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收費實施後我哋要點做？」政府宣傳短片中，處境劇清潔女工「羣姐」應聲彈出，告訴觀眾：「先去買指定袋！」接續便介紹指定垃圾袋的九種容量與價錢、大型垃圾須貼上$11標籤，提醒觀眾留意管業處的安排。
垃圾徵費原定於四月一日推行，隨着「死線」臨近，民間怨聲四起。除了抱怨為生活百上加斤，更多是對各樣物品應如何棄置的無所適從，於是想出了帶回辦公室丟掉、丟到馬桶裏沖走等千奇百趣的「妙計」。垃圾徵費「污者自付」的精神，除了嚇得市民將手上所有急急拋走，又有否提醒大家，仔細看看手上將要棄掉的，一開始是否必須擁有？
垃圾徵費宣傳片邀請「清潔工」羣姐教觀眾購買指定垃圾袋。（網上圖片）
恫嚇式宣傳 錯焦垃圾袋幾錢、點罰
綠惜地球助理環境事務經理陳永傑留意到，政府的宣傳策略一直強調如何將垃圾丟棄，而非從源頭就開始減少製造垃圾。他嘗試以金屬為例說明為何即使回收率提高，最終棄置的垃圾並不一定減少。根據環境保護署《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金屬棄置量於二◯一三至二◯二二年的十年間大增了四成，而回收量一直維持於九成。陳永傑指出「維持九成」這數字反映狀況的弔詭，解釋當市民丟棄愈來愈多金屬，而回收率一直維持於同等水平，意味回收量其實已不斷提升；這亦代表若維持現有消費模式與生活習慣，回收則永遠像小丑的手拋球雜耍（juggling）那樣，空中的球永遠沒有足夠的手接住，「我們前面不停地消費，後面其實怎麼都接唔晒」。
「點解唔用番大嘥鬼？」比起羣姐與藝人張繼聰，陳永傑認為邀請勸人「食得晒先至好買」的大嘥鬼擔當垃圾徵費計劃的宣傳大使更為合適。雖不確定官方是否為怕壓抑消費，刻意迴避提及避免使用、減少使用，及重用，但他強調，其實源頭減廢與提振經濟並無衝突，並援引南韓的經驗為力證。南韓一九九五年本着「產生者自付」原則，引入廢物按量徵費制度，其後更進一步收緊相關政策，棄置廚餘亦須收費。而根據當地環境局資料，南韓每人每日產生的家居廢物量由推行前一九九四年的1.33公斤至二◯◯九年的1.03公斤，十五年內大減23%。「你見到咁多年來，除了金融風暴那幾年，其實零售銷售數據都是上升的」。再者，選擇更物有所值、更耐用的產品，其實令生活質素得以提升。「如果你不斷買，就鼓勵產生更多即棄的東西出來。我反而覺得買咁多淘寶，買了不適合就丟，錢又嘥了，嘢又嘥了，生活可能差了。」
「大嘥鬼」曾於二○一七年出面力撐《巴黎協定》，亦曾於二○一八年夥拍林超英等社會名人宣傳於不同生活環節減廢。（網上圖片）
非一「爐」永逸 堆填區快飽和
強調垃圾的末端處理，並非只是垃圾徵費的宣傳策略。陳永傑留意到本港不少大型基建都聚焦垃圾末端處理，包括前特首梁振英任內提出的「三堆一爐」。擴建堆填區、興建焚化爐都是《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的重點項目。石鼓洲外海人工島現正密鑼緊鼓地建造本港首座垃圾焚化爐，預計二◯二五年落成。擬於屯門曾咀興建的第二期，則將緊接於二◯二五年動工，預料兩者每日合共可處理七千公噸廢物。去年環境及生態局長謝展寰更揚言本港有需要興建第三座焚化爐，選址包括明日大嶼或北部都會區。
環保署網頁稱，焚化爐利用熱能處理技術，用以減少最終須棄置廢物的體積至90%以上。陳永傑認為焚化的好處僅止於此，「你要想想，減了的東西去哪裏了？其實就在空氣裏，大家一齊吸」。他認為更堪憂慮的是，這些基建或會令廣大消費者更放心任意消耗，而非着意減少製造須被焚燒的垃圾。
去年進行燃燒機組組裝的垃圾焚化爐I．PARK1，預計明年投入服務。（ 《明報》資料室圖片）
而「三堆」中， 三個「香港策略性堆填區」的飽和程度同樣令人關注。陳永傑透過《公開資料守則》向局方取得最新統計數字。資料顯示，截至二◯二三年底，新界東北堆填區、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部分（原新界東南堆填區已於二◯二一年年底關閉），以及新界西堆填區的預計飽和年份均為二◯二六年。而去年預計擴建的新界西堆填區，規模由最初二百公頃縮減一半，預計於二◯二六年投入服務，「接手」時間預到「貼一貼」。陳永傑憂慮，近幾年垃圾量急增，若只靠末端焚化爐焚燒，即使如期投入服務，亦未必足以應付。
根據《公開資料守則》，本港三個策略性堆填區的飽和年份均為二◯二六年。
解決廚餘 減公眾對垃圾徵費的恐懼
即使政府加強末端處理，社區回收網絡配套若追不上，許多廢物根本沒法到達被處理的終端，比如廚餘。實施垃圾徵費，大眾關注點時常落於自費購買垃圾袋成本。由於廚餘散發異味，往往令市民在垃圾膠袋尚未裝滿時已須棄掉，不必要地增加了更換頻率與成本。陳永傑認為，若做好廚餘回收，定能減少公眾對收費的恐懼。
