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言語》是漫畫家方芷盈（方包）的私人日記，請掃二維碼，聽她親自讀出日記內容。
眼前的數行文字，你讀懂多少？錄音裏的獨白，你能耐心聽完嗎？又能聽懂多少？
方包因出生時患德國麻疹，先天聽覺嚴重受損，她無法聽清自己的聲音，因而說話沒有健聽人士清晰。她習慣身處無聲世界，但在健全者佔絕對多數的社會，卻不得不遵從口語規則去交流。即使努力讀唇和發音，仍被視作低人一等。
《字字言語》揉合方包的感官經驗，邀請觀者感受在無聲世界嘗試讀懂聲音的艱澀，直批社會瀰漫的健全主義，並於香港首個Crip Art展覽「夬兒」（Crip: An Exhibition）登場。
展覽策劃團隊c.95d8創辦人之一楊小芳也曾因「殘疾」身份遭遇歧視，不過是另一個極端。她沒有雙手，早年做過運動員、畫家，近年專注於多媒體創作，被傳媒大讚為勵志故事。
「殘疾」這兩個字總與「廢人」或「超人」形象如影隨行。然而，方包與小芳更擁抱Crip的身份，讓外界看見更真實的自我。
夬兒藝術棱角鮮明 挑戰健全主義
在「夬兒」展覽現場，不少觀眾戴着耳機駐足細聽《字字言語》作品錄音。整段錄音只有兩分鐘，有個女生站了十多分鐘，將錄音反覆聽了好幾遍。「後來那個女生主動跟我說，她很想理解我想表達甚麼。她問我：『其實是不是我的問題呢？為甚麼我會聽不懂你在講甚麼？』」方包頓了一下，慢慢吐字：「我就是想大家聽不懂。
「你看得有多辛苦，聽得有多辛苦，換個角度看，我平時跟別人溝通，想要聽明白別人說甚麼，都一樣那麼辛苦。」方包說。
提到殘疾與藝術，人們可能會聯想到「展能藝術」，其參與門檻較低，讓不論過往藝術經驗，凡感興趣的殘疾人士均能參與及欣賞藝術活動並從中發掘才能。楊小芳表示，「展能藝術」有其價值，但往往只在慈善、復康界別出現；Crip Art想衝進主流藝術界，讓更多健全人士看見，並挑戰社會瀰漫的健全主義。
兩歲苦練讀唇、發音 聾人為誰學說話？
在健全者佔絕對多數的社會，人們習慣視「健全人」為「正常人」，視殘疾為不足和缺陷，由此形成的規範和價值觀滲透在社會方方面面。方包自小承受這種壓力。為適應主流社會，她兩歲起便被父母帶往聾人福利會學習發音和口語溝通，她形容像被「洗腦訓練」一樣。
她通過看唇形來讀懂語意，但人們嘴唇形狀和發音習慣不一，時常不能充分理解說話者意思。讀唇以外，她也學習發音。老師會讓她先模仿嘴形，再摸着她的喉嚨讓她感受聲帶振動，並把一張紙放在她嘴巴前確保發聲時有噴氣。健聽人士脫口而出的每一隻字，對方包來說卻意味着練習一百次，直到老師說她讀得對為止。
「你們（健聽人士）講一兩句都可以很舒服、簡單地說出來，但我們很辛苦才能說出來。為甚麼要付出那麼多？要訓練更多？就是為了跟你們溝通，我覺得有些不公平。」方包說。
方包十多年前畫的四格漫畫，記錄求學時期面臨重重困難。（由受訪者提供）
儘管她從小苦練讀唇和口語，嘗試融入主流，但她認為仍被健全主義社會視作低人一等。求學階段，她入讀普通學校而非特殊學校。雖然平時佩戴助聽器，但她經常聽不清老師講課，學校也沒有提供任何手語支援，導致學習逐漸跟不上進度，考試時常不及格，老師卻一味責怪她「不專心、不乖」，身邊有些健聽同學更曾取笑她是「聽不見東西的怪物」。畢業後進入職場也屢屢碰壁，很多公司認為聘請方包「很麻煩」，她幾經周折入職的第一份工作亦只能拿最低工資。
求學、工作倍感掙扎，痛苦根源似乎就是聽力障礙，方包可曾盼望恢復聽力？「其實我一直都不覺得，聽不到東西是一個問題。因為我一出生，我的世界已經是無聲，我不知道有聲的世界是怎樣，所以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反而健聽人知道我聽不到東西，才覺得我有問題。」方包說。她平時會戴助聽器，但在是次採訪過程中，卻不願被拍攝戴着助聽器的模樣。「好多人都覺得我們戴耳機（指助聽器）可以聽到好多東西，好似扮成一個聽得到的人。我覺得不需要特登扮出來，要接受自己聽不到、沒有了聽覺。」
方包在「夬兒」展覽另一幅參展作品中，畫下自己無法被健聽人士理解和體諒的沮喪。
