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人生中填過幾多張form ？幾多張要填寫婚姻狀態？」岑子杰問記者。「每一次要填寫婚姻狀態，代表那一項措施也是與婚姻狀態有關。」報稅、買保險、申請學費資助、申請公屋居屋法援……數也數不清。
大多數人看婚姻，只見誓約的「神聖」一面。假如婚姻神聖不可侵犯，為什麼還要分成各種狀態？未婚、已婚、離婚、喪偶，狀態分類透露了婚姻的「功能性」一面，其實也是一個用作維持社會穩定和便利行政的制度。
既然一個人的「婚姻狀態」是如此重要，何以香港的婚姻法例，依然未能涵蓋為數眾多的「一小撮人」？
司法覆核像一場一個人的戰爭，岑子杰希望透過眾籌，令更多同志有意識，自己也是持份者。
不如先歸還所有人權？
岑子杰是彩虹行動成員，早前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庭聲明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的做法違憲，於九月中被裁定敗訴。法官周家明認為，申請人要求法庭將同性與異性婚姻完全視為同等，此舉野心太大（too ambitious），法庭只能審視特定政策或法例，視乎個別情況是否違法或違憲。
法官引述平機會去年六月發表《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的研究報告，假如有人挑戰現行政策涉及性傾向歧視，許多政策將會不堪一擊，部分甚至可能違憲。假如市民逐項政策覆核，或許會有勝算。早前有另一宗同志平權的司法覆核，法官認為香港公屋制度旨在滿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裁定政策不容許同性伴侶申請公屋的做法違憲。
「一條叉燒唔會賣，斬開十嚿，逐嚿賣就可以賣俾你。」當日往法院領取判辭後，岑子杰如此回應。今日接受訪問，他深入解釋了背後的理念。「如果人權是與生俱來，是否應該先將完整的人權歸還性小眾，再視乎社會有效運作的方式，決定『秤走』幾多人權？」
每一條法例其實都是一種限制，每一條法例都必然犧牲了部分人的權利。如何決定限制措施是否合理？政策需要符合「相稱原則」，其中一個重點是社會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是否取得合理平衡。正如司機有權在馬路上胡亂駕駛，但是行人就無法過馬路。交通燈的設計，其實分別限制了行人和車輛自由行走的權利，但是平衡了雙方合理使用道路的權利。
其他人視若平常的權利，性小眾要逐項提出司法覆核。
小眾議題 民主平台也難以處理
「現時的法例是先剝奪部分市民（性小眾）的權利，然後法庭要求市民逐項權利爭取，這種先後次序不是有問題嗎？」岑子杰不解。正如有人欠他一千元，為什麼他要求對方一次過還款是「野心太大」？為什麼要讓對方每次只還一元，分一千次還款？「就連對方是否欠債，法官都沒有明確判決。」
岑子杰認為，同性婚姻本來是政治問題，應該在立法會討論，法庭以三權分立的原則處理是無可厚非。「法治不止是由法庭把關，假如立法機構本身是邪惡，法官依法判案同樣是執行邪惡的人。」在目前的香港社會，明顯有一些人的權利被剝奪，立法或行政機關都未有處理。岑子杰質疑，法庭是否仍然可以視若無睹？
「即使少數社羣透過民主的政治平台爭取權益，其實都是浪費時間，因為永遠都是少數。」岑子杰表示，歐洲人權法院也有案例，小眾議題並非一定要交由立法或行政機關處理。「就算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當選的議員會有幾多個是性小眾？就算選到兩個陳志全入去，面對另外六十八個議員，可以點打？」反之，法庭可以用一種超然於政治的視角，以公平、公義、平等的原則審視少數人的權益，相比之下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平台。「這一切，視乎司法管轄區的人員，有多大道德勇氣。」
香港同志平權運動發展超過三十年，今年的同志遊行，第一次獲得十七個區議會成為支持機構。（圖片來源：香港同志遊行）
司法覆核不再是一個人的戰爭
