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說:那一代的香港人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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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是不是我們的距離?

世代說:那一代的香港人怎麼了?

15.03.2021
撰文•黃雅婷 攝影•劉玉梅梁俊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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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誰為我們劃分不同,定義世代?

二○○七年,社會學教授呂大樂嘗試整理論述,寫成《四代香港人》一書,他把香港人分成四代人,指出不同時代的香港人在成長至衰老的經歷中,被捲進巨大的變化,因而遇見不同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最後生出四代不同的人生經驗,使其在價值觀、文化意識與思想行為上都存在不同的差異。

在「四代香港人」的論說中,呂大樂認為香港的第一代人是「戰後嬰兒」的父母,他們早在一九四六年前出生或來到香港,因飽經戰亂,個性節儉又勤奮耐勞。那一代人為了生存往往存有強大的意志,着重家庭觀念,而且無法割斷與中國的關係。而第二代人為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五年出生的「戰後嬰兒」,他們經歷了香港戰後經濟的快速起飛,在成長過程中充分學習並成功應用資本社會的遊戲規則,他們深信精英主義,為人務實,在殖民生活下對中國保有一定距離。而第三代香港人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出生的一代,這代人成長期間,社會陸續出現壟斷和零散化的問題,引致他們在發展事業的機會上較上一代人狹窄艱難,這一代人開始質疑制度的公平性,又因其成長期經歷過六四與香港回歸的衝擊,本土意識漸漸長成,心底抗拒認同中國。

最後是第四代,出生於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比起上一代人受到更大程度的約束與支配,缺乏自決的空間,見證了香港回歸後政制的衰敗和無力。四代香港人的學說發表後,深被社會與學界討論,亦被套用於解釋新生代的民主運動中,然而不少年輕學者與社運人士都認為這樣的論說,只是將社會的矛盾歸結於世代利益與權力的爭奪戰上,無益深入思考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甚至矮化了當下社會運動的訴求,避談公民應對社會最終價值與理想社會的追求。

事實上,我們雖與上一代人活在不一樣的歷史背景中,亦在人生中隨歲月收穫不同的價值和美德,亦有各自的缺失與不完美,但面對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人心的不同卻不完全因為單純的年齡之別。

「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不同的生命歷程所產生不一樣的人生經歷的結果。這並不是年齡引起的行為與態度差異,而是同一代人他們在不同的時代中,對公義、公平和合理有了不同的理解。」呂大樂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亦如此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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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曾經鍍上黃金的盛世

從一些文章和歷史畫像中我們看見了上代人的成長。歷史造就當代人,當代人造就歷史。縱使有時光機,把兩代人互調時代,就能改寫今天的香港命運嗎?

陳冠中是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

他在《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中回憶中那代香港人不少心中都留有童年時期,戰後社會貧困而資源匱乏的記憶,那些日子在他們的腦內刻下了「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
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的信條。他說,那一代人對彼岸的中國大陸開始有了疏離,那時香港人慢慢再沒有上一代寄人籬下的感覺,再沒有每天仇大苦深想着香港是個殖民地。

「我們只是平凡的長大着,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我們的城市。」陳冠中說。

那代起,教育開始改革改善,經濟正輝煌起飛,島上人接受了西方思潮,靠近英美文化,聽西方的流行音樂,穿時髦的牛仔褲,趕在西化的潮流之中。六十年代香港社會有了抗爭的足迹,年輕人帶頭反對天星小輪加價,隔年發生六七暴動,增加了港人對對岸中國的戒心。往後香港又迎來了經濟高速發展期,社會處處先機,蘊藏階層冒升的機會。那是一個能依靠技術和知識改變自身社會階層的時代。人們後來回憶,都說那是香港的黃金時期,獅子山下。陳冠中也認為那時的人心頭難得沒有枷鎖,成長期意氣風發,總能自信地嚮往未來。「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時代塑造香港人典型的個性:擅長隨機應變,樂得投機取巧,典型港式精明,一貫效率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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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背後追隨命運的人