我是聾人 不是殘疾人
身處無聲世界的方包喜歡將內心想法傾注於畫紙上，她二○一二年開設「我的無聲世界」網上專頁，希望透過漫畫讓健聽人士對聾人有更多認識。
她畫過不少因聽障而遇到的麻煩事：別人打來電話或發語音訊息，她無法接聽；點餐時發音不準，服務員以為她是外國人；疫情期間人人要戴口罩，她難以讀唇溝通。「完全聽不見是很不方便，但『不方便』不是殘疾。」方包說，「『殘疾』這個詞可能是次等、失去了一樣東西這類意思。我是一個聾人，但我不覺得自己是殘疾人，我只不過是聽不到，溝通需要多些耐心，但我們跟健聽人士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都是睡覺、吃飯、上班，每個人都要生活。」
方包兒時喜歡畫大自然，讀中學後逐步接觸漫畫，曾經畫過很多黑社會與英雄打架的情節，樂在其中。
細看方包的漫畫，她的生活日常與健聽人士也沒有太大不同。她每天都要出門上班，放完長假後工作總會昏昏欲睡；在家不小心撞到腳趾尾，會痛到直爆粗口；她喜歡聽音樂、唱K，也曾經苦練結他。
「很多健聽人士看我們聾人都比較表面，覺得你聽不到、講不到，你都做不了健聽人可以做的事，所以很多人對我識唱歌、學結他會很驚訝。他們沒有想過，我們會有其他方式去學習。」方包說。她聽歌時總會將喇叭調到最大聲，然後把它放近耳旁，摸着喇叭感受節奏，雖然聽不清歌詞在唱甚麼，但她很享受拍子和旋律，有時深夜播歌太大聲還被媽媽投訴，「音樂是一個靈魂來的，你不開心，你會聽歌，我不開心，我也會去聽歌。」
聽不見有時對方包來說也有「好處」，她在嘈吵的環境下亦能專心工作，睡覺不怕被雷聲、裝修聲吵醒，也不用過多解讀別人的無心之言。拒絕「殘疾」標籤的方包如今更願意用Crip來形容自己。「Crip是我們脆弱的地方，但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負面的東西，而是看你怎樣去面對它。每個人都有機會有脆弱的時候，每個人都可能是Crip。」方包說。
疫情期間強制戴口罩，妨礙方包（右）讀唇溝通。有朋友特意為方包戴上透明口罩，令她備受感動。（由受訪者提供）
遭受就業歧視 以夬兒藝術還擊
「殘疾」一詞，從醫學角度將經歷身體損傷（impairment）的人歸為一類，社會瀰漫的健全主義亦不由分說地默認他們有缺陷、能力不及健全人士，「夬兒」策展團隊c.95d8創辦人之一楊小芳也曾經歷過這種歧視。她九歲那年因誤觸高壓電線而失去雙手，十多歲移居香港後，憑藉雙腳和毅力，曾成為游泳運動員和畫家，近年專注於多媒體創作及行為藝術。
去年，她與c.95d8其他兩位創辦人鄭文越和林入到一間公司面試。他們三人順利通過簡歷篩選，但到現場，HR看了小芳一眼：「她隻手發生甚麼事？」「她無手囉。」鄭文越替小芳回答。HR沒有作聲，背向他們走到打印機前，冷冷地說：「我們不請這樣的人。」沒有手的楊小芳被當場剝奪面試資格，而身體健全的鄭文越和林入雖然進入面試，但或因過程中質問對方為何不給予小芳機會，最終亦不獲聘請。
「我們三個之前相處了兩年多，也共住過一年多，一直不覺得彼此有甚麼問題。不會說我有身體殘疾就弱一些，她們就要照顧我多些。但當我們跟外界接觸更多，別人就會幫你去定義。」小芳說。他們三人深深不忿，決定用自身擅長的藝術表達來回擊健全主義歧視，用Crip重奪身份話語權，這也是此次Crip Art展覽的緣起。
不被殘疾定義 以足代手如常生活
楊小芳很少自稱為「殘疾人士」，她說這四隻字對她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記者問她：「那麼你如何定義自己的Crip？」「我最Crip的狀態是我內在情緒問題，是大家看不到我的一面。譬如處理我跟家人的關係，我都覺得自己是很無能的。」小芳答道。
記者感覺驚訝：「我以為你還是會回答自己沒有手的狀況，但沒想到是情緒問題。」「是的。因為身體的Crip是一樣好容易解決的事情，譬如我沒有手，只是我的身體沒有手的功能，那我想一些方法去代替那就會解決。但是內心的缺失很難去彌補。」小芳說。