據環保署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二◯二二年數據顯示全港每日有約三成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為廚餘。「公共屋邨廚餘收集試驗計劃」於去年十月展開，至今約九十二個公共屋邨設智能廚餘回收箱，佔全港公共屋邨約三成半；收集到的廚餘會被運到環保署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PARK1）。環保署早前表示，計劃於本年內將服務擴展至全港所有公共屋邨。
去年十一月舉行的聯合國第二十六次締約方氣候會議（COP 26）呼籲各國減少甲烷排放，港府亦已訂下二◯三五年擺脫以堆填方式處理廢物的目標。陳永傑指，廚餘混合不同廢料會產生沼氣，相對其他大型基建的處理量而言，O．PARK已算很不錯，但兩期O．PARK連同另外的廚餘、污泥共厭氧消化系統每日合共可處理的廚餘量低於一千公噸，仍遠低於二◯二二年錄得每日3,302 公噸的一半。
然而，即使有一台可無限量處理廚餘的「無敵鐵金剛」，也不能原地將廚餘消化。翻查立法會記錄，就現時O．PARK1的處理量而言，其實尚未被用盡—二◯二一年及二◯二二年，OｘPARK1日均處理不足150公噸。除了須加強公眾教育，配套上又是否足夠支援？公共屋邨外，環保署亦於去年底開始接受私人屋苑申請，將為合資格屋苑免費提供智能廚餘回收桶。陳永傑建議申請門檻不應設得過高，例如戶數不足的單幢式住宅，署方可容許幾棟樓宇共同申請並共用一個，各區另可集運至O．PARK以減低運輸成本。
陳永傑指「循環經濟」早於國際間成為趨勢，香港的環保政策卻與經濟分道而行。他舉例，廚餘轉廢為能所生產的堆肥，除了肥力被指不足，亦與本地農業發展規模與方向不太配合。（《明報》資料室圖片）
哀嘆「無棉花棒買」 不如改生活習慣
不過，審視香港近年環保政策，也非全無從源頭減廢方向着手。全港每日即棄餐具棄置量驚人，即使每份餐具重量輕盈，重量也達日均227噸。管制即棄塑膠產品政策首階段將率先於四月二十二日世界地球日實施。先聲奪人的是「無棉花棒買」等日常生活用品欠缺引起的恐慌。「以往我們無膠袋好似會死咁，但慢慢我們都適應了用環保袋，我覺得是要用一些時間。」這次政策宣傳上雖出動了「大嘥鬼」，卻同樣只強調如「食肆堂食、外賣均不再提供即棄膠餐具」、「零售商不再售賣九種即棄膠產品」、「酒店不再提供免費即棄洗漱用品」等硬性規定，而非讓市民知道為何要配合，或坊間有甚麼替代方案。
陳永傑認為，要令市民適應上更容易，產品設計上其實大有可為，同時可鼓勵創新優質設計與生產。市面上不乏折疊式矽膠飲食器皿，也有生產商逐步改良設計，如避免在摩擦時產生微膠的餐具。而垃圾徵費同樣可推動更優質產品研發，有助推動循環經濟。
生產者責任制：按兩個樽相等一個膠袋錢 減輕市民負擔
落實討論源頭減廢政策，醞釀逾十年的膠樽生產者責任制至今仍只聞樓梯響。陳永傑解釋按樽制機制，指消費者在購買飲品時，須先繳付按樽費，按金於回樽時可退還。如訂立合宜按金標準，他舉例一元，許多人都會願意參與交還，「攞番自己嗰一蚊」。
而即使丟棄，拾荒者或可從其他途徑收集，改善收入。拉脫維亞及斯洛伐克也有研究顯示生產者責任制實行後，帶來使市容變得更整潔的好處。他指金錢誘因一方面能令消費者參與源頭減廢，另一方面，參考部分國家案例，生產商須達到如七成的固定比率回收量，否則須向政府繳交罰款，款項撥歸擴充回收系統用途。加上設立回收點及運作回收系統須一定成本，他認為或可推動生產商重新思考投資可循環注入（refillable）器皿的選項。
膠樽生產者責任制」去年於環境事務委員會上只討論了立法防線，預計今年將就法案內容呈交立法會。（《明報》資料室圖片）
再者，陳永傑認為垃圾徵費與膠樽生產者責任制其實可相輔相成，批評兩項政策現時「斬件做」，似是沒甚關聯，「如果從整體廢物政策來說，應該是一件事」。而且生產者責任制亦有望減少民間對垃圾徵費的怨氣以及須付之成本，「如果一蚊一個膠樽，買垃圾膠袋講緊是兩元一個，你用兩個膠樽去換一個垃圾袋返來，會令人條氣順好多」。
減少使用、推動重用，最後才回收、棄置無論垃圾徵費或管制即棄塑膠產品，說到底都講求作出生活習慣改變。陳永傑留意到如二手買賣平台、捐贈物資的慈善組織或地區羣組，認為都是非常值得鼓勵的減廢系統。提起環保署助理署長胡勁欣日前將地拖棍「鋸開佢兩嚿入指定袋棄置」的建議，「不是鋸開，應該想想怎麼重用，是不是可以送給其他人用？又或者可不可以當成晾衣竹用？」他想起關注拾荒者組織「拾平台」為街坊自製拐杖的經驗。曾有位步履蹣跚的拾荒者因顧面子，而且怕拐杖貴重易被偷走，不願使用。機構成員於是將地拖棍組裝膠座，為她特製一支，對方最終樂於使用。「我們對物件常常缺乏想像力，地拖棍只限於地拖棍的用途，而不是作為一枝棍，可有棍的其他用途」。陳永傑建議，可將現有物品盡量以各種方式重用，盡量延長它的壽命，最終一步才拿去回收。
綠惜地球助理環境事務經理陳永傑（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