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8五周年】24/9罷課的第三天 張秀賢: 「與其靠大人, 學生不如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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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五周年】24/9罷課的第三天 張秀賢: 「與其靠大人, 學生不如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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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4年9月4日,罷課運動正式在媒體公布;而在開學初期,行動在各個校園已隱隱然躁動起來。學聯負責籌劃大專生暫定一連五日的罷課行動,9月22日於中文大學百萬大道的罷課集會,拉開罷課的序幕。

這不是最疲憊的一天,說的是罷課第三天。

7:00am,鬧鐘未響,張秀賢突然扎醒。這段日子,他的身體自動按所需時間甦醒,沒半點怠慢。這天,他要趕往電台接受訪問,節目早上8時開始,一小時內, 他要從屯門的家飛奔到直播室,「7點起來,7點出門」,還不忘帶備電腦、充電器和手機。

這位中大學生會會長,雖然染了「金毛」,但看來還是一個書生型學生。前面瀏海,經常撥頭髮,因聽過歷任會長都會出現髮線向後移的講法,就以「長金毛」 來抵抗宿命。他文憑試通識科奪得5**, 之後考入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打從中學至今參與過包括環保觸覺和學民思潮多個組織,在2012年反國教運動中嶄露頭角,

「我從前負責站台嗌咪。」

張秀賢帶領遊行隊伍,因有多年社運經驗,「已經慣熟了。」
張秀賢帶領遊行隊伍,因有多年社運經驗,「已經慣熟了。」

9:15am,節目剛完畢,他便連忙用手機回覆短訊、電話,「這些日子,平均一 天也有二十個記者來電查詢。」他身上有三部手機,一部對外聯絡,一部和家人朋友聯繫;第三部是2G手機,入上太空卡方便應急時使用。他幾乎隔天便在電子傳媒接受訪問,又參與各個時事論壇。

他下一站卻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要到精神科覆診。「預約了10點半,在大概時間登記便可。」他說前年反國教壓力 太大,自己患上中度抑鬱症及焦慮症,一 度要退下前線。「會重複做動作,突然手震。」那時他已開始在一些報章撰寫文章, 也編寫通識教材,「會亢奮得一天寫一萬字文章,之後幾天全無工作能力。」

上年反國教後,因壓力太大,張秀賢需要接受精神科治療。
上年反國教後,因壓力太大,張秀賢需要接受精神科治療。

醫生給他開抗抑鬱藥,藥量由起初十克增至二十克分量,「要好小心,分量太多會躁狂,量少人又會消沉。我想減藥, 但醫生說待我落莊後才可以。」他說,除了罷課運動,還有許多事等去處理,上至一些教務問題、校園設施、深圳分校跟進,下至校巴安排、儲物櫃使用權等,「開學要搞宿費增幅由7.1%減至4.5%,還要處理深圳分校的宿費。」

10:40am,在醫院輪候已經半小時, 他開始焦急。「很忙,但不能不覆診。因復發起來,不是電腦hang機般小兒科,而是 像電腦中毒般可怕。」這次罷課行動,他也略退下前線,負責對外傳媒、通知警方集會遊行的安排等,不作站台崗位。「坦白 說,我曾擔心情緒病會因此復發。但我的主診醫生跟我說過一句,情緒病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的機會,因此患情緒病反而能讓自己學會協調自己生活。」

10:50am。還在輪候中。此時他收到通知,要安排下午3時的遊行路線,由添馬公園遊行至中環和金鐘,他連忙和警民關係科聯絡。「路線和警方一同配合,人數報二十至三十人,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閒聊間,談起臉書內的市民紛紛換上學生頭像,以表支持。「支持的話,為何不行出來?」他說,罷課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政改決議,特首普選必須包括公民提名, 以至提委會由普選產生等,需要其他的不合作運動和公民抗命配合。「這次和反國教 不同,是無得輸。現時我們面對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實在不能只盡學生的讀書責任。我們應以行動帶來一點改變;抗爭並 沒有代議士,我們不能將政改責任交由泛民議員決定。與其靠別人,學生不如靠自己。」

戰友,女友

11:05am,看診取藥後,張秀賢如熱鍋螞蟻,要趕回添馬公園。「吃飯也沒時間。」歸隊心切,但早上沒吃早餐,結果去大家樂買外賣,隨後又到麥當勞買外賣給女友兼戰友的黃菀靖。「她說不吃午餐, 但不能不吃。」

張秀賢說,倘若要流亡,一定會跟黃菀靖一起。黃菀靖就讀教育學院,兩人在今年2月參與遊行時認識。

張秀賢和黃菀靖,在學運中互相支持。
張秀賢和黃菀靖,在學運中互相支持。

「那時剛上莊,壓力最大和辛苦。做會長不是虛榮感,而是一種責任。一開始, 他在facebook問候,我並不知道(他對我有意思)。後來有天看戲,有朋友爽約, 剛巧他在附近,便一起了。」黃菀靖說。

於她眼中,張秀賢有時像老師多於男朋友。他平時是個大男孩,一提到政事, 就一臉正經的滔滔不絕。「他教我一些政治知識,我不斷地學。五區變九區,哪樣好一點?地區分佈如何?我只是隨口一問, 他卻花了數小時打數據研究起來。」

