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Shock》 年輕記者英文書寫 反思新聞與暴力

前一晚才在維園勞碌整夜，為外媒報道採訪六四三十一周年集會，翌日午間，一臉倦容的陳摯恆（Holmes Chan）換了身位，這次輪到他受訪，談他和一羣年輕記者一起合寫、五月底出版的新書《After Shock》。

《After Shock》，意即「震驚過後」，書中集合的正是Holmes和十位在媒體工作時認識、都是「二字頭」朋友，回顧過去一年令人震驚的抗爭運動後寫下的英文散文。每篇文章題材不一，寫親身跟訪周梓樂事件、中大理大衝突期間和之後的感受，也論個人對新聞寫作、傳媒自我審查以至記者崗位的反思。作為此書的編輯兼作者，Holmes充滿自信，這羣年輕記者的文章，是香港英文媒體中，「未有出現過的觀點」。

反思個人也在反思新聞學

Holmes笑言，編《After Shock》有部分原因是為了自己。去年九月，當時他還在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當記者，經常到抗爭現場前線採訪；但作為記者的他，也與一般香港人一樣迷惘，對眼前的一切有許多困惑。於是，他便向一羣他認為觀點獨到、觸覺敏銳、在英文媒體工作的朋友邀稿，希望他們以散文（essay）形式，寫出抗爭運動中對他們而言重要深刻的事。

會想讀他人的散文，是因為Holmes覺得，基本的新聞報道解決不到自己內心的困惑，而散文的特點在於，「好多時作者落筆時不知道終點，落筆那時還很亂，但隨着他愈寫——或者不會去到結論——就會行前了。」他覺得，讀着作者從文首到文末之間的掙扎過程別具意義，縱使作者的掙扎不盡是自己的掙扎，但至可受到啟發，並找到同樣困惑的同行者，「起碼我沒那麼孤單」。

結果，收得的稿都像「採訪手記」，每位作者都坦誠寫下了身為記者的掙扎，然而，探討「新聞學」（Journalism）本非Holmes編書的意圖，「我跟他們說，不一定寫與記者相關的事，可以純粹寫personal life的東西。但他們與『反送中運動』的connection就是他們的工作，所以他們要寫『反送中』，無可避免就要寫journalism，如果要反思『反送中』，就是反思自己的工作。」在當下，作為記者，就算放下了新聞書寫的包袱，想更個人地自述感受見解，但私人似是已不可與公共完全切割。

令人震驚的是暴力

抗爭運動充斥着暴力，暴力令人震驚，記者目擊這些暴力，如何處理暴力是工作的一大命題，暴力的震撼也影響了記者的生活。是故，書中多位作者不約而同提到「暴力」，新聞應如何呈現暴力，又或人如何受暴力所害。

像Holmes所寫的一篇，就是想探討「暴力與語言之間的關係」。過去一年在抗爭現場採訪的工作讓他思考，寫出的報道文字與實際目擊的暴力總有落差，「特別是做英文媒體的記者，文字諸多制肘，以致事情會有失真的情況出現。」Holmes認為，當暴力在香港變得無處不在，大幅改變了社會生活，但新聞語言還是二零一九年前的一套，「那即是文字fail了。」就如「過度武力」（excessive force）、「混亂爆發」（chaos erupted）等詞，如今已失去應有的意義。

另一篇題為《Voiceless》、隱藏署名的文章，則揭示了「網絡暴力」對人的侵害。作者寫道，自己在facebook討論香港抗爭運動的帖文，被轉發到微博上，招致「人肉搜尋」、網絡欺凌，威脅甚至波及身在中國大陸的家人。作者因而不得不噤聲，自我審查。Holmes透露，「這是最難約的一篇」，作者在事後一度無力寫作，是他約作者飲咖啡傾談，再鼓勵對方將對話內容寫成文章，才終收到稿件。

香港本位的英文寫作

《After Shock》的寫作語言是英文，但其目標讀者，不是外國人，而是本地人，又或海外的香港人。「（這些）用香港作為主體寫的英文文章，目的是想reach到香港現在的discussion。」Holmes說着，然後從背包拿出兩本近期出版、談論香港的英文著作，並點出本地英文寫作的奇怪處境：用英文寫香港，好像定必要外銷給外國人閱讀，所以不少講香港的英文書，揭開就是亞洲地圖、介紹香港地理位置，繼而再用一整章去解釋何謂「一國兩制」，最後附上一列參考文章。

「如果香港英語系文學永遠對外，那就會失去一定的深度。」Holmes基於這樣的信念，編《After Shock》時，視角預設了讀者是本地人，「不會解釋什麼是7/21，正如在《New York Times》寫9/11也不必解釋一樣」。如是，他希望散文集能吸納到傳統中文場域中被排除的作者和讀者，改變過去香港英文場域的潛規則。

「香港的英語文學可否有某程度的主體性？」這亦是《After Shock》留下的一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