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五月，台灣出版社印刻文學推出《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有別於傳記與訪談，是一部余英時政論集。新書由資深出版人顏擇雅主編，輯錄余英時尚未結集的政論文字與訪談，橫跨一九八二年至二◯二◯年，印證多年來其史學思想與政見一體兩面，結合歷史觀察與現實批判，如暮鼓晨鐘，留下精闢獨到的見解。
顏擇雅以筆訪形式，分享是次新書結構脈絡的編輯處理，政論集之出版價值等，她直指這些政論文章呈現最重要的精神，便是「做該做的事，講該講的話」。
明：《明周》
顏：顏擇雅
明：你提到編輯這本《余英時評政治現實》的源起，是因為現有較少整理余英時先生的政論。你認為這些政論文章呈現了他哪些重要精神？
顏：最重要精神就是他常講的：「做該做的事，講該講的話」。他總認為自己說出的事實並不只有他看見，道理也不只有他知道，是別人想說或無法說，或乾脆不想說的。也許是認定說了也沒用，也許是為了賺幾個錢。
余英時則從來不問自己說話有沒有作用，會招來什麼笑罵。他只求無愧於心。
明：可否分享這次結集成書的過程？有哪些挑選的標準？
顏：余英時尚未結集的文章與採訪其實非常多，不是一本書可以盡收。既然這本書定位是他評政治現實，歷史與思想論述就不收了。關於台灣的論述也收入不多，因為台灣的民主化畢竟已經「輕舟已過萬重山」，並非他人生最後掛念。所以本書選文，是以他評論中國大陸與香港兩地局勢的文章為主。
不過，我主動編輯這樣一本書，還有一重要原因，就是我知道余英時的政論不只有本人創作，也有別人做的訪談。像二◯二◯年評論《港區國安法》那篇〈展望香港的前景〉，因為是筆談，等於他親筆寫成的系列短文。二◯一八年〈沒有政權能恃暴力而傳之久遠〉雖是面談，他卻把逐字稿整篇重寫。這時他體力已衰，兩篇都花了他一個月以上時間，當然重要無比。
我清楚一般出版社不會把本人文章跟別人訪談編成同一本。因為著作權處理起來很複雜。但我覺得余英時政論一定要把兩種收在一起。這種事最適合由我來做，因為我有多年為大出版社處理著作權的經驗，別人覺得麻煩的程序，我可以很快完成。後來編好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作者除了余英時，還有十個不同的訪談者。
明：在編輯目錄，以近年的文章為先，繼而六四為分界線，請問在整理文章時為何有這個決定？呈現哪些脈絡或轉變？
顏：一開始最頭痛的，是哪一篇當序，哪一篇當結語。序本來以為要用一九九〇年那篇〈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因為它知名度大，迴響多。
後來，我是覺得放最前面的文章應該要展現余英時以理服人的一面，才決定改用〈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當作代序。當然兩篇都是精鍊簡潔、神氣昂揚的小品結構。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特色是慷慨激昂，充滿感染力，〈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則是說理利落，有一股快刀斬亂麻的氣勢。
我希望這個安排，可以為〈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一文贏得更多讀者的賞識。這篇完整交代了中國現今政治模式與傳統的關係，可說完美結合了余英時的史觀與政治觀。
這樣，〈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只能作結語了。大家有沒發現，它讀起來還真的很像一篇遺言？當作結語簡直渾然天成。
編書時我就覺得奇怪，兩篇都那麼好，生前怎沒收入文集呢？今天不可能問到答案了。我只好亂想，難道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就是要讓兩篇成為這本書的代序與代結語？
其他文章則切成三部分。二〇一八年後的三篇當作「最後見解」放最前面，原因很簡單，就是這三篇最貼近此刻現狀，最重要。「六四之後」跟「六四之前」切開，則是因為余英時的看法有因為六四而大變。這點，光看他怎麼評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句話就知道了。六四之前，他對這句話雖然有意見，但不算很反感。
