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訪台南市環保部門，發現當地清潔工並非每日收集家居垃圾，而是一周四次。問原因，官員答因為減廢做得不錯。我打趣道，清潔工其餘三天不是很閒？
先不說閒不閒，不過減廢工夫做得好，倒很確實。
2015年，台南人均每日垃圾製造量為0.9公斤，計算公式是回收量加上扔到堆填區（棄置量）的總和。同樣的製造量數據，在香港是2.15公斤，是人家約1.4倍。說來丟臉，我們即使減去人均回收量，剩下的垃圾棄置量也多達1.39公斤，比對方0.9公斤的製造量多五成多。
我舉的只是台南例子，還未說減廢做得更好的台北市。後者成績好，與垃圾按量收費政策攸關，該法實施一年，垃圾量大減23%。相比，香港這個資源大嘥鬼，垃圾多，政策又不到位，醜死怪。
如果香港減廢成績拍得上台灣，前線清潔工可減少一半的操勞，你說多好。
最近，聽到關注香港清潔工權益的組織反對廢物收費，聲稱非法棄置會加重清潔工壓力，又指廢物由生產商及企業製造，理應先向業者開刀。
將心比己，大家應關顧清潔工的辛勞，但我在想，台北、首爾等減廢成果最好的亞洲城市，難道沒有同樣的挑戰？以首爾為例，在1995年落實垃圾收費後，才逐步推出廚餘回收、生產者責任、堆填區廚餘禁令等配套政策；台北也是在2000年推出收費後，才有限塑政策、垃圾強制分類及廚餘回收。
要求生產商先做當然好，但在香港的情景，這樣的「你推我讓」，最有可能是誰也不用承擔責任，而最樂的就是污染者。反而，先落實收費，然後大家看着荷包縮水，自會更肉緊地要求推出減廢措施及配套，讓污者承擔更大的環保責任。
至於非法棄置，在法規實施初期一定會出現，即使台北、首爾也一樣，但與其斬腳趾避沙蟲，不如促請政府加強回收配套及監督。然而，光靠食環署和環保署督察執法難免有點乏力，我建議像台北和首爾那樣引入公眾舉報制度，集合更大的監督力量，同時成為支持清潔工的重要後盾。
政府擔心舉報可能會破壞鄰里關係，但這明明是違法行為，不對在先，檢舉是公民應有之義，就等如看到「墨魚車」在馬路狂噴黑煙、判頭在郊野非法堆個泥頭山、有人隨地吐痰，難道就坐視不理？
說回文首台南的故事，官員跟我說，餘下不用收垃圾的日子，有些清潔工要做其他潔淨服務，有些則落社區宣導減廢。這，是否較每日為城市勞累執手尾好？容我再說一遍，把減廢和監督做好，其實是對香港清潔工最好的關顧。
（本欄目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