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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之年】職工盟解散後患創傷後遺症 末代主席黃迺元工運路上續耕耘:改變唔會從天而降

職工盟解散
三十年汗與淚

在教協宣告解散後不久,十月三日,職工盟會員大會以大比數通過解散,在卅一周年這時間點劃上句號;作為本港最大規模的工會聯盟,旗下擁有過百屬會,對工業行動影響力舉足輕重,工盟的解散,使人們看淡獨立工運的未來發展。

那邊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黃迺元正忙着籌備記者會,控訴港鐵對外判工人的剝削。「我們開記招好難,找不到場地,唔通去酒店的ballroom ?定係大家嘟完安心出行喺酒樓飲住普洱講?」他舉例說明工盟結束後搞工會的難處。他的另一身份則是工盟的末代主席,解散決議正是由他扑槌。

「有人會說,其實你們職工盟是否可以撐耐啲呢?」他嘗試梳理當時的雜亂思緒,平靜過後,始察覺自己患上了創傷後壓力症(PTSD)。工盟解散既成定局,黃迺元也沒怎麼思前想後便重新上路,專注於自己的清潔工會,因他深信改變不會從天而降。

黃迺元是職工盟末代主席,本身在清潔公司任職管工,兩年前加入職工盟。

新紮工會人

職工盟曾在九月舉辦三十周年展覽,記招當日黃迺元也在場,面對鏡頭顯得有點靦腆,亦不多說話;三個月後再見,還是那個黃迺元,說起話來仍是斷斷續續,只是身形胖了、樣子蒼老了。「成日食farewell飯吖嘛,同埋好多人都話我殘咗。」他擺着一臉無辜的樣子說。他相約記者在他家中詳談,這裏暫時成為清潔工會的陣地,客廳牆上掛起一白板寫着議程,地上則有兩隻貓在散步。

黃迺元也坦承自己在社運圈裏知名度較低,是工盟令他出名。任職清潔管工的他本身並不是工會人,在一兩年前才加入職工盟,連隊衫也沒有太多件;正式接棒成為主席,發生在工盟解散前不足兩個月。他仍清楚記得第一天當上主席的心情:「戰戰兢兢囉,到現在還是未太習慣面對一大班人說話,還是一個仍未處於leadership狀態的人。」

在工盟的日子對他而言是種衝擊,令他由一個不太投入羣體生活的獨行俠,變成團體裏的一份子。話語間,他常常提起人哥(李卓人)跟Carol(吳敏兒)兩位前主席,說自己是不同級數:「始終珠玉在前,究竟會員會怎樣期望我這個主席,這個是我經常在想的問題。」

不得不作艱難決定

事實上,黃迺元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期望,尤其作出重大決定時。櫈還未坐暖,眼前便出現了解散與不解散的抉擇。「所有事情對我來說都是發展得很快,當我加入工盟成為核心成員時,未想過突然解散的事會發生,但眼見整個公民社會崩塌的速度,讓我們意識到這個可能性。」

當他看到教協這巨人倒下,自覺工盟遲早避不過宿命。由宣布討論解散到真的通過解散,他形容那兩三個星期過得漫長,食唔安瞓唔落,承受到那種迫在眉睫的壓力,「當時是不知道怎麼跟職工盟的成員交代,以及,對公眾期望的落差。」

才剛上任主席,便要替三十年的志業劃句號,黃迺元承認,自己不多不少受到非議,「我想他們不會說我是千古罪人吧?」他瞄着天花,頓了一會才續道,當時只考慮到團體裏成員的安全:「的確,做了一個很沉重的決定,希望去保障這個團體裏的人。我個人是可以堅持久一點、犧牲多一點,但我不可以代其他人去做這個抉擇。」

「大台」消失後的工運路

職工盟的善後工作還在進行中,他最近很少回到永旺行的總部。那單位是數十個工會的註冊會址,又是他們開會、開記招的地點;工盟解散後,作為清潔工會會長的他,明瞭基層工會的營運將百上加斤,「小型工會財政不豐裕,很難經營會址。」

除了場所,職工盟以往還提供法律支援、政策研究,支持做工人權益抗爭;現在缺少了這種back up,工人都要親力親為,「基層工友面對長時間重複性、高勞損的工作,未必有能力和時間看那疊厚過馬經年鑑的文件。」他用基層的腔口舉例說。

忽然記起六、七年前的「去大台」風潮,職工盟當時也是榜上有名的大台;如今真的被人拆大台,人們又有點徬徨。「後生仔想離開學校做嘢、搬離家中自立,跟被人踢出校、被家人趕走是兩回事。」

「當時要去大台,是因為人們希望有新出路,認為搞了一百幾十年也好像沒什麼進展,可否換新方式看看有沒有新局面,這是人們的期望,但現在是有人攞走你個大台,在你毫無準備的情況之下,是被消失。」

後工盟時代 人人有責任

他預想,基層工會的發展,將來只能實現小修小補、或要待特殊勞資情況出現才能「做嘢」。工盟仍在的時候,碼頭工人有外傭撐,紮鐵工人有空姐地勤撐,那種聯盟式的互相扶持、一呼百應,未來難再呈現。「像港鐵剝削外判工事件,如果工盟還在,會成為全香港人的事,但現在感染力顯然是不同。」

觀乎現時環境,再創立一個緊密平台好像天方夜譚,「有platform聯繫大家時,比單打獨鬥有優勢;但是,不代表單打獨鬥做不到事。」自認為年紀很「資深」但又不算在工盟待很久的他,特別感受到工運形式的改變,「職工盟是隨着時代轉變,人們對工運的想像不同而更新;就算工盟不在,只要大家仍然有心去關注,有想像力和行動力,仍然可以發生。」

除了想像力和行動力,現在搞工運還需要膽識;當紅線邊界愈來愈模糊不清,還有空間掙扎嗎?「既然係咁,紅線的意義是什麼?未來的事誰也不能估計,除非你乜都唔做。」他當然對未來工運路不樂觀,認為會很難行;選擇堅持,只因他不相信工人權益會從天而降。「就像《新蜘蛛俠》第二集,小朋友也出來頂住蜘蛛俠個位先。面對艱難情況,不要覺得自己有超能力才去承擔一些責任,普通人也應該挺身而出。」

未完的小說

職工盟解散塵埃落定,卻不代表黃迺元要做的事已經做完;他由衷地補充,自己的身形變化,除了是食farewell飯之外,還因為患上PTSD而暴飲暴食所致。這陣子常常回憶組織解散那刻的痛苦,很難受。

「但是,親人過身,你要哭喪哭幾耐?Instead of日日暴飲暴食,說自己有PTSD,不去回想舊事,我覺得,我要開始積極回應社會訴求。」眼見還有很多團體和人在堅持,仍有很多人用力地去愛香港這地方,令他也想變得更強。

「沒錯,現在真的很黑暗,但仍有一班人散發着光芒。不要停留在自怨自艾的漩渦裏,可能未來的路很難行,做到的事很少,但不可以就當什麼也看不到。」

他沒一絲猶豫地說:「自己不想停步,也不想移民。」他心中的理念是,當自己愈去面對,荒謬的威力才愈不會在自己身上彰顯。

“職工盟是隨着時代轉變, 人們對工運的想像不同而更新; 就算工盟不在,只要大家仍然有心去關注, 有想像力和行動力, 仍然可以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