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下稱《條例》）正式生效，已不足一百天。這是一項歷史性的立法，象徵着香港在兒童保護政策上的一大步。作為一位長期參與兒童權益工作的倡議者，更是一位有兩個女兒的媽媽，我深知，制度的改變只是起點，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政策落地，以及培養守護兒童的意識。
早前，我們舉辦了「兒童保護論壇：百日協作 共建兒童安全社區」，聚集了百多位來自政界、學術界、法律界及非牟利機構的代表，一起探討在《條例》實施前後，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論壇上，我聽到很多真知灼見，也感受到前線工作者的焦慮與期盼。這些聲音，值得我們細聽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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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兒童不能單靠政策 需建立機構「零容忍」文化
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孩子大部分時間會待在那裏？除了學校和家裏，便是在不同活動中心、補習社、興趣班等參與課後活動。作為家長，我們需要關注的是：究竟這些機構在員工的專業操守、活動策劃、運作流程、個人資料保密等方面，是否真的能保障兒童的安全，讓大家感到安心和放心？有講者分享，他們機構不但為員工設立行為守則、背景審查機制，連義工也需接受保護兒童的培訓。這讓我反思：這些做法，能否在不同機構環境中廣泛推行？各個機構是否也能推動這樣的守護兒童文化？
要全面守護兒童，不只是制定政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零容忍」的氛圍。我聽到一個例子：某員工發現服務機構在保護兒童方面的不足，勇敢地向內部反映，結果成功減低了兒童受傷的風險。此外，設立內部通報系統也至關重要。即使事件未達《條例》所定的舉報門檻，也應妥善跟進與記錄，讓機構能及早介入，避免悲劇發生。
法律是工具 兒童的最佳利益才是核心
雖然《條例》列明25類專業人士需負舉報責任，但實際上還有很多經常接觸兒童的人，例如活動導師、教練、補習老師，卻未被納入法定範圍。這是否意味着，法律框架中尚有盲點？這些都是我們未來需要檢討的地方。
我也關注到，《條例》對心理或情緒虐待的定義仍不清晰，對智障或傷殘兒童的特殊需要亦未有充分考慮。智障或傷殘兒童在表達能力、情緒管理及自我保護方面可能較弱，亦更容易成為虐待的對象。若《條例》未有針對這些兒童的特殊需要作出補充條文或配套措施，例如專業評估、溝通輔助工具、個案跟進機制等，便可能令他們在制度中被邊緣化，無法獲得應有的保護。家長是孩子的重要守護者，但我們除了養育孩子，在保護兒童方面，他們有足夠的支援和知識嗎？有來自非牟利機構的講者就分享了一個貼身支援家長的例子：他們最初只為校內的校長及老師舉辦保護兒童的培訓活動，但後來決定將培訓對象擴展至家長層面。因為他們發現家長對何謂虐兒的認知有限，對於怎樣才算是「疏怱照顧」、「心理虐待」等問題還未清楚。政府及各個機構需加強公眾教育，協助家長掌握相關知識，才能更周全地保護孩子。
更重要的是，舉報只是第一步，在處理個案的流程中，需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核心。若孩子的家人被舉報，他們的心理狀態會是怎樣？被抽離原生家庭後，他們的生活如何延續？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提供心理和安置等的支援？整個社會是否準備好承接這些責任？這些問題，我們不能迴避。
面對性虐待 該如何聆聽和回應？
最令我動容的，是關於兒童性虐待的座談會。有講者指出，性侵倖存者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鼓起勇氣揭露事件。後續的社會輿論，令他們更難踏出求助的一步。有些孩子可能只會隱晦地說：「我不想再去某人屋企」，這樣的表達方式，旁人未必能察覺異樣。
我聽到一個例子：當責任方（例如社工或警方）得知性侵事件，但倖存者尚未準備好揭露，結果未能進一步跟進。若過程中處理不當，例如急於介入或公開事件，可能會令倖存者感到被侵犯、被揭開傷疤或羞辱，造成「二次傷害」。因此，責任方不僅要具備辨識虐待的能力，更要懂得如何以尊重、耐心、非侵入性的方式回應，包括給予空間、建立信任、提供選擇權、避免逼迫揭露等。
隨着科技發展，網絡影像性暴力等非接觸式性侵犯愈來愈普遍，涉及匿名用戶、境外網站，令搜證變得困難。面對這些新型挑戰，我們需要不斷更新知識與應對策略。
凝聚跨界力量 全民起動成為守護者
這場論壇讓我更堅定一個信念：守護兒童，不只是法律的責任，更是整個社會的文化選擇。我們需要跨界協作，持續檢討制度，也需要全民起動，一同建立一個能聆聽兒童的需要和積極回應的社會。我希望，每一位在兒童身邊的大人，都能成為守護者。因為，孩子的安全，不只是他們的福祉、照顧者的責任，整個社會都需要攜手建立保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