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中生代重組記憶碎片】口號解碼:誰創造了口號 誰就創造了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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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 香港社運

【「六四」三十年 中生代重組記憶碎片】口號解碼:誰創造了口號 誰就創造了視點

31.05.2019
採訪:關震海 資料整合:王紀堯
Victoria、譚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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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至6月民運最風光之際,超過百萬人的遊行。民間遊行自發揮筆寫口號,新華社、中資公司工會聯合民主派、社區團體、各行各業不分左右支持北京民運,這亦成為香港絕後空前的民主運動。

民主路漫漫,當年5月民間的口號並不單一。

「民主不死 自由永存」、「民主是中國的希望」、「民主之路長又遠,堅持到底不言倦」、「團結就是力量,民心就是方向」、「赤子心,哪怕暴雨狂吵,民魂,誓到封建餘痕」、「鄧李不退,百姓受罪」、「反對逮捕知識份子」、「告訴我們,誰是一小撮」、「結束一黨專政,權力歸於人民」、「我們有眼有珠,萬里官官相衛」。(《華僑日報》:特訊標語摘錄)

6月4日凌晨天安門突然關燈,據當時《文匯報》駐北京記者劉銳紹三十年來的考證,北京派三十五萬軍隊入城鎮壓,屠殺學生平民。香港市民大為驚訝, 6月4日維園旗海處處:「人民政府愛人民嗎?」。香港民眾悲憤,社區自發集會,排檔小市民響應休市,演藝界上下一心呼籲支持知識分子。晃眼間三十 年,物轉星移,「打倒李鵬」成為歷史,支聯會仍然每年6月4日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

香港經歷1997年回歸、2003年《廿三條》風波、皇后碼頭保育和菜園村事件、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接着2014年爆發雨傘運動,大學學生會退聯,2016年旺角騷亂事件,多名民主派議員被褫奪議員和參選資格。香港再次陷入政治困局,部分年輕人不接受「民主救中國」的視角,甚至與八九民運「割席」。

1990年的大學生與「六四」

民主之聲有高低起跌,任支聯會台上口號不斷演化,燭光晚會依然璀璨,十年間集會人數超過十萬人次。這邊廂堅持,那邊廂學生會退聯,燭光晚會曾是多年來吼出新一代民主之聲,2016年再沒有學生會代表上台,現在且看六四一周年(1990年)燭光晚會的學生代表的演講。

「如果天安門同胞的死,只是換來我們不斷的悼念 ;又或是『打倒鄧李楊』、『毋忘平反民運』等等的口號,那我不得不這樣想:(天安門)死者的死是無意義的死。對於民運未能夠施予援手,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中國其中一部分的香港,大家有沒有熱熾去投身去爭取民主運動呢?面對刻意粉飾太平的北京亞運會,我們有沒有想過起來進行杯葛對那些『風派』、無恥的港人,我們應該公開地譴責他們。民主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民主絕對不只是悲傷的追悼。」

─1990學聯秘書長蔡耀昌上台發言(蔡耀昌為現支聯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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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全城關注,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未決定今年「六四集會」會否改口號。

口號中的「中港區隔」

細看支聯會燭光晚會二十九年的口號,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縱使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接受訪問時稱,支聯會是「中港事務,涇渭分明」,支聯會的口號中可見偏向內地視點,同時又出現中港不可分隔的事實。

第一階段為1990–1993年,首年「六四」一周年以「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口號,往後兩年都以「釋放民運人士」為口號。第二階段是1994-1997年回歸前,1994年口號「邁向九七,跨越九七」、「我會來」。

第三階段1998–2002繼承期,支聯會以「平反六四」為主調,2000年首次提出「薪火相傳」。第四階段是2003–2009年,03年的「毋忘六四、反對廿三」、06年「支持維權」和 08年的「同一世界,同一人權;同一夢想,平反六四」,首次出現中港議題,同時關心內地維權人士。第五階段2010至今,再次轉向內地人權的關注,2010年的「釋放劉曉波.支持《零八憲章》」和2016年的「停止濫捕」,跟中國近年政治不無關係。

何俊仁向筆者解釋當日支聯會成立之初,訂立的口號面向中國的原委。「支聯會是跨黨派組成,六四之後,支聯會是不會連結本地的政治,更加不希望別人感到我們只是為了選舉。尤其是香港人面對過度的恐懼,首數年,我們是想穩定一定的人數。任何人,不問團體背景,都可以來燭光晚會。」

事實上,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簡稱:港同盟─民主黨前身)宣言中,體現這種「中港區隔」成分:「港同盟是個地方性的政治組織,將致力於本港事務,並無意參與或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的政治;但港同盟會維護香港市民享有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參與和評議國家的事務。」(港同盟成立宣言)作為當時兼港同盟委員和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臨終前在《大江東去》表示,很少理會港同盟的發展,港同盟的工作交付予同樣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會的李柱銘做好香港事務,而他專注支聯會工作,這有政治上分工之意。

2003「七一」前夕反對「廿三」

縱使前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生前不向記者預計燭光晚會人數,亦勸執委不要在乎人數多寡,「人多人少都要做」。何俊仁坦言,九十年代初集會人數急速下降,首年十五萬,次年(1991年)十萬,以後陸續下跌,直到2009年才回升至十萬人次。何俊仁形容九十年代初回歸前夕,市民對前景「心灰意冷」,平穩過渡是市民心聲,直至2003年,政治氣氛開始不同了。當年的時事評論員黃毓民呼籲市民六四往燭光晚會,對抗《廿三條》,支聯會順應民間意見,以「毋忘六四、反對廿三」為題,首次加入香港政治元素。