乍聽之下,那無非是一個叫人嚮往的鍍上黃金的飛揚年代,然而在歷史的大圖像下,我們不可忽略那些平民,還有一些為了生存賣力一生的人,那是美好卻多變艱辛的時代。呂大樂在書寫七十年代時,提到中學時期在中環閒逛,穿梭告羅士打行與舊郵政總局,那時他總能感受香港殖民的氣氛,西洋文化就在自己身邊卻同時又是一些陌生的東西,有種「由外加諸於身上的感覺」。他說,七十年代初的香港社會雖然在進步、揚飛,但距離富裕兩字仍有距離,一些人富起來,但仍有許多尋常百姓要為三餐疲於奔命,家中總動員的勞動工作才勉強足夠應付日常生活上的開支,當年除了存有童工問題外,已婚婦女在家做加工工作亦甚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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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香港遇上股災,經濟環境受到石油危機與世界經濟衰退影響,通貨膨脹與失業雙雙成為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就業與社會流動機會才再度上升,中產階級位置才普遍開放。同時,七十年代社會住屋條件惡劣,當時的公共屋邨設計仍未成熟,即便幸運地上樓,能居住在公營房屋的人仍然生活在擠迫而且簡陋的居所中,更不用提那些無法上樓,居住在板間房與籠屋的貧民。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書中,抽取了一段有關六十年代初期石硤尾徙置區安置區狀況報告,仔細地描述了石硤尾徙置區的市況:這裏有一條主要街道,兩旁有兩三層高的木屋或磚屋,地下那層全作商店舖面……住在這裏的大多數居民甚少有時間和金錢去玩樂……若將消費限制於若干範疇來定義,購買物品是為了應付基本需要。

當時的香港人仍未走進消費主義的年代,社會正在努力改善基本教育,嘗試增加識字人口,但直至七十年代初時,卻仍有十三萬三千多個年齡介乎十至十六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沒有入學,當中過半的失學兒童都需外出工作。社會的貪污風氣亦十分嚴重,書中有這樣的一句:「在街頭目睹警隊『派片』(賄賂)、收黑錢、包庇外圍賭檔,是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當時的年輕人不再相信制度的公平,書中引用一九七四年一份關於青年犯罪的調查報告,當中受訪對象年齡只介乎十二至二十歲,全為沒有犯罪紀錄的兒童與年輕人,結果反映當中有八成人並「不同意香港的法律公平」與「大部分警察是正當的人」,六成多人認同「賺大錢不一定要有真材實料的做法」,可見當時一代人對社會正義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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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種下冷漠與抽離

當提起香港保育歷史中,呂大樂亦特別指出大部分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人似乎對文物古蹟保育並不熱中,在香港會所被拆卸重建時,《星島晚報》更有聲音認為因香港會所是「充滿膚色優越感的會所」,故建築並沒有保留的必要,留下只會「徒使多數香港人留下不愉快的記憶」。在其後有關香港保育的激烈爭論中,那一代人的缺席與冷漠,或模稜兩可的態度亦被看成「無所謂、沒有看法或無意見」。這種缺乏強烈反應的態度於是亦被誤解為冷感與不關心。

呂大樂說:「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某種殖民經驗的表現。它既是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當時在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生活的被殖民者對殖民制度的回應……當中存在了一些裂縫,令後者可以與建制保持一點的空間。彷彿是一種消極的抵抗。」這種保育態度表現了那一代人在港英殖民環境下成長的經驗,呂大樂認為新生代很難明白那種疏離感的社會狀態,因為新生代「在九七前後的香港社會裏長大,看到的是另一個香港。英國—作為政治實體或者是一個概念—不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跟我們要牢記英鎊可轉換多少仙令、便士的一輩,以便應付公開考試數學題的一代人,自然有着很不同的經歷和主觀感受。」「在冷漠背後,存在更深層的態度,和市民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一種關係……長期以來,華人對待港英殖民制度的態度是互不相干。後者避免介入華人社會,減少引發反殖情緒的機會;前者樂得見到殖民政府容許他們尋找個人發展的空間,自己想辦法改善生活。這種互不相干的狀態,在不知不覺之間鞏固了生活中的社會距離感。」呂大樂在〈殖民冷經驗〉一章如此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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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城市面貌有了急促的改變。據呂大樂的紀錄,在一九七五至七七的兩年間,香港政府先後拆卸和重建了歷山大廈,搬遷了香港木球會,拆卸了郵政總局和告羅士打行與連卡佛大廈。至一九七八年至八○年,海軍船塢和兵房重新發展為金鐘與香港公園。到了一九八一年,香港會會所被拆卸重建,隔年又拆卸了美利樓。社會對此反應冷淡,一切到回歸前後,人們才對香港本土文化保育有了熱度,而天星碼頭鐘樓的集體抗議行動亦表現了香港下一代人對本土歷史與個人身份認同的訴求。

那一代人習慣在生活和政治有異化和割離的心理狀態,同時亦形成社會距離感。「所謂過客心態,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在香港生活,但不一定完全投入其中—尤其是那些英國人圈子及其文化的部分。殖民制度底下的平民生活,存在這一種抽離的狀態。現在,回望過去,對沒有第一身生活經驗的朋友來說,當時那一份社會距離感不易理解。」

呂大樂說:「今天理所當然的事情,過去不一定如此。」

撰文•黃雅婷 攝影•劉玉梅梁俊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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