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董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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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
Ghost on the Sh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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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用之用

18.07.2019
圖片由作者提供

當發生重大政治或社會事件的時候,文學人很可能會想到:究竟文學在這種處境中有什麼作用?當不少人正冒着危險在街頭抗爭,靜靜地在家中讀一本書成為了一個不但奢侈、甚至是帶有自責感的行為。而如果想繼續創作,思緒難免被民情和社會動態所牽引,要不就是心不在焉、茫然不知所措,要不就是無法迴避責任的呼喚,湧起如何把現況融入作品中的種種念頭。可是,一轉念又猶豫,這樣做可能會把文學變成宣示立場的工具。

我的反應之所以如此笨拙和諸多顧忌,可能因為我是寫小說的。對詩人來說,應該完全沒有這些疑慮,甚至會乘機讓詩興爆發。感時憂世、明志抒懷、引吭高歌,本來就是詩的本色。小說家卻需要沉澱、需要組織、需要距離。又或者可能是世代的差別,和我年紀相近的創作者,往往有一種潔癖,認為必須維護文學的純粹性,把文學視為目的,而不是手段。如果把文學視為手段的話,就算這手段所引向的目的十分高尚,對文學自身的價值也會有所減損或傷害。比如說,雖然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是眾所公認的批判極權警世名作,但在文學上卻品位不高,因為它被視為政治宣傳(冷戰時期西方陣營反對共產蘇聯)的手段。

也許,對於本地新一代的文學人(或藝術家)來說,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從一開始,文學創作和閱讀便跟社會和政治分不開。並不是說文學必須寫社會、寫政治,而是無論寫的題材是什麼,它本身便是一個社會和政治行為。這在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街頭藝術方面尤其明顯。每當有什麼政治事件,這些範疇的創作者也會迅速作出反應,而且發揮出犀利的創意。詩歌也做到了類似的行動方式。很明顯,這是世界性的藝術發展趨勢。藝術作為獨立自足的高雅作品的時代已經漸漸過去,創作越來越深刻地和政治交織。不是狹義的黨派政治,而是廣義的公共生活的政治。可以說,藝術和文學的定義正在改寫中。所以談論什麼才是真正的藝術、真正的文學,已經沒有意義。

我不得不承認,我的文學觀比較保守,甚至落伍。在這種時候,我還在通過康德思考文學的問題。康德的《判斷力批判》,談的就是藝術審美。在他的三大批判中,我覺得這一本最深奧難明,反覆咀嚼還是有許多不得要領的地方。康德提出,所謂的判斷力(judgment)其實就是「品味」(taste)。這個「品味」不是我們平常說什麼「有品味」(也即是很高雅)那樣的事情,而是借用這種特殊的感官,來說明判斷力的主觀性和個別性,但又同時預設和要求普遍認同的特質。對於自然之美和藝術之美,沒有像物理世界那樣的先驗和客觀的律則。但是,審美(藝術判斷)也不是毫無標準、胡說胡為的。它的標準不是鐵律,而是建基於相互主觀的共識(sensus communis)。

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觀點。她認為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或者品味論,其實就是他的政治學。在人類的三大心智功能中(推想理性、判斷力和實踐理性),只有判斷力處理的是主觀的、個別的活動。然而,審美之所以能進行,必須在主觀和個別的個體之間建立共識;而所謂的共識,意味着「眾數的他人」的存在,以及在「眾數的他人」之間的互相溝通、說服、協商和調解。她認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確立。在阿倫特的晚年遺作《心智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中,她先論述了「思考」(thinking)和「意志」(willing),正準備撰寫第三部分「判斷」(judging)的時候,不幸心臟病去世。現在只能從她用以教學的不完整的「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略窺其見解,十分可惜。

回到藝術判斷的問題,康德認為藝術品的特質是「沒有目的的目的性」(purposiveness without a purpose),或者「沒有功用的功用性」。我立即聯想到莊子的「無用之用」、「為是不用而寓諸庸」的說法。雖然有點穿鑿附會,但的確有互相啟發之處。當然,莊子所說的不限於藝術,而是適用於整個人生處境。所以徐復觀說莊子主張的是藝術化的人生。就康德而言,藝術不是人生的全體,但以藝術為基型的判斷力(審美)確實是人類心智的關鍵功能,是連結理論認識和道德倫理的橋梁。藝術作為沒有功用的、沒有外在目的的創作,其自身就是目的,或者目的性。

容許我以文學的方式,粗淺地融合康德和莊子的美學觀。藝術不(止)是爭取自由的工具,藝術創作本身就是自由的實踐,而這種實踐自由的方式,最終必然回到「眾數的他人」的共識協商中,也即是回歸政治。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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