「當時社會的脈搏的而且確,對《廿三條》有很大的反應,我們不能夠完全脫離,但最後集會人數是五萬,人不多的。」 何俊仁推測說,在2003年的時空,六四燭光晚會的支持者主要關心內地,「感情投入以中國為主」,就算名嘴、政治人物呼籲港人參與六四集會,亦難以連結到香港政治。

不足一個月,2003年7月1日,50萬人大遊行,煞停《廿三條》立法。自此,六四晚會支聯會呼籲市民「七.一」上街遊行。何俊仁坦言,自此遊行日子也有分工:「以後『七.一』是香港的,我們把『六.四』保留給中國。」 六.四燭光晚會的面向更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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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沙士加上政府推《廿三條》,民怨升溫,支聯會首次加入香港事務「反對廿三」的口號。

2015年「傘後」的轉變

雨傘運動翌年,2015年晚會上支聯會扣緊雨傘的主題,播放《撐起雨傘》,時任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王澄烽燒《基本法》,惹來在場的知識分子不滿,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離場表示抗議,有泛民代表批評行為「不智」。王澄烽出席「八九民運與香港角色」座談會時則表示:「我們當時在想,如何將我們有距離的歷史,與我們當下有結連。」

民運距今三十年,年輕人難以投入,「平反六四」的口號都開始受到衝擊。學者余英時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指出,港人三十年來「思想上走錯路」,「平反六四」是要求「皇帝開恩」,如此下去,香港人不會有民主,矛頭直指支聯會。何俊仁說:「早在九十年代,一直有人話『平反六四』唔啱,特別係高級學者,我覺得脫離現實。」

面對多年的質疑,何俊仁說不要執着「平反六四」字面上的解釋,要分析其用處。「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說,語言要講求場合,要睇contextual meaning。我們平反六四,是要爭取中央認錯,接着要有一系列的東西去做,要中央承擔責任,結束一黨專政。」

何俊仁反對口號「升呢」

何俊仁今年收到很多海外「民運前輩」的信息,在八九六四三十周年「搞大佢」,促支聯會要喊「打倒共產黨」,何俊仁反對在支聯會台上喊這類口號。「口號要『升呢』?說要『打倒共產黨』,要革命時就要出來這樣喊,但不是在大台上這樣喊。你個人喊沒所謂,大台不能胡亂去叫這樣的口號。激進不是靠把口,要靠行動,行動要帶來改變,要願意犧牲,然後真的帶來改變,這才是真正的激進。」

口號之爭,延伸下去就是採取什麼行動之辯論。何俊仁憶述,八九六四之後兩、三年,有年輕人批評支聯會不夠激進,要採取抗爭性的行動,挑戰他們的包括梁國雄(長毛)。

「支聯會向羣眾講明:上半場全部合法,下半場去衝擊新華社就「冇攞牌」。上半場攜老帶幼,我們要在不違反原則下,取得最大公因數。長毛搞社會運動,他的議程跟我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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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不是過去的噩夢。「六四」是一系列現實的存在: 一個「大天安門事件」和其後千千萬萬個「小天安門事件」的總和。─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六四隨筆》

當年左派也是遊行的重要部分

行動、口號,甚至遊行人數,新一代都投入當年的事。當年錄得百萬遊行,每六個人便有一個人走出來,遍地自由花。何俊仁是多年來羣眾運動的見證者,爭取88年直選之前,民促會號召的維園集會人數僅四千人,「82年日本公然篡改侵華歷史,有二萬人集會,遊行人士集體滴血,寫滴血書,已經好壯觀。」

1989年5月21日,出現百萬人遊行,何俊仁認為沒有左派的投入,不能發展至波瀾壯闊的景象。「當年中國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新華社員工、南北行,全部都係中資公司,國家企業員工出嚟行。當時他們覺得有機會可以推翻鄧小平,至少迫使李鵬下台。當然他們內心也是受到學生感動,但他們同時也會看看羣眾動向。」

當時跟鄭耀棠手牽手大遊行,何俊仁憶述,市民羣情洶湧,左派中途有會要開也不敢在現場離開,「我聽到鄭耀棠跟譚耀宗講『我哋怎可以走呀,咁多人』。」 5月20日,香港刮起當年首個八號風球,「布倫達」襲港,何俊仁與民促會成員「打定輸數」,「我心想,自己友也有一百多人吧,於是照去。」民促會的人未到,何俊仁入場時已聽到左派的程介南大喊「打倒李鵬!」口號由此而來。

「程介南(第一屆支聯會常委),我問佢:『你為什麼不來開會?』他說正在考慮教聯會(左派)是否也要跟北京『斬攬』?」何俊仁分析指,6月9日鄧小平公開發言後,「左派習慣組織的生活」,熱情冷卻,左派歸隊,遊行人數開始驟減。

三十年過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屹立維園近三分之一世紀,有說民運的歷史太沉重,部分年輕人一句「我不是中國人」,便跟八九民運劃清界線。

公義比民族意識更重要

何俊仁念茲在茲又回到百萬遊行的初衷,他說當日出來很多不止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身邊的市民都是為了公義,他寄語下一代:「民族認同和國族認同,人民是可以選擇的 ;人道精神,這些是超越國籍,你不能夠享有公民的權利而不去承擔一些公民責任。無論你不以為然,不以為是,在一個大的歷史觀去看人類的文明,八九民運是最偉大的運動。不要以為大陸一片漆黑,香港就可以匹配有光明的自由社會,這是不現實的。」支聯會歷年的細節、爭拗,何俊仁說很多「不記得」,談到當日出來的初衷,字字鏗鏘,順暢如流。

新一輩的非見證者如何看八九六四,在傳承的轉角如何尋找空間?看看80後心中的八九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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