「假如香港的司法機構跟得上國際趨勢的進步，司法抗爭的路線再辛苦，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因為在目前的香港，少數社羣難以透過立法或行政的方式，取回平等的權利。」岑子杰坦言香港的社運路線頗為可悲，無論如何改變受眾，也無法改變政治現實。這些年來，同志運動團體付出極大努力游說和教育，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議題終於取得接近八成市民支持，相關立法卻依然停留在九十年代開始的諮詢階段，「諮詢期」已經超過二十年。
為了減少司法覆核的法援分擔費，岑子杰盡量令自己「保持貧窮」：寄人籬下、壓低自己的人工，甚至去讀一個社工學位散盡積蓄—最後「窮到」只需要支付七百多元的分擔費。然而，去年當選區議員，岑子杰上訴的話，分擔費會大幅增加至十萬元。「行入一條不一定見到出口的隧道，而且起碼兩年不能甩身，我並不傾向上訴。」
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諮詢期」已經超過二十年，仍然未見立法的可能。
岑子杰從社運出身，一直相信羣眾力量。「司法覆核是一個人的戰爭，過程中難以有社羣參與。」他覺得自己不能代表社羣做決定，收到判辭之後，透過多個性小眾團體，發出「眾籌分擔費」的邀請。金額達標後，他再邀請社羣成員參與「傾偈會」，邀請法律界人士到場分析案件，由與會人士討論後決定是否上訴。
當日共有二十多人出席「傾偈會」，大多數人的擔心都非常一致，就是岑子杰一旦敗訴，會否牽連其他正在司法覆核的平權案件？律師解釋，當年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入稟，司法覆核公務員事務局的福利決定，以及挑戰稅務局以至政府對「配偶」的定義，在終審法院取得終極勝訴，案件已經「刻在牆上」。即使岑子杰敗訴，也不會影響「逐嚿叉燒買」，只是暫時不能「原條叉燒買」。
假如上訴的話，屆時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將會換成張舉能。假如張舉能一如坊間形容般保守，上訴是否浪費金錢？「張舉能上場後，司法制度會倒退還是進步？假如之後會有改善，我們也可以在十年後翻案。假如司法再倒退，不趁現在上訴還待何時？」岑子杰引述律師的解釋。
岑子杰親自簽署感謝卡，送給支持眾籌的成員。圖為他貼在感謝卡上的照片。
背後有三百多人同行
參與傾偈會的二十多人，最後一致決定繼續上訴，「我本來不想上訴，因為對人生有太多掣肘。當我發現有三百三十三人眾籌支持，加上二十多人一致決定，這次上訴不再是一個人的戰爭，背後有很多人與我同行，我反而覺得開心。」
「反送中運動改變了我。」岑子杰坦言，自己是從非牟利機構（NGO）出身，其實NGO也是一個專制的架構，缺乏民主成分。正如各大機構的年報，總是強調自己完成了多少工作，某程度上是需要顯示自己的能力，證明存在的需要。「在整場反送中運動，每一個團體都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使民陣遊行有二百萬人參加，當中起碼有一百九十五萬人，都不是對民陣有認同感的人。」
反送中運動令岑子杰明白，每一個同行的人，都是持份者。
岑子杰領悟到，同行的人應該是持份者。以眾籌分擔費為例，他刻意不在個人專頁發布消息，而是透過各個同志團體轉發消息給社羣成員，用了一段時間達到籌款目標。「這樣說或許有點自負—在個人專頁出一個post，我相信一日內就可以籌到十萬元。」岑子杰希望集腋成裘，每一個付出的人都有份參與這一仗。「我不是社羣的戰士，不是比任何人聰明，也沒有付出得特別多。我只是希望關心性小眾權益的人能夠同行，共同選擇未來的道路。」
岑子杰認為香港的社運路線可悲，即使能夠改變受眾想法，也不能改變政治現實。
反對婚姻 為何司法覆核？
「其實我是反對婚姻制度。」岑子杰坦言，早於十年前，他的興趣是在於摧毀婚姻制度，而非爭取婚姻平權。他曾經認真考慮過，在外國與男朋友結婚後，在香港再找一個女性結婚，測試香港政府會否控告他重婚。「只要搞清結婚的先後次序，任何人都可以擁有『一夫』和『一妻』。」他打趣說。