她欣賞張秀賢這種認真,「不過他食飯總離不開手機。」印象最深刻一次,是七二留守。當初他意志消沉,那一次人數不多,安全系數關係,愈少人就愈危險。 大家在聽六四歌,他擔心地哭了一場。到凌晨,留守的學生高唱《國際歌》。後來 大台主持被捕後,場外的黃菀靖擔心張秀賢,於是重回人羣中與張秀賢會合,「點可以掉低你一個?」兩人最後與羣眾一同撐到天光。「我們三日沒睡。留在大台,還有 何芝君教授。一直到早上7:50警察拉人, 自己行出嚟。」

黃菀靖說話誠懇有禮,她成長於中產家庭,讀女校,自言是習慣商場冷氣 的一代。因在中學讀書時參加國事學會, 開始關心社會政治。「每一天花很多時間看新聞,感到香港面臨的情況是all or nothing。」升上教院,她感到在校園裏氣氛難以推進,只希望同學對事件有更深了 解,遂著力於論述上的宣傳。一對小情侶平日各有各忙,但深知大家在做的事,很 少不滿。罷課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大,但 無論將來遇到什麼困難,仍然不會在危難 時掉下戰友。

漫長的夜晚

添馬公園大台旁邊,幾個帳幕搭成了罷課運動的新聞中心。各學生埋首電腦, 或不斷查看手機,有時說說無聊話。桌上 有不少零食,拖把插滿叉電器,凌亂中, 各人都忙於安排和聯絡,例如落實發言者 的出場次序,盡快把流程安排好,即場列印分發給記者和義工……

台上學生代表表示,香港已進入一個抗命時代。
台上學生代表表示,香港已進入一個抗命時代。

周永康手中的麵包吃了很久,總被在場人士和記者拉著說個沒完。學聯成員整 天都在團團轉,一些媽媽前來派發甜湯, 不忘向學生叮囑「敵人前,鬥長命,好好保重身體。」新聞中心前面一塊小空地, 每隔數小時便舉行一次記者會,發放進一步消息。

下午3時正。 張秀賢協助帶隊遊行,他暗地說,「很累,行完要好好睡一下。」 他背上擴音器,精神恍惚間也一時忘記把喇叭對向前方。這時加入隊伍的多達500 人,大家穿過橫街和商場,引來途人目光,有的走過時擲下一句:「返屋企讀書啦」,有人嘲笑「日日不用返學最好」。 記者走近張秀賢,問道,「今晚逼爆添馬公園預期順利?」「我答你當然okay啦。」

遊行完結,返回添馬公園的門外,兩 個中大校園記者上前攔截他作訪問,他抖擻精神,向著鏡頭精神奕奕地說話,「民主,以民為主是一個基本的權利;爭取民主,其實就是促進民生,以民主方式尋求濟世興邦之道,改善我們的生活。」說罷便跑回到新聞中心,他沒有睡,卻和同學安排記者會,在場內忙得團團轉。

中學時,張秀賢已在環保觸覺當過數年的成員,處理屏風樓與發水樓等問題, 「我當時負責協助整理樓盤相關數據。後來因為反高鐵跟保育相關,就開始跟進反高鐵等議題,亦接觸到政治不公的問題。 之後在五區公投做過義工,繼續關心時政。

「做社運差不多六年,算是見證了社會的崩壞。以往相對自由的社會,今天成個社會根本就變了。我們剩下的籌碼已經不多,而普選是僅餘的一個籌碼;如果連普選都沒有,香港將來只會更加黯淡。這是我六年來一個深切的感受。」

10:30pm,全日的集會活動結束。 記者會過後,是馬拉松式的內部會議。「昨天傾到凌晨2點,今晚可能更夜。」學生在海旁團團圍圈,行動策略都在這裏商討達成。

凌晨二時,技術人員要為當日拍攝的片段進行剪輯,但太累而昏睡了。
凌晨二時,技術人員要為當日拍攝的片段進行剪輯,但太累而昏睡了。

晚上的添馬公園,有數十名學生紮營留守。一些負責看守物資器材,一些只是聚在一起,幕天席地,享受青春時光,彈彈結他,討論政事。

「若是太平盛世,讀書或許有用,可 是現時我們面對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實在不能只盡學生讀書責任。我們還應以行動,帶來一點改變。

「我中學時,從電視看見反高鐵運動, 看市民在立會外的苦行,受到感動。」

睡在長椅上還有一個露宿者。

凌晨3:00,張秀賢和眾人的會議結束。他趕上N969通宵巴士,累得在車廂內睡著了,且竟睡過了頭,突然扎醒時才發現過了兩個站,一仆一碌地下車趕截的士回家。

回家時在巴士上睡過了頭,下車四顧張望,卻未見有的士。
回家時在巴士上睡過了頭,下車四顧張望,卻未見有的士。

張秀賢說過他的理想。

「我相信在未來十多年內,我都不會從政,因為我相信有更多人比我更勝任。政圈實在是一個單程路,當你有了權力,就難以抵擋其誘惑之處,我認為自己沒有這方面的自制能力,所以實在不是從政的材料,加上自己想在外面多探索和嘗試,吸收多點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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