景。當時正好看見書架上擺着這套書，從最早的拉美神話開始，然後到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再到八十年代的拉美。他覺得以這種時間的跨度，去理解拉美歷史，再適合不過。

「讀完第一冊就已經著迷」，他忍住不讀第二三冊，把它們帶在背囊中，在旅途上逐點讀完。

一套三冊的《火之記憶》英譯本

他過往對拉丁美洲所知甚少，而《火之記憶》打開了他對於拉美的認識。他本身也對拉美怎樣被美國壓迫，有很大的同情，例如談及「九一一」，一般人只會聯想起2001年恐怖份子騎劫客機撞紐約世貿大樓，然而許多人未必知道，智利1973年，也有一場與美國有關的「九一一」，只是那一次美國的角色，乃扶植皮諾切特的右翼軍政府，以武力推翻智利民選的左翼總統阿言德。

說到智利，加萊亞諾經常書寫拉美不同藝術家和作家的故事，智利國寶級詩人聶魯達便是其中之一。那次旅行，郭梓祺也到訪了聶魯達的故居，房子裏陳列着許多與帆船有關的擺設。他在當地散步團中聽到一個小故事，聶魯達應邀到菜市場讀詩，讀完之後，全場鴉雀無聲。正當聶魯達擔心是否因為自己的詩太高太遠時，現場開始有人哭泣，而且越來越多。市民說，平日工作勞碌，是聶魯達的詩令人重新感受到生命的喜悅。

郭梓祺又提到：「加萊亞諾寫立場與氣性上不接近的藝術家，就寫得遠沒有那麼熱情，而且短得多。」例如立場明顯偏右的阿根廷作家波赫士，「骯髒戰爭」初期曾表態支持右翼軍政府，皮諾切特頒奬給他，他又會去領奬，「假如勉強二分，波赫士的書都是關於書，而不是關於世界，更不要說社會現實，文學上好還好，但你明顯感覺到Galeano寫波赫士的時候的保留。」

「我覺得這些地方好得意，也細微，他不是講『我不喜歡他，因為意識形態』，但輕易能從他的筆觸感覺到，記得他寫Borges那篇最後兩句，就說他對人類歷史上的惡行充滿好奇而寫下《惡人列傳》，但對他圍繞他國家的惡行卻不聞不問，就很有點春秋筆法的感覺。」

以文學的方法書寫拉美歷史

在《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中，加萊亞諾談及1973年4月，烏拉圭軍方即將奪權之際，他被抓捕及囚禁在刑訊中心。不知過了多少日之後，他僥倖獲釋，旋即逃往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並在當地創辦異議者雜誌《危機》。可是不久之後，阿根廷同樣失守，被美國扶植的軍方奪權，加萊亞諾亦被迫流亡至西班牙。直至十二年之後，烏拉圭重光，他才能夠歸鄉。

郭梓祺說加萊亞諾強調自己本身並不熟悉歷史，但他在十二年的流亡生涯裏，可謂寫下了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在《火之記憶》他選了一個很文學的方法去處理歷史，當然建基於歷史，但更重要是如何靠描寫的精煉、節奏感、荒謬感，去表達這幾百年的記憶，野心很大，由盤古初開的神話，一跳就是十五世紀歐洲人登陸，然後到尤其受美國影響和欺壓的近代。」

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十六世紀西班牙教士巴托洛梅（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故事。這位教士跟著西班牙征服者一同去美洲，本為傳教，但不忍見到土著淪為奴隸被勞役，惟另一些教士則不把南美人當是人，雙方展開一場辯論。而巴托洛梅向西班牙王室和教廷寫信陳情，給出的建議，不是全面禁止蓄奴，竟然是從非洲引入黑奴，取替南美奴隸。「結果陰差陽錯下，他有份為黑奴貿易推波助瀾，歷史就是這樣諷刺。」郭梓祺說巴托洛梅本來是想做好事，然而目光始終受限於那個時代，事後追悔莫及。無獨有偶，郭梓祺最近在讀歷史學者Greg Grandin的書《America, América》，也是從上述故事說起。

郭梓祺又舉另一例子，加萊亞諾寫紅十字會血庫先軀、美國醫生Charles Drew的故事，到尾段寫他無法捐血，因紅十字會不接收他的捐血，而玄機藏在最後一句：「他是黑人。（He is black.）」郭梓祺指這篇寫得非常精準，「因為加萊亞諾一直都忍住這個資訊，只寫這醫生對人類貢獻多麼大，種族則留到最後才揭曉，因黑人身份反而捐不了血，整件事的荒謬感便立體，這就是我說文學的方法，結尾只有三個字的短句，表達得極有力量。」

捕捉時代質感

問郭梓祺加萊亞諾的書是否值得閱讀，他說他不敢斷言，但至少對他來說是，因加萊亞諾的觀察與寫作風格「好迷人，它有魅力。」

他舉例指，加萊亞諾寫過一則故事，講某個拉丁美洲地方，最初沒有紅綠燈，因為街道上的車很少，當它出現第一盞紅綠燈時，當地人紛紛前來圍觀，靜待由紅燈轉去綠燈的時刻，「就好像在觀星一樣」。

「當然是虛構，但我覺得他在捕捉某些時代與時代之間的錯置或變化。有些東西剛剛來的時候，那些人是怎樣想的呢? 讀來就有某種陌生化的感覺。」紅綠燈是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然而加萊亞諾就帶我們回到最初的一刻。

郭梓祺遊烏拉圭時，曾特意到訪加萊亞諾經常出沒的咖啡館Café Brasilero，店員指這是他經常坐的座位。（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另一篇故事，講烏拉圭影評人阿法路（Hugo Alfaro）看了電影《奇連先生》，關於法國被納粹佔領期間怎樣追捕猶太人，當初為虎作倀的主角最後卻落得被關上火車，連同曾被他欺壓的人一同被運去集中營。阿法路連忙回家寫影評，「漏夜打打打，打完就寄去報館，到交稿一刻才記得，唔係喎，報館被人封了。」其時烏拉圭經歷政變，軍政府創下關閉最多報社的世界紀錄。

「這個moment對我來說，很捕捉到那個年代的某些質感，即是你有些一往情深，你看完一些很有力量的電影，你馬上想寫作。然後竟然，你忘記了那個報館倒閉了。我覺得對我來說很powerful。」哪管故事有否虛構成份，但郭梓祺認為依然觸動人心。而這篇故事，他亦寫入了散文集《無腔曲》的序言中。

拉闊眼界 連結不同歷史時空

越讀越多，郭梓祺發覺拉美文學，書與書之間，有不少重疊和相通之處。

加萊亞諾寫很多拉美解放運動領䄂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的故事，他小時候崇拜拿破崙，但又不甘南美洲人總是活在歐洲人之下，少年時滿懷理想主義，覺得可以帶領拉美獨立，脫離歐洲殖民，到趕走西班牙殖民者之後，卻被人出賣，死前十分落寞。「我覺得這些很好看，他寫unheroic（沒有英雄氣概）和庸常的那一面，而不是講Bolívar這個人多麼厲害，美洲人多團結之類。」

加萊亞諾經常出沒的咖啡館Café Brasilero（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直到他讀馬奎斯的《迷宮中的將軍》，以玻利瓦爾為原型，刻劃將軍死前十四日，種種往事浮現心頭，「與《百年孤寂》那種比較激揚或繽紛的寫法很不同，這種沉鬱、晦暗得多。」郭梓祺認為《迷宮中的將軍》是一本難讀的書，但是寫得很好，如果先前沒有讀過加萊亞諾的書，不清楚相關歷史背景，分不清人物關係的話，應會閱讀得非常吃力。

不過，閱讀文學這回事，無關有用或無用，對於郭梓祺來說，能夠拉闊經驗、拉闊眼光，總是好的，他自己寫《時差》的時候，有時也想起加萊亞諾，「開頭有想起，但很快就自自然然甩開他，自己寫自己的東西。」

郭梓祺近年辦過多場加萊亞諾讀書會，足跡遍及Booska、藝鵠、黑窗里，在一拳書館辦的一場，則連著南美旅行經歷和英國旅行作家Bruce Chatwin的《In Patagonia》一起講，經驗都相當好，畢竟加萊亞諾的書算易讀，即使對文學完全沒有理解，也不會覺得很艱澀。

「可以借他的書connect到不同歷史時空的經驗，對我來講很重要。香港往往比較看重當下和自己，不是不好，但有時近乎迷戀，容易近視。如果可放長雙眼，跳到老遠，一來那些東西本身有價值，二來到時才回頭看現在和當下，不知道會不會看多一點東西？」

位於烏拉圭的Café Brasilero，是加萊亞諾經常出沒的咖啡館，牆上掛有加萊亞諾的剪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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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巴西，拉丁美洲電影會不會好像它的文學般，都有一幅鮮明的旗幟呢？還有甚麼滄海遺珠值得我們發掘呢？