正因為六四有改變他看法，本來六四之前的文章是不必收的。後來特別收入〈香港問題私議〉還有《七十年代》李怡專訪，放最後面，這決定其實是為了香港。我希望把他關於香港九七的評論全收進來。
對香港的意義
明：余英時的史學與政見一體兩面，所輯文章橫跨年份甚長，當中哪些重要見解評論可與現時作參照？如今再讀，哪些論述最令你深刻？
顏：香港讀者讀到〈香港的政治變局與社會變遷〉一文，應該可以發現余英時早在一九九七年，就預言了香港將出現地產霸權了。當然他沒用「地產霸權」這四字，他用詞是「大資本家專政」。
近日造成話題的「香港從來不是殖民地」爭議，則可以參照〈九七思前想後〉一文。照余英時解讀，如果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交接時間何必選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呢？這不等於承認一八九八年的新界租約是合法的嗎？都承認租約合法了，怎能否認一八四二年與一八六◯年條約呢？無法否認兩種割讓條約的有效性，不等於承認香港島與九龍真的是殖民地嗎？
明：在〈展望香港的前景〉的編按（頁52）中，刊有余英時言及「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以他過往的文章，你認為他對香港有哪些重要的見解及情懷？
顏：余英時一生有兩段期間生活在香港，第一段是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五，第二段是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第一段對他學識的養成太重要了，所以《余英時回憶錄》有整整四分之一篇幅，都在寫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這段香港歲月。
他當時除了在新亞書院學習中國史，還利用美國新聞處、英國文化協會的藏書大量閱讀西方近代思想。他勤於筆耕，參與多種刊物的編輯，離港前發表的文章，一共結集成為六本書，主題全是圍繞着平等、自由、民主這些概念。二十五歲前就寫完六本書，產量是很驚人的。想想他當年如果不是去香港，怎可能有如此豐碩成果？
如果待大陸，一定在五七年被打為右派。來台灣，則思想到處都是禁區，寫文章也不可能暢所欲言。是香港（五十年代）的自由空氣，打開青年余英時的眼界，磨利他的筆鋒。他有香港情懷是應該的。
至於他對香港的見解，從一九八二年〈香港問題私議〉一文可知，他打一開始就不看好一國兩制，對香港前途感到悲觀。他甚至不認為香港工商界人士明白自由與繁榮之間的關聯。這樣，港人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到了《港區國安法》還在告訴港人：「今天恰恰是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最好時機！」前一句就表明他知道困難，但這個「最好」是比較出來的，比較基準是一九八二年以來。
一九八二到二〇二〇算起來是三十八年，余英時等於看到想法跟自己趨近的香港人是愈來愈多。所以他當然不會放棄希望，也不認為港人應該放棄希望。
明：此書的出版，你認為在台灣和香港分別有哪些意義？
顏：跟香港人比起來，台灣人對中共的看法是比較天真的，因為台灣沒吃過左派暴動的虧，解除戒嚴（一九八七）以前也沒有左派文人的活動空間。所以這本書對台灣的最大意義，就是深化台灣人對中共的認識。
至於對香港的意義，我想套用余英時本人的話，在〈香港的政治變局與社會變遷〉一文的結尾：「香港還大有人在，有人，便有希望！」
知識人的公民責任
明：以你個人來說，你認為余英時有哪些值得尊崇的地方？
顏：我最欣賞余英時自得其樂那一面。很多人以為他過世前遇到百年大疫，整整一年半不能見客，心情一定不好。那是不可能的。有人去看他，當然他很開心。但沒人去看他，他想看書就看書，不然看看棋譜，或電視轉播的網球賽，也是很自在的。當然，也要謝謝陳淑平把他照顧得很好。
明：可否分享你和他交往過程中，較為難忘或深刻的點滴？