反同陣營的其中一句口號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其實，直到一九七一年，香港才廢除「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作為一種制度，方便社會運作，自有其功能。然而，假如所有親密關係都只能以婚姻來定義，岑子杰認為是不符合人性，等同立法規定每一個人都要在中午十二點進食午餐，而且只可以食豬扒一樣—一樣戇居。「假如每一個人的情感需要都只是來自一個人，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人出軌，也不會有第三者。」
即使岑子杰如此反對婚姻制度，他依然在二○一四年與男友在美國結婚。他笑說：「其實我一直嘗試說服他，兩個人之間的關係神聖，在於彼此相愛，不在於一張證書，證書不會發光。」相處下來，他才發現，原來有人真的十分想要結婚。岑子杰反思，自己過去的倡議，似乎不是想摧毀婚姻制度，而是想摧毀「一對一」的選項。「膚淺、天真、沒有深度……我可以用任何形容詞貶低想要結婚的人，我可以選擇不結婚，但是我不可以否定別人想要結婚的權利。」
即使反對婚姻制度，岑子杰依然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有選擇結婚的櫂利。
人際關係 何來等級之分？
突破思想框框之後，岑子杰終於願意答應男朋友提出的婚約。結婚一年多之後，岑子杰曾經問過丈夫，如果可以再選擇一次，還會否結婚？「老公說不會！到底是他明白了我的理念，還是開始對我厭倦？作為一個聰明人，我就沒有再追問下去了，哈哈。」
直到今日，岑子杰對婚姻的看法依然沒有太大改變，他本來就不認同狹隘的家庭觀念。「結了婚就是家人？如果我的老竇是何君堯，老母是譚惠珠，我不會有這些家人。」直系親屬、旁系親屬、遠房親戚、朋友、hi-byefriend、陌生人、敵人、仇人—岑子杰認為人際關係遠比這種等級分類來得複雜。
申請法援的時候，岑子杰需要申報家庭狀況。
「已婚。我不是和老公同住。我與前度同住。前度由我供養。（我答應過養他一世，難道要反悔嗎？）老公養得起自己。家母有男朋友。家父已婚。我由朋友供養。」
可以想像，法援署的職員在一問一答之間，相信是完全摸不着頭腦。
「我冇飯食，黃浩銘一定請我食飯，只要我夠厚面皮就可以。我全心投入貢獻社會，透過左翼的資源再分配理念去維持生活。」岑子杰直言，自己的人際關係觀，與社會主流的親密制度格格不入，他也不能清楚描述那種狀態。正如當初男朋友求婚，岑子杰開出三個條件：「我和所有的前度都藕斷絲連、你不會比我的社運工作重要、我一定會和其他人發生性關係。」
參與社運，爭取民主的過程，岑子杰發現自己也有不民主的時候，慶幸身邊有人提醒自己。
何謂家人？ 血緣關係與親密無關
有一段時間，岑子杰與六、七個人同住，大家會經常討論共同關心的事情，那個也是他的家庭。這種人際關係，是流動的，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大家未能同住，但是並不代表關係因此疏離。「經常見面的人，關係也可以相當疏離—例如你的同事。」岑子杰相信，擁有相近的價值觀的確較易建立關係，但是並不等於價值觀愈近似，關係一定愈親密。多年之後，岑子杰發現，人際關係其實沒有道理可言。「熟得到就熟到，熟不來就是熟不來。」
當選瀝源邨區議員之後，有做過紅衞兵的街坊表示非常鍾意他，有藍絲朋友會在疫情期間關心他的口罩存量是否充足。在岑子杰眼中，瀝源邨有好幾戶街坊都已經是他的「家人」。過去一年，大家一齊打選戰，一起面對疫情，一起處理三級火災。一年之間，生生死死，大家都經歷過。街坊有時會叫他放工上樓食飯，又會主動到辦事處執拾。「所謂家人，不一定要有血緣關係，而是大家的親密程度足以與家人相比。」
說到最後，重點又再次回到婚姻。「我與老公對於婚姻制度的看法可謂南轅北轍，我相信自己改變了他不少，但是他對我的影響，對我而言更重要。」丈夫為他帶來另一個視角，令岑子杰明白，自己曾經有一段時間，無視了其他人相信「一對一」的選擇。「在爭取民主的過程，往往會發現自己也有許多不民主的特質。我要一直提醒自己，永遠都要重視人的權利，人的價值。」
在岑子杰看來，人際關係難以用「家人、朋友、敵人」等概念分等級。人的價值，才是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