《我生如是繼續》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拉美電影多元化 難一概而論

「用魔幻寫實去講拉美文學都是一個最籠統的說法，電影就更加多元。」資深影評人朗天指，每個地方的電影都有三種市場：商業市場、藝術市場和獨立電影，彼此特性非常不同。拉丁美洲電影亦然，都有上述三種市場，更何況拉美橫跨那麼多國家，那麼多民族，實在難以在眾多電影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

他指，香港觀眾有不少機會在香港戲院或影展觀看到拉美的藝術片，「但是我不知道巴西、阿根廷的工業電影，其實我們沒有機會，除非我們在那裏住。」又例如墨西哥電影，商業片比較親近美國市場，也有許多通俗戲（melodrama），都是在香港難以接觸到的電影。「所以我們其實只是看到窗口，看到它藝術電影的部分。我們很難就這樣generalize整個拉丁美洲電影是怎樣怎樣。」

阿根廷女導演還原山區原住民被殺真相

若然想透過電影認識拉丁美洲，朗天指紀錄片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媒介。今年四月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就有一齣紀錄片《被奪去的土地》（Landmarks），來自阿根廷首屈一指的女導演Lucrecia Martel。朗天說，她一生人只拍過四、五部電影，「很吝嗇的」，一向拍劇情片，而且大多關於女性主義，而《被奪去的土地》則是她第一部紀錄片。

Lucrecia Martel的劇情片之中，資深影評人朗天首推《流亡將軍沙馬》

朗天指Lucrecia Martel的最大特色是很重視聲音，與一般人看電影的著眼點非常不同，「現在都是視覺主導，很容易被畫面吸引。」從電影發展史亦可見，最先出現默片，後來才是有聲電影，畫面一向處於主導地位，聲音是其次。在這個背景之下，「當你說到將聲音這麼強調，甚至聲音本身是電影主角的時候，即是Lucrecia Martel正在做的事，這本身很有趣。」

拉丁美洲、女性、聲音，當以上元素碰撞在一起，朗天聯想到不少東西：「聲音相對於畫面主導，女性相對於男性主導，拉丁美洲相對於整個世界的歐美主導——她都屬於一個邊緣，我可以說是有新意的嘗試、一個創新。」

《被奪去的土地》劇照（圖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被奪去的土地》是關於阿根廷西北部圖庫曼省（Tucumán）的山區裏，原住民社羣楚查加斯塔（Chuchagasta）的一名成員Chocobar，因捍衛自己家園，與逼遷的地主和保鑣起衝突，期間被槍殺。導演直擊兩名疑兇的審訊過程，也記錄了原住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漫長抗爭，以航拍鏡頭帶觀眾遊走壯闊山景。審訊中難免牽涉「土地誰屬」的爭議，當原住民在這片土地生活了好幾代，而歐洲殖民時代所引入的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又能否保護到他們的家園呢？

《被奪去的土地》劇照（圖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朗天認為，《被奪去的土地》重點不在於劇情，而在於導演用了很多年時間跟進整宗案件，不但在法庭現場拍攝，也找出當年相關人士，不只談過去，還有談現在。朗天說，若非導演拍了這套紀錄片，這個原住民族羣本來無人知曉；他相信世上仍有許多類似的社羣，而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係好需要有人拍的。」

《智利之戰》以鏡頭直擊智利軍事政變

另一部朗天推薦的紀錄片，是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的《智利之戰》三部曲，真實地記錄了1970年智利人民選出左翼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對社會變革滿懷希望，到1973年的智利軍事政變，皮切諾特以暴力推翻民選政府的過程。

街頭坦克出動、子彈橫飛、民眾包圍總統，畫面固然震撼，導演古茲曼的下場也同樣怵目驚心。政變之後，他被拘禁在聖地牙哥體育館，當時那裏是無數青年被毆打、遭受酷刑的場所。他逃出智利後，隨即展開流亡生涯，而菲林則由叔叔偷偷地保存，其後輾轉運送出國。

紀錄片《智利之戰》

「時代令它們不朽，拉丁美洲之所以值得我們留意，因為它真的有歷史、真的有那個年代。而其實俯拾皆是電影題材、創作題材，而電影最強力的方法就是Documentary。」

這場政變是智利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影響數代智利人，也就衍生了不同題材的紀錄片。朗天提到，有部份智利人流亡到歐洲，許多紀錄片拍攝這些智利難民，在意大利或西班牙居住的故事，不過那些紀錄片就不被視為拉丁美洲電影，只不過被訪問或被記錄的對象是智利人。「這班智利難民在歐洲是幾十年，然後他們落地生根，他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軍事政變）。」

1973年9月，皮諾切特發起軍事政變，包圍聖地亞哥的總統府，企圖推翻民選總統阿言德。（法新社圖片）

另外，還有一些電影講述智利公投拉倒軍政府，以及社會民主轉型之後，當年的受難者或他們的下一代，怎樣到世界各地「千里追兇」，「他們去追緝返當年逼迫大學生，或那些獨裁者的手下。」朗天說，當中不乏買兇手、使橫手或者私了的故事，「轉型正義做不到，官方也做不到，於是唯有自己動手。智利有，阿根廷有，巴西都有。這些很有趣的，可以說是特色，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是仇恨，但不只是仇恨，是那種陰霾，那種幽靈，揮之不去。」電影能讓我們旁觀一次他人的苦難，直視人性中最幽微角落，也能夠呼喚我們的同理心，設身處地思考他人的抉擇，以及凝視那一大片灰色地帶：「有朝一日，轉型正義，有機會了，你會不會去買兇？對付那些曾經害過你的人？」朗天說，這類電影在拉美一早有人拍過了。

巴西獨裁時期暗殺頻生 傷口難癒

劇情片方面，朗天特別鍾情近期上映的巴西電影《罪惡嘉年華》，形容它非常有意思，讓人理解到巴西獨裁時期世道荒誕、暗殺頻生，敍事手法也很有層次。電影早前奪得金球獎最佳非英語電影及最佳男主角獎，可惜它未能在奧斯卡獲得更多獎項，否則會得到更加多人關注。

電影最後一幕，女研究員與男主角馬些路的兒子見面，朗天認為是神來之筆，滿載歷史的重量。女研究員追查馬些路個案多時，「她甚至是念念不忘，她是從學生的時候做到現在的，嫁了老公、生了孩子，她還記住這件事。」

《罪惡嘉年華》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許多觀眾以為馬些路成功逃脫，倖存下來，但是這個希望旋即被一張新聞報紙撲熄，報道顯示男主角在另一處地區被槍殺，相中的他倒地淌血。導演讓觀眾得悉男主角逃得過一次劫數，但逃不過第二次，後來已遇害離世。朗天指，導演以曲折和舊報紙的方式呈現男主角死訊，「就是要我們正視歷史的事件，這是真事，這不是假的。因為很容易會覺得是純粹的一個故事，但這個故事其實是活生生的。」

兒子在女研究員面前，態度略顯迴避，聲稱已不記得父親，但事實又是否如此？女研究員將一個載有父親生前錄音的USB，放在檯面，讓兒子自行決定怎樣處置，「他亦都即刻袋埋，其實他很想要。」女研究員也就能夠從中確認，兒子沒有忘記過父親。朗天感受到女研究員經歷漫漫長路，當下終於知道真相之後，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一揭就揭開來，嘩，那個感覺相當強。」

《罪惡嘉年華》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這裏巧妙地呈現了巴西黑暗時代所遺下的傷痕，「那傷口就是我不能再信任別人。」男主角兒子，亦即是政治受難者的下一代，到了與女研究員親身見面的一刻，也依然不信任對方，聲稱遺忘、顧左右而言他，「你任何人都不信，因為一定要這樣才能夠存活到這一刻。」朗天感慨，這種傷口永遠都無辦法癒合。

中文片名是「罪惡嘉年華」，而英語則是「The Secret Agent」，意指特務，為甚麼片名是如此？戲中誰人是特務呢？朗天說：「沒有正式的解釋，導演也好像故意不揭穿的，你自己去想，當然是有意思的，但你要讀得到，你要看得到。Secret agent本身就是吸引你去尋究，將那些真相揭穿的東西。」

拉美電影背負歷史重量 無法普世化

朗天認為值得留意的是，每當電影關乎拉丁美洲歷史，「因為他們的歷史實在太苦難了、太多東西說了，當他處理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層次。」做電影分析的時候，需要了解故事的背景，就會理解為甚麼要以這種方式呈現，從而理解它背後的所謂「真實」。「這不是表面的，而是透過遮掩，阻隔一些真實，而有一些呈現；由於有這個呈現，我們反過來可以去推敲，或者去知道那個被遮掩的東西。」

