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董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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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
Ghost on the Shelf

在讀康德的時候,一個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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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9
圖片由作者提供

那天下午,我在靜靜地讀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已經是讀第二次了,但還是讀得很慢,因為需要細心思考。我不知道,在同一時間,在下午三點左右,在我家對面的屋邨,一名少女跳樓自殺。她在樓梯間的牆上留下字句,表達了「反送中」的訴求,但她也感到絕望了。她二十一歲,姓盧,是教育大學的學生,本來很可能會成為老師。我完全沒有察覺這件事,沒有聽到救護車的警報聲,沒有騷動。很可能因為是有點距離,而且方位不對。

於是我繼續看康德,不時抬頭望望窗外明媚的陽光。間中有陰雲飄過,下一陣小雨。當天晚上,我參加完一個活動之後,聽到了她的消息。

第二天,我到對面的屋邨去憑弔盧同學。人們設置了祭壇,點上香燭,一邊在地上放滿了白色的鮮花,另一邊在紙箱中插滿了白色的紙花。有很多人在悼念,有人在流淚。那是我不時會經過的通道,一個普通的生活場景,忽然卻變成了靈堂,除了悲傷,感覺極度虛幻。我在臉書上貼了希望年輕人不要輕生的話之後,收到盧同學的朋友來信,分享了對這件事情的感受。她的形象、她的身影便變得實在。很可惜,她已經不在了。

我一直在想,最近的事情,跟康德有什麼關係呢?在這時候讀康德,應該是純粹巧合吧。書本的世界,跟現實的世界,距離是那麼的遙遠。而康德的思辨,除了對哲學家有深遠意義,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有何適切性呢?也許哲學家可以更完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只是想了解,理念和個人生活的關係。於是我也看了康德的傳記,了解他在哲學家之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我不單想知道他的生平、為人津津樂道的逸事,或者常常被引為笑柄的古板生活慣習(事實上當中有許多簡化和偏見),我還想知道在他的思維世界和身處的現實世界之間,有什麼切合的地方,又有什麼縫隙。

上次我提過,康德根據自己提出的、建基於道德論上的法理觀,說明無論一個憲政有何局限或施政上的錯失,法律本身也不能包含容許不服從甚至推翻政權的權利,否則就會產生矛盾。那麼,如果要推動變革的話,有什麼方法呢?康德主張通過議會內部的改革,以及言論自由,即批判政府的自由。這套想法是相當明瞭易懂的。可是,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康德卻表現得非常熱衷,好像看到了社會變革的契機。很可惜的是,基於當時普魯士的高壓政治氣氛,康德沒有公開談論法國大革命,也沒有留下他對革命和法理思想之間的衝突的看法。

對於上面的問題,我並不認為自己已經想通了答案。在香港近來的抗爭行動中,我希望了解參與者的看法和感受。也即是說,我希望把他們作為個人來看待,或者用康德的說法,作為「目的」來看待。按照康德的法理觀點,在爭取政治目標的過程中,不能做出違法的事情。這近似於本土政治中稱為「和理非」的觀點。這個觀點講求邏輯上的一致性,即不能採取「違法達義」的手段。延續這套邏輯,美國立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是不合法的。但康德應該會承認,這兩場革命對人類整體邁向更自由、公平和開明的政治制度有無可置疑的歷史意義。

這個兩難,可以用康德的二律背反(antimony)表述。從任何一方去證明,都有它的道理,既可以是「二者皆是」,同時又可以是「二者皆非」。不過我沒有本領代康德用他的 “dialectic “去加以破解。如有這方面的高人,請給我指點。行為的法理判斷,往往相當明顯,但行為的政治判斷,卻可以千差萬別。歷史上的正統政權,大部分都是通過非法的手段建立的,這是人類社會中最令人耐人尋味的事情。我不想由此得出以力服人、勝者為王的觀點。我依然相信「理」的作用,和「力」與「理」的抗衡。

在盧同學的悲劇後,我呼籲年輕人珍惜生命,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以溫柔慈悲的態度,去應對當前的局面。我不希望發生危險事件,傷害到他們的身心。但當他們選擇了激烈的行為,我們也必須依然把每一位當作一個獨立的、有理念的(但也有情緒的)個體去看待,而不是簡單地把他們歸為一羣暴徒。從法、理、情三方面去理解人的行動,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結論。每個結論都可能有它的合理性,但都不能概括一個人的一切。這可能就是柄谷行人說的「移動的視覺」,或者康德所說的「擴大的理解」吧。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小說家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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