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董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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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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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批判

11.07.2019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這個時候,讀日本學者柄谷行人論康德和馬克思,感覺相當「離地」。我當然不是說柄谷作為一個當代理論家對我們無關痛癢。相反,讀柄谷在學術圈子裏應該算是一種很潮的行為吧。柄谷的特異之處是,在種種新興理論和方法在文化研究界當道的時候,他竟然回頭去大談康德和馬克思這些「傳統」思想,並且宣稱自己無意去批判和超越他們,而是把他們的真正精神重新發掘出來。這種對待經典的態度,在當下感覺竟是十分「清新」的。

說柄谷行人「清新」,應該是未曾有過的說法吧。在思想深度和理解難度上,柄谷無疑是「重口味」的,令人敬而遠之的。就算他在《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前言中宣稱,這是一本給一般讀者看的書,能夠消化這本書的讀者,肯定有「非一般」的能耐。我說的「清新」的意思是,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學術思想都以破解前人、自立新說為常態。也許這其實是文化更替的正常法則,連藝術創作都是以新一代否定上一代為「前進」的規律。所以,在除了少數專家學者之外,康德和馬克思已經普遍地被視為過時的時候,柄谷行人卻毫不扭捏地以他們為自己的啟發者,認真仔細地檢視他們的論著,實在是難得一見的作風。

柄谷當然不是第一個重讀經典的人。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寫過一篇題為《為什麼要讀經典?》的文章,把「經典」定義為在任何時代都可以讀出當代意義的作品。事實上,以古典為基礎創造新的思潮,是文化更替的另一種形態。比如說,在公元三、四世紀,新興的基督教以新柏拉圖主義來建立自身的神學、中世紀之後又以亞里士多德學說來建立經院哲學;而文藝復興則是擺脫基督教的束縛,結合古羅馬和希臘文化以及最新的科學方法,所產生的託古創新的運動。

所以柄谷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復古。他想指出的是,康德和馬克思的核心思想,到了今天依然沒有落伍,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適時。不過,要在這裏簡介柄谷的思想,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更不要說通過他的書去轉述康德和馬克思了。對於不熟識柄谷行人的讀者,我只能對本書的背景略作介紹。《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初出版於二零零一年,是柄谷行人九十年代的思考的結晶。七、八十年代初出道的時候,柄谷主要從事文學批評,重要作品有《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他自言當初非常討厭體系性的思想,只想當個批評家,但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東歐變天,令他醒覺到要推動社會變革,必須提出結構性的理論。《移動的批判》可以說是他思考體系問題的一個轉折點。之後他便陸續寫出了《世界史的結構》、《邁向世界共和國》、《帝國的結構》等格局宏大的論著。

所謂「移動的批判」是個很難簡單解釋的概念。柄谷認為康德和馬克思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在視點之間移動,對既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思想體系進行批判。而柄谷自身,則在康德和馬克思的視點之間移動,「從康德閱讀馬克思、從馬克思閱讀康德」。早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柄谷已經對視覺藝術和文學中的「深度」問題有所批判,認為這是形而上學的表象/本質二分法的視覺假象。相反,他採取的是一種橫向的觀看方式,即把看起來好像是互相衝突的觀點,置於對等的水平同時思考。他利用康德的「二律背反」來說明「移動」的觀點,即當視覺被轉移,從不同的角度觀看,一個命題的正方和反方都可以證以為真。但這並不是粗糙的相對主義,而是了解正之為正和反之為反的可能性的思考方法。用康德的話來說,就是超越論的統覺。於是,當我們從「理論」(理性)的角度去判斷,便要把「實踐」(道德)置入括號,反之亦然。我們不能只把理論或實踐的角度,當以為真理的唯一準繩,而是要同時和交替地考慮兩者。

上面的簡介肯定不能說明什麼。就柄谷所試圖建立的體系而言,他主張以「世界共和國」(康德的「目的的國度」)和「共產主義 associationism」(絕不是一黨專政的極權式共產主義),來對抗「國族-國家-資本」的聯合體。他認為抵抗的重心不應該是生產而是消費,因為消費者的位置是個人擁有最大自主權的位置。他曾經組織消費者聯盟New Association Movement,把理論付諸實踐,後來卻因為組織內部的意見分歧而解散。

無論你是否認同柄谷的觀點,你不能否認他是個思維能力非常強大的作者,而他對於改變世界的決心,對於建立更公義的世界的道德感,是令人澟然動容的。只是,在這個泰山壓頂、迫在眉睫的時刻,談論《移動的批判》,總有遠水不能救近火的焦急,和理論不能付諸行動的納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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