雖說拉丁美洲電影難以用某一種「共同特質」去概括，但是如果真的要尋找一脈相承之處的話，那便是上述的歷史苦難和敍事層次。

不過，朗天認為至今仍未有一齣拉美電影能夠做到「任何地方、任何人看完之後都驚嘆」的地步，就連去年奪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我生如是繼續》，也未必做得到，或許有的人嫌它過於苦澀，換言之沒有娛樂性。「它的layer、它的歷史、它的重量，是它的優點，也是它沒有辦法完全universalise的理由。」可謂「成也風雲，敗也風雲。」

「但不是說不好，是好，可能這樣更加好，你不會被人庸俗化。如果大家都喜歡的話，有機會變得平庸。」

拉美電影複雜多元，無法以一言以蔽之，或許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歡，只需要有人明白、肯聆聽他們被遺忘的聲音，便很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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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傑在2017年出發到拉丁美洲，展開為時一年多的旅行。去年底，他撰寫的遊記《浪跡拉丁美洲：愛恨交纏的國度，一場愛與勇氣的561天冒險旅程》，正式面世。

「我不想做一個無知的人」，他在出發前閱讀大量書籍，觀看四十多部關於拉美的紀錄片和電影，儼如寫論文前的文本研習。他認為，雖然這些準備功夫只屬皮毛，但是「你就算有少少概念，你跟當地人傾計，其實人家都會覺得你尊重他們文化，我個人都覺得這是重要。」

跟隨哲古華拉走一趟革命前夕公路之旅

當今世上最家傳戶曉的拉美政治人物，要數古巴革命領袖哲古華拉。這趟旅程，國傑有幸踏足三個與哲古華拉有關的國家：其出生地阿根廷、革命成功之地古巴、被處決之地玻利維亞。

關於哲古華拉的電影有許多，國傑推薦由公路電影大師Walter Salles執導的劇情片《哲古華拉少年日記》。電影以哲古華拉的遊記《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為藍本，雖則如此，仍不減這齣戲的娛樂性，觀眾彷如跟隨主角去了一趟青春熱血的旅行。

《哲古華拉少年日記》劇照（圖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國傑認為，如果觀眾稍為有公義的心，都會理解哲古華拉在路上見識到各種社會不公，「開着電單車去玩的時候，見到這麼貧窮的狀況，其實就會明白為甚麼哲古華拉會萌生革命之心。」電影未有交代哲古華拉之後去了古巴參與革命，「由於沒有那麼政治性，其實是會容易入口。」

如欲了解哲古華拉的革命之路，可看兩齣傳記電影《Che: Part One》和《Che: Part Two》，合共長達四個多小時。國傑坦白承認首次觀看時，在戲院裏悶得睡着了，因那時對哲古華拉的一生無知。後來要準備拉美旅行，於是「重新挑戰」，借了電影光碟來看。他認為這電影算是概括了哲古華拉的一生，包括他領導古巴革命成功；之後轉至非洲剛果支援當地革命，惟失敗告終；他繼而轉至玻利維亞參與游擊戰，最終葬身該處。

1967年，哲古華拉在玻利維亞被處決後，其遺體被攤放的洗滌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國傑在玻利維亞參與了導賞團，導遊以英語指，1967年哲古華拉被處決後，玻利維亞政府聯同美國中情局，把哲古華拉的遺體陳列在醫院的洗滌床上，讓全球媒體到場拍攝，以確認死訊。而國傑能夠親手觸摸那張洗滌床，「我是覺得有點感動，竟然是哲古華拉的屍體攤放的地方，我今天親自摸到他的洗滌床。」埋葬位置一直是秘密，直至30年過去，遺體才被發現及被起出，運送回古巴永久安葬，哲古華拉至今仍是全球左翼眼中的革命圖騰。

COCO讓世人認識墨西哥亡靈節

認識一個地方的生死觀，某程度上也是在理解他們的文化和傳統。國傑認為《玩轉極樂園》（Coco）是認識墨西哥文化的入門之選，在此之前，另一齣動畫《神魔奇緣》於2014年上映，帶出墨西哥的亡靈世界，但是知名度不及後來2017年的《玩轉極樂園》。國傑指，過去東亞社會沒有多少人知道亡靈節，直至《玩轉極樂園》推出，全球人得以認識亡靈節及墨西哥人的生死觀。

「我覺得Coco做得好的就是，它真的可以令全球人關注和認識墨西哥的文化，令全世界人都知道墨西哥亡靈節，所以它無論在文化和商業方面，都做得很好。」

《浪跡拉丁美洲》作者林國傑

《玩轉極樂園》首次上映之時，國傑仍身處拉美，他說不只墨西哥，而是整個拉美，每到一個城市，都可見到四周陳列着電影的翻版光碟，熱門程度可見一斑。

國傑沒有去過墨西哥的亡靈節，但是原來不只墨西哥，部份拉美國家也有亡靈節傳統，而他去過厄瓜多爾的亡靈節。作為墳場裏唯一的亞洲遊客臉孔，當地人自然感到好奇有趣，予以熱情招待。國傑從無數人的手中接過「娃娃麵包」，而這種麵包代表他們對逝者的思念。到最後，麵包數量多得要帶回旅舍，分享給別人。

國傑2018年回到香港之後，才終於有機會看一次《玩轉極樂園》。當時旅程剛結束不久，記憶依然猶新，他觀看電影時，腦海浮現許多片段，想起拉美人的美善，因此不禁落淚。

新自由主義困境 連雨水都不是免費

國傑說，如果想理解新自由主義對當地人所帶來的不公，劇情片《雨水危機》是不二之選。

那是一齣「戲中戲」，講述西班牙電影團隊到玻利維亞拍攝電影，希望重現哥倫布的歷史故事。拍攝時正值當地面臨水資源被跨國公司私有化危機，原住民恐怕連採集雨水也墮入法網，因而爆發水資源爭取運動。導演更發現其中一名飾演原住民的演員，正是運動的領袖。導演擔心拍攝進度一再受阻，與原住民演員漸生張力。

西班牙語片名是《También la lluvia》，字面意思是「還有雨水」，但是去到英語片名，則變成「Even the rain」（就連雨水），意思稍微不同。按國傑理解，英語片名之所以如此，是想表達「連雨水都不屬於我們」，「因為甚至連雨水這些我們認為屬大地資源的東西，原來當新自由主義、當要發展到極致化的時候，就千萬不要以為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是屬於人民。不屬於我們的，就不屬於我們。」

電影到最後，西班牙導演受良心啟發，最終選擇站在原住民的一方。國傑記得他看的時候感到很「熱血」，但是拉開距離，冷靜回想，電影難免有所美化，現實中的玻利維亞人民，至今依然面對各種困苦和不公，看不見盡頭。

社會民主轉型 記憶與遺忘拉扯猶在

拉丁美洲諸國的獨裁時期，是他們近代史上刻骨銘心的一頁，死傷和失蹤者無數。國傑說，如果有興趣的話，可在出發前先了解這段歷史，「真的會好很多，而不是盲摸摸地走過去拉丁美洲，完全零概念。」他認為可並置觀看《向政府說不》和《我生如是繼續》，都是理解拉美社會轉型正義之作。

《向政府說不》的故事背景設定在1988年智利公投前，任職廣告人的男主角，以商業廣告模式宣傳公投，目的是鼓勵市民投下「反對」票，踢走皮諾切特軍政府。他捨棄悲情賣慘路線，反而「拍到可樂一樣，好像很Colorful，帶來希望。」真實歷史中，軍政府失信於人民，加上冷戰對峙臨近尾聲，皮諾切特在美國眼中失去利用價值，不再獲撐腰。人民最終成功以公投推倒獨裁體制，繼而過渡至民主社會。

《我生如是繼續》劇照（圖片由百老匯電影中心提供）

《我生如是繼續》也是以真人真事作為藍本。講述巴西獨裁軍政府時期，一名巴西前國會議員遭秘密逮捕，繼而被失蹤後，其妻兒怎樣如常生活下去，過好每一天，心裏仍不忘追尋真相和公義。

國傑憶述，他在巴西聖保羅參觀過一間由前監獄改裝而成的歷史博物館，不過整體上感覺到巴西社會不着重公開談論獨裁時期歷史和失蹤人數。他向不同當地人查問背後因由，嘗試尋根究柢，才得知巴西在民主轉型後訂立了《特赦法》，猶如一把尚方寶劍，保護當年與軍政府有關係的人，免受追責。

聖保羅抵抗運動紀念館，是巴西唯一一間由前監獄改建而成、講述獨裁時期歷史的紀念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他引述巴西朋友指：「我們不是想去遺忘，而是政府已經偏袒了他們。」往事並不如煙，國傑相信部份巴西人心底裏沒有忘記過，否則他們不會拍得出《我生如是繼續》和《罪惡嘉年華》這種電影。