她出生於內地基層家庭，六歲便到街市協助母親宰雞，平日還需照顧弟妹。失去雙手後，楊小芳以足代手執筆寫字、提筷吃飯，如常生活。「我家人是社會中最基層的基層，他們是賣勞力的，用透支身體來換取報酬。所以我從小就覺得身體只是一個工具，當你小時候沒了手，不會覺得是甚麼大事，只會學習沒手之後如何繼續做事，用其他方法去代替。」
失去雙手後，楊小芳以足代手執筆寫字、提筷吃飯，如常生活。
失去雙手對大多數人應是重創打擊，但小芳卻說得如此雲淡風輕。記者忍不住追問：「那難道一點也不痛，也不怕嗎？」小芳愣了一下，笑着解釋道：「（失去雙手後）我也失去了痛感，我爆血管都不痛。（當時）也不會覺得怕的，你一沒了就沒了，你都反應不過來。我看回以前做手術的照片，就好像燒雞翼咁啫。」
她近年經常以身體為媒介進行創作：在《I’m Fine》中，她用身體與一塊藏着紅色火龍果的冰不斷摩擦，用身體熱力融化冰塊；在《Thesquirm》中，她將全身緊黏在一塊大型老鼠膠上，並設法掙脫。觀眾看來很痛的動作，對小芳來說其實沒有太大感覺，她甚至不自覺是「挑戰身體極限」，而是「呼應當下身體的狀態」。「這些行為藝術也令我思考，身體對我來說是怎樣的存在。我還能用它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很完美、很完整。」
忘記她沒有手
無論日常生活還是心理狀態，小芳都沒有因失去雙手而受到太大影響，她的朋友有時還會忘記她沒有手。
某年，她到雲南大理拜訪幾個朋友，對方誠邀她一起爬當地的蒼山，去看壯麗的瀑布。爬山路上並沒有人工開墾的行山徑，他們只能走在一條淺溪上，腳踏着很多不穩固的石頭，健全朋友們每走幾步就「啊」一聲，差點跌倒。但沒有手的楊小芳走在最前面。「他們問我平衡力為甚麼那麼好？因為我多年來有一個習慣，我訓練自己隻眼，先分析那塊石頭穩不穩，再探腳，確認穩才將身體重心擺下去。他們不是的，他們一來就踩。」小芳笑着說。
直至他們走到一處陡坡，需要手腳並用才能爬上去時，她的健全朋友才意識到：「咦，係喎，楊小芳沒有手！」不過他們仍沒有罷休，小芳讓一個朋友穩着她的後腦勺，另一個朋友推着她的背，給她一個着力點，她再以九十度的姿勢用雙腳撐上幾塊大石，成功爬坡看了一個小型瀑布。「因為我很了解自己的身體，我知道怎樣才能讓自己上去。」不過她如今想起仍心有餘悸：「那時候真是好鬼驚，旁邊就是深潭，如果我一跌，都不知道怎麼上岸。」
撕下再生勇士標籤 看見Crip多重真實
花費多年努力認識和運用沒有手的身體，楊小芳做到很多健全人士都不及的事情。在網上搜索她的名字，報道與讚譽無數，很多說她樂觀積極，屢屢挑戰身體極限，她在二○一一年更獲得「香港十大再生勇士」稱號。
不過小芳卻說：「我以前的報道全部都是這些詞，我是好討厭。當我不斷被人這樣形容時，我只是感覺自己被利用、被消費。」她亦因此有很長時間拒絕媒體訪問。
「我以前有做過運動員，提到我都是樂觀、陽光、正能量。也有人形容我沒有手，但畫畫好犀利，說我很積極、正向。但他們講的東西並不是在理解我的基礎上去講的，只是因為看見我是殘疾人的形象，再搭配一些常用的形容詞。這個社會其實好喜歡英雄，他們需要這樣的人物去鼓勵他們。但其實我不是一個樂觀的人，我不是一個超人。」小芳說。
楊小芳坦然承認內心存在脆弱部分，用Crip表達多面、真實的自我。
殘疾人士要麼被貶為廢人，要麼走往另一個極端，被捧上神台成為勵志故事，小芳不想被這兩種刻板印象代表。「人們喜歡選擇他們願意看見的東西，我們現在做Crip Art，就是想表達一些大家不願意去看見的東西，Crip可以讓我們賦予它更多意思。」
她認為，Crip不止用以打破看待殘疾人士的框架，也是解放被健全主義宰制的所有人，看見脆弱與痛苦均有其價值。「為甚麼要講Crip？放眼整個社會都是一樣，尤其是在香港，我們從小被教育要做一個強者，你脆弱的位置不可以拿出來給人知道，例如有人返工請假都會覺得內疚，你覺得你就是不應該病。這本身就是一種病態。」小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