顏：我覺得余英時性格有很西方的一面，這是較少人提的。例如他一向把已經畢業的學生當作朋友，不喜歡麻煩學生做事，包括編文集。哥倫比亞大學幫他出的英文學術文集上下冊，主編丘慧芬與Michael Duke就不是他學生。他表妹張先玲是「天安門母親」，二◯一二年來台灣旅遊，他也沒麻煩學生去接待，所以只有把我的電話給她。
至於他身上很中國的部分，我有看到一點，就是不愛拒絕別人。二〇〇八年六月底，他來台灣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是他榮獲克魯格獎後第一次到台灣，《中國時報》就大打廣告說即將舉辦一場他跟楊振寧之間的對談。楊振寧親共，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書中有一篇〈「六四」過後的浮想〉就是罵他的，但沒寫出名字，只給「戴著桂冠的」還有「物理學家」這些線索。兩人不對盤並不算秘密。主辦單位竟然要撮合他倆對談，太瞎了。
我就問陳淑平：「怎麼不拒絕呢？」
她答：「沒辦法啊，中國人很麻煩的。」
後來是余英時一飛到台灣就病倒，當晚就住進醫院。再來七八天，雖然只要醫生允許他還是配合出席一些活動，演講啊，獲頒名譽博士等等，跟楊振寧對談這場卻臨時改換形式，變成余英時自己講自己的，楊振寧則跟別人同台。
這一病折騰了兩年，常要跑醫院，做化療。期間我每次問候，陳淑平都說幸好是在台灣發病，才不必跟楊振寧對談，她說：「這是因禍得福！」
明：余英時多番提及知識分子的公民責任，如「做知識分子的等於一面鏡子」（頁294）、「現代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頁296）。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顏：余英時從二〇〇二年開始，就改用「知識人」一詞，不再用「知識分子」，所以我也用「知識人」回答這題。
余英時筆下的知識人，最重要是一種自覺，一種不看重私利，純從公眾利益着想，憑着知識與理性去做社會批判的自覺。
博士、教授如果沒有這種自覺，頂多是知識工作者或學術工作者，不算是知識人。
在台灣或美國這種言論完全自由的社會，罵當政者不只不會觸犯禁忌，而且永遠有人愛聽。如果是為反對而反對，不是為了公共利益，這種人也不算知識人，不算社會的良心，頂多是言論市場參與者。
做學問的熱情
明：綜觀余英時一生，有此學養和視野，既有個人努力，也有時代際遇，如果有志青年，以他為典範，可以如何裝備自己？
顏：要做余英時那樣的大學問家，對於研究領域沒巨大熱情是不可能的。例如他選擇中國思想史，就是想知道中國近百年命運，到底是歷史規律決定的，還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他會對這題目有熱情，當然跟他親歷一九四九年世變有關。
問題來了：親歷世變的中國人那麼多，怎麼只有一個余英時？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海外學人也不只余英時，為什麼只有他持續關注兩岸三地政局，發表這麼多批判言論？可見，要有余英時那等級的熱情，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選擇要走學術路線之前，最好三思。
幸好，要做余英時那等級的知識人，不見得要從事學術工作。記者挖掘被隱匿的真相，律師為人權奮鬥，也都可以發揮跟余英時同等級的影響力。這樣的記者或律師只要專業夠強，又不識時務即可。
明：你認為現時華人社會還能出現像余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嗎？
顏：不管哪一個華人社會，都有熱愛自由的人。香港搞不好特別多，因為香港曾有長久時間，都是華人世界最自由的地方。現在問題是在熱愛自由的人裏面，多少人願意不識時務？在我眼中，香港目前還滿多的，雖然有移民潮，卻也有不少人留在香港繼續奮鬥。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不夠多。但余英時是這麼說的：「我想不識時務的人總要有，也不在多，能夠有少數就行。」
PROFILE
顏擇雅，金鼎獎專欄作家，著作有《愛還是錯愛》、《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等。二◯◯二年創辦雅言文化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