相較之下，智利和阿根廷的博物館則發展完善，國傑感受到這兩個大國投放較多心力反思獨裁時期歷史。他到訪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ESMA博物館，它前身是一間海軍機械學校，簡稱ESMA；到軍政府執政時期，那裏變成拘禁和逼供異見人士的秘密場所，有「阿根廷版集中營」之稱。由於整個博物館很大，第一次參觀看不完，他便擇日再訪。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ESMA博物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第二次到訪時，國傑有緣與博物館職員深入交談，對方用了三個小時向他解釋當地歷史，又親述經營困境。當時仍是2018年，右翼總統上場，被傳媒揭發他的父親原來在獨裁時期與政權關係密切。右翼政府雖聲稱博物館將如常運作，但是職員經常收到滋擾電話，或是聲稱有炸彈的假消息，企圖阻礙他們運作。到底誰在害怕這座博物館？很多人心裏也許都有答案。

看完電影，回到現實世界，國傑觀察到阿根廷的博物館發展較完善，投放較多心力反思獨裁時期歷史。（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眼見這一羣員工苦苦地支撐博物館運作，在艱險中奮進、在時代洪流中傳承歷史，國傑有感而發：「如果我們要持守公義，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公民，往往親身去支援ESMA，或者將它的訊息散播到世界，其實才是將史實撥亂反正要做的事。」

多一個人見證，就有多一份真相。電影也好，博物館也好，都走在記憶與遺忘之戰的最前線，你，又會選擇站在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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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深厚文化底蘊、古文明、殖民歷史，乃至近代的政治苦難和經濟危機，無不成為眾多音樂人的養份，孕育出豐富多彩、極具生命力、充滿厚度的拉美流行音樂。不僅有小情小愛，也有樂團敢於以歌諷刺時弊、回應時代，與無數生活在困苦之中的樂迷產生共鳴，撫慰那些傷痕纍纍的心靈。

拉美流行音樂，不失為一個窗口，讓我們一窺當代的拉美社會。不過歌詞大多以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為主，難免築起了一道語言藩籬，導致拉美流行曲在華語世界中，一直以來都屬於冷門範疇。

Bad Bunny在今年「超級碗中場表演」全程以西班牙語演出。（法新社圖片）

如果有留意國際樂壇的話，相信一定有聽過饒舌歌手Bad Bunny大名。今年二月，他在格林美頒獎典禮上，憑《DeBí TiRAR MáS FOToS》（我早應該拍多些照片）贏得年度專輯獎，是歷史性首度由全西班牙語專輯贏得這項殊榮，足以證明Bad Bunny的音樂不但衝出了西班牙語世界，還走進了由英語主導的歐美世界。

Bad Bunny爆紅背後 波多黎各文化身份逆襲

Bad Bunny的家鄉波多黎各，是一塊曖昧的土地。它是美國的屬地，在那裏出生的人擁有美國公民身分，但又沒有權投票選美國總統；它不是美國其中一個州，究竟要成為第五十一個州，還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也是長久爭論不休的話題。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Bad Bunny以Reggaeton糅合多種波多黎各傳統音樂元素，歌詞訴說成長記憶、社區變遷、家鄉的士紳化、美國殖民、波多黎各人的離散等，正正是以音樂重塑屬於波多黎各人的故事。專輯名字「我早應該拍多些照片」，可見其用心明顯，就是致敬、記錄和保存波多黎各人的文化身分和歷史，是一封寫給家鄉的情書。

Bad Bunny一直拒絕以英語唱歌、不時作出政治表態，使「Trump粉」對他甚為惱火；他在今年的「超級碗中場表演」（Super-bowl halftime show）中，全程以西班牙語演出，在這個「美國主場」上屬史無前例，充滿話題性。他的成功，提醒了世人一件事情：就是毋需轉投英語歌詞，只要擁抱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語言，一樣有足夠能力以拉美音樂撼動全世界。

Bad Bunny憑全西班牙語專輯《DeBí TiRAR MáS FOToS》贏得格林美年度專輯獎，史無前例。

Quieren quitarme el río y también la playa

Quieren al barrio mío y que abuelita se vaya

No, no suelte’ la bandera ni olvide’ el lelolai

Que no quiero que hagan contigo lo que le pasó a Hawái

——《Lo que le pasó a Hawái》

他們想奪走我的河流和海灘

他們想要我的社區並想嫲嫲離開

不，不要放開那旗幟或忘記那歌

我不想他們像對待夏威夷那般對待你

——《夏威夷發生過的事》

除了為人熟知的Bad Bunny之外，拉美這片廣闊的土地上，還有甚麼值得我們細聽的聲音呢？

拉丁搖滾先驅——Santana

談到拉美音樂，一定不可以不提傳奇樂隊Santana。領軍的Carlos Santana，是樂迷公認為歷代最出色的結他手之一。他於1947年出生於墨西哥，自小在家中受到拉丁和古典音樂的薰陶，青少年時期跟隨家人移居至美國，繼而受到藍調大師B.B.King和Albert King的影響。

Carlos Santana（法新社圖片）

1966年，Carlos於三藩市組成樂隊Santana。在六十年代，Santana是唯一的樂隊將拉丁音樂結合搖滾、藍調、爵士、非洲古巴節奏等，開創了拉丁搖滾的先河。他們在音樂風格上亦從不停步，一直不斷加入新元素，推陳出新。歌曲有部份是英語，有部份是西班牙語，代表作包括《Oye cómo va》、《Black Magic Woman》、《Smooth》和《Corazón espinado》。

《Supernatural》是Santana最暢銷的專輯之一，有的香港唱片店仍有售。

Santana曾獲得十項格林美獎及三項拉丁格林美獎。直至今日，在香港的唱片店仍可找到Santana的專輯，是少數可以在香港接觸到的西班牙語音樂專輯。

誰人不喜歡？——No Te Va Gustar

1994年成立的烏拉圭樂隊，「No Te Va Gustar」在西班牙語字面意思是「你不會喜歡」，然而與現實剛好相反，樂隊的專輯每每高踞暢銷榜，深受樂迷歡迎，不但紅遍烏拉圭，也紅遍整個拉丁美洲。

（網上圖片）

樂隊其中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是《Chau》，講述一對戀人即將分手的心境，可是他們亦盛產帶有社會批判意味的歌曲，例如《Esos Ojos》（那些眼睛）提及烏拉圭獨裁時期的暗黑記憶；《Fueron》質疑政客無法兌現承諾；《Cero a la izquierda》被視為反抗社會權威的歌曲；與Nicki Nicole合唱的《Venganza》，則要求停止基於一個人的性別而施加暴力，以及要求社會伸張正義。

由於樂隊的名字特別，人們談起它時，往往產生各種言語上的誤會，網民不時留言分享笑料。烏拉圭社會經歷過歡笑和淚水、光明與黑暗、興盛與衰落，No Te Va Gustar三十多年來依舊創作不絕，一貫敢言作風，究竟哪些人「不會喜歡」他們的音樂呢？答案可能呼之欲出。

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海邊（法新社圖片）

Que esa mentira que vos derramabas

Un día te iba a ahogar

Pudiste apagar la luz

Y no apagaste sus almas

Quisiste tapar el sol

Pero no tapaste nada

Solo escondiste las caras

Que no te dejan descansar

——《Esos Ojos》

那些你們散播的謊言

總有一日將你淹沒

你可以關掉燈火

但你不能關掉他們的靈魂

你嘗試遮蔽太陽

但你甚麼也遮蔽不到

你只是遮蔽了

那些無法讓你安息的臉孔

——《那些眼睛》

唱出阿根廷感性——Andrés Calamaro

Andrés Calamaro是阿根廷搖滾的代表人物，也被視為西班牙語世界中最具影響力的音樂人之一，曾六度贏得拉丁格林美獎，以感性的歌詞、辨識度高的滄桑聲線和說故事風格，風靡無數樂迷。

九十年代初，阿根廷推行自由市場改革，經濟制度出現巨變，Andrés Calamaro轉至西班牙暫居，並在1991年組成樂隊Los Rodríguez，成員有兩名西班牙人、兩名阿根廷人及一名波多黎各人。樂隊在西班牙取得成功，但後來因為內部金錢糾紛而在1997年解散。縱然樂隊的活躍時間只有六年，但是他們的短暫出現，使人們重新着眼西班牙語搖滾樂。

從Andrés Calamaro的音樂，可以感受得到阿根廷人某些性格特質，不羈之中又帶點憂鬱。他的歌詞十分感性，有時像夢囈，無法以理性和邏輯思維去解讀，往往讓人似懂非懂。或許，我們不需全然明白，只需去感受和意會。

阿根廷歌手Andrés Calamaro（法新社圖片）

Soy vulnerable a tu lado más amable

Soy carcelero de tu lado más grosero

Soy el soldado de tu lado más malvado

Y el arquitecto de tus lados incorrectos

——《La parte de adelante》

我對你親切的一面毫無抵禦力

我是你無禮一面的囚徒

我是你邪惡一面的士兵

也是你各樣錯誤的建築師

——《前面部份》

巴西先鋒女歌手英年早逝——Marília Mendonça

拉美不僅有西班牙語音樂，也有以葡語為主的巴西音樂。巴西人口超過2.1億，靠這龐大的人口，其流行音樂市場已經能夠自給自足，在拉丁美洲自成一角。而巴西人普遍不聽西班牙語音樂，只有少數英語歌曲是例外。

巴西最具影響力的女歌手，要算是Marília Mendonça，其歌曲流量以億計。她的先鋒性在於，她將過往以男性敘事為中心的巴西音樂「Sertanejo」，化成女性聲音的載體，以歌詞呈現女性經驗、情感和獨立性，敢愛，也敢分手，帶有女性充權的意識。人們將這種創新的音樂形式，賦予一個新名詞：Feminejo。

在男性主導、針對女性的暴力和性騷擾頻生的巴西，Marília Mendonça啟發了無數女性音樂人去追尋自己的夢想。她受訪時曾表示，她不會上街示威抗議，「我的人生就是我的示威。」

2021年11月，Marília Mendonça在一場飛機事故中遇難離世，享年26歲。她所帶來的影響力和音樂遺產，至今在巴西依然長存。

軍政獨裁時期唱出時代聲音——Los Prisioneros

在1979年成立的智利搖滾樂隊，是拉美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樂隊之一。Los Prisioneros字面上的意思是「囚犯們」，他們引入了英倫Punk Rock和Synthpop元素，與過往高度受到民謠風格影響的智利流行曲截然不同，開創了一股樂壇新聲音。

其時正值皮諾切特軍事獨裁時期，樂隊大膽以歌詞作出各種社會批判。八十年代，樂隊的歌曲被主流媒體封殺，無法在大氣電波播放，但是樂迷偷偷把歌曲錄製在不具名的卡式音樂帶中，以地下方式傳播和流通，避開政府審查。直至1991年，樂隊的歌曲才獲解禁。

Los Prisioneros首張卡式帶專輯《80年代之聲》，於1984年發行。（網上圖片）

樂隊最廣為人知的歌是1990年的《Tren Al Sur》（往南方的火車），並在2018年被西班牙語版的《滾石雜誌》列為「最具影響力的五十首拉美流行曲」第18位。主音Jorge González在這首歌中，以半自傳、半社會觀察的方式，重溫童年的細碎片段，包括火車頭的聲音、金屬的氣味、壯麗的智利風景及父親的懷抱。《滾石雜誌》指樂隊「帶領我們進入一趟感性的旅程，展露勞動階層必須忍受的污名」，又指歌曲以創新的風格，為智利流行音樂奠下基礎，啟發了不少歌手。

2019年智利爆發大型示威，抗議鐵路加價、生活成本上漲、失業率高企及私有化等社會問題。樂隊另一首80年代歌曲《El Baile de los que Sobran》（被遺棄者的舞蹈），成為了示威者的「主題曲」。歌曲訴說學生經過12年的教育之後，「畢業頓成失業」的迷惘、無助和孤單，精準地表達了智利年輕人的心聲。

對於人們在遊行中高唱這首歌，Jorge González受訪時說：「這很漂亮，但是我們現在仍然需要唱這首歌，是很悲哀的。這首歌當初被寫成的時候，與它被高唱的時候，情況都是不變的：就是在宵禁和槍火之中。」

2019年智利爆發大型示威（法新社圖片）

Los juegos, los doce juegos

Únanse al baile

De los que sobran

Nadie nos va a echar de más

Nadie nos quiso ayudar de verdad

——《El baile de los que sobran》

那些遊戲，那些十二遊戲

來加入被遺棄者的舞步

沒有人會記掛我們

沒有人真的想幫助我們

——《被遺棄者的舞蹈》

當K-pop模式搬至拉丁美洲

去年十月，南韓娛樂巨頭HYBE的子公司HYBE Latin America，破天荒推出首隊拉丁偶像男團SANTOS BRAVOS，五名成員分別來自墨西哥、秘魯、巴西、波多黎各和美國，主打西班牙語舞曲，冀將男團偶像熱潮引入拉美。

（網上圖片）

當K-pop模式被南韓財閥搬進拉丁美洲，以一整套產業鏈工序培訓新人、製作國際化的音樂、編出整齊的舞步，這會否為拉美音樂圈的面貌帶來甚麼變化？

熱情奔放、充滿故事性又帶點叛逆氣息、坐擁豐富歷史文化底蘊的拉美音樂，面對製式化及強調高度服從性的K-pop模式，會否產生水土不服呢？

而這種模式，會使拉美音樂增加了甚麼？同時又流失了甚麼呢？

更重要的是，這種質地的音樂，未來會否成功地從情感層面與拉美樂迷連結呢？時間會說明一切，我們拭目以待。

世界在變 拉美也在變

那些能夠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甚至打入華語世界的拉美文學和電影，大多都不會使人歡快的，有時甚至可以說是過於沉重。

但這一切都並非刻意而為之。

如浪淘沙，好的作品能夠穿透表象，經得起考驗，這是它們有機會被翻譯，並且飄洋過海，來到地球的另一端，接觸到香港受眾的原因。

說起翻譯，近年被翻譯成華文的拉美當代作家，可謂寥寥可數。當中較為受注目的，有墨西哥作家Fernanda Melchor的《颶風之城》（Hurricane Season），近年被改編並拍成Netflix電影。如果想進一步發掘，尋找其他新一代的作品來讀讀，便只能接觸英語譯本。

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海邊，一名市民在陽光下看書。（法新社圖片）

現時香港大部份書店裏，拉美文學中譯本的書架上，只得馬奎斯的著作，再多的可能有聶魯達、波赫士和加萊亞諾。華語讀者對拉美文學的理解，或多或少受到翻譯本多寡所局限，主流讀者對於拉美文學的印象，難免仍停留於「馬奎斯」、「魔幻寫實主義」和「百年孤寂」。雖然馬奎斯留下來的文學遺產的確豐厚燦爛，至今可讀性仍相當高，只不過，單看馬奎斯的其他作品，也不難發現，「魔幻寫實」並非他的唯一寫作風格，更遑論以此標籤來概括整個拉美文學。

文化評論人鄧正健在《方圓》「百年孤寂·馬奎斯」撰文〈魔幻到了盡頭？——拉美文學及其現實的去神話化〉，提到拉美新世代作家很想擺脫馬奎斯和略薩等人的文學傳統，不再活在「魔幻寫實」的大傘之下。再者，踏入廿一世紀，年輕作家所關注的議題，已從上世紀作為拉美苦難根源的殖民、帝國主義、獨裁政體，轉移至新自由主義、原住民、性別、離散和移民等普世性命題。

鄧正健指：「世界一直在變，拉美也一直在變，要認識拉美，就需要新的範式。不論對世界其他地方的『他者』，還是拉美年輕一代，也是需要的。」

烏拉圭街頭，顯示一幅原住民壁畫（法新社圖片）

近年《我生如是繼續》、《罪惡嘉年華》在香港上映，Bad Bunny全球爆紅，都為我們打開一扇窗，讓遠在香港的我們認識到，他們關注的議題包括轉型正義、獨裁歷史傷痕、社區士紳化等等。若然我們難以直接透過文學來了解當代拉美社會，電影和流行音樂或許可以。我們從中可見，拉美不再是一片活在我們想像中、「被發現」的大陸，而是有故事、有生命、有獨立性的主體。儘管現實複雜難解，但是拉美人仍然在創作，仍然在述說自身的故事，向全世界展現堅韌的一面，拒絕被他人隨意定義。

如若你從他們的創作中，理解到他們的苦難、困境或各種紛雜情緒，這同時也意味着，你有能力去觀照當下，連結過去與現在，理解自己也正身處在世界的歷史長河之中，其實你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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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被當地媒體譽為「柬埔寨首部原創逐格動畫」——《Skinny Fish》（高棉語Kaun Trei意為「瘦弱的魚」），故事情節看似簡單，充滿童趣，其實揭露着嚴峻的社會問題：農村的衰落、工作騙局，人成為可拋棄的「資源」。

劇本來自一粒旅途中埋下的種子

《Skinny Fish》的編劇Brett Harston來自紐西蘭，有豐富的劇場與影視經驗。在一次暹粒旅行中，他在旅途遇見很在米田辛勞幫忙的孩子，心中暗暗詫異：「孩子不是應該在學校才對嗎？」仔細觀察後，他發現孩子們並沒有被忽略，而是被深深愛着、看顧着。大人為了照顧小孩，才把他們帶到田中，孩子只是幫忙打下手。Harston說：「這是生存所需，每個人都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才能活下去。」

在旅途碰見的景象，長存在他腦海，成為創作的苗頭：「在我心中，這顆種子慢慢長成了一個想法。」

Harston想把這個念頭轉作成一套電影，奈何真人電影拍攝的成本太高，只好轉向動畫製作。於是，他拿着故事聯絡了柬埔寨一間非政府組織 Phare Ponleu Selpak。三次嘗試，都沒有回音，直到2025年9月，他才獲得會面的機會。

在柬埔寨的苦難中掘起的「藝術之光」

Phare Ponleu Selpak，「Phare」在高棉語意謂燈塔，即帶來光明、指引的意思，英譯為 Brightness of the Arts，即「藝術之光」，是一個自1996年起在柬埔寨為貧苦兒童提供藝術教育的組織。這個NGO的創立絕不簡單，與柬埔寨的苦難歷史有着密切的關係。

時間回到1986年，赤柬大屠殺完結後的十年，在泰柬邊境的難民營裡，充滿着因內戰和大屠殺，而陷入沉默與恐懼的孩子。一位年輕的法國教師Véronique Decrop在營中開設繪畫工作坊，為了這些承受了人類史上的重大悲劇的孩子們，提供一個出口、一種語言。

1991 年，當《巴黎和平協約》簽署後，柬越戰爭正式終結，和平來臨，所有難民營勒令關閉。

九名營中的孩子和老師Véronique，把那束「藝術之光」帶回他們的故鄉Battambang（馬德望）重新點燃，創立了上文提到的藝術機構 Phare Ponleu Selpak。從提供簡單的繪畫課開始，學校漸漸擴展至音樂、戲劇，甚至馬戲藝術，療癒了柬埔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創辦人在訪問中曾說過：「協會的成立，是為了幫因戰爭後果而受創的孩子、孤兒、街童，也讓所有孩子發掘自己的身份認同。」

至今，超過1,200名學生就讀了協會附屬的免費公立學校，近500名年輕人接受過他們的藝術與表演培訓。而這部《Skinny Fish》的創作團隊 Phare Creative Studio 在2016年萌芽，亦是協會的數碼動畫分支。

今次的製作《Skinny Fish》就是這個創作室的首部原創作品。項目監製 Pagna Chan 強調：「這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文化項目。每一張素描、每一個畫面，都是我們的學生通過藝術，重新掌握敘事權力的旅程。《Skinny Fish》是我們送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只有柬埔寨人才能說的故事。」

正如電影主角Rithy 緊握著母親所傳承的護身石子，潛入深海；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每一員，都秉持着機構創辦人當年在難民營握著畫筆的精神，努力創作。

一秒24幀 一筆一畫勾勒柬埔寨身份

柬埔寨電影產業在1960年代曾輝煌一時，其間電影產量達四百部，去戲院看電影普及成民間娛樂，電影主題曲大受歡迎，後來幾乎被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徹底摧毀。創作團隊揹負着「柬埔寨首部手繪原創動畫長片」的使命，他們雄心壯志，希望為電影建立一種「能夠反映柬埔寨身份、具標誌性風格」。

為了令效果更好，動畫採用了傳統的「逐格動畫」技術，每一秒鐘的影像需要畫24幀圖像，每一張圖片，都是他們融合傳統高棉水墨與壁畫藝術，一筆一畫在電腦或繪圖板上精心繪製的。

項目監製 Pagna Chan 在訪問中說：「現今世界各地，有代表日本的風格，有代表迪士尼的風格……我們不想抄襲任何風格，力求創造一種展現柬埔寨身份的風格。」他補充：「我希望柬埔寨人會為此而感到驕傲。有了第一部，我們將來定會製作更多大銀幕的作品。」

《Skinny Fish》的Kickstarter募資活動於2026年4月13日截止，為資助前期製作階段：角色設計、世界觀構建與劇本分鏡。電影最終製作預算估計為45萬美元，截至目前，項目僅籌得約9,873美元，未能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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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二重奏》的MV，沿着蜿蜒山路緩緩展開，一對戀人駕着卡車前行，帶種近乎Bonnie and Clyde式的浪漫：逃離、相依，以及終將抵達的宿命。SENZA A Cappella的《靈魂二重奏》情感細膩，內斂深沉，但這並不是它最初的樣子。

對SENZA而言，這首歌最初的輪廓相對簡單，一首旋律柔和的愛情小品。直至文本的出現，逼使他們重新探索聲音的製作方向，這首歌到底要怎樣「唱」出來。海外巡演告一段落，在進行專輯餘下曲目的錄製之前，SENZA回到長沙灣的工作室，重新打開那份歷經多個full mix版本的音軌檔案，回顧《靈魂二重奏》如何一步步建立出現在的模樣。

靈魂的想像：Demo與創作起點

這首歌旋律柔和，由Gordon Flanders專門以無伴奏合唱的唱法構思而成。當成員收到demo時，卻對歌曲各自產生不同的聯想：有人聽得出親密柔軟、浪漫甜蜜，也有人感受到有如置身雪山之中的孤寂。這種差異來自旋律走向本身，Gordon擅用簡單的五聲音階，寫出充滿個人色彩的主線。它沒有強烈外放的情緒，而是留下一種模糊的温度，偏冷，但在冷意之中帶一絲温暖。

SENZA計劃接下來的專輯，將會是一張多風格唱片，而當中需要一首抒情歌，寫寫愛情小品。直至收到小克的歌詞，為這首歌注入「靈魂」，整合出更完整的構圖。歌曲講述的愛情，不再單指感情中的二人，而是與外部產生某種連結，承載更多重量。「倘若一天世界容不下我們，那你我便逃到天崖海角」，歌曲的文案多少透露出對抗世界的意味。Jax補充，每當他們唱情歌時，內部也會有一些爭議，與其他一般主流情歌相比，「我們五個人，究竟是否也走同樣的路線」，而這份詞正正為SENZA找到一種更適合他們述說愛情的方式。

在編曲時，他們大致參考原創的和弦進行，保留demo的簡潔。而歌詞本身有一份張力，為了回應歌詞，Peace在副歌後半段做了些重新配置和弦（reharmonization）的處理。借用一些原本結構以外的音符，令聲音偏離原有的航道，情感更為強烈。這些改動最終需要轉化為五個聲部，為a cappella編曲時，首先要唱出情感。人聲與樂器不同，無法任意唱出所有聲音的選擇。Peace解釋：「如果那些音色太奇怪，或者是不夠友善，不適合人去演唱，就很難唱出平滑的效果。」

男中音Jax

人聲的建築：錄音與編曲

隨着曲風和命題的確立，成員決定由Peace負責主音，她一向擅於處理細膩的情感。以主音的演繹為框架，其他聲部與和音隨之靠攏——通過模仿主音擺放的位置、音調的高低、節奏停頓與收尾，將原本屬於一個人的聲音和情感進一步放大。聲音的建築依次進行，一船來而，由低音到人聲敲擊，主音擺在中間位置，最後處理延展的和音與長音。其他聲部的加入，就像空間裏的迴聲，層層堆疊，最終融合為一。

這次他們一改以往慣例，有如曲中遁世的意境，Peace選擇獨自進行錄音。SENZA過往的製作多半是集體完成，在錄音的過程中互相監製，提出意見即時修正。這次沒有成員在場，Peace刻意選擇一個抽離的環境，好讓情緒不受干擾，慢慢沉澱。而她在編曲的過程中，已預先將人聲編成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音樂數位介面。可連接各種電子樂器，即時交換演奏資料）。獨自一個在錄音室裏，聽着耳機裏的琴聲，描繪出音樂的輪廓。在細節上，他們保留了演唱時的呼吸聲。那些原本可被抹去的氣息，隱約留在語句之間，如歌者貼近你耳邊，輕聲細語。

女低音Peace

砍掉重練的Mix：讓聲音留白

處理人聲的混音，難在保持克制，而免於單薄。在最初幾個版本，聲音質感紮實，層次分明，其實沒有甚麼問題。只是，當五把人聲彼此交織，總有點過於喧鬧，這與歌曲原本想帶出的孤寂感有所衝突。King一直以來都親自負責SENZA的混音工作，今次面對着新的風格類型，過往累積的經驗和慣性，反倒成了限制。

「太熱鬧了。」
「這個位置太吵了。」
「男聲太多了。」

面對創作的瓶頸，他們選擇推倒重來，重新編排、錄音。從難以言說的感覺作為開始，Miri指出大概的方向。King則伏案研究，將直覺轉化為技術操作：削弱人聲的低音，抽走重量；加入回音，令聲音在空間停留；將聲音擺後、拉遠距離，來營造回音的質感。除此之外，Miri為Verse 1補上一段高音top line，從原本擠壓的中低頻延伸開來，拉闊了空間感。前段的留白，為後段變化預留空間。尾段副歌加入了由人聲取樣的鼓聲，混合回音效果，層層遞進，將情緒推向臨界點。

女高音Miri

男低音King

「A cappella就係a cappella」SENZA的創作哲學

成員在創作時也曾詰問，怎樣的一首歌才適合無伴奏合唱？

「如果標準取決於它像不像，那幾乎所有曲風都不適合」，Jax斬釘截鐵地說。成員坦言，不論Dream Pop、City Pop、Rock還是Hip Hop，人聲都無法完整複製樂器的音色，也沒有辦法重現整支樂團的編制，而且人的音域遠不及鋼琴，這就是人聲的限制。「如果撇除要把聲音模仿得非常相似，其實沒甚麼是不適合a cappella唱的。」

「每種演奏方法，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形式。」Fu補充，「用acoustic結他去演繹hip hop，就會有acoustic的味道；一隊樂隊改編管弦樂團的作品， 那麼他就將那段音樂變成了樂隊形式；a cappella就是a cappella。」Peace分享自己反而享受這種有限條件之下的創作狀態——只拿著一支mic，嘗試在裏面玩不同的東西，享受這種只用聲音唱歌的自由。

Miri續指，人聲作為一種樂器，其實有更高的可塑性。譬如同一個音，用不同的元音把它唱出來，hmm、hu、ha，情緒會完全不同。頭聲或是胸聲，不同發聲位置，則改變聲音的質感。單單一個「hu」都需要反覆練習與琢磨。過程中，每一個選擇、每一個微小的決定，就是創作。

SENZA正在籌備五月的香港音樂會《So Far》，同時發佈第三張專輯《Cadence》。這次將會是阿Fu淡出團隊前，最後一次共同演出。接下來，他們將會以不同的形式和身份，繼續探索音樂的可能。

男高音阿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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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戲的確艱難。」《末世狂沙 Sirāt》的導演承認，觀眾也實在能感受到這種「艱難」，不是難看的「難」，而是要承受角色們面對的突如其來的失去，甚至要忽然失去你剛熟悉的角色。對觀眾而言，簡直是兩個小時的情感過山車，既驚嚇又無法移開視線，確實不容易消化。

可是，這種「艱難」，正正是導演樂見的。觀眾感到的「難看」、「不忍直視」，導演甚至形容為「必要而肯定性的」。他在一個訪問中直言：「電影不只是娛樂，更是一場讓我們直視內心的儀式。」

他認為，世界上有很多痛苦，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太習慣逃避痛苦和轉移注意力，「電影能在你心內在攪動某些東西，觸及某些東西。正如有大師用棍子毆打你，」他承認這種做法有點暴力，但卻健康。

導演的靈性根源

西班牙導演奧利華歷斯（Oliver Laxe）熱衷於追求宗教與心靈，對以LSD和死藤水進行心理治療深感興趣。訪問中他透露，自己是工人的孩子，父母沒有宗教敏感度或靈性修行習慣，但他卻從小就有着靈性的追求。他回憶小時候拍照：「我從來不看鏡頭，總是自己一個人玩。」對他來說，藝術、電影和靈魂脫不了關係，藝術往往能助人發展靈性：「我人生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有靈魂，正是在我少年看電影時。」

「Sirāt」：比髮絲更細、比刀刃更鋒利的地獄之橋

電影的名字「Sirāt」，一早已定調了情節與靈性、宗教之旅有關。「Sirāt」是阿拉伯語，字面意思是「道路」或「路徑」，取自伊斯蘭教《古蘭經》，意指一座架設在火獄（地獄）之上、通往天園（天堂）的橋樑。

伊斯蘭教相信，人死後要走過這條比髮絲更細、比刀刃更鋒利的「Sirāt」，只有擁有信念的人才能順利通過，罪人則會跌落地獄。

故事從一片荒蕪的摩洛哥沙漠開展。在一場群魔亂舞的Rave派對（電子音樂派對）中，一個格格不入、帶着兒子和一隻狗的大叔，拿着傳單，以最「土炮」的方式尋找自己的女兒。尋人不果，他便跟隨這群raver（電子音樂派對的熱愛者），踏上了一場無人料到會如此驚心動魄的旅程。Sirāt 也似乎早就隱喻着，這段旅程，將關乎死亡、失去與重生。

電影場景為真實的Rave派對

音樂在這部電影中至關重要，沙漠的風沙與EDM的節拍，相互呼嘯，音效如此真實，是因為當中場景，是真正的rave派對，而不是後期配音。

因為，導演極為看重真實感。他說：「拍電影，就是要跟你的時代、你的社會、你的世代對話。某程度上，我們想拍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逍遙騎士》（按：1969年上映的美國公路電影，捕捉了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自由與叛逆）。」

為此，他說服了真正的rave團隊，為了電影在沙漠中舉辦一場實實在在的派對。所有出現在畫面中的人，都是真實的Raver，知道鏡頭正在對著自己，無阻狂歡。

要呈現真實不容易，因為rave團隊起初充滿懷疑，因為大眾媒體總是醜化rave文化。但當他們看過導演的電影後，選擇了信任。最後，EDM 電子音樂在沙漠中響了好幾天，直到導演覺得拍夠了，才停下來。

導演五年流浪沙漠 輾轉rave派對

對導演來說，rave意義重大，不只是讓身體舞動的地方，更是一個讓他向內觀看的場所：「對我來說，rave是一個讓我連結自身力量與脆弱的地方。」

他解釋，人的身體充滿傷痕，而跳舞便是在「慶祝我的傷口（celebrate my wounds)」，而《Sirāt》是一部「works with the body」的電影，需要人的身體與它互動，讓情感得以宣洩和淨化。

導演之所以對rave的感受如此深刻，是因為他曾花五年時間，在摩洛哥丹吉爾沙漠中，像遊牧民族一樣生活，輾轉於一個又一個派對，為捕捉這群ravers的真實性。對他們，導演心懷敬意：他們的皮膚已變得粗糙，足以抵禦任何極端天氣；他們身上的各種刺青和穿環不只是裝飾，更是他們生存的印記。自《Sirât》在康城首映以來，每當被問到希望觀眾從電影中帶走什麼，他總是回答：「繼續跳舞。」

除了主要演員 Sergi López 與飾演兒子的 Bruno Núñez 之外，其餘演員都是由素人出演，角色名稱也直接使用演員本名。電影選角由導演的前伴侶、服裝設計師 Nadia Acimi 負責。她本人長年參與rave文化，對這個社群相當熟悉，因此大多數演員都是直接在街頭篩選。

這非第一次導演素人演員合作，他承認，和他們工作比起和專業演員，需要更多時間和精力，但他卻十分享受，因為「 素人在鏡頭前呈現的脆弱感，我很喜歡。非專業演員就是更擅長做到這點。」

成績與兩極評價

以電音派對（Rave Party）為主軸的劇情未必是大眾，尤其是亞洲觀眾所熟悉，但電影的口碑在國際斐然。《Sirât》在2025年6月西班牙上映後，票房累積逼近300萬歐元，作為藝術電影表現亮眼，更入圍2026年奧斯卡兩項大獎：最佳國際電影及最佳聲音設計，並獲得康城影展評審團獎。

即使如此，如此「癲」的劇情，評價兩極。有外媒影評認為：「不見得所有人都會喜歡，但一定會讓你留下強烈感受。」

《衞報》更是狠評：「《Sirāt》是今年最被過譽的電影，令人惱火且怪誕，而且越看越無趣、越看越荒謬。」但 NPR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則高度讚揚：「《Sirāt》沒有一絲抄襲或二手感，是一部驚人的電影，全年在戲院經歷過最扣人心弦的體驗。」

也許這種兩極的評價，導演也不抗拒。畢竟他想營造的，正是這種「瘋狂」、「自由」的電影，並讓觀眾自由評價。他曾說，在這個AI製作電影，導演們能計算一切，而「當你看到一個真正瘋狂的人，你會感到耳目一新」。他引述意大利電影大師帕索里尼的話：「最能令觀眾珍惜的，總是創作者的自由」，「我在拍這部電影時，我不敢說我是自由的。我有自我，我有野心，我有恐懼。但這些恐懼並不能掩蓋我的本質。我的本質仍很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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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五名伊朗人聚在同一空間，勉力吞吐自己不熟悉的第二語言。刻意又突兀的對白背後，是一場母語流失帶來的內在衝突。當他們失去直觀表達的媒介，既有的身份也逐步剝落。

本地劇團以香港人的想像演繹劇本，傳遞的情感不單是對於身份認同的掙扎，更是一種反覆來去的移民情緒。

當第二語言成為一種身份的包裝，只有活在母語的世界裏，人才會覺得自己完整。

英語教育曾被伊朗政府壓制

原作《English》的劇情設定於二〇〇八年，伊朗卡拉季市一間小型英語補習班的上課情境。曾在英國曼徹斯特生活九年的女老師Marjan，帶領四名背景各異的成年學生學習英語。有人擁抱英語帶來的「新自我」，有人害怕不說波斯語便會失去真正的自己。對於當時的伊朗人而言，學習英語為他們帶來希望與機會，卻也伴隨着丟失原有身份的失落感。語言於他們不只是工具，更是情感與社會階級觀念的載體。

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後，新政府視英語為西方帝國主義與文化入侵的工具，驅逐大量外籍英語教師並關閉私立英語教育機構，嚴格審查英語教材，確保內容符合「伊斯蘭價值」。直至二千年代初，政策才有所放寬。當時英語重新進入中學階段課程，加上許多人希望出國留學或移民，為了應付國際英語考試托福（TOEFL）及雅思（IELTS） ，社會對英語教育的需求上升。私立語言學校隨之復甦，以應對全球化趨勢。其時伊朗全國私立語言學校的數量，多達近五千間。

後來，政府於二〇一三年提出以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等其他語言取代或補充英語在學校的獨佔地位。二〇一六年，時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公開反對英語教學擴展至幼兒園與小學，稱這是「不健康」的做法，等同推廣外國文化。教育高級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Council）於二〇一八年宣布，在公立與私立小學的官方課程中教授英語即違反法律與規定。理由是小學階段應奠定伊朗文化基礎，避免西方影響。二〇二三年，伊朗政府下令把英語剔出中學必修科目。 

這部劇作是伊朗裔美國劇作家Sanaz Toossi二〇一八年在紐約大學Tisch藝術學院的畢業作品。此前一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甫上任即下令禁止包括伊朗在內的七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被稱為「穆斯林禁令」（Muslim ban） 。作為移民後代的Sanaz，表明此劇是對於禁令「空虛的吶喊」，以及對於反移民政策的抗議。

她提及，父母初來美國說英語帶有口音時，常被美國人視為「低人一等」及「不那麼聰明」，所以她對於語言如何決定別人怎樣看待自己，有極為深刻的感受。九一一事件發生時，她只有十歲，此後深知中東身份成為她的生存命題。Sanaz希望透過劇作訴說新移民在文化同化過程之中的內心衝突，抹去外界對移民的刻板印象。

粵語演繹 書面語限制表達框架

一齣探討語言的舞台劇，演出者需要多次在波斯語與英語之間轉換。此劇於二〇二二年在紐約首演時，演出者以流利英語對白代表正在說波斯語；帶有伊朗口音的英語及錯誤文法代表正在說英語。

劇作搬來香港，翻譯團隊在演出語言上也曾掙扎，思考如何以中文演出，又可令觀眾分辨角色當刻對白的語言。他們曾經想過以普通話代表英語，粵語對白代表波斯語，透過粵語母語者說普通話的吃力與不自在，來表達波斯語母語者說英語的困難，惟變相令整齣劇八成內容都是以普通話演出。

導演李智達回想會考年代，中國語文科考試要求考生朗讀《廣韻》 正音，咬字需絕對準確，書面語才被視為「正統中文」，令他感覺當時自己正在學一種新語言，本來口語能力被「剝奪」。由於書面語規範與英語相似，他們最後決定以書面語對白代表英語。劇中角色說書面語遇到的掣肘，如語法錯誤、難尋準確詞彙 等，正是伊朗人說英語的難處；一旦說回粵語，角色隨即感到自由，可以「口講我心」。

演員之一黎逸正（右）和導演李智達（左）討論角色性格。他飾演的學生Omid是劇中英語最流利的人。（綵排花絮）

港版演出選擇以錯誤語法的書面語演繹伊朗人口音，而非帶有口音的粵語，原因是創作團隊不想觀眾混淆共感的對象，單純希望呈現香港人學「正統中文」的狀態，就如伊朗人學習英語一樣，有種「框架感」及「別扭感」。

監製兼演員之一的陳嘉朗，曾赴英國修讀戲劇逾五年，在異鄉看到這齣舞台劇時深感共鳴。他回想在英生活及學習英語的過程之中，那種無法以母語表達自我的空虛。他相信許多移英港人也會有共感，故主動與編劇接洽購買版權。

「不止是香港人，就算係英國人自己（來自不同地區會有不同口音）、不同種族的人，他們很在意或很容易意識到口音。 其實當時我看（英文原作）的時候，在場幾乎只有我一個是東亞面孔。不同的人，會在不同位置有共鳴。這樣頗有趣，這是universal……關於這套劇需要想像的位置。」

陳嘉朗飾演的學生Elham個性強勢，為了去醫學院留學所以想學好英語。（綵排花絮）

演員曾赴英國進修 口音無分對錯

初抵埗英國求學，陳嘉朗和其他學生一樣，都必須先上一堂「咬字課」（articulation），學習英式英語拼音，而這種英式口音被普遍認為對他在英國發展大有幫助。如果學生有意再學習其他口音的英語，可以自行向老師提出，皆因演員口音對於英國這個「文化大熔爐」 而言，有時候是種優勢。「如果在英國做演員，你去登記入資料庫，口音是一種技能。即是你會哪一種口音要列出來。人們找演員的時候，就看到這個演員可以做這種口音。」在英國生活的經驗告訴他，英語母語者十分注重口音，不論電視劇或戲劇也好，若編劇設計的角色是一個曼徹斯特人，他講對白需要曼徹斯特口音，劇組則會找有這種口音的演員來飾演。

另一演員鍾英秀也曾赴英國接受演員訓練，她估計美國或其他英語系國家也如是，「你微微的口音，他已經很快會分辨到你是甚麼人，你有何背景。」而演員可以透過掌握各種口音的分別、學習別人的口音，來找回自己扮演的角色。

劇中可見港式價值觀

「香港讀書、長大的時候，有很多對與錯。」鍾英秀說，離開香港以後，就會發現有一套價值觀是所有口音都沒有對錯。她在劇中飾演的老師Marjan一角，在課堂上嚴格執行「English Only」的規則，只要學生發音稍為不準確，她都會立即矯正。「在香港的時候，就有點像劇本那種價值觀，我們要考試之餘，你有口音就是不對。」即使劇中角色沒有剖白，仍可見Marjan一直堅抓一種價值觀，就是口音有對錯之分。鍾英秀形容這是角色對於語言，以及這種語言背後身份認同的一種「忠貞」和「潔癖」，所以Marjan才絲毫不鬆懈，務求教好英語。

由黎逸正飾演的學生Omid（左）與鍾益秀飾演的老師Marjan（右）單獨相處的其中一幕，Marjan慨嘆回來伊朗以後就很難喝到真正的美國版飲品，展現她對西方生活的懷念。（綵排花絮）

劇情中段，Marjan要求學生放下對伊朗身份的任何牽掛，甚至想像自己不在這片土地上，說出這句：「在這裏，我們的母語是英語。我們用英語來思考，我們用英語來開玩笑。我們在這裏呼吸，把英語填滿我們的肺部。」鍾英秀認為，劇本有很明顯跡象顯示，這個角色對於自己可以掌握英語感到自信。然而，這種自信後來漸漸動搖，甚至瓦解： 「語言是表面那一層，底層是自己的身份認同，我覺得她一定是英語和波斯語都有，這兩部分建構她的身份認同。」當她自己喜歡那部份的身份認同開始瓦解的時候，她回到母語的土地，有時感到滿足，但亦有抗拒的時刻。「她曾經在不同的人生時間點建構了的一些身份認同都正在瓦解，一個如此脆弱的階段，這個當下她如何面對？」

劇作沒有明言Marjan從英國回到伊朗的原因。英秀認為，對於Marjan而言，這個課室可以讓她說英語之餘，也有人以英語與她交流。在那裏，Marjan會被假定為英語最好的人，所以她可以維持着英語為她帶來的優越感。這個課室，也就是她英國身份的最後堡壘。

演員鍾益秀飾演的老師Marjan一角，一直堅持說英語，但卻被學生指責那不是她自己。（綵排花絮）

失去母語 等同失去部份自我

英語對於劇作裏四名學生而言，可能是表達自我的障礙、一種身份包裝，或是半個自己。所以有人嚮往熟悉新語言之後迎來的新生活；亦有人堅守母語，只因母語令他們感覺自己是完整。這四人並不全都因為希望離開伊朗才出現在這個課室，最後有人是為了留在伊朗而學習英語，成為了劇情的反轉，因而帶出伊朗人對於移民的掙扎情緒。

劇中同學站成一個圓圈互相拋球，練習快速用英語思考和說話，從中突顯角色之間的性格差異。（綵排花絮）

李智達說，劇中所有角色都同樣熱愛自己的土地，卻要以一種自己不舒適的語言，表達身份認同崩塌的情感。令他心碎的是，角色之間以第二語言交流建立的關係，其實是虛幻而又脆弱：「我能夠略略感覺得到，但這齣戲很鮮明地表達出來。我很喜歡見到演員，將這件事以廣東話及香港人的身體表達出來，我覺得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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